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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航天体系标准范文1
Chris McKay (Astrobiologist): We can restore habitable conditions to Mars. The fact that we can, to me, opens up the question: should we? What we do will, I think, set the pattern[模式] that will reflect on[反映] us as a species[物种] for the rest of time. Mars will be where we set the precedent[先例], and that’s why I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we do it carefully.
There’s no sign of life on Mars today and every reason to believe that it can’t exist on the surface. The lack of water and shelter[遮挡] from radiation[辐射] guarantee[保证] that. But there could be ancient microbes[微生物] frozen in the ground needing only warmer temperatures to wake up. If so, they could answer the biggest question in space science: Has life originated[起源] more than once in the universe?
Mars and Earth have been swapping[交换] rocks for billions of years. What’s knocked off one planet by an asteroid[小行星] strike[攻击] often lands on the other, and it’s not inconceivable[不能想像的] that microbes have sometimes gone along for the ride. So life on Earth may have come from Mars or vice versa[反之亦然], which would be interesting but tell us nothing about whether life originated anywhere else.
But, if Martian life turned out to be unrelated, a separate origin just one planet away in our own solar system, that would suggest that life crops up[突然出现] wherever the conditions are right, and a universe with billions of galaxies and trillions of stars could be teeming[大量出现] with life. It might also mean that life from Earth could be a threat to Martian life.
So how should terraformers[将（另一行星）改造成地球般的人] treat the natives, if there are any?
McKay: It would be best to try to answer that before we started warming up Mars, because what we do depends on the answer to that question. If we find that Mars has life that’s the same as Earth’s, then it doesn’t matter and we move down the path of sharing life from Earth with Mars. But if we find that Mars does have life and that life is a separate independent origin of life, then we do things completely differently, in my view.
In that case, McKay thinks we should sterilize[杀菌] all of our old space junk left over from previous[早先的] missions. Even hundreds of years later, it could still be contaminated[污染] with bacteria[细菌] from Earth, and then we should leave Mars to the Martians. McKay: I would say our responsibility[责任] is to encourage that life to flourish[茂盛] and thrive[茁壮成长]. Diversity[多样性] in life across planets is a good thing, and we would learn an enormous[巨大的] amount about how another biosphere[生物圈] based on that life might work, and that knowledge could revolutionize[使彻底变革] our understanding of fields like medicine and agriculture, as well as helping us understand the Earth by having a comparison biosphere.
But not everyone would go along with[赞同] that approach, especially after going to the trouble of making Mars habitable.
Robert Zubrin (President, Mars Society): I don’t agree that that is a rational[理性的], ethical[合乎道德的] position. The ethics[道德，伦理] need to be based on what is good for people, not what is good for bacteria. This idea of depriving[剥夺] humanity of a fully living world, not just for humans but for a wonderful ecosystem of plants and animals and birds and fishes and all of this in order to preserve this place for bacteria, is lunacy[精神失常].
The alternative[另一可选择的], though, is to play the role of the ruthless[无情的] invader from another planet.
David Grinspoon (Astrobiologist): You think of The War of the Worlds注 kind of scenarios[情节] and all these creepy science fiction stories about aliens coming and saying, “Wow, we want your planet. We’re gonna kill you.”You know, we think of that as evil. I mean that’s just not being a good neighbor. But I’m fairly convinced that we won’t have this problem because I don’t think there is life on Mars.
在不久的将来，人类的科技产物也许能把火星从一个寒冷的红色沙漠变成一个适宜居住的星球。然而，引入生命并让火星披上绿色，将带来一系列我们从未遇过的问题。克里斯·麦凯(天体生物学家)：我们能够让火星恢复宜居的环境。然而对我来说，我们能够这样做这一事实会引发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应该这么做？我想，我们的所作所为将为今后树立一个范例，反映出我们是一个怎样的物种。火星将成为我们的先例。出于这个原因，我认为我们应当谨慎行事，这一点非常重要。
目前火星上没有任何生命迹象，而且完全有理由相信生命不可能存在于火星表面。火星表面缺乏水，也没有可以抵挡辐射的防护层——这些条件确保了这一点。然而，地表之下可能冻结着一些远古微生物，也许只需要温度升高即可复苏。若是如此，它们便能回答宇宙学上最大的疑问：在宇宙中，生命起源是否不止一个？
几十亿年来，火星与地球一直在互相交换岩块。由于受到小行星撞击而脱离其中一颗行星的物体，常常会降落到另一颗行星上。偶有微生物搭上这趟顺风车也不足为奇。因此，地球上的生命有可能来自火星，反之亦然。尽管这一点很有趣，但它仍然无法告诉我们生命是否起源于其他地方。
不过，假如火星生命最终被证实是独立体系——在我们的太阳系中，与我们的地球仅仅一星之隔的这个行星，有着自己的生命起源，那便意味着只要条件适宜，生命就会萌芽；在一个拥有数十亿星系和数万亿颗恒星的宇宙当中，生命可能随处可见。这也可能意味着，源于地球的生命可能会对火星生命构成威胁。
那么，假如真有火星生物的话，想把火星改造成地球的人又该如何对待它们呢？
麦凯：让火星变暖之前，我们最好先试着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要怎样做，取决于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假如我们发现火星上有和地球上一样的生命，这个问题便无关紧要了，我们可以一路走下去，与火星共享来自地球的生命。但如果火星上确实存在生命，并且有其独立生命起源，那么依我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将截然不同。
麦凯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对以往任务中遗留下来的所有太空垃圾进行消毒杀菌。即使数百年后，火星仍有可能被来自地球的细菌污染。然后，我们应该把火星留给火星人。
麦凯：我认为我们的责任是促进火星上的生命繁荣发展。各个行星的生命多样性是一件好事；我们可以了解很多，认识到以该生命为基础的另一个生物圈是如何运作的，而这种知识或将颠覆我们对诸如医学和农业等领域的理解；因为我们有了一个可供对比的生物圈，这会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地球。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赞同这种做法，尤其是在不辞劳苦地把火星改造成宜居地之后。
罗伯特·祖布林(火星协会主席)：我不认为那是一种理性的、合乎道德的见解。道德的标准要以什么对人们有益——而不是什么对细菌有益为基础。为了将这个地方留给细菌，而从人类手中——不仅是从人类手中，也是从一个包含动物、植物、鸟类、鱼类等各种生物构成的奇妙生态系统手中——夺走一个活生生的世界，这种想法简直是发疯。
然而，除此以外我们还有另一种选择，就是扮演来自另一个星球的无情入侵者。
戴维·格林斯普(天体生物学家)：你会联想到《世界大战》那样的剧情，以及所有令人毛骨悚然的关于外星人入侵的科幻小说，入侵者来到地球，说：“噢！我们想要你们的星球，我们要杀了你们。”你知道，我们将这种行径视为邪恶。我的意思是，这可不是一个好邻居做的事。但我相当肯定我们不会遇到这个问题，因为我认为火星上并不存在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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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航天体系标准范文2
虚拟经济哲学革命温特尔模式物质能量与信息相对论
文章简介：本文探讨新经济与全球化的关系，分别对新经济和全球化进行了定义。对于信息产业的本质，是从物质，能量，信息的差别谈的。信息的本质是以二进位（0和1的组合）来表示客观存在，可以与电的开关相一致，所以可以达到光速，因此超越了物质特性，在本质上就是全球化的。文章归纳了信息社会的12个内容，指出它不是工业革命的继续，而是未来信息与智能社会的开端。中国历史上的“易”就是二进位的组合，中国人具有发展新经济的巨大潜力。在新经济和全球化基础是的国际竞争具有相当大的风险，包括两极分化，宏观经济不稳定，影响国家经济安全和等，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对策，不可盲目和天真。
一。作为生产方式的“新经济”：
新科技革命与全球化的结合
1。全球化与新经济的定义
经济全球化是指“通过贸易、资金流动、技术涌现、信息网络和文化交流，世界范围
的经济高速融合”（IMF）。“各国经济已不仅仅是一般地相互联系和交往，而是互相交织，互相融合，以致形成了全球经济的整体”。
狭义的“新经济”有三重含义：第一，指90年代低通货膨胀和高经济增长并存的，美国经济的特殊繁荣；第二，将美国经济增长的原因归结为网络，“新经济”就获得以下含义：以网络和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新科技革命。第三，指以信息技术全面改造传统产业，提高全社会生产率。广义新经济包括三个层次的概念：
第一，新经济不限于生产力范围，而是生产方式的整体，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
生产力指以新科技革命为基础的社会生产力，在90年代以来的新科技革命，则是以信息产业为核心，以网络为基础的。生产关系指美国所推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
这样定义新经济，就与流行的所谓“新经济＝＝信息产业（IT），加上全球化”说法相一致了。
第二，目前的“新经济”是90年代在美国首先产生，并影响全世界的。以美国的新经济为出发点，考虑世界经济的全球化，意味着更加强调“国际领导者”（目前是美国），包括美国文化，价值观念，政府和企业，在推动全球化方面的主体作用，而不仅仅把全球化看成客观过程。美国是有目的，有战略，有策略，有意识推动全球化进程的，这就使全球化带有两重性：一方面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特别是作为霸主的美国，它的利益和战略的产物。这对于全面分析全球化的性质，新经济的性质，及其双重后果，对于我国的应对战略，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
第三，新经济是一个历史概念。广义的“新经济”，应该从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所谓“新”，是相对于传统的自然经济，地域性经济，农业社会而言，可以理解为整个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数百年内，经过3次大的科技革命，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断向全球扩张的过程。
2。4次科技革命与社会形态
我们把“新经济”理解为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其生产力的核心部分是新科技革命，这是毫无疑义的，因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一场大的科技革命，需要相当长的酝酿期，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才以爆发的形式形成现实生产力，发展到成熟阶段时，下一次新科技革命又在酝酿。近代以来已经出现3次大的科技革命，目前正在出现第4次。
每一次“新经济”的大飞跃，都有一些重要的标志：
第一，作为“新经济”的生产力方面，我们强调它的科技革命基础：4次大飞跃是以4次科技革命为标志的。第一次科技革命的酝酿期，可以追溯到地理大发现，17世纪产生于英国，在18世纪成为现实生产力，19世纪在美国形成最大规模的超级产业。第二次科技革命酝酿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类发现了原子能和电子，形成了电力，航空，钢铁，汽车等超级产业。第三次科技革命从二战以后开始，形成新的超级产业群。在20世纪90年代以美国普及计算机和互联网为代表，正在酝酿第4次科技革命。为什么把计算机和互联网作为下一次新科技革命的开端,而不是上一次的延续？因为，第3次科技革命及其形成的产业群，仍旧属于工业革命范围，形成的是现代工业化社会。而以计算机，互联网和生态技术，基因技术为开端的新科技革命，代表的是21世纪“信息和智能社会”。
人类可以利用的最重要资源是物质，能量和信息。在农业社会中，人类把物质加工成人力工具；在工业社会，能量被转化为动力；到了信息社会，信息成为最关键的战略资源，将被转化为现代的智力工具。在信息社会中，人类将面临“智能革命”，人的智能通过智能计算机和智能机器人放大，实施生产的自动化，智能化，人工智能是高科技的核心。所以准确地说：未来社会应该是“信息和智能社会”。要实现智能革命，就要更加深入地了解人的大脑。21世纪的主导科学将是生命科学。90年代开始开始的基因研究，到2005年可能查清人类基因的图谱。未来的高科技是以基因技术，信息技术，生态技术和智能技术为基础的，新的智能生产力。信息产业，可以看成是从工业社会向“信息和智能社会”发展的过渡阶段。
第二，每一次新经济的飞跃，都有生产工具创新，并发现新的能源动力。第一次新科技革命，工具机是珍妮纺织机和镗床，由镗床加工出蒸汽机，才使得蒸汽成为大工业的动力；第二次新科技革命，工具机是机床，动力是电力和石油和原子能。第三次新科技革命，工具机是计算机，在20世纪50年代就被发明出来。第一代计算机是用于信息处理的大型计算机，用于国防和学术研究；第二代计算机是个人计算机，用于信息的获取。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工具是计算机和互联网结合，形成交互式网络，用于信息的传输和交流，这是第三代计算机。更为高级的计算机，是生物技术和人工智能的结合，产生智能机器人，达到人机共同思考。
第三，人类对于物质层次的认识和利用，日益深入。蒸汽机是以热力为基础的，人类对于物质的利用在从分子层次；石油的分解和提炼，是以化学为基础的，人类对于物质的利用在原子层次，物质的化合与分解，是原子结构的改变；电力的产生，是人类改变了电子的运动方向。而原子能，则是人类打破原子核的结果，质子，光子和中子，都被人类所利用，以产生新的巨大能量。
第四，人类对于外部环境的利用日益广阔，体现在对于空间和时间的认识和利用。第一次新科技革命，是以牛顿的机械时空观为基础的。新大陆的发现，极大扩展了人类活动的空间，航海技术使得世界性的征服殖民地和移民成为可能，而美国铁路网的建立，才真正为大工业创造了广阔的国内市场。第二次新科技革命，是以爱因斯坦相对论为基础的，空间和时间是相对的，可以互相转换的。人类正在进入海洋和外层空间，扩大自己绝对活动空间。更为重要的是，人类开始自觉地改变自己和空间的相对关系，即通过加快速度，缩短时间，克服空间对自己活动的限制。电子，航空，航天，电磁技术已经达到了这一点。喷气式飞机，高速公路和铁路，缩短了人类环绕地球的时间。3颗同步运行的卫星，即可以实现全球24小时不间断的通讯，使得气象观测，股票市场，都能够通过光速，全天候24小时运行。运行速度越快，时间越短，空间对人类活动的限制就越小。有人说：地球已经变成了“地球村”，就是说新科技革命改变了人类活动的时空限制，为人类社会关系的全球化，提供了无与伦比的技术手段。新的通讯交通工具可以“压缩时空”，使整个地球变小，人类的交往不再受到以往那样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古代依靠快马传书，一天可以跑800里；汽轮船，高速列车，特别是喷气式飞机的出现，开始改变了这一切。使人类摆脱时空限制的根本手段，是电子通讯技术。1964年电子计算机在美国诞生，1965年出现了商用卫星。60年代末期互联网始于美国，80年代应用于军事，教育，科研和教育，90年代应用于商业。2000年有1亿台电脑入网，用户有5亿人。2001年全球信息产业的产值达到3。5－5万亿美圆，成为世界第一大产业；到2016年，全球有2亿人在家里上班。是网络，把地球变成一个“地球村”。只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新技术革命和全球化的关系，可以说，以信息革命为基础的新科技革命，提供了经济全球化的技术手段，造就了全新的，强大的生产力基础；而全球化则是资本生产关系的全球化，二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构成世纪之交世界性的全新生产方式。
第五，每一次新科技革命，都有尖端技术和先导技术，并产生完全新型的系列产业。第一次科技革命是蒸汽机，纺织机，电动机，发电机。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尖端技术在20世纪40年端，在70年代成熟，包括：微电子科学和电子信息技术，空间科学和航空航天技术，光电子科学和光机电一体化技术，生命科学和生物工程技术，材料科学和新材料技术，能源科学和新能源，高效节能技术，生态科学和环境保护技术，地球科学和海洋工程技术，基本物质科学和辐射技术，医药科学和生物医学工程。成熟的标志是全球技术创新，并使之转化为产业，至今方兴未艾。
所谓完全新型的产业，首先是因为其全新的理论基础和概念，如20世纪的基本粒子物理，天体物理，核物理，电子学，遗传学，分子生物学，数理逻辑学科。未来21世纪新科技革命的尖端技术是计算机技术（包括多媒体，芯片，机器人和软件等），激光技术，生物工程。理论基础则是现代遗传学等。未来新技术产业对于自然资源的高度依赖，转变为对知识和技术的高度依赖。
第六，每一次新科技革命，都产生新的国际关系和战略格局。总有一个国际领导者推动全球化和自由化，这个领导者往往是新科技革命发源地，具有最先进的科技创新能力，建立了最强大的超级产业，集中了全世界大部分工业生产和财富，具有强大的文化政治影响和外交支配能力，成为国际霸主。同时也总有国际挑战者，与领导者进行对抗。17世纪的国际领导者是荷兰，挑战者是英国；18－19世纪的国际领导者是英国，挑战者是德国和法国；20世纪国际领导者由英国向美国转换，国际挑战者先是德国，二战后是苏联和日本。经过数十年的较量，特别是美国新科技革命的成功，取得了更加强大的国际领导者地位，成为全球化的主要领导者和推动者。
第七，每一次新科技革命，都促进生产关系的革命，产生新的经济体制，新的政府和法律政治制度，新的企业组织和产业结构。总的方向，是向着自由化，民主化，全球化的方向发展，个人的权利得到尊重，个人的创造力得到发挥。
前3次科技革命，都属于工业革命范畴，而目前开始的第4次科技革命，则属于信息革命范畴，所创造的将是21世纪的信息和智能社会，对于人类生活的影响将是根本性的。
二。信息产业与全球化
1。信息的特殊性。
信息与物质，能量并列的第三种客观实体。信息是具有客观内容的，这个客观内容是可以转化二进位数字的，于是就可以电子作为载体，以光速运动。爱因斯坦对于人类的最大贡献，就是指出时间和空间的相对性，物质和能量可以互相转化。当物体接近光速运动时，其在运动方向上的长度会缩短50％，完全达到光速时，长度为零，而其质量趋于无穷大。长度是物体所占空间的概念，表示物体的存在，人类不能够想象有一种没有长度，不占据空间的物质，而且质量无穷大的物质，或者说物质不可能以光速运动。以二进位制将信息数字化，化为“0和1”两个数码，称为“比特（BITS）”，与电路的“开和停”正好一致，因此比特可以和电子运动相一致。电子的运动就是信息的传输。以光速运动的数字化信息（BITS），既不是物质又不是能量，而是独立分为一类，它就是以光速运动的某种“内容”，可以超越空间的限制，并产生超越时空限制的产业－－－－信息产业，在本质上必然是全球化产业，可以超越国界限制，语言限制，速度限制。
信息的另一个特征，是“注意力经济”。1997年INTEI前总裁GROVE提出了“争夺眼球”的概念：“一个用户就是一份资产，拥有的访问人数或者眼球数越多，就意味着企业的潜在利益渠道越广”。美国迈克尔说“注意力经济”是一种远期资产。在信息社会中，特别是在网络虚拟经济中，信息以爆炸方式增长，信息已经是一种充实的经济资源。稀缺的只是人们的注意力，即期内客户对企业及其产品的注意程度－－－注意力或者心灵占有率MIDSHARE，是企业的无形资产。注意力经济，是以最小成本吸引客户注意力，培养潜在消费群体，获得未来的无形资本。注意力是企业在网络经济中把潜在购买力变现的前提和关键，是虚拟经济的“硬通货”。
2．信息产业。
狭义的“新经济”主要指信息产业。“新经济”产品与传统产品的最大不同，就是其科研试制费用，先期投资的固定成本非常之高，如12英寸的芯片生产线为20亿美圆，基本上是一旦失败就无法回收的“沉没成本”，而其复制成本或者边际成本非常之低，在复制软件方面几乎为零，必要时，信息产品的生产者可以大幅度降价，保持庞大的销售市场，排挤竞争对手。因此，市场的规模和占有率是第一位的，生产者必须进入国际市场。
信息产品的技术标准最为重要，生产者可以通过技术标准的推广，通过技术和设备的专用性，把用户长期锁定于自己的产品系列中。技术标准必须是国际通行的。信息产业的基础设施－－－－互联网是国际性的。
信息产业起源于本世纪初的无线电，发展于50－60年代的半导体。日本在70－－－80年代成功地把美国创造的电子技术，转化为民用产品，在家用电器和汽车等方面，对美欧占据了优势。80年代初期，日本总体科技水平已超过了欧洲，接近了美国。1983年日本在159项关键技术中，有39项同时领先于美国和欧洲，有38项水平相当，只有16项落后。日本小汽车成本，在1980年是3000美圆左右，美国为4700美圆；日本的半导体产业在80年代中期，占据了50％的国际市场；日本的汽车，家用电器和建筑机械，在世界市场的价格比欧美产品低25－－－30％。60年代日本的主流产品是钢铁，船舶；70年代是家用电器，80年代是汽车和电子产品，皆领先于世界潮流。然而在90年代的主流产品个人电脑，通信产品，和信息产品的增殖方面，却明显缺乏日本的参与。在80年代末期，日本信息产业战略有误，把主要研究力量投入大型电脑，而美国却大力发展起个人电脑。
由于在领先产品方面的错误选择，日本就难以参与新经济的国际化分工。美国直接选取台湾，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大陆为合作对象，以台湾和新加坡生产一般电脑部件，韩国生产半导体的记忆部分，中国大陆和东南亚生产低档的周边产品，本土的英特尔控制核心核心部件中央处理器，微软控制软件，利用英特尔和微软控制的技术平台周期性提升电脑性能和硬件需求，进而与英特网等最新的信息技术结合，左右了全球信息产业的发展进程，形成了“温特尔平台”：微软的视窗操作系统和英特尔芯片结合，微软占领了90％以上的软件市场，英特尔占领了80％的芯片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