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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危机的特征范文1
关键词：金融危机；美联储货币政策
中图分类号：F83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8-0-01
2007年3月，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申请破产保护，标志着次贷危机爆发。危机进一步蔓延，2008年9月14日，美国第四大独立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宣布申请破产保护…这些事件标志着次贷危机已经演化为严重的金融危机。全球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并迅速恶化。
为了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发展，各国政府和央行都开展了大规模的行动降低金融危机产生的破坏性影响。美联储也同样大刀阔斧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突破了以往的政策框架，在常规货币政策的基础上创新了一系列货币政策工具和手段，美联储实施了以“信贷宽松”为特征的货币政策，并创新了一系列政策工具。
一、美国主要采用的常规货币政策工具
1.下调利率。从2007年9月开始到2008年12月底为止，美联储连续9次降息，将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从5.25%下调至0.25%，利率调整政策力度之大，十分罕见。降息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但是其作用尚不足以解决金融体系流动性严重短缺和信贷过度紧缩的问题。
2.利用公开市场操作、再贴现和存款准备金率三大政策工具来实施货币政策。金融危机初期，美联储主要通过隔夜操作向市场提供流动性。2007年11月，又增加了43天的回购操作。2008年，美联储进行了多次28天期限的回购操作。2008年，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累计向市场注入了8600多亿美元的流动性，目的是为缓解信贷紧缩状况。
美联储的宽松货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金融市场的混乱但是也并不完全有效。银行贷款标准提高和信贷市场的功能障碍等因素抵消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并由此导致金融市场更加紧缩。
尽管美联储将央行传统三大政策工具都用上了，但是信贷市场上风险溢价还没有恢复到正常的水平，这迫使美联储不得不进行进一步的动作和创新。
二、美联储应对危机的货币政策创新
概括来说，美联储近期的金融创新主要分为四类：
（一）针对存款机构的工具创新2007年8月以来，美联储在放宽存款机构在贴现窗口借款的条件，降低贴现贷款利率，延长贷款期限等措施的基础上，对银行贴现窗口进行了改革和创新。这些针对存款机构的工具创新主要有：定期拍卖便利等。
（二）针对交易商的工具创新美联储的公开市场操作是在公开市场上买卖证券，证券买卖可以通过两种形式进行：或者直接与交易商买卖证券发放或回笼资金；或者由联储卖出证券，再按照协议买回证券，通过这种回购向交易商贷出资金。
（三）针对货币市场的工具创新为了对货币市场提供支持，2008年9月19日美联储采取两项措施，一是对资产支持商业票据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流动性便利进行升级，建立资产支持商业票据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流动性便利，扩大美国存款机构和银行持股公司无追索权贷款规模；二是从一级交易商手中收购由“两房”和联邦住房贷款银行发行的联邦机构贴现票据。
（四）针对特定企业和法人的工具创新尽管美联储为应对危机所采取的货币政策前所未有的激进，为稳定局势做了很多工作，而且已初见成效，但信贷市场仍存有相当大的压力。
三、美联储实施货币政策的效果分析
在审视2007年至2009年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实际效果时，应该看到美联储货币政策是成功的。美国金融市场已经趋于稳定，美国经济正在走出衰退，近几年将是美国经济全面复苏的时间。
1.反映金融市场恢复融资功能的一个表现就是给小企业的贷款数量。2008年8月至2009年2月期间，美国小企业每月获得的贷款金额为8.3亿美元，2009年2月至9月，该数额上升为13亿美元，9月份当月达到了19亿美元。企业获得的贷款增加有助于经济的复苏。
2.由于美国金融市场日趋稳定，对实体经济产生了良好的作用，美国实体经济已经走出了衰退。2010年1月27日，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表示，美国经济继续在走强，劳动力市场恶化在减弱。美国经济以适中的速度在复苏。美国商务部的数据与美联储的判断是相互支持的。美国经济已经从衰退中走出。
3.美联储在实施货币政策的时候，充分利用信息沟通，告知公众有关货币政策的未来走向，从而影响预期，并影响长期利率。2008年12月底公开市场委员会在声明中表示美国经济很可能在一段时间内维持不寻常低利率的观点。该声明重要作用是引导，使经济朝着政策预期的方向发展。
四、美联储货币政策创新对我国的启示
美联储在应对危机中，采用了大量的货币政策工具创新，对于我国央行来说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第一，流动性短缺、流动性陷阱与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实践证明，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从货币供应量的角度来看，危机以来，美联储货币供应量M1和M2均呈现大幅增加。这充分说明美联储货币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导致货币供应量的增加。
第二，金融危机货币政策传导链条的断裂与应对。正常情况下，央行的货币政策无论是通过货币渠道和信贷渠道传导，基本原理是中央银行通过改变信贷市场中一些主要指标改变了不同资产之间的收益和风险关系，影响居民企业的资产负债、投资消费等经济行为，从而实际经济活动随之发生改变。
国际金融危机的特征范文2
关键词：国际金融危机；对外贸易；影响
一、引言
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对我国的对外贸易影响比较大，在大的发展环境下我国还没有实现货币的自由兑换，所以这对外贸企业的发展来说就有着很大冲击。从理论层面深化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摸清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对外贸易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本质，从而针对性的找到应对的方案就显得比较重要，这也是我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
二、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对外贸易的积极影响分析
1.使得我国对外贸易趋向理性持续发展。我国的经济发展比较迅速，在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方面的抵抗能力也在逐步的提高，但是当前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对外贸易对外强制调控的影响还比较深远。从2008年的金聪危机发生后，全球实体经济负面影响有了深化，世界经济形势趋紧，我国的对外贸易发展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促使其对外贸易的素质提高。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使得我国对外贸易开始从粗放增长转入到理性持续发展的阶段。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小国家的经济发展就有着不同，大国经济的增长条件放在外部需求长期稳定增长基础上比较脆弱，国际金融危机的出现就会对我国的经济发展造成很大的冲击，大国发展的鲜明特征就是低国际贸易水平，大国的政策内向性较强。国际金融危机的出现使得我国出口粗放增长的国际经济风险成为了现实，金融危机造成了我国的出口规模变小，也对国际贸易的整体格局进行了改变，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发展环境下，就要转变外贸增长的方式，能够保持适当的贸易规模进行发展，提高我国的竞争力，提高我国的对外贸易整体素质。
2.有助于我国对外贸易结构的优化。我国的进出口贸易的那个中，加工贸易占有大部分比例，虽然加工贸易对我国的外贸发展有着积极影响，但是负面影响也比较突出，最为突出的就是环境污染的问题。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后，这种加工贸易为主的贸易结构的失衡问题就能得到有效纠正，加工贸易是以机电产品等资本或者是技术密集的产品为主，两头在外，在我国的产业链就比较短，是受到国际市场需求萎缩影响比较明显。一般贸易的国内产业链较长，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也比较小，未来的发展过程中，一般贸易的发展就会超过加工贸易的发展，这样在对外贸易的结构转变方面就有着促进。
3.促进我国外贸市场向着多元化方向发展。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主要的贸易伙伴需求就会下降，这样能够促进我国外贸市场的多元化发展。结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经济增长预期，发达国际经济下降的幅度要高于发展中国家，我国的出口产品需求也会在这一过程中大幅下降。对外贸易的市场相对比较集中，我国对外贸易的伙伴过度依赖是发展潜在风险，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后这一风险成为现实风险，我国作为新兴的市场发展中国家，在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程度上要相对比较小，外需市场的规模也比较稳定。调整压力以及对新市场的开拓难度比较突出，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的对外贸易市场就会向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这对我国的对外贸易的整体水平提高也有着积极意义。
4.有助于对外贸易经营主体结构的优化。在我国的对外贸易发展过程中，外资企业在我国对外贸易的比例中占有主导地位，这一发展现状在当前并没有得到转变，我国的对外贸易外资化的程度是比较高的，这就会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带来诸多的问题。外资企业主要是以跨国公司总体利润最大化作为发展目的，主要是从事低附加值的产品为主进出口贸易。外资的占比比较大，内资企业在国际贸易的发展过程中就必然会受到影响，而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国际资本的流动形势就变得比较紧张，危机的资产负债表效应影响下，就会使得跨国公司从中国撤资或者是减小规模。由于国际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国际市场影响比较大，这样加工贸易外资企业的经营风险就会扩大，在这一过程中内资企业的发展就迎来了机遇，能够有效的提高贸易竞争能力。
5.金融危机发生利于我国吸收经验教训。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虽然产生的影响是世界范围的，但是对我国的对外贸易的发展还是有着经验教训可以吸取的，这地促进我国自身的经济也有着积极意义。西方国家的金融危机能够从中收集到诸多有价值的信息，能从中认识到对经济发展中的风险要有充分的认识和制定应对策略，西方发达国家金融危机的出现对我国建立适合的经济发展市场机制和监管机会也有着启示作用，为实现国内的外贸和本土企业的发展提供线索。
三、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对外贸易的消极影响分析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比较大，对我国的对外贸易的发展也产生了诸多负面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
1.影响我国对外贸易消费能力。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之后，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当前的国家之间的联系得到了加强，外贸交易经济往来日益的密切，生产的商品在价格等方面是多种因素决定，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就会打破这一平衡，对商品价格和带来的消费购买能力就会产生深远的影响，经济繁荣时期市场的需求就会提高，商品的需求也会增加，而经济处在低迷时期的消费收入以及购买力也会比较低，造成市场需求降低，商品的需求也会降低，这就影响我国对外贸易消费能力。
2.影响对外贸易出口额。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对外贸易的出口额增长率就会明显的下降，进口额开始增长，贸易顺差额减小，出口国的经济发展受到很大的冲击，经济增长出现下滑的发展形态，出口产品消费面临着财富缩水以及失业等发展困境。我国的经济发展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发展影响和其他的国家相比较还比较轻，通过大基础金蛇以及保障就业对经济的稳定起到积极作用，但是即便如此也造成整体的贸易顺差减小的结果。
3.外部新贸易保护问题明显。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对我国的外贸发展的影响比较大，西方发达国际为能有效应对金融危机，保护自身的利益就会加强贸易保护，这是随着国际贸易世界化出现的。世界贸易组织采取了相应的约束措施，但是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愈来愈严重，这就严重威胁世界公平贸易，对我国的经济以及产业健康发展也会带来诸多的不利影响。以美国为首新贸易保护国家就逼迫我国人民币升值，造成我国的经济发展不稳定，这也是一个比较突出的负面影响。
四、国际金融危机形势下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策略实施
我国的对外贸易的健康发展，就要能够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方面加强重视，笔者结合实际的情况，就我国的对外贸易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提出几点建议：
1.加强对外贸易进出口策略完善制定。保障我国的对外贸易的良好发展，就要能够制定完善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发展策略，企业发展是市场经济发展微观主体，保障对外贸易的企业有效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就能对调整我国的整体经济起到积极作用。外贸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就要能抓准发展的基于，对自身的资源合理的配置和利用，使得出口产品市场供应以及自身的市场竞争力有效提高，加强市场性的金融活动的拓展。另一方面就要加强国内企业的自身产业升级问题解决，对重点的产业产品研发工作以及市场化的进程进行加快，从而保障进出口产业的良好发展。
2.及时解决内需市场投资需求问题。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政府就要结合实际的发展情况出台相应的政策，解决内需市场的投资需求问题，从具体的措施实施上来看，就要能强化对内需市场的有效开发和建设投资，构建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将物流运输以及售后服务的质量有效提高。要能够从人力资本投资层面着手实施，发展高新技术来促进外贸模式的转变，提供充足人力资本资源。
3.加强国企深化改革措施的实施。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就要能够从各方面进行深化改革，从而促进对外贸易发展的环境优化。将国企改革深化推进是比较必要的，要步骤实施外退国进的发展策略，我国的大量企业以及产业的空白，需要贸易发展的多数企业实力进行填补[8]。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外资企业以及合资企业就撤出中国的市场，我国的企业就要能够在这一过程中发挥自身的优势，推进企业的改革，将主营业务的方式结合实际的发展情况进行转变，和外贸的发展需要相结合，这样就能有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
4.积极应对新贸易保护政策。对于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新贸易保护对策的实施中，我国要能积极的应对，政府方面要加快和世界的接轨速度，采用各种政策以及措施缩小和发达国家间的差距，尤其是贸易伙伴间金融发展魂晶和保护水平，就要采取积极措施提高我国的市场竞争力，打破发达国家绿色贸易壁垒。只有从这些层面得到了加强，才能有助于我国的对外贸易良好发展。
五、结语
综上所述，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对外贸易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这就需要分别看到，从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吸取经验和教训，只有从多方面加强重视，才能保障对外贸易的良好发展。希望能通过此次对国际金融影响我国对外贸易的研究分析，能够为实际的发展提供有益发展思路，更好的保障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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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危机的特征范文3
关键词:金融危机;资本论;
中图分类号:F0-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4-0001-02
一、引言
由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演变而来的这场严重的金融危机在美国历史上是规模最大的,波及范围也最广,而其动用金融救助方案,在世界经济史上也是仅有的。全球救助正在竭力防止美国金融体系和国际金融体系的崩溃,但是金融体系的不稳定仍在继续,并在国际间不断传导。从伦敦、巴黎到法兰克福,欧洲主要股票指数连续暴跌,亚洲、香港恒生指数,日本日经指数跌幅超常……。
这场危机使西方人重新想到了马克思和他的《资本论》,也导致了《资本论》突然在欧洲一些国家热销。《资本论》是学说的基石,给人类指出的是规律性的东西,难怪现今的欧洲人“困而知学”,又重新回到马克思语境中来。本文依据学说,以《资本论》为基石来分析此次金融危机逐渐在全球引发的深层原因。
二、全球金融危机深层原因分析
(一)资本主义制度产物
当代资本主义是国际垄断的资本主义,资本在马克思以后的百年间,在国际化运动中实现不断增殖,垄断已成为高度集中的国际垄断。马克思揭示的资本主义的寄生性、腐朽性特征在当代依然没有变,反而表现得更为突出。它的剥削和统治形式也更加完备,垄断组织也不是马克思年代的“国际托拉斯”,而是庞大的跨国公司,以及触角伸向世界各个角落的子公司。
与这种庞大的跨国公司相适应的是国际金融资本。国际金融资本在当今经济全球化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在金融资本的冷却下,资本和财富迅速集中,在世界上形成空前巨大的财团,寡头和超级富豪。它的表现形式是以美元霸权为特征的世界金融体系。
《资本论》中指出:“关于进口和出口,应该指出,一切国家都会先后卷入危机,那时就会发现,一切国家,除少数例外,出口和进口过多,以致支付差额对一切国家来说都是逆差。”(卷三 ,556页)
(二)全球化误导
在《资本论》中,“一切国家”、“世界市场”等概念,随着对资本扩张的叙述,出现的频率是很高的。马克思所指范围,大体近似于当今的“全球化”概念。可今天“全球化”却有它特定的内容,特定的背景,它已经是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世界范围内推行的经济模式,这次危机与这一模式有着直接关系。
“全球化”的本质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是上面提到的高度集中的国际垄断的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全球化”过程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把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推向全球的过程。
全球化的三大支柱是:新自由主义,三大国际经济组织和跨国公司,这些理论和机构虽然在全球化到来之前就都已存在,但只有到了“全球化”时代,它们的作用才得到充分发挥。
1.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来源于古典主义,它看上去仅仅是古典自由主义在当前的复活,但是它流行的背景更值得注意,它最初是作为拯救西方资本主义的一剂药方,而为当权者所重视。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使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严重的经济衰退,曾经指导过战后西方经济高速增长的凯恩斯主义面对危机无能为力。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西方国家纷纷采纳了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才得以渡过危机,并不同程度地带来了经济繁荣。直到20世纪80年代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这似乎是从反面印证了新自由主义的成功。于是新自由主义又开始从学术和理论逐渐走向政治化,并发展为西方国家推行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理论和意识形态,它在国际实践中表现为“华盛顿共识”――即要推行以市场为导向的自由放任政策。
2.世界银行、世贸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三大组织分别管理着全球经济中货币、贸易和投资领域,对世界经济具有无比的影响力。虽然它们头顶着“国际”或“世界”的帽子,但它们都掌控在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手中。比如,在世界银行内部,美国一家控制着16%以上的投票权,对世界银行任何一项重大决议都拥有否决权。并且按照惯例,世界银行行长的职务均由美国总统提名,并始终由美国人担任。由此看来,这些国际经济组织和机构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向全球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工具,因而它有明显的利益倾向性。
3.跨国公司。跨国公司离我们很近,麦当劳、索尼、微软、西门子等等就是跨国公司的典型代表。那么跨国公司究竟是怎样的机构呢?我国学者认为,跨国公司既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也是全球化的重要载体,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象征和标志。其实,跨国公司就主体而言就是资本主义发展到目前为止最有技术水平、最具经济规模、对社会经济生活最有影响力,也最具破坏力的代表性企业。
新自由主义、三大国际经济组织和跨国公司三位一体,它们构成了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基本面貌和特征,是全球化的象征和标志。其中,新自由主义是主导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国际经济组织是全球化的积极推动者,跨国公司是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资本正是借助它们的力量在全球疯狂扩张。在今天,资本矛盾表现为世界生产能力无限扩大趋势与世界范围有效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正是资本矛盾的日愈尖锐使全球经济停滞和衰退,最终将引发世界性的经济危机。
(三)以美元霸权为特征的国际金融体系
1.虚拟资本极度泡沫。按《资本论》所述: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二重性,实物形态与价值形态的二重形态,使整体的国民经济划分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两部分,这两类经济本应大体一致。
虚拟资本的积累在通常情况下是可以与实体资本积累相脱节的,即虚拟资本积累反映的价值符号可以与实体资本的真实价值无关。虚拟资本的量与实体资本的量不一致,并且使用经济越发达,虚拟资本的量就可以更多地超过实体资本的量,一旦超量过大,交易主体的预期和信心就会受到冲击,虚拟资本量相应会急剧缩小,这就可能直接引发金融危机。
2.美元霸权的形成。冷战结束后,金融全球化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美国的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都是以美元纸币融资的,而美元不仅继续充当国际贸易的主要储备货币,且更重要的是继续充当国际金融的主要储备货币。美元霸权的形成使美国能够以资本账户盈余消除国际收支失衡。
在美元霸权的作用下,今天的新型全球金融和贸易体系是史无前例的,也是触目惊心的。在这两个关系着各国国计民生的领域,美元霸权是结构性的。美国生产不被任何实物支撑,只由美国军事力量支持的美元纸币,而世界其他国家生产美元纸币可以购买的产品。全世界的中央银行被迫用手中结余的美元为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融资,因为这些美元只被允许作一种用途,那就是购买美国财政部的债券。在这个过程中,这些央行也为美国政府国内预算赤字融资。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越大,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中央银行手中结余的美元越多。这些不得不再循环到美国,购买美国财政部债券的钱,也就越来越多。
3.国际金融体系以美元霸权为特征。美元霸权导致当前全球金融体系处于一种恐怖的平衡状态,任何实质性的变革都可能导致全球金融和经济体系的彻底崩溃。正是害怕彻底崩溃,全球金融体系的上层国家,例如,欧洲和日本,虽然已经感受到美元霸权对全球经济平衡持续发展的危害,但是却不敢提出任何具有实质性内容的替代方案来动摇美元霸权,世界金融体系陷入日益混乱而脆弱的状态,危机四伏。
在全球化的国际金融环境中,美国通过美元杠杆等于把国内危险转向国际市场。现行国际金融市场是一个“公共牧场”,当美国这样如此庞大的经济体把风险往里面转移时,各国经济和国际金融市场均受影响和动荡。
英国《观察家报》称:“心术不正的华尔街正威胁着世界经济,越来越严重的金融危机是一场历史性的大灾难,将对世界其他地区造成影响,这不仅是美国的危机,也是全球的危急时刻。”
三、结论
综上所述,按马克思学说,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成因,概括说有三点:
1.它是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并表现为商品生产的供给过剩与劳动者群众有支付手段需求不足的矛盾对抗性暴发,即资本主义性质使然。
2.它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放任政策误导的结果,即全球化运动。
3.作为国际资本主义核心力的美国,它所具有高杠杆效应的金融衍生品交易体系的过度投机性、欺诈性及其管理失控与崩盘所致,即美元霸权及其国际金融体系。
这三点简单说,一是资本主义性质,二是全球化运动,三是美元霸权及国际金融体系是这次暴发全球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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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udy of Das Capital to Interpret the Deep Reason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FANG Liang
(Sports and Military Department,Harbin Engineering University,Qiqihar 150001,China)
国际金融危机的特征范文4
个别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动荡可能传染、演变为区域性甚至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这是我国市场开放过程中面临的最大外部不确定风险
国际银行业新趋势和加入WTO对我国银行业发展和金融监管形成巨大挑战，四大国有银行的垄断格局将被打破，一些中小金融机构可能面临破产风险
在资本项目逐渐放松管制直至完全自由兑换过程中，资本大量流入和流出是我国金融市场稳定的最大威胁
加入WTO使我国金融市场的开放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如何在获得开放利益的同时维护好金融安全是需要首先考虑的。开放的进程不仅取决于国内金融体制改革的进展情况，还要充分考虑国际环境和国际金融市场可能对国内产生的。
国际金融体制是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国际清算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西方7国财长会议、央行行长的定期协商、20国集团非正式对话机制等区域性金融协调活动及国际储备货币制度的流行说法。
亚洲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和固有缺陷，“9.11事件”令全球金融市场陷入混乱，再次凸显了这一问题。对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进行改革，形成稳定的国际金融新秩序，成为国际的共识，有关此问题的争议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IMF的改革；二是对短期流动资金和金融衍生工具的监管；三是建立全球性的金融风险预警及援救体系；四是全球性和区域性的金融合作。发达国家与发展家的主要分歧在于开放国内市场的速度和要否限制短期资本的流动，“9.11事件”后，美国为切断恐怖组织的资金来源，对短期资本流动的监管问题有所松动。但总体来看，由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地位有限，在金融体系的重大变革面前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如果我国不能就这些问题代表发展中国家提出较为完整可行的改革方案，不能就发达国家提出的损害发展中国家利益的主张发出适当的反对声音，就只能被动地服从和遵守。
国际金融市场上几种主要货币的实力对比是国际金融格局的核心。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一直处于霸主地位，近几年，其强势地位愈发明显。20世纪90年代末特别是1998年，美元只是对日元和其他亚洲货币走强，而现在是对世界上所有货币都呈强势。1998年，美国经济一枝独秀，美元走强符合传统经济。而现在美国经济陷入衰退，但美元对这些国家的货币却连创新高。市场由此形成一种共识：“买美元可能买贵了，买日元却肯定买错了”。美元这种让人难以理解而又客观存在的强势，使得任何单独一个主权国家的货币都难以与其抗衡，这成为欧盟由经济联盟走向货币联盟的一个重要外部因素。拉美一些国家因此甚至走上了美元化的道路。日本在亚洲金融危机后提出了“亚洲货币基金”方案，目的是建立起包括整个东亚在内的日元经济圈，最终实现日元或以日元为主导的“亚元”的国际化，与美元、欧元形成三足鼎立之势。目前，日本已与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韩国签定了货币互换协定，与印尼、新加坡正在谈判，将很快达成协议，这是日本推进日元国际化的一个重要步骤。我国是一个经济大国，但尚不是经济强国。人民币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地位有所上升，但目前尚不能完全自由兑换，特别是在美元地位不断强化，日元试图在亚洲坐大的情况下，人民币的生存空间不断受到挤压。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是在货币附属于他国时，成为政治经济强国的。一旦人民币只能充当亚洲的“二流货币”，中国的世界大国地位甚至亚洲地区政治经济大国地位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在我国金融市场开放的过程中，巩固和提高人民币的地位，逐步使人民币走向国际化，是我成为政治经济大国的必然选择。
亚洲金融危机后，各国防范金融风险的意识增强，但仍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存在爆发金融危机的巨大隐患。由于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不具备预警和防范金融危机的能力，个别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动荡可能传染、演变为区域性甚至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首先应该密切关注的是全球的最大经济体——美国。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债务国，受经济和股票市场持续繁荣的刺激，公司和家庭大举借债用于投资和消费，目前私人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已达132％，家庭债务已相当于个人年均可支配收入的98％。除国内债务外，美国还欠有巨额外债，总额高达1.5万亿美元。与此同时，美国贸易逆差也呈逐年增长趋势，2000年达4354亿美元，比1999年上升31.3％。2001年美联储连续11次降息，股票市场市值大幅缩水。按经济学一般，这些因素都会导致货币贬值。美元虽在“9.11事件”后略有回落，但很快继续呈现出强势特征。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美国经济也是个巨大的泡沫，这个泡沫是靠巨额外国资本流入支撑的。一旦外国投资者对美国经济和证券市场失去信心，资金大量抽逃，美元将难以维持目前的高位，现有的货币制度将出现剧烈动荡。
其次是日本和东亚地区。日本虽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但目前经济低迷，政府对内债务沉重，不良资产数额巨大。日本GDP已连续两个季度负增长，预计2001年度实际增长率为——0.9％，贸易顺差连续第17个月下降，截止到下个财政年度的内外债务总额将达668万亿日元，折合5万多亿美元，相当于其GDP的1.33倍。近期，日本政府为刺激出口、缓解国内通货紧缩，积极推行弱势日元政策，导致日元大幅贬值，已累及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韩元和新台币已有贬值迹象。目前，大多数专家认为，亚洲爆发新一轮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不大，一是多数亚洲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基础与1997年相比已经得到加强。二是多数亚洲国家基本完成了金融体制改革，放弃了单一与美元挂钩的汇率制度，汇率更有弹性。三是短期债务规模已大大减少。但当前国际经济形势远比亚洲金融危机时更为严峻，因此，有关动向仍值得密切关注。
第三是拉美地区。据IMF的统计，墨西哥、阿根廷、巴西等国外债总额已达7663亿美元，占整个拉美地区GDP的39.8％。阿根廷从1999年开始陷入衰退，外债余额高达1320亿美元。从2001年年初开始，阿市场多次出现动荡，因IMF的救助化险为夷。11月，阿政府与IMF的贷款谈判陷入僵局，阿政府为避免金融系统崩溃，宣布于2001年12月1日起实施为期90天的限制银行提款措施，引发大规模动荡和危机，自21日起的12天内，更换了5位总统。阿政府已宣布停止偿还外债、取消比索与美元的联系汇率制，但经济政治能否稳定有待进一步观察。美国银行和跨国公司在拉美地区有大量贷款和投资，如果拉美地区金融经济出现危机，将拖累美国进而全球经济。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随着资讯的进步和金融全球化迅速，国际金融业的发展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和特征。一是混业经营和银行业的并购使国际金融市场上出现了一批具有超强竞争实力的金融集团。二是金融创新使金融市场的交易机制、交易形式、交易市场的类型更加复杂，不仅使交易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增大，也加大了金融监管的难度。三是金融业化、化使传统金融业的服务方式和服务发生了革命性变化，改变了原有金融业的竞争方式和竞争格局。领导国际金融业发展趋势、处在潮流前沿的是美欧日特别是美国的金融业。我国银行业目前仍是分业经营、服务手段落后、金融产品单一，对不断涌现的大量新的金融衍生工具仅处于上的认知阶段，金融业电子化基础薄弱，加之不良资产严重，远远不能适应国际金融业的发展趋势。加入WTO五年后外资银行将被允许全面开展人民币业务，同我国银行展开全方位竞争。竞争的主要领域不会是本地银行占优势的传统业务领域，而会更多发生在外资银行具有技术和管理优势的领域，如网上银行、个性化的理财服务、国际金融领域已有的金融创新成果的等。目前外资银行为进入中国市场正在资金和人才等方面进行周密部署，但国内金融界对未来形势的严峻性缺乏心理准备。国外有些金融专家悲观的认为，中国金融业入世后不堪一击。
目前，我国对资本项目实行严格管制，这是我国能够避免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重要屏障。但随着金融市场开放度的提高，资本项目管理的成本加大。因为从国际收支的角度看，大部分交易同时具备了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特征，与之相对应的资金难以明确区分。因此，开放资本帐户是大势所趋。我国目前并未承诺资本项目开放的时间表，但加入WTO将直接导致资本帐户部分交易项目事实开放。资本帐户开放的风险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
。资本大量外流。资本外流是发展中国家稳定的最大威胁。在资本帐户开放之前，资本外流和“资本外逃”基本是一个概念，近年来，我国贸易帐户和资本帐户均是顺差，但外汇储备规模增速缓慢，这反映出外逃资本数额巨大。按照北大学者的测算，1982-1999年，我国资本外逃额累计约2328亿美元，年平均约129亿美元，1997年以来，资本外逃增速加快，每年约超过300亿美元。目前资本外逃的途径，一是贸易转移，即在进出口贸易活动中高报进口或低报出口；二是通过投融资渠道转移资金。如在境外投资中低估资产价值、境外投资利润不返还等；三是通过地下钱庄或混入经常项目结售汇等方式转移资金。
资本帐户放松管制后，开放前的资本外逃变为合法流出，资本外流会有增无减。如果短期内大量资本流出或外资集中撤资，会给经济带来极大风险：一是导致国内资源流失和资金短缺，危及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二是加重对外债务负担；三是使外汇储备急剧下降，货币贬值预期增强，严重时将导致货币乃至金融危机。
2.资本大量流入。大量资本流入一方面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加速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也会引起货币和信用急剧扩张，加大通货膨胀的压力，导致实际汇率上升和国际收支中经常项目恶化。特别是短期资本流入过多，更会使金融市场乃至整个金融体系出现突发性危机。目前，由于国内证券市场不完善，部分非法资金通过各种渠道进入我资本市场或在国内谋取暴利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严重影响了我金融业健康稳定发展，加大了改革成本。
国际金融危机的特征范文5
[关键词]国际金融危机；金融开放；金融创新；金融监管
[中国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70(2010)01―0040―04
“国际金融危机下中国金融开放问题”学术研讨会于2009年10月24日在山东财政学院举行。本次研讨会由山东财政学院和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主办、山东财政学院金融学院承办。此次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50余篇，其中辽宁大学的白钦先教授、复旦大学的陈学彬教授、西南财经大学的刘锡良教授等知名专家、学者进行了会议交流发言。本次研讨会的主题是“国际金融危机与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会议围绕国际金融危机及中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危机对中国的影响、金融开放与金融安全、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等热点问题开展了专题讨论。
一、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解读以及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剖析
国际金融危机是近年来导致世界经济局势动荡的根源，对此各国纷纷出台经济刺激措施，力图尽量熨平经济增长中出现的波动。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再认识是本次会议专题研讨的起点。辽宁大学的白钦先教授认为，持续两年半之久的国际金融危机目前仍然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中国政府应对金融风暴的力度不够，深度也不够。许多人对危机的反应、认识是迟钝的、迟滞的、迟缓的，对危机的解读和预测是误判、误读、误导。我们必须对此次危机进行十分深刻的反思。美国的金融已经高度的信用化、泡沫化、虚拟化和衍生化，在GDP比例中超过制造业占据了第一位。在金融监管方面，美国政府监管离实体经济越远，则虚拟性越高，可控性越小，风险性越大。
国际金融危机是否能够在短期内结束?对于这个问题，西南财经大学的刘锡良教授给出的解答是否定的，虽然各国政府联手出台了很多反危机的措施，危机还应是“来得快，去不快”。一方面，从历史上发生过的危机情况看，危机通常会持续3～5年；另一方面，在危机之中，一般需要新兴产业、升级的产业将经济带出危机。从全球的视角看，美国经济结构的失衡和世界经济结构的失衡并未消失，全球经济尤其是美国新的经济增长点还未为可知。金融危机的实质是信用链条的断裂，信用链条的恢复需要较长时间。对于中国来说，中国经济的好转、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关键，而这不可能短期实现。中国在应对危机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刺激经济走出危机阴影的许多措施，从长期来看，容易产生通胀预期与导致银行坏账的出现。下一步中国应该警惕的是关注政府融资平台可能出现的风险。
中国当前是否也出现了金融危机?山东大学的胡金焱教授给予的解释是，中国没有金融危机，中国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等金融业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远不如实体经济受到的冲击直接和剧烈，但中国应该警惕未来若干年产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在全球危机之中，有些中国金融机构反而表现出色。根据中国工商银行公布的数据，其2008年实现的净利润高达1112亿元，同比增长35.2％，曾成为全球市值最大的、全球盈利能力最高的银行之一。但是，国际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巨大，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影响GDP增长，中国外贸出口依存度达到20％左右，大体意味着经济增长(投资、消费、出口)的20％依靠出口拉动；二是影响就业，中国出口产业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在宏观经济政策刺激下，中国经济正强劲复苏，投资强劲反弹、消费水平持续增长、工业增长不断加快、经济增长恢复、物价尚处负增长。在外需萎缩的情况下，扩大内需是遏制中国经济下滑的现实选择。但在扩内需、保增长过程中，应高度关注信贷扩张可能加大结构调整中产能过剩的问题。如果调控不好，可能导致在新一轮投资中，刺激了经济增长的同时，积累起过剩的产能，导致未来几年中实体经济出现问题，进而演变为金融问题。
金融制度的缺陷是不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西南财经大学的洪正博士从人类本身的激励机制的角度分析了工业革命以来的金融制度与金融危机的关系。他分析了工业革命以来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安排，认为企业层面的有限责任制度、股份制和所有者与经营者分离，金融市场上竞争一体化、交易高度中介化和高杠杆率，政府的纸币化、广泛的金融安全网等都是金融市场潜在的风险存在的方式。山东财政学院的张晶博士考察了在金融危机中的货币政策问题，认为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导致了这次危机的爆发，在国际货币政策协调中存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缺陷。
二、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外贸、投资等方面的影响
中国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最直接的行业是外贸行业。复旦大学的陈学彬教授将中国经济受影响的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危机前(2005年第3季度人民币汇改后～2007年第2季度)、危机爆发(2007年第3季度～2008年第2季度)、危机加剧(2008年第3季度～2009年第2季度)和经济复苏阶段(2009年第3季度～2010年第4季度)。金融危机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是多渠道的，主要可以归结为影响经济增长的收入效应和影响相对汇率水平的价格效应。针对各个阶段，陈学彬教授采用进出口方程弹性分析法，考察了国内外收入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两大因素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国贸易收支的收入弹性大于汇率弹性，进出口规模主要受国外需求因素的影响。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比较高，中国经济的可持续性增长易受到国外经济波动因素的冲击。借这次危机的逼迫作用，中国应设计和采取长远的战略性措施，主动将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向内需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调整。
在国际金融危机下全球FDI进入低谷、其规模和流向等均发生了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山东经济学院的李兵博士指出，中国有必要采取政策措施，协调好“引进来”和“走出去”两者的关系。在吸收外资方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加大资金监管，合理引导FDI，促进产业升级。在对外投资领域，应从国家长期发展战略出发，着眼长远布局，研究短期机会，推动我国对外投资平稳发展。
目前，国内的一些上市公司因“套期保值”业务在国际衍生品交易中遭受巨亏。山东财政学院的孙建全博士探究了“套期保值”巨亏的致因，认为主要是由于套保中隐藏着不同程度的投机、企业内部专家缺位、管理层盲目迷信投行方案和内部监督管理体制和风险控制体系不健全造成的。为此，上市公司在做套期保值业务时，应建立健全内部监督管理
体制和风险控制体系；提高套保负责人的认知能力，警惕借套期保值的名义进行投资易；加强人才培养，提高专业队伍的执业能力和综合素质；加强对套保企业的风险监管，尽量满足不同企业套保的需求。
商业银行在金融危机中受到的影响比较明显。山东财政学院的郑萌萌教授指出，从效率现状来看，我国商业银行的整体经营效率未达到最优水平；从效率变动来看，我国银行业的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均在改善中，但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呈下降趋势。提高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根本途径就在于技术效率的改善、经营规模的适度调整与技术创新。
三、金融危机下人民币国际化与人民币汇率
近年来，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一直是一大焦点。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这一焦点问题更加引人注目。
山东财政学院的宿玉海教授分析了国际金融危机下中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最新进展，以及当前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面临的阻力。同时，从以下三个方面提出了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政策建议：(1)大力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2)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3)进一步促进我国金融市场的改革和完善。
通过观察危机过程中各国货币的汇率走势，复旦大学的陈学彬教授指出，在危机发生前和危机发生初期美元持续贬值，而在危机的加剧阶段其他大多数货币纷纷大幅贬值的同时，美元却不贬反升。自2008年6月以来，为避免人民币兑美元进一步升值对我国贸易及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过大，以及抑制短期资本流动，人民币名义汇率停止了对美元的单边升值，采取了盯住美元的政策。但由于危机期间美元的升值，使得人民币汇率也跟着升值。进入2008年以来，由于美元的大幅升值，短短不到一年时间人民币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幅度最高达到20％。此间人民币盯住美元的政策并不妥当。为了减轻这种不利影响，长期而言，人民币应该实行更加灵活的汇率政策。
对于人民币汇率制度安排和中国宏观经济绩效情况，西南财经大学的刘晓辉博士利用外汇市场压力方法建立并经验地估计了人民币实际汇率制度弹性。研究发现：人民币实际的汇率制度安排越具有弹性，就越易导致较高的通货膨胀，反之亦然；无论中国名义上宣称了什么类型的汇率制度，实际的人民币汇率制度越具有弹性，就越不利于中国实际产出的增长，反之亦然。在当前人民币名义上宣称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个既定前提下，人民币实际的汇率制度表现为“害怕浮动”的特征不仅是合理的政策选择，而且也是有利于中国的福利增进的。
在出口在我国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前提下，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升值对国内就业需求产生着不利的影响。厦门大学的李晓峰教授在汇率影响就业的理论和模型的基础上，用时间序列数据和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汇率变动对我国贸易部门就业的长短期影响，证实了在汇率和就业之间存在着长期协整关系，汇率升值不利于贸易部门就业；她还测算了汇率变动影响就业的出口需求渠道、效率渠道和资本劳动力渠道的影响程度，发现汇率变动通过出口需求渠道和效率渠道对就业的影响为负，而通过资本劳动力渠道对就业的影响为正。三个渠道中，出口需求渠道的影响程度最大，效率渠道的影响作用次之，资本劳动力渠道的影响作用最弱。在人民币汇率处于升值周期和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应该积极改善整体投资环境，注重流入资金“量”和“质”的同步提高，并对一些行业适当的鼓励支持；政府需要鼓励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扩大对新兴市场的出口；发展对冲工具，规避汇率风险；控制汇率升值幅度。
四、金融危机、金融开放与金融安全
在经济高度全球化的时代，国际性的金融危机会使许多国家受到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对于中国来说，在应对危机之时，仍需要考虑如何进一步改革、开放金融市场。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民博士指出，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程度不高，金融创新还处在初级阶段，没有高度复杂的金融产品，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对于中国资本市场的影响有限。但我们要深刻认识到，中国要真正成为经济强国，资本市场目前这种简单、封闭的格局不应成为我们沾沾自喜的理由。因此，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出路是坚定不移地推进创新和开放。在证券市场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一方面需要推动证券公司成为业务和产品创新的主体，另一方面需要加大合规监管的力度，提升证券公司的综合竞争力。
在考虑金融开放的同时，必须考虑金融安全问题。山东财政学院的张延良教授强调在目前全球经济萎靡不振的情况下，我们应该采取渐进式战略模式，分阶段分步骤地执行，不能急于求成。山东财政学院的黄方亮博士认为，开放与保护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具体到新股发行市场的开放方面，我们应本着有限开放的原则开放股票发行市场。需要考虑的细节问题包括开放的时间限制、审批限制、信息披露限制、上市条件限制等因素。为了金融安全并获取开放的最大利益，中国需要加紧大型、有国际竞争力的金融服务机构的培育。
建立区域性货币区也是维护金融安全的一条渠道。山东财政学院崔晓燕博士将贸易关联度和经济周期的相似性两个指标作为两个相互影响的内生变量，通过实证研究表明，随着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开展东亚货币合作的条件将随之改善，而东亚货币合作通过稳定汇率则能够进一步促进该区域的实体经济一体化。东亚各经济体进一步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逐步展开切实可行的合作和协商，是在区域内部组建最优货币区以获得尽可能大的汇率稳定收益和经济金融安全的前提条件。
农村金融困境是影响目前我国农业发展的最大金融瓶颈。山东财政学院的付红博士从分析农村信贷主体的行为人手，构建了一个农业金融信贷合约模型，剖析了造成农业投融资困境的主要宏微观因素，认为农村金融困境的原因归根结底在于转轨经济中对农村金融的过度管制，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农村金融问题，需要对农村金融市场进一步放松管制，加大向各类资本开放，完善与农村经济多层次发展状况相适应的金融组织体系。
五、金融危机、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
金融创新一方面可以给金融市场带来活力和利益，另一方面也可以给金融市场带来隐患和危机。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就是缘起于在美国出现的一些金融衍生产品，这让许多人对中国的金融创新活动也产生了担心和怀疑。
山东财政学院的黄磊教授从金融创新保障体系的建设这一角度反思了此次金融危机，认为我们应该重视由金融创新带来的金融安全问题，但金融创新的步伐不能放缓；在安全的前提下推进金融创新，需要构建一个系统有效的保障制度体系。我们需要通过金融创新保障制度体系，有效地激发金融创新的动力与能源；在进行金融创新活动时，需要甄别创新的正当性，并设定效应评估许可的标准；设定基本的金融创新规程与权能体系。总之，需要建立起创新激励制度、创新权能与组织制度、创新甄别与许可
制度，以及与创新相关的危机预警和化解制度。
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与其金融监管缺失是紧密相关的。山东财政学院的柏宝春教授认为，中国的监管层应考虑建立完善的风险管理和反馈制度；与传统的合规性检查相结合，建立新的风险防范和检查制度；倡导金融制度创新，以达到与传统业务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目的；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防范或减少金融创新风险的国际输入。
对于在当前金融危机下中国商业银行面临的金融风险，吉林大学的赵雪飞博士和毕新华教授提出应推进信贷结构调整，加强流动性风险监测，加强理财产品风险管控，妥善处理外汇资产，合理展开外汇投融资，加强内控合规建设，平衡业务创新与风险防范，以防控操作风险。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国政府采取了许多扩内需的措施，但地方政府却面临着投资资金短缺的问题。山东财政学院的宋琳教授对ABS融资模式进行了分析，指出中国应该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推进ABS融资模式，把地方基础设施项目的未来稳定现金收入提到当前兑现，以填补地方政府投资资金缺口。这些提前变现的巨量现金流就可以充当地方政府投资的资本金，这样可以保证地方投资计划的顺利完成。
国际金融危机的特征范文6
一、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国为应对金融危机的持续蔓延和深化,加大了经济、金融领域国际协调的力度,拓宽了协调与合作的范围。然而,在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面前,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博弈相碰撞现象的存在,是客观现实的反映。
2008年11月和今年4月的G20 伦敦峰会上,国际社会就加强国际协调共同应对金融危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提高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和发言权达成共识。同时,中国提出的各国共同承担责任应对金融危机,以及解决全球经济发展的失衡问题,保证发展中国家充分享受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得到普遍认同。因此,从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层面看,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过程中,各国利益与权益的平衡,需要通过国际协调来实现。然而,在现实国际经济与金融环境下,由于西方一些国家的国家利益被无限“放大”,各种关乎国家利益的重大分歧难以调和时,国际协调的难度进一步加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际协调的有效性,形成了国际协调同国家利益博弈的碰撞。不可否认,全球金融危机的蔓延,在客观上给世界各国经济与金融带来了严重的冲击,每一个国家的国家利益都受到伤害。在金融危机加剧和经济衰退预期加重背景下,采取适度的措施和手段应对并不为“过”,也十分必要。但另一方面,如果是在国家利益对抗性竞争中运用转移危机的政策手段,在损害他国的前提下推行具有强烈保护主义色彩的金融货币政策,就另当别论了。
按照博弈论(Game Theory)理论的核心内容,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环境下各国货币政策的选择是各国不同利益的博弈,同时也是在国际协调与合作下参与国际事务中各国共同利益的博弈行为。国际协调与合作是为了实现世界各国共同利益,而国家利益的博弈反映的是国家核心利益不受到伤害。从当前不同货币政策取向和摩擦引发的国家间利益博弈现象看,如果不同货币政策博弈波动面扩大,只顾及国家利益至上而不考虑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国际协调的难度就会越来越大,国际社会非均衡局面也会进一步扩大。由此,当前有关国家货币政策的主流导向引发的一些问题值得认真思考。
当然,从博弈论的观点出发,在金融危机情形下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博弈的碰撞,并非金融危机特定的产物,其发轫的内在根源在于世界各国在通过相互协调与合作过程中为国家利益的实现而产生的普遍现象,体现的是国家利益与世界各国共同利益的深层次关系。因此,在国际社会中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博弈的碰撞不仅由来已久,而且将永远存下去。
自2007 年美国次贷危机全面爆发后,美联储便开始了直接购买商业票据的货币政策操作,并将其债权转给美国财政部,再由财政部以减免企业债务的形式,向这些企业和金融机构注资入股。由此可见,美国“救市”计划的部分是依靠货币和财政政策的联合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减免票据、券债等债务的形式推行“救市”计划。特别是继2009年3月18日美联储宣布购买3000亿美元的长期国债和1.25万亿美元的抵押贷款证券后,3月23日美国又推出银行“解毒”计划,以处理金融机构的“有毒资产”问题,其目的均是为了进一步释放流动性,货币政策的重心向“定量宽松”政策倾斜。美联储陆续出台回购国债和回购“有毒资产”的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同时,欧洲央行、英国央行、日本央行等西方央行自行实施的购买公司债货币政策也已相继出台,由此美国等西方国家货币政策的重心向“定量宽松”政策倾斜更加明显。美国等西方国家“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是通过扩大货币的发行量大规模增加对资本市场货币的供应,以及维持金融业表面的稳定和流动性,是典型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体现。这一货币政策的核心――即为缓解货币市场流动性紧缩“有限度”地对货币的发行“松绑”,增加货币市场上的货币供应量,扩充资本市场规模,加大流动性;政策的导向是在金融与经济双重危机情况下,通过货币政策手段“激活”资本市场,并以此带动实体经济的恢复;政策的实质是所谓“定量宽松”,就是货币当局“开闸放水”,开动印钞机大量发行货币的一种借口,2009年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借用“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说辞来印钞票购买国债行为的实质,正是这一货币政策最核心内容的体现。因此,“定量宽松”货币政策被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是货币当局采取的一种“保护主义”政策,与贸易保护主义的性质有相近之处,同属于经济领域的“保护主义”,体现的是国家核心利益,而不是世界经济与国际金融全局理念。
“定量宽松”货币政策,通常是在经济和金融状况恶化、降息空间没有余地的情况下,利率调节难以发挥显著作用时推行的一种政策。今年以来,西方各国通过购买各种债券,向货币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的干预方式与前期利率杠杆的“传统手段”不同,是货币政策的“非传统手段”。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当前西方国家的“定量宽松”政策是在前期“传统手段”效果不显著,甚至“失灵”的特殊条件下“极端”的选择。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欧洲、日本等西方国家陷入了实质性的全面危机,连续降息的宏观经济调控“传统手段”一度被西方各国频繁使用,但不仅至今效果仍不显著,而且降息的空间已经微乎其微了,降息这一宏观经济调控“传统手段”已然使用殆尽。因此,利率杠杆的“传统手段”在用尽后,西方各国政策的选择余地越来越少,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西方推行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自然浮出“水面”,被多数专家和学者定论为当前西方经济与金融环境的产物。由此,一方面表明不仅当前西方经济与金融恶化状况仍未改善,而且目前可选择的刺激经济和活跃市场的“良药”已经不多,一旦连“定量宽松”政策都难以奏效,达不到政策目标,西方国家经济与金融形势将何去何从令人担忧;另一方面表明当前西方国家经济与金融政策并非协调一致,“定量宽松”政策只是西方各国根据各自的现实经济与金融状况采取的中短期行为,一旦形势发生新的变化西方各国经济与金融政策上的“摇摆性”将进一步体现,经济与金融政策的导向将有可能“迷失方向”,西方国家将如何协调经济与金融政策,能否在政策上达成共识令人怀疑。
在当前全球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尚未见底的情况下,西方国家经济刺激计划中的金融政策以及“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出台,内容和性质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较强的保护行为的操作性,最为核心和耐人寻味的是国家利益博弈的政策取向。另外,如果美国等西方国家不适度掌握货币的投放量,极有可能会“培育”出新的资产“泡沫”,并引发新的类似于通胀、货币和信贷危机。事实上,美国等西方国家金融危机的蔓延过程更像是不断“转嫁”危机的过程。相继出台的一系列救市方案和政策手段,既有“转嫁”危机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又有货币政策上不负责任的放任货币贬值的嫌疑,是国家利益至上理念的充分体现,与世界各国不断开展的国际合作背道而驰。
从经济学的博弈论(也称为对策论)含义看,不同政策的出台是带有一定的对抗性,在现实经济生活不同政策的博弈无处不在。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应对金融危机不同货币政策的博弈,在当前金融危机的环境下经济领域的博弈更为盛行,其中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倾向,就是经济学博弈论的典型理念,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由此可见,尽管全球性金融危机超越了国家范畴,国际协调的加强显得更加必要,但在共同应对金融危机的国际协调中,由于牵扯到各方利益问题以及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在现实国际社会中表现得更为突出。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将如何演变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国际金融与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如果国际金融与经济形势继续恶化,特别是如果西方国家迟迟不能从危机中摆脱出来,西方国家将有可能进一步扩大金融与货币政策保护主义的范畴,加大国家利益博弈的政策力度,由此在全球范围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将更加激烈,甚至有可能在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深化的情况下“升级”。
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是贯穿于国际社会各个领域的普遍性和综合性现象,是较为隐性和富有弹性的范畴,需要从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各个角度去加以思考,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关系进行更深层次的揭示。因此,既要反对国家利益的无限“膨胀”和利益上的患得患失,实现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又要最大限度地维护本国利益,这是当下世界各国不可回避的重要选择。
二、不同货币政策下国家利益的博弈
与此同时,同样是应对金融危机和刺激经济的货币政策,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质,当前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与中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不仅在实质上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且也是国家利益博弈战略不同货币政策的选择和取向。
“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与“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最大的区别在于四个方面的不同。一是实质上的不同。“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是货币当局针对市场流动性萎缩注入的一剂“强心剂”,是应对经济和金融危机过程中任何举措都难以发挥作用的无奈之举,所谓的“定量”是发行货币的“定量”,货币发行的变量是依据货币的发行能否缓解危机的恶化,而不考虑潜在通胀的风险;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是从宏观调控的货币政策角度适度增加货币供应量,是扩大消费,为经济的复苏注入活力,力度的调整是可控的,货币供应的变量是依据市场的发展变化而定的,适时把握潜在通胀风险的因素。二是政策导向的不同。“定量宽松”政策是货币当局通过印钞票扩大市场投放量,政策的导向是加速货币贬值,货币的发行量如果大幅度高于商品流通所需要的数量,货币的贬值在一定的期间内将难以控制;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导向是,推动货币信贷的积极性和消除货币投放存在的障碍,从而促使加快货币投放的规模和速度,并从银行自有资金或财政收入中拿出适量的资金有计划地向市场注入资金。三是最终效果的不同。“定量宽松”政策最终效果的侧重点往往体现为经济的“虚拟”扩展,对实体经济的作用并不大,缺乏持久性;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最终效果的侧重点是体现在实体经济,具有较强大长期性和稳定性。四是潜在风险程度的不同。“定量宽松”政策潜在的风险体现在货币市场货币供给大于货币实际需求,必然导致货币市值或购买力下降,风险的性质是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的通胀风险,其潜在的风险有可能在全球范围扩散;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虽然也存在着潜在的通胀风险,在财政方面通常表现为财政收入下降和财政支出上升同时出现,在银行方面通常表现为信贷投放增长过快,但在通胀下行趋势已经确立和财政积累充分的情况下,只要政策力度适当和灵活调控其通胀风险相对较小。因此,当前西方国家盛行的“定量宽松”政策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短期行为,而现阶段,中国采取的“适度宽松”政策与“定量宽松”政策有着实质性的区别,这种不同性质货币政策的博弈将有可能延续一段时间。
由此可见,在全球金融危机和西方经济状况持续恶化的环境下,不同货币政策的博弈关,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和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是当前各国面临的、不可回避的新问题。因此,处理好国际协调与合作同国家利益的关系,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加强必要的国际协调,不仅是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利益的诉求,也各国利益的所在。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国际协调与合作同国家利益存在着相同的利益对立与依存关系,国际社会中的每个国家利益主体与共同利益都离不开双方的存在与合作,共同利益是通过国际协调与合作实现的,也是通过博弈来完成的。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国之间的经济、金融相互依赖程度进一步深化的情况下,经济、金融领域相互协调、合作与日俱增。人们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没有广泛的国际协调与合作就不可能创造出最大限度的价值,世界各国在追求和实现国家利益的同时,必须学会从全球整体角度审视国际协调与合作同国家利益的关系问题,维护国家与人类的共同利益。
三、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博弈
两次G20 伦敦峰会提出,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金融机构体制,使它们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现状并加大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发言权。这一观点的提出,使改革当前国际金融机构体制的呼声再次高涨。而回顾以往的历史,每次重大的国际经济、金融危机的发生,必然酝酿着国际经济、金融的重大变革,导致国际经济、金融体系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甚至是重组。
2009年4月初召开的G20伦敦峰会上,各国承诺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增加5000亿美元的“可贷资金”,这一方面是为共同应对金融危机采取的举措,另一方面是为今后推动IMF特别提款权(SDR)构成进行改造的重要步骤。G20伦敦峰会前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提出的在IMF现有的SDR基础上构建“超国际储备货币”的建议,一方面是针对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回应,另一方面也包括了对IMF现有SDR改造的构想。与此同时,G20伦敦峰会上中国承诺向IMF增资,这是中国为实现与国际金融机构建立良性互动的体现,也是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博弈的体现。
当前,国际经济、金融正经历着全面危机,对于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国际社会普遍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而提高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发言权和地位成为改革的焦点。但美国、欧元区与新兴市场国家也必将在救市的风险和成本分担,刺激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以及国际金融机构体制变革等方面展开激烈的博弈。
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必然要涉及各方利益,并触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的主导地位。因此,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争论也逐渐演化成国际间的博弈。另外,从当代国际金融体系的建立及其演变过程看,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内容和方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经济和金融的实力,换句话说,谁拥有强大的经济和金融实力,谁就拥有更多的发言权,甚至左右改革的方向,并主宰国际金融体系。正是基于上述的现实情况,当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博弈主要体现在三种力量和三个方面的较量:一是长期主导国际金融体系的美欧发达国家内部的权利和利益分配的博弈;二是已经崛起的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要求改变现状和维持原有秩序不变的博弈;三是在国际协调中各种力量平分秋色的博弈。事实上,由于各国国情有所不同,金融危机带来冲击也各不相同,因此,对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关注点也不尽相同。如美国就对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相对“冷漠”,美国最关注的是如何推动各国进一步联手扩大市场资金投入以刺激经济复苏,而并非金融体系的改革;德、法等欧洲各国与美国不同的是,他们较为热心于国际金融体系和全球经济结构的改革,强调加强金融监管,对国际金融体系中美国方式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进行全面改革;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等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国家,则对提高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发言权和地位、改善国际金融和经济环境、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刺激经济恢复等现实问题更为关注。
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取决于主要大国相对实力的变化。而在现有国际经济、金融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前提下,特别是美国经济及其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力没有失去的情况下,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仍将面临重重困难。回顾历史,自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国际金融领域也曾有过多次改革,但都是修修补补或是改良,并未触动体系的根基。与此同时,国际金融领域不止一次因各种原因爆发金融危机,令世界各国都深受其害――西方国家并没有因资本主义优越性而摆脱繁荣与衰退轮回的“宿命”,也没有因主导国际金融体系而避免金融动荡,相反,金融领域却问题成堆,甚至到了难以维持的境地。而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也没有因西方体制下的金融秩序而置身度外免于冲击,相反却一次次受到伤害。其实,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问题很早就曾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尤其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更是引起了有关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金融机构的重视,并多次呼吁对现有国际金融体系进行全面的改革,但西方国家却反应冷漠,直到此次全球金融危机,西方国家受到重创,才真正感受到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弊端的严重性和改革的迫切性,改革也终于被提上议事日程。但是,要进行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就离不开对国际金融权利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发言权和地位的调整和整合,就必然要改变维持了半个多世纪的不合理与不协调状况,这无疑会触及到各方的实际利益,困难可想而知。正因如此,尽管目前有关国际金融会议和有关国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发言权和地位需要进行调整已达成共识,但可以预见,未来一旦改革进入实际性的操作阶段,各种力量在权利和利益分配上的博弈将会更加激烈。
目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遇到的难点依然是解决失衡问题,其中包括两个重要方面。
一是全球经济、金融失衡。全球经济、金融失衡是一种常态,这种失衡的主要表现就是各国国际收支出现不平衡。一个有效的国际金融体系必须解决的问题就是,当国际收支出现根本性不平衡时,调整责任的认定及调整责任的分配。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乃至“牙买加体系”之下,调整责任都是由不平衡的双方国家共同承担的。不同之处在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国作为不平衡的一方,经常实质性地承担了部分调整责任,到了“牙买加体系”时,美国就从来没有承担过这种责任。
二是国际金融体系中发言权与地位分配失衡。在现有的全球经济、金融管理机构中,特别是作为国际金融体系重要管理机构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里,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的意见始终得不到尊重,利益也未能得到公平的体现,导致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历次金融危机中处于极为被动的境地,甚至不得不任由发达国家“摆布”,或者在国际金融机构“援助”条款中接受苛刻的附加条件。因此,目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希望建立一个以民主原则为基础的金融体系,通过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分量,改善国际金融体系中发言权与地位分配长期失衡状况。
另外,还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当前金融自由化和金融产品过度创新增大了金融风险,使金融体系出现了更多新的不稳定因素。各国政府在进一步完善本国金融管制、维持金融秩序稳定的同时,也必须加强国际合作与协调调整,推动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因此,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各国的协调与合作需要找到一个各国利益的平衡点,使国际金融体系的重新构成相对合理,而不是一味强调谁来主宰国际金融体系。
四、我国货币政策的导向与责任
在国际经济与金融关系领域中,国家利益博弈战略的选择成为当前国际经济关系的重要特征之一,需要有清醒的认识和积极应对的能力,否则就有可能成为国家利益博弈竞争中的牺牲品。当前金融危机的不断蔓延和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既有全球性危机的性质也有国家安全与利益范畴的现实,应对金融危机政策选择上的国家利益博弈在国际间已然浮出“水面”。
对拥有超过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中国来说,由于外汇资产储备几乎都是西方主要货币为单位的债券和资金,甚至还在继续增加,风险自然大于其他经济体。目前,中国仅持有美国证券类资产金额就已然超过1.2万亿美元,其他西方国家的证券类资产金额也有一定的规模。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是客观现实,但并不等于没有回旋的余地,中国将如何应对西方风险“转嫁”带来的冲击,适时选择中国长远国际金融战略,无疑是最现实的挑战。鉴于当前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推行与西方货币的泛滥,中国货币当局正处于安全与收益之间权衡的两难选择。如何从外汇储备的存量、流量管理和构成三个层面摆脱困境,既保证外汇资产储备的安全,又可通过购买西方国家债券获得较好的收益,需要从存量、流量管理和构成三个方面入手。其一,在外汇资产的存量上采取灵活的调整,保持存量的合理与适度;其二,由于我国金融市场的投机性“热钱”具有一定的隐蔽性,“热钱“的载体既多样化又很难监测,其规模和走向不明难以判断,增大了我国资本市场的不确定性,因此对外汇资产流量管理的力度亟待加强;其三,外汇资产储备构成的多样性、稳定性与灵活性之间的权衡选择需要多方论证。同时,我国的外汇储备战略应当与现实的国际经济与金融环境相适应,政策导向应主要体现在国家经济与金融安全领域,加强对西方国家经济与金融政策变化的评估和论证,最大限度地保障国家现实和长远利益。受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输入性货币扩张和通胀的影响,以及我国现行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已在国内货币市场发挥作用,在目前国内市场上货币供应量相对充足的情况下,需要加强对输入性货币扩张和通胀以及自身潜在货币扩张和通胀风险的防范。因此,在现阶段需要适时调整“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