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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的过程范文1
【关键词】 经济发展方式 财税体制
为促进工业化、城镇化及现代化的实现，我国提出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就需要系统地整合资源，加大政府支出比重，提高转移支付比例，健全我国税收政策，使之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相适应。具体地讲，应该进一步扩大政府财政支出总量，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中小科技型企业技术革新的财政支持力度，进一步提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实现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战略性调整，推动城乡统筹协调发展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发展；采取切实可行的转移支付措施，促进区域均衡发展，最终实现公共服务基本均衡化，采取有关专项转移支付政策措施，促进人与自然动态协调发展；采取有效的税收优惠措施，进一步支持自主创新和扶持中小企业发展，通过在生产环节、消费过程中设定税收优惠、增设环境税、开设新税种、采取差别税率等相关的政策措施，促进人与社会、自然协调发展。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贯穿于“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个过程，其中一个核心的内容就是通过财税政策的宏观调控，循序渐进地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财税有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即牵一而动百―――其触角能够既延伸到经济社会的微观领域，又涉及到宏观领域。正因为如此，“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积极构建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财税体制。这意味着在整个“十二五”期间，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是一个主题。在此期间，财税所担负的责任也将是空前的、压力也将是前所未有的，其必然要经历一个深化发展及转型升级的过程。
一、优化产业结构与财税体制调整
到目前为止，我国虽已构建了比较完整的现代产业体系，但产业结构仍然处于非均衡发展状态，主要表现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比例不协调，尤其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不相匹配，重工业比重偏高，现代服务业比重偏低；经济所有性质也不协调，国有经济控制力过大，而民营经济发展不足。因此，控制制造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重工业产能的盲目扩张，加快民营企业的发展，从主要依靠工业带动增长转变为更多地依靠服务业带动增长，从主要依靠国有经济发展张作为引擎转变为主要靠民营经济发展作为引擎，形成工业和服务业、国有和民营双轮带动增长格局，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一个重要课题。产业结构是否优化成为衡量现行财税体制运行是否顺畅的一个重要标准。而优化产业结构主要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供给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升级。供给结构主要指的是在价格基本不变的前提下，各种生产要素如资本、劳动力、技术等在国民经济各产业之间合理供应的比例，以及与这种供给关系紧密相联的产业群。第二，需求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升级。需求结构是指在收入水平基本不变的前提下，政府、企业、家庭三部门之间所能承担的各种产品的消费需求比例。第三，国际贸易的优化升级。国际贸易结构主要是指我国在发展对外贸易的过程中，国民经济各产业的进出口产品或服务之间的合理比例，以及与这种进出口比例协调的整个产业生态的关系。国际贸易结构既包括不同产业间的进出口产品及服务之间合理比例，也包括同一产品在不同国家之间的进出口合理比例。第四，国际投资结构的优化升级。国际投资既包括本国对国外的投资，也包括外国对本国的投资，这两方面应该保持合理的比例，使得国际投资趋向优化。
我国的商品和服务流转领域执行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流转税税种，即执行增值税和营业税，增值税主要适用于制造业，而营业税则适用于服务业。由于流转税具有“中性税”的特征，从1994年分税制改革开始，这两个税种的税负水平一直保持基本的平衡。但是，我国于2009年启动增值税“转型”改革，使得增值税税负水平在一定的程度上就有所削减，营业税的税负水平有所提高。随着增值税税负与营业税税负之间的比重发生改变，制造业税负水平在一定的程度上有所下降，而服务业税负水平则在一定的程度上有所提升。显而易见，因税负失衡而导致产业结构调整受到阻碍，无论从哪个角度、哪个层次来看都是应该改变的。改变目前这种状况的途径主要有两个：第一，让增值税营业税合并到增值税中。在所有的商品以及服务流转各个环节，按照规定统一征收增值税；第二，在容许的范围内调减营业税税负水平，从而使营业税、增值税这两个税种的税负水平大致保持均衡。其实，在税制改革实践中，增值税“扩围”与“转型”是同时进行的，是相互联系且围绕一般流转税进行调整的。
二、调节收入分配与财税体制调整
目前，我国收入分配领域的主要问题表现为居民收入差距逐渐扩大以及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比重逐渐下降。解决收入分配领域的这两个问题，既关系到我国消费结构的升级，又关系到我国产业机构优化。调节收入分配是进一步促进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的一个重要手段。不管是缩小居民间收入差距还是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都同当前财税体制有着直接的关系。
首先，关于缩小居民间收入差距的问题。对于居民收入分配问题，政府应该适时地运用切实可行的调节手段予以调控。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与居民收入分配有直接关系的就是财税，但由于我国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现行财税体制还不够完善，很难承担有效调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责任。再者，财税调节属于收入再分配问题。收入再分配问题本质上就是挤出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去补偿低收入群体，主要措施是通过转移支付等方式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或者采取相对倾斜措施，加大相关项目的支出比例，也就是在存量稳步增长的同时，为低收入群体或者困难居民提供更多有效帮助。在我国财税体系中，主要是通过调节相关的税率比如调整相关的直接税税率来实现的。并且存量环节的直接税如财产税，在我国目前的税制体系中还是十分不完善的，应该进一步完善，发挥其调节作用。从流量和存量两个方面对收入进行有效调节，应该会对缩小收入差距有一定的帮助。目前，在我国的税制体系中，税收所能实施的调节领域主要是流量方面的。为延伸至存量这一层面，我国应该尽快建立和完善直接税。所以，从总体上来讲，伴随直接税改革，税收征管机制改革也势在必行。
其次，关于提高居民收入占比问题。在本文中，提高居民收入占比主要是指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国民收入所包括的项目较多，主要有政府收入、企业收入及居民收入。采取有效的措施进一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是我国政府目前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但是，如果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那么就会减少企业收入或者政府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在这种调整的过程中，会遇到很棘手的问题：一是由于我国目前的政府收入格局还很复杂，财政收入只是政府收入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他如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土地出让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等都可以也应当纳入政府收入的统计口径中。面对诸多不同性质的政府收入，应该削减哪一项，又不应该削减哪一项，在当前都是很难权衡的问题。二是在削减政府收入的同时，相对应的也就会缩减政府支出，要不然，支出就大于收入，政府的负担也会随之增加，债务问题就会产生，政府债务达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很难消化。在体制转轨、经济转型期，无论是扩大居民的收入还是缩减政府收入，都要以增加政府支出为前提。加之改革带来的债务问题还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消化，削减政府支出这一措施的作用就显得十分有限。所以，至少在目前，我国通过削减政府收入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比的措施会面临很大的约束。
三、循序渐进地推进城镇化与财税体制调整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我国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支点，那就是在循序渐进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动态协调地推动内需与经济增长。但是应当强调，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相适应的应该是，城镇化应该是完全意义上的城镇化，即根据户籍人口统计的城镇化，而不是根据常住人口来统计的半城镇化，这之间的差异就是农民工、失地农民等。农民工、失地农民及其家属虽常生活在城镇，但是不能享受城镇居民的待遇，存在劳动报酬、劳动者后续教育、子女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诸多方面问题，因此，农民工及失地农民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与城镇居民是完全不同的。推进完全意义上的城镇化，就是要实现农民工、失地农民真正市民化，但实现这一目标还有待时日。而完成这一转变，当前最大的制约因素也就是现行的财税体制。
我国目前的财税体制是建立在二元经济基础之上的，具有严重的分割性，对于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及失地农民，财政所担负的职责也是不一样的。所谓农民工、失地农民市民化，就是要比照城镇居民的标准给予农民工、失地农民及其家属相同的财政待遇，这就要求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增加政府公共财政投入。当前二元财税体制之间的巨大差异和所需的较大的财政投入，对当前财政承担系数及财政支出结构调整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我国目前的税制体系中，间接税占税收收入的比例较大。隐含在商品和服务价格中的各种间接税表面上看是生产或者经营者缴纳，但实际上最终还是转嫁到了所有消费者身上，农民工、失地农民也不例外。企业大多位于城镇，但是企业所缴纳的企业税收主要被认为是工作在企业中的城镇居民所缴纳的，这就掩盖了农民工、失地农民及其家属缴纳企业所得税的事实，割裂了农民工、失地农民与企业所得税之间的联系，并进一步形成了制度“围墙”，也在一定程度上会引发城镇居民同农民工、失地农民及其家属在享受城镇公共服务方面的矛盾。所以，实现农民工、失地农民市民化所需完成的另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让包括城镇居民和农民工、失地农民及其家属在内的所有居民所缴纳的税收与城镇基层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相衔接，不应该把农民工、失地农民排除在公共服务“围墙”之外，要让所有居民都能看到一个真实、全面的有关政府收支的基本信息。这必然要求对现行财税体制进行改革，尤其是要对税制结构进行动态调整，建立和完善相关的直接税制，进一步增加直接税收入在整个社会税收收入中的比重。
【参考文献】
[1]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重点[M].中国发展出版社，2010.
经济发展的过程范文2
美国区域经济发展政策的主要特点有：
一、注重法律手段的运用
美国联邦政府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手段选择方面十分谨慎，对于行政手段的采用非常慎重。在注意公平的同时，更关注经济的效率问题，确保不损害市场经济中的公平竞争精神，注意在寻求公平的过程中不影响经济效率，在提高经济效率的过程中逐步实现经济公平。联邦政府区域政策的价值判断标准十分明确，好的区域政策要使落后和衰退区域经济有显著改善，还要不损害其他地区的发展。
二、实行灵活的地方税收制度
针对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实行不同的税制，在保证联邦财政税收和各州不出现赤字的前提下，允许各州实行相对独立的不同的税收政策，因地制宜实行差别税收优惠政策吸引资金，创造有利的区域投资环境。有些州政府对到其贫困地区投资的企业给予5年的税收减免，企业以其所得利润进行再投资的，可以享受进一步的税收优惠；对欠发达地区允许免征州所得税；为鼓励投资、购买本州的物业，州政府提供低息甚至贴息贷款，而对在欠发达地区提供就业机会的企业，给予所支付工人工资一定比例的返还等等。灵活的地方税收制度，增强了各州经济的自我发展能力。
三、实行稳定有力的转移支付制度
美国联邦政府的目标是致力于建立一种长期稳定的、统一的、无太大差别的区域经济政策。美国财政分为联邦、州、地区三级，联邦财政收入占全国收入的一半以上，联邦政府通过转移支付对欠发达地区提供财政上的支持，调节其社会经济发展。二战后，联邦财政始终注意对落后地区的资金补贴。50年代，财政援助的重点在南部。80年代，区域之间的补助差异有所减轻，但落后地区的份额依然较大。严格的个人收入所得税累进制度是美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得以实现的保障。在累进税制度下，收入越高，所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就越多，经济发达地区的税收远远多于欠发达地区，为联邦政府能够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向欠发达地区提供资助奠定了基础，使这一制度成为缩小地区差距的有力手段。对于转移支付的财政补助，联邦政府有严格的管理制度，需要地方政府说明用途并由联邦政府严格监督使用过程，或者由联邦政府指明使用范围，不得挪作他用。
四、标本兼治，注重产业结构调整
一位固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社会矛盾，改善地区经济发展形象，但是能在短期内大幅度提高就业量的行业，多是资本有机构成较低、技术含量较少的衰退部门，它们的增多，不利于地区经济结构的长远发展。美国区域方针政策更注重优先调整地区产业结构，宁可放弃一部分短期利益，在一定时期内维持一定的失业率水平，也要致力于经济结构的调整，通过形成适应地区经济发展要求的合理经济结构，促进各行业的良性发展，促使失业问题的自动解决。
五、联邦政府投资有所侧重
在《阿巴拉契亚开发法案》中明确规定：“对这一地区进行的公共投资将集中投放到今后增长潜力大，因而国家投下的资金可望得到最大收益的地区”。在该法案实施的过程中，通过投资于最有潜力的地区，在开发区内形成一批增长点，进而产生“滴入扩散效应”，把增长的势头向最困难地区渗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需要政府支持的地区，联邦政府的投资主要集中于交通运输、能源等基础设施和教育。
六、引导人力资源合理流动
联邦政府在加大向欠发达地区的教育投资规模、改善其发展软环境的同时，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促使北部人口向西、南流动。主要包括给迁移户发放迁移补贴费，为迁移户提供就业机会或就业信息；制定欠发达地区的住宅建筑法，补贴迁移户的住房费用；通过税收和信贷优惠，鼓励资本家在南部地区投资。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出现了人口南移的，大批科学家、工程师、专业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从北向南迁移，寻找新的就业机会。人口的合理流动，不仅满足了西部、南部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源需求，而且扩大了消费市场，极大地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
七、重视科技的作用
经济发展的过程范文3
Abstract: The essence of the low carbon economy is the green economy based on low energy consumption and low pollution，while the core is the energy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the system innovation. The ideas and methods of value engineering fit the development concept of low-carbon economy. The development of low-carbon economy involves factors such as value orientation, organizational forms， incentive constraint，development means and tools. At present, the availabl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low carbon economic in China are national low-carbon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ies such as technology-led model, project-led model, enterprise-led model，capital-driven model, consumption-guided model, organization-driven model, and legislation-bound model.
关键词： 低碳经济；能源技术创新；低碳经济发展战略
Key words: low-carbon economy；energy technology innovation；low-carbon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y
中图分类号：F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1）22-0005-02
1发展低碳经济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然选择
工业革命以来，随着以消耗化石燃料为主的高碳经济的发展，大气中CO2浓度不断增加，引发的全球气候变暖严重威胁着地球环境，致使人类生存条件不断恶化。人类不得不探索新的经济增长模式，低碳经济就是其模式之一。
“低碳经济”概念的正式提出来自2003年英国的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它认为低碳经济是通过更少的自然资源消耗和更少的环境污染,获得更多的经济产出。低碳经济其实质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的绿色经济，关键是高能源效率与清洁能源结构问题,其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
在发展低碳经济方面，我国所面临的形势更为严峻。主要表现在：
①我国能源结构呈现富煤、缺油、少气的特征。能源结构失衡导致的环境承载力高。在能源探明储量中，煤炭占94%，石油占5.4%，天然气占0.6%，这种“富煤贫油少气”的能源资源结构，导致了环境污染的加剧以及环境容量的极限。[1]②开发、利用技术水平低，导致能源转化效率低。目前，我国单位GDP的能耗水平高于世界平均值约2.2倍，水泥综合能耗超过国际领先水平23.6%，火电发电煤耗超出20.5%，机动车百公里油耗超过欧洲水平约25%，超过日本约20%。③企业及其它主体参与碳交易存在诸多困难和不便。尽管我国政府对于“碳排放交易”的态度非常积极，但多数企业并没有在很短时间内给予接受。根据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预测，全球的碳交易在2012年前为年均600亿美元，2015年达到1500亿美元。根据已有的规定，发展中国家无法通过出售配额实现与西方市场的转移。由于缺乏“定价权”，导致国内出售碳排放权的企业位于较低的价位，给我国企业参与碳交易市场交易造成诸多困难。[2]
历史形成的发达国家相当长时期人均高排放已经过多地占用全球碳排放空间，全球已失去了按公平原则分配碳排放空间的机会。发展中国家不可能沿袭发达国家已往的以高能源消费为支撑的经济增长方式来实现现代化，必须探索适合自己的低碳发展之路。因此，发展低碳经济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然选择。
2价值工程的思想、方法与低碳经济发展理念相耦合
价值工程，也称价值分析，是以产品或作业的功能分析为核心，以提高产品或作业的价值为目的，力求以最低寿命周期成本实现产品或作业使用所要求的必要功能的一项有组织的创造性活动。在价值工程中，价值的一般表达式为：V=F/C，
式中：V―价值，F―功能（指功能强度），C―寿命周期费用。
从上式可以看出，产品的价值与功能成正比，与寿命周期费用成反比，价值是功能与寿命周期费用的函数。功能相同的对象，寿命周期费用低的，价值就高；寿命周期费用相同的产品，其功能高的，价值就高。
价值工程涉及到价值、功能和寿命周期成本等三个基本要素，其基本思想是以最少的费用换取所需要的功能。价值工程的基本特点是：①以使用者的功能需求为出发点；②对功能进行分析；③系统研究功能与成本之间的关系；④努力方向是提高价值；⑤需要由多方协作，有组织、有计划、按程序地进行。
低碳经济本身就是一种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和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为基础，以低碳发展为目标，以节能减排为方式，以碳中和技术为手段的绿色经济发展模式。低碳经济发展涉及的理念及思想与价值工程的思想比较耦合。其发展要素主要包括：①低碳经济发展价值取向。低碳发展,重点在低碳,目的在发展，是一种更具竞争力、更可持续的发展。②低碳经济发展组织形式。低碳经济发展组织形式受经济发展水平、技术形式和现有组织状况等因素决定。③激励约束机制。通过各种方式，去激发人或组织，使其有一股内在的动力和要求，迸发出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同时规范其行为，朝着激励主体所期望的低碳经济发展目标前进的过程。④低碳经济发展的手段与工具。主要有经济法制手段、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经济手段具有引导性和弹性，发挥主要作用。行政手段具有权威性、纵向性、无偿性及速效性。法律手段具有权威性、公开性和稳定性。[3]
3基于价值工程的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战略
依据价值工程的思想与方法，我国在发展低碳经济方面应采取以下战略。
3.1 技术带动型、项目带动型国家低碳经济发展战略低碳经济发展的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其手段是节能减排。节能减排必须依赖于技术发展与技术创新。这些低碳技术广泛涉及石油、化工、电力、交通、建筑、冶金等多个领域，包括煤的清洁高效利用、油气资源和煤层气的高附加值转化、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开发、传统技术的节能改造、CO2捕集和封存等。通过强化节能实现CO2减排，通过优化工艺路线推进低碳经济，通过优化替代产品推进低碳经济，开发CO2的捕集技术以进行利用和埋藏，通过发展CO2利用技术推进低碳经济。
由于受技术应用经济效益、转换成本、路径依赖等因素影响，低碳经济要在一国短期内得到大规模发展有相当大的难度。低碳经济项目的一次性、独立性、时间性等特点为发展低碳经济提供了平台与载体，所以，一种新经济模式的发展初期大多是以项目的发展形式出现的。例如节能项目，风力发电项目，垃圾处理项目等。
3.2 企业带动型国家低碳经济发展战略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体，没有企业参与推动低碳经济在我国就无法发展。利用价值工程分析企业实施低成本低碳发展战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4]。
3.2.1 企业通过节能减排，实施低成本低碳发展战略①企业可以在保证服务对象必要功能要求的前提下，采取节能减排措施降低寿命周期费用，从而提高价值。②在产品设计与生产中，若功能下降，但寿命周期费用大大降低，只要功能可以达到用户需求，就能够提高价值。例如，将一些产品的性能或功能指标降低，能够带来寿命周期费用在较大程度上下降，在用户觉得此种下降不会影响使用时，价值就会提高，增大收益。
3.2.2 企业实施差异化低碳发展战略①企业可以保持寿命周期费用不变，同时将产品功能提高，实现价值的提高。假如用户要求先前产品的必要功能不足，可采取办法增加有关的必要功能，虽然生产过程中或许会增加花费，然而却能下调使用费用。众多产品的优势都体现在这一方面，究其原因是客户需求无污染环境、使用方便以及具有高效节能的产品所导致的。②寿命周期费稍有提高，而产品功能大幅度增加，进而价值提高。由于人们的生活水平在日趋提升，人们对产品质量的需求也在逐渐提高，并且对价格的承受能力也随之增大，所以，企业在加强竞争力时能够采取此种方式。
3.2.3 企业实施基于低成本的差异化低碳发展战略[4]既提高功能，又降低寿命周期费用。这是提高价值的最理想的途径，是价值工程追求的主要目标。如产品原有功能与寿命周期费用与用户的要求差距较大，通过补充必要功能，消除不必要功能，降低多余费用，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公司采用先进的经营管理方法就可以达到这一目标。特别是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企业必须采用现代化的管理方法和技术，努力地降低成本同时加大产品的差异化程度，才能在竞争中站稳脚跟，持续发展。
3.2.4 企业实施低碳发展技术创新战略[5]主要分为领先型创新战略、跟随型创新战略和模仿型创新战略。企业在制定其低碳发展技术创新战略时，一定要分析低碳发展技术创新战略所追求的功能和成本。根据价值工程V=F/C的原理，企业进行低碳发展创新战略选择时，应根据自身的资源条件和能力以及综合考虑所处行业特点，针对低碳发展创新战略各个功能和成本费用在不同创新战略实施情况下进行打分，并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和需要赋予各个功能不同权重，进一步算出总功能得分F=∑Fi，在该战略下核算总成本C=∑Ci，最后计算二者比值，算出各个战略选择下的价值大小，从而可为企业创新战略选择提供决策支持。
3.3 资本推动型低碳经济发展战略“碳交易”是传统生产方式向“绿色”发生“全球性转变”的“方向标”。以经济学的角度而言，碳交易遵循应科斯定理。易言之，以CO2为代表的温室气体需治理，而在此过程中就会给企业带来成本差异，由于平日中的商品交换能看成一种产权交换，因此，同样可以交换温室气体排放权。基于此，在市场经济框架下，利用碳权交易自然就是有效处理污染问题的最佳方式。我国要想更优地促进资金及技术向低碳领域发展，就一定要参与建构国际碳市场，通过金融市场发展低碳经济，进而使资本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功能完全发挥出来。[6]
3.4 消费引导型低碳经济发展战略在保持社会人群生活质量不变的情况下，降低二氧化碳排放以及在消费领域进行节能存在着相对大的潜力。我们以建筑节能为例，我国城乡民用建筑面积约为400×108m2，建筑能耗已占总能耗20.7%。北方城镇在2004年农村生活用和煤建筑采暖为1.6×108T标煤/年，在全国煤产量中的比重为11.4%，而诸如生活用电等其他用电与建筑用电的耗电为5 500×108kW・h，在我国电耗中的比例是27%至29%。至2020年，预计我国城市人口比例为56%，大概新增?芏110×108m2需采暖的民用建筑，相比于2004年而言，2020年可能要增加2.5×108T标煤以及5 800×108到6 300×108kW・h用电。降低化石能源消耗是我国建筑和生活节能的主要目的，能够使用各种方法。例如利用太阳能等。同外国建筑作比较，我国建筑的保温能力较差，导致损失大量的热量，应给予特别关注。[7]
3.5 组织推动型低碳经济发展战略这里的组织主要包括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在带动低碳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政府担任着直观重要的角色。许多发达国家推行了有效的经济措施与法律规范，使得低碳经济可在短时间里取得快速发展，同时获得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例如，德国积极推行气候保护高技术战略以及生态税，重点培育环保技术产业，并将其立为新的主导产业。在低碳经济发展中，企业的角色比较独特，一方面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另一方面又是资源很大的消耗者，也是污染的造成者。作为追求经济利益的企业，很难独自发挥作用，需要消费者、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共同参与，尤其要强调非政府组织的作用。非政府组织是指处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社会组织，代表着社会中某个群体、阶层、集团的利益。在发展低碳经济方面，不仅有市场失灵现象，也有政府失灵现象。随着市场和国家机制的相继失灵，非政府组织作为现代市场经济中的第三种力量，正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3.6 法律约束型低碳经济发展战略政府通过立法和颁布对行业、部门的最低能效标准和排放标准以推动低碳经济发展。这种方式具有权威性、公开性和稳定性。例如美国对汽车以及大多数家用能源设施实施最低能源效率标准，对建筑和空调、冰箱等高耗能家用电器，不断提高节能标准。英国政府出台了可持续住房标准，分为6个等级限定能源效率和水效率的最小消费标准对所有租赁和出售的建筑物将实行能源绩效证书管理制度等。[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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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郭印，王敏洁.国际低碳经济发展现状及趋势[J].生态经济，2009，（11）：58-61.
[3]付允等.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8，（3）：14-18.
[4]徐冉.价值工程与企业基本战略管理.中外企业家，2005，（6）：5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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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庄贵阳.中国经济低碳发展的途径与潜力分析[J].国际技术经济研究，2005，8（3）：79-87.
经济发展的过程范文4
【关键词】会展经济；发展；广州
会展经济发展是一个城市的名片，高效的会展经济对提高城市知名度，扩大城市的影响发挥重要的作用。广州作为我国沿海开放成熟，会展经济发展较早，具有自身的管理体系，在会展经济的发展过程当中初步形成了规模。在广州会展经济的发展过程当中，这主要表现在：第一，没有针对自身的会展经济，建立有效的政策指导和规划，在战略支持上不够。第二，缺乏完善的市场化服务体系，政府对会展制约机制和行业规范等欠缺。本文从会展经济的理论分析入手，广泛的吸收前人的有关学术研究，采取文献综述法和案例分析法，分析广州会展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针对性的管理措施，进一步提高广州会展经济的发展水平。
一、会展经济的理论分析
会展经济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深入发展而形成的一种新型经济形态，在当前的研究当中，会展经济是指通过举办各种形式的会议和展览、展销，带来直接或间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一种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会展经济一般被认为是高收入、高赢利的行业。
二、广州会展经济发展现状
广州作为我国沿海开放城市，由于其特有的地理位置，会展经济获得快速发展。广州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会展经济就开始发展，在多年的发展过程当中形成了自身的管理体系。据不完全统计，2014年，广州全年展会数量为259个，展出面积约为923万平方米。2015年，广州会展业呈现“展览活动增幅明显、高端会议快速聚集”的新格局，全市20个重点场馆举办展览482场次，同比增长23%，累计展览面积861.7万平方米。2016年一季度，全市重点场馆举办展览116场次，同比增长52.6%，累计展览面积200.9万平方米。广州会展经济的发展一直是占据全国会展经济发展的前头。
三、广州会展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广州政府针对会展经济的政策扶持不够
在广州会展经济发展过程当中，虽然形成了自身的管理模式，但是在具体的政策扶持上还是跟不上会展经济的发展需求，详细的政策扶持力度不够。在广州会展经济的发展过程当中，这主要表现在：第一，没有针对自身的会展经济，建立有效的政策指导和规划，在战略支持上不够。第二，缺乏完善的市场化服务体系，政府对会展制约机制和行业规范等欠缺。
2.缺乏R祷嵴咕济管理人才
广州作为我国沿海发达城市，在会展经济的发展过程当中，缺乏应有的专业人才。在广州会展人才素质和来源上，很多会展管理人才都缺乏专业的会展管理知识，也没有接受专业的技能培训，因此这种会展发展模式都是小规模的发展。另外，在广州会展人才的培训上，培训资金投入较少，没有建立有效的学校和社会会展人才培训模式，会展人才不能满足广州会展经济的发展需求。
四、加强广州会展经济发展管理的对策
1.加强政府针对会展经济的政策扶持力度
加强政府针对会展经济的政策扶持力度。在广州会展经济发展过程当中，虽然形成了自身的管理模式，但是在具体的政策扶持上还是跟不上会展经济的发展需求，详细的政策扶持力度不够。因此在实际的管理当中，广州市政府在实际的管理过程当中要建立完善的会展扶持政策，一方面要针对自身会展经济发展，建立政策扶持纲要，保障会展经济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严格规范各级政府具体办展行为，对广州已有的政府主导型展会通过政府向社会购买服务来建立政府办展退出机制，逐步加大其市场化进程的力度。
2.加强缺乏专业会展经济管理人才的培养
加强缺乏专业会展经济管理人才的培养。广州作为我国沿海发达城市，在会展经济的发展过程当中，缺乏应有的专业人才。在广州会展人才素质和来源上，很多会展管理人才都缺乏专业的会展管理知识，也没有接受专业的技能培训，因此这种会展发展模式都是小规模的发展。因此在广州会展经济的发展过程当中，首先要加强对会展专业人才培训资金的投入力度，保障会展人才素质得到提升。其次在会展人才培养模式上要进行创新，除了对现有的会展人才进行在职培训之外，还应该与高校建立人才培养模式，大力从高校吸收专业会展人才，保障会展人才的供应需求。
3.加强资金投入，完善会展配套设施设备
加强资金投入，完善会展配套设施设备。当前在广州会展经济的发展过程当中，会展配套设施设备不够健全。这主要表现在广州缺乏大型的会展中心，虽然有琶洲会展中心，但是不能满足广州会展国际化发展需求，具体的细节配套设施也不到位。因此面对这一问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公共设施设备的投入上加大力度。
五、结语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广州作为我国沿海开放城市，由于其特有的地理位置，会展经济获得快速发展。广州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会展经济就开始发展，在多年的发展过程当中形成了自身的管理体系。广州会展经济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的政府针对会展经济的政策扶持不够、缺乏专业会展经济管理人才、会展配套设施设备不健全的问题。因此在具体的管理过程当中要加强政府针对会展经济的政策扶持力度、加强专业会展经济管理人才的培养、加强资金投入，完善会展配套设施设备，进一步提高广州会展经济的发展水平。
参考文献：
经济发展的过程范文5
美国是全球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在城市群的发展方面，美国同样领世界之先。
美国的三大城市群分别为美国东北部城市群、北美五大湖城市群和洛杉矶大都市区。其中，美国东北部城市群以核心城市为中心，多元化产业聚集，航运地位突出。这些方面均与成渝城市群有相似之处，其发展思路、合作模式等，对成渝城市群的建设发展有积极作用。
美国东北部城市群北起波士顿，南至华盛顿，主要城市包括波士顿、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华盛顿，又被称作“波士华”城市群。区域总面积约13.8万平方公里，占美国总面积的1.5%，人口约4500万，占美国总人口的20%，城市化水平达到90%以上，是美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这一城市群是美国经济核心地带，是美国最大商业贸易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制造业产值占全国的30%。
美国东北部城市群是最为典型的核心带动发展模式。
一是纽约核心作用突出。作为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的神经中枢，纽约占据了区域内的核心地位。其他核心城市也都根据自身的特点，寻找着与纽约的错位发展之路。区域内的产业分布呈现出多元和互补的格局。而这些城市的发展始终离不开纽约金融中心的辐射作用。
二是区域分工格局合理。纽约作为全美的金融和商贸中心，有着最为发达的商业和生产服务业，为这一地区提供多种重要的服务。波士顿集中了高科技产业、金融、教育、医疗服务、建筑和运输服务业，其中高科技产业和教育是波士顿最具特色和优势的产业，形成了与“硅谷”齐名的高科技聚集地，成为世界著名的电子、生物、宇航和国防企业中心。费城地理位置优越，经济结构比较多样化。首都华盛顿市作为全美政治中心，在国际经济中有着重要影响，全球性金融机构，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银行和美洲发展银行的总部均位于华盛顿。巴尔的摩市区与华盛顿特区接近，使得它分享了很多联邦开支和政府采购合同，国防工业在巴尔的摩有了很大发展。
三是多元化产业聚集趋势。波士顿、巴尔的摩、费城等城市都有各自的优势产业，若孤立地看，每个城市主导产业都是唯一的，只是形成了若干优势产业群落，产业集群的集聚特点并不十分明显。但通过区域内的产业调整和协作，城市群在总体上形成了在更高层面上的多元化产业群落。
四是航运中心地位突出。纽约港是美国东部最大商港，重点是发展集装箱运输；费城港主要从事近海货运，巴尔的摩港作为矿石、煤和谷物的转运港；而波士顿港则是以转运地方产品为主的商港，同时兼有渔港的性质。这些港口通过有序分工，构成了一个分工合理、运营灵活的美国东海岸港口群。
学习借鉴美国东北部城市群发展经验，对推动成渝城市群发展很有益处。
发挥“大城市群”带动作用
美国大城市群沿海沿边分布比较均匀，三大城市群经济总量是美国经济发展的主要载体，再由这些大城市群向内陆辐射，这样就形成了全国均衡发展的动力源。与美国城市群相比，中国城市群对于全国的经济贡献率相对较低。以2011年为例，中国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对全国经济的贡献率只有37%，比美国三大城市群对全国经济的贡献率低近30个百分点。
创新城市合作模式
城市群的发展主要是区域内核心城市之间的合作。两个城市同城化发展主要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是完全融合，归并为一个城市，如把大连和旅顺合并的“大连模式”。第二种是“洛杉矶模式”，大洛杉矶都市区的城市之间是紧密的合作关系，涉及各城市的重要问题都要进行协商，当作一个整体来推进。第三种模式是“双城记”，区域内核心城市保留各自的行政级别，但在各自规划、发展等重要问题上都会为对方考虑，把对方作为紧密的合作伙伴。我国城市群内的联系与合作仍然受制于行政区划，未能建立有效的协作分工体系，急需在体制和政策上创新，使得城市群各级政府在更广领域内合作，尽快朝着资源共享、环境共建、城市互通、产业互动、政策互惠方向推进，共同提高城市群的竞争力。
增强城市群功能互补
城市群发展成熟的重要标志是形成合理的城市职能分工体系，达到深化和发展核心城市间的分工与协作联系。只有合作型的竞争，才能体现城市群的整体力量。并且，城市群内合作是城市群获得竞争优势的关键。事实上，洛杉矶就是在与传统中心城市旧金山的竞争合作中发展成为全球性城市的，洛杉矶都市区橙县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
提升城市群核心优势
城市群发展的核心是拥有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与产业集群，它是城市群发展的强有力支撑。美国城市群正是通过主导产业及产业集群的发展来影响周边地区发展的。从世界城市群发展实践来看，有竞争优势的产业或产业群是城市群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它在不断增强城市群竞争力和巩固其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城市群发展中，通过群内外或群之间的差异成因比较研究，打破群内分割，共享基础设施，借助有效的产业整合，创建城市群独特的优势产业发展模式，形成合理且高效的产业结构，从而获得城市群高效持续发展的能力。
强化城市群规划引导作用
经济发展的过程范文6
关键词： 技术进步；能力成长；发展中国家；经济转型
中图分类号：F7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7）03-0072-08
一、 引言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在全球化过程中经历了增长与衰退相间的波折，其重心也渐渐呈现出从西方到东方转移的新趋势[1]。尤其是肇始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导致西方主要工业国家市场需求减弱，全球经济增长由此告别了依靠同步工业化实现结构性加速的高增长时代，逐步转入结构性失速当中，这标志着过去那种以出口为导向、基于低端要素加入产业链的第一轮全球化发展红利面临消失的转折点[2]。对此，主流经济学家也在改变传统上对于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认知，普遍认为随着新兴国家在市场化、技术创新水平以及国民经济发展成熟度等方面的提高，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已经具备了赶超发达国家的能力。
事实上，尽管中国和印度两国近三十年来一直是经济增速最高的两个发展中国家，但在随着经济全球化模式的终结，两国也在金融危机后面临了增长乏力的困局，特别是中国在2015年6.9%的增长率创下了1990年以来的新低。在后危机时代，中印两国必须尽快重新转变其经济发展方式[3]。从过去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现代经济增长是建立在技术、企业和产业结构不断演进和发展基础上的，而以知识、组织和制度为构成要素的国家能力发展在这一经济发展进程中无疑成为关键性变量。如何看待中印经济当前的新变化？与一般从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分析不同，本文更愿意从技术进步和国家能力的视角来探讨中印经济当前的问题和出路。为了深入探究能力成长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作用，本文将从发展中国家的国家能力构成分析为切入点，并以中国和印度两国由FDI（外国直接投资）引致的技术能力变化为对象，力图诠释这样一个主题，即在后全球化时展中国家要完成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就必须放弃以往简单依托资本和资源投入获得比较优势的增长方式，进而转向基于自主创新驱动的技术进步和国家能力发展。
二、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的来源与特征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一直把技术进步看作是“一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引擎”[4]。然而，由于这一命题建立的基础都是来自于发达经济体的经验，因此，对于开放经济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技术进步的新命题而言，有必要从三个方面来思考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第一，需要考虑发展中国家在开放条件下内生技术进步的机制及其影响因素。一般来说，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主要通过购买专利、外商投资、进出口产品等途径获得技术进步，并由此产生直接技术转移、外溢效应和干中学效应。第二，需要考虑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和经济收敛问题。对此，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开放经济中除了水平效应，并不能为其带来增长效应，也不能保证其经济增长率得到提高和向发达经济体收敛[5]。不过，如果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在开放经济中的比较优势，技术的准公共品性质和技术扩散将使发展中国家通过低成本学习和模仿获得后发优势。第三，需要考虑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而言，需要更多关注经济体制的转型和要素结构的改变。因此，尽管目前还没有强有力的经验研究支持政策干预对技术进步的影响效应，但是仍然可以从国际贸易产生的技术进步效应视角来考察政策的开放度和自由度。
按照传统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某个产业的发展尽管目前并不符合本国的比较优势，但是只要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加以保护和引导，那么等到该产业成长到一定规模后，就将符合未来的比较优势。对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处于经济赶超阶段的国家而言，为了实现对于发达国家的赶超，在过去人为地扶持了很多不符合本国比较优势的产业[6]。然而，由于中印两国缺乏对先进技术水平进行模仿和吸收的能力，无法支撑这些不具备自身能力的产业，很难从知识转移中获得技术进步，更没有从对外贸易中得到技术外溢的好处，最终难以转换为动态比较优势。由此可见，发展中国家有效的技术能力对其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从事国际贸易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置条件。这也启发我们进一步思考，转型经济体在发展进程中能力、技术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从技术学习到自主创新的转变，以及能力成长在技术进步过程中的内生性作用。
不可否认的是，尽管内生增长理论重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但是却很少从微观层面深入分析技术的溢出与扩散过程[7]。由于技术扩散的影响，技术上的分工并不能作为长期比较优势的基础，现实中存在经济现象也表明，l达与落后国家之间仍然存在着巨大的技术差距。因此，不能简单地把一切解释不清的问题都归结到技术上，而应该厘清技术进步的内涵和实质。首先，需要弄清楚技术进步的来源。对此问题，学界自从熊彼特提出“创新”概念后，普遍认为基于优化资源配置的创新活动带来的技术进步推动了经济增长。其次，还需要弄清楚技术进步的异质性问题。显然，熊彼特没有区分导致技术进步的创新活动是否不同，但是现实中确实存在很多不同的创新活动，它们赖以产生的基础知识不同，所形成的新知识也不同。按照Aghion等（1994）对创新活动的区分，可以把技术进步的这种异质性概括为两种，一种是完全的基础性技术进步，即以R&D（研究与开发）投入为基础并导致新产品增加的商业创新活动；另一种是完全的更高层次的技术进步，即以生产经验累积和干中学效应所产生的创新活动[8]，而经济学家最为关注的正是这种次级创新。无论是干中学效应产生的基础性创新，还是研发活动导致的次级创新，都倾向于从经济总量中发现长期增长中的技术进步因素，而忽略了从内生的能力成长视角真正揭示现实中“技术发明”的内涵。
为此，在“干中学”模型与Bernard和Jones（1996）的技术转让模型基础上[9]，下面将分析两个国家间比较优势的变化情况。从中可以发现，在开放条件下，国际间技术吸收能力的差异可能导致技术优势的改变：首先，假定存在一个只包含两个国家的开放经济（本国H和外国X）。其中，Aij表示i国j商品部门的熟练劳动生产率，AXj表示技术领先国j部门的劳动生产率，LXj表示技术领先国j部门投入到劳动力数量，？追为“干中学”的效率参数，？姿为技术追赶参数。进一步假定外国是世界技术领先国（即AHj/AXj≤1），通过推导可以得到本国j部门相对于外国的生产率变化：
通过上面的模型不难看出，一方面，部门内的“干中学”、知识创新能力会强化初始的技术水平，使得技术进步的演变呈现固化性（persistence）特征；而另一方面，跨国贸易带来的技术外溢，以及部门间技术追赶速度的差异将可能引起技术水平的逆转，进而使技术进步的变化呈流动性（mobility）特征。相关的技术能力经验研究也表明，由于任何新的技术只能是在已有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故而技术产品的创新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和自我累积性特点。除了干中学效应之外，企业的R&D研发投入对于技术进步也非常重要，这是因为企业或国家在技术水平较低时可以通过模仿和学习来提高其能力，但是当企业或国家技术水平较高时，则只能通过加大R&D创新活动来扩大技术边界。
应该看到，R&D研发与干中学效应尽管都是技术进步的来源，但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它们的作用机制和路径并不相同。干中学效应主要是通过不断积累实践经验获得，故而能够通过干中学得到基础性创新产品，而R&D研发则是通过整合知识，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来获得次级创新产品。这也就是说，相对于物质资本的积累，技术进步无疑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具有主导性，而国家或企业通过干中学和R&D活动形成的技术创新能力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非常重要[10]。因此，在发展中国家形成动态比较优势的过程中，它们之间之所以会有不同的比较优势和增长速度，原因在于技术创新能力的差异影响了各国从基础性技术产品向次级创新产品转移的速度。随着企业或国家的技术水平越来越接近技术前沿，技术水平较低的国家或企业可以由模仿的低成本优势来弥补劣势，而处于技术前沿的企业或国家则只能由大量的创新R&D投入才能维持现有的竞争优势。
由上可知，对中印两国面临的经济转型而言，经济学意义上的技术能力应该是指在增长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适合发展动态比较优势的技术升级、转换和创新的综合能力。当中印具有较强的技术能力时，意味着两国的比较优势动态化程度会相对提高，国际贸易量会相应增加，并在经济中表现出显性比较优势增进、市场集中度提高和贸易条件改善等现象。
三、国家能力成长、技术进步与知识累积效应
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很早就注意到，从19世纪中期开始的以现代工业化为标志的世界经济发展史中，数量很少的一些国家可以从落后状态实现经济赶超，而其他很多落后国家则落入贫困陷阱。针对这一现象，格申克龙试图通过分析技术进步、能力和发展之间的关系来回答[11]。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学界对“华盛顿共识”的理论反思，“国家能力”概念在政治学等学科中已经得到充分讨论和应用。特别是美国学者弗兰西斯・福山在其所著《国家构建》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分析能力成长的基本理论框架，并明确指出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指国家的制度能力[12]。相较于别的社会学科，经济学对能力概念的重视程度不够，不但没有形成对“国家能力”概念的共识，而且缺少将能力成长引入经济转型问题探索的研究。
随着经济学家近年来关注经济增长特别是技术进步的源泉，开始注意到能力在技术进步中的重要性。例如，针对如何解释经济史中不同国家间不一样的发展绩效，Dorian（2017）就曾经指出，除了自然禀赋、资本和劳动力等与经济增长直接相关的决定因素之外，“社会能力”同样在经济活动中影响着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绩效，而以知识累积为基础的技术进步、企业能力相关的发展战略和组织结构，以及经济制度演进等要素的动态形成无疑就成为这种能力的重要来源[13]。此外，Reinert（2007）在通过长时段考察了近500年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后，发现当德国和美国还是发展中国家时，它们之所以要违背英国的说教而发展工业，其原因在于德美两国认识到凡是依赖于于自然禀赋要素进行的初级产品部门的生产活动，当投入的劳动和资本等要素达到一定量之后，每单位新增劳动和资本的所得收益反而出现递减；而依赖于技术进步和创新要素进行的工业和服务业部门的生产活动，却能够由于更高的生产率使得每单位产品和服务的成本逐渐降低[14]。德美通过模仿学习先进国家的生产技术和组织结构，很快就实现了从报酬递减向报酬递增转变，并完成了对英国的经济赶超。这些经济史实揭示出，经济落后国家可以通过引进、吸收先进国家的技术和管理组织经验来提高自身的技术能力，以实现其对发达国家的追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