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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动因范文1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6-0-01
当今，随着全球化的浪潮不断推进，区域经济合作已成为经济发展合作的主要趋势。在新一轮的区分域经济合作发展中，东亚区域合作发展尤其迅速。在此，我们按照国际惯例，把地理位置作为区域的基础，结合经济、文化、政治等多方面因素，将东亚分为东北亚和东南亚。东北亚地区主要是指中国、日本和韩国，东南亚主要指的是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包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文莱、柬埔寨、缅甸、越南、老挝10个国家。本文主要通过分析这13个国家地区经济区域发展合作的进程，发展面临的困境来提出相应的对策，促进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伴随着亚洲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腾飞，东亚区域经济的合作也受到越来越多的瞩目。1967年，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五国外长在曼谷召开会议，发表《曼谷宣言》，成立东南亚国家联盟，标志着东亚地区主义的复活。特别是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严重影响了东南亚国家经济的发展，对其造成重创，影响广泛。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助后，仍然不能解决其金融危机问题，同时欧美等西方国家对此采取冷漠的态度，让东南亚国家不禁开始反思东亚经济合作一体化的重要性，这促使东亚各国构想建立统一联盟来寻求相互帮助。
目前，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经历的主要阶段有：
1.中国与东盟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改革。二战后，在东亚地区，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成功推出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实现腾飞，在此，也给中国与东盟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经济发展模式，提供了一种发展方向的选择。中国与东盟国家选择出口导向型发展方式，带动了经济的发展，为以后形成区域合作组织奠定了基础。
2.日本经济模式的转变。日本在选择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基础上，实现了经济的腾飞，但这种发展是基于美国采取的“冷战”策略，但当世界呈现美、日、欧三足鼎立的局面时，美国开始对日本的经济实施干预与抑制，迫使日元升值。1991年日本爆发了经济危机，出现严重的经济泡沫，对其经济和金融造成了致命的打击。此时，日本开始把目光转向东亚，利用本国先进的技术和资本，向东亚国家出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并把本土不具有优势的产业转移到东亚其他发展中国家，从而形成以日本为领头，带动其他国家发展的东亚新格局。客观上讲，这样的发展促进了东亚区域一体化的进程的发展。
3.亚太经合合作组织（APEC）的成立。1989年，亚太经济合作会议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举行，标志着亚太经济合作会议的正式成立。1993年改名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亚太经合组织主要成员国为东亚各国，但也有欧美国家的参与，若组织内部发生冲突，必然会引起东亚地区主义感的加强，于此同时，APEC的成立，也标志着东亚以日本发展为带动力的东亚新经济区域的形成，客观上，加强了日本在东亚的经济地位，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东亚经济一体化发展。
4.伴随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及良好发展，在亚洲金融危机后，东亚各国意识到相互团结的重要性，建立统一区域经济发展的迫切性，因此，积极展开对话，逐步形成了东盟与中国、东盟与日本、东盟与韩国的“10+1”发展模式，于此同时东盟与中日韩组成了“10+3”合作模式，这种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建立带动了各国经济、政治合作的团结性，促进了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二、东亚经济一体化面临的主要困境
1.缺乏东亚地区意识。一个地区最终形成区域合作离不开相通的文化背景，东亚地区受到儒家文化、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文化的影响，存在相当大的具体差异。比如印尼大多数人信仰伊斯兰教，菲律宾大多信仰基督教，日本大多信仰佛教等，具体不同国家主导文化是不同的，且文化的差异造成了人们在思想、行为上的一些不同和异质性，阻碍了统一经济体合作体的形成和发展。
2.经济基础的差异性。东亚13个国家中经济发展不平衡，存在严重差异。在这当中存在发达国家如日本，也存在不发达国家如缅甸、柬埔寨和老挝，这种发展水平的较大差异给地区合作带来了一定程度的障碍，造成地区之间贸易的不平衡，经济投资的均衡，最终导致区域合作不统一，经济合作发展差异趋势越来越大。难以形成统一的经济发展政策。此外，经济发展制度也存在较大差异，市场完全开放与半开放，开放项目不同，各国经济体不能完全进入，经济一体化受到限制。
3.统一制度的缺失。东亚区域经济合作虽然建立了“10+1”“10+3”的经济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各国之间的对话与问题的解决，有利于排除在经济一体化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东亚国家统一的经济发展制度并没有形成起来，各国之间的合作也仅限于相互对话，降低关税幅度等，这样的发展模式没有固定性与严格性，相互之间的对话也仅仅基于讨论合作的基础上，并没有严格按照一体化的标准来发展和执行，导致一体化进程缓慢。
综上所述，东亚地区一体化发展取得了一定阶段性进步，但从长远看来还存在较多问题，因此，在以后的发展中必须注重各国文化交流，增加各国之间的沟通，加强区域间经济合作，促进经济一体化发展，同时建立和完善统一的合作法律体制和制度，全面促进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高军行，全毅.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与特点[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8（05）.
[2] 陆建人.论亚洲经济一体化[J].当代亚太，2006（05）.
[3]王庭东.论东亚新地区主义[J].当代亚太，2003（01）.
[4]李建民.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战略选择的动因分析[J].社会科学战线，2006（01）.
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动因范文2
关键词：区域一体化；经济全球化；发展战略规划；城市群
一、概述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和世界城市网络中城市间竞争的加剧，当今世界城市发展已呈现城市区域化和区域城市化这一显著的变化趋势。正是为了顺应这种发展，区域一体化已成为我国规划界关注的热点课题。本文通过区域一体化发展的产生和发展动因两个主要方面的研究，认为区域一体化规划是区域层面规划领域的一次重要创新，并将对省域甚至是区域的整体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然而，我们深深感到区域一体化的战略部署还有许多本质问题，方法问题、规划思路问题及区域层面的空间治理的重要影响问题等值得加深认识。
二、区域一体化发展的理论探索
联系国内外对于城市群、都市圈及同城化的理论探索，浅析在我国经济及城市高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区域一体化的理论概念发展。
我国对城市群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初，城市群（UrbanAgglomeration）是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城市集聚与城扩散的一种组团发育的高级现象（姚士谋、陈振光，2007）。在城市群的发展过程中，核心城市与所在区域协调发展至关重要，直接影响和决定着城市群的发展进程和发展水平。
都市圈仍然是一定尺度的城市群的概念。从地理学的角度来看，都市圈作为城市经济、社会活动的载体是一个空间概念；而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它的实质是城市的经济联盟，反映为“经济区”的概念（张正康，2002）。都市圈的发展与城市群的发展从本质上来说是基于同一理论溯源的。
同城化是城市相互作用的一种新模式，是指相邻城市空间一体化、经济一体化和制度一体化的地域过程与现象。同城化也是相邻城市产业发展相互协调、商品和要素跨区流动的额外成本逐渐接近于零的经济一体化现象。同城化更是相邻城市为提升综合竞争力而主动打破城市间行政壁垒和地方保护主义的一种制度一体化现象（桑秋、张平宇等，2009）。总而言之，同城化是在两个城市或者多个城市的空间距离与产业结构互补的基础上而衍生出的一种地域现象。
城市群、都市圈及同城化这三个学术概念在关于中心城市与其周围城镇的组合及相互关系方面的表述是一致的。目前，国际上对于区域一体化还没有统一的概念与界定标准。笔者认为，区域一体化是城市群、都市圈及同城化现象的特别表征。区域一体化是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为打破传统的各城市之间的行政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限制，逐步实现资源共享、统筹协作，提高区域经济整体竞争力而提出的一种区域发展战略。从更广义的范围上来说，区域一体化表征一种超越行政区划的经济融合，强调经济要素资源的合理配置，并且意味着高程度的区域合作与融合。
三、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动因
（一）国内部分区域一体化案例
通过对沪苏、港深、广佛、沈抚、西咸、长株潭等国内具有重要意义的区域一体化案例的定性及定量分析，从而进一步研究指出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基本驱动因素，从规划发展的角度提出区域一体化形成的基本条件以便更深入的学习研究，见表1。
（二）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关键因素
基于以上对相关案例的归纳及了解，笔者认为区域一体化的驱动力的来源离不开以下几方面的条件支撑，见表2。
简而言之，区域一体化的发展离不开地域相邻、经济和社会发展等要素紧密联系，具有空间接近、功能关联、交通便利及认同感强等关键驱动因素。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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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世纪世界经济发展几大发展趋势
(一)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
经济全球化是指生产要素超越国界，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使世界各国相互依赖增强，以致相互融合成整体的历史过程。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趋势发展速度加快.其主要原因是：首先，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迅速发展，为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交往提供了空前方便的条件，导致运输和通讯成本的大幅度下降，从而推动拭骋住⒖绻蹲屎凸式鹑诘难杆俜⒄埂4哟司萌蚧魇票硐殖鲆灾段。越鹑谖诵模孕畔⒓际跷鹊迹钥绻疚靥宓男绿卣鳌5诙越⒍啾呙骋滋逑滴谥嫉氖烂匙橹稍钡脑龆嗫凸凵弦餐贫司萌蚧獭S捎嚼丛蕉嗟墓以谌谌胧澜缇锰逑抵械玫搅嗣骋鬃杂苫吹睦妫怪?0世纪90年代纷纷加入到贸易自由化体系中去。1995年1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WTO)正式运转，标志着一个以贸易自由化为中心的多边贸易体制的建立。世界多边贸易体制的确立大大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第三，跨国公司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载体在新世纪初掀起兼并重组风潮，导致其规模不断扩大，加之跨国公司的研发合作的不断发展，使跨国联盟成为跨国公司发展的新趋势，全球性公司风起云涌。据联合国统计，目前，总数已达5万多家的跨国公司及其遍布全球的数十万个子公司和附属企业，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全球产销体系。第四，信息技术的大发展大大加快了资本转移的规模和速度。通讯技术、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计算机的普及，互联网络的兴起，使整个地球日益成为一个“地球村”，不仅传统经济活动走向全球化，而且生产、服务和技术创新也明显地全球化。与此相应的社会文化、生活方式等各方面也已跨出原来的地域界限，呈全球化特性。第五，金融一体化的迅速发展，使投资在全球范围内快速移动成为可能。目前，全球金融工具多达100多种，金融资本流量大，流速快，游资多，国际外汇交易额大约日均为1.5万亿美元左右。对地产、信息、金融业的直接投资越来越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形式。
(二)区域经济集团化进程加速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加速，作为经济全球化一个阶段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迅猛发展。据世贸组织报告，目前各种形式的地区经济一体化组织有100多个，世贸组织95%以上的成员参加了一个或多个这样的地区组织。具有全球性影响的地区经济一体化组织主要有：欧盟(EU)、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亚太经合组织(APEC)。除三大板块大型区域组织外，世界还有很多地区性合作组织，如2002年7月正式成立的非洲联盟，是非洲53个国家在实现政治和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标志；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启动，为东亚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表明成员国在安全和经济领域的合作迈出了实质性步伐。
20世纪90年代以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表现出一些新特征：一是“开放性”。各区域经济集团采取更加开放的政策，在加强与非成员国的对话与合作的同时，也加强了与其他区域经济集团之间的合作。二是“复合性”。区域经济集团在不断加速自身发展，不断扩大范围的同时，区域组织间出现相互交叉“重叠”趋势，一个国家或地区往往既是某一个区域市场的成员，同时又是另一个区域市场的成员，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融通、交叉存在的“复合”局面。三是“渐进性”。主要是说区域集团的合作内容由低层次到高层次不断发展，即从加强贸易、投资联系向自由贸易区、共同市场、货币联盟方向提升。其中欧盟已经从共同市场发展为拥有统一货币的经济联盟；东亚国家也在从成立之初的地区性合作集团走向自由贸易区边缘。
(三)金融自由化发展趋势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金融市场的性质和功能发生了很大变化，它已不局限于为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活动提供服务，而是呈现出日趋独立发展的势头。国际金融活动已经成为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以外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调查，2001年以来，国际外汇市场日平均交易量仍在1.2万亿美元以上，相当于世界各国外汇储备总量的85%，是全球日商品和服务出口总值的70倍。随着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和国际私人资本的膨胀，金融衍生商品交易规模空前扩张。全球跨国的资金流通日平均量约1.5万亿至2万亿美元，比10年前增加了近10倍。世界各地的股票市场也蓬勃发展。活跃在全球资本市场的国际游资总量在7.2万亿美元以上，相当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20%。世界商业银行的外国贷款达到8万亿美元。1997年世界直接投资达3940亿美元。到2002年，世界上有162个国家(地区)间签订投资保护协定1330多个，5年间这类协定增长3倍。
(四)“知识经济”发展趋势。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飞速发展，世界经济开始了由传统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型，许多发达国家纷纷建立了面向知识经济的国家创新体系，加强了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加大了科技与知识的投入。在未来20—30年间，科学技术将会有重大的突破，从而导致一场新的产业革命。以信息技术、信息产业为主体的“知识经济”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和新的增长点。
知识经济趋势使世界经济正在经历着重大转变。其一是制造业的高技术化。计算机、电子和航空航天等高技术工业成为发展最迅速的产业。最近十多年来，美国十大类高技术产品出口以两倍于全部商品出口的速度增长。目前，制造业结构高技术化进程还处在加速阶段。其二是第三产业的高技术化。服务业已成为高技术装备的主要采购者。美国80%的信息技术产品，英国75%的计算机被服务业所采购。近十多年来，服务业的信息技术投资每年增长70%左右。服务业自身研究开发活动也日益频密，占全社会研究开发支出比重迅速上升，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迅速发展。其三是就业结构的知识化。虽然世界所有国家就业者比重最大的仍然是初级劳动力，但高度技能岗位的比重在稳步上升。员工学习终身化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学习型组织成为新技术革命背景下的基本组织形式。
二、中国面临的机遇与挑
世界经济宏观环境的发展变化对任何国家都是机遇和挑战。对经济增长持续居于世界经济增长前列的中国而言，机遇明显大于挑战。
(一)经济全球化有利于中国加速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但也将增加中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的风险和困难
经济全球化能够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推动技术、管理和信息的广泛应用和传播，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全球化主要表现为世界经济内在联系的密切性和外部互动的包容性，由它释放出来的巨大生产力动能，是推动世界巨变的根本动力。它将有力促进全球性经济结构调整、国际贸易扩大和资本流动加速。越来越多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不仅为我国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增加出口，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为我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发展壮大提供了巨大的舞台，还带来了现代管理经验和管理理念。中国企业可以更加直接地学习借鉴国际先进经营理念和管理方法，迅速跟上国际先进企业的发展步伐。同时，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经济融为统一的、相互依存的经济体系的过程，对世界格局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其主要作用是推动世界格局朝多极化的方向发展，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
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全球化是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发生和发展的，是一把“双刃剑”。这种不合理经济秩序的运行将使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进二步扩大。经济强国和跨国公司通过自身的竞争优势，加强了对国际市场的控制和影响，从而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市场贸易构成一定威胁。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经济波动的风险加大。关税税率降低以及贸易壁垒的消除，加剧全球范围内投资、生产和销售的无序竞争状态。加之各国经济的依存度加强，一国经济的兴衰对另一些国家或地区经贸发展的影响加深，甚至形成连锁反应，金融风险或经济危机传播更加迅速。大量的外资进入易于造成国内产业内部的结构性矛盾，使中国企业面临并购和竞争的压力。
(二)区域经济集团化的趋势为中国在地区事务中发挥作用提供了平台，但与地区国家建立相互依托的合作关系存在相当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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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区域主义；理论脉络；研究动态；述评
一、导入问题：新区域主义
近30年来，欧洲、美国、东南亚、非洲等地区纷纷出现区域经济整合的提议和协商，特别是有了欧洲联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立和顺利运行的典范，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各种区域贸易协议(RegionalTrade Agreement，RTA)不断涌现。根据WTO统计，最近10年产生的区域贸易协议数量与在此之前的50年成立的区域组织数量相当，在整合程度和规模上也有了质的飞跃。所有的WTO成员都参加了一个以上的区域一体化协议，世界范围内掀起了第二次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被称为“新区域主义”。
与旧的区域主义相比，“新区域主义”范围更广，更加注重一体化的“纵深层次”，不仅涉及贸易领域，而且涉及金融和对外直接投资，并扩展到政治领域的合作与协调。区域经贸安排已突破传统的地缘概念，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跨洲和跨地区的自由贸易协议。此外，还出现了诸多新型合作机制，如亚太经合组织、亚欧会议等，把更多的经济体纳入到区域经济合作框架内，充分扩大了区域经济合作的影响边界。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把区域贸易协议作为其贸易政策的核心，并赋予区域贸易协议高于多边贸易的政策优先权。另外，区域贸易协议自身更加复杂化，其贸易管理框架大多超出多边达成的贸易规制。尽管是区域性质，区域贸易协议依然呈现出扩展和联合的发展态势。
此外，“新区域主义”的发展还表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达成优惠协议的互惠性增强。在美国参加的4个区域贸易协议中，有3个是与发展中国家签订的，分别是墨西哥、智利和约旦。欧盟则把区域贸易协议视为对外经济发展援助战略的核心内容，其参加的50余个区域贸易协议中，有35个是与发展中国签订的，其中包括许多东欧国家。虽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非互惠性安排仍然存在，例如普遍优惠制(GSP)和包括《美国加勒比海经济复苏法案》(CBERA)、安第斯贸易特惠安排、欧盟与非洲、加勒比海、太平洋合作安排(ACP)、《科托努协定》等在内的特惠安排，但与互惠性的区域贸易协议相比，这些特惠贸易安排通常有期限的约束。与此同时，由于特惠贸易安排往往有利于传统低生产率部门的发展，因此可能抑制经济增长。Panagariya(2002)研究认为“欧盟的特惠安排实际上阻碍了可能促进经济更快发展的国内改革”。拉米(2002)则认为“非互惠性贸易安排导致经济活动向传统行业集中，从而阻碍工业化进程”。正由于此，欧盟愈发重视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互惠性贸易安排。
在“新区域主义”的背景下，学术研究面临着诸多理论难题和挑战。这包括“新区域主义”与“旧区域主义”在内容、深度、广度上的差别，基于比较优势的传统贸易理论对“新区域主义”的研究框架，“新贸易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对区域经济一体化动因的阐释等。
二、传统一体化理论对区域主义的研究框架
传统一体化理论对以“浅层次一体化”为特征的“区域主义”的经典研究主要依托H－O－S理论框架。20世纪由赫克歇尔(E，Heckscher)和俄林(B，Ohlin)等人开创的要素禀赋理论，经过萨缪尔森(P，Samuelson)等人的完善，形成了H－O－S理论框架。在勒纳(A.P.Lerner)和里昂惕夫(M.M.Leontief)，尤其是萨缪尔森等人的努力下，比较优势理论在以偏好、技术和要素禀赋为边界约束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中得到了系统表达。这一取得现代形式的比较优势理论一度在国际贸易理论中占有统治地位，并且成为一般均衡理论的一个分支。
从其现实意义看，这一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李嘉图基于国际技术差异的比较优势理论的补充而不是替代。近30年来新贸易理论的崛起也没有取代现代比较优势理论。目前，它仍然是西方国际贸易理论中最重要的理论基准，即使以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为基础的新贸易理论也还是以其为基准的理论创新。但是因为这一理论采用了新古典的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因而很快发展成为现代国际贸易理论中的最重要的理论。在这一理论框架下，大量研究证实，在全球自由贸易条件下，各国根据比较优势重新配置生产要素资源，促使产业结构与资源配置效益改善，由此带来福利的增加。
传统一体化理论对“旧区域主义”的研究体系极为复杂，这是由其内在的“次优”分析方法决定的。在假设条件上，这种“次优”方法消除了区域贸易协议内部贸易关税，但却保留了国内税、补贴政策和非区域贸易协议关税等扭曲贸易的因素。“旧区域主义”的核心是“关税同盟”理论，凡纳(1950)、米德(1955)和Kemp(1976)均对这一理论做出了巨大的学术贡献，该理论在方法上严格遵循了H—O—S框架下的标准一般均衡分析，研究结论认为区域贸易协议的静态福利影响由福利增进(包括贸易创造效果和贸易条件效果)和福利损害(贸易转移效果)两方面效果构成。然而，鉴于“次优”分析的性质，很难从单个成员或全球经济角度得出关于区域贸易协议效应的一般性结论。
三、新贸易理论对新区域主义的代表性研究
传统贸易理论侧重考察商品贸易和价格，而“新贸易理论”则探讨了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以外的诸多其他因素，如贸易与生产率的联系(即“新增长理论”)、不完全竞争。动态比较优势和贸易需求增加带来的效率增加等。
从某种意义上讲，决定贸易发展及贸易关系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单纯考虑区域贸易而忽略相应的政策调整显然是不够的。另外，虽然区域贸易安排的效率提升效果非常显著，但这种效率的增加占国民产值的比重并不高，而且“在伴随许多国家贸易扩张的经济增长问题上的解释力也似乎显得微不足道”。伴随区域经济一体化纵深发展所产生的“新贸易理论”，试图超越基于比较优势、资源重新配置和效率的传统分析框架，从寻租理论、政治经济学分析、博弈理论、产业组织(特别是不完全竞争理论)、规模经济、地缘理论、开放宏观经济学、区域主义与多边主义的关系等更广泛的视野内探讨区域经济整合问题。
(一)市场不完全竞争理论
在“新贸易理论”框架下的不完全竞争、博弈论和产品差异化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十分丰硕。例如，Francois(1994)利用纳入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fi，um，CGE)研究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影响。Wintera(1997)借助不完全竞争模型来分析区域贸易协议的贸易条件效果，认为“通过计算非成员国向成员方的进口变化来研究福利问题的做法是不正确的”，他建立了一套理论模型来研究区域贸易协议对非成员福利的影响，认为这种影响取决于贸易条件的变化、产量水平、企业数量、现存的贸易约束以及外资的影响。Winters and Chang(2000)则借助该理论模型分析了区域贸易协定成员与非成员之间存在“伯川德”竞争条件下的贸易条件效果。Winters and Chang(2000)考察了西班牙加入欧盟后，西班牙从主要OECD国家制成品进口价格的数据，发现优先出口商会提高含关税价格，而非成员则会降低含关税价格。
(二)政治经济学与利益集团理论
贸易政策往往是不同利益集团各方竞争的结果。Grossman和Helpman(1994)研究认为区域贸易一体化政策是一国政府的政治需要，也是域内各种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集团彼此较量的政治产物。由于区域贸易一体化带来的利益或竞争压力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一些利益集团，尤其是获益者将会尽最大努力游说政府决策者，以便通过有利于自己的区域贸易协议或出台相关的政策措施。
一般而言，受进口竞争压力的生产商通常易于形成一种利益一致的利益集团，而相反，出口商则较难形成一致的利益集团。从贸易壁垒保护的利益获得者分析，则进口替代产业生产商易形成反对进一步自由化协议的联盟，出口产业部门则显得相对弱小，很难影响政府决策。Grossman和Helpman(1995)在此前研究结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将自由贸易谈判描述为“一个向各国利益集团提供充分平衡的过程”，“自由贸易区的设立是为了保证每个成员方都有足够多数量的出口商从贸易协议中获得利益，并给予政治上的支持。”
对生产商利益集团来说，区域一体化与单边非优惠贸易自由化比较则是具有吸引力的政策选择：因为，第一，它使国际竞争仅有限增加，其带来的竞争者有限，仅限于区域内的贸易伙伴，而不像单边非优惠贸易协议，不能带来最直接的利益。第二，通常区域协议是互惠的，在开放市场的同时可以获得贸易伙伴市场的开放。而在区域贸易安排下，贸易伙伴市场却是相对于其他国家市场是被保护起来的，这种贸易转向有利于生产商集团利益的增加。Grossman和Helpman研究认为“区域贸易协议的政治可行性需要可能与社会可取性相违背”，特别是当贸易转移效果带来出口增长，以至于区域贸易协议以牺牲广大纳税人的利益为代价来维护少数生产商集团的狭隘利益时，这种区域贸易协议是损害福利的。贸易转移效应增强了政治上的可行性，但有可能引发各国纷纷签署带有贸易转移效应的区域贸易协议的现象。
国内生产者和出口商形成的利益集团影响国家贸易政策，他们对于贸易伙伴国的贸易政策转变十分敏感。一旦贸易伙伴的贸易政策发生变化，国内利益集团就会重新审视本国的贸易政策，加快推动本国同相关国家建立区域贸易集团或直接参加现有的区域贸易集团，激发区域贸易集团接连发生，并且导致分散的区域贸易集团向核心贸易集团靠拢，从而产生了“多米诺效应”(Domino Effect)。Baldwin(1995)认为，集团的扩张取决于已有成员方允许外来者进入的意愿和集团外国家寻求进入的激励。他假设潜在进入者进入一个贸易集团会面临“非经济(Non—Economic)”成本。而这种非经济成本会变得越来越高，这就意味着随后寻求进入集团的国家会要求越来越高的经济激励。Baldwin(1997)进一步研究指出，区域贸易协定的贸易和投资转移效应会激发非成员的政治经济意愿和压力，“他们可以选择加人已有的贸易协议，或彼此之间签订新的贸易协议”。这种政治经济压力将导致贸易协议规模的扩大。由于被区域协议排斥在外的国家往往会发起更加强大的游说攻势，因而利益集团对区域协议的反应是“非对称”(Asymmetric)的。另外，被区域协议排斥在外的国家内部主张自由化的力量往往会增强，这一过程最终会促使各国纷纷降低双边贸易壁垒。
(三)发展战略理论与新增长模型：理论与实证
1 新区域主义与经济发展战略的关系研究
“新区域主义”为解释发展中国家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动机提供一个充分的研究框架。Ethier(1998)认为，20世纪90年代签署的区域贸易协议已超出了商品贸易自由化的维度，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和趋势。首先，区域贸易协议往往表现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联合；其次，发展中国家加入自由贸易协议后，往往会强化自身的贸易自由化改革，包括贸易和宏观政策等领域的改革，例如中欧国家加入欧盟以及墨西哥加入NAFFA后的国内改革就是很好的例证。最后，区域贸易协定很少单纯涉及贸易壁垒，大都不可避免地触及更深层次的经济整合。另外，区域经济一体化通过技术转移、知识外溢、市场扩大和规模经济等渠道提升规模效益，从而促进“分工细化”，进而刺激生产率增长。
根据Melo和Robinson(1992)提出的贸易生产率外部性(Trade Externality)理论，一个行业(或部门)的出口增长与该行业(或部门)总要素生产率(TFP)增长间存在着外部联系。从进口角度来看，中间产品和资本产品的进口与部门的总要素生产率紧密相连。从出口角度来看，出口总量的提高能够提高整个经济体系的资本投入效率。Ethier(1998)对“新区域主义”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深层次经济整合中的作用的论述中，突出强调了适当的“发展战略”对于发展国家的意义。Schiff和Winters(2003)围绕区域贸易协议对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展开过详细论述。贸易扩大已成为成功的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对此学术界已形成了有限的共识。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试图探讨贸易量与生产率之间的关系。Coe，Helpman和Hoffmaister(1997)对77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进行研究后发现，发展中国家通过向发达国家的机器设备出口，从相应的研究与开发活动(R&D)中获得了显著的“技术外溢”利益。他们估测，机器设备进口占GDP的比重增加1个百分点，会引起总要素生产率增加0.3个百分点。弗兰克和罗默(1999)则研究了98个国家的样本数据，发现贸易占GDP的比重提高1个百分点，总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会增加2个百分点。
然而，贸易或经济开放程度本身对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仍是学术界激烈争论的问题。罗迪克等(2002)认为制度因素是经济增长的最佳解释，其研究发现虽然贸易与有效的制度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但在剔除了制度和地缘因素后，贸易对国民收入的影响是不显著的。Rodriguez和罗迪克(1999)则认为由于数据质量参差不齐，加之实证方法存在诸多问题，实证研究往往夸大了经济开放度与收入增长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而且贸易的外部效应往往是基于经济变量与收入变量之间的宏观联系，Rodriguez和罗迪克在此基础上对已有的实证研究结果提出质疑。
2 区域贸易协议投资效应的探索
随着区域贸易协议或更高层次区域经济一体化，区域内的市场壁垒降低，市场扩大，也增大了区域内外投资者投资面临的竞争压力。大量的实证分析和事实可以表明，区域贸易一体化形成后，由于区域外国家不能与区域内国家一样享受优惠关税，因而迫使其只能通过扩大在域内的投资来获得市场，或者被迫放弃该市场或采取其他次优的竞争策略，从而有利于域内成员吸引外资，亦即“投资创造效应”。当区域贸易协议成员间组成经贸规模可观的巨大市场时，区域外厂商可能通过对区域内某一成员的投资进入这一巨大市场，这必然为区域内成员吸引外资创造了良好条件。另外，在“新区域主义”的框架内，作为区域贸易协定成员的发展中国家与非成员国家竞争来自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从而产生“投资转移效应”。
实证研究表明，伴随着欧洲统一大市场的形成，欧盟出现外资的大量流入。欧盟委员会于1998年“单一市场回顾”中指出，1982—1993年间，欧盟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人中的份额从28％上升为33％。在南美洲，南方共同市场的成立增加其了成员国的外资流入，南方共同市场国家吸引美国投资的存量从1993年的3.9％上升到1995年的4.4％，阿根廷、巴西、巴拉圭、乌拉圭的外资净流入均有明显的增长。由于贸易壁垒的取消和其他市场限制的放松，使区域贸易协议成员国在区域内仍然享有得天独厚的竞争优势，也诱使其对域内产业的投入增加，以便适应变化的竞争环境。因为区域贸易协议的签署，意味着产业发展环境的改善，内部成员公司间交易障碍的取消或减少，必然使其交易成本降低，增强对区域内部投资的信心，不仅有利于增加投资，更有利于增强本地企业的竞争力。
3 区域贸易协议强化各成员的贸易自由化：一种承诺机制
许多研究成果表明，区域贸易协议也可有助于强化各成员国内的改革意识，因而其贸易自由化改革也成为政治议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通常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区域贸易发展历程中表现较为突出。发展中国家希望通过内部改革，为吸引外资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以便引进全球先进技术和专业经验。当然，区域贸易协议的“投资效应”所带来的利益必须足够显著，才能克服特殊利益集团的抵制。
一般而言，任何改革通常都有可能逆转，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改革亦不例外。而投资者对投资和贸易自由化的持久性和信心对其投资行为影响巨大，在对改革的持久性缺乏信心时，通常其投资的愿望则大大降低。如果投资减少或无投资，则政府通常可能面临巨大的日益增加的改革压力。逃避这一陷阱通常需要采取制度性的措施，以使投资者相信政府的改革决策，并将会锁定改革措施，即建立所谓的“承诺机制”，从制度安排上让投资者或工商界对政府政策放心。而区域一体化协议则是一种良好的“承诺机制”。
在区域贸易安排下，贸易自由化是精心设计的一系列建立在互惠基础上的承诺机制：一国降低关税或取消非关税措施是以贸易伙伴的相同行为作为条件的，也即要享受权利必需履行相应的义务，这套自我实现的规则是富有效率的。尤其是当贸易伙伴间贸易关系比较密切时更是如此。因为当彼此间的贸易量较大，贸易依存关系较密切的情况下，如果一国不对贸易伙伴履行相应义务，就相当于自己承诺不进入对方市场，反之，则需同时按区域贸易安排实现贸易自由化。
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动因范文5
一、地区经济一体化对国际分工的影响
国际分工是产生国际贸易的基本原因，国际贸易又进一步加深国际分工，解释贸易的理论都是以阐释分工为基础的，贸易理论的发展主要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比较利益理论。李嘉图认为，各国应致力于生产其相对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的产品，并以之出口换取其相对具有较低劳动生产率的产品；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则表明，商品价格差异是贸易的基础，要素价格差异是产品价格差异的根源，各国应出口密集地使用本国丰富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商品，并以之出口换取密集地使用本国所稀缺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产品。二是新贸易理论。以克鲁格曼、赫尔普曼等人为代表的国际经济学家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差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动因之一，但该理论仅解释了要素禀赋具有差异国家之间的产业间贸易，而现实中有相当一部分贸易是发生在经济特征相似国家之间的贸易，新贸易理论从两个方面分析了其产生的原因，其一是着眼于规模经济与产品差异化，以边际成本递减作为生产分工与集中的理由，其二是用不完全竞争及其市场细分策略来解释这类贸易与国际分工，说明规模收益只要超过运输成本，生产应有集中化的趋势，并且市场规模越大、“学习曲线”效应越明显的行业，成本就会越低，以此为基础的生产分工与选址，不再决定于比较优势与要素禀赋，而是历史因素与政府政策等因素作用的结果。
从以上理论出发，分析经济一体化在贸易流向与产业组织结构两方面对分工的影响，可以发现具有以下几方面明显的效应：第一，市场规模效应。一体化以后，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壁垒降低，因而无论从市场范围还是消费者效应来说，都有效地扩大了市场的规模，相似要素可以更密集地使用，按照一国都趋向于出口在本国市场上占有较大份额产品的原理（克鲁格曼、赫尔普曼，1985），一体化区域将具有增加对区外出口的倾向。第二，市场竞争效应。贸易壁垒降低将导致区内市场竞争激化，减少寡头垄断，降低区内市场细分的程度，可以强制地带来经济效率的调整。第三，规模经济与专业化分工的效应。市场规模扩大以后，企业可以通过做大规模降低成本，一些厂商能够从事更多的工厂专业化分工，减少每个工厂生产的产品种类，降低服务成本，增强出口与区域内进口替代的能力。以上三方面都将增加一体化区域的区位优势，增加一体化区域内部分国家的竞争优势，引起区内投资格局的调整与区外对区内投资的增加。
从贸易对分工的影响来看，传统贸易理论与新贸易理论的分析有三个共同点：一是产品都是由一国国内的企业生产的；二是贸易保护的对象都是一国的产业、产品及其生产的企业；三是要素在地区间不流动。但如果以跨国公司的跨国一体化经营为分析背景，以上三点结论就需要重新推敲，国内有学者将跨国公司内中间产品的贸易、对外直接投资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贸易与投资的融合概括为贸易投资一体化现象（张二震、马野青，2002），得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我们认为，分析贸易投资一体化对国际分工的影响，可以以要素的跨国流动与各国同类要素的异质性为基础，当跨国公司实行跨国一体化经营时，跨国公司的管理、技术以及品牌都可以成为投入的要素，地区经济一体化降低了贸易壁垒，有利于要素与中间产品的国际流动，从而推动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依据各国的要素差异进行不同的价值增值环节的选点布局，一国科技型、管理型以及高素质劳动力较多，将有利于价值增值环节大的生产投资与研发机构的建立，低素质低技术的劳动力较多，将有利于一般加工型生产环节的建立。贸易投资一体化使产品乃至产业失去了国家的界限，在中国生产的产品不能再说是由中国制造的，但国际分工仍存在，不过分工不以产品、产业为标志，而以国家之间的要素差异为标志，以要素创造的价值增幅为标志。以这种分工为基础的贸易，结果不是要素价格的均等化，而是其差距的扩大，如跨国公司专门将技术研究与开发中心、价值增幅大的生产环节放在本国，而把生产的组装等劳动密集型工序放在中国，或仅建立适应中国市场的技术应用中心，中国将专门成为成熟技术的生产加工基地，长期下去中国的知识型管理型人才收入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将越来越大，造成人才培养的困难与人才的流失，进而掉入要素低水平成长的贸易陷阱。
对一体化国家而言，区域经济一体化扩大了区域内的市场，降低了区域内同类生产要素流动的障碍，增加了同类生产要素尤其是知识型管理型人才的聚集，这都将增加区内的区位优势，提高以贸易投资一体化为基础的国际分工层次。但对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而言，跨国公司的生产选址将非常重要，使价值增值幅度大的生产环节落址于本国，通过对知识型人才的需求来实现本国有竞争力要素的持续增长，将成为各国贸易保护的新目的。吸引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不仅要有量，而且还要有质。
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投资效应，国际经济学界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前，分析总是以一体化对新贸易格局的影响作为基础，20世纪80年代中叶以后，随着新贸易理论的创立，市场结构、产业组织的理论被植入国际贸易的分析，因而投资效应的分析就以产业组织的行为分析作为基础，贸易投资一体化基础上的贸易与投资行为主要还是以寡占反映战略为主，在方法上仍属产业组织的行为分析，下面我们以这两个阶段为界分而述之。
二、从国际贸易的角度进行的分析
区域经济一体化带来的跨地区跨集团的直接投资以及跨国公司的战略联盟策略，从根本上来说将成为打破地区封锁抑制排他性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当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从以降低成本为目标的要素寻找型向市场开拓型转变后，国际贸易的作用将是长期的基础性的。从贸易的角度分析一体化对投资的影响，出发点是一体化对资源配置的经济效率与福利的影响，理论基础基于比较利益之上的专业分工，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部门间或产业间的区域内部贸易的增长，市场规模以及规模经济都成为一体化收益的主要来源，经济特征相似的国家都可以在专业化分工中收益，从与一体化之外的国家贸易条件的改变中获益。分析一体化对贸易的影响，主要采用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考虑关税、配额和其他贸易障碍降低后对相对价格的影响以及价格对贸易商行为的影响。由于影响相对价格的行为因素很多，如政策、收入等，因而不联系具体产业与产品是很难下具体结论的，但总体的分析可以提供基本的分析方法与思路。
美国经济学家J·瓦伊纳于1950年提出了“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这两个基本概念，用以反映贸易对一体化的反应，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1966)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投资转移”与“投资创造”，用以反映外部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对区域一体化贸易流向的反应，由此奠定了这一领域的基本分析框架。
金德尔伯格认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经营战略表明，一体化组织的贸易流向对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向和流量产生影响，形成投资创造效应与投资转移效应。投资创造是由贸易转移引起的，一般而言，关税水平越高的国家，一体化后贸易转移效应越大，该国将从成员国进口成本更高的产品，消费者获得价格相对较低的产品，但国家失去部分甚至全部关税收入。如中日组成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中国可能以从日本进口汽车来代替从世界其他地区的进口，但别国厂商自不会坐以待毙，中国厂商也不能面对新格局而束手无策，由此形成的区外非成员国对一体化区域内的直接投资和区域内成员国之间的直接投资的增加即为投资创造，区外的跨国公司在一体化内部建立“避税工厂”(Tariff-exemptfactory)，并向一体化市场供货，以维护其原来以出口方式占领的市场份额，同时，由于区域内贸易自由化使市场扩大与需求增加，为厂商带来了新的市场机会，一体化内外的跨国公司互相竞争以追求潜在的规模经济效益，也会增加在区域内的直接投资。
投资转移是由贸易创造引起的扩大了的外国直接投资，贸易创造的产生主要受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成员国的数量，数量越大，表明市场越大；平均关税水平的降低程度，平均关税水平越是降低，同盟越可能趋向贸易创造；成员国经济的竞争程度，受保护的同类企业的单位生产成本差异越大，贸易创造效应越大。贸易创造的产生来源于规模经济与专业分工，为从一体化经济中获取规模经济和专业分工的收益，需要进行生产的重组，由此引起区域内直接投资布局的调整与资源的重新配置以及区外外国直接投资的增加，产生投资转移。
投资创造与投资转移根源于一体化的规模效应与市场统一效应，相对于区外国家而言，一体化内部的总收益无疑是提高的，尤其是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对发展工业的偏好，其收益更具有长期意义，但对一体化内不同的国家而言，其收益是不对等的，模型分析表明(PeterRobson,1998)，一体化区域内产业在国与国之间转移是必然的，甚至存在产业全部向一国偏转的可能，因而认真研究一体化成员国之间的相互优势及产业分工趋向，制定适当的补偿机制就成为一体化的重要制度内容。
三、从产业组织的角度进行的分析
由于生产全球化的发展以及跨国公司为适应区域经济一体化而进行的跨国投资战略调整，建立在地理意义上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概念的界限已变得模糊起来，因而以地理概念为基础的金德尔伯格的二分法就难以反映外国直接投资之间的全部复杂问题，随着新贸易理论的兴起，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以占领市场为导向的寡占反映战略就成为解释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
这种方法着眼于一体化从哪些方面影响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其分析一般以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为依据，该理论认为，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取决于以下三个要素的组合：第一，所有权优势。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应具有某种垄断优势，以抵消在陌生环境中经营所需增加的额外成本，一般业主的无形资产与规模经济都可能体现特定的所有权优势，其内容主要包括研究与开发能力、管理能力、获取信息能力、营销技巧、特殊的组织结构以及进入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市场的便利条件等。第二，内部化优势。制度学派认为企业作为一种科层组织，与外部市场相比具有减少交易成本的优越性，根据邓宁的分析，国际市场的失效主要有两类，一是结构性失效，如贸易壁垒的存在与无形资产的溢出效应影响外部市场的形成和发育；二是交易性失效，如交易渠道不畅及国际市场经营风险过高都将提高交易的机会成本，交易成本提高促使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将外部市场内部化。第三，区位优势。区位优势来自东道国特定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如自然资源的禀赋、社会文化、法律、政治和制度环境，以及政府通过立法或行政政策所提供的优越条件等，这些因素不是跨国公司特有的，但跨国公司可以不断适应它，利用它。
将以上三个方面结合起来可以合理清楚地解释国际生产的组织形式，所有权优势决定了“谁”来生产，内部化优势决定了“怎样”生产，区位优势决定了“在哪里”生产。而一体化从规模性、结构性与交易性三个方面增强了区域内国家在以上三个方面的优势。贸易壁垒的降低尤其是专用性资产、中间产品及要素流动壁垒的降低，提高了跨国公司内部化的能力，一体化后的区域市场是一个多民族、多国家的市场，具有文化、政策等多方面的差异性与复杂性，为区域内的跨国公司提供了国际经营的学习机会与条件，使一部分区位优势转化为所有权优势(MiraWilkins,1991)，一体化最为突出的还在于它凸显了区域市场的区位优势，拓宽了市场的范围，加大了经济的总体规模，提高了经济的抗震性，能使经济周期的波幅减少，周期拉长，降低了国际贸易中的许多不确定性，对于一体化的小国来说，生产的种类可以减少，规模可以加大，生产的某种地理分工变得更自然，一体化产生的规模经济尤其有利于那些在大工厂中应用的重要生产要素，如某些类型的技术和管理人员，这也成为跨国公司对区内投资的重要原因。
将直接投资的增长与企业的战略对策结合的分析认为主要有四种形式的战略投资对策(Yannoponlos,1990):(1)防御性进口替资，也叫“桥头堡投资”或“跳越关税”的投资，是外部企业对一体化贸易转移效应的一种对策，反映了一个企业为维持在一体化经济中的市场份额从以贸易为基础的战略向以投资为基础的战略的转变；(2)进攻性进口替资，亦称出口导向投资，它以一体化对竞争效率、收入水平、增长和创新的影响为依据，投资的动机在于利用地区一体化所造成的市场扩大和需求增大的势头，是企业抢占市场进一步扩大在该地区的市场份额的一种战略投资；(3)重组投资，又叫合理化投资，即生产经营的布局按一体化后更自然的区位优势重新组织所进行的投资，因为贸易壁垒消除以后，各成员国的比较优势成为资源重新配置的主要依据，生产活动将向成本较低的地区集中；(4)寡占反映投资，指当地企业面对外部跨国公司直接投资进入该地区，为保持自身的竞争力和市场份额，也必须通过做大规模进行回应，从而刺激其通过直接投资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
从产业组织的角度分析一体化对直接投资的效应，最主要在于强调它对工业效率的影响，这可能是比资源配置效应更为重要的一种收益来源，因为从贸易的角度所作的分析是在完全竞争的框架内展开的，而从产业组织的角度所作的分析强调的是以不完全竞争为框架，分析一体化对厂商竞争行为的影响。鉴于一体化后兼并与收购将成为主要的投资方式，因而如何规范本国企业与跨国公司的竞争与垄断行为，就成为新的更重要的课题。
四、启示与结论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参与经济一体化必将有得有失，但一般总是得大于失，这是双赢、多赢的博弈，而非零和博弈，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向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一体化分工的格局趋向，也是利益分配的重要导向，一国要从一体化中获得有益的分工，就要从比较优势、竞争优势以及竞争性要素的持续增长等几个方面来引导国际直接投资的方向，从以上贸易与产业组织两方面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分析来看，我们认为中国参与经济一体化主要应处理好以下三方面的关系：
1.处理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依照传统贸易理论，中国是简单劳动力要素的供给极其丰富的国家，几乎可以说具有无限供给弹性，因而一体化后，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将有向中国集中的趋向，依照新贸易理论，生产也有向平均成本低的国家集中的趋向。但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向别国开放市场也具有诱人的利益，当中国与东盟拟建立自由贸易区时，日本不无妒忌地宣称，为了享受中国对东盟出口的零关税，日本企业可能进一步向中国投资，为了同样的理由，日本可能将已或拟向东盟的投资转向中国（冯昭奎，2002），其实，中国与东盟都大可不必为此而担心，制造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国转移的趋势是存在的，但制造业的产品丰富多彩，千差万别，只要一体化内的商品比要素多，要素价格就有均等化的趋向（赫尔普曼、克鲁格曼，1985），如果其生产全向一国集中，则比较优势的天平将向另一面倾倒，况且生产同样的商品对要素的组合方式仍有差异，可以起到平衡各国生产要素供给的作用，东盟即使生产的种类减少了，但贸易壁垒的降低使中国辽阔无边的市场向他们优惠开放，从美加墨自由贸易区的运转来看，自由贸易的协定尤其有利于小国，因为他们的增长与繁荣有了更多的空间(ShyamalenduSarkar,2001)。对东盟而言，中国是竞争者，也是有利的合作伙伴，其合作的空间将主要在制造业、电子、通讯等产业内部的分工与贸易，由于这些产业的发展取决于最初的生产与更大的市场份额，因此实证分析这些产业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的分工布局将对资源的配置起导向作用。
2.处理好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外国跨国公司的关系。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的分析表明，一体化后的市场将成为有实力的跨国公司角逐的场所，其第一阶段的投资将是对资源重新配置、生产合理化布局的反映，第二阶段的投资则是实现企业的快速增长和加强对市场的控制，而兼并和收购当地企业便成为其迅速占领市场的最有效的手段。面临外国跨国公司的竞争，我们在不同的产业市场结构中应有不同的应对之策，具体而言，在规模经济较显著的行业，如汽车、化工、金融、民用飞机等部门，在收入需求弹性较大的部门，如电子通讯、计算机、药品等部门，其产品的技术含量较高，企业兼并的国际化倾向也明显，因而应鼓励国内企业实现并购，形成产业组织的集中化，以大企业与跨国公司合作，而在规模经济不明显、生产处于成熟阶段、生产技术已标准化、需求收入弹性较小的部门，如纺织、服装等，应以鼓励竞争为主，制定较严格的反垄断管制，这种按产业结构的差异制定垄断管制的双重标准是许多国家和地区包括欧盟都采用的方法。
3.处理好具有核心竞争力要素的培养与跨国公司一体化经营的关系。在跨国公司全球一体化经营的战略下，中国既要发挥简单劳动力丰富低廉的比较优势与跨国公司的优势资源相结合，也要发挥中国优秀人才的竞争优势与跨国公司的优势资源相结合，既要有生产加工中心，也要有技术中心。在贸易投资一体化的背景下，要保护本国有竞争力的要素在本国有就业机会，有获取高工资的机会，要力争让跨国公司的价值增值幅度大的生产环节，具有核心创造力的研发活动在中国展开，如法国在药品生产行业就规定在当地建立研究与开发机构是外国投资进入法国市场的先决条件。无论是国内企业还是国外跨国公司，只要能对中国关键的核心生产要素付高额报酬，都应受到鼓励，这是从根本上获取关键产业的自我发展能力，关键要素与技术的持续供给能力，这样，中国经济才能具有“独立于一体化经济中的能力”。
【参考文献】
[1]赫尔普曼，克鲁格曼.市场结构与对外贸易.上海三联书店，1985.
[2]克鲁格曼.克鲁格曼国际贸易新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3]张二震，马野青.贸易投资一体化与当代国际贸易理论的创新.福建论坛，2002,(3).
[4]高乐咏.一体化进程中的政府与企业.山西经济出版社，1999.
[5]冯昭奎.10+3：东亚自由贸易区之路.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3).
[6]Kindleberger.c.p.EuropeanIntegrationAndTheInternationalCorporation.
ColumbiaJouralOfWorldBusiness,Vol.1.1996.
[7]PeterRobson.TheEconomicsOfInternationalIntegration.Routledge,1998.
[8]MiraWilkins.TheGrowthOfMultinationals.EdwardElgarPublishingCompany.
1991.
[9]Yannopoulos.G."ForeignDirectInvestmentAndEuropeanIntegration".Jounal
OfCommonMarketStudies,Vol.28.1990.
[10]ShyamalenduSarkarAndHongY.Park"ImpactOfTheNorthAmericanFree
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动因范文6
[关键词] 区域货币合作 最优货币区(OCA)理论 区域货币一体化
在世界经济尤其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区域货币合作已成为国际金融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并在部分国家和地区出现尝试性实践，其中欧盟的区域货币一体化进程最引人注目。与区域货币合作直接相关的理论是最优货币区理论(简称OCA理论)。本文介绍了区域货币合作的主要理论――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历程，对迄今为止几个影响较大的区域货币合作案例进行剖析，通过对欧、美、非三种货币合作的比较后，认为区域货币合作是今后一段时间内亚洲货币金融合作的重点，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是区域货币合作稳步推进的保障。
一、区域货币合作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1.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历程。根据《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定义，最优货币区(OCA)是这样一种区域，在此区域内，“一般的支付手段或是一种单一的共同货币，或是几种货币，这几种货币之间具有无限可兑换性，其汇率在进行经常交易和资本交易时互相钉住，保持不变；但是区域内国家与区域以外的国家之间的汇率保持浮动。”
1961年9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他著名的《最优货币区理论》一文，以全新的视角看待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问题，他从一个崭新的角度研究汇率和货币区，开创了观察汇率问题和货币区的全新视野，触发了有关“最优货币区(OCA)”理论的大量文献。蒙代尔提出用生产要素的流动性作为确定最优货币区的标准，所以有人将他的OCA理论称为要素流动论。
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提出之后，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界的密切关注，也引起了更多经济学家对有关最优货币区判断标准的讨论，促进了最优货币区理论的进一步发展。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学者们对最优货币理论的讨论大多集中在最优货币区的构成条件上，这些讨论从不同的侧面发展了最优货币区理论。
1963年，罗纳德・麦金农 (R.I. McKinnon )提出了把“经济开放度”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又一评价标准，即一国生产或消费中贸易品占社会总产品的比率。1969年，彼得・凯南 (P.B. Kenen) 在《最佳货币区：一个折衷的观念》提出，经济高度多样化的国家是货币区的更为理想的参与者。詹姆斯・英格拉姆（J・C・Ingram，1969）指出，为了达到货币区的最优化，有必要考察经济社会的金融特征，并提出以“国际金融高度一体化”作为最优货币区标准的观点。哈伯勒 (C・Haberler，1970)和弗莱明（J・M・Fleming，1971）分别提出把“通货膨胀率的相似性”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标准，即通货膨胀率接近的国家更适于达成货币一体化。1976年，爱德华・托维尔 (E・Tower)、托马斯・维利特(T・Willet)和弗莱明强调把“货币区成员国之间的政策相似性”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标准。
但是，以上这些研究也不可避免带有一些局限性。首先，这些标准都有一定的片面性。其次，有些标准难以量化，缺乏实际上的可操作性。第三，这些理论在强调组成货币区的正面效应时忽视了一国加入货币区的成本问题。加入货币区在给一国带来收益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定的成本；特别是，货币是一国经济的象征，加入某一货币区即意味着该国对其的放弃。因此，成本和收益的权衡对一个考虑加入货币联盟的国家而言，具有现实的重要意义。
2.最优货币区理论的进展。传统的对最优货币区的研究视角是短期的、静态的，侧重于现实约束对汇率制度选择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后，滨田宏一 (Hamada，1985)研究了一些国家加入货币区的福利含义。而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新理论加入了私人部门的自由选择权和自由放任思潮。克鲁格曼和奥博斯菲尔德(Krugman & Obstfeld，1998)也对该理论的研究做了总结，并提出了通过GG一LL模型判断加入货币联盟的时机。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现实世界一体化和区域化发展趋势的增强，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逐步从相对孤立的宏观经济稳定转移到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共同发展上，汇率制度本身越来越成为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政策工具。新的研究不仅放宽了对于价格和市场竞争性的假设，综合了各种关于最优现实标准的探讨，而且提供了从动态视角阐释”最优”的研究思路。区域一体化发展和区域对称性的动态联系，成为主导最优货币区成本一收益判断的主要因素，对于区域货币合作前景的判断，从关注成本――收益的现实约束状态，放到关注区域货币一体化发展和实质经济一体化发展，以及同区域内部对称性增强之间的动态前景上，研究的视野更加宽广。
二、区域货币合作的主要实践
1.欧洲货币一体化。早在20世纪50年代起，欧洲联盟（欧洲共同体的前身）就开始了进行货币一体化的尝试，一直到2002年1月1日起欧元正式流通，成为欧元区各国惟一的法定货币。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实现是世界货币史上的一个创举。正如欧洲中央银行前行长杜伊森贝赫所说，欧元是欧洲人民联合的象征。
随着欧元区资本市场不断一体化发展，欧元区国家投资者，尤其是政府部门更愿意在欧元区而非国内市场借债，单一货币欧元为在国际市场融资带来的优势，同时投资银行费率的降低和投资者倾向于通过国际市场进行投资组合分散风险也带动欧元区的债券发行的增长。以欧元发行的国际负债额已经远远超过以美元发行的国际负债额，成为全球最大的发行比重。伴随着欧元区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巨大的具备较强流动性的金融市场的形成，欧元拥有了挑战美元作为最大储备货币的潜力。由于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尤其是亚洲国家的中央银行在将外汇储备多元化时越来越青睐于欧元。2006年末，美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降至约64.7%，而与此同时，欧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从1999年17.9%升至2006年底的25.8%。随着近年来欧元兑美元的汇率水平屡创新高，欧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也会不断提高。
2.拉美国家美元化。拉美国家货币美元化的内涵，从经济学角度来解释，就是通常所说的“货币替代”现象 。“货币替代”是指一国居民因对本币的币值稳定失去信心，或本币资产收益率相对较低时发生的大规模货币兑换，从而外币在价值储藏、交易媒介和计价标准等货币职能方面全部或部分地替代本币。在经济易发生动荡的拉美国家，为寻求本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实施美元化政策，使美元具有和本国货币同等的法定货币资格，由此形成了特有的美元区域化现象。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政策制定者早就提议在西半球建立美元集团，NAFTA的贸易伙伴们在许多贸易中已经大量使用了美元。 根据统计，已经有包括阿根廷、秘鲁、乌拉圭、厄瓜多尔、墨西哥、多美尼加等多个国家已成为高度或中度美元化国家。
地区经济一体化是拉美经济“美元化”的重要动因。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拉美国家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不断加强区域内联系与合作,以增强抵御外来冲击的能力。南方共同市场、安第斯共同体、美洲自由贸易区等经济协作体的建立,就是这种合作的体现。地区经济一体化,特别是贸易一体化推动了货币一体化。当贸易关系加强时,同主要的经济伙伴分享一种共同货币自然会带来利益,因为利用汇率差别转移资本的成本会变得更高。2005年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加强了拉美同占统治地位的美国市场的贸易联系,并加速了这个地区的“美元化”。
3.非洲区域货币合作。非洲的货币合作最早起源于殖民地时期，法属殖民地和英属殖民地的各类国家群体联合进行了共同的货币制度安排。当时实行的货币制度安排主要采取两种方式:英属殖民地国家的货币钉住英镑，并由英镑支持，当地政府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殖民行政当局凭借在英国政府储备投资的利息而获得领地特权收入;而法属殖民地的法郎也是钉住宗主国法国的法郎，且殖民地的货币发行最终是由法国财政部的可兑换性保证和对政府借贷融资幅度的限制来支持的。
非洲法郎区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货币、经济和文化区域，是世界上惟一一个融合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真正的地区性货币体系。非洲法郎区货币合作的模式是在原法属殖民地的法郎联盟逐渐扩展基础上组成了非洲法郎货币联盟。该种模式的特征是：从技术层面上讲，法郎区是一个具有内外联系的货币体系。从政治层面上讲，法郎区则是各成员国政府所支持的合法组织（张延良、木泽姆，2002），它以一种国家责任的方式实施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是不发达金融合作体系的典范。
三、区域货币合作给我们的启示
从区域货币合作理论和以上实践的历史回顾，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1.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是区域货币合作稳步推进的保障。欧洲、非洲单一货币的实践使区域货币合作由汇率合作上升到了统一货币管理的阶段。区域货币稳定的前提是经济趋同和政策协调，这是货币联盟取得成功的关键，也是欧元对国际货币制度改革的最大启示。从欧洲货币联盟的运行机制上看，它具有布雷顿森林体系所完全没有的强有力的、超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权（分别由欧洲央行和欧盟委员会承担），这是以欧元为中心的统一汇率制度运行的基本保证。亚洲货币合作必须借鉴其经验，建立具有国际主义精神、能牺牲各个国家局部利益从而确保全局利益的超国家机构，制定、执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区域结构政策，协调、监督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
2.欧元的出现，纠正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过分强调全球性货币合作而忽略了区域性货币安排的弊端，它启示我们，全球范围的货币合作可能从区域货币合作和货币一体化迈开实质性步伐，从而为全球货币的统一奠定基础。区域货币合作可以有效地抑制投机资金的冲击。欧元的产生突破了以往国际货币合作仅限于汇率合作的传统观念和做法，使创新后的货币体制更富有效率。而从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实践看，法、德两大主要国家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必须有几个主要国家的支持，这对当前尚处于起步阶段的亚洲货币合作来说是一个有益的启示。亚洲在推进货币合作进程中，应该加强该地区两个经济强国――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合作，发挥主要国家的作用。
3.美元化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首先，它预示着国际货币体系将成为以美元、欧元等少数货币的新格局，以致汇率风险主要集中在美元与欧元之间。其次，它导致了货币这一传统的国家要素从国家中分离出来。再次，它暗含着经济全球化的归宿终将为两极化或三极化而非多极化。
4.非洲区域货币汇率合作给我们的启示是:一项国际经济、金融制度安排，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个政治问题。一项制度协议即使在经济上合乎逻辑且能够带来共同利益，成员国的政治实力和意愿也会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它是否能够正常而有效地运行。换言之，如果缺乏政治意愿并相互协调与配合，在现实中就很可能会出现囚徒困境，即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博弈最终将导致非最优甚至是糟糕的结果。
参考文献：
[1]《蒙代尔经济学文集第五卷》第3页，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