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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范文1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根本任务是“到2020年，形成适应发展需求、产教深度融合、中职高职衔接、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体现终身教育理念，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在这一表述中，职业教育体系的“中国特色”体现在哪些方面，而“世界水平”的职业教育体系又有哪些标准？准确理解这两个问题，是实现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目标的关键。
从国际视野来看，近年来，很多国家和国际组织都提出了建立完善职业教育或技能开发体系的目标。韩国提出，要构筑“从学校向工作岗位、从工作岗位向学校”灵活转换的、贯穿终身的、职业能力开发导向的、开放的职业教育体系。英国提出，要建立以学生为中心的、有清晰晋升路径的、适应社会需求的、高质量、透明、灵活、世界水平的继续教育与技能开发体系。澳大利亚提出，要建立一个惠及全民、高效灵活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印度提出，要创建一个在性别、城乡、组织及现代化程度等方面高度包容化的技能开发体系。欧盟提出，要建立吸引力更强、更具适切性、生涯导向、创新性、更容易获得、高质量、灵活、开放、现代、包容并有利于实现终身学习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通过对其成员国经验的系统研究认为，高效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具有如下特征：适应需求、高质量、学习结果导向、具有良好的政策和制度保障及支撑条件。
从国际社会的发展战略来看，虽然各国职业教育体系的建设目标和重点存在差异，但如下三个方面是国际职业教育体系发展共同强调的核心内容：一是以终身教育理念为基础，强调职业教育体系的包容性、开放性、灵活性；二是从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强调职业教育体系的劳动力市场适应性；三是从学习者的角度，以提高质量和促进流动性为核心，强调各层次职业教育间及职业教育与其他类型教育间的衔接沟通，为学习者提供畅通、便捷的教育转换和晋升路径。可以说，上述三方面应是“世界水平”职业教育体系的基本要求。
在追求“世界水平”标准的同时，要立足于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现实基础，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为引领，通过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政策、法规、制度和计划安排，解决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中面临的具体和实际问题，并在这一过程中努力锤炼我国职业教育的“中国特色”，以彻底扭转当前职业教育被视为“二流教育”的看法，使其成为所有公民有吸引力的教育选择，并同时成为促进国家经济增长、社会和谐与实现个人成长及美好生活的重要支撑，这是“中国特色、世界水平”职业教育体系的根本旨归。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范文2
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开展的背景下，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迅速，极大地推动了电力行业发展，给大众提供了高质量、安全与稳定的电能，满足了大众对物质文化的需要。而在设计电力线路的过程中，路径选择与杆塔定位是两个必不可少的部分。其中，路径选择质量会直接影响到电力系统施工安全性与运行可靠性，而杆塔定位科学性会影响到线路维护的便利性，因此，在设计电力线路时需要保证这两部分可以共同完成，保证工程施工正常进行，确保电力系统的安全性。本文就电力线路的设计路径选择进行分析，探讨电力线路设计中的杆塔定位，以期提高供电线路运行安全性与可靠性。
【关键词】
电力线路设计；路径选择；杆塔定位
1前言
近几年来，国内城市化建设渐渐加快、经济水平也不断提高，群众在电力方面的需求渐渐加大，电力的供应量也日渐上涨。电力线路作为电力建设中基础且核心的部分，对于电能质量与供应安全有着重要作用，尤其是杆塔科学定位与设计路径合理选择更是电力线路的设计中心内容，不仅决定着电力系统的建设项目成本，而且会影响到电网布局的结构优化，对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有较大影响。因此，为保证高质量、安全电能正常的供应，需要对杆塔进行科学定位、准确选择电力的设计路径，确保电能供应的可靠性与安全性。
2电力线路的设计路径选择
在电力线路的路径选择过程中，主要包含图上选线与野外选线两种类型。同时，进行线路路径选择时，需要充分结合工程实际施工情况，对电力线路的路径进行设计与规划，再进行实地勘察及收集一些有用的数据，从经济与技术两个方面进行分析，确定一个最优的方案，并将方案上报审批，审批通过以后方可进行施工。其中电力线路的路径选择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2.1输电线路的导线设计选择在选择输电线路的导线时，需要充分考虑导线电晕、运行电压与电流强度等参数，并针对可听噪声、电晕与无线干扰要求，进行全方面考虑和合理的选择。目前输电线路的导线主要使用钢芯铝绞线。为保证输电线路的导线设计科学性与合理性，还要准确判断高压输电线路的实际情况，根据不同情况选用不同的导线强度和不同的导线材质。不同的导线类型和分裂形式等对路径选择有一定的影响，需认真考虑，确保高压输电线路路径的设计有效性，从而实现高压输电线路的设计目标。
2.2电力线路的路径选择在电力线路的架设路径选择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整个线路工程的施工难度、经济效益及后期的安全维护。线路设计应选择直线进行架设，尽可能减少交叉跨越，选择地质环境良好的地区；要避开障碍区、高大的建筑物、绿化带与住宅区；一些无法避开的障碍物和障碍区，线路设计者需要选择较短路线，尽可能减小环境影响。目前高压输电线路的设计与规划主要使用海拉瓦定位技术，同时应用GPS系统、卫星图片与航拍图片实行路径规划，该方式的优势是效率比较高，尤其在控制路径的长度方面，路径的设计效率较高。因为海拉瓦数字化的定位技术能够避开野外的操作，不仅能减小高压输电的线路规划设计工作的强度，而且能够节省高压输电的线路设计成本。此外，在电网输电的线路设计中，路径的选择是核心内容，也是输电线路设计的关键，因此，在选择线路的阶段需要把地理资料与地址信息作为前提，减小输电线路的设计成本，避开危险地带，保证电网输电线路的可靠性。在路径选择时还可以设计多套路径的选择计划，经过技术人员和相关专家深入分析与反复讨论线路路径的选择，从而获取最优路径，这样可以节省大量的人力与物力。
3杆塔的定位
定线测绘和断面绘制为线路路径设计中的一部分，把杆塔位置配置于纵断面的图中，这个环节就是定位环节。在设计线路的过程中，其中一个重要环节是杆塔定位，电力工程的施工质量经常会受到杆塔定位质量的影响，同时还会影响到电力系统维护与运行安全、线路工程造价，所以在线路设计中，需要进行严谨的工作，保证杆塔定位的准确性。具体杆塔定位操作方式如从表1所示。
3.1杆塔室内的定位在杆塔室内的定位过程中，主要是应用弧垂模板或线路平断面设计软件在平断面图中选择杆塔位置，同时排定杆塔位置。在设计电力系统的线路时，杆塔定位合理性会严重影响到电力线路的施工建设经济性、安全性与可靠性。在杆塔定位的过程中，必须保证不管什么样的气象环境下，导线的每一点都和地面保持着安全的距离。进行山地或是丘陵定位时，为使导线的地面保持安全的距离，需应用弧垂的模板来定位档距。在结束跨越、转角与终端等杆塔定位以后，要计算出代表档距，以此计算或是查取导线应力，获取K值，并按照K值选取弧垂模板对杆塔进行排杆（亦可用线路平断面设计软件来进行上述工作）。
3.2杆塔室外的定位当杆塔室内的定位完成以后，杆塔形式和位置基本是已经被确定好，再按照室内杆塔的定位情况对室外杆塔进行定位。但由于野外现场的情况和室内杆塔的定位情况存在差异与冲突，特别是山地和丘陵地区，地质变化比较大、地形较为复杂，而在室内的定位中地形情况和中心线互相顺应呈带状的范围，宽度在2~6m之间，并且平台图比例比较小，这就导致野外杆塔地形的确定难度比较大。因此，将室内的杆塔定位完成以后，需要到野外现场的杆塔位置进行实地考察，同时和勘测资料对比，在必要的时候按照实际的情况对杆塔位置进行调整。为保证室外杆塔和室内定位的成果进行准确的对比，需要对相关杆塔实施定位补测，然后核对档距高差等；核对线路转角实际度数，对横断面图实施补测，这样以便工作人员补充或是修改室内的定位。线路设计人员需要在确保线路设计安全、可靠的前提下，综合分析线路工程运行维护、施工条件与经济造价等，制定出最优设计计划，认真做好排杆与定位的工作。此外，当初步排定杆塔位置，拟定好杆塔型式和高度以后，设计人员还要校验与检查电力线路设计条件，保证杆塔锁定的位置在规定设计范围内，确保杆塔线路的设计精确性。在杆塔定位的过程中，要重视以下五种情况：①设计人员应该考虑陡坡上杆塔会不会有被冲刷情况。②设计人员要尽量避免孤立的档距，尤其是一些小档距孤立档。③在山地、丘陵地区定位时，不仅需充分考虑边坡稳固，而且要保证紧线放线、电杆的焊接立杆与排杆、杆塔运输与组塔等具有足够的条件。④在一线重冰区，尽可能避免档距增大，尽可能保证档距的均匀性。⑤使用拉线杆塔时，需要考虑拉线的位置，避免拉线打在路边或是池塘洼地等。
4结语
综上所述，杆塔定位与路径选择对于电力线路设计至关重要，同时会影响电力线路造价与成本。因此，在电力线路路径选择与杆塔定位时，相关人员需要针对以上情况，采取相应的解决措施，确保杆塔定位质量与路径选择的精确性。同时还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提高电力系统的线路设计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参考文献
[1]胡瑞富，武文龙.电力线路设计的路径选择与杆塔定位分析[J].科技创新与应用，2014，12（32）：196.
[2]倪孟华，周文俊，喻剑辉.基于电流流向判别的交流输电线路闪络塔定位方法[J].高电压技术，2014，21（03）：885~889.
[3]陈禹谋.浅谈电力线路设计的路径选择与杆塔定位[J].电子制作，2013（24）.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范文3
关键词：城市转型；经济转型；联动转型；战略定位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4）-04-18（3）
中国城市化的创新实践和城市转型发展的战略行动，已经成为全球城市研究的新热点。长期致力于我国城镇化战略和城市经济转型研究的南京社科院副院长李程骅研究员，近日推出的《中国城市转型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以下简称《城市转型》）专著，是国内学界首部系统研究中国城市转型战略与实践路径的著作。作者在世界城市转型发展、创新发展的战略新格局中，立足新型城镇化的战略要求，全面探讨了中国城市转型的动力机制、演进路径、价值导向和节点突破，在产业升级和城市空间优化的双重维度下，构建了一个研究中国城市转型发展的学术框架和支撑体系，创新了中国城市研究的话语体系，同时进一步明晰了中国城市转型发展的战略方向与目标，具有理论与实践的双重价值，是中国城市研究的拓展与深化。
1 创新了中国城市研究的话语体系
基于上述的宏观把握与价值判断，作者构建了一个完整的研究中国城市转型发展的学术框架。在这个逻辑框架之下，分别建立起产业动力机制对城市转型发展影响的“纵轴”和制度创新下的城市空间优化对城市转型支撑的“横轴”。“横轴”从产业结构升级与新产业体系构建、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和文化创意产业的培育生长等方面，来阐明中国城市转型与经济转型的互动机制和对应关系；“纵轴”则从我国创新型城市的建设、区域发展一体化的实践成效以及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整合作用，进一步验证城市转型发展中“空间响应”的重要性。“纵轴”与“横轴”的协同演进和正向作用，系统保障了中国城市转型的战略方向和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机制，从而达到或接近以先进的发展理念来引领城市转型的实践创新，让持续的实践创新来丰富城市发展的理论体系的“理想状态”。
作为一部高质量的学术著作，价值理念的传达、话语体系的构建，不仅仅体现在研究框架的设置上，还体现在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价值上。《城市转型》依照理论探源――国际视角――现实对应――实证检验――战略选择与对策建议的研究路径，以其严谨的学术框架、量化的研究方法、严密的逻辑论证、生动的现实案例印证，为国内学界研究“五位一体”总布局下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与城市转型发展等重大现实问题树立了一个重要的范本。
在严谨的学术框架之下，作者围绕经济转型与城市转型相互作用的核心命题，综合运用定性和定量分析方法，逐层论述产业结构升级与新产业体系构建、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生长对中国城市转型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作用机制，以及创新型城市建设、区域发展一体化进程、生态文明建设准则对城市转型发展的“空间响应”特征，形成了一个与国际对接的、充分表达中国城市转型发展理念与行动的话语体系，也丰富了世界城市化、城市转型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内涵。
2 丰富了中国城市研究的实践内涵
城市转型是一个永恒的命题，更是一个持续的动态过程。城市转型是城市发展进程及发展方向的重大变化、重大转折，也是城市发展道路及发展模式的大变革，现代城市的发展实际上就是不断转型、提升竞争力的过程。而国际城市之间因为资源禀赋的不同、所处发展阶段的差异以及治理方式上的差异 ，对转型发展的时机切入、推进措施和具体对策，都会有自身的独特性，由此形成了不同类型的转型模式，使国际城市转型行动呈现出丰富性的特征，这也为当前中国不同层级的城市转型的实践路径的制订提供了更多的借鉴与启示。李程骅的《转型研究》一书，从世界城市体系的变动趋势、国际城市成功转型的路径选择的综合分析中，指出我国的新一轮城市转型行动，应在充分借鉴国际城市转型发展的经验和教训的前提下，建构起基于创新驱动、生态为基、绿色发展的集约化、高质量和可持续的城市发展新战略、新方式和新路径，即在生态文明的建设中提升城镇化的质量和加快城市转型升级的步伐，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格局”，使大中小城市、小城镇形成一个有机的网络体系，促进大行政区域内、经济区域内的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以此为基础平台，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与区域协同发展、城镇与乡村互动进步的现代化之路，全面拓展和深化了中国城市研究的实践内涵。
当代中国的快速城市化是“压缩型”的城市化模式。这种“压缩型”的城市化模式固然提高了发展效率，但也浓缩了快速城市化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和矛盾，特别是近年来以交通拥挤、城市积水以及雾霾、生态环境恶化为突出特征的“大城市病”的集中爆发，严重影响了中国城市化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倒逼经济增长方式与城市发展方式的快速转变。因此，《城市转型》提出，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国家战略行动中，在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过程中，中国城市要主动转型，要从过去追求空间规模的“外延式”向集约、高效的“内涵式”转变，要从过去追求经济增长指标的“速度型”向构建高端产业体系的“质量型”转变，城市的发展动力要从“投资驱动”变为“创新驱动”，中心城市、大城市的产业结构与整体功能必须实现从“制造型”、“生产型”向“服务型”、“商务型”的转变。
3 明晰了中国城市的“主动转型”路径
以新型城镇战略为引领，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准则下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如何探索出“主动转型”的新路径？对此，《转型研究》认为，我国的城市转型要立足于城市创新发展的时代前沿，来进行系统的系统设计，从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来系统推进，既要确定创新驱动、集约发展和绿色发展的战略方向，同时也要制订差别化的城市转型路径，为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和能级水平的城市提供对应的国际标杆，以整体提升中国城市的转型效率：坚持以经济转型带动城市整体转型的原则，即通过大力发展创新型经济，加速产业升级步伐，建立现代产业体系，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建立起开放式的新型产业分工体系，打造与全球产业链对接的国家价值链，承担起参与全球经济活动、整合国际高端资源的职能，全面提升城市的国际竞争力。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范文4
关键词：中国跨国企业；国际化成长路径；国际化成长模式
一、 引言
二十一世纪，世界见证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革命性的转变。但当前世界经济的困难和不确定性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带来了新的挑战，投资保护主义的兴起、欧美发达国家的债务危机等致使2011年中国FDI流出量减少5%，这是2003年以来的首次下降，全球排名也从2010年的第6位降到2011年的第9位，并且超过50%的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交易未取得成功。在鼓励企业走出去的政策背景下，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下降和效率偏低问题值得重视和思考。因此有必要系统梳理和总结中国跨国企业在国际化扩张过程中遵循的路径和采取的模式，通过展现中国跨国企业国际化成长过程的全貌，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借鉴和指导，同时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企业国际化理论做出贡献。
二、 中国跨国企业概念内涵与类型
本研究界定中国跨国企业为在中国大陆（不包括中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注册，参与对外直接投资，并且在一个或多个海外市场实施有效控制和承担价值创造活动的企业。现阶段，中国跨国企业仍以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为主导，但“十一五”期间民营企业500强中已有137家企业投资海外项目592个，海外投资额达61.77亿美元。除企业所有权性质的差别外，中国跨国企业在国际化目标市场选择的多样化程度方面也存在差异，因此本研究参照学者Luo和Tung（2007）的划分依据，从所有权性质和目标市场选择两个维度将中国跨国企业划分为四类：民营利基型、民营全球型、国有专家型和国有跨国型。
1. 民营利基型：指从地域和产品分布上看在国际市场上高度集中的民营企业，这类企业既没有政府援助也没有丰富的行业经验，它们通过聚焦于一个狭窄的产品线和区域市场来强化自身的优势。例如中兴通讯在美国达拉斯建立实验室和生产基地，主要瞄准北美的手机和通讯市场；澳优乳业在2011年通过收购荷兰海普诺凯乳业集团51%的股份，拥有了欧洲优质奶源和生产基地。
2. 民营全球型：指在国际市场上拥有分布广泛的产品线并进行全球布局的民营企业，这类企业在规模和盈利水平上，虽然还没有树立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同样的市场地位，但凭借自身核心的成本优势已发展成为全球化竞争中的强大力量。例如海尔集团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白色家电第一品牌，市场遍布世界五大洲；华为作为全球第二大通讯设备供应商在2011年再次挺进世界500强，但在北美、欧洲这些高价值地区的业务量还远低于全球第一大通讯设备供应商爱立信。
3. 国有专家型：指对外投资聚焦于能够发挥自身优势并满足政府特定目标的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这类企业一般是具有战略意义的资源类企业，通过聚焦于少数的产品线和区域市场来扮演好自己的双重角色，一方面获取国际化业务扩张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一方面完成国家赋予的特殊使命。例如五矿集团、中石油、中石化等国有企业在国内巨大的资源消耗需求下，必须承担起资源战略安全的责任，需要“走出去”寻求全球资源配置，但由于其他国家对中国国有企业“政府背景”的敌意，因此目前只能在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等欠发达地区布局。
4. 国有跨国型：指既出于商业目的又受政府影响，并在全球布局的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这类企业虽然不像国有专家型企业涉猎具有战略意义的资源领域，但同样关乎国计民生，通过进入全球市场，一方面寻求更好的投资机会来实现海外业务的增长，另一方面该类企业的海外布局可以更好地支持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其他企业的国际化拓展。例如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等金融类企业，中远集团等航运类企业都是国有跨国型企业的典型代表。
三、 中国跨国企业国际化成长路径
中国跨国企业的国际化成长路径主要有三种形式：渐进式成长路径、激进式成长路径和跳跃式成长路径，不同路径的支持理论、路径特征和企业类型分析如下：
1. 渐进式成长路径。国际化过程理论形成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是学术界关于企业国际化成长路径的主流研究。该理论认为企业国际化表现为由不同阶段组成的渐进式过程（Johanson & Vahlne，1977），在地理扩张上遵循本地市场、地区市场、全国市场、海外相邻市场、全球市场的成长路径；在经营方式上遵循国内经营、间接出口、直接出口、设立海外销售机构、海外直接生产的成长路径。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范文5
一、我国经济发展中人力资本培养和积累存在的问题
第一，人口多而劳动力素质不高。我国人口众多，但人力资本数量不足、高质量的人才不多，已经成为制约我国适应经济知识化和经济全球化要求的一个根本性的障碍。我国人口增长速度令人吃惊，从1949年的5.42亿到2008年的13.2802亿。（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这种巨大的人口数量便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巨大压力。更重要的是，这种超比例的人口数量挤占了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人口质量所必需的物质条件，从而造成人口数量对质量的劣性替代。同时，国家为实现既定的经济增长目标和缓解就业压力，又不得不依靠人力数量的增加，这无疑又激发了数量扩张的冲动，由此造成人口数量增长替代人口质量提高的恶性循环，使我国资源紧缺的情况更加恶化，经济负担更加沉重。
第二，人力资本投资不足。首先，教育和培训是提高人力资源质量的主要途径。在人力资本形成中，教育投资是关键，而我国教育最大的问题是教育经费短缺。而且，我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模仿发达国家的教育体制，致使专业设置、课程内容脱离本国国情，因而导致毕业生往往学用不一致，造成人力浪费；其次，我国对人力资源的投资也不足。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靠物质资本投入来推动，结果造成人力资本投资长期不足，从而制约了经济增长的速度。1995年政府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只占GDP的2.5%，而在实物资本投资却达到30%；现在的情况有所变化，但仍然十分低。发达国家教育经费占GDP的平均比重为6%～7%，而我国一直徘徊在4%左右。另外，企业人力资本投资不足。一些企业对人力资本重视程度不够，人力资本增值程度较低；我国的很多企业由于没有认识到人力资本投资的高回报率，片面地认为职工教育是社会行为，把职业培训看作是一种负担。
第三，人力资本利用效率不高、且人力资本流失严重。一方面教育体制的落后与劳动力市场日益增长的需求相脱离，从而使得知识生产与物质生产脱节；另一方面一些正规教育的毕业生运用所学知识的能力还不太强，且知识老化的速度很快。另外，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人才流失到发达国家。清华、北大等涉及高科技专业的本科毕业生大部分都去了美国，正常的国际人才双向交流变成我国的单项人才流失。还有相当数量、并且是高质量的人力资本流向在中国生产和经营的国外跨国公司。这种现象类似于制度经济学所指的“路径依赖”现象。路径依赖意指现在的经济结果是对以前结果的进化路径的依存。通俗一点说，人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历史选择的结果。我国人力资本利用效率不高，导致人力资本流失严重，从而阻碍科学技术发展，影响人力资本的利用率。依照这样的“路径”走下去，只能是阻碍经济增长速度。
二、提升人力资本、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
人力资本既是推动现代经济增长的根本因素，也是制约我国经济和社会高效、快速、持续发展的瓶颈。因此，必须结合国情，采取有效战略措施，大力开发我国人力资本，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
第一，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人口本身不是人力资本，而只是人力资本形成的基础。人口的过快增长是造成人力资本不足的重要原因，因为人口的过度增长使大量的人力资源闲置或不得其用，同时也降低了人力资本投资的人均水平，制约了国民素质的提高及人力资本的形成。因此，计划生育政策作为我国基本国策是十分正确和必要的。当前，应进一步落实对独生子女在教育、医疗、就业等方面的优惠政策，确保在人口总量保持基本稳定的过程中，实现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在提升人力资本时，必须质、量并重。除了重视人力资本的数量外，更要注重人力资本的结构、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的匹配程度、人力资本投资的技术和制度选择等因素。
第二，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应具有长远性、连续性和累积性，国家、企业和个人均应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入。政府应加大对各级各类人力资本的投入，加快提高人口素质，建立多渠道、开放式的教育体系与培训体系，全面提高人力资本的数量和质量；同时，建立健全人力资本投资及其保障体系，以及相应的组织机构和法律法规，以保证人力资本投资的落实到位和不断增长。长期以来，由于偏好于短期效应的有形投资，轻视相对长期、无形的人力资本投资，造成人才质量提高无法与实物资本投入相适应，因而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限制因素。因此，我国要抓住经济结构调整时机，切实转变观念，树立人力资本投资重于物质资本投资意识，真正认识到人力资本的增加是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有效方法，加大人力资本投资，进一步实现以技术进步为主的可持续经济增长。另外，企业应重视员工的培训和继续教育，加大企业教育培训的投资力度，提高企业管理者素质，促进专业化、高水平人力资本形成。还要发挥舆论导向作用，宣传知识、技术进步的重要性，激励个人进行人力资本投入。
第三，优化教育模式，培养各种专业人才。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途径，教育的发展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劳动力知识存量的多少、国民素质的高低和人力资本的形成，从而决定着经济发展的水平和速度，我国近些年教育投资虽有较大增长，但由于起点低，人口增长快，人均教育经费还处于较低的水平。因此，改革教育体制，大力推进素质教育，最重要的是根据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建立起一个符合我国国情的教育体系。要把培养有用人才、赋予每个社会成员谋生的知识和技能，从根本上摆脱贫穷，作为实施国民教育的首要目标。增加教育投资、优化教育模式、提高教学质量、加强教育市场化运作，以此来构建多元化教育模式。通过优化教育结构，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来挖掘现有高校的潜力，并应调整入学条件、专业设置、课程设置，更新教学方法，加大科研力度，产学研结合，应改变传统应试教育模式，通过教育体制的开放、国际交流合作、高校成果转化、职业技能培训等途径，提高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和理论联系实际能力。
第四，建立合理的就业机制，提高人力资本利用率。首先，健全劳动力市场体系，促进人力资本流动。一是要不断培育和完善国内劳动力市场，特别是加快人才市场的发育，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更好地发挥人才的作用；二是要深化劳动就业制度的改革，逐步改变国家行政计划下达指标的用人制度，更多地采用劳动者和单位供需自愿的用人制度，建立有利于劳动力流动和人力资本均衡价格形成的全国统一、公开的劳动力市场；其次，加大社会保障体系。人力资本是通过投资形成的，而投资就会有风险。人力资本投资又是一种长期投资，投资收益具有很强的滞后性，因此风险会更大。也就是说，投入并不一定能够获得预期的收益。这就使得人们在做是否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决策时，往往倾向于回避风险，即选择不投资。而一定的社会保障水平所提供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迁移补贴和职业介绍及职业培训福利等相当于风险缩减因子，它降低了投资的风险，使人们更愿意进行投资，从而有利于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及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政府可以在这方面出台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
（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商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吴培冠，黄敏.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综论.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38.5.
[2]李磊，朱彤.人力资本、知识存量与我国经济增长.经济学研究，2008.9.
[3]李国强.浅谈生活中的路径依赖.黑龙江对外经贸，2010.10.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范文6
关键词：两职合一 制度环境 审计费用
中图分类号：F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812（2017）11-0051-04
一、引言
外部审计作为对公司行为的有效监督手段，致力于为相关利益主体提供与企业有关的可靠会计信息，长期以来受到人们的关注，已有的研究主要围绕审计质量（曾亚敏等，2014；刘启亮等，2015）、审计缺陷（王会金等，2006；吴一能，2013）、审计意见（曹琼等，2013；吕敏康等，2015）以及审计费用（牟邵红等，2014；王立彦等，2014）等方面展开。其中审计费用作为审计业务的报酬，是审计契约的重要特征，是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业务的综合表现，基于公司角度，文献主要从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管理层激励等公司治理结构的各个维度探讨与审计费用之间的关系，董事会作为缓解企业问题的职能机构，统领着公司的制度安排以及组织结构，良好的董事会相关特征，诸如合理的独立董事人数、高专业性的董事会成员等会改善公司治理机制，进而在面对外部审计时，影响高质量审计需求（Francis et al，2003）、审计师选择以及审计费用等内容，基于董事会层面，研究主要集中于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等董事会治理的核心内容与审计费用之间的关系，但少有文献就董事会的领导结构――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与审计费用之间的相关性进行研究，显然，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两职合一不仅在权力安排上有所区别，在企业内部的制衡与监督方面也存在较大差异，两职是否合一势必影响企业对外部审计的需求以及企业财务、经营等审计业务的主要内容，进一步对审计费用产生影响，同时，与公司治理这一微观制度安排相对应的宏观制度环境也会影响到企业面临的审计费用，一方面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行为的发生要受到制度环境的约束；另一方面制度环境也会影响公司治理结构的发展与完善，进而间接影响审计费用，那么董事长总经理两职合一是否会影响审计费用？制度环境对审计费用的影响又如何？制度环境是否会影响董事长总经理两职合一与审计费用之间的关系？为了回答以上问题，我们以2011年至2015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董事长总经理两职合一、制度环境与审计费用之间的关系，以期对完善审计费用相关理论、促进审计市场健康发展提供参考与借鉴。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董事长总经理两职合一与审计费用。审计费用主要包括以下三个部分：固定成本、事务所利润以及风险溢价，其中，固定成本表现为以审计业务的工作量作为衡量手段，由企业支付给会计师事务所的报酬，而风险溢价主要表现为在审计目标企业过程中，由于诉讼、审计失败等审计风险的存在而需额外补偿支付的部分（余玉苗，2005），从董事长总经理两职合一对审计费用的影响路径而言，其可能导致审计费用上升，也可能减少审计费用。具体来看，两职合一对审计费用的影响可能存在以下三种路径：第一，从委托理论出发，当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会导致企业董事会与经理层制衡减弱，管理层权力放大，董事会难以有效地监督管理者行为（周建等，2015），进而会导致更为严重的问题，而已有的研究表明成本与审计费用显著正相关，这主要表现为审计人员会执行更为严格的审计程序以及更广的审计范围，进而增加固定成本，同时由于面临更高的审计风险，因此事务所会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补偿。第二，从组织行为学的角度来看，两职合一能有效避免董事长与总经理的权力之争以及因此带来的经营低效率，而代表股东利益最大化的董事长兼任总经理时，能有效协调个人利益与公司利益相结合，提升决策效率，一定程度上能解决两职分离之下的部分问题，总经理可能会采取更为有效的内部监督措施，执行更高质量的内部审计，进而降低审计费用（王守海等，2009）。第三，基于管理层权力理论，两职合一易导致经理层管理防御，张俊民等（2016）研究发现，经理层管理防御与高质量审计需求呈现显著负相关，两职合一之下，无效率的监督会导致经理层缺乏动机选择更高质量的外部审计，进而导致审计费用的削减。以上三种路径，第一种会导致审计费用上升，第二、三种会减少审计费用，我们认为，尽管两职合一会导致董事会对总经理缺乏有效的监督，但是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来看，对总经理的权利制衡不仅有董事会，还存在股东大会、监事会等机构，因此，两职合一下，总经理对审计风险的负面影响有限，反而由于两职合一，总经理出于自身名誉以及个人利益与企业利益趋同，会改善企业效率，而目前，在我国股权结构较为集中的条件下，董事会缺乏对于高质量外部审计需求的治理效应（韩洪灵等，2008），总体来看，我们认为两职合一会减少审计费用的发生，因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1：董事长总经理两职合一与审计费用显著负相关。
（二）制度环境与审计费用。已有的文献主要从企业、会计师事务所等微观主体入手，考察影响审计费用的各个因素，诸如：股权结构（粟立钟等，2012）、内部审计质量（王守海等，2009）、会计师事务所规模（王良成等，2010）、行业专长（陈智等，2013）、品牌声誉（李文鹏，2016）等，而基于外部环境视角的的研究多集中于法律环境对审计费用的影响（Choi，2008；王良成等，2010；冉明东等，2014），缺乏直接检验宏观制度环境与审计费用之间关系的文献，我国目前处于经济转轨阶段，市场化进程作为宏观制度环境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对企业等微观主体的影响深入到各方面，随着市场化水平的提升，企业受到的行政干预将更少，非国有经济发展将更加繁荣，产品市场及要素市场发育会愈发完善，中介组织发育及法律水平也将逐步提高，根据樊纲（2011）市场化指数显示，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发展失衡，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地区，信息不对称更加严重，存在较多的内部人控制问题，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既缺乏有效的内部控制，公司内部制衡不足，也缺乏合理的外部投资者保护机制，难以通过媒体等公众组织机构实施外部监督，从公司角度来看，缺乏选择高质量审计的动机，也不愿增加审计费用，从审计市场的角度来看，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水平、质量普遍较低，受制于物价水平等宏观环境的影响，难以获取高额审计报酬，而对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由于投资者保护机制更加完善，企业受到来自内外部的监督更加频繁，利益相关主体对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要求更加严格（吴克平，2013），企I需要通过选择更加高质量的外部审计来换取股东等投资者的信任，同时，会计师事务所也会提供更加高质量、高水平的审计业务，客观上也提高了审计费用，综上所述，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2：制度环境与审计费用显著正相关。
（三）董事长总经理两职合一、制度环境与审计费用。董事长总经理两职合一作为董事会特征之一，其对于审计费用的影响依托于公司治理结构是否完善、有效，两职合一状态下，经理层权力的集中以及内部制衡的丧失，导致总经理行为缺乏监督，这与外界对于企业高质量会计信息需求不足共同导致经理层缺乏动机选择高质量外部审计以及提高审计费用，而制度环境一方面规范了企业所处的市场环境，良好的投资者保护促使企业提供更加可靠的会计信息，严格的法律规定客观上要求审计人员执行更加严格的审计程序；另一方面，制度环境的发展也加速了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表现为企业制度更加合理有效，组织结构更加科学合理，这对经理层的外部审计选择产生了制约，董事会、监事会以及股东大会能有效地行使各自的权利，既能保证总经理的行为能受到较好的监督，也会对高质量的外部审计产生诉求，而这些都将提升企业面临的审计费用，根据以上分析，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3：制度环境的改善抑制了董事长总经理两职合一对审计费用的负向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本文以2011―2015年沪深A股11 019个上市公司样本作为研究对象，并进行如下筛选：（1）剔除数据缺失样本； （2）考虑到金融企业在股权结构、行业特征方面的特殊性，剔除金融类企业；（3）为保证会计信息质量可靠有效，剔除ST、*ST、PT类企业；（4）对所有连续变量采取1%与99%分位的缩尾处理（winsorize）。所有数据均来自CSMAR。研究采用OLS回归法，所用计量分析软件为STATA 11.0。
参考已有研究，本文的相关变量定义及描述如表1所示。
（二）模型设计。为了检验董事长总经理两职合一以及制度环境对审计费用的影响，本文设计了模型（1）、（2）、（3）、（4）进行检验：
Fee=α1+α2Duality+α3Lev+α4Liq+α5Rec+α6Inv+α7First+α8Ultictrl+α9Opinion+α10Big4+α11Roe+α12Size+ ∑Industry+∑Year+ε （1）
Fee=α1+α2Mi+α3Lev+α4Liq+α5Rec+α6Inv+α7First+α8Ultictrl+α9Opinion+α10Big4+α11Roe+α12Size+ ∑Industry+∑Year+ε （2）
Fee=α1+α2Duality+α3Mi+α4Lev+α5Liq+α6Rec+α7Inv+α8First+α9Ultictrl+α10Opinion+α11Big4+α12Roe+α13Size + ∑Industry+∑Year+ε （3）
Fee=α1+α2Duality+α3Mi+α4Duality×Mi +α5Lev+α6Liq+α7Rec+α8Inv+α9First +α10Ultictrl+α11Opinion+α12Big4+α13Roe+α14Size+∑Industry+∑Year+ε （4）
我们采用模型（1）、（2）分别对董事长总经理两职合一、制度环境进行回归，根据假设提出，我们预测两职合一的回归系数符号应为负，而制度环境的回归系数符号应为正，为了使结果更加稳健，我们将董事长总经理两职合一、制度环境共同纳入模型（3）进行回归，预测解释变量系数符号应保持不变，进一步我们采用模型（4）检验两职合一与制度环境之间的交互影响，由假设分析预测两者的交乘项的回归系数符号应为正。
四、实证检验
（一）描述性y计分析。表2为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本文研究的样本总数为11 019个，董事长总经理两职合一的均值为0.25，中位数为0，说明我国目前大部分公司仍然采用董事长与总经理人员相分离的岗位设置，这可能是出于提升公司高层权力制衡的目的，而制度环境最小值为4.98，最大值为11.8，表明我国各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市场化水平差异较大，而制度环境的平均值为9.05，中位数为9.02，表明我国市场化水平总体较好，而其余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也与已有研究基本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