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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性金融危机范文1
世界资本主义自2008年开始爆发全球性金融一经济危机，至今没有完全复苏。要说明这次危机的原因和性质，必须首先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
资本主义经历了一个长时间的发展和演变过程。特别是在20世纪的最后二三十年，资本主义经济的变化尤为巨大，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特征。第一，经济的信息化。信息技术是在电讯技术、电子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到20世纪70年代后，以微电子技术、个人电脑和网络为标志，推动了整个经济的信息化。信息技术不仅改变了商品和劳务的生产方式，使更多的物质产品的生产实现了自动化，大大加快了商品的流转过程，而且使劳务的远程即时利用成为可能，极大地扩展了生产要素的配置空间。信息技术还对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包括交流、交易、教育、娱乐等各个方面。第二，经济的服务业化。这表现为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第三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平均已达到68％，美、法等国甚至超过70％。服务业已取代工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部门。正是这一特征，使许多西方学者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第三，经济的虚拟化。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货币、证券、外汇、金融衍生品等非实物的虚拟资产急剧膨胀，其增长速度大大高于GDP的增长率，虚拟资产的交易额与实际商品和劳务的交易额相比已大得不成比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仅国际汇兑市场每天的交易额就高达14000亿美元，而与之相对应的实际的国际贸易只占5％－8％。虚拟经济在资产存量和交易数量方面都已大大超过了实体经济。第四，经济的全球化。虽然经济全球化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兴起和发展的一种长期和固有的现象，但这一过程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发生了重要变化，不但商品和资本的国际流动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而且货币与信息的国际流动得到空前的发展。世界经济正在商品、生产要素、资本、货币、信息的全面跨国流动基础上联成一体。
然而，在这些直观和表面的特征后面，还可以观察到资本关系的更深层次的变化。这包括以下几个重要方面。第一，在资本形态上，资本的社会化达到空前高度。这种高度的社会化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说明。一方面，是资本的终极所有权的高度分散化。在股份制发展和股票持有人日益增多的基础上，20世纪后期年金基金和共同基金的扩大更加分散了资本的终极持有，而法人资本和机构投资者的兴起则进一步提高了资本的社会化程度。但另一方面，高度分散化和社会化的资本却是集中在少数大公司和大金融机构手中由其支配，结果是强化了掌握着资本直接所有权的能动的资产阶级管理阶层的资本权力。第二，在资本结构上，金融业资本相对于非金融业资本占有主要地位。在今天的资本主义世界，银行资本、证券资本、风险资本、投机资本等金融业资本不仅对于实体经济中资本的运转和积累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而且对于一国甚至世界经济的稳定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金融业资本相对独立的过度膨胀大大加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不稳定性。第三，在资本占有剩余的方式上，资本通过实体经济创造剩余相对于资本通过非实体经济再分配剩余的重要性在下降。大量资本在虚拟经济领域的逐利活动实际上是再分配和占有实体经济中已创造的物质财富，这构成了过剩资本积累的新方式，也反映了现代资本主义腐朽性的一面。在资本家看来：“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而赚到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周期性的狂想病，已演变为现代资产阶级的一种经常性的病态。第四，在资本的实现条件上，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外部市场相对于其内部市场的重要性在上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的迅速积累和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效需求的相对饱和，在20世纪70年代后已形成了全球性的生产过剩和积累过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创造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已越来越难以在其内部充分实现，而不得不更加依赖于发展中国家现实的和潜在的市场。几百年来，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对外部市场的依赖从未达到现在这样高的程度。
以上的特点表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对这个新阶段，左派学者有各种不同的概括，如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阶段等等。我倾向于把当代资本主义称为金融化全球化的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划分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发展阶段，应以和资本结构变化相联系的资本主义制度结构演变的主导特征为标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作为金融化全球化的垄断资本主义，正是突出了这个阶段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导性的制度特征。它意味着：当代资本主义依然具有垄断资本主义的性质，因为作为垄断资本的巨型企业在资本主义的主导产业中仍然占有支配地位，尽管在一般部门中资本的竞争性有所加强；当代资本主义的垄断资本又具有全球化的特征，它们已经在生产要素空前自由国际流动的基础上进行全球化的资源配置，并通过跨国投资与并购来争夺、瓜分和控制主导产业的世界市场；当代资本主义的垄断资本更具有金融化的特征，不仅金融业资本及其交易已发展到在资本总量中占有压倒优势，而且非金融企业也大量从事金融交易，金融业和非金融业的垄断资本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中起支配作用的资本力量和获取高额金融利润的主体。因此可以说，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已不同于19世纪末期以前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或20世纪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一般垄断资本主义，或二次大战后到20世纪90年代前的国家调节的垄断资本主义，而是进入到一个新的金融化全球化的垄断资本主义阶段。
从以上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演变和当代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主要特征的简要论述中，可以初步得出几点基本判断。第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资本主义经济在资本积累内在矛盾的推动下，会不断地发生演变。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生产技术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具体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不断得到调整。这表明，资本主义还具有适应生产社会化而不断调整自身的能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演变也还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第二，尽管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面貌与古典资本主义已经完全不同，但资本主义最本质的东西并没有变。资本主义生产仍然以资本剥削雇佣劳动为基础，追逐利润仍然是资本主义经营的根本目的，资本之间仍然存在着竞争关系。只要资产阶级还掌握着政治统治，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演变就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制度的资本主义性质。第三，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演变既然没有改变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经
济制度的性质，当然也不可能消除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内在矛盾。现实的和潜在的各种深刻矛盾通过变化了的经济条件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仍然困扰着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并进一步加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腐朽性和不稳定性。这种腐朽性和不稳定性的最新最严重的表现，就是当前这场全球性金融一经济危机。
此次全球性金融一经济危机的特殊性
这场世界金融一经济危机的特殊性究竟在哪里，应该如何概括?我倾向于以下观点：这场发端于美国的世界经济危机不同于传统的工业主导型经济危机，而是一场金融主导型经济危机。这或许可以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经济虚拟化全球化条件下经济危机的新的表现形式。
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和危机基本上是工业主导型的，是由工业部门特别是制造业部门中的投资波动所直接支配的。在工业主导型的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发展过程中，金融因素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周期上升阶段较低的利率、充裕的货币供给、急剧的信用扩张和渐趋狂热的证券市场，适应了并大大促进了由利润上升预期所驱动的工业投资高涨；而危机时期的高利率、货币紧缺、信用断裂和股市暴跌，则成为引致和大大加剧工业生产及投资下降的推动力量。然而尽管如此，在工业主导型的经济周期和危机过程中，货币信用关系的剧烈波动和金融危机的发生仍是派生的现象，原动力还是来自工业部门。
此次经济危机则有所不同。美、英等资本主义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经济虚拟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使大资本日益依靠金融业的过度发展和“创新”来驱动实体经济的投资和消费。如果说90年代美国IT金融狂热与泡沫对推动当时的超长周期起了巨大作用，但在相当程度上还有实体经济中信息技术设备投资的实际支撑；那么在世纪交替时期IT泡沫破裂以后，美国大资本就更加依靠金融因素来刺激消费与投资，以保持经济的表面繁荣，攫取大量金融利润与实际利润。其中，住房抵押贷款特别是次级住房抵押贷款起了关键作用，这反映了居民住房的金融化，美联储从2000年到2004年连续多次降息(联邦基金利率从年均6.24％一直降到1.35％)，也配合并推动了房屋抵押贷款的扩张。结果，房地产金融的狂热不仅刺激了住宅投资和固定资本投资的迅速增长，日益上涨的房价、股价则借助财富效应扩大了居民以债务为基础的个人消费，并带动了来自全球的巨大的商品进口与供给。可见，这一轮周期的驱动力显然不是植根于工业部门，而是首先来自金融领域。而以房地产泡沫破灭和次贷危机为基础的金融危机的爆发，也必然导致美国和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用“金融主导型经济危机”来概括这场全球性危机的总的特征或特殊性是合适的。
由此还可进一步探讨此次引发经济危机的金融危机的类型。关于金融危机的一般性界定，金德尔伯格曾引用戈德史密斯的定义：“所有金融指标或某一组金融指标――包括短期利率、资产(股票、不动产和土地)价格、商业清偿能力等指标都产生了不同寻常的、短暂的急剧恶化，以及金融机构倒闭。”由此可以把金融资产价格急剧下降和金融机构大规模破产看作金融危机的基本表现。但金融危机的具体类型可能有所不同。就其与实际经济危机的关系，学术界通常将其区分为独立(于经济危机)的金融危机和(与经济危机)共生的金融危机两种基本类型。这种区分对于认识金融危机的具体性质无疑很重要。但我认为，共生性金融危机似乎还可以进一步分为两类：派生性金融危机和先导性金融危机。派生性金融危机主要与工业主导型经济危机相适应，它们是由工业危机支配和派生出来的；先导性金融危机主要与金融主导型经济危机相适应，它们虽然离不开实体经济中的矛盾这个基础，但对实体经济中矛盾的加剧和危机的爆发起着更为先导性的作用。这里的“先导性”，主要不是从时间序列的意义上说的，而是从逻辑关系的意义上说的。如果这个观点能够成立，那么这场开始于2007年的美国金融危机似乎就可以界定为先导性金融危机。
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在资本主义经济虚拟化条件下，经济危机已经日益转变为金融危机形式，工商业危机很少或不再发生了。我一向不同意这种看法。但在新的条件下，危机的形式的确有变化，独立的金融危机确实更为频繁，经济危机也可能具有更强烈的金融色彩。
此次金融一经济危机的根本性质
此次全球性经济危机是不是一次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在学术界也存在着不同看法。有些学者认为，这次危机爆发前，美国的制造业规模一直在相对缩小，生产并未超过需求，而个人消费却极其兴旺，并不存在生产过剩问题。所以这次危机的直接原因与往常不同，它不在实体经济领域而在金融系统。
对这种相当流行的观点我也不太认同。我的基本认识是，尽管这场世界经济危机中金融因素起了主导性或先导性的作用，但它的深层基础仍在实体经济领域，根本原因仍在于实体经济中的生产过剩和需求不足。这可以从三个层面来分析，即经济全球化虚拟化的经济背景，经济全球化虚拟化条件下美国特殊的资本积累模式，以及美国实体经济中供给与需求的深刻矛盾。
首先，看经济虚拟化全球化的大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一个经济上的“黄金时代”，在大约20多年时间里实现了资本主义历史上空前的高速积累和经济增长，使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能力迅速扩大，数量空前的制造业产品被提供给世界市场。其结果便是生产成本的急剧上升和市场容量的相对不足，导致全球性生产能力过剩与资本过剩，最终不能不使资本利润被挤压。这种现象从1965年开始显现，到70年代更为加剧。面对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的严重生产能力过剩和利润率下降，资本开始寻求两条出路。一条出路是，把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投资转向劳动成本低廉的发展中国家，主要是亚洲和拉丁美洲某些具有一定基础并实行外向型经济的国家或地区。这促进了一批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资本积累和逐渐兴起。但这种发展只会使全球制造业生产能力进一步扩大，全球性积累过剩与生产过剩的基本形势在总体上并未缓和。资本选择的第二条出路，就是向金融部门转移。当制造业和实体经济的利润率低下时，资本会自然涌向金融部门，通过对虚拟资产的全球性经营来获取高额利润。资本向金融部门转移并进行全球性经营的强烈冲动，得到了以美国为主导的发达国家强大的政治响应和政策支持。美、英等国的宏观政策开始发生巨大转变，从凯恩斯式的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节，转向经济自由主义，实行私有化、自由化和放松管制，并以此来拯救深陷“滞胀”困境的国内经济。这正是资本主义经济虚拟化全球化的深刻的经济根源。早在1987年，斯威齐和马格多夫就已经敏锐地指出经济金融化与生产能力过剩之间的基本联系。法国左翼学者沙奈也指出：
“金融全球化是15年来私人资本(产业资本和银行资本)加强自身地位的运动与政府原有的越来越行不通的政策之间矛盾冲突的结果，这一切发生在‘黄金时代’结束的大背景之下。虽然金融全球化早在60年代末就已经开始，但是脱离……者所描述的世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典矛盾(这一矛盾从1950年到1974年衰退以前长期受到抑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重新出现，就不能理解金融全球化这一现象。逐渐积累起来的大量资本，作为借贷资本力图以金融的方式增值，也只能从投资于生产的资本日益增长的增值困难(统计数字清楚地说明了这种情况)中得到解释。”这种观点，已成为西方多数左翼学者的共识。
其次，考察当今以金融化全球化为特征的美国资本积累模式。在上述大背景下，美国力推金融化全球化趋势以试图建立一种新的资本积累模式。其特征是：第一，在将一般制造业转移到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同时，通过金融资本的积累和经营来刺激消费需求，以拉动投资和大规模商品进口，维持美国和世界经济一定程度的增长，并从中获取高额金融利润与工业利润。第二，一般制造业向国外转移，不仅在国外特别是新兴发展中国家获得高额投资回报；在国内也加剧了对工人阶级的压力而有利于压低实际工资；同时通过大量进口廉价工业品而保持了国内较低的通货膨胀率。第三，对于国内制造业萎缩和大量进口工业品所造成的巨额国际收支逆差和财政赤字，借助美元不受黄金约束的准国际储备货币的特殊霸权地位，通过发行美元纸币来支付，再依靠大量出售国库券向国外借入美元来平衡收支。长时期的美元贬值趋势则使美国可以在实际上赖掉一部分债务。这就在美国“形成了新自由主义时期一种新型的经济结构，一方面是实业生产大规模地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造成国内生产疲软，居民消费充当了拉动经济的主要动力；另一方面是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和宽松的金融政策环境吸引着国际资本的流入，助长了金融市场的膨胀”。美国借助这种新型积累模式，实际上占有和利用了全球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原材料资源乃至资本资源，从中攫取高额利润。不可否认，经济金融化全球化的发展，确实帮助美国走出了“滞胀”困境，在80年代中期开始了利润率回升，并在90年代实现了所谓“新经济”繁荣，进入新世纪后也维持了一定的经济增长。然而问题在于，美国的新型积累模式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产与消费的深层矛盾，反而加剧了全球性的生产过剩和积累过剩。这种生产过剩从此次危机中美国、欧洲和日本工业生产与实体经济曾经发生的全面下降中已反映出来。美国左翼学者布伦纳是主张这种论点的突出代表。他特别批评了那种认为此次危机是一场典型的“明斯基危机”、金融投机泡沫破裂在危机中起了核心作用的观点，强调指出“这是一场马克思式的危机”，虽然为了理解当下的危机“你还必须证明实体经济的虚弱和金融崩溃之间的联系”。
第三，再看美国实体经济中供给与需求的深刻矛盾。实际上，近几十年来美国国内供给与需求的矛盾是很深的。这从美国实际GDP增长与雇员实际工资增长的对比中可一目了然。1972年到1995年，美国实际GDP增长了96％；雇员的平均每小时实际收入却下降了16％，平均每周实际收入下降了22％。1995年至2007年，美国实际GDP增长了43％；雇员的平均每小时实际收入仅提高了10％，平均每周实际收入仅提高了9％。事实上，2007年美国雇员实际每小时平均收入仍比1972年低7％，实际每周平均收入仍比1972年低15％；尽管同期美国实际GDP已增长到280％，将近两倍。这还仅仅是根据官方的平均数据，考虑到近几十年收入不平等的迅速加剧，消费倾向更高的普通雇员其收入下降程度必然更大，实际的有效需求不足会严重得多。
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美国从上世纪80年代后能保持经济正常增长，1991年和2001年的两次衰退似乎也不严重，甚至出现个人消费十分兴旺的现象呢?这除了工人家庭不得不提高劳动力参加率(主要是妇女)和延长劳动时间(如做兼职工作)以增加收入外，原因正在于美国经济的金融化和全球化。其中，通过金融运作扩展债务经济，对于推动消费需求的表面繁荣起了关键性的作用。随着金融化的发展，大企业日益依靠资本市场筹措资本，商业银行作为企业信用中介的功能下降，便转而将个人收入作为利润源泉，大力推行个人收入的金融化，首先是住房的金融化，包括对那些工人阶级中较贫穷的一部分人发放次级房屋抵押贷款。政府的低利率政策和金融业的证券化发展则大大助长了个人收入的金融化趋势，形成日趋膨胀的房地产泡沫。这种金融膨胀不但刺激了居民的住房消费，还通过房屋价格的不断上涨，使居民可以依靠房屋市场价格超过房屋按揭金额的净值来申请贷款用于消费或投资。房地产价格上升与证券市场价格上升一样，它所形成的财富效应使居民敢于大规模举债以扩大个人消费。所以与金融化相伴而行的，必然是居民储蓄率的下降和债务的急剧增长。这种现象早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的所谓“新经济”繁荣时期已经出现，在当时股市异常飙升的刺激下，储蓄率从1992年的8.7％狂落到2000年第一季度的0.3％；同时家庭借贷则急剧上升，在1993－1999年期间家庭债务占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比例高达94.2％。2001年信息技术泡沫破灭以后，房地产泡沫开始膨胀，债务消费的狂热再起。美国个人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百分比，从2002年的2.4％下降到2007年的0.4％。在2000－2007年的短短8年中，非农业不动产抵押贷款债务余额猛增116％，其中1－4口之家的房屋抵押贷款债务占到3／4以上；同时期消费信贷债务余额也增长了47％。而这8年间，实际GDP的增长不过区区的17％；雇员平均每周实际收入的增长更只有微不足道的2.1％。
所以实际情况是，美国通过金融化全球化所推动的债务扩张，刺激了表面旺盛的个人消费支出，进而带动了商品进口和国内供给的增长。由于美国的经济规模和进口规模十分巨大，结果必然加剧美国乃至全球性的生产过剩，使供给与需求的矛盾更趋尖锐化。由金融债务驱动的消费过度掩盖了实际的生产过剩和需求不足。在金融化全球化条件下，看美国的生产过剩不能仅看其国内的工业产出，还应该包括巨额的产品进口；同样，看美国的需求不足也不能仅看由债务支撑的个人消费支出。这种缺乏实际收入增长作后盾而单纯由金融泡沫刺激起来的债务消费是极端虚弱的，一旦金融泡沫破灭，债务消费锐减，供给与需求的尖锐矛盾立即显现，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爆发便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全球性金融危机范文2
关键词：股票市场；复杂网络；金融危机；股票网络；动态分析
中图分类号：F830.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70（2014）03-0011-07
作者简介：刘惟枞，男，回族，山东济南人，中央财经大学信息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信息经济；张巍，男，山东泰安人，博士，中央财经大学信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信息经济、电子商务。
一、引言
股票市场是一个由全球各个不同的股指所组成的网络结构。从历史数据来看，这个网络结构具有很强的同步性与动态性，表明股票市场是一个复杂系统。而由不同股指作为节点所构成的股票网络在本质上可以看作是一个复杂网络。复杂网络理论提供了研究股市中股票指数波动的一种有效的分析方法：股票之间的各种关联可以用节点之间的边来表征，而关联关系的强弱大小则可以通过边的权重系数来反映[1]。
对于股票网络的复杂网络研究，国内学者采用更适合微观研究与网络特性研究的固定区间法的较多。具有代表性的有：李耀华等[2]发现金融危机下股市网络具有一定的小世界性但无无标度特性，中国股市仅与香港股市联系密切；兰旺森等[3]通过研究中国股票网络抽取出由13个中心节点组成的中心网络；庄新田等[4]发现上证股票网络存在小世界性和无标度性；马兴福等[5]通过研究中小板市场网络发现其具有小世界性和无标度性，并且找到中心节点。国外文献中采用更适合宏观研究与网络动态性研究的滑动窗口法研究的较多。具有代表性的有：Liu和Tse[6]通过复杂网络研究了全球股票网络的波动性与同步性；Roy等[7]通过研究金融危机下的全球股指找到核心的节点并研究了它们相互影响的方式；Gao等[8]通过研究美国股指发现金融危机会导致股票市场的大量聚簇行为。
同时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方法也存在一定不足：在构建网络模型时，大部分学者使用的或是无向无权或是无向有权，没有将二者结合使用从而削弱了结论的全面性；大部分学者的复杂网络模型都着眼于宏观特性的分析而没有对股票网络的微观特性加以讨论从而削弱其实践价值。针对上述缺陷，本文对滑动窗口法加以改进并采用无向无权与无向有权网络搭配分析的方法，分别从宏观层面，即股票市场整体波动、拓扑结构情况和微观视角，即各个股指在全球股指中的地位、影响力变化情况对金融危机背景下的股指网络进行分析。
四、结束语
通过建立全球股指的复杂网络模型动态地研究了金融危机下的股指市场，并得出结论。全球股指构成了一个具有小世界性但不具有无标度性的复杂网络，欧美成熟市场联系的较为紧密并且始终是这个网络的核心，亚太等发展中、待发展市场联系较成熟市场更加松散。这个复杂网络的结构和拓扑与金融危机具有较强的同步性。从宏观来看，当金融危机来临，该网络会变得紧密，全球股指之间的联动性、传递性增强。位于网络中的节点变多，更多的股指市场在金融危机下呈现联动的态势。随着金融危机的衰退，网络又变得松散，核心节点逐渐分散又呈现出分区的态势。各节点之间的联系也渐渐减弱。从微观来看，在金融危机下，属于成熟市场的股指始终属于支配地位，其受影响性也较小；而亚太地区的发展中市场则比较脆弱，更加容易受到金融危机的打击，受影响程度较大；而待发展市场的股指则与全球其他股指的联系没那么强烈。
从而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①某一个股票市场的剧烈变动必将导致全球其他股票市场的变化，处于发展中市场的股指更易变化或受变化的影响；②在金融平稳期的股指网络是比较松散的，当全球股指变动的协同性增强时，往往预示着金融危机的来临；③不存在可以切断金融危机传播的股指节点，或全球中心股指，但通过调控成熟股票市场可以减弱金融危机的传播力与破坏性；④某一股指在网络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与其国的经济水平没有线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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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Global Stock Index’s Network Features under Financial Crisis
LIU Weicong， ZHANG Wei
（School of Information，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81， China）
全球性金融危机范文3
关键词：金融危机；商业银行；盈利模式；转型
文章编号：1003－4625(2009)06－0056－05 中图分类号：F832.33 文献标识码：A
一场由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危机引起的金融风暴席卷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并逐渐向全球漫延，其波及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冲击强度之大，为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所罕见。这场危机引发了我们对国际金融市场的重新认识，也迫使我们对我国金融业的发展重新予以思考。本文通过对我国商业银行和国际商业银行盈利模式的对比分析，结合我国转轨阶段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在转轨经济条件下，既能有效避免国内金融危机的产生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又能快速提升我国金融业的战略竞争力的政策建议。
一、全球金融危机及对我国银行业的战略思考
(一)此次金融危机暴露出的美国金融业的主要弊端
1.金融过度创新并脱离实体经济。大量的次级贷款通过证券化过程，派生出次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ortgage Backed Securities，MBS)。在MBS.的基础上，经过进一步的证券化，又衍生出大量资产支持证券(Asset Backed Securities，ABS)，其中，包括大量个性化的担保债务凭证(CollateralizedDebt Ob~gation,CDO)、信贷违约掉期(Credit DefaultSwap,CDS)等。金融机构在CDO和CDS等衍生品交易中，还往往运用高杠杆比率进行融资。于是基于1万多亿美元的次级贷款，创造出了超过2万亿美元的次级债(MBS)，并进一步衍生和创造出超万亿美元的CDO和数十万亿美元的CDS，金融创新的规模呈几何级数膨胀，而这一切均建立在质量根本无法保证的次级贷款上，从而将整个金融市场暴露在一个前所未有和无法估量的系统性风险之下。
2、金融监管失控。出于对自由经济的推崇，长期以来，国际金融监管对一些金融创新总是听之任之，对部门庞大而迅速扩张的“非正式机构”(包括许多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内)――有时被称为“隐形的银行业”、如CDS和CDO等金融衍生工具完全通过场外交易市场(0TC)在各机构间进行交易，没有任何政府监管，没有集中交易的报价和清算系统，金融市场和监管当局根本无法做出全面监督和风险预警。同时对一些商业银行参与金融衍生品交易也未做出及时必要的限制，致使风险在整个金融业内得到积聚和迅速放大。
(二)对我国银行业的战略思考
1、我国银行业要不要继续推进金融创新?美国发生了金融危机，使得人们一提到金融创新就谈虎色变。对此我们必须看到，在金融创新上我国与美国的问题正好相反，美国是金融创新过剩而金融资源不足，而我国问题的症结在于金融市场发育滞后，金融创新严重不足，从而造成了金融资源的大量闲置及配置不当。这种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严重不适配的状况，实际上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经济运行质量改进的瓶颈制约。显然，积极推动金融创新，依然是我们推动金融改革和发展的重中之重。
2、要不要推进商业银行的综合化经营?有人认为，综合化经营在本次金融危机中起到了明显的放大效应。我们认为，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综观在此次危机的金融业，损失最惨重的是独立的投资银行如五大投行以及固守基础银行业务、规模较小的银行，因为它们没有足够的规模和多样化的业务，来消化抵押贷款和公司债券违约不断增加所带来的损失，而真正实行综合化经营的大银行相对稳健得多。综观汇丰、瑞银、渣打、三菱日联、摩根大通、苏格兰皇家银行、德意志银行等等，这些国际大型银行大多具有上百年的悠久历史，其间经历了无数次经济周期和数次金融危机，但他们一直屹立不倒，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和活力，这与他们的综合化经营从而有效地规避风险不无关系(美国花旗银行最近股价暴跌，濒临破产的边缘，是其对金融衍生品的过度投机所致)。无可讳言，从经营管理、风险控制、产品创新、国际化水平等方面比较，我们仍与国际一流银行存在较大差距，国际竞争能力总体有待提高。尤其是在最近十多年的经济全球化、金融自由化大潮中，国际大银行主要是通过强强联合、大规模的兼并收购加快“跑马圈地”的步伐，迅速成为业务网络遍及全球并覆盖所有金融领域的综合化金融巨擘。高速成长中的中国自然成为其全球化布局中的一个重要战略阵地。如何与这些强大的国际竞争对手同台共舞是国内每一家银行都在思考的问题。我们不能由于金融业的分业经营而侥幸地躲避了本次金融风暴就沾沾自喜，如何摒弃骄傲心态、树立危机意识、在成功模仿的背后进行原生态的创新、寻找新的盈利模式不能不说是摆在中国金融业面前的重要课题。
二、中国银行业盈利模式的现状与差距
商业银行的盈利模式是指商业银行在一定经济与市场环境下，以一定资产和负债结构为基础的主导财务结构。从利润结构的角度划分，商业银行的盈利模式可分为利差主导型和非利差主导型两种。当前，我国商业银行盈利模式与西方国家相比尚有很大差距。
(一)经营范围和业务品种较少，盈利模式比较单一
西方国家商业银行经营范围和业务种类比较繁多，尤其是实行混业经营以来，商业银行的金融产品日新月异，层出不穷。如素有“金融百货公司”之称的美国银行业，其中间业务的范围涵盖传统的银行业务、信托业务、投资银行业务、共同基金业务和保险业务。以美洲银行为例，其非利差收入构成主要有以下11项内容：存款账户服务费、银行卡服务费、信托服务费、其他服务费、交易收入、私有权益投资服务费、贷款销售服务费、证券销售服务费、其他收入、分支机构及业务销售收入、投资银行费等。目前，世界银行业开发出来的中间业务有3000多种，而我国中间业务品种仅有260多种。这些中间业务产品中实际经常运用的还不多，且主要经营的业务大都还停留在筹资功能强、操作简单的劳务型、低收益业务上，服务质量也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之处。
(二)业务规模和收入水平较低，盈利模式再造任重道远
根据国外发达国家的经验，中间业务收入一般会占到商业银行全部业务收入的40％以上，欧美等国家更是高达50％左右。如美国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占比平均在50％以上，其中花旗集团中间业务收入平均占比为61.85％，属于同行业最高，
中间业务收入占据了它们总收入的半壁江山。而我国中间业务开展得比较早、业务较大的中国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占总收入的平均水平也才13.99，与国外水平相差近三四倍。从表1、表2中我们可以看出，无论与不同地区的商业银行相比，还是与不同国家的商业银行相比，无论与金融业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相比，还是与发展中的国家和地区金融业相比，中国商业银行的利息收入均是最高的。中国商业银行要想摆脱单一的利差主导型的盈利模式，成功实现盈利模式的再造可以说还任重道远。
(三)技术含量不高，盈利模式的创新性不够
从整体上看，西方国家中间业务的品种及技术含量明显优于我国，尤其20世纪80年代后，西方国家创新出大量的期权、期货等金融衍生产品，而我国目前的金融衍生产品仍比较缺乏，只有少数的几种衍生产品，以智力投入为主，技术含量高、盈利潜力大的中间业务如信息咨询、资产评估、租赁、各类担保贷款、投标承诺、个人理财业务等还不足，高收益且具有避险功能的金融衍生工具业务刚刚起步，有的甚至是一片空白。从表3中可以很直观地看出，大多数商业银行咨询顾问类、担保承诺类等业务收入明显偏少。
(四)重规模，轻效益，规模扩张式的盈利模式十分明显
我国商业银行非利差业务发展长期处于从属地位，各商业银行开展非利差业务的主要目的很大程度上为了推进存贷款等传统业务的发展，只是把非利差业务当成了吸收存款、稳定客户的一种获取间接收益的手段。此外，伴随着经济金融的快速发展，非利差业务竞争日益激烈，部分商业银行为争夺客户、抢占市场，不惜血本参与市场竞争，形成整个市场收费过低或干脆不收费，最终造成片面追求扩大规模，抢占市场份额，出现了业务量增长与收入增长不同步的怪现象。在资本高度密集的上海，2006年上半年中间业务量达54.74万亿元，而收入却仅为29.97亿元，业务量与收入之比高达18265:1，即平均18265元的业务量才能有1元钱的中间收入。在别的地区，单位业务量的创收能力更是低下。
三、影响我国商业银行盈利模式转型的因素分析
(一)转轨经济与内部治理结构
我国的转轨经济特征十分明显。经过多年的改革，我国商业银行内部治理结构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经营机制和增长方式、分析管控和业务创新能力与国际先进银行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还没有真正建立。一是所有者实际缺位，委托机制效率低。二是存在“内部人控制”问题。如银行经理人员的任免、升迁等问题。正是由于事实上的内部人控制难以成为法律上的内部人控制，即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严重不匹配，很容易产生机会主义行为，甚至“合谋”现象。三是缺乏有效的制衡与激励机制。
(二)规模效应与内部管理
银行规模效应是指随着银行业务规模、人员数量、机构网点的扩大而发生单位运营成本的下降以及收益上升的现象，它反映了银行经营规模与成本、收益的变动关系。但规模效应与银行的内部管理高度相关，科学合理的管理水平有利于规模效应的发挥，否则就会出现规模不经济现象。由于体制和自身经营管理的原因，我国商业银行走的是一条粗放型经营之路。主要表现在盲目扩张，只讲业务数量，不注重业务质量，从而出现高投入低产出，高速度低效益。如图1所示，我国银行总资产收益率(ROA)水平普遍低于美国主要银行。
(三)成长经济与创新机制
商业银行的成长经济是指商业银行充分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开展研究和开展活动，有能力、有条件以较低的成本为客户提供创新性的系列化金融产品，从而获得竞争优势的一种经济。成长经济的核心是业务创新。近年来，现代商业银行在金融衍生产品的创新上面临着很多问题，像“千行一面”的产品同质化问题、“现金+酒精”的恶性营销问题、“复杂理财产品卖给非专业投资者”的误导销售问题等等。究其根本原因，就是对多元化、多偏好的市场需求理解得不细、不深、不积极，金融创新在某些方面甚至偏离了实际需求，没有取得明显的竞争优势。
(四)范围经济与监管模式
范围经济要求商业银行必须进行综合化经营，分业经营势必影响范围效应的发挥。我国目前仍执行着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的路子，这种目前相对较严的分业监管体系使许多金融产品面市比较困难。例如利率衍生品，由于涉及多个市场，不同的监管部门需要进行事先协调，在相关政策未出台之前，商业银行便无法尝试。再如QDII，由于政策规定只能投资风险较低品种，在人民币已经进入长期升值通道的背景下，其收益率较低，投资者缺乏认同，商业银行积极性不高。相反，市场最需要的一些人民币衍生产品还要继续等待有关政策的出炉。
(五)政策效应与制度偏差
政策效应是政策对商业银行的引导效应。良好的政策可以发挥有效的政策效应，反之则会起到抑制和阻碍作用。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占比一直较低，这与我们的制度设计偏差不无关系。以利率政策为例，一方面1993年以来，通过多次的存贷款利率调整，我国的存贷款利差逐步拉大(见图2)；另一方面我国放开金融机构信贷利率上浮空间，但同时限制存款利率上浮，结果使存贷利差持续保持在高位，使得商业银行能够坐享丰厚利润。持续实行较大的存贷利差，不仅不利于推动商业银行的业务转型，同时也将保护银行垄断，不利于银行改革和效率提高，也不利于从根本上提高中国银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六)短缺效应与信贷扩张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资金短缺的效应将长期存在。由于资金的稀缺性，经济高增长必然形成了对商业银行信贷的高需求，我国的市场融资结构一直延续着银行主导型的融资模式。如表4所示，2007年9月底，我国银行信贷资产仍占全部金融资产的63％，远高于美国、日本、英国等国家。这种间接融资模式为主的融资方式，使得个人和企业的资金需求主要通过银行信贷的方式来解决，这也一定程度上助长了银行谋取存贷利差的积极件。
(七)协同效应与金融市场
金融市场作为一个系统，对商业银行的业务互补和产品交叉及风险规避非常重要，一个健全的金融市场可以对商业银行产生明显的协同效应。总体上来说，与西方主要金融市场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一是非银行中介发展水平较低。如国外的保险公司、互助储蓄银行、储蓄贷款协会、信用合作社、养老基金会、财务公司、投资基金、信托公司、证券公司、租赁公司、消费信贷机构和邮政储金局等等，非银行中介种繁多，功能齐全，它们的产生，既推动了金融创新，也带动了融资机构、渠道及形式和品种日益多样化，给金融业发展注入了活力。二是货币市场起步晚、发展慢。主要表现
在：规模较小，市场参与主体较少。票据市场建立较早，但一直未形成规模，仍以同业拆借和债券回购市场为主；各个子市场之间、同一子市场在区域间严重分割，二级市场缺位，相应减少了其为非金融部门提供贷款的能力，同时也降低了银行自身的赢利。三是我国在资本市场发展上也存在先天不足和后天发育不良问题。这都使得商业银行难以开发有效的市场避险金融创新产品，制约了商业银行盈利模式转型。
四、推进我国商业银行盈利模式转型的政策建议
(一)必须继续推进我国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
要充分考虑我国的文化传统、经济环境、政治环境等各种因素，形成独具特色的公司治理结构。当前要特别注重建立完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营管理层之间相互制约的关系，改变经营管理层权力过分集中的现状；要落实董事会成员的培训制度和议事规则，充分发挥董事会在商业银行治理中的关键作用；要优化对职业经理群的激励与约束机制，防止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的错位等等。
(二)必须注重我国商业银行的内控机制建设，提高经营管理水平
商业银行要建立科学的决策体系、内部控制机制和风险管理体制，加快推进机构扁平化和业务垂直化管理，建立市场化人力资源管理体制和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实施审慎的财务和会计政策，严格信息披露制度。
(三)必须构建和完善有利于我国商业银行盈利模式转型的政策法律体系
当前，要逐步取消严格分业的法律限制；其次要加快我国利率化市场建设，迫使商业银行在经营指导思想、资金管理、利率风险管理等方面做相应的转变和创新，使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自我控制约束能力、防范风险能力能与利率市场化进程相适应，通过金融服务产品创新，增加盈利能力。
(四)必须建立健全金融监管模式
在目前情况下，应考虑建立在银监会、保监会和证监会三足鼎立格局上的牵头监管人制度。牵头监管人的作用是：1、从整体上对全能银行集团的风险进行监管；2、在不同的监管部门之间收集和监管信息；3、组织跨机制的监管活动，通过组织现场监管、联合检查、听证会等形式，发挥必要的沟通和协调作用，避免对商业银行多元化经营的监管疏漏和重叠。
(五)必须大力发展金融市场
在发展思路上，要积极引进新的债券发行主体、新的债券品种，如资产抵押或担保的债券。应扩大金融债券的发行范围，允许商业银行发行大额可转让存单。要适时推出债券衍生产品工具，应对利率市场化进程，在为投资者提供规避风险的投资品种的同时为全能银行奠定基础条件。
(六)必须营造有利于金融创新的环境
要加强对现有法规制度的检讨和更新。监管部门充分听取市场的呼声，及时进行梳理和调整，消除制度对创新的不合理束缚，加速培育制度健全，运行透明，健康而富有活力的金融市场基础环境。同时，增强市场中的金融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制度建设，增强自主创新的制度保障，形成鼓励创新、保护创新、持续创新的良好氛围。要增进公众对现代金融的理解，培育金融消费者成熟的风险意识、合规意识和商品意识。
全球性金融危机范文4
首先，从经济角度看，这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尤其是冷战结束后美、英等西方国家推崇的新自由资本主义运行机制的弊端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的总爆发，集中暴露出它们所推崇的金融领域“去规制化”进程严重忽视金融全球化发展本身的规律和特点，缺乏对金融体系运行的有效监管，丧失了应有的预警功能。
其次，当前的金融／经济危机是经济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首次出现的全球经济的严重失衡。此次金融危机的政治原因本质上是全球化的经济运行体制与国别化的经济决策体制之间长期的结构性矛盾凸现的结果。一方面，世界经济体系的全球性市场运行对资源的全球配置需求以及相应的全球经济治理体制能力的要求不断提高，而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制的充分性、合法性和有效性却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另一方面，作为国际经济的本质特征之一的经济政策制定的国别化，进一步加剧了全球化的经济运行体制与国别化的经济决策体制之间矛盾的累积和激化。
二、世界经济格局新的结构性调整和重组拉开序幕
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走势有五方面的影响：
其一，从危机发生至今全球工业产值和贸易规模的萎缩比例来看，此次金融危机导致的全球经济衰退程度已经超过上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大萧条时期。
其二，贸易保护主义势头在各国经济衰退的阴影下有所抬头。
第三，美、欧、日等国经济实力都因受到危机的直接严重影响而削弱，但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的势头也受到不同程度抑制，未来新兴大国的增长态势将更大程度取决于各自完成经济刺激和结构优化调整的政策效应和时间长短。
第四，本次金融危机无法改变全球化经济深入发展的大趋势，包括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大国等所谓“全球化中心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或衰退)相互密切关联和影响将持续加深。最后，从整个世界范围和中长期的影响来看，金融危机对于“全球化边缘国家”的经济打击将更大于“全球化中心国家”。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力量发展差异将在短期内继续扩大。金融危机同时全面启动了新一轮国际金融乃至全球经济体系的改革进程。一方面，金融危机标志着美独霸金融体系格局的结束；另一方面，全球金融／经济体系改革和过渡是一个长期而渐进的过程。
三、世界政治、安全格局的深度变革正在加速
第一，尽管金融危机不同程度地制约了当前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国、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等核心成员的对外政策制定，使政策的内向性有所加强，但主要国家仍表现出强烈的化危机为机遇的意愿，力争以改革国际金融机制为突破口，在国际经济体系和政治体系的变革进程中占据有利地位。
第二，席卷世界的金融危机再次使国际社会认识到全球化时代跨国性问题的复杂性和各国利益的相互依存性，增加了大国合作的紧迫性和可能性，G7等发达工业国家在这次危机中已经难以独自应对，不得不在半年内连续召开两次G20峰会进行全球范围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新兴大国不但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架构中崭露头角，而且相互机制化合作意愿明显增强。
全球性金融危机范文5
金融系统正变得越来越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金融监管政策也许建立起统一的标准。例如,美国有些关于限制交易性质的金融机构的措施,但是这些机构可以去巧妙的选择亚洲，欧洲等其它一些他们认为监管较好的国家做，此时，国与国之间监管的协调与合作就显得尤为重要。在2003至2004年间,美国出台连续加息政策,这些政策非但没有压低长期借款成本,截然相反的是,美国之后开始施行的降息政策也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归根结底，是由于全球资本的自由流动，才会削弱本国的市场操作。所以各国当局加强协调的一致性是十分必要的，只有通过协调的一致性，才可以做到跨国界的监管。
2确立金融”灾难”预警一体化机制
对于全球的资本市场来说，全球性金融危机无疑是一颗最大的“毒瘤”，一次全球的巨大灾难。而面对灾难的到来人们并非束手无策，而是在灾难来临之前提前建立好一套有效的预警机制。而同样的，当今全球各国都有自己独有的预警方案来应对金融危机，但却没有完善的全球预警一体化机制。伴随着交通通讯便捷以及国家到国家,地区和地区之间已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情况来看，导致唇亡齿寒，因此，更需要紧密团结。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和不久前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已经引起了全球金融动荡。如果我们能实现通过国际合作,建立金融预警系统,就可以在“灾难”来临之前，采取相应的措施，做到最大程度上的的避免。
3确立全球性金融“灾难”救助机制
面对全球性的金融“灾难”的到来，全世界迄今为止缺乏在国际最后贷款人方面的具体安排完善的组织。但关于这方面的议题却众说纷纭，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点:一个是在监管中母国的地位和作用,关键要点是根据1983年修订后的巴塞尔协议中确定的原则,母国银行是对其在国外的分支机构和子公司在满足流动性需求状况时，提供直接责任的，同时要求母行找到自己国家的中央银行。事实上,母行在其中起到的是一个导管的作用,在适当的情况下向外国子公司提供相应的帮助。第二,建立相应的国际机构,此举众多,主要有建立了国际保险公司、国际最后贷款人措施、社会团体的国际安全网络、国际贸易融资支持体系及紧急筹融资机制等。一些国家的政府、组织和个人也提出了相对周详的设计,包括建立国际破产法院、全球金融稳定基金、系统的全球金融监管机构等。这一系列的想法反映出各界在金融风险和全球化的优化结构调整的关注,但假设实施过程本身会涉及很多利益的分配问题,因此,提高未来金融监管国际合作机制仍然任重道远，但我始终相信，伴随着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过程,金融监管国际合作机制必将不断发展和完善。
4关注发展中国家金融监管的发展方向
全球性金融危机范文6
关键词：金融危机；中国寿险公司；影响；应对策略
2007年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华尔街金融风暴快速席卷整个国际金融市场，演变成全球性金融危机。认清金融危机对中国寿险公司的影响，不仅能够更好的应对此次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冲击，而且有利于中国寿险公司在剧烈变化的国际金融格局中占据有利地位，为长远发展奠定基础。
一、金融危机对中国寿险公司的影响
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在重创投资银行、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同时，也将触角伸向了保险行业。尽管中国寿险公司在国家政策壁垒的保护下，没有出现由于直接投资金融衍生品而带来的财务危机，受国际金融危机的波及相对较小，但这对于实施“引进来，走出去”发展战略的中国保险业来说，依然是一次不小的打击。当前，中国保险公司受到了以下四方面影响。
1.企业净利润大幅下滑
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投资市场疲软造成中国各寿险公司净利润大幅下降。上市公司2009年一季度季报披露，中国人寿实现净利润53.87亿元，比上年同期的34.74亿元增长了55％；中国平安实现净利润15.36亿元，比上年同期下滑66.4％；中国太平洋实现净利润2亿元，比上年同期下滑88.88％.
2.营业收入稳步提升
寿险公司积极调整了业务结构，使保险业务收入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仍然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中国人寿原保险合同保费达到2955.91亿元，较2007年同期增长50.34％。中国平安寿险原保险合同保费收入首次突破千亿元大关达到1011.78亿元，同比增长27.79％。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原保费收入达660.92亿元，较上年增加30.39％。
3.大多数寿险公司偿付能力略有下降但依然充足
收到中国资产市场的负面影响，中国寿险公司的偿付能力略有下降，但是均高于保监会的相关规定。截至2008年末，中国人数寿险业合计偿付能力溢额1141亿元，偿付能力充足率达310％。平安保险公司集团偿付能力充足率为308％，较2007年的486.7％出现明显下滑，其寿险偿付能力在180％以上。太保人寿保险业务的偿付能力充足率为234％，较上年下降43个百分点。
二、中国寿险公司的应对策略
由于政策壁垒等原因是中国寿险业在此次金融危机中直接受损情况不大，但随着中国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的接轨，势必面临更多的机遇和挑战。因此，面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国寿险公司应该采取以下策略。
1.转变寿险公司经营理念
长期以来，中国大部分寿险公司对资金运用风险缺乏足够认识，超范围、超比例投资时有发生。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对于中国寿险公司具有极强的警示作用,是一次难得的风险教育机会。中国寿险公司应该加强对金融危机的研究，强调发挥保险的保障功能，注重承保和投资的共同盈利。
2.对宏观经济形势和国家政策进行科学的研究分析，提前进行风险防范
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为确保寿险业经营的持续性和稳健性，中国寿险公司需要关注宏观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加强对经济重大问题的深入研究，尤其是关注对保险业产生突出影响的领域，有准备地化解因经济形势变化和国家政策调整可能给寿险公司带来的不利影响。
3.加强银行合作
2008年以来证券市场出现大幅度震荡，不断走低，资本市场的资金流向因此发生了变化。银行受到紧缩货币政策的影响，适当减少贷款业务的同时，更加注重发展中间业务。中国寿险公司应该抓住银行业发展中间业务的机会，发挥银行的品牌优势和寿险的保障与投资功能，有利于扩大寿险产品的销售份额。
4.发展保障型产品
近年来，寿险行业发展迅速，但与此同时也存在着保障功能发挥不足、业务结构不尽合理、投资型产品占比过高等问题。在现今经济周期性调整的背景下，保障型保险产品受经济周期的影响相对较小，有利于保险公司更好地应对经济周期波动，应加大保障型产品的发展力度。
5.形成一支高素质营销队伍
寿险产品对销售人员素质要求较高，不仅要求其具备基本的保险知识和营销技巧，还要有法律、金融等相关知识。要根据当前实际，探索营销员分级分类管理，建立寿险销售资格制度，形成一支高素质营销队伍。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