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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的动因范文1
靠发育劳动力市场增加就业
目前，解决中国就业问题的唯一可能出路是加快劳动力市场的发育。
随着50年代资本密集型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格局确定下来，一系列相关的制度安排把资本和劳动力的配置，按照地域、产业、所有制等分类人为地画地为牢，计划之外的生产要素流动成为不合法的现象。其中把城乡人口和劳动力分隔开的户籍制度，以及与其配套的城市劳动就业制度、基本消费品供应的票证制度、排他性的城市福利体制等，严重地阻碍了劳动力这种生产要素在部门间、地域间和所有制之间的流动。
在80年代改革以前，我国不存在劳动力市场。原因有两个方面：首先，城乡之间劳动力配置的分割，即统购统销政策、制度和户籍制度这一传统体制的三套马车，把城乡劳动力人为地分割开，城乡之间的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几乎从不发生。在这期间，中国的工业化特别是重工业化的速度虽然较快，但没有以相应的速度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第二个原因是城市就业的刚性特征。为了保持社会稳定，城市居民的就业在传统体制下得到充分的保障，由劳动部门或人事部门按照整体经济计划和资源配置优先顺序安排就业和岗位。一旦这种就业被安置妥当，一个职工几乎就不再有机会改变就业单位，也没有被解雇和失业之虑。因此，寻求就业者并不面对一个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只需要具有城市户口，就会自然而然的得到就业安置。
为此，改革以前的城市就业机制有两个特点：第一，就业者面对的机会是均等的，就业的过程大同小异，因而劳动力配置在城市内部是一个一元化的过程；第二，这种就业机会是绝对排他性的，即只要一个人没有本地的户口，无论其人力资本如何，无论企业有何等迫切的需要，只要不是在计划安排之内，雇佣关系就不会发生。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城乡劳动力市场应该说有所发育。农村实行家庭承包制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经历了离土不离乡的阶段之后，开始大规模地向城市部门转移。由于户籍制度尚未彻底改革，这些劳动力形成了一种流动人口。据估计，这种流动中的劳动力的人数大约在7000万左右。经过了大约20年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村经济增长、结构变化以及城乡劳动力市场发育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具体来说产生了三种效果。
第一，居住在农村的劳动力不再局限于从事农业劳动，而其就业已经广泛地分布在城乡各种行业中。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超过20%的农村劳动力已经转移出农业，在工业、建筑业和第三产业等部门就业，其中超过一半转移到本乡以外。按照这个比例，目前农村劳动力的行业和地域分布大致是：农村劳动力总数约5亿人，大约1亿人转移到非农产业，其中约7000万人转移到本乡以外包括城镇地区的非农产业就业。虽然根据我国经济结构转变的要求，这种农村劳动力转移仍然是不充分的，但与改革以前的情况相比，我国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第二，城市职工现在不仅不再享受传统就业体制的"铁饭碗"，而且面临着与外地劳动力的竞争。国有企业劳动制度的第一轮改革开始于1987年。当时针对的是固定工的雇用政策改革，第一次动摇了存在了几十年的终身雇用制度，即"铁饭碗"。同时，从80年代后期开始，农村劳动力中的一部分转移到城市，参与了城市就业机会的竞争。虽然这些外地劳动力大多从事那些城市居民不愿意接受的工作，但潜在的工作竞争毕竟已经出现，劳动力市场开始发挥其职能。
第三，国有经济不再是劳动者就业的唯一渠道，国有经济吸纳劳动力的比重大大下降。随着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对劳动力需求越来越大，吸收了大量城市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就业者和农村转移劳动力。而随着国有经济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趋于下降，其就业比重也相应下降。例如，在1978~2000年期间，国有企业雇用劳动力比重从占城市全部就业的78.4%下降到38.1%；城市集体经济就业比重从21.6%下降到7.0%；其他城镇非国有经济的就业比重则从无到有，2000年达到54.9%。正是在国有经济和传统集体经济就业比重下降这个背景之下，城乡劳动力市场开始形成。
政府还要发挥积极作用
当前，要想真正发挥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功能，必须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解决失业问题，归根结底需要依靠社会总需求的扩大，而农村市场的开拓，对于启动总需求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目前中国农村人口占全国的7成左右，而其实现的社会零售商品总额却不到一半。原因没有别的，只因为农民收入水平提高缓慢，导致农民这一庞大消费群体的需求严重不足。而且，农民收入中相当大一部分来自于外出打工收入，一旦这个收入来源被断流，我们不难预期我国的消费总需求的进一步萎缩。
第二，解决失业问题，还要靠劳动力市场本身的调节功能。我们需要问一问，在城市存在失业现象的情况下，为什么外地劳动力反而比本地职工更具有竞争力？原因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外地劳动力愿意接受相对低的工资，而符合雇主降低劳动成本的意愿。靠人为的保护，无异于提高了劳动力价格。如果与增加劳动相比，提高企业的资本构成更为合算，谁又能阻挡得住企业家这样做？结果是事与愿违，劳动力市场上的总需求反而因就业保护而降低了。
经济增长的动因范文2
内容摘要：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的流动性问题是本文研究的基本出发点。文章基于我国1979年至2008年的数据，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找到了说明流动性问题的两个因子―资本项目关联因子和经常项目关联因子，并通过实证分析得到相关结论。
关键词：流动性因子 经济增长 主成分分析 回归分析
“流动性”这个词最早由著名经济学家罗纳德•凯恩斯提出。凯恩斯将流动性定义为最富流动性的货币，即通货和支票账户存款，也就是现在所说的狭义货币供给量M1。很多研究学者认为，流动性过剩简单来说，就是货币当局货币发行过多、货币量增长过快，银行机构资金来源充沛，居民储蓄增长迅速，宏观经济上，表现为货币增长率超过GDP 增长率；就银行系统而言，则表现为存款增速大大快于贷款增速。对于我国的“流动性过剩”问题，存在两方面因素即国际因素和国内因素。
国际方面，发达国家贸易赤字输出资金及低利率政策造成全球流动性泛滥。国内方面，造成流动性过剩的因素主要包括：一是国际贸易、资本双顺差。贸易顺差导致外汇储备快速增长，外汇占款增加，而按我国的强制结售汇制度，最后导致基础货币过量投放。另外，在人民币强烈升值预期的作用下，由资本逐利性推动的国际资本流入加大了我国的资本项目的顺差。二是储蓄与投资失衡。从根本上来讲，贸易顺差以及出现流动性过剩的原因在于储蓄过多，消费不足。三是优质金融资产供给缺乏。我国目前的流动性过剩有别于全球流动性过剩，主要是银行体系出现流动性过剩。金融资产的选择十分有限，缺乏债券类及其它金融产品市场，人们手中的钱缺乏出路，只能以存款方式留在银行体系，造成银行体系“钱”多（武，2008）。
此外，许多学者认为社会信用环境不佳（武，2008），资本市场不发达（王妮，2008），经济结构和区域结构发展失衡（魏智，2008），分配结构不均衡（张振华、李升，2008），国内持续加息（伍装，2008），信贷有效需求不足（罗贝，2008）等也是原因之一。本文将汇率、外商直接投资、顺差、外汇储备、黄金储备、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投资及存贷比和历年通货膨胀率作为研究流动性问题的几个考察因子，首先做因子分析，力图找到说明流动性的主成分因子，并以此为基础考察流动性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本文使用的分析软件为SPSS-11，取1979年至2008年共3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
我国流动性因子的实证分析
首先对各因子做相关性分析，如表1所示。从相关系数阵来看，汇率与外商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与存贷比、顺差与外汇储备及投资等，都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因此有必要进行因子分析。
这可从KMO和Bartlett检验的结果上再次得到验证，如表2所示，表明：Bartlett值=643.139，P
L=6.624f1+1.073f2
根据旋转后的主成分矩阵，如表4所示。得到流动性因子f1、f2的结构：
f1=0.943E+.937FDI+0.759S+0.888RLD+0.706I
f2=0.725NX+0.738FER+ 0.65GR-0.633P
对第一个因子起主要作用的是汇率和外商直接投资，因此不妨定义为“资本项目关联因子”；而第二个因子主要是净出口和外汇储备，不妨定义为“经常项目关联因子”。两因子得分及变化率，如表5所示。从最后两列并结合原始数据（见表6）可以看出，在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里，资本项目关联因子大的变化只有两次，分别是1988年和1993年，均源于外商直接投资的大幅度变化。而经常项目关联因子发生较大的波动较为频繁，分别是1985年、1990年、1998年、2001年和2002年，1990年变化最为剧烈为-4245.98%。1985年、1990年的变动都源于国家进出口政策的大幅调整，调整方向正好相反，进出口发生大幅度波动，从而导致了经常项目关联因子发生相反方向变化。1998年、2000年的变化均源于通货膨胀指数发生较大变化，前者源于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国内的通货紧缩，通货膨胀指数由正的2.8%变为-0.8%，而后者则相反，由-1.4%变为0.4%。2001年的变化则是由于外汇储备和黄金储备分别增加了465.91亿美元和341万盎司造成的。我国一直以外向型进出口贸易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进出口贸易政策相当程度上左右着我国国内的流动性波动状态，由于我国的资本政策倾向于保守性的渐进式变化，因此引起的流动性变化并不大。
流动性因子与经济增长的回归分析
以国内生产总值GDP为因变量，以总流动性因子L为解释变量，建立如下线性回归模型：1979～200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由表7可知，回归方程的显著性已经通过了F检验（显著性水平=0.001），说明回归方程起到了很好的解释作用。单个参数的t显著性检验在0.001显著性水平下也成立。说明流动性因子支撑了GDP的增加，每单位流动性因子的变化带来0.877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发现进出口贸易政策在相当程度上左右着我国国内流动性的波动状态，而由于我国的资本政策倾向于保守性的渐进式变化，因此引起的流动性变化并不大；通过总流动性因子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回归分析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流动性因子支撑了我国GDP的增加。
参考文献：
1.武.初探中国的流动性过剩问题.时代金融，2008.5
2.王妮.当前我国流动性过剩产生的原因和对策分析.科技信息（科学教研），2008（20）
3.魏智.我国流动性过剩的原因和对策分析.中国民营科技与经济，2008（6）
经济增长的动因范文3
关键词：国际贸易理论；内生增长理论；经济增长；技术内生化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11)03-0072-05
一、引言
很长一段时期，国际贸易理论对于技术和技术进步的处理远落后于现实世界经济的发展。随着新一轮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和向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扩散在决定世界贸易模式的变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令人吃惊的是，很少有人把技术进步引入到国际贸易理论中去(克鲁格曼，1990)。国际贸易理论对于技术因素的忽略或不恰当处理不仅导致正统理论对于贸易利益的解释偏于狭隘，即使对于正统理论本身也产生了不少的争议与误读。因此，系统梳理技术在国际贸易理论发展过程中角色演变的轨迹，是正确认识和把握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趋势的重要前提。一定意义上讲，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过程，恰恰是技术在国际贸易理论中内生化的过程。由此，笔者将系统分析技术在国际贸易理论发展中角色演变的过程，将贸易理论应用于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
二、古典贸易理论中的技术
国际贸易理论作为经济学最古老的研究领域之一，它从一开始就把贸易问题与增长问题研究相结合，从技术差异的角度回答了国际贸易产生的动因，分析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对一国财富创造的影响，这构成了古典贸易理论研究的基点，也代表着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起点。古典贸易理论对于贸易动因的分析可以用比较成本理论来概括，虽然众多古典经济学家对其完善与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是斯密和李嘉图是该理论的主要构建者。
多数古典经济学家都意识到对外贸易对国内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他们中的许多人还考察了技术变化对比较优势模式、贸易条件、贸易量变动的影响，并论及贸易对增长的影响。Bloomfield(1978)认为Torrens等人较早就注意到技术在国际间传播的事实，Mill甚至明确分析了技术变化的贸易条件效应，Longfield等人则指出了技术变化导致比较优势变化的情况，甚至技术差距理论的所有要素在早期古典经济学家的著作中都有涉及。古典经济学家讨论了一般技术变化的不同侧面，对于贸易与增长关系的论述零散地分布在他们著作的不同角落，虽然这些不同的观点很少系统地发展起来并结合进古典贸易理论的主体，但是古典经济学家对于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兴趣要比一般贸易理论家认为的要高得多。
古典经济学家对于技术的理解与现代经济学有着巨大的差异，技术的内涵相对较为狭窄，一般是与劳动者的具体的技能或者机器的性能相联系，技术进步主要表现为通过劳动者技艺的改善或机器的改良促进劳动者生产率的提高。虽然多数古典经济学家都注意并论及了技术在贸易发展中的作用，但是古典贸易理论在发展进程中对于技术进步的处理上却出现了严重的分歧，这主要发生在李嘉图和斯密之间。在斯密看来，劳动分工是技术进步的主要内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动因在于劳动分工的发展(胡乃武等，1990)。分工可以促进生产率的提高和生产能力的增加，技术进步成为内生于劳动分工的副产品。狭隘的国内市场会限制分工的发展，阻碍财富生产的增加，对外贸易会通过扩大市场促进分工的发展，导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增长，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又会对一国比较成本和贸易模式产生正向影响。因此在斯密的贸易理论模型中，技术进步内生于分工的发展，并且成为贸易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机制。李嘉图在斯密绝对成本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解释国际贸易动因的比较优势成本理论，但却未对斯密的分工理论给予重视，而把产生比较优势的基础归于自然条件与外生的技术差异。虽然李嘉图也注意到贸易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问题，并且多次提到技术进步对于一国贸易模式变动的影响，但是技术在李嘉图模型中纯粹被视作一个外生变量对待。虽然穆勒在对李嘉图比较成本模型进行形式化表述的过程中，重新注意到对外贸易通过市场扩大效应对于深化分工进而对技术进步的影响，但是穆勒之后的贸易理论家越来越倾向于资源给定情况下的静态效率配置的分析(Myint，1977)。在Taussig(1927)、Haberler(1936)对比较成本理论进行了标准的教科书式阐释之后，技术因素彻底被当作比较优势理论模型中的外生变量看待，虽然国际贸易静态的资源配置效应的分析仍然能够推出自由贸易政策的结论，但是比较成本理论南此受到缺少动态分析的批评。
古典贸易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时期，但是对于技术本身仍缺少一个严格的界定，技术因素在经济发展或者说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没有独立出来进行系统的分析，这使古典贸易理论家在贸易动因的分析中，缺乏对技术的系统论述，导致技术在比较成本理论的标准化表述中，蜕变为纯粹的外生变量，但是古典经济学家对于技术在贸易与经济发展中作用的认识，是经济学和贸易理论发展过程中不容忽视的事实。
三、技术在新古典贸易理论中的迷失
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并未严格遵循技术研究的路径向前推进，在新古典一般均衡的背景下，H-O贸易模型产生，由此开创了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古典发展阶段。H-O模型对国际贸易动因的分析放弃了古典贸易理论中技术差异因素的考虑，而以国家间生产方式即技术相同为基础，研究生产要素禀赋差异对一国生产和贸易模式的影响。新古典贸易理论学家把研究的焦点集中在国家要素禀赋构成与国际贸易模式的关系上，并关注自由贸易在国家内部的收入分配效应的功能。H-O模型的4个核心理论以一般均衡分析为基础，它在把李嘉图比较成本理论一般化的同时，从理论上论证了国家间以要素禀赋为基础进行专业化分工和自由贸易，会使资源的配置实现单个国家和整个世界范围的最优化，这为自由贸易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但是H-0模型对于国际贸易利益的分析仅限于贸易的静态水平效应，而古典经济学侧重于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传统在新古典理论中完全消失了，贸易可能提供的动态潜能被边际主义所忽略，这在Samuelson(1939)、Kemp(1962)对贸易利益的分析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所以连Kemp本人也认为他们的研究忽略了贸易对于技术知识状态和积累速度的分析。在古典时期，贸易理论和增长理论是经济学两个不可分割的分支，但是在新古典时期，贸易和增长成为两个彼此独立的研究领域，新古典贸易
理论忽略贸易增长效应的研究，贸易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很长时期内退出了国际贸易理论家的视野，贸易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重新引起学者们的研究兴趣。而Baldwin(1984)通过对一些实证研究的综合分析发现，发达国家得自贸易自由化的静态损益是相当小的，而贸易自由化产生的动态收益则相对要大得多，H-0模型对于贸易利益的分析仅限于国际贸易的静态水平效应则明显过于狭隘。
H-O模型集中考察要素差异作为比较优势的来源，忽略了国家间技术差异可能产生的影响。如果考虑技术差异的影响，H-O模型中要素禀赋导致的比较优势可能会发生逆转，自由贸易所引起的要素价格均等化也会消失。新古典贸易理论对于贸易动因和贸易影响的研究没有遵循古典贸易理论技术研究的思路向前推进，在边际主义和一般均衡理论思想的影响下，它忽略技术在解释贸易模式和贸易效应中的作用，以生产要素禀赋差异作为研究国际贸易的动因，贸易利益的研究彻底蜕变到资源配置水平效应的分析，贸易通过技术对于经济增长影响的机制也由此中断，经济增长似乎成为资源最优配置后不言而喻的结果，但实质上这是把经济增长问题排除在贸易理论研究的范畴之外。从一定意义上来说，H-O模型对于贸易模式的分析忽略技术因素的影响，导致技术因素在贸易理论研究中的迷失，这代表着从早期李嘉图传统的倒退(Jones，1970)。
四、技术在贸易理论发展中的回归
要素禀赋理论在诞生后的30多年内主导了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成为解释国际贸易模式的基础性理论，但是不断涌现的国际经济新现象使贸易理论家逐渐意识到H-O模型的局限。20世纪中期新古典增长理论的诞生及对经济增长问题研究的深入使贸易理论家无法对经济增长的事实视而不见，经济增长的贸易条件效应开始引起学者的兴趣，技术重新回归至贸易理论模型研究当中，外生的技术进步在决定和影响贸易模型及其变动中的作用受到重视。
二战后，国际贸易中新产品种类不断增加，发达国家之间制造业产品在国际贸易中所占的比重逐步提高；技术在工业化国家之间的传递异常迅速，并对国际贸易和投资产生了重要影响；以拉美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了实现民族经济的独立，摆脱旧的分工贸易体系的束缚，质疑自由贸易的利益分配模式，试行进口替代贸易发展战略，这使贸易理论家必须正视贸易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贸易的经济增长效应。以要素禀赋差异为基础的H-O模型对此解释乏力，因此，技术因素重新回归至贸易理论家的研究视野，作为重要变量以加强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
20世纪中期经济增长理论在经济学中开始复兴，这使贸易理论的发展更加关注经济增长问题，贸易理论家对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日增。但是受当时贸易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中居于主导地位的要素禀赋理论和一般均衡理论的影响，Johnson(1955)、Bhagwati(1958)都只是单向地考察了经济增长的贸易条件效应及对贸易国的福利影响，而没有研究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以及贸易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新古典增长理论对于外生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贡献的开创性研究虽然使贸易理论开始关注技术因素对贸易模式和效应变动的影响，但这也仅限于外生技术进步对贸易条件变动的考察，着眼于对贸易国外生经济增长的比较静态福利分析(John-son，1958)，却不能对贸易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做出解释，也无法直接用技术的变动对现实的国际贸易模式做出合理的说明。随着国际市场上新产品种类的不断增加，技术的革新变化显然比技术差异更加重要，构成了除要素禀赋之外国际贸易的重要基础，这诱使贸易理论家开始从单纯的技术变化探究国际贸易的动因和贸易模式的变化，从而产生了产品的生命周期理论。
Posner(1961)和Vernon(1966)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从技术创新和技术国际传播的角度解释了新产品贸易的产生以及国际贸易模式的动态变动，并对要素禀赋相似发达国家间贸易作出了有力的理论说明。新产品在从开发到生产再到销售的过程中，各环节投入的性质各不相同，其相对重要性随时间的推移不断变化，各个国家在特定投入环节上的相对优势差异显著，因此在产品发展的各个阶段，各国的贸易模式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产品生命周期理论通过把技术创新、技术传播引入到贸易理论研究的视域，实现了对国际贸易模式的动态分析，并为技术在贸易理论中的内生化发展奠定了基础。虽然Pos-ner和Vernon充分意识到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内生性，却把技术进步的原因归于外生的国家间市场特征的差异，因而没有把技术进步内生到贸易理论中来，但将技术引进贸易模型本身就是一个创新(克鲁格曼，1990)。
技术进入贸易模型表明贸易理论的发展更加关注开放条件下的经济现实，虽然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处理依然缺少有效的分析框架，而被视作一种外生现象，贸易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也还未得到充分研究，但对技术进步的关注至少标志着贸易理论的发展在朝着正确的方向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五、技术在新贸易理论中的内生化
技术和技术进步对于贸易模式和贸易利益的影响虽然自斯密以来就开始进入贸易理论家的视野，但却迟迟没有被结合到正统的贸易理论模型当中，主要由理论和技术两方面的原因造成。从理论发展来看。以李嘉图比较成本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为核心的传统贸易理论完全竞争、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排除了技术进步分析的可能，因为完全竞争的企业同质分析，意味着单个企业的技术创新会在所有企业间迅速无成本扩散，成为所有企业共享的公共物品，而现实的企业创新要通过市场垄断弥补前期技术开发的投资成本，这会产生动态规模经济，导致不完全竞争，因此传统贸易理论框架内技术变动与一般均衡的静态配置效应分析无法兼容。从技术上看，在Dixit-Stiglitz(1977)垄断竞争模型(以下用D-S模型)提出之前，贸易理论领域缺少一个处理递增收益和产品差异的有效分析工具，虽然张伯伦依赖于语言文字说明和几何推理的垄断竞争模型提供了一些原则性框架，但未对技术在国际贸易理论中的引入产生实质性影响。因此，技术在贸易理论模型中内生化的突破性进展是建立在D-S模型和Krug-man等人(1980)新贸易理论基础之上的。
20世纪70年代，Krugman等人新贸易理论的兴起，开始突破传统贸易理论完全竞争、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以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为基础研究国际贸易的动因和影响，这为技术进步引起的报酬递增提供了一个基本理论分析框架，内生技术进步成为厂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理，这使贸易理论与现实经济分析的结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国家间动态贸易模式及福利变动的分析有了牢固的理论基础。Krugman等人的新贸易理论对贸易动因的分析是建立在静态规模经济之上的，没有研究动态规模经济
对贸易模式的影响，因此对贸易利益的分析也主要体现为静态贸易利益，没有考察国际贸易的动态经济增长效应。Krugman(1979)较早意识到新贸易理论的这一不足，因此开始尝试把技术引进到贸易理论模型中研究动态规模经济的贸易效应，以此作为对新贸易理论的重要补充。
Krugman利用新贸易理论的技术，在产品周期理论和技术差距理论的基础上，研究了技术创新对于国际贸易的动态影响以及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通过对这两个模型的扩展，贸易理论首次以形式化的方式把技术引入到贸易模型当中，但是在这两个扩展的模型中，技术创新和技术传播都是外生的，这虽然可以考察技术创新和技术转移的贸易效应，但是无法对它们产生的原因做出解释。新增长理论对内生技术创新和国际贸易的关注对克鲁格曼产生了重要启示，使其认识到把内生技术创新引入到新贸易理论模型的重要性，从而促使其构建了一个把技术和贸易的分析与新贸易理论相联系的简单内生技术创新模型(克鲁格曼，1990)。在这个模型中，企业为获得垄断利润不断进行技术创新，相似国家间即使不存在静态规模经济，技术创新所产生的动态递增收益和技术外部性，也会使开放经济获得高于封闭情况下的经济增长，这在贸易理论中首次把贸易通过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相联系。
20世纪80年代后期内生增长理论研究的突破性进展极大地拓展了国际贸易研究的领域，推动了贸易理论的快速发展，内生增长理论与国际贸易理论在发展中的融合成为经济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趋势(Grossman et al，1991)，国际贸易理论研究开始超越静态贸易利益的解释范畴，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成为重要的研究内容。技术是贸易和增长相联系的重要纽带，是解释动态贸易模式发展的理论切入点，技术进步内生化不仅成为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成为新贸易理论研究开放条件下增长问题的一个重要支点。开放条件下的内生创新理论在把贸易和经济增长相联系的过程中实现了对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的内生化分析，逐渐发展成为新贸易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内生创新理论把技术创新(包括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和技术扩散(模仿)视作理性厂商追求利润最大化经济活动的结果，技术发达国家以产品创新或过程创新为目的，投入一定的资源进行研究和开发，技术落后国家根据自身的优势对先发国家的产品和技术进行模仿，两种类型国家分别获得在不同产品上的比较优势，内生技术能力的差别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基础，国家间贸易模式在技术创新和技术模仿的过程中将发生动态的变化。内生创新理论对国际贸易中技术创新和技术传播的内生分析，为后发国家通过研发补贴等政策提升本国技术进步速度提供了很强的理论支持。
进入21世纪，贸易理论的发展进一步向前推进，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是贸易理论发展的最新成果，它不仅使行业的生产率在贸易模型中实现了内生，而且为企业角度研究创新、增长和贸易模式的决定与变动提供了一个微观理论基础，成为研究众多现实国际经济现象的重要框架，使贸易理论的发展更加贴近现实经济问题的分析。Melitz(2003)生产率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如同打开了潘多拉魔盒，揭开了企业层面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序曲，标志着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新阶段。Melitz模型分析了国际贸易对行业内不同生产率企业间资源配置效应的影响，整个行业的生产率内生于个体企业的出口经济活动。贸易开放度的增加或贸易成本的下降会使产业内高生产率企业进入出口市场，使低生产率企业退出出口市场，同时，产业内资源由低生产率企业流向高生产率企业，高生产率企业的市场份额和利润增加，即使单个企业生产率不变，整个产业的生产率增长效应也会带来整体经济的福利增加。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发展为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具有很强包容性的微观基础框架，使得行业的平均生产率在贸易模型中实现了内生，为企业异质性条件下贸易品种类、产品创新、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等问题研究提供了一个有效分析模型。
经济增长的动因范文4
关键词：技术进步；经济增长；贡献率
中图分类号：F22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码：1003-2738（2012）06-0163-01
前言：狭义上的技术进步具体表现为对旧设备的改造和采用新设备改进旧工艺，采用新工艺使用新的原材料和能源，对原有产品进行改进研究开发新产品，提高工人的劳动技能等。从广义上讲，技术进步是指技术所涵盖的各种形式知识的积累与改进。经济增长是指一国经济总量与能力的增加和扩张，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近些年来，新疆在西部大开发战略等国家宏观政策的调控下，充分利用自然、劳动等资源优势，较快实现了经济起步和增长。本文从定量角度对资本、劳动、技术进步对新疆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进行分析。
一、理论结构
（一）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由美国数学家Charles Cobb和经济学家Paul Douglas提出，假定技术进步为Hicks中性，并以一个固定指数比率增长，那么在两种投入要素下，用于估算的C-D生产函数形式为:Yt=A0eλtKtaLtβeu，其中A0表示初始技术水平，λ表示技术进步比率，K为资本要素投入量，L为劳动要素投入量，α为资本产出弹性，β为劳动产出弹性，α，β均为待估参数。假定规模报酬不变，即α+β=1，则有0≤α≤1，0≤β≤1。对上式进行转换得:Ln(Yt/Lt)=LnA0+λt+aLn(Kt/Lt)+u根据表1的数据，应用最小二乘方法估计出上式中α、β值。
（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目前经济增长要素分析中最常用的仍然是索罗模型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他模型。1957年由Solow提出用总量生产函数度量技术进步的总量增长方程，认为产出量的增长是由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增长的共同贡献的结果。
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率，反映在一定时期内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用下式定义:λ=y-αk-βl (1) 其中:α为资本产出弹性，β为劳动产出弹性；y为产出增长率，k为资本投入增长率，l为劳动投入增长率；λ为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率，是指剔除由于增加资本投入、增加劳动投入因素之外的其余因素部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
二、技术进步对新疆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测算
（一）数据的收集与整理。
本文涉及的数据主要有总产出、资本存量和劳动力数量。本文使用国内生产总值(Y)代表总产出；资本(K)投入是指当年资本的总存量，本文用历年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来代替；劳动(L)投入是指在生产过程中实际投入的劳动量，要考虑劳动人数、劳动时间、劳动质量等因素，但由于数据缺乏，本文采用历年年末从业人员数量来代替。
（二）参数估计和检验。
将上表数据进行整理，运行Eviews6.0软件包，输入C-D生产函数线性转化模型，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估计结果为: Ln(Y/L) = 1.355 + 0.224 + 0.653Ln(K/L)
从而可得：K/L较高，R2 =0.98，呈高度正相关，模型的拟合效果很好；F值和DW值较大，在5%的置信区间内，模型的各项检验均获通过，参数估计是显著的；资本产出弹性α=0.653，劳动产出弹性β=1-0.653=0.347，在其他要素不变的情况下，资本存量、劳动投入每增长1个百分之一，将分别带来新疆经济增长0.653、0.347个百分点。资本的产出弹性要比劳动的产出弹性高，说明新疆经济增长对资本投入增长的敏感度要远高于对劳动增长的敏感度。
（三）技术进步贡献率计算。
由表1数据可计算出2001-2010年间新疆国内生产总值、年投资完成额、年末从业人员平均增长速度为:y=15.02%，k=19.2%，l=2.79%。将α和β的值带入(1)式得新疆经济平均技术进步率为:γ=1.51%，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EA=γ/y×100%=10.03%，资本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EK=aK/y×100%=83.49%，劳动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El=βl/y×100%=6.48%。
三、结论分析
(1)α值较高，达到0.653，这说明资本投入是该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因素。
(2)β值为0.347低于资本的产出弹性，这是由于新疆劳动力资源较丰富，但劳动力素质普遍不高，影响经济的增长。
(3)GDP的增长速度为15.02%，平均技术进步率(γ值)为1.51%，而资本投入平均年增长率为19.2%，劳动投入平均年增长率为2.79%，说明该区技术发展水平较低。
(4)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0.03%，而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83.49%和6.48%，说明近些年来新疆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大量资本投入实现的。
四、政策建议
一方面，要提倡以创新为核心的技术进步，继续加大研究与开发的投入。2010年新疆GDP为5437.47亿元，R&D经费投入总额约为26.7亿元，R&D经费投入强度为0.49%，远低于内地等经济发达地区。新疆不仅需要引入先进技术，投入大量资金和劳动力，还需要通过创新培育核心竞争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新疆应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力度，提高人力资本的素质。近年来新疆在科技人员的投入方面还是有所进步的，但仍然远远落后于发达地区，为加快新疆经济的增长必须加强对科教的投入，提高全区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有助于新疆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杜江.计量经济学及其应用[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3.
[2]张明祥，郭民生.技术进步对河南省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实证分析[J].经济理论研究.
[3]李晓宁. 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效率研究：1978-2010[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2年4月第29卷第7期.
[4]蔡玲玲，罗燕婷.技术进步对安徽省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实证分析[J].安徽科技交流与探讨.2006，(1).
经济增长的动因范文5
以计算机技术、信息通信技术和网络技术为代表的现代电子信息技术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由信息技术推动的电子信息产业已经发展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导和重要推动力量，并成为21世纪信息社会的重要物质基础。[1]电子信息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和支柱产业，以其渗透力和带动性强，发展速度快以及增长潜力大等特点，在全球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科技创新中，对国民经济和社会进步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明确该产业发展的内涵并系统归纳总结产业发展的推动理论，对支撑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要素进行组织，从而为电子信息产业发展指明动力机制以促进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问题就显得尤为必要。
2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及其衡量指标
2.1相关概念界定
产业是在社会分工的基础产生的，是指在产品和劳务的生产和经营上具有某些相同特征（使用相同原材料、相同工艺技术或生产相同用途产品等）的企业或单位及其活动的集合[2]。主要是从技术特性、产品特征和具有一定产业规模的角度来界定[3]。电子信息产业作为信息产业的一部分，是由原来的第二、三产业中有关电子信息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电信及服务业等部分组成。电子信息产业是电子信息技术与设备制造以及利用电子信息技术与设备进行加工处理、传递与服务的企业或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的集合体[4]。
2.2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衡量指标
电子信息产业发展是一个需要在时间域和空间域内进行比较的量，既要反映产业数量指标变化，又要反映产业结构变化。衡量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指标内容主要从产业运行状况和投入产出对比两方面来反映和体现。指标形式既要有定量指标，又要有定性指标；既要有绝对指标，又要有相对指标；既要有时期指标，又要有时点指标；既要有静态指标，又要有动态指标，既要有单项指标，也要有综合指标。
3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支撑理论（“技术-产业发展”理论）
关于产业发展问题的专门研究很少，长期以来的研究都把产业发展问题和经济增长问题联系在一起。亚当•斯密指出经济增长的动力在于劳动分工、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可以看出，这些都是生产函数的自变量，是从供给角度进行研究的。随着以“需求决定论”为支撑点的凯恩斯理论的创建，才从研究资源的有效配置转向经济增长本身。以哈罗德-多马模型为开端，需求变动对经济的影响开始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第一要素[3]。
3.1“技术-产业发展”理论
熊彼特研究了科学技术对生产发展的促进作用，发展了前苏联经济学家康德拉捷夫的大循环理论。他认为科学技术形成的创新———生产手段的新结合是一种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其作用机制是技术革新波动引发投资波动，进而引起经济增长周期波动。休谟克拉在阐述科学技术与经济的关系时，明确地认为是由于经济发展的需求才促进科学技术发展，即“需求拉动”理论；而门施在阐述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关系时，则明确指出是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才推动经济的繁荣，即“技术推动”理论。把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关系移植到技术和产业这一系统当中去，上述理论也是适用的。对电子信息产业来说，主要方面还是技术主导并支撑着产业的形成和发展[5]。产业发展是一个从低级向高级演进，具有内在逻辑、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过程。发展经济学研究表明，产业发展是伴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动而向前发展的。产业结构变动意味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从而带动经济增长。特别是以技术创新为显著特征的技术进步的不断发展而引发的信息革命及其掀起的世界范围内的信息化浪潮大大推动和促进了产业的发展和变革。
3.2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机制与途径
经济机制是指经济机体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规律实现形式、运作方式所起的作用[3]。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必须以市场为基础，辅以政府调控和管理。因为市场机制能够通过价格、供求和竞争的作用，把资源配置到最有效的产业中去。电子信息产业是电子信息企业的集合。因此，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首先应以产业内部企业的发展为基础，以企业的发展推动产业的发展。同时，产业发展需要进行合理的产业组织并构建相关的政策支持和相关产业支撑系统等。
4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要素组织
任何关于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理论都自然提及研究对象发展所需的基本要素和要素关系，通过强化核心要素以及合理进行要素组织构建产业发展的内在驱动力，最终目的和落脚点是推动和促进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
4.1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基本要素
依托产业发展理论及通过调查归纳、提炼出来的产业发展的基本要素有：人、技术（最重要的资源之一）、创新、产品/服务、基础设施、产业现有基础（产业发展的初值、原有产业结构对产业发展的惯性）、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制约、相关产业支持、市场（需求）、外部竞争环境（分工中所处的地位）以及制度层面支持（战略指导思想、产业组织、政策支撑和制度特征和制度演进轨迹等）。其中，核心要素是技术因素。
4.2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要素组织（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理论模型）
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要素组织是如何把影响产业发展的各种要素进行有机结合，确定它们之间在数量上是否匹配、在结构上能否适应以促进产业发展的过程。
经济增长的动因范文6
土地财政是指以地方政府为主体、高度依赖其行政区内土地资源所进行的财政收入（土地租、税、费及抵押融资）与支出活动及利益分配关系，其中土地出让金是土地财政的主体[1，2]。土地财政自形成以来已介入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环节，尤其是对城镇化发展及经济增长起到重要的支撑与推动作用，与此同时也产生了诸多弊端。国内已有研究多集中在土地财政的形成动因、正负功效及改革转型等方面，取得了大量具有重要价值的学术成果。
一、土地财政形成驱动因素
1.分税财政体制是直接经济驱动因素。国家1994年推行以分税制改革为主要内容的财政分权，目的在于提高中央财政在国家财政总收入中的比例，但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公共支出却逐层发包下放，形成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不匹配。为弥补财力缺口，地方政府作为土地一级市场垄断供给者，普遍采用土地收储和批租的预算外融资策略支撑公共建设[3]。王根贤、唐鹏认为分税制改革后土地出让金及房地产业、建筑业的营业税是地方政府可以独享的，并成为地方政府解决财政资金不足的“有效”策略，且地方政府存在推高土地出让收入和房价的经济激励[4，5]。郭贯成认为财政分权造成地方财政赤字扩大化，驱动地方政府通过预算外的土地性收入实现财政增收，并且采用省际面板数据验证了财政分权、地方财政赤字对土地财政的驱动作用[6]。
2.政绩考核体系及晋升激励是政治驱动因素。李勇刚研究证实政治晋升激励是导致土地财政规模持续扩大和经济增长的制度性因素，土地财政作为连结地方官员晋升与经济增长的中间变量，强化了官员晋升行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7]。唐鹏阐述为中央政府设立“GDP 标杆”与开展晋升竞标赛成功激发地方政府的积极性，由此各级政府表现为“竞争性政府”，而土地财政为地方政府参与竞争提供关键的支撑力量[8]。
3.土（农）地产权及征收补偿流转制度是保障因素。陈国富指出“土地产权、征地、补偿、批租”制度使得地方政府在农地征收中存在财政幻觉，助长扩大“征地、批租”规模动力[9]。郭贯成指出城乡二元土地市场结构缺陷、土地行政管理体制弊端、金融体制支持缺陷是土地财政所依赖的制度缺口[10]。胡小杰认为“土（农）地产权及征收补偿流转”制度为地方政府获得土地财政收入在法理上提供有力支持[11]。陈多长认为现行土地制度结构下，只要地方政府可以直接操作土地出让，土地财政就不会自动彻底地消失，且土地财政依赖将会长期存在[12]。
4.经济发展背景及土地“委托――”关系是社会驱动因素。王剑锋认为土地财政内生于赶超型体制下的财政膨胀压力，虽然在不同条件下的具体模式出现了变化，但其扩张属性及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13]。邵学峰认为财政分权体制下“央地”政府“委托――”激励相容缺失，委托方约束有余而激励不足，方无法做到“节流”而选择土地财源[14]。
简要评述：已有研究关于土地财政形成国家制度层面动因及实证研究已经非常全面、细致;与此同时，土地财政形成的动因还包括：（1）土地财政是随着中国城镇化、工业化的不断推进而实现的，以上因素切实加速了土地财政形成与规模的壮大;（2）中央与地方政府 “委托-”之间的博弈关系及信息不对称，加之转型期国家致力于经济发展，致使地方政府行为具有显著“经济人竞争”特点;（3）不同辖区地方政府资本竞争与第二、三产业的发展会显著增强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模式的倚重，也是土地财政形成的动因;（4）地方政府预算外资金与非预算资金征收和使用权限的管理上缺少可依据的法律制度性因素。同时，缺少约束地方政府土地储备抵押融资法律法规。在此基础上，土地财政形成动因系统构成及其相互间的作用机制同样需进一步深入研究，包括理论与实证研究分析。
二、土地财政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一）负向影响
土地财政作为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一种工具，可谓利弊互见，应该说对其负向影响评判远多于正向影响，因此，“土地财政”一词更具贬义色彩，负向影响包括城市无序扩张、被征地农民利益受损、房价高企、潜藏财政金融风险等等，现有研究也多集中于此。
1.对于城市化（工业化）与生态环境方面。易毅认为城市化依赖土地财政筹措资金，类似于工业化在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中完成原始资本积累[15]，耕地大量被城市建设占用[16]，侵占被征地农民利益，加大城乡居民贫富差距[17，18]。崔军认为土地财政对空间城镇化的推动作用远大于对人口城镇化推动作用，对城镇人口密度有显著负向影响，是导致城镇化扭曲的不可忽视的因素[19]。邓博文研究发现土地财政有效促进工商企业规模扩张中的数量效应，但是缺少或没有质量效应，土地财政还制约着工商企业技术效应的发挥[20]。李斌采用2000―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计量证实土地财政规模扩张直接加剧了环境污染;低水平环境规制会刺激土地财政规模扩张而加剧污染效应[21]。
2.对于公共品供给与经济增长质量方面。王根贤认为在土地出让收入、房价经济激励与现行的财政分权制度安排下，地方政府对于保障房建设产生抵触博弈[4]。田传浩以286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证实：土地财政显著增加了经济性公共品（城市基础设施）供给，却对非经济性公共品（医疗、教育、住房）供给不显著，甚至显著降低部分公共品增速[22]。李勇刚分析出土地财政降低了经济增长绩效，而官员晋升激励通过土地财政的传导作用，抑制了经济增长绩效的提高[23]。蒋震认为地方政府以（出售）土地性资产的收入来补贴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及招商引资，扭曲了房地产投资和实体投资的收益结构，不利于增强实体投资市场活力[24]。
3.未来可能产生的负效应及社会风险。王玉波提出受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影响及土地资源（耕地）瓶颈约束，“后土地财政时期”已经开始，地方政府无法继续依靠土地性收入维持地方支出[25]。张平研究认为“后土地财政时期”地方债务风险进一步向中央财政转移[26]。王玉波认为在路径依赖作用下，地方政府可能会以土地违法、风险与破坏行为方式获取财政增收，威胁生态环境与资源承载力及粮食安全[27]。
简要评述：无论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还是城市化进程中，已有研究对土地财政已经产生的负向影响梳理与总结得非常全面。土地财政融资及不可持续属性的负向影响还有：（1）与土地出让收入相伴相生的是地方政府债务收入，二者对于扭曲城镇化发展、降低经济增长质量、推高房地产价格共同起作用，但是关于与土地出让收入相关联的地方债务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负向影响还很少见;（2）进入“后土地财政时期”，由此对于高成本的新型城镇化所需资源与资金负向影响的研究还比较缺少;（3）国家致力于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不动产登记与税收、系列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势必影响到地方政府、房地产企业及利益部门（个人）收益，由此引发的负向影响的研究还比较缺少。
（二）正向影响
土地财政作为地方政府在我国经济发展特定制度背景下的一种行为模式，其选择有现实的合理性。土地财政正向影响研究主要是土地财政对于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贡献。已有研究对于土地财政与城市化、经济增长连接框架及各环节是认同的，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对于推动城市化进程方面。刘玉萍认为快速城市化对土地财政依赖具有正向的拉动作用[28]，形成以“土地资本化”为主要原动力的城市化发展[29]。余丽生、唐在富认为地方政府利用土地的资本化来扩大财政空间，增加政府可支配的财政资源与财政调控能力[30]，且地方政府垄断城镇土地市场，为其低成本扩张提供条件[31]。关于土地财政推动城市化运作方式，吕炜、晁恒阐述为地方政府通过土地抵押融资获取巨额资金，支撑城市基础设施投资，推动城市化发展[32，33]。所以，土地财政是中国城市化启动的关键制度，对于城市化原始资本积累起到重要作用[17]。
2.对于推动经济增长方面。葛杨采用经济数据回归证实，土地出让收入每增加1%，对地方经济增长就有0173%的推动作用，且还在扩大[34]。刘立峰认为土地财政是地方政府融资体系的重要引擎，拓展了地方政府融资制度和政策空间[35]。夏方舟研究证实土地财政通过促进产业结构调整进而推动经济增长，但以廉价土地为招商引资条件并未取得预期经济效益，而是土地相关税收对经济高质量增长具有重要影响并对产业升级具有显著作用[36]。由此，刘明慧进一步指出短期内土地财政收益，特别是土地出让收入对地方政府财力仍具有很强的支撑作用[37]。
简要评述：已有研究认识到土地财政加速城市化进程、推动经济增长的正向功效，并且城市化发展与经济增长对于土地财政也同样有拉动的功效。土地财政与二者之间连接环节与架构关系的理论都是认同的，同时也从实证方面进行了验证。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所需土地不可能完全来源于农地，所需资金也不可能完全来源于第二三产业与城镇居民。因此，土地（耕地）资源瓶颈约束与国家宏观政策影响，未来时期的新型城镇化如何发挥土地财政正向历史功效、寻找替代耕地成为土地财政新原料供给的研究还比较缺少。
三、土地财政区域差异
中国幅员辽阔，经济社会发展、土地资源禀赋及土地财政情况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38]。朱道林研究发现财产性土地财政贡献度演变趋势西部高、东部低，税收性土地财政贡献度则相反[39]。邹秀清研究发现全国东、中、西部区域，土地财政指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虽然呈现出不同的曲线形态，但三大区域的土地财政指标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都呈上扬之势[40]。李郇研究指出不同区域土地财政收入差异源于地方土地融资水平，由此进一步导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41]。李勇刚研究证实晋升激励效应和土地财政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对中西部区域影响大于东部[42];在公共品供给方面，土地财政增加了东部区域公共品供给，却减少了中西部区域公共品供给[43]。
龙开胜研究证实土地出让金对中、西部区域土地违法产生显著正向作用，土地税对土地违法产生显著负向作用;东部区域土地出让金和土地税对土地违法的作用不显著[44]。刘琼研究证实全国及东部、西部区域土地出让金增长会显著推动城市土地扩张，目前5种土地税均未遏制，建议率先在东部区域开征物业税[45]。王猛研究证实东部区域土地财政与房价波动间的双向促进作用显著强于中、西部区域，东部区域土地财政对城乡消费差距影响弱于中、西部区域[46]。王乔研究证实全国东、中、西部“招拍挂”方式出让土地都追求出让收入和价格的双增涨;“协议”方式出让土地引资压低价格现象出现在中部区域，东、西部城市并没有采用类似策略[47]。
以上研究将全国土地财政情况分为了东部、中部、西部3个区域。吴冠岑把31省（市）土地财政规模聚类为6个区域，指出大部分区域较依赖土地财政，个别城市化发展较快和城市化刚起步区域对土地财政依赖水平较低[48]。王玉波采用1999―2010年土地财政总规模及其对地方财政贡献率数据，将全国土地财政划分为5个区域，并得出经济社会发展与土地财政总规模呈现出趋同的地域规律[49]，进一步论述“后土地财政时期”不同地域可能出现的负效应，并提出有效过渡对策方案[27]。
简要评述：以上关于土地财政区域差异的研究成果对于土地财政继续深入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为制定差别化的土地财政转型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与方法依据。现有关于土地财政差异的研究多是以31省（市）为研究单元并划分为东、中、西部3大区域。土地财政不只是31省（市）之间存在差异，即使是同一省份中的不同地市间也存在较大差异，一般体现在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与普通地市之间的差异，目前以全国288个地市土地财政为单元的研究还比较缺少，在此基础上构建转型政策方案的研究更是罕见。
四、土地财政改革转型
关于土地财政改革与转型的措施，主要包括建立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50]、构建以“民生服务”为“标尺”的考核体系[51]、关注经济增长质量[6]、建立与城市国有土地产权平等的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52]、改革征地补偿能容及标准[53]、建立规范化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54]、监管与约束地方政府融资行为[55]。目前，多数学者认为保有环节的房地产税是推动土地财政转型有效措施[56，57]，夏方舟建议以提高土地税收收入地位为基本出发点，推动土地财政与产业结构联合互促[36]。王剑锋建议将主要税基逐渐从生产环节向收入、消费及财产形成环节转移，增强税收制度的“消费性”特征[13]。
简要评述：已有关于土地财政改革与转型措施，从国家制度层面来看，已经是非常全面，且具有重要的应用与学术价值。现有研究认识到土地财政短期内不可能完全摒弃，制定的转型政策注重化解地方政府对于土地财政的依赖程度，多数研究建议征收保有环节的房地产税是重要举措。已有研究认识到现行土地财政模式的不可持续性，而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土地财政还需发挥一定正向历史功效，如何寻找不同区域替代耕地的新供给源继续推行新型土地财政模式运行的研究还非常少见。
五、国外土地财税研究经验借鉴与启示
土地私有特别是市场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土地交易的主体与范围是私人经济主体之间，因此，没有“土地财政”称谓，与之相似的是“土地财税”，即土地相关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土地税收。国外城市化进程中大都经历了利用土地资源获得财政收入的阶段，所不同的是土地相关的保有与流转环节税收在财政收入中均占主导地位。相关研究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美国政府主要依靠土地税收调解市场和增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并促进土地的节约集约利用。Miceli论述美国土地税收属于地方政府，目的是为地方城市化进程中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筹集资金，是地方政府持续的财税来源;同时，国家法律要求政府征收私人土地财产必须按市场价格进行补偿[58]。
土地保有税（即房地产税等）是政府公共财政主要收入来源，且能够有效引导与控制房地产市场健康、有序发展。Wheaton对财产税与土地价格关系的研究均表明财产税降低了土地及不动产价格[59]。Osullivan则立足于需求引致的视角下分析地价与房价的相互关系，得出房价的高企是由地价上涨引发的[60]。Kim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土地的异质性和价格的溢出是房价居高不下的幕后推手[61]。Banzhaf认为土地财税政策对土地利用具有很强的影响力，被视为控制城市蔓延与无序扩张、提升城市土地利用集约度的重要手段[62]。Coulson研究发现很多不动产持有者都存在一定投机心理，因而土地税增加了不动产持有者成本，减少不动产持有数量，间接遏制了城市蔓延[63]。
政府都有获取更多财税收入的内在激励，并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Green R K研究认为土地利用规划通过限制城市土地的供给，从而提高了城市土地价格[64]。Mathur认为通过土地整理获得的土地增值收益归为地方政府所有，可以筹集城市化进程中各种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资金，从而优化城市投资环境、提升土地资产价值[65]。然后，土地价格的提高意味着不动产价格的提升，随之而来的是税收的增加。
在土地流转方面国内外政府职能是完全不同的。Lichtenberg 和 Ding认为随着城市化水平提升，地方政府预算内收入和城市土地价值在增长，但前者更为显著，地方政府在农地转用时倾向于以土地吸引投资，发展城市经济并带来政绩收益[66]。Jensen认为土地产权私有制国家，土地流转是所有者与使用者之间自由交易，政府的职能则是通过完善的法律和税收制度来保障市场机制顺利运行[67]。Jude Wallace从政府行政角度和法制法规角度讲述了如何建立并规范土地市场及进行动态监管[68]。
经营性土地供给制度缺陷也部分推高了地价，提升了城市化成本。H Sait通过对美国和日本房地产市场的比较，认为日本土地供给紧缺致使地价飙涨（1950-1990年），推动了日本房价上涨，是日本出现泡沫经济重要原因之一[69]。Wang et al对中国城市住房供给弹性研究均表明，土地市场虽然是垄断，但如果对供给有清晰的预计，那么房地产价格就会呈现经济学上的均衡，相反，往往就会推高市场对价格的预期[70]。
国外土地财税研究与管理实践经验借鉴：（1） 通过对存量土地房屋征收保有环节的物业税、房产税，形成一套成熟的土地房屋财税制度，创造持续的政府税收财政来源;（2）注重采用财税手段对土地房产市场调控，土地流转各环节税负比较均衡（我国土地税负流转环节重、保有环节轻）;（3）物业税、房产税能够有效调节房地产市场，抑制投机、投资行为，并且能够有效抑制城市蔓延，提高土地资源使用效率;（4）在持续财税收入激励下，地方政府通过有效公共政策（土地规划）优化城市投资环境，提升土地资产价值;（5）在土地流转方面，政府职能是制定完善的政策法规来保障市场机制运行，而非“经济人”角色;（6）明晰供地计划，使城市化进程中经营性土地价格处于供给与需求均衡点上。
六、土地财政研究结论与展望
（一）土地财政研究结论
1.成因方面。在现有土地财政形成制度动因与社会发展背景的基础上，城镇化快速发展、“央地”政府之间“委托――”关系及信息不对称、地方政府“经济人”及竞争行为、地方政府财政预算外资金管理和土地融资缺少法律规制也是土地财政形成的动因。
2.负效应方面。土地财政引发地方债务，二者共同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负影响;土地财政不可持续及国家深化改革政策，将影响新型城镇化所需“地”与“钱”及地方政府利益。
3.正效应及改革转型。新型城镇化还需发挥土地财政正向历史功效，国家致力于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那么，农村建设用地将替代耕地、成为土地财政的新供给源。
4.区域差异方面。土地财政的区域差异不只是全国东、中、西部及各省（市）之间，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与普通地市之间也存在较大差异。
5.国外经验借鉴方面。保有环节的房产税供给持续财政来源、财税手段能有效调节房地产市场并抑制城市蔓延、土地流转中政府公共服务只能和科学有效的公共政策能够使土地供需平衡并使土地资产快速升值。
（二）土地财政研究展望
为使土地财政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继续发挥正向功效，研究展望与方向如下：
1.以城镇化、工业化经社会背景为切入点，系统分析土地财政与形成驱动因素（国家财政分权、政绩考核体系及地方政府横向竞争、土地产权“央地”政府“委托――”关系、土地征收补偿制度）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及作用机理，并进一步实证分析其间的定量关系。
2.土地（出让金）财政实质是一次性出售土地未来若干年收益，即该收益是融资，从土地财政融资本质出发，构建替代融资机制政策方案是新的研究方向。土地财政与土地金融（融资）以及二者的耦合是我国一种特殊的经济现象，有效规避其风险也是新课题。
3.新型城镇化还需土地财政发挥正向功效，在农村建设用地闲置低效利用与隐形入市（小产权房）及国家致力于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政策背景下，土地财政必然驱动农村建设用地入市，因此，二者作用机理及兴利除弊的调控政策也将成为新的研究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