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东南亚金融危机过程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东南亚金融危机过程范文1
[关键词]货币危机;中东欧;东南亚;汇率制度;经常账户
[中图分类号] F821.5[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09)06-0059-04
一、引 言
2009年以来,中东欧地区的一些国家深陷金融危机,关于中东欧是否会爆发区域性货币危机的讨论甚嚣尘上。[1]在中东欧国家中,斯洛文尼亚、塞浦路斯、马耳他、斯洛伐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匈牙利、波兰、捷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12个国家已经加入欧盟,金融危机在这12个国家加剧,势必会影响到整个欧盟国家的经济发展,这无疑会使欧洲受到强烈的冲击。而且,这12个中东欧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日益紧密,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各国货币的汇率都受到很大的冲击,如果金融危机在中东欧进一步演变为区域性货币危机,则其影响的程度和广度都会大大增加。在中东欧的非欧盟国家中,乌克兰、摩尔多瓦、白俄罗斯、俄罗斯等国也深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与欧盟国家不同,这些国家的货币汇率大多数与美元关系密切,在世界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东欧的非欧盟国家爆发货币危机的可能性更大。因此,在金融危机持续蔓延的情况下,评估中东欧国家爆发区域性货币危机的可能性就显得十分必要。
虽然货币危机与金融危机经常同时发生,但货币危机不同于金融危机,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新兴经济体国家和发达国家都发生过金融危机和货币危机,从中可以发现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二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货币危机爆发与一国实行的汇率制度密切相关,并且发生货币危机的国家大多数经常账户处于赤字状态。在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金融危机中,由于日元自由浮动,汇率具有较大的弹性,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国际资本的过度外流,金融危机并没有引发货币危机。1992年英国、意大利的货币危机说明,在资本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固定汇率制度难以抵御国际资本外流的冲击。1994年墨西哥货币危机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墨西哥常年实行的固定汇率制度和国际资本流动,在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下,墨西哥成功克服了货币危机。1998年俄罗斯的货币危机是由金融危机引发的,在汇率相对固定的情况下,由于国际资本在金融市场崩溃时迅速撤离,卢布汇率发生了大幅度贬值。1998年巴西爆发货币危机与其实行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有关,由于巴西具有良好的银行体系和外汇储备,使巴西金融体系得到了有效的保护,货币危机没有引发金融危机。1999年阿根廷货币危机引发了金融危机,为了确保中央银行调控经济的独立性,不得不放弃货币局制度,转而实行浮动汇率制度。
尽管在日本、英国、意大利、俄罗斯、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等国家爆发了金融危机或货币危机,但是并没有引发区域性的货币危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只有在东南亚地区爆发了区域性的货币危机。东南亚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由泰国货币危机引发,作为一个经济小国,泰国货币危机能够引起整个东南亚地区的振荡,其深层次原因与当时东南亚国家汇率制度密切相关,东南亚国家经常账户的长期赤字也为爆发危机埋下了隐患。东南亚国家的金融危机和货币危机对于分析当前处于金融危机中的中东欧国家具有重要意义。
二、汇率制度与货币危机――东南亚与中东欧的比较
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多数出口导向型的新兴经济体国家选择了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中央银行为本国货币汇率提供“名义锚”①,以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但是在这些国家爆发的几次货币危机,其深层次原因几乎都与汇率缺少弹性相关,证实了“名义锚”的缺陷。这也引起了理论界对汇率制度和货币危机的广泛关注:“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为分析汇率制度与国际资本流动提供了良好的分析框架;“三元悖论”则从汇率选择的角度分析了新兴经济体国家可能的汇率选择;“中间制度消失论”则认为汇率制度会逐渐向“超级固定”和“完全自由浮动”的两级方向发展。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指出,在固定汇率制度下,如果对资本项目实行有效管制,国际资本无法对本币汇率形成冲击,本币汇率处于可控的范围内,即使经常项目出现赤字也不会引发严重的货币危机。但是在资本项目开放时实行固定汇率制度,汇率一旦受到国际资本的冲击,中央银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经常会失败,最终只能导致固定汇率制度的崩溃,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充分证明了这一观点。在资本项目开放时实行浮动汇率制度,汇率的自由浮动能消除国际资本的套利空间,汇率也不会因国际资本的冲击而发生大幅度贬值的情况。因此,在资本项目开放的情况下,应当放弃固定汇率制度,实行浮动汇率制度,这样才能避免本国汇率受到国际资本的冲击,防止货币危机发生。
克鲁格曼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提出了“三元悖论”,即资本项目开放、货币政策独立性、固定汇率制度三者之间只能选择其中的两个。在资本项目开放的国家,固定汇率制度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不可能同时存在。与“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不同,克鲁格曼认为在资本项目开放的情况下,有两种汇率制度可以选择:第一种是选择浮动汇率制度,这样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能够保证;第二种是选择严格固定的汇率制度,即货币联盟或货币局制度,但是中央银行将失去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无法对货币供应量进行调控。
当前关于资本项目开放条件下汇率制度的两难选择,已经逐渐成为国际学界的“新共识”――“中间制度消失论”。[2]这种理论认为固定汇率制度容易引起本币实际汇率的升值,汇率的“名义锚”容易受国际资本流动的冲击,进而引发严重的货币危机。正是由于货币联盟和货币局以外的固定汇率制度“名义锚”无法保持稳定,在汇率安排上出现了“中间制度消失论”。即在容易爆发货币危机的国家,只能在浮动汇率制度和汇率超级固定(货币局和货币联盟制度)之间做出选择,而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间性汇率制度②都应当消失,因此这种理论又被称为两极汇率制度论。尽管当前两极汇率制度并没有被所有国家采用,即使向两极汇率制度转变的国家,大多数经济规模也比较小,经济规模较大的国家仍然有很多实行中间性的汇率制度,中间制度消失论也因此备受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大多数发生货币危机的国家都调整了汇率制度,实行更具有弹性的汇率制度。从这个意义上看,在汇率制度的动态演变过程中,“中间制度消失论”仍然能够反映汇率制度的发展趋势,这一理论对于分析货币危机仍然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综上所述,“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三元悖论”和“中间制度消失论”都认为固定汇率制度无法抵御国际资本流动的冲击,实行固定汇率制度的国家容易爆发货币危机,而具有较大弹性的汇率制度能够有效预防货币危机。如果实行固定汇率制度,则只能选择货币联盟和货币局制度,才能有效预防货币危机,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银行将失去调控本国货币的独立性。
(一)1997年东南亚国家的汇率制度
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泰国、韩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都实行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泰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伴随着大规模的资本撤离,各国货币都纷纷贬值,当中央银行以外汇储备干预外汇市场失败之后,出于对货币贬值的预期,又加剧了国际资本撤离的动机,从而爆发了区域性的货币危机。货币危机爆发之后,泰国、印尼、韩国、马来西亚都使汇率制度向着更加自由浮动的方向改革,只有马来西亚把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改为固定汇率制度。但马来西亚不得不于1998年9月1日重新开始对资本项目进行管制,以保护其固定汇率制度免于受到国际资本的冲击(见表1)。
(二)中东欧欧盟成员国的汇率制度
在欧盟第五轮、第六轮东扩后加入欧盟的中东欧国家共有12个,当前这12个中东欧国家已经深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考虑到这12个国家的资本项目都已经开放,汇率制度的选择就成为了防范和预防货币危机的重要因素。如果以各国汇率制度的实际情况来评估12个欧盟新成员国,可以发现,尽管金融危机在中东欧地区持续蔓延,各国都出现外国资本撤离、汇率贬值的现象,但这些国家发生货币危机的可能性并不相同。
斯洛文尼亚、塞浦路斯、马耳他、斯洛伐克已经加入欧元区。在当前世界金融危机中,尽管欧元区受到了较大的影响,欧元兑美元汇率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贬值,但作为世界第二大货币,欧元区显然不会发生货币危机。因此,已经加入欧元区的斯洛文尼亚、塞浦路斯、马耳他、斯洛伐克不会爆发货币危机。
波兰、捷克、罗马尼亚三个中欧国家的汇率制度相对自由。波兰在2000年开始实行单独浮动汇率制度。捷克的汇率制度本身就是为了防范货币危机而改变的,捷克在1997年5月发生货币危机之后,为了降低国际资本套利空间,捷克开始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3]罗马尼亚实行不事先规定汇率轨迹的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其汇率弹性比较接近于单独浮动汇率制度。从这三个国家的汇率制度来看,尽管当前各国货币兑美元的贬值幅度较大,但这其中有欧元兑美元贬值的因素,这些国家的货币兑欧元并没有出现大幅度贬值。由于其汇率波动本身能够抑制外国资本的持续撤离,汇率的弹性也有利于提高外资对这些国家货币的信心,这几个国家货币兑欧元并不会出现大幅度的贬值。考虑到外国资本主要来源于欧盟国家,对外贸易的伙伴国也主要集中在欧洲,只要各国货币能够相对欧元保持稳定,就不会发生货币危机。
立陶宛、爱沙尼亚和保加利亚都实行货币局制度。在资本项目开放条件下,实行货币局制度符合“三元悖论”原则,也是“中间制度消失论”所倡导的汇率制度。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索罗斯为首的国际投资资本在冲击中国香港外汇市场时,中国香港的货币局制度就较好的抵御了外部冲击。当然,货币局制度并不是防范货币危机的充分条件,中国香港完善的金融体系为香港提高利率水平奠定了基础,为防止资本外流,中国香港在1998年隔夜拆借利率曾经达到300%。[4]而1999年同样执行货币局制度的阿根廷则陷入了货币危机,这与其金融体系脆弱性有很大的关系。爱沙尼亚、立陶宛、保加利亚三国的金融体系显然无法与香港相比,具有爆发货币危机的可能性。但是作为欧盟的成员国,这三个国家的货币局都以欧元为盯住对象,欧盟能够给予强大的货币援助计划。尽管发生了金融危机,但为了加入欧元区,爱沙尼亚、立陶宛、保加利亚这三个国家不会轻易改变其汇率制度,而是极力维护汇率的稳定,在欧盟的帮助下,爱沙尼亚、立陶宛、保加利亚实现这一目标并不难。
匈牙利实行外汇走廊制度,福林兑欧元汇率上下波动幅度不超过15%,尽管大多数国家的外汇走廊制度更为接近固定汇率制度,但与其他国家队的外汇走廊相比③,匈牙利设定的波动幅度较宽,因此其汇率弹性较大。在当前的金融危机面前,福林兑美元出现了一定幅度的贬值,因此匈牙利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美元贷款,以维持国内外汇市场对美元的需求。尽管与浮动汇率制度相比,匈牙利在克服货币危机方面处于较为不利的地位,匈牙利爆发货币危机的可能性处于较高水平。但匈牙利一直希望尽快加入欧元区,因此匈牙利不会放弃福林兑欧元汇率的稳定。
拉脱维亚实行的是传统的盯住汇率制度,汇率的固定使拉脱维亚在金融危机中处境被动,以外汇储备来维持汇率固定的难度较大,而中央银行一旦宣布放弃对汇率的干预,又很容易引起外资的进一步撤离,引发货币更大幅度的贬值。因此从汇率的弹性方面看,拉脱维亚在应对货币危机方面相对被动,发生货币危机的可能性高。作为波罗的海三国之一的拉脱维亚,与爱沙尼亚、立陶宛经济联系密切,如果货币危机在拉脱维亚爆发,则必然对波罗的海三国产生很大的影响,甚至对整个中东欧地区影响都会很大。
如下表所示,从汇率制度的角度来看,中东欧的12个欧盟成员国发生货币危机的整体可能性不尽相同,其中最为安全的是斯洛文尼亚、塞浦路斯、马耳他、斯洛伐克四个欧元区国家;波兰、捷克、罗马尼亚发生货币危机的可能性很低;立陶宛、爱沙尼亚、保加利亚发生货币危机的可能性处于中等水平;匈牙利发生货币危机的可能性较高;拉脱维亚发生货币危机的可能性最高(见表2)。
三、经常账户与货币危机――东南亚与中东欧的比较
(一)1997年东南亚主要国家的经常账户情况
在东南亚货币危机爆发之前,泰国、韩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经常账户都出现了赤字情况,为了弥补经常账户的赤字,这些国家不得不依靠国际资本流入来维持国际收支的平衡。东南亚国家经常账户的赤字曾经引起国际观察家的担心,认为长期的赤字会使东南亚国家发生1994年墨西哥一样的货币危机。[5]这些国家中,泰国经常账户赤字占GDP的比重最大,韩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经常账户的赤字也接近GDP的5%,经常账户的赤字使各国货币汇率在危机之前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贬值,更重要的是会刺激国内的外国资本对本币贬值的预期,东南亚国家经常账户的赤字给金融危机埋下了隐患(见表3)。
(二)中东欧地区欧盟成员国国家经常账户情况
中东欧地区的欧盟成员国经常账户大多处于赤字状态,但与东南亚国家的贸易赤字不同,中东欧12国贸易赤字主要集中在欧盟内部。2004年欧盟27国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对外贸易保持顺差,在第五轮东扩后,欧盟25国开始出现对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赤字,其中主要是新加入欧盟的10个国家对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赤字,而原欧盟15个成员国经常账户基本处于平衡状态。如下表所示,10个欧盟新成员国对欧盟以外的其他国家赤字规模并不大,2006年时达到90.8亿美元。因此,可以发现尽管中东欧大多数国家经常账户处于赤字状态,但是主要是在欧盟内部的贸易赤字,对欧盟以外国家的赤字规模并不大。欧盟内部贸易赤字以欧元结算,这就意味着经常账户的赤字不会对各国货币产生很大的影响,即使有影响,如前文所述,在欧盟救市计划的援助下,不会引起大规模的货币危机。从理论上看,由于欧盟以外的贸易赤字需要美元结算,这部分赤字规模较小,与欧盟成员国之间的贸易赤字需要以欧元结算,如果欧盟能给予一定的支持,经常账户赤字对当前中东欧国家而言,不会引发区域性货币危机(见表4)。
四、结 论
综上所述,从汇率制度的角度看,在12个欧盟新成员国中,大多数国家的汇率制度能够有效防范货币危机,部分国家具有发生货币危机的可能性。在经常账户方面,从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可以发现,经常账户的长期赤字给货币危机埋下了隐患。尽管中东欧的12个欧盟成员国处于赤字状态。但中东欧12国的贸易赤字主要集中在欧盟成员国内部,对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赤字规模并不大。从汇率制度和经常账户方面可以发现,这12个中东欧国家需要欧 盟给予提供援助,如果欧盟能够给予足够的支持,这12个国家发生货币危机的可能性很小。但是,对于这12个欧盟成员国来说,也有一些不利的外部因素存在。1997年东南亚国家发生的货币危机是由泰国引发的,泰国的货币危机影响了韩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等国的货币危机,因此货币危机在一定区域内的传导同样值得关注。在中东欧地区,除了12欧盟新成员国以外,俄罗斯、乌克兰、摩尔多瓦、白俄罗斯等国也深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与欧盟国家不同,这些非欧盟国家的货币与美元关系更密切。这就意味着,在世界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东欧的非欧盟国家爆发货币危机的可能性更大。如果这些国家爆发货币危机,也有可能引发整个中东欧地区的货币危机。
[注 释]
①名义锚:是指在固定汇率制度下,中央银行规定的汇率水平可以起到一种驻锚的作用,稳定经济主体对汇率的预期。
②按照汇率自由浮动程度的高低,汇率制度分为八种:a、货币联盟;b、货币局;c、传统固定汇率制度;d、外汇走廊;e、爬行盯住汇率制度;f、爬行盯住的外汇走廊;g、不宣布汇率波动轨迹的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h、单独浮动汇率制度。这里的中间汇率制度是指第3-7种,但这种划分方法并不绝对,有些国家尽管不实行单独浮动汇率制度,但波动空间较大,例如浮动范围较宽的外汇走廊和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其汇率的弹性仍然很大,因此本文中认为这种汇率制度更接近浮动汇率制度。
③例如俄罗斯在1995年设定的外汇走廊波动幅度仅有1.5%,这种外汇走廊制度更接近固定汇率制度,而匈牙利的外汇走廊制度波动幅度相当于俄罗斯的10倍。
[参考文献]
[1]通行的标准认为本币贬值25%以上就发生了货币危机,参见余永定.中国应从亚洲金融危机中汲取的教训[J].金融研究,2000,(12):1-13.
[2]张志超.汇率政策新共识与“中间制度消失论”[J].世界经济,2002,(12):14-21.
[3]龚方乐.捷克、丹麦的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J].浙江金融,2003,(5):4-8.
[4]欧阳宏建.从亚洲金融危机看港币联系汇率制的前景[J].亚太经济,1999,(3):33-35.
[5]保罗•克鲁格曼,茅瑞斯•奥伯斯法尔德.国际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664.
[6]中经网统计数据库.OECD国家年度数据[M/OL].202.112.118.59:82/,中东欧10国不包括2007年加入欧盟的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
On the Possibility of Regional Currency Crisis in EU New Member States――A Comparative Analysis between them and South-Eastern Asia in1997
WangZhiyuan
(Institute of Russian, East European & Central Asian Studies, Chinese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007, China)
东南亚金融危机过程范文2
十年前，金融危机迅速在被认为是全球经济奇迹和学习典范的东南亚以及东亚等国家和地区爆发和蔓延，泰国、印尼、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家成为危机的重灾区。十年以来，关于这场金融危机的反思从未停止，而且是常思常新。到目前为止，人们关于这场危机的观点总的说来可以归纳为三派：一是内部因素派，即将原因归结于受危机影响的经济体内部政治经济的基本面和政策面的漏洞；二是外部因素派，即来源于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私人资本流动的冲击和国际金融市场的不完善；三是中间派，即将前面两种观点结合起来。其实，不管从哪个角度对东南亚金融危机进行解释，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于泰国、印尼、韩国等国家来说，既是一场货币危机，也是一场银行危机，同时，金融体系（包括银行体系）的脆弱性更是危机爆发的重要因素之一。
危机暴发后的东南亚银行业，不少银行的倒闭和重组，外资银行也有机会乘虚而入从而导致东南亚银行业格局发生变化。同时，为了挽救银行业，各国都建立了虽然名称各异却都是针对问题银行的专门托管机构；为了建立金融安全网，存款保险制度在东南亚诸国纷纷建立；为了强化银行体系的安全，加强风险监管成为普遍的做法；为了减轻对银行融资的过度依赖，而积极发展债券市场；为了建立稳健的金融体系，对金融业都进行了全面规划。
脆弱的银行体系
客观地说，在危机发生前，这些亚洲国家银行体系并非一无是处：银行的资本充本充足率普遍达到8%的标准，比如当时泰国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为9.6%，韩国为9.1%；90年代初期，东南亚银行体系开始朝巴塞尔协议方向努力，实施有效的银行监管的某些作法，如泰国就在1993年就实行资本充足率监管。此外各国也都开始了各种金融自由化的改革，这些改革还受到IMF等国际机构的普遍欢迎和看好。但是尽管外在的表现不错，银行的行为模式本身却没有根本变化，因此当外部环境发生不利变化时，银行体系就变得不堪一击。
这些危机爆发国银行体系的脆弱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一是在金融体系中，企业融资过度依赖于银行，导致风险过度集中于银行体系。1996年底，印尼商业银行占全国金融机构总资产的比重高达84%，泰国的这一数字为64%，如果将其他银行类的机构加在一起，比例还会更高。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微观层面还是宏观层面出了问题都会对银行业产生不利的影响，反过来又会影响企业和宏观经济的稳定。
二是在银行内部信贷管理水平差的问题在经济高速增长的环境下没有充分暴露出来。银行信贷在风险管理上要么过份依赖于抵押品，而对借款人的资信和项目本身的现金流缺乏了解；要么过份依赖于借款人的声誉，对上市公司进行信用贷款而不需抵押品。正是基于这种现状，使得房地产贷款增长很快，因为房地产本身就是一种较好的抵押品。
三是银行业的自由化与监管水平的变迁不相适应，银行内部风险管理能力与内控机制不健全，以及没有建设一个良好的金融安全网。
印尼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的重灾区，开始于1988年10月的印尼银行改革放松了对银行准入的限制，于是银行机构迅速扩张，在随后的两年时间里，印尼新成立了73家商业银行和301家分支机构。1991年2月审慎监管被引入，但事情并没有按照政策当局的意图演变，首先并没有发生多少并购和重组事件，其次资本充足性要求等监管措施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商业银行的股东并没有承诺积极地增加资本，这些都可以归咎为负责银行监管的央行――印尼银行没有足够的独立性。中央银行不能对那些与政治联系紧密的银行特别是国有银行采取有效的监管措施。1997年以前，按资产来说国有银行约占市场份额的50%，但国有银行由于政府干预而管理不善，这些银行的贷款往往流向了与政府相关的企业或某些特别部门，造成大量的不良资产。但与此同时，作为监管部门的印尼银行却很少对国有银行进行过现场监管。
当时对于印尼银行业自由化的改革，IMF等国际机构持非常乐观的态度。但也有人指出，严重的腐败、裙带资本主义对印尼银行体系影响甚深。此外银行体系中公司治理水平和风险管理水平的低下，关联交易和房地产贷款产生的不良资产以及大量的私人海外借贷都是印尼金融脆弱性的重要表现。
韩国1994年为加入OECD取消各种资本流出入管制。同时，由于担心海外资本受高利率吸引而大量进入从而增加货币供应量，因此，放宽了银行短期借贷，但是限制公司的海外借贷。受利差的影响，来自外部的银行资金通过本国商业银行和商人银行借给国内的大公司，于是使借款出现了期限和币种上的双重错配。1996年，韩国的总对外负债中的60%是短期负债。
注资、重组与救助
泰国是危机的发源地，处理银行危机的行动也比较迅速。1997年8月5日，为了增强市场信心，保障存款人和其他债权人利益，泰国宣布对在泰国境内的银行存款提供无限担保。1997年6月泰国成立次级抵押公司（SMC)，并于10月成立金融重组局（FRA)和资产管理公司（AMC)。金融重组局在1997年12月8日，关闭了泰国56家金融机构，并将这些机构的资产分为两个部分以公开拍卖的方式处理，一类是证券、贷款类的核心资产，占总资产90%；另一类则是办公设备、汽车之类的非核心资产。到1999年底，核心资产处置完毕，处置回收率达到账面资产的25％～30%。泰国的资产管理公司于1997年11月成立，它是这些财务公司未出售资产的最后收购者。
向外资银行开放是泰国吸引新资本的主要做法。1997年6月27日，泰国政府修改1962年商业银行法的紧急条例，允许那些重组金融机构的投资者持有100%的股份。特别是，外资可以收购那些本地法人金融机构的多数股权。为了进一步加强银行体系，泰国政府在1998年8月14日宣布了一揽子方案。包括：加快银行和财务公司的并购，鼓励私人进入银行体系，让公共基金注资有问题机构，培育建立私人性质资产管理公司的框架等。由于泰国银行业危机处理得早，所以成本不是太高。
泰国金融危机暴发后，印尼货币岌岌可危，贬值压力非常大，印尼央行最初采取干预行动，但无济于事。1997年8月14日，经过了一系列连续的干预后，印尼银行终于放弃了对货币卢比波动幅度的干预，让其自由浮动。由于印尼私人部门有大量外债，1997年非银行部门的对外负债高达781亿美元，这一数字超过了银行部门和政府对外负债的总和，货币贬值以后印尼资本流出的压力骤增，并直接影响到银行业的流动性。同时，由于印尼在危机之初实行了紧缩性的货币政策，银行危机的暴发就在所难免。
1997年10月1日，印尼政府向IMF请求援助，月底，IMF答应提供100亿美元的备用信贷，附加的条件是印尼要对包括银行在内的金融机构进行重组。根据IMF的建议，1997年11月1日，印尼银行关闭了16家困难银行，占其银行总资产的3%，同时加强监管。由于此时印尼尚未有存款保险制度，政府给每一个存款者上限为6000美元的保护。财政部和央行还宣布今后不会有新的银行倒闭，这个本来旨在安抚存款人的行动，却因为对存款人的保护不透明、保护程度比较低，倒闭政策不透明，以及政治上的不稳定，导致存款人纷纷将资金从他们认为有可能倒闭的私人银行取出。资本外逃同时发生，1997年印尼资本净流出120亿美元，而1996年还有115亿美元的资本净流入。为了支持银行体系，中央银行不断提供流动性，从而导致货币供应量增加过快，物价飞涨，通货膨胀率从1997年四季度的5.7%增加到1998年的一季度的25.1%。
1998年1月15日，IMF与印尼签署了第二个协议，要求印尼建立一个隶属于财政部的印尼银行重组机构（Indonesian Bank Restructuring Agency，简称IBRA)。财政部宣布对所有本地法人银行的存款人和其他债权人的利益给予完全保护，即所谓的无限承诺。而IBRA则是执行这一政策的具体机构。1998年4月4日，IBRA为14家最差的银行提供支持。对其中最大的7家银行进行接管，并行使股东权益，此后，又关闭了接管的7家大银行中的3家。1998年8月21日，印尼决定对国有银行进行注资。一个月后，将四家国家银行合并成一家，使之成为全能银行，并把其他一家银行的公司贷款业务转入其中。1999年3月13日，政府组成联合机构对现有的银行进行评估，以确定这些银行是继续生存、关闭还是需要接管和注资。随后又开始了针对私人银行的注资计划。
印尼在危机中对银行业的救助行动有许多值得检讨之处。首先，开始的时候没有预测到问题的严重性，只试图用央行的再贷款来解决流动性问题，这种治标的保守疗法只凭空增加了成本。第二，先国有银行后私人银行的作法反而有损于银行救助的效果。因此，导致印尼银行业重组的时间被拖得太长，救助成本也过高。
1998年4月1日，韩国宣布对商业银行与商人银行（后来扩展到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机构）采取迅速纠正行动。这项行动要求资本充足率低于2%的银行必须采取如下改进措施：核销资本，暂停营业，与其他机构合并，或将有关合约转移到健康银行。为了对付民众的恐慌，1997年11月25日，对存款保护法进行修改，根据修改到2000年底，所有存款和利息都能获完全保险。同时改进银行公司治理，要求金融机构必须任命外部董事，建立审计委员会和委任合规官，商业银行要公布季度盈利报告并提足拨备。此外，金融控股公司也被引入，将单一股东持股比例上限从4%提升到10%。到2003年1月，韩国金融机构的31％约659家金融机构不复存在，其中，商业银行从1997年的33家减少到16家，30家商人银行也只剩下3家。
我们同时看到，东南亚各国在危机中除了对银行采取相应的救助机制外，制度建设也是实施救助的重要内容。包括强化监管，以增强监管的有效性（印尼）、建立存款保险制度（马来西亚）、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如健全征信制度（印尼、韩国）、实施金融发展规划等（马来西亚、泰国、印尼）。
复苏、繁荣与隐忧
亚洲金融危机暴发至今已经有十年，十年来随着经济的恢复，亚洲银行业似乎比过去更加稳健，也更具盈利能力。
从资本充足率来看，2006年，印尼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达到20%，泰国的资本充足率达到13.85%，韩国的资本充足率达到12.31%，马来西亚的核心资本充足率达到了10.3%。特别是，拨备率都得到了普遍的提高，基本能覆盖相应风险。2006年韩国商业银行的拔备覆盖率达到了188%。
从资产质量来看，各国都得到了迅速改善，其中韩国改善得最好，2006年韩国商业银行的不良率已经下降到1%以下，泰国下降到5%以下，马来西亚与印尼虽然不良率已低于10%，但仍然超过5%。这表明，危机过后，银行业资产质量的改善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从盈利能力来看，即使在利差有所缩小的情况下，东南亚各国银行业的盈利能力都在不断提高。印尼银行业的ROA（资产收益率）在2002年就达到了1.92%，ROE（所有者权益收益率）达到14.8%，此后这两个指标分别保持着2%和20%以上的水平。近两年韩国银行业的ROA都在1%以上，马来西亚银行业的ROA则都在1.3%以上。
从银行的市场结构来看，东南亚的银行业呈现出两个趋势：银行数量的减少和分支机构的增加。以印尼为例，2000年时有151家银行，到2006年也只有130家；而分支机构在2000年时为6059家，到2006年增长到9110家。在韩国，1997年底有商业银行33家，而现在只有商业银行13家，其中大银行7家，6家地方性银行。
但是，近年来亚洲诸国的银行业又面临着业务转型和模式转换的新问题，对此各国银行都在适应之中。随着各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企业融资模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银行业在融资结构中的地位正在下降。面对这种挑战，银行不得不向中小企业、向居民寻求业务机会，不得不向中间业务去寻求发展。这是东南亚银行业面临的新问题。
对于目前的亚洲银行业来说，更大的风险可能还是来自外部：
第一，导致金融危机的老问题依然存在。
国际游资规模更大，对其仍然缺乏有效监管。金融全球化下国际资本流动的规模加大了。根据BIS的统计，到2006年底，国际债券余额达18.43万亿美元，比1996年底的3.26万亿美元增长了4.65倍。2006年6月，全球衍生品交易额达370万亿美元，这一数字在1998年6月只有72万亿美元，增长了4倍。根据IMF的统计，2005年全球资本流动规模为6万亿美元，而1995年则不到2万亿美元。2005年流入东南亚等新兴市场的证券投资流入总量为2万多亿美元，比2001年增长了1倍多，净流入量为4700亿美元，由于官方净流入为负数，因此净流入表明主要是私人资本的增加，这表明东南亚等新兴市场对私人投资者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如此大规模的资本流动中，其中不少是游资，而且还有一些游资通过经常账户混入其中，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10年前，亚洲金融危机是由于私人资本的逆转发生的，为此如何监管私人资本流动就成为亚洲合作机制中的重要内容，曾在清迈倡议中达成共识。然而，直到今天监管私人资本流动仍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2006年年底泰国的金融风波就是因为政府出台管理短期资本流动的措施造成的，这再一次表明监管私人资本流动需要国际合作。
金融体系依然脆弱。虽然东南亚新兴经济体的银行体系的资本充足率有了一定的提高，金融市场的透明度建设有了一定的改善，但金融业的发展基础还很薄弱。从金融结构来看，银行体系起主导作用的格局没有根本改变。如2005年，菲律宾银行业资产仍然占金融总资产的80%，债券市场发展较好的马来西亚银行业资产仍然占金融体系总资产的比重仍高达70%。2006年，马来西亚私人部门仍有94％的融资额通过银行，发行债券只占0.5%，发行股票只有5.5%。在银行信贷资产中，住房信贷占比仍然较高，由于东南亚新兴经济体银行风险管理和定价能力的缺陷，住房信贷的风险正在暴露出来，2005年底，菲律宾与马来西亚住房信贷的不良率已经接近10%。
此外，根据经济学人智库（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对东南亚危机国的评价，虽然某些国家金融结构的风险程度在下降，但仍然保持着较高的风险系数。1997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的风险系数分别是67.9、85.7和71.4，目前则分别降低至53.6、68.4和70.4。印尼与韩国的金融结构风险反而在上升，前者从78.6上升到89.8，后者则从35.7上升到69.4。
汇率缺乏稳定基础。在亚洲危机之前由于经常账户赤字占GDP比重达5%左右，货币而临贬值压力。在全球失衡的情况下，亚洲经济体的贸易顺差保持着较高的水平，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达到5.6%(东南亚)和6.9%(中国、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以及蒙古)，东南亚新兴经济体普遍面临货币升值的压力，按照真实贸易加权计算，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在经历了2004年2.8％的下跌之后，在2005年上升了1.5％，2006年升幅为1.7％左右。在这种情况下，东南亚诸经济体应吸取教训，加强对话，协调行动。虽然有些国家货币当局在危机之后就提出了建立联合的钉住一篮子货币和类似欧洲货币体系等安排的建议，希望保持该区域货币汇率的稳定，但到目前为止仍停留在讨论阶段，仍有许多需要克服的困难。就连通过对话来实现汇率政策协调的努力也做得不够，因此，汇率政策协调尚有很大空间。
第二，诱发金融危机的新问题更值关注。
金融合作滞后于贸易投资一体化进程。目前东南亚区域内贸易比重已经超过55%，特别是东盟自由贸易区、多个“10+1”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使东南亚经济联系越发紧密，东南亚已经形成了以跨国公司为纽带的垂直供应网络。但是，金融合作仍然处于较低层次。亚洲内部的相互证券投资增长缓慢，相互投资规模仍小，2004年，亚洲持有的本地区发行证券只占亚洲GDP的2.25%，而北美和欧盟持有的亚洲债券却分别占亚洲GDP的7.25%。
资金存量大而投资渠道不畅。亚洲金融危机发生时的1997年底，东南亚新兴经济体只有384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到2006年底，东亚外汇储备达30000亿美元，占到全球5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60%，东南亚新兴经济体的外汇储备达21000亿美元，比1997年增长了4倍多，大大快于全球外汇储备的增速。但与此同时，东南亚外汇储备中65%以美元资产形式保持。
全球经济失衡所带来的风险。目前全球不平衡在扩大，美国和欧盟贸易逆差持续扩大，而东南亚经济体却表现为较大的顺差。全球经济失衡表现为外汇储备的增加，1996年全球外汇储备只有16870亿美元，而2006年增长到50000亿美元，增长了2倍，外汇储备的增加导致全球流动性过剩，推动了房价、股价、资源品价格的上涨。如果以2000年的股票指数为基准，到2006年底泰国上涨了1倍，印尼上涨了近2倍，韩国也上涨50%；与2003年底相比，2006年东南亚新兴市场股票指数增长了1.5倍。
东南亚金融危机过程范文3
关键词：国际金融；金融危机；传递机制
研究国际金融传递机制，对于防范国际金融风险，建立有效防范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国际金融传递可分为正常传递与非正常传递两种类型。正常传递指在维持各国汇率稳定和金融市场正常运行的条件下国际资本的流动和影响，非正常传递指引起各国汇率剧烈波动和金融市场秩序混乱的国际资本流动，它不仅由一国的金融危机影响到另一国，而且造成各国和地区之间的连锁反应，即危机“传染”。本文所讨论的国际金融机制，主要指后一种类型。
一、传递源与被传递对象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国际环境下，由于种种原因首先爆发金融危机的国家（地区）称为“传递源”。受传递源影响，同样的危机很快出现在其临近或周围的国家或地区，这些国家或地区称为“被传递对象”。一般情况下，国际金融危机的“传递源”多发生在区域经济链条较为薄弱的环节上。那些被传递的国家或地区，往往与传递源国家在经济类型、金融体制、发展模式等方面有相似之处，具体来说，可大致分为两种情况：
（一）经济一体化区域内高度相关的投资贸易关系。以这次东南亚货币危机为例，东盟五国较为全面地进入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阶段是在1976年2月五国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以区内实行特惠关税区时算起。当时东盟各国为了迅速发展经济纷纷实行50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由于当时美、日、欧占东盟进出口总额的60%，使得东盟各国经济极易受到西方经济波动的影响。为此，东盟决定采取扩大区内贸易的政策，政策的实施使得东盟五国的内部贸易、投资比重迅速上升，各国经济命运由此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同时对东盟的这些经济总量相对较小的国家来说，对外部波动极为敏感，加上各国在产业和进出口结构上有很大的相似性及竞争性，那么一旦某国货币受到投机者冲击而汇率发生大幅波动和下跌时，自然也会迅速影响到其它国家的外汇市场，从而造成货币危机的传递。
（二）国家之间存在某种货币一体化安排。1992年欧洲外汇市场波动的背景正是国际投机势力看准了欧盟货币体系中，成员国虽然安排了相互间汇率浮动上下不超过2.25%的界限，这种货币一体化安排客观上要求各国一致的货币政策和利率水平。但由于当时东西德统一不久，德国政府对赤字融资的需要要执意维持马克较高的利率，最终以英镑为首的其它低利率货币遭受投机者抛空而跌破限界，退出欧洲汇率机制，整个西欧经济也陷入衰退。在这种一体化的货币安排下，任何一种薄弱的货币受到攻击都可能引起整个区域的市场动荡。
二、传递媒介、传递途径与传递过程
在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资本市场自由化的国际环境中，货币政策传递机制越来越依赖于市场价格即汇率和利率等竞争性变量。区域金融危机发生，汇率和利率成为国际金融传递的主要媒介。特别是汇率变动直接对国际和一国经济发生作用。在上述两个例子中，作为传递源的国家都因过去的刻板的盯住汇率政策不能应付国家经济和金融环境的变化，并都改变了汇率制度，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从而引起货币大幅贬值而发生金融危机。既然国际金融的传递媒介是利率和汇率，那么样国际金融市场特别是外汇市场和资本市场就自然成为主要的传递途径。
国际金融危机传递的过程可概括如下（以东南亚金融危机为例）：由于泰国周边国家的货币大多与美元挂钩，当泰铢贬值后，泰国的出口竞争力便得到加强。与泰国出口结构相似的周边国家为了维持本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也会竞相使本国货币贬值。正是基于这种预期，国际投机者必然要对这些国家的货币做空头，而投机性的抛售就会对这些国家的货币产生巨大的贬值压力。另外，心理因素也会加速金融危机的传递。由于经济类型的接近，东南亚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与泰国类似的经济问题，如汇率制度缺乏必要的灵活性，不良债权、经常项目逆差等，投资者也害怕当地会发生金融危机，于是干脆把资本从新兴市场撤走，从而导致其它国家的金融危机实际发生。
三、现代国际投资组合理论———金融危机传递机制的一种理论解释
投资组合理论是现资组合行为的基础理论。而近年来的研究表明，随着各国国内经济的发展，当前分散投资决策的主要因素已经由证券的种类构成转向证券的地区构成上来了。马克维茨的资产组合理论认为，每一种资产组合的风险可以用其收益的方差来度量，整个资产组合的风险大小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因素：组合中各资产的风险大小、各类资产所占比重以及不同资产之间的相互关系。那么在分散投资时，在既定收益下必须尽量减少资产之间的相关度，从而降低总体风险。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由于长期的经济往来和一体化发展，其证券之间的相关系数已经变得很大，仅限于发达国家的投资组合已经无法很好地削减风险。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的投资组合必然会把部分投资换成回报。而这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往往被划分为不同的区域投资板块加以管理，一旦其中某一国的货币风险上升，国际投资组合即对自身做出修正，这种修正行为就是把属于该地区板块的证券和货币抛出，从而引起该板块对应的整个地区的货币动荡。
四、传递力度与传递中止
东南亚金融危机过程范文4
摘 要 08年发生的世界金融危机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新现象,几乎各国经济都深受其害,中国经济也受到较大的冲击,世界经济陷入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困难的境地。本文对当期世界金融危机和东南亚金融危机进行比较,并提出了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
关键词 金融危机 异同 措施
一、引言
金融危机指的是与金融相关的危机,也就是金融资产、金融市场或金融机构的危机,如股灾、金融机构倒闭等。本文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美国次贷危机和东南亚金融危机进行分析,通过比较二者的异同,最终得出对中国的启示。
二、两次危机的比较
(一)相同之处:从宏观层面看,股票暴跌、货币贬值、金融机构倒闭、房地产缩水、失业剧增、经济增速下滑、经济衰退、部分地区局势动荡等。
(二)不同之处:一是两次金融危机发生地及影响范围、程度不同;二是两次金融危机爆发的导火线及表现形式不同;三是两次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不同;四是两次危机的应对措施不同;五是两次危机对中国产生的影响不同。
三、两次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的启示
中国加入WTO后带来的挑战增加了中国金融开放过程中的不稳定性,可能导致脆弱的体系不堪一击,国际金融的动荡不安也同样构成对中国金融稳定的威胁。
第一,充分认识金融创新所伴随的风险,金融体制和金融监管改革的重要性在某种程度上不亚于金融创新。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是一场新型的金融危机,其产生的内在机理就是金融产品透明度不足、信息不对称,金融风险被逐步转移并放大至投资者。这些风险从住房市场蔓延到信贷市场、资本市场,从金融领域扩展到经济领域,并随着金融全球化,通过投资渠道和资本渠道从美国波及到全球范围。
第二,虚拟经济不能脱离实体经济。当前的次贷危机是虚拟经济的过度发展而又缺乏监管导致的虚拟经济运作链条出现问题,继而导致连锁反应,发生大量的虚拟经济的破产最终拖累到实体经济,酿成世界性经济危机。无论是上世纪末的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是当前的次贷危机,都充分说明虚拟经济严重脱离实体经济容易产生严重的泡沫风险。因此,为确保经济安全和金融安全,既要追求经济的较高发展速度,更要警惕泡沫经济。
第三,谨慎对待金融自由化理论。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各国对银行和金融业已经实施了很长时间的自由化政策,取消和放松了许多对金融业的管制、限制和强制性规定。泰国在保持进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60%以上对外贸易势头的基础上,于1991年-1993年实现了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自由化,即实现了金融完全自由化。之后不合时机的资本项目的开放通过开放廉价的短期外资融资渠道助长了信用的膨胀,促使银行过度冒险,而信贷膨胀的结果是巨额的贷款损失和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恶化。从泰国因货币危机导致其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1-3年(甚至更长)的停滞和衰退来看,适度的金融自由化对促进金融和经济发展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但是过分的、绝对的金融自由化必将导致金融失控和金融秩序的混乱。因此,金融控制对一国经济的良性运行和健康发展显得尤为重要,而不加区别地推行金融自由化可能给我国带来的不是巨大的便利,而是巨大的风险。
第四,引导产业结构升级,保持经济发展的连贯性。1995年,泰国占70%左右的对外贸易比例,严重破坏了产业间比例的平衡,导致出现产业间发展关系之大忌。正是由于存在严重的产业结构单一和对外依存度过高的问题,东南亚各国经济在经历了长达二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后,以劳动密集型为特色的国际分工地位有了重新调整的要求,由于缺少发挥缓冲作用的产业环节,产业重点变换伴随着激烈的竞争,最终给经济金融带来了剧烈的震荡。我国也是一个处在产业结构升级和转移阶段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存在较明显的区域性差异,应当考虑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梯度转移,确保在东部、南部地区进行产业升级的同时,维持多层次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整体连贯性。对于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而言,避免经济对外依存度过高有助于抵御外部冲击和干扰,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发生金融危机的概率。
第五,次贷危机也给中国宏观调控提出了启示。为防止市场发生逆转而引发大规模的恐慌,有必要在源头上杜绝风险,通过适当的宏观调控控制金融资产以及实物资产的泡沫扩张,防止价格下跌所带来的系统性风险。一方面,有必要把资产价格纳入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时的监测对象。因为一旦资产价格通过财富效应或者其他渠道最终影响到总需求或总供给,就会对通货膨胀率产生影响,因此,很有必要把资产价格的涨落作为制订货币政策的重要参考。另一方面,进行宏观调控时必须综合考虑调控政策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美联储连续加息时,对房地产市场能承担的压力重视不够,因此中国在实施宏观调控时应综合权衡各方面影响。
第六,建立国际间协调机制。全球市场的联动性日益增强,为维护本国以及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对于与宏观经济、社会大众联系最为密切的金融机构而言,危机中的互助至关重要,忽略社会责任,完全按照个人利益最大化原则决策,最终的危机可能是群体性的危机。如何保持金融机构风险管理的多样性,避免金融机构出现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决策冲突,是次贷危机带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之一。当他国发生金融动荡,为防止该国金融衍生品链条断裂引起本国金融市场发生恐慌性金融动荡,基于国际视角,可以与世界其他国家联合制定有利于缓解金融危机和流动性黑洞的货币政策,利用公开市场操作等方式恢复本国以及世界投资者信心,共同克服困难。
参考文献:
东南亚金融危机过程范文5
一、跨国直接投资的国际格局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跨国直接投资流入量显著下降，2008年投资总额达1.74万亿美元，比2007年1.97万亿美元的历史峰值减少了11.66%。2009年跨国直接投资延续了下降态势，缩减至1.18万亿美元，标志着从2004年开始的国际投资增长周期的正式终结。随着世界经济缓慢复苏，以及世界生产和贸易活动的恢复，全球跨国直接投资也从低谷中走出。2010年全球各国跨国直接投资增长9.3%，总额达1.29万亿美元，但远低于2007年的历史高点。尽管2011年全球经济持续动荡，但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实现了17%的增长，达1.5万亿美元。具体来看，跨国直接投资的国际格局主要具有以下三大特征：
（一）跨国直接投资流入的整体格局没有显著变化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发达国家依然是跨国直接投资流入最多的地区，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地区次之，跨国直接投资对初级产品出口国（包括石油、天然气输出国和矿产资源的主要输出国）的流入相对较少。从总量的角度看，2000年以来，发达国家吸引的外资大约在4000―13000亿美元之间波动，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国家在1000―3000亿美元之间，而初级产品出口国大约在200―2300亿美元间波动。
分工格局中不同地区受危机的影响程度有所不同。发达国家吸引外资受危机的冲击较大，从危机前的1.3万亿美元降到2009年的6028亿美元，2011年恢复至7532亿美元；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国家的跨国直接投资流入量已恢复，高于危机前水平，而主要初级产品出口国虽有所回升，2010仍低于危机前水平。
（二）跨国直接投资流入格局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内部均出现一些变化
从发达国家内部来看，欧洲地区的流入量在持续下降后强劲反弹，美国增势不稳。欧洲地区和美国的跨国资本流入格局受其经济复苏的不同态势影响，呈现出不同的特征。2011年流入欧洲地区的外资增长23%，美国的跨国直接投资流入量在2011年出现下降，降幅达8%。流入欧洲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强劲反弹，主要是欧元区国家受债务危机的影响，金融市场动荡，经济增速下降；一方面，受公司重组、提高资产利用效率和降低成本等因素的驱动，另一方面，也存在一定的欧元贬值情况下的机会主义交易，导致对欧元区国家的跨境并购增多，2011年对欧洲地区的跨境并购增长55%。
从发展中国家内部看，拉美地区资源型国家的跨国直接投资流入较为活跃，增幅超过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地区。2011年流入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增长不再主要依靠南亚、东亚和东南亚，拉美、加勒比地区以及转型经济体增长显著。流入亚洲发展中经济体（不包括西亚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较2010年增长11%，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分别吸引外资2090亿美元、920亿美元和430亿美元。而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增长34.6%，达2160亿美元。
（三）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的跨国直接投资流入连续两年高于发达国家
发展中经济体受内部需求强劲、经济加速增长和南南投资上扬影响，2010年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上升12%，高于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5%的增速，达5740亿美元，占当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总量的52%，首次超过发达国家。而2010年流入发达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下降了7%。2011年发展中经济体吸引外资继续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一半以上；而流入发达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虽呈强劲反弹态势，较2010年增长18％，但仍略低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外资流入量。
二、美、日发达国家和印度跨国直接投资的主要特征
（一）美国的跨国直接投资复苏缓慢
整体上看，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对美国的直接投资的复苏，慢于美国经济的复苏步伐，并且在结构上出现了一些新趋向：
一是从跨国直接投资的流量看，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对美国直接投资的流量均低于危机前水平。危机后跨国直接投资的流入出现下降，回升趋势不稳，2009年大幅减少50%，2010年上涨49.3%，但2011年又出现了8%的下降。跨国直接投资的流出也受危机影响出现显著下降，虽出现回升，但仍低于危机前水平。
二是从跨国直接投资头寸的收益率看，对美国直接投资头寸的收益率已高于危机前水平。对美国直接投资头寸的收益率在2009年降为4.18%后，2010年已恢复至6.12%，高于2007年6.07%的水平。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头寸的收益率则有所下降，2009年降到9.45%，2010年略升为10.48%，但仍低于2006年的12.26%。
三是从跨国直接投资的国别结构看，基本格局没有发生变化。美国的跨国直接投资主要来源于欧洲、加拿大和亚太地区，2009年跨国直接投资的流入量下降50%，主要来自欧洲地区和亚太地区的直接投资大幅下降，2010年来自两个地区的投资出现增长，涨幅分别为87.97%和220.66%。美国跨国直接投资的流出也以欧洲地区为主，占一半以上，拉美和亚太地区各占20%左右，国际金融危机后，对欧洲地区的投资出现大幅下降，2010年有所回升。
四是跨国直接投资的流入和流出都出现了逐渐集中于制造业的迹象。2011年前三季度，制造业领域的流入量占总额的41%，而金融和保险行业的流入量仅占10%。美国的跨国直接投资流出，金融和保险业受危机影响下降非常显著，制造业的冲击较小。金融和保险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从2007年821.7亿美元直降至2010年的135.1亿美元，2011年三季度跨国直接投资流出量转为负值，制造业领域的对外直接投资受金融危机冲击也出现大幅下降，但降幅小于金融和保险业。
（二）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受危机影响较大
一是总体上看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从2009年以来下降较为明显，对外直接投资在2011年有所增长，而引进外资形势仍然严峻。首先，2010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继2009年下降42.03%后，下降23.35%，2011年前三季度逐季度增长，一至三季度累计值已超过2010年全年水平，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增加成为主要的带动力量。其次，日本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在大幅下降后继而出现净资本流出，集中在非制造业领域，这意味着日本作为主要的发达国家，引进外资面临着比较严峻的形势。
二是从三大洲的分布来看，对亚洲的投资基本上较为稳定，对北美洲和欧洲的投资波动较大，对北美洲的投资大幅下降，而对欧洲地区的投资在大幅下降后2011年出现较大增加。从2011年的初步估计数据看，对欧洲地区的直接投资为399.86亿美元，占比34.6%，略大于亚洲地区34.0%，而北美洲地区仅占比13.4%。并且，日本对外投资的大幅增加主要来自对欧洲地区直接投资的增加，对欧洲地区165%的增速远高于亚洲地区77.4%的增速。
三是从亚洲的布局看，中国仍然是日本在亚洲最大的投资国，泰国仅次于中国，对新加坡和韩国的投资也有较大规模。近年来，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持续增加，而对印度尼西亚、越南和印度的直接投资出现较显著的增加，但对这些国家的投资总量仍然较小。
（三）印度跨国直接投资的流入和流出均出现较明显的下降
印度跨国直接投资的流入自国际金融危机后持续下降，2009年和2010年分别下降1.04%和33.5%（数据来源于印度央行提供的财年数据，本段所提的年份均为财年）。从国别结构来看，自由港和发达国家仍是其主要的资金来源地。从行业结构看，服务业仍是跨国直接投资的主要流入领域，但2010年大幅减少45.5%，其中，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的降幅较大，计算机服务和通信服务部门的流入量也出现下降，而制造业有所下降，降幅相对较小。
印度对外直接投资危机前快速增长，国际金融危机对其产生的冲击较为显著。2006―2008年从29.8亿美元增加到193.9亿美元，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2009年和2010年分别出现17.9%和8.19%的下降（数据来源UNCTAD数据库）。进入21世纪以来，印度的对外直接投资，尤其是跨国并购已经历了从发展中国家为主向发达国家为主的过程。从行业结构看，印度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制造业领域的生物医药产业和汽车业，以及软件行业和通信服务业。
从印度引进外资的政策看，进一步扩大自由化的同时，加大了对战略性产业的监管。印度了更新的FDI名单，其中很多的产业领域FDI实行自由化，包括生物技术、医药和生命科学领域的基础性和应用性的研发，以及教育部门的建筑活动，印度还允许外国投资者对单一品牌的零售贸易的投资比例限制从51%扩大到100%，但是对于投资比例超过51%的FDI中，要求销售总额中至少30%的商品来自国内供应商，印度政府还决定，外国投资者对医药领域的并购申请提案只能实行政府批准，不再实行原先自动审批的模式。
三、跨国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及我国的对策
预计2012年或近几年，跨国直接投资可能会呈现出以下主要趋势：第一，根据当前世界经济复苏形势，以及跨国公司的运营情况，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对2012年全球跨国直接投资保持谨慎乐观，预计全球FDI将温和复苏。第二，跨国直接投资流向可能在地区之间调整。第三，世界经济整体增长乏力，在资金流动性充裕的情况下，能源资源领域必然成为资本争夺的领域，而新兴技术领域对各国培育新竞争优势具有战略性意义，因此，对能源资源领域和新兴技术领域的跨国并购可能增多。
全球经济调整背景下，跨国直接投资的发展对我国的影响及对策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是国际跨国直接投资的格局在短期内不会发生大的变化，这将意味着我国面临的国际分工格局较为稳定，短期内我国面临的国际跨国直接投资的形势将不会发生显著变化。因此，一定意义上说，我国跨国直接投资政策具有一定的延续性，根据世界经济形势和跨国直接投资的发展，可适时地、有针对性地进行调整和改进。
二是未来几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可能趋于放缓，人民币也将保持对美元相对稳定升值的态势，预计未来我国跨国直接投资的流入将趋于稳定，甚至会有所下降。一国的国际分工地位取决于一国的要素禀赋和经济发展潜力，外商直接投资的引进，必须服务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目标。因此，我国在积极引进外国接投资的同时，要以理顺资源要素价格形成机制为前提，顺应经济发展规律，稳定并积极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
东南亚金融危机过程范文6
危机从1997年1月的泰国开始，又迅速像推倒了多米诺骨牌一样在东南亚各个经济体蔓延。索罗斯和他所代表的量子基金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危机制造者，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共同基金们在东南亚各国的股市、汇市、期指市场左冲右图，攫取了大量财富，也带来了所在经济体的经济灾难，“游资”或国际炒家的恶意攻击是造成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最直观原因。但是，在表象背后，让危机发生在这里而不是别处、在一国开始又在多国蔓延的原因，还在于该地区经济体在特殊的发展阶段所表露的体制和经济运行缺陷，正是有缝的“鸡蛋”，引来了炒家蜂拥而入；由于自身的缺乏防范，而使攻击演变为现实的危机。
过度负债――国家和银行体系的不堪承受之重
现代经济的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是危机产生的大背景。相关历史数据显示，在1997年金融危机发生前，许多东亚国家的信贷市场畸形发展，在一些国家如日本、韩国、泰国、马来西亚等，信贷资金余额与GDP的比率高达115%以上甚至200%，这意味着，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由银行信贷支持的比率已经达到了十分危险的边缘。
造成过度负债的根源主要分两个方面：其一是东亚国家的出口增长速度下降和经常项目赤字逐渐走高。从1995年上半年开始，东亚有五个国家的出口增长速度快速下跌，到1996年，这些国家经常账户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警戒值，其中印尼为3%，韩国为约5%，马来西亚为6%左右，泰国约为9%；其二是过快推进的金融自由化导致了信贷规模剧增。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雷德里克・米什金在分析1997亚洲金融危机时曾将其原因归结为――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不对称信息问题严重恶化，使金融市场无法有效地将资金导向那些拥有最佳生产性投资机会的人。
在危机发生前，亚洲经济的强劲崛起引起全世界关注，特别是亚洲“四小龙”正开足马力向发达国家经济队列跑步前进。然而，在保持较高增长速度的发展愿望刺激下，透支性经济增长和不良资产的加速膨胀已经是深植于亚洲“四小”体内的“毒丸”，正在等待机会爆发。当高速增长所需的资金资源在本国范围内被过度开采后，为了继续保持前进速度，这些国家靠转借外债来维持经济增长。但是，由于经济发展周期性的必然影响，1990年代中后期，有些亚洲国家已基本不具备还债能力。房地产泡沫、股市泡沫、企业生产的盲目扩张等，在银行体系内聚集了高比例的信贷风险；同时，由于过度扩张、对不良资产的担忧和出口的下降，投资者信心也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
米什金认为，“对绝大多数危机，尤其是东亚金融危机，促使不对称信息问题恶化并导致金融危机的关键因素，是资产负债状况的恶化，特别是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状况的恶化。”他在对比了以往的几次金融危机之后分析，“金融自由化导致由资本流入支持的借款剧增是危机过程的开始”。
由于当时东南亚的许多国家采取了扩张性的金融自由化政策，对于借款类型和利率上限的规定十分模糊，银行处于追逐利益的要求，信用借款急剧增加，并远远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这种信贷扩张的高速度不仅带来了潜在风险的提高，也造成了信贷的提前透支，在危机发生时，这也是银行在需要贷款时而无钱可贷的直接原因。经济理论证明，与证券投资者相比，银行是信贷市场上克服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主要力量，并且事实上也是危机发生时许多企业的唯一信贷来源，从这个意义上讲，一旦银行信贷崩溃，经济崩溃随之而来。
体制缺陷――防火墙缺失和机制僵化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没有及时建立起同步的经济防火墙机制和对金融业缺乏监管，是当年亚洲新兴国家所呈现的“赶超型”通病。首先，资本市场发育不成熟，企业仍过度依赖银行间接融资，而由于经济运行中政府主导色彩浓厚，裙带主义盛行，银行的信贷往往并不主要依从经济规律，而是依恃政府的“主导”与担保，导致银行信贷过度扩张，银行不良债权或坏账过大。数据显示，危机前韩国、泰国的银行不良资产占到该国当时GDP总额的近40%。
其次，东亚各国对金融系统的监管远远没有跟上现实发展速度，相关法规严重滞后。例如，泰国、韩国等经济体在当时经济货币化尚未完成时就匆匆开始了证券化；在证券市场还未发育成熟之前，期货和衍生品市场又快速上马，市场机制、金融工具、制度建设等都未能跟上。当金融自由化带来新的冒险机会时，监管的弱化和过度的政府担保体系造成了银行系统过于追求冒险的局面，国际资本流动又进一步加剧了这种趋势的发展，获取高收益的可能加上隐含的政府担保使国际资本供应者愿意承担更高的风险。
再次，盯住汇率制度被认为是泰国等东亚经济体金融风险积聚的重要原因。虽然危机与资本流动有关，但国际经济学界对危机原因的分析得到的共识是，外汇管制对防范危机的作用不大，相反，盯住汇率制度却使新兴经济国家更易发生金融危机。
由于自身经济规模偏小，发展中经济体在起飞的过程中一般倾向于盯住一个大型而稳定的发达经济体来确定汇率变动区间，虽然这样做的初衷是降低对外经济交往的不确定性，并在有些时候能够作为控制通货膨胀的手段，但在危机爆发前，它事实上也成为积聚风险的重要路径。“特别是，当一个国家具有脆弱的银行体系以及大量以外国货币计价的债务时，采用盯住汇率来控制通货膨胀在实际上则可能是十分危险的。”一位经济学家评论说。一方面，盯住制度造成泰国等东亚经济体出口竞争力下降、形成经常项目巨额赤字，为了维持固定汇率制，这些国家长期动用外汇储备来弥补逆差，导致外债增加；另一方面，盯住制度屏蔽了汇率风险，使货币投机成为一件没有风险或风险极小的事情，在危机爆发前的经济繁荣时期，盯住汇率制度成为鼓励资本流入的诱因；在危机发生后，为了应对游资的冲击，受到攻击的政府（例如泰国、印尼）等被迫放弃了盯住汇率，转而加剧了资本流入发生逆转，货币贬值进一步恶化。
在危机过去十年之后，2007年世界银行所做的一项关于东亚经济的研究显示，1997～1998年金融危机凸显了对脆弱性管理不善的潜在成本。在十年中，东亚各经济体奉行两个降低危机风险的宏观战略。一是保持经常项目盈余，建立了大量外汇储备作为防范危机的保障。世行评论认为，东亚经济体的外汇储备现在甚至远远超过了用于防范目的的最佳水平。相反，大量的外汇储备可能会造成自身的不良副作用，例如引发信贷过度扩张、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率上升或者资产市场的投机泡沫，有可能影响到中央银行奉行独立货币政策的能力；二是各经济体寻求加强基础要素，尤其是在金融部门。在受到上次金融危机影响的国家，银行都提高了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和利润率。金融系统随着股市和债券市场的成长而向更加多元化发展。同时，东亚改进审慎监管和监督以加强银行系统稳定性的工作还在进行中，若干领域还需要向国际标准靠拢。
最终借款人――国际合作与救助机制的缺失或反应迟滞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金融危机会导致经济的灾难性后果。无论是在危机发生时的干预还是危机过后的经济复苏，都需要金融系统的重新启动。在发达经济体，可以通过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或由该国央行充当最后贷款人来完成。然而新兴市场国家的中央银行并不具备这种能力，因此，为应付发生在这些国家的金融危机，通常就需要在国际上存在一个最终借款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就担当了这样的角色，先后有泰国、韩国、印尼等国接受了IMF的备用贷款计划，同时也接受了他提出的相当苛刻的改革国内经济等的一揽子条件。
在1997年国际货币投机商开始大举沽售泰铢的5月份，泰国央行与新加坡央行曾联手入市，动用了120亿美元吸纳泰铢，但也只是暂时保住了泰铢的地位；8月份，深陷危机漩涡的泰国，不得不同意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附带苛刻条件的备用贷款计划，获得总共160多亿美元的融资款；随后，国际清算银行（BIS）又宣布给予泰国总值33亿美元的临时贷款，以协助它渡过难关。
1997年12月3日，韩国被形势所迫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签署援助协议，获得210亿美元备用信贷；另外还获得了世界银行提供的100亿美元、亚洲开发银行40亿美元以及其他国家提供的200亿美元援助，总额为550亿美元。但这种援助的条件却极其苛刻，这一计划的签订几乎等于向国际上承认韩国整个经济体系的崩溃和自的丧失，韩国媒体甚至将这一天与1910年韩国被迫割让给日本的“国耻日”相比。
1998年4月印尼也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签署了一份经济改革方案。最终借款人的介入使东南亚汇市暂告平静。
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年代，投机资本对一国的投机性攻击的成功会引起对另一国的投机性攻击，这可能导致更多的货币被击垮。为避免单个的货币危机发展为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全面金融危机，国际最终贷款人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同时有专家认为，最终贷款人应坚持把危机国家改进调节和监管体系作为贷款条件，这将在重建信心和解决危机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经验表明，成功的最终贷款提供越及时，实际需要的数额就越少，效果越好。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机构的谈判和决策过程往往要花掉几个月的时间，到时候，情况常常变得更糟，结果是为应付危机，需要更多的资金。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国际上已有提议，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变紧急贷款办法，以便在危机发生时能做出快速反应。
经济全球化和羊群效应――危机的助推器
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十年，是信息技术突破性发展的十年，也是全球经济更加一体化的时期。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和国际金融市场的内在不稳定性共同促成了投机资本有机可乘的条件。东亚经济在危机前的腾飞过程以显著的外向型为特征，既是国际贸易快速增长的主要受益者，又曾得益于这一期间国际金融的一体化。
然而，在这种一体化进程中，东亚经济体就像一个被时势裹挟前行的孩子，充满了积极的姿态，却并不具备基本的自我防护能力，在面对别有用心的庞大资金冲击的时候，突然地束手无策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