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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哲学笔记范文1
延边脑科医院，吉林延吉 133000
[摘要] 目的 探讨不同剂量洛伐他汀治疗冠心病合并高脂血症的治疗效果。方法 将 2011年12月—2012年12月期间我院收治的冠心病合并高脂血症患者62例随机分为对照组31例(常规剂量口服20mg/d 洛伐他汀)和观察组31例(口服剂量为30mg/d洛伐他汀)，对两组的治疗效果进行对比分析。结果 两组患者在经过治疗后血脂等各项指标和治疗前相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症状相比差异无显著性(P>0.05)。结论 不同剂量洛伐他汀治疗冠心病合并高脂血症的治疗效果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在临床治疗的过程中可以适当加大洛伐他汀的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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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 不同剂量；洛伐他汀；冠心病合并高脂血症；对比分析
[中图分类号] R5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5654（2014）04（b）-0062-02
最近几年冠心病合并高脂血症患者的数量不断增加，给人们的正常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威胁。临床医师目前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提高冠心病合并高脂血症的疗效，有效减缓动脉硬化的速度，降低急性冠状动脉疾病引起的发生率以及死亡率[1]。他汀类药物具有一定的降脂以及非调脂功能，可以有效预防冠心病，是现在使用最广泛的治疗动脉粥样硬化的药物之一[2]。现对 2011年12月— 2012年12月期间我院收治的冠心病合并高脂血症患者应用不同剂量的洛伐他汀治疗的情况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本组资料共计62例，均为2011年12月—2012年12月期间我院收治的冠心病合并高脂血症患者，男34例，女28例，年龄45～78岁，平均（59.3±10.7）岁。其中有48例患者发生高血脂；56例患者出现稳定型心绞痛症状，10例患者发生不稳定型心绞痛症状；还有49例患者合并出现高血压症状，17例患者合并发生 2 型糖尿病。将所有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31例(常规剂量口服20mg/d 洛伐他汀)和观察组31例(口服剂量为30mg/d洛伐他汀)。两组在性别、年龄、病情等方面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治疗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用的治疗方法：要求 31 例患者口服冠心病基础药物，并给予常规剂量的洛伐他汀药物进行治疗，每日在晚餐后口服20mg，连续治疗 8 周。观察组患者采用的治疗方法：要求 31 例患者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增加 10mg 的剂量。要求两组患者在观察期间都应该保证正常的饮食，在抽血前一天晚上不得食用高脂食物，并持续空腹 12 h之后在次日清晨抽取适量的上肢静脉血，分别在用药前后采用酶法测定患者的胆固醇(TC)、三酰甘油(TG)、低密度脂蛋白固醇(LDL－C)以及高密度脂蛋白固醇(HDL－C)，与此同时还需要检测患者的肝肾功能、血脂情况、血糖情况以及不良反应症状等。患者在治疗过程中一旦发生肌无力、肌痛、严重肝肾损害等症状应该立即停止治疗。
1.3 降血脂诊断的相关标准
根据卫生部用药相关规定，本次研究中降血脂诊断标准确定为，显效：TC下降幅度在20% 以上，TG下降幅度在40%以上，HDL-C 上升幅度在 0.26 mmol/L以上；有效：TC 下降幅度在 10％～20％ 之间，TG下降幅度在20％～40％之间，HDL-C上升幅度在0.10～0.26mmol/L 之间；无效：所有参数均未达到上述标准[3]。达标率为显效和有效之和。
1.4 纳入及排除标准
两组患者在纳入时都符合相关的冠心病诊断标准，并且合并发生高脂血症，在治疗之前长达 2 周时间内都没有服用过相关的血脂调节类药物。所有患者均排除严重心率失常、心脏显著扩大、继发性高脂血症以及肝肾功能不全等症状，并且在治疗之前患者都得到了知情同意。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3.0统计软件。采用（x±s）表示，采用χ2检验。差异有显著性为P<0.05。
2 结果
2.1两组患者在治疗前后血脂等各项参数的变化情况
对照组治疗前TC（6.22±0.68）mmol/L,TG（1.89±0.68）mmol/L,LDL-C（3.91±0.69）mmol/L，HDL-C（1.21±0.30）mmol/L，CRP（6.48±0.90）mmol/L，治疗后TC（4.36±0.49）mmol/L，TG（1.48±0.23）mmol/L，LDL-C（2.66±0.64）mmol/L，HDL-C（1.40±0.29）mmol/L，CRP（4.88±0.93）mmol/L；观察组治疗前TC（6.25±0.61）mmol/L，TG（1.87±0.65）mmol/L，LDL-C（3.93±0.66）mmol/L，HDL-C（1.22±0.35）mmol/L，CRP（6.57±0.94（mmol/L，治疗后TC（4.02±0.46）mmol/L，TG（1.39±0.30）mmol/L，LDL-C（2.14±0.47）mmol/L，HDL-C（1.47±0.30）mmol/L，CRP（2.48±0.94）mmol/L。从两组患者在经过 8 周的治疗之后血脂等各个参数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出，两组患者在治疗之前 TC、LDL-C、CRP 、TG、HDL-C 等差异无显著性(P>0.05)，在经过治疗之后各项指标都有所降低，差异相比具有显著性(P<0.05)。而治疗之后对照组患者和观察组之间的各项指标相比差异具有显著性(P<0.05)。见表1。
2.2 两组患者在治疗后血脂参数的达标率以及出现的不良反应情况
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症状相比差异无显著性(P>0.05)，具体数据见表1。
3 讨论
他汀类药物属于HMG-CoA 还原酶的一种竞争性抑制剂，在经过国内外各种规模的临床治疗后发现，在冠心病疾病进展的各个阶段以及各个层面上，他汀类药物都能够发挥较好的预防以及治疗作用，特别是对一些冠心病易损患者的治疗效果更加显著[3]。其中洛伐他汀药物可以有效抑制胆固醇（TC）的合成，进一步降低血清 LDL 的含量，能够针对冠心病患者发挥较好的防治作用。而且洛伐他汀属于一种 HMG-CoA 还原酶的竞争性抑制剂，可以有效加快 LDL-C 转入到细胞中的速度，提高 LDL-C 的清除效率，以此来降低患者血中的胆固醇（TC）水平。此外，洛伐他汀在患者体内发生竞争性抑制胆固醇合成作用的过程中由于妇限速酶甲戊二酰辅酶 A 还原酶，可以有效降低胆固醇的合成率，并且提高 LDL－C 受体的合成率，该药物通常会在患者的肝脏部位发挥效用，以此来降低患者血TC水平以及 LDL－C 水平，另外，洛伐他汀还能够有效改善患者血管内皮功能等具有的非调脂作用，从而发挥出 AS 以及 CAD的防治作用。
本组资料显示，我院 62 例冠心病合并血脂血症患者分别采用常规剂量治疗与使用较大剂量治疗的方式，结果提示不同剂量洛伐他汀治疗冠心病合并高脂血症的治疗效果存在较大的差异，使用剂量较大的患者血脂等各项指标要比常规剂量治疗好很多，并且强化治疗并不会出现较明显的不良反应，因此在临床治疗的过程中可以适当加大洛伐他汀的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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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哲学笔记范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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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哲学笔记范文3
关键词：互联网；公共政策；影响因素
科学技术作为一种革命性力量，历来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主要动力，被誉为："当前信息技术核心和标志"的互联网因其革命性的特质，势必会成为公共政策最重要的手段和工具，颠覆传统理念，赋予公共政策互以联网时代的全新内涵。
一、互联网时代公共政策的理论创新
（一）互联网时代公共政策的体制创新
多元化的社会价值体系和社会价值观念不仅主导我们的社会生活，亦对多元主体和多元价值体系之社会格局下的公共政策提出了协调与平衡包括经济与政治、中央与地方、整体与局部、政府与公众、长远与近期、效率与公平等各种社会关系的新要求，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和广泛渗透推动了包括文化创新、信息系统创新和组织创新在内的全新公共政策体制。
任何一项政策的制定本质上都是具有一定政策文化背景的人的社会文化活动，而一项公共政策文化，必然受到相应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制度的影响和制约。公共政策的实质在于"公共特性"，互联网在公共政策领域的应用对体现"公共特性"政策文化的创立、贯彻和更新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开阔公众视野、拓宽信息渠道、提供参与机会、激发并增强公众对公共政策的关心程度和自主意识--不仅沟通了政府与公众、完善了政策过程，使公共政策更具科学性和合法性，破除了"经验型"政策文化的局限性，更真正实现了由"个人封闭型"向"公众参与型"政策文化的转变。
信息是公共政策的基础，公共政策是否合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可供决策者使用的信息系统状况。互联网在公共政策领域的英语、更新和完善了公共政策信息输入、传递、加工、选择和反馈系统，是决定者及时顺利获取信息，更好分析使用信息并提高政策方案的有效性。
公共政策不仅需要足够的信息，更要求在公共政策过程中将各种不同意见充分表达交流后，通过公共政策组织系统理性选择，形成最佳结果。互联网在公共政策领域的应用，突破了政府对信息的垄断格局，使得公共政策不仅仅局限于政府组织内部，而真正实现公共政策的公共性、提高公共政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二）互联网时代公共政策的领域创新
公共领域是介于自律的市民社会和掌握公共权力的国家之间的一个领域，具有开放性和平等性、批判性和批评性、讨论性和推理性等特征。网络以其普遍性、平等性、匿名互性和分散性和交互性为互联网时代公共政策提供了公平效率、言论自由、充分辩论的"多对多"交流模式的新型公共领域。
由于公共领域强调舆论和公众意见的形成，保证公众的话语权便成为了公共领域的必要前提--互联网话语的自由性和多元性冲破传统一元价值观，前所未有的挑战了传统公共领域的话语霸权；互联网话语的分散性和互动性保证了传播者和受传者平等互动，打破了传统公共领域的时空限制；互联网话语的主体平民化与平等化使话语权分散到普通民众中，打破了传统公共领域的精英话语权模式；互联网话语权的权力性和权利性增强了话语权的影响力，打破了传统公共领域话语权强制力。互联网时代，网络公共空间在传统社会的基础上构建了广阔的公共领域，完成了公共政策的领域创新。
（三）互联网时代公共政策的合法性
公共政策合法性就是公共政策被认可的具有一定的历史性价值，包括公共政策的主体合法性、程序合法性和价值合法性，公共政策只有具备合法性才能得到公众的广泛认可和执行；公共政策合法性危机会影响整个政治系统的稳定和国家法治进程的发展，是不可回避的根本性问题。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和广泛渗透能切实有效的促进公共政策合法化，以维护政治系统的稳定性和法治化发展。
公共政策的"公共特性"要求其以民主价值未经依归、公民参与为核心、社会正义为目标，公共政策主体合法性危机主要表现在公共政策主体公共性缺失和公共政策无法充分代表多元利益主体的公共利益两个方面；公众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重要基石，对公共政策合法性有重要作用，而互联网构建的互动型公共政策新平台能有效消除公共政策主体合法性危机。
传统公共政策往往聚焦政策内容而忽视制定程序的具体表现为缺少将政策议题触发机制转化为政策设置议程的制度化程序、公共议程设置基本机制的局限性和公共政策程序缺少公众协商性民主机制等。互联网提供了公共政策制定前的触发机制催化空间和实现协商民主理论的实践平台，有效解决了公共政策"重实体轻程序"的程序合法性危机。
传统公共政策遵循以公共权威部门为主导的精英立法模式，由于缺少公众参与和价值认可、缺少多元主体的利益表达和对公权力主体的监督与制衡，其价值的设定和执行极易偏离公众对政策的价值诉求。公众对政策冷漠、质疑、批判甚至抗拒而非认可和支持造成了公共政策价值合法性危机。互联网提供了理性和批判性的公共平台，通过多元利益主体的公共协商对公共政策是否具有公正性、正义性、公共利益性的价值进行评判，评判结果成为判断公共政策是否合法的依据，这种评判和质疑形成了公共政策的价值评判机制，促进公共政策体现公平、正义和公共利益之价值合法性。
二、互联网时代公共政策的悖论分析
与传统公共政策相比，互联网时代公共政策可谓是建设性与破除性并存、广阔性与局限性同在，以致公共政策悖论的形成。
（一）平等悖论
互联网时代公共政策的创新改变了传统理论等级森严、自上而下垂直控制的政策体系，而这种平等是以技术发展为前提、经济发展为基础的，这就在本质上限制了政策参与范围，反而造成了公共政策的不平等。
（二）成本悖论
互联网时代公共政策的创新突破传统理论的时空界限而实现了信息多元、开放、交互式传播，而在对参与者知识素养的要求、政府对参与进行的规范、信息权威度与可信度层面上来看，会联网时代公共政策成本反而有所增加。
（三）绩效悖论
互联网时代公共政策的创新提高了公众参与的质量、能力，虽有利于培养现代公民，也存在着参与质量有限、销蚀公民责任、合作能力下降等影响互联网时代公共政策的广度、深度、效应等的问题。
（四）稳定悖论
互联网时代公共政策的创新使弱势群体、边缘群体的声音有了传播的可能，为舆论监督提供了新载体的同时也会出现非理性化和无序行为，成为社会稳定的极大隐患。
三、互联网时代公共政策的影响因素分析
传统公共政策理论均是从互联网资深固有缺陷对公共政策的消极影响角度提出了难以解决的互联网时代公共政策悖论，如果从影响互联网的因素分析，是否可以找到引发互联网时代公共政策困境的根本原因呢？
（一）影响互联网时代公共政策的直接因素
影响互联网时代公共政策的直接因素是互联网的普及程度，包括互联网的实际拥有情况和有效使用情况两个方面；公民实际拥有电脑数量、政治素养、工作性质、收入水平、所在地区互联网相关基础性设施和政府电子政务建设情况等因素均会影响互联网的普及程度。
尽管互联网以其自由性优势、低成本优势、平等性优势为公共政策提供了便捷有效的途径和手段、降低了公共政策的参与门槛、激发了公众参与热情、扩大了政策参与规模、保证了公共政策科学性、促进了公共政策民主化，但这一切均是建立于相同的互联网拥有和使用情况的基础之上、以互联网的普及为首要前提。网络时代不等于互联网占有和使用人人相同，互联网普及程度在事实上的不平等必然会导致公平悖论、同意互联网普及程度的成本必然导致成本悖论、互联网普及情况造成的公民参与程度差异必然导致绩效悖论、甚至可能导致稳定性悖论。所谓互联网时代公共政策，若抛开互联网普及程度这个前提孤立研究公共政策悖论，势必会陷入难以解决的困境。
（二）影响互联网时代公共政策的间接因素
影响互联网时代公共政策的间接因素是公民的文化程度，包括公民文化水平和教育程度；公民文化程度可以通过影响互联网普及程度而间接影响互联网时代公共政策，从更深层面来讲文化程度还会影响公民的政治素养和政治诉求。公民文化程度与其阅读能力、语言能力、技术能力、工作性质等息息相关。
文化程度对互联网的实际利用率、互联网技术操作水平、政治参与积极性、政策理解能力和政治诉求等方面均有影响，忽略了公民文化程度差异就等于忽略了网络时代公共政策的"公共特性"，是不科学不理性的；公共政策缺失"公共特性"必然会产生公平悖论、缺失理性和科学性必然产生绩效悖论和稳定悖论，这样的政策本身就是一种浪费，结果必然造成成本悖论，甚至会导致网络时代公共政策陷入合法性危机。
（三）影响互联网时代公共政策的根本因素
根据著名的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不同经济条件下的公民必然会拥有不同的政治诉求。无可否认，经济因素对互联网时代公共政策的直接影响甚至会超于传统公共政策。无论是直接影响因素即互联网普及程度还是间接影响因素即公民文化程度，影响互联网时代公共政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
经济影响互联网基础设施和政府电子政务建构水平、影响互联网普及程度；在没有互联网情况下研究互联网时代公共政策--讨论互联网时代公共政策较传统公共政策的种种进步、谈及互联网的种种优势，便等于"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毫无意义。
经济影响公民文化水平和教育程度，当公民的文化程度不足以支持其利用互联网参与公共政策，这就等于关上了公民通过互联网参与公共政策的大门、取消了公民通过网络参与公共政策的资格，此时互联网不再是进步的象征，反而强化了传统公共政策的消极影响，互联网时代公共政策有事皆归于无、所谓公平荡然无存、弱势群体的话语销声匿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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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哲学笔记范文4
论文摘 要：教育学知识作为一种扎根于实践土壤的知识，具有重要的本真属性——实践理性。结合实践理性的特点，教育学的实践理性具体表现为教育学知识的现实性、理想性、创造性等方面。教育学知识的实践理性从逻辑和本真意义上为教育学知识的实践转向提供佐证，这意味着教育学知识应回应日常教育实践，意味着教育研究应走进实践、批判实践、引导实践，教育理论研究者应具有基本的实践意识和实践态度。
教育学知识作为一种扎根于实践土壤的知识，具有重要的本真属性——实践理性。本文的教育学知识是指作为知识存在的教育学，也就是所有通过教育研究所获得的知识或者说是所有构成教育之学的知识。
一、实践理性的特点
1.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
理性是人类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表现出来的特征。人类关于认识世界的观点就是理论理性，人类关于改造世界的观点就是实践理性。在两种形式中，实践理性是作为人类对自身与世界的关系“应如何”和人“应当怎么做”问题的观念掌握与解答，它高于仅以合对象、合规律为根本标准，也高于仅以认识事物的“本来面目”、回答人与世界的关系“是如何”为主要目的的理论理性，是主体观念掌握外在世界和观念处理人与世界关系的最高形式。康德最早认识到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他认为，理论理性是机械的、必然的、因果的世界，实践理性是目的论的、自由的世界［1］。实践理性优先的基础在于：不是在理论理性那里，而是在实践理性那里才能达到对自由概念的确立；与此同时，在理论理性批判里不认为是矛盾但又没有得到确认的东西，在实践理性批判里却又被确认下来。
列宁说过“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仅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2］实践理性之所以高于理论理性，在于理论理性是求真，而实践理性不仅求真，还在此基础上求善，在理论理性提供的“是什么”和“怎么样”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应如何”、“怎么做”的问题，实践理性以合目的为根本标准，期望创造应当存在的东西。
2.实践理性的特点
第一，现实性。实践理性直面人的生活实践，是立足社会现实的实践智慧。实践理性源于人的生活实践，是人的生活实践的理性形式。真正的实践理性应是直面现实的。
第二，价值性。价值性是实践理性的一种重要形式，是对人与世界关系“应当如何”的反应，是“求善”的智慧。表现在：一是选择和确定实践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二是对实践活动能否实现预期目标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实现目标的价值判断；三是人们对实践活动是否适合社会行为规范等所做的社会价值判断。
第三，目的性。实践理性是人们为满足自身需要和实现自己目的的理性。目的性是实践的本质特点，也是人类行为的基本属性之一，是建立在主体需要的基础上的。
第四，情境性。实践理性是特定情境中的选择。由于实践情境带有多种难以预料的可能性，需要主体建立在丰富的实践理性基础上的灵活的实践之知，情境性也决定了实践无限多样的可能性存在，从无限可能性中予以选择就需要实践智慧。
第五，创造性。实践理性包含着对现实的批判、否定和超越意识，且在这种批判否定和超越中实现对现实可能性的不断建构，实现有目的有计划地改变现实客体和创造新客体的过程。实践理性所选择和确立的客体发展的可能性趋向是一种对外部客体未来发展的“理想状态”的观念预设，是对理想客体的观念创造，特别是在对客体发展多种可能性的选择过程中也体现了高度创造性。
第六，理想性。实践理性意味着对当下人与世界关系现状的不满足，是一种含有超越现有人与世界关系状态，改造人与世界关系的理想欲求。实践理性的确立和建构，意味着主体按照自己的需求、意志、能力和客观条件来确立人与世界的关系应如何的实践目标，这一目标是对外界客体未来发展的理想状态的观念预设，是一种对主体所追求的未来实践活动结果——理想客体的观念创造。
二、教育学知识的实践理性
教育学是植根于人类的生活实践和教育实践而且指向实践的实践之知。赫尔巴特最早强调实践对于教育学的基础性和优先性，杜威也曾主张“教育实践不能忽略，教育科学的最终的现实性，不在书本上，也不在实验室中，也不在讲授教育科学的教室中，而是在那些从事指导教育活动的人们的心中，在实际的教育生活中”［3］。
结合实践理性的特点，教育学知识的实践理性具体表现在：
1.教育学知识的现实性
教育学知识是直面教育现实的知识，它不是一种建立在理论哲学基础上的思辨性知识，而是建立在实践哲学基础上的直面教育现实的实践之知。
教育学知识的现实性意味着：首先，教育学知识是指向现实中的人的，是一种教育理想。如果它远离具体本原的教育世界与真正的教育实践中的人，就不能在具体的实践生活中促进和完善实践之知。
其次，教育的本质在实践。教育学知识的深层底蕴是实践的品性，教育学因思想实践而成为一种实践，思想也是生活，因为它也是与事物应对的一种方式——去思考事物。教育活动正是在本真的教育之思的不断追问、找寻、看护、批判、导引下不断地返回根本的地基中获得实践的品格，成就教育活动之为教育活动的。正如雅思贝尔斯所言，“真正的教育应先获得自身的本质”［4］，而本质的获得就在于教育学作为一种实践之学的对教育实践的不断追问，甚至它“并不是一种知识而是一种行动”［5］。教育学知识是一种守护教育存在，是一种
自身即是目的的生命实践。
2.教育学知识的理想性
教育学知识既具有丰富的现实性，又具有鲜明的理想性，教育学知识在很大程度上是教育学者的理想。它始终充满主体的人对教育过程中的人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的理论预设，即教育理想。在实践的过程中，教育理想像光，指引着教育主体守住教育本真，引领人成为人，获得生命成长的路途。
3.教育学知识的价值性
价值性是实践理性的重要特点，而充满实践理性的教育学知识也蕴涵着彻底的价值色彩。教育学作为成人之学，一直贯穿着“成如何之人”及“如何成人”的主题，这显然是一个价值选择的过程。“成如何之人”直接决定“如何成人”，目的决定手段。通过教育，实现人的理性与非理性、情感与理智、思维与感知、身体与心灵的统一。教育作为生命展开的一种方式，在于引导人的解放，这也是教育最重要的一条价值选择。
4.教育学知识的创造性
任何一种知识都隐含着或多或少的创造性，可教育学知识作为建基于实践的知识，其创造性具有独特的表现。主要表现为，作为体现实践智慧的教育学知识是对纷繁复杂、变化多端的实践情境的反思和认知，充满着不确定性，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任何一种教育学知识都是知识主体基于对教育实践的体验、理解和反思的结果，都体现着充满个体色彩的创造性。无论是夸美纽斯、赫尔巴特、卢梭还是后来的苏霍姆林斯基、马卡连柯及今天的教育学者，体现他们教育学知识的教育学作品皆是建立在他们的丰富的实践经验或对实践的长期的学术反思基础上的，尤其是前者，更是无可辩驳地体现了知识主体的创造性。
5.教育学知识的目的性
实践理性作为“实践”的理性，有着鲜明的目的性。实践作为人特有的类本质活动在于其鲜明的目的性。“自身即是目的”是实践的本体特点。教育学知识作为直面教育实践的知识是充满以人为目的的目的之知，没有目的的活动不足以构成人的实践活动，而教育实践作为人的生命展开的一种存在的形式，始终贯穿着引导人的生命成长的目的。
6.教育学知识的情境性
教育活动是在特定情境中展开的活动，教育学知识具有情境性的特点。任何教育实践本身都与特定的时空场景关系密切，教育学知识是教育活动主体在特定教育时空中的知识。教育实践的时空性决定了教育活动的节奏、展开的形式和操作模式以及实践主体活动的方法和策略等等。教育情境是不断变化的，没有可以完全预测的教育情境，实践主体活动的情境是不断变化的，没有完全相同的教育情境。教育活动的情境性也为教育活动创造性和教育实践主体的实践智慧提出了要求。教育实践的情境性既体现了教育学知识的实践理性，也决定了教育学知识的实践理性。
三、教育学知识的实践理性对教育研究的启示
教育学知识的实践理性从逻辑和本真意义上为教育学知识的实践转向提供了佐证。教育学知识的实践转向意味着教育学知识应该回归日常教育实践，意味着教育研究应走进实践、批判实践、引导实践，教育理论研究者应具有基本的实践意识和实践态度。
从认识层面，教育学知识的实践理性特质表明，教育学知识与客观的科学知识完全不同，不能盲目用“科学”的标准衡量教育学知识。有人认为，“知识是人在实践中对世界的某一事物的相对稳定的理解和领悟”［6］。由于人类实践类型的多样性和理解类型的多样性，也就决定了知识类型的多样性。教育实践本身是一个复杂的具有多重属性的结构，有事实层面的东西，但更多的是价值层面的意义，而“科学不是一种超越价值的事业”［7］，所以不顾教育学知识的本真和特质，盲目追求科学性而一味地去说着“科学的话”，对教育学而言无异于寻求镜中花和水中月。“人文知识试图像科学那样成为自律自治的知识从来都是一种幻想。人文知识与其说是事实的知识(knowledge of fact)，还不如说是命运的知识(knowledge of fate)，就是说，人文知识不是一种科学意义上的知识，而是一种生
存智慧”［8］。所以，“我们或许应该跳出科学主义的视界下的教育学科学化的进程，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来看(see)教育和教育学，将教育学理论降解到日常实际进行的教师与学生的教与学的活动的观察与分析之中，呈现教学活动的真实过程，并将教学过程的意义建构活动与对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的分析联系起来，增强教育学研究的实践性”［9］。
从教育学知识研究的角度看，在教育学知识问题中，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是认识者和认识对象的关系问题，也就是教育学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关系问题。教育学研究者面对的研究对象有两个：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前者属于纯粹思辨的过程，而后者就不仅仅是思辨的结果，一定还要加上研究主体的体验，即使前者真正地从理论到理论的思辨也离不开教育实践的间接地确证和检验。“教育研究并不是作为主体的我对作为客体的教育现象的纯客观性的研究，任何真正的教育的研究都是或者理应是我所体验的教育生活的研究，所以任何真正的教育研究都是或应是个体性的，是我在性的”［10］。教育学知识应是知识主体在教育实践中通过体验、反思和理性认识的结果，是知识主体和作为知识发源地的教育实践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不是主观臆测、闭门造车的结果。
回归日常教育实践并不意味着理论主体和实践主体分工的完全消失，而是强调教育学知识作为具有丰富实践之知的知识，理论主体应该具有基本的实践意识和实践的视角，实践主体则应该具有反思的理论素养，二者互相渗透，共同构成教育学知识创造主体的家族，在教育学知识面前共同享有平等的话语权。实际上，“在中国目前教育学研究领域，理论视角上的最大变化就在于一些研究者放弃了建构宏大理论的企图，从教育学科学化(学科化)的路途中停止下来，开始关注学校日常进行的教以及学的实践活动，让被研究者的声音和话语凸现出来”［10］。唯此，教育学知识才不会成为理论主体的自说自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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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哲学笔记范文5
关 键 词:卡尔波普尔;世界3;知识
卡尔波普尔(Karl R. Popper，1902—1994)是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2002年9 月在北京召开了卡尔波普尔百年学术研讨会，今年则是他在第三届国际逻辑、方法论和科 学哲学大会上首次阐述“三个世界”理论40周年。值此时机，回顾世界3理论及其境遇，揭示 世界3理论的当代意义，进而展望其未来发展的途径，或许是有益的。
一、 为什么不走进世界3
回首近半个世纪，不得不承认，哲学界虽然也有众多研究，但波普尔的世界3理论并未进入学界 主流。在“三个世界”理论提出后的近40年中，西方学者和西方哲学主流并不重视他的“世 界3”，至于近来提出的世界4等更是乏人问津。这一现象应当引起重视［1］。国外如 此，国内亦然。在卡尔波普尔百年学术研讨会上，杜镇远对此表达了不满之情，在阐述了自 己的学术观点之后意犹未尽:“许多年过去了，发现我国学术界对‘世界3’理论，仍没有引起 应有的重视。愤慨系之，故再作以上陈述”［2］。对于这一现象，王克迪和熊卫民认 为:“可能有两个原因。首先，20世纪西方哲学主流看重的是逻辑和语义分析，他们着重讨论 一些虚的东西，对‘世界3’这类本体论、实在论方面的问题视而不见或者避而不谈。其次 ，波普尔自己对‘世界3’的表述有点含混不清”［1］。笔者认为，除了世界3理论本 身的问题外，学术界之所以不走进世界3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传统哲学影响，后现代思潮，以及 科技的最新发展。
传统哲学的核心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在涉及知识时，研究其来源、与主客体的关系和 取得的方法，不研究知识本身。在涉及本体论问题上更不能含糊。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在世 界本原问题上，二元论或多元论是站不住脚的。它们不具有终极的本原意义，最终都可以还 原、归并为唯物和唯心论。与世界3理论存在某种渊源关系的柏拉图的理念和黑格尔的绝对 精神都被认为是唯心主义。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世界3的研究难以进行。
波普尔提出世界3之际，恰逢种种后现代思潮风起云涌之时。世界3未及细细品味便遭解构。 持知识的多维价值性观点者认为［3］，传统知识论重视知识的认知发展价值，当代知 识论不只是关注知识的认知价值，而且重视知识对于人形成情感、态度、精神的价值。对知 识的研究由传统一步跨入后现代。
传统知识论强调知识的公共性、普遍性，知识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成果［4］，也就是得 到一致认同。当代知识论并不否认知识的公共性、普遍性，但同时也承认知识的个体境域性， 认为知识对象无论是作为一种事物、一种关系或一个问题都不是纯粹客观的，它们与认识者 的兴趣、志向、知识水平、价值观念、生活环境等因素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认识主体从 认识对象那里“认识”到的不仅有认识对象的“共同”属性，而且包括由认识主体的主观经 验所决定的“个别”属性，都具有独特性或个人性。波普尔提出的“客观知识”未及细究，即 被地方性甚至个人知识所瓦解。
当传统哲学认为知识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成果时，也就隐含了知识是既定和不变的。然而，科 学哲学的各项研究已经表明知识的发展、渐进或革命。在此过程中，个人和社会都参与其间 。曼海姆提出的知识社会学及发展至今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 ledge，简称SSK)都说明了这一点。无疑，知识处于流动与发展之中。然而，当知识的存在状况 未经研究，又何以把握游弋不定的知识之舟?无疑，知识是社会的产物并反作用于社会。然 而，当知识“黑箱”本身尚未打开，与社会的种种关系又从何谈起?
相比之下，眼下或许波兰尼关于知识的理论更为时兴，特别是他的“默会知识”。“默会知 识是自足的，而明确知识则必须依赖于被默会地理解和运用。因此，所有的知识不是默会知 识就是植根于默会知识。一种完全明确的知识是不可思议的。”波兰尼的这段话“揭示了完 全明确知识的理想之虚妄。波普尔以明确的、形式化的知识、理论成为认识论[ZW(DY]此处强调的显然是传统哲学。分析的主题，其结果是作为认识主体的人的‘淡出’，或‘没有认识主体的认识论’。波兰尼的默会认识论正好构成了这种认识论倾向的反题”［5］。此处分明可见传统哲学与后现代接轨，缺失的是中间环节。
罗蒂认为，哲学不应继续以知识论思维方式来定义，而应由追求知识的哲学转变为在谈话中 克服自欺的教化哲学。在追求终极知识之路上，哲学越成为科学的和严格的，它与文化的其 他领域的关系越少，而它所坚持的传统主张就显得更为荒谬，如果把智慧用于谈话和教化， 则可以防止让谈话蜕变为研究［6］。这种说法与中国传统哲学颇为相似。老子的观 点是，知识是局限的、僵化的，不足于闻道，但是实践中可能产生的非知识性的经验和觉悟(也 许可能解释为一种具有艺术水平的觉悟)却使人得道，所谓道者同于道［7］。不存在 对于所有人一致的真理或知识。绝对真理是不能用某种观点来完全彻底地穷尽、表达的;因 而，表达出来的观点一定是相对的、有针对性的，同时也就是有界限的。这正是后现代思潮中 的地方性知识。言说真理是为了能让受众接受后得益，所以怎么利于、便于受者接受，是第一 位的问题，而言说内容的绝对真理性则不予强调。提出“北京共识”的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 问乔舒亚库珀雷默发现，中国当代的发展道路“既讲求实际，又是意识形态，反映了几乎 不区别理论与实践的中国古代哲学观”。其实，后现代思潮也是如此，由强调认识而突出实践 ，与中国传统文化相通。
与此同时，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在世人和哲学家面前展示了眼花缭乱的新世界:大量人工制 品构成的世界和网络虚拟世界。于是，世界3未及深究，世界4、世界5……，接踵而来。然而 ，即使世界4、5等所言不差，也必须建立在对世界3研究的坚实基础上。“冬天来了，春天 还会远吗?”这是雪莱在《西风颂》里的句子，是雪莱身处“冬季”所感。目前学界对世界3 过门而不入，又何以奢谈世界3之后?世界4、世界5等类似于“过度创新”。
最后，波普尔的世界3理论本身也存在不少不尽如人意之处，例如，其本人宣称，“我们可 以区分出不止三个世界来”。
传统哲学排斥，中国传统文化遗弃，后现代批判，新事物层出不穷，以及理论本身的不完善 ，这些因素的综合，使学者们疏离世界3。
二、 为什么要进入世界3
看来，波普尔提出世界3是生不逢时，特别是恰逢后现代思潮兴起之时。然而，如何看待和 认识在后现代到来之际和之后所萌芽、诞生的新事物，是不断“虚无”，一路消解下去，为 “确保自己不成功而继续奋斗”［8］，还是在批判中“建构”，走“建设性”的后现 代道路，进而构建后现代社会新的范式?这里不提出先验的判据，但提请注意马克思关于“两 条道路”的观点以及系统发育和个体发育的关系。
马克思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方法》中指出:“如果我从人口着手，那么这就是一个混沌的关 于整体的表象，经过更贴近的规定之后，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 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最后我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经不是一个混沌的关于整体的 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马克思进一步把上述认识过程归结 为“两 条道路”。“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 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9］列宁结合黑格尔的某些论述发挥了马克思 关于“两 条道路”的思想。在对象未被认识之前，对象对于认识者来说只是“直接的、消极的存在”， 是“外在的”，或者用康德的术语:“自在之物”。认识一旦开始，就是对“自在之物”的否 定，尔后在“第一条道路”上，观念距现实越来越远，距本质越来越远，直至达到极端，“ 然后这个主观性”辩证地突破自己的范围，并且在“第二条道路”上通过推理展开为客观性 。一旦我们认识了一个事物，它对我们来说就不再是“直接的、消极的存在”，不再是“外在 的”“自在之物”。我们理解了它，掌握了它，它已经是一种“积极的存在”，“在我们的思 维中随时可再现它的一切，它是内在的”“为我之物”。认识就这样不断地经“两条道路” 而使“自在之物”变为“为我之物”［10］。
回首历史，人类对自然、社会和自身的认识大致即沿着这样的两条道路。限于篇幅，此处仅 以对自然和自身的认识过程为例。古人对自然和自己的认识(及相应的实践方式)即位于第 一条道路的起点。如果停留于此阶段，那就是“一个混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原始的未经 认识和实践的自然，处于自然状态的人及其原始综合、直觉的思维，原始的天人合一，以及 笼统的真善美，对于人类只是“外在的、直接的、消极的存在”，人类的发展必须扬弃这一 阶段。近代以降，经由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开启了第一条道路，于是自然和原始 的人性“蒸发”为机械，还原为人的自然状态及其天赋权利，乃至“经济人假设”，天人分 离。总之，“在分析中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然后“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由“第 二条道路”上升。经过几百年的努力，开始向起点作辩证复归。自然重新成为一个活生生的 自我生成的整体;人复为人，复为社会即特定语境中的人，亦即“此情此景”下的“此在” ，有了七情六欲。但现在自然、人，以及天人合一，“已经不是一个混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 ，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在我们的思维中随时可再现它的一切 ，它是内在的”“为我之物”。
对人和自然的认识如此，对个别事物的认识亦然，不论该事物处于传统、现代，还是后现代 。这就涉及到系统发育和个体发育的关系。海克尔的生物重演律为人所熟知，人类胚胎的发 育浓缩地再现了生物进化的路径。类似地，列维的《原始思维》和皮亚杰的有关研究由儿童 的心理发生着手来探讨人类意识的起源，二者都揭示了个体发育与系统发育的关系。在人类 社会进入后现代之际，对个别事物依然必须经历“两条道路”的认识过程[ZW(DY]具体方法会有所不同，如偏重逻辑或依赖直觉，注重理性或突出实践，等等。。遗憾的是，种种涉及世界3的研究基本上停留于世界3的门口，对于研究者来说，世界3基本上 仍是“混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只是“直接的、消极的存在”，是“外在的”“自在之物” 。世界3的大门尚未打开就被关闭，内部的宝藏尚未发掘即被埋葬。
至此，什么是世界3，其与世界1、2的关系等已经不是在先的、首要解决的问题。首先要做 的是进入世界3，探索其内部奥秘。随着探究过程的深入，世界3的含义及其与世界1、2的 关系等，自会随之浮出水面。
问题还在于，对于各类超越者特别是有后现代情怀者而言，本来可以经由世界3认识后现代 社会，由其中的宝藏增添人类知识的宝库。实际上，世界3理论本身即打着后现代的印记， 其目标在于作为后现代社会标志的知识社会，以及作为知识社会核心的知识。从根本上说， 世界3理论的价值在于:为第三次浪潮、信息或知识社会、后工业或后现代社会确立基本范 式［11］。
第一次浪潮与第二次浪潮都有自己独立的基本范式，都带来人类基本范式的转变。在笛卡儿 之前，哲学的主体是本体论，由笛卡儿开始了哲学的认识论转向。“我思故我在”所针对的 是农业社会形成的物质化、经验化的客体一元论，天人合一，人淹没于客体之中。近代科学 革命中，伽利略区分第一性和第二性就是天人分离，其意义不仅是有一个独立于人的客体从 而有近代科学数百年的发展，而且在于主体的独立。在此意义上，笛卡儿命题旨在由哲学上 突出人的地位。在而后的几个世纪，哲学的主旨一直围绕着“心—物”二元对立展开，在唯物 与唯心非此即彼的二元划分间游弋。这种对立本身，就属于笛卡儿以来的现代性(工业化) 思维范式。第三次浪潮在进行范式转变，但自己的范式还没有独立出来。
在传统哲学中也有人提出与世界3理论类似的体系，即柏拉图的理念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 但是，前者与古希腊同期的哲人相似，主要流于思辨;后者虽有严密的逻辑，但在总体上是 古希腊哲学在19世纪德国的再现。在认识论转向一百多年后，浪漫主义哲学与黑格尔本人对 自然哲学的强烈兴趣即说明了这一点。就知识本身而言，大多数哲学家如洛克、斯宾诺沙、 康德、杜威等都或多或少并从各种途径由主体展开论述。有所不同的依然是柏拉图，他认为 知识与意见相对立，以辩证法和科学、数学为知识，而以常识和幻觉为意见。显然，在柏拉 图心目中，知识于个人是一致的，于历史是恒长的，因而与波普尔的“客观知识”有相通之 处。孔德注重知识的发展秩序，认为知识的发展由抽象到具体，从数学开始，最高是社会学 ，涉及到隐去主体的知识的纯粹形式。罗素区分亲知的知识和经推理得到的描述的知识，依 然依赖于人，接近于波兰尼的编码与隐性知识。哈贝马斯则由人的“旨趣”区分了技术、交 往和社会批判、自我解放三种知识。福柯的《知识考古学》颇有意味。其一，同时的各科知 识是片断的，彼此间形成存在分歧、矛盾、漏洞并相互联系和转换的网络，不求统一，而是 在分歧中发现其形式关系，并非进行社会学和文化研究。其二，强调各种话语的匿名性质， 没有主体的思考和活动，考察知识间在时空上破碎的关系。虽然有上述研究，但发生根本影 响进而达到整个哲学和社会范式转换的无疑是波普尔的世界3理论。
“波普尔命题与笛卡儿命题，就范式转变的‘级别’来说是相同的。波普尔命题针对的恰恰 是工业社会形成的心物二元论，或人类对于自然的征服，……显示了强烈的反笛卡儿的新启 蒙理念，而这一理念正是当前的信息化启蒙运动缺乏的那种核心理念。波普尔要伸张的是后 现代性(信息化)不同于工业化的范式基础”，从而为知识社会的到来“提供一个不同于农 业社会的客体性与工业社会的主体性的独立基础这就是世界3”［11］。
仅举一例，或可窥见走进世界3研究知识本身对当代社会的意义。眼下，对于各种流与链的 研究令人目不暇接，如物流、资金流、人才流，以及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等。在所有的 流与链中，知识流无疑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知识及知识流对生产力的各种要素起到组织的 作用。知识的流动性与黏着性或嵌入性影响到资源的调集，知识流串起各个节点并使之成链 ，节点的界面上发生知识的转换与物化，如此等等。由此可见，在走进知识社会之际，对以 知识为研究对象的极端重要性，而学界却在实际上疏离了对知识本身的研究。
哲学由关注物质世界1，转向主体世界2，再到心物作用的产物世界3;由天人 合一，人合于自然，经天人分离，人征服自然，再到新的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这 是合乎逻辑的发展历程。
三、 本体论[CDF2]走进世界3的途径
波普尔提出的世界3具有两大特征，第一是客观，其著作名为《客观知识》就说明了这一点。 存在一种“没有认识主体的认识论”，客观知识独立于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第二是自主。 波普尔强调“自主性观念是我的第三世界理论的核心”。客观知识世界是具有“生命”的世 界，知识的进化像树一样有着极为多向的分枝。例如，自然数理论。它一经被我们发明，就 有几乎无穷多的问题和发展的可能性，如奇数、偶数、素数、哥德巴赫猜想，等等［2］ 。其实，早在波普尔提出世界3之前，作为心物作用产物的世界3原已存在，只是其客观性不 充分，在相当程度上仍与主体粘连在一起，以及自我增长(突现与分岔)不明显。所以，知识的 相对独立和自我增长实际上是波普尔提出世界3的前提。由此可以联想到亚当斯密。有人 曾提出这样的问题［12］，为什么在古希腊有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科学家却没有经济 学家。理由是，直到亚当斯密的年代，经济才从君主和教会那儿获得相对独立的地位，亚当 斯密才可能客观地研究客观存在的经济。当时，亚当斯密提出经济人假设恰逢与近代科 学、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共同构建现代性的时代，市场经济是正在兴起的社会潮流的组成部 分，而在波普尔提出世界3之时，正是后现代思潮兴起之日。波普尔本人和学界还未来得及对 世界3进行本体论研究，后现代即开始由历史、社会、实践等领域消解本体论意义上的知识论 。因之，由本体论切入，是走进世界3的不二法门。
同时，为了避让传统哲学的障碍，研究者也作了种种修饰。王伯鲁［13］注意到世界3 涉及重大的本体论问题，直接关涉各个哲学流派的理论基础。为此，他一方面承认“本体论预 设是哲学理论体系建构的基石或出发点”，另一方面又提出，“超出世界本原问题的范围，认 识论或方法论意义上的二元论或多元论理论建构则是合理的，有助于具体阐述人类的认识和 实践活动机理等”。于是，“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主要是在认识论与方法论意义上提 出和论述的。它突出强调了客观知识的本体论地位，是对传统的主客体二元论认识框架的重 大发展，应当给予积极的肯定性评价。这也是‘三个世界’理论的价值所在”。
在由本体论进入世界3之时，自然哲学可能是不错的引路人。以下模仿自然哲学，为由本体 论视角研究客观知识提出初步设想。
1. 知识的存在方式
(1) 知识分类
① 按内容可以区分为科学知识、技术知识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等。
② 按形式可以区分为编码知识［14］、隐性(或默会、意会)知识和虚拟知识等。
③ 按认识阶段与深度可区分为感性知识与理性知识，或具体知识与抽象知识(外延与内涵)。 ④ 按认识与实践可区分为陈述知识与程序知识(规律与规则，know how to do)。
(2) 知识的层次
各种类型的知识之间存在相应的层次关系。
① 按所指对象的层次。如我们所知，自然界中的物质存在量子阶梯，这种阶梯一直延续到人 的需求层次。相应于这样的阶梯和层次，存在知识的层次。在量子阶梯的层次间存在上向和 下向因果关系，知识的层次间也存在类似的关系。
② 按认识过程中的阶段，如知识在马克思的“两条道路”上的地位来研究其层次。
③ 拉卡托斯关于知识的“内核、幔层和圈层”也可作为探讨知识层次的参照。
(3) 知识的横向联系
① 知识间的标准。可以考虑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和商谈，以及技术领域的标准。
② 在标准基础上，考虑知识间的兼容。
说明:知识的层次是知识间的纵向联系，再加上横向联系，合起来就是知识生态。对于某类 知识，可以考察其内部和外部生态。例如，科技知识的内部生态包括科学与技术的关系，以 及各门学科间的关系，外部生态包括人文知识如“敬畏”自然、环保、伦理等的影响，以及 科技政策等。以生态学来理解知识间的关系，如知识的生态位和生态链等。学校、科研机构 、产业集群、区域等的内部和外部的知识生态对于其运行和知识创新有重要意义。
(4) 知识与媒体的关系
① 麦克卢汉的有关理论。
② 文字、符号与影像(多媒体、读图时代)的关系。
(5) 知识流
① 动力和阻力。
② 流动中的节点和界面。
③ 知识流动中的转换和变形。
④ 生产和消费［15］中的知识流。
⑤ 全球化中的知识生态和知识流，以及中国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
说明:知识的一大特点是它的流动性，知识要发挥作用必须流动。流动和关系(生态)是知 识存在方式的基本特征。
2. 知识的演变方式
(1) 知识的进化
主要指由微观上探究。
① 借鉴释义学理论。
② 知识的形式化、语义化和图像化。
③ 知识的自举。编码知识与隐性知识的互动;硬件软件化和软件硬件化。
④ 知识的遗传基因媒密(memi)。知识的遗传与选择。
⑤ 知识的聚散。以熵的概念理解全球化中的知识流和知识创新。
(2) 知识的历程和规律
主要指的是在宏观上把握。
① 知识进化与对象的关系［16－17］(科学史与自然史的关系)。
② 知识进化与认识过程的关系。由抽象和归纳等第一条道路的方法根除、脱域、祛魅;由演 绎、综合、直觉等第二条道路的方法寻根、返魅。
③ 由远古和古代的隐性知识、想象(隐喻)、嵌入编码知识，经近现代非嵌入编码知识，到 后现代的隐性知识、虚拟知识、隐喻、嵌入编码知识［18］。
说明:揭示知识的演变方式，在微观上有助于知识创新，在宏观上把握知识的发展规律和趋势 ，由知识的视角理解人类社会的历史演进。
3. 知识与人和社会的关系
(1) 知识的锁定与突破
居于主导地位的知识会对知识及其载体特别是人日后的进程产生锁定作用。
① 不同知识的锁定。
② 锁定的深度和广度。
③ 标准的主观性与客观性。
④ 突破:库恩、波普尔、拉卡托斯……。
(2) 知识的创造和应用
① SSK。根据知识社会学，知识是由社会“建构”起来的，因而在相当程度上嵌入和黏着于 特定的主体和环境之中。
② 第二步形成与主体和语境无关的非嵌入编码知识，可以流动和共享。
③ 最后形成面向用户的嵌入编码知识，如嵌入式软件，以及隐性知识。
(3) 知识与主体的关系
① 私有知识与公共知识。
② 知识的嵌入与非嵌入(嵌入态)。
(4) 知识的权力
目前，话语权和知识就是权力的说法颇为流行，有必要对知识与权力的关系进行梳理。
① 不同知识的权力［19］。
② 知识与权力关系的不同类型。
③ 知识与权力关系的演变。
(5) 知识的普及、传播与物化
结合第一部分对知识流的研究以及相对成熟的传播理论。
① 知识的普及、传播与公众参与。
② 知识的物化知识对其他要素的组织和引导。这一点对科技成果产业化尤为重要。
(6) 知识流的社会环境
① 知识产权。一旦揭示了知识的流动性，就可以发现，知识产权的根本目的即在于遏制知识 的流动性，以迫使资金等要素的流动。
② 其他要素对知识的制约。
③ 科技知识的社会控制。
④ 科技知识与社会政治的互动机制。
至于学界关于世界4等的争论，如果接受世界3即世界1和世界2相互作用的产物，那么世界4即 可归入世界3，实际上人工自然就是按人的目的物化和集成的知识。如果考虑其特殊性，单独 研究也未尝不可，然后再讨论其与世界3 的联系。称呼本身并不重要。
波普尔提出世界3已有40年。40年对于人类历史不过一瞬间，而对于行将或正生活于知识时 代的人未免太长。一旦全面展开对客观知识的研究，将不仅是进入一个新的未知世界，而且 引领我们登上前所未有的高度，拥有了审视现有世界的新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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