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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环境问题范文1
一、环境税的概念与内涵
环境税是把经济活动中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社会成本内化到生产成本和市场价格中去，再通过市场机制来分配环境资源的一种经济手段，可以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种理解方式。广义的环境税是指税收体系中与环境资源利用和保护有关的各种税收和税目的总称，除环境污染税、自然资源税外，还包括以环境资金筹集为目的的税种，以及与环境相关的税收手段，也称为生态税。本文主要分析狭义的环境税，即国家为了限制环境污染范围和程度而向导致环境污染的经济主体征收的税种。
环境税的本质是促进环境问题外部性的内部化与资源配置最优化。环境污染的本质问题在于其负外部性特征，环境资源的公共物品属性使得边际社会成本高于边际私人成本。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政府强制性实施环境税收，可以达到如下效果：一是通过征税提高厂商的边际成本曲线，消除其与边际社会成本之间的不对等，使得外部效果内部化，促使企业减少污染排放量，达到了控制污染保护环境的目的。二是环境税收促使厂商调整产量及污染量，消除超额利润，达到帕累托最优效果，增加社会福利，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三是边际成本的提高促使企业在降低排放量的同时优先考虑先进技术的开发，从而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有利于技术进步和环保型产业的发展。四是借助环境税收政策引导消费者改变消费方式，促进绿色消费行为。生产者和消费者共同作用于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二、发达国家环境税种类及税制特点
（一）发达国家的典型环境税种
大气污染税。主要是二氧化硫税，针对排放到空气中的二氧化硫污染物征税。1972年美国率先针对硫的排放量课税，1991年，瑞典根据石油和煤炭的含硫量开始征税，此外还有荷兰、挪威、日本、德国等国进行征收。
水污染税。德国在这方面的征税制度最为完善，制定了《废水税法》,以废水的“污染单位”(相当于一个居民一年的污染负荷)为基准,按照统一的税率普遍征收。同时规定,当排放的废水达到特定的废水量低标准时,可以减免税款,纳税人用于改善废水设施的投资可以抵免应缴税款。
固体废物税。意大利1984年就开始开征固体废物处置税，作为地方政府处置固体废物的资金来源。美国对固体废物实行饮料容器押金法，比利时在《环境税法》中对固体废物的征税作出环境税适用于饮料容器、废弃的照相机、工业使用的某些包装品、杀虫剂、纸以及电池等各类产品的规定。
碳税。针对二氧化碳排放所征收的税种，通过对燃煤和石油下游的汽油、航空燃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产品，按其碳含量的比例征税来实现减少化石燃料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碳税最早在瑞典、芬兰、挪威等北欧国家开征，并于1992年在欧盟推广，目前也已经在欧盟以外的多个国家开征。
能源税。针对选定的特别能源商品征收的税种，目的是通过降低能源消耗来保护环境。多个国家的环境税以能源税为主，例如德国目前的能源税主要向汽油和柴油征收，税收额每年高达400亿欧元。
噪声税。对超过一定分贝的特殊噪声源所征收的一种税，其目的主要是为政府筹集资金，用于在飞机场附近安装隔噪设施，安置搬迁居民等。美国、德国、日本和荷兰等国都征收此税。
（二）发达国家环境税制的主要特点
1、发达国家环境税涉及面广,税负较重
发达国家环境税课征范围涉及大气、水资源、生活环境、城市环境等诸多方面，包括与能源相关税收、机动车相关税、污染与资源税、直接税收中的环境条款4大类，并包含了40余项税种和相关条款，涉及与环境污染有关的各个方面。同时，发达国家环境税采用较高的税率，有效地对厂商决策和消费者的行为产生了作用，从而达到外部性内部化的目的。
2、各国环境税差别较大，多国以能源税为主体
首先，各国环境税地位不同，经济发展相对发达、民众呼声高的国家，如丹麦、芬兰、瑞典和荷兰等国环境税的地位较高；其次，各国环境税的组成结构不同，例如丹麦和芬兰较为重视碳税和硫税，法国和德国更为重视水资源税等；第三，各国环境税的税率不同。同时，多国以能源税作为环境税的主体，凸显了节约能源在环境保护工作中日益重要的地位。
3、从源头、产品直至终端排放环节分类征税
欧盟国家环境税收分为三个环节：要素投入环节针对造成污染源的生产原材料征收税费，如能源税、燃料税等；产品环节包括生产环节和销售环节两部分，如饮料容器税和汽车销售税等；终端排放环节以企业或个人终端排放的污染物为征收对象，如水污染税、垃圾税等。
4、差别税率设计详细，重视税收差别和税收优惠的调节作用
发达国家推行税收中性政策，通过对纳税人进行补偿、补贴等形式或者以减少其它类型税收的方式，使纳税人获得与其所支付的环境税等值的款项，兼顾税收对各行业和经济链条的影响，注重最大限度地减少税收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如德国在增加能源税率的同时，规定了一系列减免措施，包括所有的地方公共交通工具只支付增加能源税率的50%等。通过差别税率和税收优惠而保持税收中性的政策，可以减少高税率环境税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同时激励企业向环保型产业转型。
三、对我国环境税制建设的思考与建议
当前我国已处于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借鉴国际经验，加快环境税制建设刻不容缓。
（一）立足于我国的基本国情，逐步建立独立的环境税种和完整的环境税制体系
在我国现行税费体制中，既无独立的环境税，也无专门针对能源消耗和环境保护的能源税，资源税主要是调节资源级差收入，对环境资源保护并无实质性影响。因此，开征环境税应先易后难，分步推进。具体包括调整税制，推行合理的费改税，进而推行独立的环境税种，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征收大气污染税、水污染税、固体废物税和噪声税等。此外，通过确立专款专用制度提高税收效率，逐步建立较为完整的环境税征收体系。
（二）根据理论分析和实际情况，确定合理的环境税率及征收范围
在考虑我国尚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和承受能力的同时，要避免税率过低导致政策失效的问题。我国目前主要实行的排污收费制度，在很多情况下由于收费设定过低而不能平衡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差异，无法起到激励企业降低污染排放量的目的。如果税负过轻，将会导致企业宁可支付税收维持高产量及高排放量也不会削减污染。在征收范围方面，也要参考国际上环境税征收涉及面广的特点，从多个方面合理开展以达到更好的效果。
（三）重视税收差别和税收优惠的调节作用
较高的环境税收体系不可避免地会对企业的竞争力产生影响，此时通过税收中性政策进行税收优惠，例如减免所得税、增值税等方式可以降低对于经济的影响。而通过税收差别和优惠，例如对于达到排放标准的企业给予税收减免，可以提高环境税的激励作用，促使企业乃至整个行业转向环保型。
（四）把征收环境税与我国当前大力推行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结合起来
学习欧盟经验，在循环经济链条的源头、生产过程和终端排放环节设置具有针对性的环境税种，降低政策实施的成本，提高环境税制效率。结合两型社会建设，在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率先进行环境税征收试点，取得经验后在全国推广。同时，高度重视宣传教育，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与参与意识，加强公众监督，争取全社会对环境税收的理解与支持。
（五）重视开征环境税所需的配套政策，建立完善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
碳排放环境问题范文2
数日前，面对迟迟无法消散的雾霾，北京市环保局前副局长、前新闻发言人杜少中曾在微博中感叹：环保基本靠风？这个问题看似戏谑，实则严肃。人们真的只能把清洁空气寄望于老天爷吗？
只有“风”才立竿见影
纵观工业革命后的环境活动发展史，“经济发展—污染—治理”的路径似乎从未有过改变。著名的雾都伦敦，曾经因为1952年的烟雾事件而导致多达12000人丧生，其罪魁祸首是燃煤取暖排放的二氧化硫和粉尘。洛杉矶的“光化学烟雾事件”也是世界经典的环境公害事件之一，即使是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治理，洛杉矶依然背负着美国人民心目中“污染最严重城市”的恶名。
环境经济学研究中有一条经典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即随着GDP的增长，环境问题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趋势。不论是伦敦还是洛杉矶，其环境变化均符合这样一个趋势。这一方面是由于工业化初期人们对于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不够，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初期很难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将环保作为一项必需的事业。“边污染边治理”的美梦极易被经济利益的诱惑打碎。
相对于伦敦和洛杉矶的惨痛过往，我国的环境问题更为复杂。最近十余年来，学者们在中国大城市进行了大量PM2. 5来源的研究。以北京为例，虽然不同的研究中各种污染源所占比例不同，但毫无疑问的一点是：燃煤、汽车尾气、二次气溶胶（光化学反应）、其他地区的污染传输，都是北京大气PM2. 5的来源。同样，在广州，汽车尾气和燃烧排放两个污染源对于PM2. 5的贡献也是难分高下。
正因为来源复杂，PM2. 5的治理空前困难。因为经费、技术力量等局限，我国环境管理的基本思路是首先治理污染最重、影响最大的污染源，即抓主要矛盾，治理好一项再进行下一项。但要治理PM2. 5，只抓单独排放源是“按下葫芦起了瓢”，付出很大力气也未必见效果。所以说，快速的经济发展是环境污染的催化剂，快速经济发展带来的复合污染加重了大气PM2. 5的排放并增强了治理的技术难度。在我们享受高速发展带来的生活质量提升的同时，也必须接受环境污染这个副产物。
“环保基本靠风”并非一句调侃，在目前无法有效控制污染排放的前提下，要想在短期内立竿见影地吹走阴霾，只能靠大风。
北京80年代空气呛人
风只能起到短期效果，长期而言，还是要靠对污染排放的治理。曾饱受空气污染侵害的西方发达国家对此有丰富经验。
洛杉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光化学污染事件是美国环境管理的转折点，不仅催生了著名的《清洁空气法》，也始终起到了环境管理的示范作用。
在洛杉矶，环境管理措施的核心包括：设立空气质量管理区，加大区域环境管理部门的自，使环境政策有效落地；设立排放许可证制度，严控排放源；为交通污染源（从内燃机、汽油到排放）设立严格标准；开放环境交易市场，引入市场化手段；投入强有力的科研及管理力量，开发通用的环评软件及有效的污染控制技术。经过近40年治理，尽管洛杉矶的人口增长了3倍，机动车增长了4倍多，但该地区健康警告的天数却从1977年的184天下降到了2004年的4天。
值得欣慰的是，我国除环境法律法规渐成体系外，还在逐渐消化吸收美国的环境管理经验。北京与洛杉矶有很多可比性，两者不仅在人口规模和发展趋势上相似，而且都毗邻高大山系，污染物不易扩散。
首先，京津冀地区的空气污染治理联合防控机制，有些类似于洛杉矶所在的加州地区的空气质量管理区模式。细心的人已经注意到，雾霾天气中，北京南部PM2. 5的采样点浓度更高，这与北京周边更大强度的排放不无关系。打破行政区划的限制进行区域联防，有利于污染源治理的深化。
其次，北京环境交易所自2008年开始运行，尽管目前主要是进行碳交易，相信随着环境保护工作的深入，排污权交易也会提上日程。
此外，就污染源控制而言，北京（甚至说全国）的策略与洛杉矶也不谋而合，都经历了“控制烟筒冒黑烟—禁止居民露天焚烧垃圾—淘汰低标汽油（如使用京V标准）—制定更严格的尾气排放标准—督促能源企业使用更为清洁的能源”等过程。这些手段已取得效果。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学者研究发现，从1985年到1999年，北京的空气质量出现了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发展趋势，空气质量的拐点出现在21世纪的前10年。尽管大家都在诟病北京不时出现的雾霾天气，但比起上世纪80年代的呛人空气，北京空气质量还是处于提升状态的。这与北京市在环保方面逐年增大的投入不无关系。
总之，尽管现状并不算理想，以洛杉矶为镜，我们能看到希望。
但洛杉矶依然存在不少问题。空气质量控制是艰难之旅，环境目标很难按时达成，即使已经进行了40年治理，洛杉矶目前的空气质量依然没有完全达到联邦政府《清洁空气法》的标准要求。同时，环境管理手段具有边际效益递减的规律，再加上人口数量和密度逐年增加，已经处于顶峰的环境管理手段愈发难以发挥作用。而且，随着传统污染物排放逐年下降，曾被忽视的微量污染物的毒性凸显，美国在原来监测7种污染物的基础上，又筛选出了189种空气有毒物质，对于这些物质的监测和控制，需要投入较大的人力和物力。
我国同样面临上述问题。巨大的人口基数和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大量人口涌入发达地区，给这些地区的减排带来更大压力；而欠发达地区又由于技术、资金、当地重视程度等原因，成为减排工作遗忘的角落。二者叠加，环保形势严峻。
另外，污染物筛选仍然滞后，这将是未来环保部门工作的难点。
更需人人参与之风
对于环保，没有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差别，每个人都有保护自己不受污染侵害的权利，也都有保护环境不被侵害的义务。
同样以美国为例。在美国，公众参与促进了《清洁空气法》的诞生，也督促了联邦和地方政府不断提出环境污染的解决方案，促进了环境政策的执行，同时民众直接参与减排活动，为减少汽车尾气排放等作出贡献。
我国的PM2. 5事件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正是由于公众的广泛参与、新闻媒体和网络一波又一波的炒作，才使得在美国经历了二三十年研究才进入环境标准的PM2. 5，在我国只经历了环保部门不到十年的调研，就被纳入环境质量标准。积极参与环境问题的讨论，本身就是保护自己利益的一种方式。
当然，也不能只喊抓贼却不帮忙。就PM2. 5而言，除了用口罩等物品保护自己外（保护好自己，减轻城市医疗系统的负担，也是一种环保），我们还有很多小事可以做：及时检查自己的汽车尾气排放，多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少吸烟和吃烤串，减少使用电力和天然气过程中的浪费。
虽然这样的节约很微小，但中国是人口大国，每个人注意一点点，乘以人口基数，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