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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范文1
制度是人们交换活动和发生联系的行为准则,它是由生活在其中的人们选择和决定的,反过来又规定着人们的行为,决定了人们行为的特殊方式和社会特征。制度属于社会行为规范的一种。社会规范是一定条件下规定人们处理相互关系和行为的准则的总和。它一方面规定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及相互关系,另一方面为人们的行为提供规矩、规格和模式,规定人们应该怎样立身处事,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社会的风俗、习惯、道德、历史形成的文化等等都是一些社会规范体系,但他们往往都是没有明文规定,没有强制力,仅仅是通过舆论形式起作用的社会规范。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社会规范是由一定的机关制定、以特定的规则和法令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这种有组织的社会规范体系就是社会制度。制度保证了人类社会的有序性,提供了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秩序性的保障。
制度整合作用优劣的区分标准一方面是经济标准,即能否有效地、迅速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取决于能否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各种物质和精神的需要,使人真正能够全面而自由地发展。制度一旦确定下来,如果有人违反既定的制度,就会被视为越轨或犯规行为,相应地就要受到惩处。从经济的角度看,制度就意味着市场秩序、市场交易或竞争的规则,合理的、稳定的制度将使经营者产生同样稳定的、长期的预期和行为,而不合理的、多变的制度只能导致经营者机会主义性的、短期的预期和行为。此外如果大多数经营者都能自觉地执行制度规则,将大大降低管理、监督费用和解决各种纠纷的费用,这一切不仅可以节约市场主体的交易成本或费用,也可以节约社会成本或费用,从而对经济的发展是十分有利的。
社会之所以发展,之所以不断地由低级到高级、由落后到文明,其根本的决定因素是生产力的发展或经济的必然性,同时也有各种制度的作用,正是由于制度的整合作用,使无序成为有序,使偶然转化为必然,使朝不同方向的个别力量汇合一个总的合力,从而推动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制度整合作用中的“制度”不是单一的制度,而是以经济、政治制度为核心的制度体系。制度整合的对象因而也不是单一行为主体的同质单向活动,而是众多行为主体的异质多向互动,即它们的系统控制和协同。不消说,系统控制和协同是极为复杂的,并非每一部分最佳,整体效率也最佳,但却可能由于其中一个部分不佳而导致整体效率最低。把复杂社会的各种力量协调起来形成有效合力,依靠制度整合。制度整合并不必然形成有效合力,但没有制度整合就必然没有有效合力,关键在于制度怎样整合。
制度具有保障安全作用,这种保障不仅仅是经济上的,也是具有广泛社会意义的。制度的经济方面的保障作用主要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物质的需要,进而也是满足人们精神需要的条件。人类从事经济活动、政治活动或其他任何社会性的活动都会有一定的风险,或者说人们从事任何一项实践活动都有大小不同的风险,而大多数人追求的是风险最小,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实现自我保障的,人们建立一种制度,其内在地必须具有保障作用,否则就是一种不健全的制度。制度的保障作用完善可以使人产生稳定的预期,避免短期行为,由此也能实现制度和社会的稳定。人的理性的有限性、生理变化、自然和社会环境变化、偶然情况的变化是导致风险以及制度保障必要性的基本因素。此外制度的社会保障作用也体现在保障社会关系的有序性方面,无论什么样的社会,都需要有相应的社会秩序,否则,社会就难以存在;无论什么样的社会,也无论什么样的制度,都要比完全没有秩序、完全没有制度的无政府、无秩序状态要更有利于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制度的社会保障作用也是人类社会区别于动物界的纯粹的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的标志之一。社会越发展、人类越进步、文明程度越提高,这种制度的保障作用体现得越明显、保障范围也越广。制度的社会保障作用的扩大意味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在封建社会里,统治者们在他们的统治区域里,无须为吸引和留住有知识的、具备企业家才能的人而竞争;统治者们也无须建立那些聚集资本和企业有吸引力的制度。因此,在一个毫无信任的地方,资本主义企业家不可能造就持续的经济增长,他们完全要依赖经济自由、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要领带支撑相互信任的有利制度框架。所以,中国的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工业革命,尚处在萌芽阶段就夭折了,因为它没有生存的环境和土壤,没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完全私有的产权制度,因而也未形成资本主义国家工业革命中经济的大幅度增长。在中国,制度发展的不足使技术成果的积累和潜在巨大市场不起作用。因而,对经济增长的历史研究就是对制度创新的研究。这种制度创新能减少交换活动的交易成本,从而实现日益复杂的交易活动。对人类进步和文明社会来讲,至少有三项制度具有根本性的作用:即保障产权、通过自愿的契约性协议自由转让产权、信守诺言。
发达国家制度新法规的难度相当大,需要经过反复争论才能出台,而一旦出台,执行起来就毫不含糊,而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则都有这样一种通病,出台法规容易,而执行起来却严重走样。究其根源其实并不复杂,因为在全能政治下的权力结构和资源配置方式必然造成价格的扭曲;只要公共政策是由非市场力量所决定,那么在缺乏有效监督和有效政策手段控制的情况下,这些政策(包括法律)就具有增大扭曲性的巨大潜在可能。
一般来说,社会发展其实就是人类扩张选择的一个过程,经济增长的基本目标也是扩张人类选择。经济增长往往通过三种途径达到,一是扩大资源产出和积累资本;二是通过教育提高人的素质等方法来改善人力资本;第三则是通过改善制度结构。制度对人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制度通过影响信息和资源的可获得性,通过塑造动力,以及通过建立社会交易的基本规则而实现社会进步。
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如果仅从经济学意义上考察已失去了意义,因为我们现在的经济学的发源地是发达国家,在发达国家,用纯粹的“经济术语”就业与失业、储蓄、投资与产业,以有效市场为先决条件的需求、供给及价格进行的分析可能有意义并得出合理的推论,那是因为这些概念、模型和将它们结合在一起的理论相当符合发达国家的现实。但在不发达国家不能用这些方法,除非是想让分析离题和严重错误为代价。当市场不存在或高度不完全竞争时,不能运用上面提到的那些假定的(以及许多其它的)经济术语。其实道理很简单,经济学是门经验科学,实践变了,理论就得跟着变。运用发达国家的经济学理论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这种方法的缺陷在于脱离了观念和制度。在发达国家,观念和制度或是被合理化,达到了给予发展以动力的程度,或是进行快而稳的调整,这个假设在不发达国家并不成立。
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范文2
[论文摘要]:经济增长问题是宏观经济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內容,长期以来,人们对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理论和思想。这一方面反映了人们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的认识过程,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对各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以及各种因素间的相互关系有着不同的看法,对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对于促进我国经济高速、稳定、持续的增长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一、关于经济增长
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定义有不同的观点,最常见的有两种。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增长是指一个经济所生产的物质产品和劳务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的持续增长,也即实际总产出的持续增加。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经济增长是指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实际产出的持续增加。
其实,每种定义都有其优越性,如果要研究一国经济实力的变化,那么实际总产出就具有重要性;如果要研究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那么人均实际产出的增长就有决定意义,在本文中,我们将经济增长定义中的实际产出的持续增长放松为实际总产出的增长。
经济增长理论是经济学中争议最大的领域之一,长期以来,为了对经济增长寻求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对经济增长问题的论述最早见诸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著作。从那时起,经济增长就一直没有被经济学家所忽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济增长便成了经济学中的核心问题,经济增长理论有了极大的发展,各种理论相继出现下面对主要的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进行简要地回顾和分析。
二、世界各国经济理论对比分析
(1)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可以说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思想渊源。它的某些结论,在今天看来,仍然是有用的;有些观点,如同最初出现的那样,至今仍是争论的话题。古典经济学家研究经济增长问题源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当时英国的政治、社会、经济环境处于一个大变革时期,工业革命已经拉开序幕。经济学家必须对工业资本主义的运行方式,基本促进因素及其发展结果予以科学的解释。古典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分析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在古典经济学家中,对经济增长间题论述较多的主要有魁奈、斯密、马尔萨斯、李嘉图等人。但在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真正具有代表性的是斯密和李嘉图所提出的增长理论。
亚当·斯密在其经典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66)一书中,最早论述了经济增长问题。其增长理论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引入了劳动分工;二是区分了“生产性”和“非生产性”两类劳动,他认为生产性劳动占全部劳动的比例以及劳动分工引起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决定国民财富增加的主要因素。“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最大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斯密同时强调,劳动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因此劳动生产率与需求之间建立了互相促进的关系,对一个人劳动生产物需求的增长会提高他的劳动生产率、实际工资以及他对其他人的劳动生产物的需求,这就构成了经济增长的推动力。
“生产性”劳动加在物上能增加物的价值,即可生产价值,而“非生产性”劳动则不能够。经济增长能否维持下去,取决于全部劳动者中有多少劳动者愿意从事生产性的劳动,这解释了为什么有的经济的增长能够持续下去的原因,大卫 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1817)中提出了经济增长的个重要的概念:报酬递减规律,他对增长理论的贡献主要有两点:一是指出经济增长最终将趋于停止,即达到所谓的“停滞状态”;二是将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说明了国民收入分配在经挤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在土地上增加投资,得到的回报会不断减少,因此得出一个悲观的结论;经济增长最终会停止。决定收入分配的力量同样也会导致经济增长最终走向停止,这是因为劳动力生产出的剩余中,资本家的份额在不断下降,这一方面减少了储蓄,另一方面,利润率的下降减少了对投资的刺激作用,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投资和积累过程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封建社会发展缓慢的关键原因在社会产品中绝大多数被用于非生产性消费,而不是生产性投资,古典经济学家所分析的经济增长过程遵循收益递减的规律,经济增长过程从长期来看将趋于停止,最终结果是一种停滞状态。但从那以后的200余年里,经济发展并没有出现停滞的迹象,这表明古典增长理论关于经济增长的描述并不科学。后来的经济学家指出古典增长理论的一个最明显的不足之处是他们关于规模收益递减的假定。他们没有观察到技术进步,只把增长过程看作是人口增长和资源消耗与资本积累和市场扩大之间的竞赛。
(2)新古典增长理论经济增长成为现代经济学中的核心问题始于50年代末索洛等人建立的新古典增长理论。索洛(robertsolow)的《对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贡献》(1956)和斯旺(trevorswan)的《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1956)奠定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由索洛最早提出的增长理论源于对哈罗德一多马增长理论中缺陷的修正,哈罗德一多马模型的缺点之一是假定生产技术是不变的,对于一个给定的储蓄率,能够实现均衡的有保证的增长率只有一个唯一的数值,但是实现充分就业的稳定增长的条件除非特殊情形,一般很难实现。所以,即使经济能够沿着一条均衡增长的轨道向前发展,那么这条轨道将犹如“刀锋”,一样狭窄,一旦偏离这条轨道,经济增长的路径将表现为累积性的经济扩张或经济收缩,为了克服哈罗德一多马模型的局限性,索洛、斯旺、米德和萨缪尔森等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类新的增长模型,这类模型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认为哈罗德一多马模型的“刀锋”式的增长路径是可以避免的,充分就业的稳定增长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调整生产中的劳动与资本的配合比例来实现,同时,索洛等人还指出: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不是资本积累和劳动力的增加,而是技术进步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索洛的增长理论包含了许多重要的经济内涵,但其理论框架却比较简单而又极其精致,索洛等人的理论模型的核心是关于总量生产函数性质的假设。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的生产函数具有下面的性质:
(i)规模收益不变;
(ii)生产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减;
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范文3
【关键词】 经济增长;消费需求;VAR模型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2)04-044-01
一、消费的经济增长效应的理论分析
对于经济增长效应的理论分析主要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分别是生产投入要素角度和消费需求要素角度。从生产投入要素角度来看,主要有Harrod-Domar模型、Solow-Swan模型(1956)、Lucas模型(1978)和Rome模型(1986)。Harrod-Domar模型的结论体现出:一地区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得益于该地区的充分就业,经济增长率与储蓄率成正比,与资本——产出比成反比,因此,单纯的通过降低储蓄来扩大个人消费是无法促进经济增长的。Solow-Swan模型修正了Harrod-Domar模型的一些条件,认为劳动与资本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得出了经济增长率与储蓄率并不存在一定的正比关系,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外生的技术进步。Lucas模型主要强调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Rome模型则侧重强调了知识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虽然这些模型的侧重点不同,但它们的共同点都是有投入要素入手来分析经济增长,并且忽视了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效应。
而消费的经济增长效应的理论分析主要集中在消费对经济结构变迁的效应和诱发技术进步的效应这两方面进行研究分析的。在消费对经济结构变迁的效应分析中,最早应该追溯到Baumol模型(1967)。Baumol根据各部门间的技术差异构建了一个两部门模型,从而分析经济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如果先进部门的产品需求弹性较低而收入弹性很高时,随着收入和价格的上涨,劳动力则会从落后部门转移到先进部门,落后部门最终消亡。从而通过消费结构的改变来改变经济结构,优化资源配置,最终促进了经济的发展。Echevarria(1997)在Baumol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具有外生技术变量的三部门(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模型。该模型最中证实有差异的收入弹性会导致经济结构的优化,最终促进经济的腾飞。在消费对诱发技术进步的效应分析中,我可以认为穿新的动机主要是源自消费者的需求,当现有的技术无法满足消费者需求时,企业就会加大产品的创新力度从而迎合消费者提出的新的需求,从而消费需求就又发了技术的进步,进而导致一地区经济的发展。
二、消费的经济增长效应:实证分析
(一)数据说明和单位根检验
我们可以看出,lgdp、lpc、li的一阶差分在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单位根检验,lgc、lnx的一阶差分在1%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单位根检验,因此,各数据序列都是一阶单整的,可以进行Johansen协整分析。
(二)Johansen协整分析
由于各数据序列都通过了一阶单整检验,故可以用Jonhansen协整检验法分析各数据序列间的协整关系。根据滞后模型选择标准(AIC、HQ、LR、FPE准则)确定最大滞后阶数为4阶。经过反复测试,确定协整变量具备时间趋势且有截距项。结果见表2
括号中的数字是各系数的t统计量,可以看出各系数都通过显著性为10%的t检验。由此,我可以认为在长期情况下,GDP与其他4个变量存在稳定关系。从该协整关系中我们可看出:PC每增长1%会导致1.0979%的GDP的增长;GC每增长1%会导致0.6128%的GDP的增长;NX每增长1%会导致0.1766%的GDP的增长。可见,需求要素,特别是居民需求要素的增长所引起的经济增长效应先对较大。
三、政策建议
当前,我国正值经济腾飞的关键时期,但是全球经济形势并不乐观:欧债危机疑云团团;美国经济继续疲软;全球经济可能会在08年金融危机之后二次探底。经济外部环境不断恶化导致我国的外需不断减少,这也致使我国必须转变经济政策,不断扩大内需才能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快速的增长。而在扩大内需的反面,我们必须做到以下3点:
1.不断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才能不断提高我国居民的幸福指数,给我国居民的消费解决后顾之忧。这样才能提高我国的居民消费需求,从而拉动经济发展。
2.根据当前实际情况,适当的提高我国居民的收入。当前我国面临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从而阻碍着我国居民的消费需求。通过适当提高居民的收入,增加居民的名义收入从而使居民敢消费能消费,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
3.要不断根据消费的需求,在物质上和精神上进行创新和技术进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从而反过来过大内需,促进经济发展。
注释:
①该模型是Harrod(1948)和Domar(1986)根据凯恩斯的理论,分别独立的提出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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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范文4
[基金项目]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式分权、内生的财政政策与宏观经济稳定:理论与实证》(Y6080332)。
?眼作者简介?演张中英(1984-),男,安徽安庆人,浙江财经学院08级西方经济学研究生,研究方向:宏观经济、国际经济;方红生(1976-),男,安徽安庆人,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经济。
摘要
演与非机器设备投资相比,机器设备投资在经济增长方面具有更为重要的作用。文章揭示了机器设备投资的重要性及其相对投资价格在决定机器设备投资方面的作用,同时也给出了那些可以通过降低相对投资价格来促进机器设备投资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演相对价格;机器设备投资;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
演 F061.2 [文献标识码] A ?眼文章编号?演 1673-0461(2010)06-0020-03
一、引言
毋庸置疑,在过去的十多年中,中国学者在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1]。但是遗憾的是,所有的实证文献都不能告诉我们机器设备投资和非机器设备投资在决定经济增长方面的相对重要性。实际上,被中国学者忽视的文献分支告诉我们,机器设备投资对GDP的贡献远远大于非机器设备投资的贡献[2]。笔者认为,不了解这一点及其背后的机理,就不可能很好的把握未来的工作重点。但是为了提出有效的经济政策,仅仅知道这些还远远不够,还要知晓那些促进机器设备投资的有效办法。以下将通过文献梳理对上述问题做出回答,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二、机器设备投资的重要性
众所周知,投资是拉动GDP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投资率高的国家,其经济增长速度往往较快,投资率低的国家,其经济增长速度往往较慢。
那是不是所有的投资都对GDP有贡献,如有贡献是不是有大小之分?固定资产投资活动按其工作内容和实现方式分为建筑安装工程,设备、工器具购置,其他费用三个部分。而国外许多学者经常把其分为机器设备投资和建筑物投资两种。Jone[3]提出,机器设备投资是投资中最重要的一个元素,对经济起决定作用的是机器设备。De Long和Summers[4]对一些工业国进行分析,时间跨度超过了100年(1870年~1979年),发现1%的机器设备投资会导致人均GDP0.7%的增长,他们还指出,机器设备投资在GDP中的份额提高3%~4%,年人均GDP将增长1%。他们发现,即使在其他许多因素被控制的情况下,机器设备投资很高的国家经济增长的速度相当快,经济增长同较高的设备投资之间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De Long和Summers[5]考察了20世纪50年代、1960年~1985年、1985年~1990年一些国家的机器设备投资与人均产出增长的关系,发现机器设备投资在GDP中的份额增长3%~4%,将会带来人均GDP1%的增长。他们进一步证实了机器设备与经济增长的这种很强的正相相关关系,并指出这种很强的关系不可能是由于一些被模型省略的其它解释变量(如入学率、公众投资、产出中外贸的份额)引起的,因为设备投资与这些变量间只存在很低的相关关系(R2只有1%)。De Long和Summers[6] 指出,将设备投资提高到自然水平以上可能会促使经济迅速增长。与富裕国家相比,落后国家的设备投资占GDP的份额很小,从而经济增长速度很慢。De Long和Summers[7]指出机器设备的积累是一个国家产出增长率的决定因素,与其它的投资相比,机器设备对一个国家的产出增长率更有解释力。Dulleck和Foster[2]使用了1960年~1999年55个发展中国家的这样一个面板数据,考察了机器设备投资和经济增长间的关系,得出了在较高的人力资本的水平下,存在正相关关系。
三、机器设备投资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和途径
为什么机器设备投资是投资中最重要的,且决定一国的经济增长的速度?De Long和Summers [5]发现机器设备投资具有较高的社会净回报率,投资具有很大的“外部效应”。低的机器设备投资率导致TFP(全要素生产率)“残差”增长缓慢,资本密集度得不到提高,TFP就不会有增加。他们考察了1960年~1985年机器设备投资与TFP增长率的关系,发现它们存在很强的正相关关系,而且大大超过了非机器设备与TFP增长率的关系。而Solow[8]也认为经济增长的差异是由于TFP的原因。Long和Summers[4]指出许多的新技术的使用是与设备资本品联系在一起的,使用新技术从而提高TFP就需要对机器设备进行投资。Jone[3]指出,机器设备占GDP的份额上升1%,TFP每年将上升约0.2%,它的社会回报率远远大于私人回报率。由此可见,机器设备投资率与TFP及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的关系。
机器设备投资通过什么途径来影响经济的增长?De Long和Summers[5]指出,机器设备的投入使用使工人和组织学会了如何使用现代技术,引起了“干中学”,提高了人均产量、人均资本及TFP。“干中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仅体现在有效地使用现有的资本品上,而且还体现在产生技术变革和TFP的增长上。而企业间相互模仿学习也产生了“模仿效应”,带动了整个行业以及整个社会经济的增长。Jone[3]提出,如果机器设备及时安装、个人和组织也及时有效地掌握了使用它的技术,那么设备投资的社会回报率将会达到35%。
因此,保持一个较高的机器设备的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所在,而决定机器设备投资的因素是其相对价格,所以,一国机器设备的相对价格的高低对其经济增长产生重要的影响
。
四、机器设备投资与其相对价格的关系
经济学知识告诉我们,如果一种产品的价格下降(供给不变),那么对它的需求必将上升。同理,作为特殊商品的资本品的价格下降必然会引起投资的上升。Restuccia和Urrutia[9]用Summers和Heston的基础数据构建了一个1960年~1985年125个国家总投资的相对价格面板,从投资相对价格与收入水平关系的角度出发,考察了一个随机过程,提出了投资率与相对价格存在负相关关系。Diaz-Alejanro[10](1970)研究了阿根廷的经济历史,用资本品的相对价格的上升来解释低的资本形成率。Restuccia和Urrutia[9]指出,一般来说,投资相对价格上升的国家,投资率会降低,并发现在某段时间内,经历经济奇迹的国家的资本相对价格在下降,而经历过灾难的国家的资本相对价格在上升。古典经济学家认为,资本形成率即投资率,是经济增长最基本的决定因素。因此,资本相对价格通过影响投资率从而影响经济增长。
经济学家指出,资本品的价格会影响经济发展速度。在封闭经济中,对资本进行征税提高了资本的价格,导致了企业投资的下降,从而使得资本积累率下降,使经济增长速度减慢。在开放经济中,对资本进口设置障碍也会使经济增长速度减慢。Jone[3]利用分类基准数据分析了资本价格的扭曲对经济的影响,他认为对资本征税税率的下降对产出的增长有很大的积极作用。Hsieh和Klenow[11]指出,穷国的相对投资价格很高,不仅是由于税收、壁垒等原因,更重要的是这些国家过低的消费价格所致,从而导致了较低的真实投资率,他们进一步指出:穷国的投资品价格不比富国贵多少,主要是因为穷国的消费品价格太低了。
机器设备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那么机器设备的相对价格与机器设备的投资及经济增长有何关系?Jone[3]考察了1960年~1985年65个国家机器设备的相对价格与人均GDP增长的关系,得出机器设备的相对价格与人均GDP增长成反比,在20世纪80年代,机器相对价格较高的国家在这段时间里有较低的增长率。他认为,若机器设备相对价格很高,在投资中机器设备的份额将降低,并且在一个经济中总投资的份额也将降低。在barro增长回归里,经济增长与机器价格具有强烈的负相关,而非机器设备的价格却并不重要。机器设备的相对价格上升一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就会下降3/4个百分点,这将给经济带来巨大的灾难。
降低机器设备的相对价格的政策,不仅提高了机器设备的份额,而且由于其“溢出效应”还提高了其他投资,从而大大地提高了GDP中的投资份额,即投资率的上升,并最终促进经济的增长。
五、政策建议
由此看来,只有对机器设备进行投资才能带来经济的增长。一国经济要想得到长期的发展,就必须进行有针对性的投资,将投资集中在机器设备方面来,因为机器设备资本的产出弹性远远大于非机器设备资本的产出弹性。
既然机器设备的相对价格通过影响投资从而影响经济增长,那我们的政策就应该放在如何改变相对价格上来。
根据现有文献,总结了以下三点政策建议。第一,政府自身应该减少管制,让私人资本更多地去参与投资,提高资本品的生产效率[10];第二,解除对机器设备进口的各种限制性措施,甚至应该给予政策优惠[10];第三,提高研发能力。Krusell[12]认为研发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可以降低设备的相对价格。因此,政府部门应该鼓励私人资本更多地参与机器设备部门的研发。如采取资金资助和税收优惠措施等。
但是,对于机器设备投资的过分强调,并不意味着就要漠视对人力资本的投资。这是因为最新的研究发现,一国的机器设备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取决于人力资本的高低。其中的道理在于,只有较高的人力资本才能熟练掌握使用机器设备的技术和最大限度地利用机器设备所带来的溢出效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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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f the Relative Price of Investment,Machinery and Equipment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Zhang Zhongying1,Fang Hongsheng2
(1.School of Economics and Trade,Zhe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 Hangzhou 310018 ,China;
2.School of Economics of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China)
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范文5
关键词:人力资本;新增长理论;技术进步
基金项目:四川省教育厅科研项目(项目编号:11SA090)
中图分类号:F24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2年7月14日
对于经济增长源泉的研究我们可以追溯到斯密(1776)的《国富论》,斯密认为经济增长内生于生产中的分工协作。而以索洛(1957)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外生于技术进步。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兴起的新增长理论否认了索洛的外生技术进步,舒尔茨(1961)等认为上个世纪美国增长的最为重要的源泉是人力资本积累,这种观点引发了西方经济学家从人力资本的视角研究经济增长。
一、人力资本理论的兴起
自20世纪初Fisher(1906)在《资本的性质和收入》的论文中首次提出“人力资本”这一重要的经济学概念以来,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人力资本经济分析一直处于沉寂状态。
早期的增长理论未能认识到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如哈罗德-多马模型(Harrod,1939;Domar,1946)、罗森斯坦-罗丹“大推进”理论(Rosenstein-Rodan,1961)、纳克斯“贫困恶性循环”理论(Hagen,1975)。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经济之谜”出现(Helpman,1987):
一是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始终快于劳动和资本生产要素投入增长的速度。
二是日本和德国战后的兴起。日本和德国用了5年时间将经济回复到二战前的水平,然后只用了10年时间就一跃成为经济实力排名世界第二和第三的经济强国。
三是“里昂惕夫之谜”。要素禀赋论认为,一国应出口密集使用本国丰富的生产要素生产的产品,进口密集使用本国稀缺的生产要素生产的产品。学界一般认为美国资本相对丰富而劳动相对稀缺,根据要素禀赋论,美国应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但经济学家里昂惕夫(Leontief,1953)的实证结果却与要素禀赋论预测相悖。
传统的经济理论无法解释“经济之谜”,在这种背景下,人力资本理论应运而生。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Schultz(1961)开始系统阐述人力资本的概念,根据Schultz的表述,人力资本是相对于非人力资本或者物质资本而言体现在人身上可以被用来提供未来收益的一种资本。人力资本的形成依赖于学校教育、营养和健康投资、在职培训、个人或家庭为适应就业机会的变化而进行的迁移等活动。Schultz(1961)将人力资本理论应用到农业增长的研究中,研究结果表明:从20世纪二十年代至五十年代美国农业增长的最为重要的源泉是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
随后Becker(1964)建立了人力资本及其投资的微观基础,Becker还明确区分了一般人力资本与特殊人力资本的概念。在经济增长分析中,Becker将人力资本积累与专业化分工有机结合起来,构建了规模报酬递增的增长模型。
人力资本理论经过Becker(1993)从微观分析和宏观分析两个方面有机的整合而得以完善。
二、人力资本新增长理论研究状况
(一)阿罗 “干中学”模型。阿罗(Arrow,1962)第一个提出内生技术进步的模型。他试图将索洛模型中的技术进步内生化,假设技术进步是投资的副产品,是厂商生产中不断积累知识和经验的结果,一个厂商的投资不仅会提高自身的生产率,而且由于溢出效应,还会提高其他所有厂商的生产率。
阿罗认为干中学是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之源,技术进步不依赖于R&D。如果把新知识看作是新资本生产的副产品,那么知识存量可以表示为资本存量的函数。增加资本不仅可以通过其对生产的直接贡献增加产出,而且通过其间接贡献,即通过产生新知识使得其他资本生产率提高从而增加产出。阿罗的结论是:由于技术的溢出效应,无政府干预的经济均衡是一种次优,此时的均衡增长率低于社会最优增长率。
由于阿罗模型必须借助人口增长率这一外生变量来说明经济增长,因而该模型还不是一个完全的内生增长模型。
(二)宇泽弘文“知识生产”模型。宇泽弘文(Uzawa,1965)在阿罗“干中学”的基础上首次用两部门模型分析知识的生产和人力资本的积累。教育部门专门从事人力资本积累和知识的生产。两部门均利用全部的知识存量,某种知识在一种场合的使用不会妨碍它在其他场合的使用,所以知识存量无需在两个部门进行分割。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技术进步可增加有效劳动,从而使得物质资本积累不再呈现收益递减的趋势。经济将以不变的增长率持续增长。
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范文6
一季度的宏观经济数据为我们揭示了许多重要的信息,对于我们对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十分重要,首先是对于宏观经济紧缩政策下经济增长的评估。 按照所公布的数据,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61491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10.6%,比上年同期回落1.1个百分点。这样一个结果对于很多人似乎还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结果,好像紧缩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大。但是从贸易顺差的负增长、居民收入增长的明显减缓以及固定资产投资价格的上涨等因素分析将证明经济增长的下滑是实质性的。
2007年贸易顺差增长率是47.7%。而2008年一季度,贸易顺差414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1%。贸易顺差的负增长显然对于一季度经济增长不再有任何贡献。
居民收入的增长也存在一些不利的因素。2008年一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11.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3.4%(2007年实际增长12.2%)。可以看出城镇居民的收入实际增长有明显的减缓,将会影响未来的消费增长。
2008年一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4.6%。但是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价格同比上涨8.6%。扣除价格的影响,固定资产投资数据的实际增长幅度是14.7%(2007年实际投资增长20%),因此可以发现投资实际增长已经有了明显的下降。
2008年一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8%。分类别看,食品价格上涨21%,拉动价格总水平上涨6.8个百分点;居住价格上涨6.6%,拉动价格总水平上涨1个百分点;其余各类商品价格略有涨跌。可以看出食品价格和居住价格之外六个小类的商品与服务共同对于物价上升只贡献了0.2%。因此,2007年以来结构性物价上升的特征没有变化。
以上分析的一些结论可以归结如下:
1.在国民经济核算中可以从生产法进行核算,也可以从支出法进行核算。按照支出角度分析,在主要经济推动因素中,贸易顺差和投资增长下降是经济增长减速的主要因素。而且这种导致减速的幅度是严重的,应该在3个百分点以上。因此可以看出从支出方进行分析,目前经济增长大致为9%左右。
2.而城镇居民实际收入增长的减速,为今后消费的增长蒙上了一定的阴影,而目前有一些消息,如春节广交会的结果预示着2008年的贸易顺差的发展趋势也是难以乐观的,因此经济增长进一步下滑的可能性完全存在。
3.中国经济增长的下降幅度过大,将会导致最重要的后果是失业问题的恶化。目前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就业形势并不乐观,如果经济再大幅度下滑,就业形势将进一步恶化,应该避免这样结果的发生。中国宏观经济数据中长期没有失业率的指标,使得人们的关注点一直在物价上,这是不全面的。在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设定上,将控制通货膨胀的重要性置于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之上是不合适的。
4.在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如何为大量过剩的农业劳动力提供就业是关键。而目前制造业和房地产业是提供过剩农业劳动力就业的重要行业,如果这两个行业大幅度减速,对于就业形势会产生特别巨大的影响。另一方面,中小企业一直是提供就业机会的主要渠道,而经济下滑的冲击通常主要由中小企业承担。
5.2008年的物价走势继续呈现结构性的特征,通过有针对性地提高一些有关商品的供应(如食品)就能够缓解价格的上升。全面的总需求紧缩是不需要的,货币的全面紧缩也是不需要的。由于中高收入人群支出结构的变化,食品价格上升的影响并不大。而2007年以来农民收入的上升幅度可以印证在目前的物价上升中,农民主要受到的是正面的影响。受影响较大的人群是城镇中的低收入人群,通过财政手段对他们进行补贴就能够缓解负面的影响。目前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继续大幅度上升,完全有能力做到这一点。还要指出的是,在经济下滑中,城镇中的低收入人群往往首先受到伤害,因为他们的竞争能力较弱。一些人认为中国的物价将大幅度全面上升,为了防止这样的通货膨胀,经济增长下降是必须付出的代价,这是一种耸人听闻,完全误导的言论,不能以此为根据制定政策。
6.2007年以来货币紧缩的累积效应、后续效应会在2008年逐步释放。即便不出台新的从紧货币政策,2008年的货币政策环境仍然是从紧的,因此经济增长的下滑还会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