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污染的研究结论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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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污染的研究结论

环境污染的研究结论范文1

1实证分析

1.1研究方法

本文利用江苏1990-2010年江苏出口总额(其中包括2000-2010年初级产品、工业制成品出口额)、工业废气、工业废水、固体废弃物排放量等数据构建计量模型,借助Eviews6软件,运用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等方法实证分析江苏出口贸易与环境污染、贸易结构与环境污染之间关系。

1.2指标选择

根据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三废”即工业废气排放量、工业固体废气排放物排放量、工业废水排放量3个指标度量环境污染程度。出口总额作为出口贸易指标,并且为了进一步研究需要,选取初级产品出口额、工业制成品出口额作为指标分析产品贸易结构对环境的影响。

1.3数据采集

本文所选数据来源于江苏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库、江苏省环境状况公报等。具体如表1、表2所示。

1.4单位根检验

在分别检验江苏省出口总额与环境污染物排放指标的协整关系之前,需要检查各变量的平稳性,否则可能出现伪回归错误。本文采用ADF方法检验序列平稳性。结果由表3可以看出,在水平序列下,各变量除Y3外其他指标都是不平稳的,在进行一阶差分以后,各变量都趋于平稳。

1.5协整检验

在进行时间系列分析时,传统上要求所用的时间系列必须是平稳的,即没有随机趋势或确定趋势,否则会产生“伪回归”问题。但是,在现实经济中的时间系列通常是非平稳的,我们可以对它进行差分把它变平稳,但这样会让我们失去总量的长期信息,而这些信息对分析问题来说又是必要的,所以用协整来解决此问题。本文试对各个变量进行检验,并加以判定他们之间是否有长期的稳定关系,即他们之间是否是协整的。利用Eviews6软件,分析结果表4。

从表4中,很容易发现工业废气排放与出口总额、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与出口总额二者的直线的拟合优度都很好,达到了90%以上,甚至于达到97%,说明出口贸易对环境污染有直接影响,且由于系数值都为正数,表明出口额的增长加剧了环境污染。然而,出口贸易的增长对工业废水的影响不明显,虽然回归分析的P值通过检验,但是拟合程度只有23%左右,无法直接解释出口贸易对环境污染,尤其是对工业废水排放的影响。由于出口贸易对环境污染,特别是对工业废气、固体废弃物排放有直接影响,因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江苏省出口贸易结构是否会对环境污染产生影响(由于无法直接证明出口贸易会对工业废水排放量产生影响,所以本文暂不考虑产品贸易结构对工业废水产生的影响)。本文选取2000-2009年江苏省出口贸易相关数据,包括初级产品出口额X1,工业制成品出口额X2,工业废气排放量Y1,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Y2,继续分析贸易结构与环境污染二者之间存在的关系。方法与之前相同,先进行单位根检验,后再协整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回归结果的拟合程度非常高,但P值过高,也就是系数的斜率没有一个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X1、X2斜率至少有一个不为0,即存在多重共线性。所以,针对多重共线性,对原始序列做一阶差分,重现进行检验,结果如表6。

从表中可以看出,一阶差分以后的初级产品出口额及工业制成品出口额与环境污染存在相关关系,一阶差分后,初级产品与环境污染存在负相关关系,工业制成品与环境污染存在正相关关系。可以认为贸易结构中,相较于初级产品,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增加更能加剧了对环境的污染。

1.6格兰杰因果

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是分析时间序列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协整分析的结果反映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是,这种关系是否构成因果需要进一步验证。考虑到经济中通常出现的时滞效应,在对时间序列进行因果关系检验时,本文将对滞后各期的X与Y1、Y2之间关系进行检验,其检验结果列入表7内。检验结果显示,在滞后二期的情况下,拒绝X不是Y1的Granger原因,即X是Y1的格兰杰原因。其余情况下,均接受原假设。这就说明,江苏出口总额的变化是导致是工业废气排放量变化的原因,而出口总额变化不会导致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及工业废水排放量的变化,究其原因,笔者猜测可能与所选分析数据较少,导致无法得出结论有关。

2结论

环境污染的研究结论范文2

[关键词]出口贸易;工业污染排放;环境污染

[中图分类号]F75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70(2008)03-0031-03

[收稿日期]2008-03-04

[基金项目]本文系山东省软科学研究项目《山东省出口贸易与循环经济协调发展问题研究》(B2006038)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朱启荣,男,安徽巢湖人,山东经济学院国际贸易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口贸易发展十分迅速,与此同时,环境污染呈现加剧之势。出口易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问题引起了人们高度关注[1],逐渐开始反思贸易在促进经济增长过程中对环境的影响[2,3]。兰天(2004)[4]以CO[2](污染物)排放量为因变量,以出口贸易额为自变量,分析的结果是,贸易自由化有利于减少我国CO[2]排放量和环境的改善。张梅(2006)[5]对广东出口贸易额与SO[2](污染物)排放量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广东出口贸易额的扩大导致了广东SO[2]排放量增加和环境的恶化。以上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人们对出口贸易与环境污染之间关系的认识,但是,这些研究选择单一指标(如C0[2]、S0[2]排放量)作为研究对象,其研究结论仍然存在较大的局限性;此外,上述研究采用的简单回归的方法不但无法说明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而且还可能由于出口贸易额以及环境的各项指标都是时间序列,在没有对其进行单位根检验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伪回归”现象,使得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受到怀疑。本文将选择工业废气、废水和废渣为工业污染排放指标,采用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方法来分析山东省出口贸易对环境的影响。

二、山东省出口贸易对环境影响的实证分析

1.模型选择

为了解决时间经济序列的非平稳性可能产生的“伪回归”问题,Johansen(1988)提出了协整验方法。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产生之前,人们对各种经济现象之间关系的分析只局限于定性分析的方法,这种定性分析方法往往难以揭示各种经济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为此,Granger(1967)和Sims(1972)提出了运用统计方法检验各经济现象之间因果关系的方法(即所谓“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本文将采用Johansen的MLE方法(两阶段回归法)分析山东出口贸易与环境污染关系的量化关系,并采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识别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2.变量及数据来源说明

虽然环境遭受污染有多方面的原因,既有工业生产中产生的污染,也有农业生产和生活产生的污染。但是,工业部门排放的大量废气、废水、废渣等对环境造成的污染是造成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所以,本文选择工业废水排放量(water)、工业废气排放量(gas)和工业废渣排放量(solid)为工业污染排放指标[6],将它们分别与出口贸易额(出口规模)(export)组合,检验工业污染排放与出口贸易规模之间的协整和Granger因果关系。出口贸易额的单位为万美元,工业废水排放量和废渣排放量单位均为万吨,工业废气排放量单位为万标立方米。文中使用的1990~2005年的山东省的出口贸易额来源于《中国对外贸易统计年鉴》(1991~2006),同期工业废水、废气和废渣排放量来源于《山东省统计年鉴》(1991~2006)。图1反映1990―2005年山东省出口贸易额与工业“三废”排放变动趋势。为消除误差项的自相关现象,对文中模型中的变量均采取了对数形式。本文运用EViews3.1版本软件进行分析。

环境污染的研究结论范文3

[关键词] 经济增长;环境污染;面板门槛

[作者简介]王火根(1971—),男,江西农业大学经管学院讲师,数量经济学博士,正邦集团农业产业化研究博士后,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能源经济。(江西南昌 330045)

本文受到江西省社科规划办基金项目(10YJ52)、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企业节能减排行为研究和效果评估分析”的资助。

一、研究综述

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一直是环境资源与生态经济学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Grossman等(1995)对世界上一些国家的地区性污染物,如空气悬浮物和SO2的排放变化与人均收入之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环境质量或污染物的排放水平与人均收入之间呈现倒U形的曲线关系,即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间是一种此消彼长和相互促进的关系,一般称之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1991年美国经济学家Grossman和Krueger针对北美自由贸易区谈判中,美国人担心自由贸易恶化墨西哥环境并影响美国本土环境的问题,首次实证研究了环境质量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指出了污染与人均收入间的关系为“污染在低收入水平上随人均GDP增加而上升,高收入水平上随GDP增长而下降”。田晓四等(2007)选取南京市1985~2004年的经济与环境数据研究发现:工业废水排放量和人均GDP具有“N”型的EKC曲线,工业废气排放量和固体废物产量与人均GDP存在倒“U”型 EKC曲线。刘荣茂等(2006)基于中国1991~2003年29个省级区域环境质量与人均GDP的数据,利用工业废水、废气、固体排放物等变量与人均 GDP拟合方程验证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在中国的存在性。

上述文献在研究方法上存在着一个共同缺点,即毫无例外地使用线性模型进行估计,也就说简单地估计出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事实上,对于本质上具有线性特征的问题或数据而言,使用线性模型是足够的,但如果所研究的对象具有非线性特征,线性模型将由于难以刻画变量间的非线性关系而不再适用。由于环境污染效应的发挥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动态过程,会受多种条件因素的影响制约。比如,当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时,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可能相对有限;而当该地区跨越一定发展水平之后,经济增长效应就更为显著。简言之,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会因为其他因素条件的变化而表现出非线性的门槛特征。就现实而言,中国作为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地区差异明显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之间的效应很难满足在各区域或省域之间的完全一致性,存在非线性关系是很有可能的。因此,如果我们忽略了这种客观存在的区域或省域差异,进而简单地将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关系视为单一线性的,恐怕难以准确地反映经济变量之间的真实联系,目前国内的多数文献都采取了这一做法。

为了克服研究方法上的不足,我们采用面板门槛模型(Hansen,1999)实证检验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门槛效应,检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中倒“U”型是否存在。如果存在“门槛效应”,则说明存在库兹涅茨曲线环境,以及当存在“门槛效应”时,根据相应的门槛值对样本进行分组,在充分反映样本特性的情况下,考察中国不同地区其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变化关系。文章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的理论、应用和数据说明;第三部分是实证结果和解释;第四部分是政策建议。

二、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的理论、应用和数据说明

有关面板门槛模型方法的介绍,参考 Hansen(1999、2000)。单一面板门槛模型设定为:

yit=ηi+β′1xitI(qit?燮γ)+β′2xitI(qit>γ)+εit (1)

其中i和t分别代表第i个省份和第t年;ηi反映个体未观测特征;qit表示门槛变量;γ表示为特定的门槛值;I(qit?燮γ)和I(qit>γ)均为指示性函数;εit~N(0,σ2)为随机干扰项。采用矩阵形式可表示为:

yit=ηi+βxit(γ)+εit (2)

其中,xit(γ)= ,β=(β′1,β′2)

对式(2)组内去均值,得到:

y*it=βx*it(γ)+ε*it (3)

将所有观测值进行堆积,可将式(3)写成矩阵形式:

Y*=X*(γ)β+e* (4)

对于给定门槛值γ,可以通过 OLS方法估计式(4)以得到β的估计值:

β(γ)=[X*(γ)′X*(γ)]-1X*(γ)′Y* (5)

相应残差平方和为:

S1(γ)=e(γ)′e*(γ)-1=Y*′[1-X*(γ)][X*(γ)′X*(γ)]-1

X*(γ)′Y* (6)

通过最小化式(6)对应的S1(γ)来求得γ,即γ=argyMinS1(γ)。由此可得β=β(γ),残差向量e*(γ)=e*(γ)。

得到参数估计值之后,还需进行两方面检验:一是门槛效应是否显著,二是门槛的估计值是否等于真实值。第一个检验的原假设为H0∶β1=β2,对应的备择假设为H1∶β1≠β2,检验统计量为:F=(S0*S1(γ))/σ2,其中,S0为在原假设H0下得到的残差平方和。第二个检验的原假设为H0∶γ=γ ,其中γ 是γ的真实值,相应的似然比统计量为:LR1(γ)=(S1(γ)-S1(γ))/σ2

上述推导过程是在单一面板门槛模型下进行的,当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门槛值,必须重复上述步骤去搜寻第二个门槛值。

加入其它四个变量(g?熏m?熏n?熏e)作为自变量,而只将q作为门槛回归过程中的回归方程:

Eit=ηi+β1·qit·I(qit?燮γ1)+β2·qit·I(qit>γ1)+a1git+a2mit+a3nit+a4fit+εit (7)

其中,E代表环境指标,这里以“SO2排放量(公吨)”表示;q表示收入水平,笔者以文献中通常采用的“人均GDP”作为代表性指标;g表示工业水平,以工业增加值比重来表示;贸易开放程度使用进出口贸易总额与GDP之比和实际利用外资外商直接投资与GDP之比来度量贸易开放的环境效应,m进口贸易总额与GDP之比,n表示出口贸易总额与GDP之比;f表示外资外商直接投资与GDP之比;γ表示为特定的门槛值;I(qit?燮γ)和I(qit>γ)均为指示性函数,εit~N(0,σ2)为随机干扰项,i和t分别代表第i个省份和第t年。SO2排放量指标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0)》,人均GDP指标数据来自《国研网统计数据库》。全部样本为2000年到2009年30个省、市、自治区共10年的样本数据。由于的数据很不全面,故计算时将其排除在外。(以上数据均取对数)

由于门槛回归方法本身具有分阶段回归的特点,免去了实证研究中需要添加git2才能观察EKC下降阶段的一些弊端。例如,对称的曲线(EKC的上升部分和下降部分斜率相同)与现实情况不符,以及git和git2产生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但是采用门槛回归的方法可以避免上述问题,笔者只需要观察git前的系数β的符号和大小就能够确定:在不同阶段(由不同门槛变量的门槛值划分的)经济增长对环境质量的影响程度。

三、实证结果和解释

(一)实证检验

考虑到时间和空间差异性,用传统的面板线性回归模型很难于揭示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为了更好地展示环境污染效应的非线性特征,我们以人均GDP水平作为门槛变量进行估计,看看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水平变化是否存在拐点,其他经济变量与此类似(本文不作研究)。表1显示了在对人均GDP作为门槛变量检验结果。

从结果来看,人均GDP作为门槛变量通过了检验,F值为22.59, P值为 0.023,说明在5%的显著水平上通过了检验,门槛值为30000元/人。根据各地区人均 GDP水平与门槛值大小关系,我们将样本按两个时间段划分为低区制(即人均 GDP低于门槛值)和高区制(即人均 GDP高于门槛值)两个部分。从表 2不难发现,在2000-2003这四年间,中国大部分省份处于低区制,只有北京与上海处于高区制,从2004-2009年,处于高区制的省市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

根据上面的分析,对式(7)式进行门槛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

从面板门槛回归结果来看:

(1)人均GDP对污染排放量的回归系数皆显著为正,当人均GDP低于门槛值 30000元时,人均收入对环境污染边际影响系数为0.678,而当人均 GDP跨越30000元这一门槛值时,人均收入对环境污染边际影响系数提高为0.242。这一估计结果表明,人均收入增长效应的发挥与地区环境污染水平密切相关,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环境污染的增长效应越小;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环境污染增长效应相对较大。由此可见,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对环境污染递减效应的确存在鲜明的门槛特征。

(2)产业结构对污染排放量的回归系数皆显著为正,且在所有的回归变量中影响因子最高,说明了工业产业比重过高会导致污染排放量的增加。这符合张海旺(2007)研究的结论:长期以来,我国在经济发展上存在片面追求速度的问题,因而助长了具有速度和市场优势的部分高耗能和高污染行业的增长。高能耗和高污染的行业比重过高,直接加剧了与环境的矛盾。而我国能源结构又过度集中于煤炭,这是我国环境污染严重的主因。

(3)外商直接投资回归系数皆显著为负,说明外商直接投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我国的环境,这一结论与传统的“污染避难所”假说不符。之所以会出现与“污染避难所”假说相悖的结论,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其一,由于外商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提高了我国的要素生产率和清洁生产的技术水平,从而会改善我国的环境质量水平;其二,近年来,由于我国政府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时已经注重引资的结构问题,特别是对环境方面的重视,这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中已有明确规定:申请设立合营企业有造成环境污染的不予批准;其三,由于多边环境保护协议的签订,进入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大多具有清洁生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了能在国际竞争中获利,这些外资企业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会相应地提高其生产经营活动中的环保标准。

(4)出口贸易对污染排放量的回归系数皆显著为正,说明我国的出口恶化了环境,这意味着在我国的出口结构中,具有出口优势的工业行业多属于污染密集性行业,日渐扩张的对外贸易对环境的危害越来越大,且还有相当一部分属于污染型产业,出口产品还有相当部分是用较大投入、较高消耗和较重污染换来的,这与叶继革、余道先(2007)的研究是一致的。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走的是一条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粗放型经济增长道路,给资源和生态环境带来了沉重压力。由于我国的外向型产业在国际产业链中处于低端位置,形成了进口多为高附加值产品和服务,而出口多为一般制造业产品的贸易开放结构。长期以来我国依靠大量出口产品而获得经济利益,实际上是以大量消耗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因此,需要实现经济发展模式、产业升级模式和贸易模式的转变,将经济目标、贸易目标与环境目标进行有效的整合与协调。

(5)进口贸易对污染污染排放量的回归系数皆显著为负,说明进口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我国的环境。进口贸易所带来的环境问题突出的一个表现为外国污染废物(洋垃圾)进口现象,但我国当前进口的产品主要是自然资源和技术密集型的产品,如工业原料和半制成品以及机器。由于自然资源密集型的产品含污量高,所以和出口劳动密集型的产品比较,我国进口平均含污量远远高于其出口产品的含污量。因此,进口的发展对我国的环境是有利的,因为通过资源密集型的产品的大量进口,我国将很多的环境污染成本转嫁到外国去了。

四、政策建议

(一)优化产业结构

现阶段我国仍处于工业化发展的初级阶段,工业能耗水平居高不下,同时各地区污染治理的整体水平提升尚需时日,从而对环境造成了很大的压力。通过调整和振兴规划的实施,大力推进结构调整,加快淘汰落后产能、遏制“两高”行业过快增长。用信息化等高新技术和先进实用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污染排放。建立并实施工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环保评估和审查制度,遏制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盲目发展,加强源头控制。

(二)改善出口结构

政府部门应倡导建立可持续的商品出口结构,提高附加值高的商品及生态商品在出口总额中的比重。加大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对污染密集型、资源密集型的产品采取一定的限制措施。鼓励外向型企业自主研发,在省内尽快推行国际化标准组织 ISO14000的认证体系。对于初级产品及皮革加工业、橡胶工业、电镀业、化工业等污染密集型产业应采取“限出奖进”的措施,而对于环境友好型产品,政府在必要时可采取鼓励出口的措施。

(三)继续实施绿色贸易战略

在贯彻实施国家鼓励出口,增加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的同时,对近两年来国家、各省陆续出台的有关环境保护与控制制造业污染的措施仍要坚定不移地执行下去,通过鼓励自主创新、高效节能和环境友善产品的出口等手段,继续对“两高一资”产品的出口进行严格限制,防止出现反弹,绿化或优化贸易结构,调控贸易总量,提高贸易的环境效率。

(四)积极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和设备、适用的清洁生产技术以及环境保护设备

使进口政策为国家经济建设和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服务。可以利用当前美元贬值、出口速度放缓、有利于进口的时机,通过政策措施鼓励企业进口先进技术和环保设备,改善生产条件,为出口符合国际标准的绿色产品奠定基础。通过构建绿色贸易体系,减少并扭转对外贸易的资源环境逆差,以环境保护优化贸易增长,促进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

[参考文献]

[1]Grossman, G. M.and Krueger, A. B.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the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BER. Working paper 1991.

[2] 韩玉军?熏陆阳.门槛效应、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J].统计研究,2008,(9).

[3] Hansen, B. E. Sample Splitting and Threshold Esti-mation [J] .Econometrica ,2000 (3).

[4]王火根,沈利生.中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空间面板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7,(12).

环境污染的研究结论范文4

【关键词】环境治理投资 经济增长 协整分析 误差修正模型

一、引言

经济增长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最重要的宏观经济目标之一,也是衡量某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潜力的主要指标。然而经济增长必须依赖于一定的自然环境。近年来,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提高,排放在自然环境中的工业污染物越来越多,超出了环境的承载能力,造成自然环境污染,威胁着人类的健康以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为了社会的发展,我们需要把原本用于经济建设的一部分资金用于治理环境污染,改善生态环境。从长远来看,这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面对这一问题,我们不禁要问,我国以往的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是否会影响经济增长,它们之间的关系又如何?为了有针对性地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本文将运用协整理论,通过建立协整模型来实证分析环境治理投资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关系。

二、方法与分析

本文选取1991~2008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和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指标(IE)进行实证分析。为了消除数据的异方差性,使数据线性趋势更明显,模型更具实际意义,本文借助Eviews软件对上述原始数据进行了对数变换,分别得到LnGDP和lnlE。

对{LnGDP}与{LnIE}作趋势图可以看出,国内生产总值数据与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数据均无周期且有上升趋势。所以,{LnGDP}与{LnIE}均为非平稳序列,可以考虑它们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即长期均衡关系。因此,需要对两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选用ADF检验法。

对序列{LnGDP}与{LnIE}作一阶差分,分别记为和,并进行ADF单位根检验,可以得到国内生产总值和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序列1阶差分{LnGDP}与{LnIE}的ADF检验统计量的值分别为-3.007262和-5.767309,均小于在10%的置信水平下的临界值,所以拒绝零假设,即两原序列在一阶差分后都不存在单位根,均为平稳序列,即{LnGDP}与{LnIE}均为一阶单整,记为{LnGDP}~I(1),{LnIE}~I(1),满足协整的前提条件。

假定回归模型为:

LnGDPt=β0+β1LnIEt+εt (1)

应用最小二乘法对(1)式进行回归,可得到如下估计方程:

Ln■DPt=6.658649+0.709934LnIEt (2)

(27.68828) (20.04500)

R2=0.961704 F=401.8019 D.W.=0.378552

由协整回归方程(2)可看出,环境污染治理投资(LnIE)和国内生产总值(LnGDP)之间呈正相关,即IE每增加1%,GDP将平均增加0.709934%。环境污染治理投资(LnIE)的T统计量值为20.04500,说明LnGDP与LnIE关系显著。R2值为0.961704,表明方程拟合度很好。

本文运用E-G两步法对两序列进行协整检验。由回归方程(2)的估计结果,可得残差序列的表达式:

εt=LnGDPt-6.658649-0.709934LnIEt

进而对残差序列εt进行ADF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残差序列的ADF检验统计量的值为-4.289462,均小于在1%、5%和10%置信水平下的临界值,拒绝零假设,即该残差序列不存在单位根,为平稳序列。

由以上检验结果可知,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和国内生产总值均为一阶单整,且其残差平稳,因此可以认为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和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即总体上呈现出经济稳步增长和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增加的趋势。

三、结论

通过以上对我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之间的协整研究,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我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治理投资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即这两者之间具有长期均衡关系。这一动态的均衡关系,深刻揭示了我国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投资的大致走势,从而为调整我国经济发展战略提供了决策依据。

第二,环境治理投资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原因之一。合理增加环境治理投资并不会影响我国经济发展速度,相反,增加环境治理投资可以提高经济效益,增加国民收入。

第三,从长期来看,环境治理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是缺乏有弹性的(0

环境污染的研究结论范文5

[关键词] 经济增长;环境污染;面板数据;环境库兹涅兹曲线

[中图分类号] F22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08)08-0084-05

[作者简介] 王彦彭,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统计学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与统计分析。(北京 100026)

一、引言

在我国工业化进程中,污染物排放量的不断增加导致了环境质量的下降,同时,环境恶化反过来又限制了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在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指导下,国家对土地资源、环境保护等方面进行了规定,这一方面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另一方面在客观上也使当前的一些经济行为受到影响。因此,在中部崛起战略实施的过程中,各个省份处理好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矛盾就显得更为突出。

二、文献综述

Grossman and Krueger(1992)在分析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环境效应时,首次实证考察了环境质量与人均收入之间倒“U”型曲线关系的存在,这种关系人们后来称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EKC)。它的涵义可表述为:在经济发展初级阶段,经济增长、人均收入的提高将会导致环境质量的下降,然而,当经济增长超越了某临界值点时,人均收入的提高反而有助于降低环境污染、改善环境质量。

20世纪90年代EKC模型提出之后,国外大量学者运用各国截面、时间序列或面板数据,对是否存在EKC进行了广泛研究,对环境与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验证。相关研究的文献综述很多,如Stern,1998;Ekins,1997;Dinda,2004,等等。其主要结论有: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普遍适用这条曲线,如对美国、西欧、日本和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的经验分析,均符合倒“U”型EKC的特征;EKC的形状不一定都是倒“U”型,在某个阶段,曲线的形状不固定。

目前,国内对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研究,有代表性的成果分别为:杜希饶、刘凌(2006)通过对模型的竞争性市场均衡分析,给出了平衡增长路径的经济增长率,并系统地分析了在环境污染进入效用函数的情形下长期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通过对最优增长路径进行比较静态分析,分别讨论了贸易自由化对环境质量、经济增长、福利效应的影响,污染外部性对长期经济增长的约束等,给出了模型的综合结论及其现实涵义。彭水军、包群(2006) 选用1985-2003年期间我国的六类环境污染指标,从时间序列的角度考察了环境污染与我国人均收入变化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和相互作用机制。蔡洛枷、黄蔚(2006)通过选取1985-2004年湖北省的环境与经济数据,建立人均GDP污染排放量模型,对湖北省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回归分析。宋涛等(2007)采用Weibull函数和Gamma函数形式的面板数据模型对全国1989-2005年四种环境污染指标人均排放量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目前,对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主要是针对对全国或者某个省份、地区,采用的研究方法比较单一,如协整理论、面板数据模型、脉冲响应函数模型、KEC的检验等,很少将上述不同方法结合起来。此外,对处于整个区域的中部六省的综合研究少有学者进行。本文针对上述研究不足,欲作出更深入、更有价值的探索。

三、数据与变量

本文所用样本取自1990-2006年度中部六省(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山西)的数据(来源于历年各省《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并用人均GDP来反映经济增长的状况,用能够较好表现环境质量的流量指标――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人均工业废气排放量、人均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来反映环境污染的状况。

四、实证分析与结果

为了分析中部六省环境污染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本文采用了面板数据模型。该模型能够同时反映研究对象在时间和截面单元两个方向上的变化规律及不同时间、不同单元的特性。面板数据模型的一般表达式为:

Yit=αi+βiXit+μiti=1,2,……N;t=1,2,……T (1)

其中,Xit是影响所有横截面单元的外生变量向量;βi是参数向量;αi代表了截面单元的个体特性,反映了模型中被遗漏的体现个体差异变量的影响;μit是个体时期变量,代表模型中被遗漏的体现随截面与时序同时变化的因素的影响;下标 i 代表不同个体;t 代表时间。

当分析对象在横截面上无个体影响、无结构变化时,(1)式转化为:

Yit=α+βXit+μit(2)

当分析对象在横截面上存在个体影响,且表现为模型中被忽略的反映个体差异的变量的影响,但无结构变化时,(1)式转化为:

Yit=αi+βXit+μit(3)

当分析对象在横截面上除了存在个体影响外,还存在变化的经济结构时,结构参数在不同横截面单位上是不同的,这时即为一般形式:

Yit=αi+βiXit+μit(1)

要对模型进行正确估计,必须对模型的设定进行F检验。

F检验如下:

假设1:斜率在不同的横截面样本点上和时间上都相同,但截距不相同;

假设2:截距和斜率在不同的横截面样本点和时间上都相同。

首先检验“假设2”。如果检验结果是接受的,则没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检验;如果是拒绝的,就应该检验“假设1”;如果“假设1” 也被拒绝,就采用(1)式表示的变系数模型。

检验“假设2”的F统计量为:

F2=~F[(n-1)(K+1),

n(T-K-1)](4)

检验“假设1”的F统计量为:

F1=~F[(n-1)K,

n(T-K-1)](5)

在式(4)和式(5)中,S1 、S2 和S3 分别为采用模型(2)、(3)和(1)式的残差平方和,N 为截面样本点个数,T 为时序期数,K 为自变量数目。

1.相关性分析

根据1990-2006年中部六省数据,首先计算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人均工业废气排放量、人均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与人均GDP之间的相关系数,这些系数反映了人均GDP对环境流量的影响力,即反映了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程度,计算结果见表1。

由表1可知,人均GDP与人均三废污染物排放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比较高,这说明无论是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还是环境污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力都较大。

2.中部六省环境污染水平与经济增长关系线性回归分析

由于面板数据包括横截面和时间序列数据,模型设定的正误决定了参数估计的有效性,因此,首先要对模型的设定进行检验,以得到有效的参数估计;其次,主要检验模型参数在所有横截面样本点和时间上是否是相同的常数;第三,进行方程类型的判断;第四,利用Eviews5.0对选取数据进行不同类型的面板数据模型的估计,分别计算出残差平方和与F统计量值,计算结果见表2。

由表2可知,F统计量值均大于5%的显著性水平下相应的临界值,所以拒绝原假设2和原假设1,表明中部六省经济增长对于环境的影响是不一致的。因此,模型的设定形式为(1)式,中部六省环境污染水平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线性回归方程为:lnYit=αi+βilnXit+μit,i=6,T=16。其中,Y表示污染物的排放量和人均排放量,X是人均GDP。

由于模型中仅有一个解释变量,所以不存在多重共线性,但为了避免异方差性,本文对变量均取对数。在区域经济的研究中,检验通常发现误差项与解释变量是显著相关的,因此,固定效应通常优于随机效应。考虑到由于各个省份之间的差异可能产生截面异方差,本文采用横截面加权的方法进行回归。利用Eviews5.0进行面板数据分析时,发现在对人均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与人均GDP存在截面异方差和同期相关性,所以用广义最小二乘估计修正,计算结果见表3。

由表3可知,三个回归方程的R2 均在0.97以上,说明拟合优度较好;F值远远大于临界值,说明回归方程显著;解释变量都通过了T检验,表明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之间线性关系非常显著,建立的模型具有代表性。

由表3数据可得出以下结论:

(1)在5%的显著水平下,经济增长和对于用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人均工业废气排放、人均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描述的环境污染状况的影响也都是显著的,这说明中部六省各省在人均GDP增加即经济增长的同时,对环境造成的污染进一步加剧。

(2)中部六省的经济发展水平与环境污染水平基本上成正相关关系(系数为正)。当同期经济增长1%时,人均废水排放量都将增加,环境污染进一步加剧,但幅度小于经济增长速度。这从侧面说明中部六省的经济增长方式仍以粗放型为特征,经济的快速增长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中部六省是全国商品粮和优势农副产品生产加工基地、能源生产基地、重要原材料生产基地、有竞争力的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劳动力资源开发和输出基地、重要的文化和旅游基地。这一方面为中部六省的经济发展奠定了资源优势;另一方面大量加工制造生产业的集中分布,加上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内部结构的单一与矛盾,使得粗放型经济增长的方式造成了资源的破坏、环境的污染、生产条件的不断恶化,从而降低了生产效率,影响了经济增长的质量和经济可持续发展进程。

(3)分省份来看,在人均工业废水排放污染方面,湖北、湖南和山西三省的人均GDP增长与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呈反向变动关系;在人均工业废气排放污染方面,只有湖北省的人均GDP增长与人均工业废气排放量呈反向变动关系。这说明,近年来湖北省在注重经济增长的同时非常注重环境的治理与保护,成效突出,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保持一致,在中部六省中起着典范和带头作用。

此外,由表3可知,山西省人均三废排放量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都位于中部六省的前列。山西省尽管是全国煤矿能源重化工基地,为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也是全国环境污染最严重的省份之一;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由于大量挖掘开采与煤炭加工,从而产生大量的废气。而实际情况中,废气的污染是比废水加剧环境污染更重要的影响因素。因此,山西省经济增长1%,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将减少0.26484%,但人均工业废气排放量将增加0.633405%,居中部六省第二。工业废气排放量的增加对环境的污染更具有影响作用。由于山西省地区资源的因素,山西省应该在工业废气和工业固体废物治理方面加大力度。

河南省是中部六省1990-2006年度人均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省份,也是人口最多的省份。当经济增长1%时,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人均工业废气排放量、人均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都将增加。从实际情况看,河南省人口数量的比重过大,人口数量的增加不仅提高了居民用水等污染物的增加,而且间接地影响经济增长中生产规模的扩大,最终使得人均工业污染排放量增加。这说明,河南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加剧了环境的污染,而且人口数量的增加对环境状况也已构成压力。

3.基于面板数据的环境库兹涅兹曲线分析

本文根据U型KEC理论,环境库兹涅兹曲线(EKC)计量模型为:Y=β0+β1X+β2X2+ε。其中,Y表示污染物的排放量和人均排放量,X是人均GDP,β0,β1,β2为模型参数,ε为随机误差项。

首先,要对模型的设定进行检验,以得到有效的参数估计;其次,主要检验模型参数在所有横截面样本点和时间上是否是相同的常数;第三,利用Eviews5.0对选取数据进行不同类型的面板数据模型的估计,分别计算出残差平方和与F统计量值。计算结果见表4。

从表4可以看出,F统计量值均大于5%的显著性水平下相应的临界值,所以拒绝原“假设2”和原“假设1”,表明中部六省经济增长对于环境的影响是不一致的。因此,模型的设定形式为(1)式,得到最后设定模型为 Yit=β0i+β1iXit+β2iXit2+εit,i=6,T=16。其中,Y表示污染物的排放量和人均排放量,X是人均GDP,β0,β1,β2为模型参数,ε为随机误差项。计算结果见表5。

从表5可以看出,由于中部六省各省的实际情况存在很大差异,导致在一个统一模型中不能准确描述中部六省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发展规律,有的省份有必要在环境库兹涅兹曲线模型加入三次项,以作进一步研究。根据表5中数据作出的中部六省环境库兹涅兹曲线图可知,人均废水排放量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可能会出现波动,并非在经历了一段时期后逐渐下降,人均工业废气排放量和人均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基本上是随人均收入的提高、经济的发展而增加的。但从整体上来看,目前中部六省的环境与经济增长仍处于环境库兹涅兹曲线倒“U”型的左侧。因此,中部六省在加快工业化进程中,应促进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此外,在中部六省中,随着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的提高,山西是人均工业废气排放量和人均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增加速度最快、污染最严重的省份,这与第一部分对环境污染水平与经济增长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得到的结论一致,因此,山西省应对此予以重视。

五、结论与对策

本文分析结果表明,就目前而言,中部六省经济的增长都导致了环境的恶化,是环境污染的重要影响因素,这既是工业化进程的重要特征,也是中部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遇到的严峻挑战。从整体上来看,中部六省目前仍处于环境库兹涅兹曲线倒“U”型的左侧。

中部六省要实现中部崛起,消除贫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距,就要在毫不动摇地把发展经济放在首位,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的同时,采取切合实际的对策,使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相协调。

1.控制人口数量

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人口的重要作用。但是,为了满足增长人口的物质需求,人们不得不大量开发相对有限的环境资源,造成有限资源过度开发和枯竭,可再生资源失去再生能力,从而使环境系统破坏,失去平衡。同时,人口密度增加,生产消费规模便扩大,人类所产生的废物量也不断增加。大量的废物以废水、废气和废渣的形式回归到环境中,当有害物质含量超过环境容量时,污染增加便使环境变坏。因此,控制人口数量是改善环境的一个重要途径。

2.改善经济增长模式,减少污染与消耗,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由于传统的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质量、高产出”为特征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仍未改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带来的是经济损失;高增长带来的是为污染治理提供物质基础。如果高增长带来的收益大于高污染带来的成本(损失),这种方式是可取的;反之,则不可取。但实践证明,“高增长,高污染”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不符合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因此,应该进一步大力发展优势产业,用高新技术和先进技术改造来提升传统产业,改变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质量、高产出”增长模式,减少污染与消耗,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加快工业化进程,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中部六省是全国商品粮和优势农副产品生产加工基地,要加快工业化进程的步伐,推进产业结构调整,首先就要用工业化理念谋划农业的发展。如,把农业的生产、加工、流通作为一个完整的产业体系,通过公司加农户、企业联基地、市场联生产,逐步形成市场化、规模化、专业化生产格局;按市场需求发展绿色农业,用先进技术改造传统农业,依通行标准壮大品牌农业,以龙头企业带动支柱产业,使农业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另外,还应壮大工业经济,加速形成工业主导型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服务业,实施旅游产业开发工程。

4.降低以国内生产总值来评价省份之间的综合实力的比例,加大政府对于环境的重视程度,最终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各省、市、地区每年描述经济增长的国内生产总值时,将综合实力竞争评价作为很大的权重,中部六省也不得不把经济的发展放在首要位置。同时,随着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的实施,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差距越来越大,与西部地区的优势越来越小。此外,由于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人们要求增加收入、改变生活水平的呼声越来越高,中部各省更加注重经济的优先发展,积极创造优越的投资环境,进行大规模的招商引资,扩大固定资产投资以发展地区经济。然而,在创造环境和优惠条件促使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环境却在进一步恶化,最终将阻碍经济的发展,使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将成为一句空话。在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指导下,近年来,居民幸福指数的提出与测算,使人们的思想意识发生了改变。因此,在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应该减少将国内生产总值和经济增长速度作为评价省份之间的综合实力的比例,改变各省在注重追求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目标下而轻视环境保护的状况,进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5.有效发挥政府的主导和监督作用,加强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方面的协调,推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在经济社会活动中,把人口、资源生态环境、经济增长三者有机结合起来,妥善处理这三者的关系,科学、合理、有效地解决人口、经济增长与资源生态环境问题,政府的主导和监督作用将是关键性的。因此,要实现中部崛起,解决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相矛盾的问题,必须加强政府在经济增长与环境治理保护中的主导和协调作用。

参考文献:

[1] Grossman,GM and A. B. Krueger.A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CEPR Discus-sion Paper No.644 (London:Center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1992.

[2]蔡洛枷,黄蔚.湖北省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研究[J].当代财经,2006,(8).

[3] Stern D.I.,2004.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World Development,8,1419-1439.

[4] Ekins S.The Kuznets Curve for the environment and e-conomic growth:examining the evidence.Environment Planning,1997,29:805-830.

[5] Dinda S. 2004.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Hypoth-esis:A Survey,Ecological Econom ics,49,431-455.

[6] 杜希饶,刘凌.贸易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基于开放经济下的一个内生增长模型[J].财经研究,2006,(16).

[7]彭水军,包群.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基于时序数据的经验分析[J].当代财经,2006,(7).

[8]宋涛,郑挺国,佟连军.基于Weibull函数和Gamma函数的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J].地理研究,2007,(3).

环境污染的研究结论范文6

关键词:工业集中;废弃物排放;理论;试验建模;未来发展

1 引言

国民第二产业工业在建立之初是分散、单个分布在一个区域内的,并不和产业链条中的商流或者下游产品有所地域的亲缘性,这一过程中产品的运输成本比较高。工业的集聚是随着工业科技的提升,科技的不断发展进步而产生的,就是将生产过程有关的集中工业集中在同一个地区,降低运输成本,共用水、劳动力等资源,统一有序管理,利于相近工业的发展. 但是在经济发展不久之后,人们也发现了这种模式存在的致命问题,工业污染物的排放更加集中,对当地的生态破坏程度远远超过了一个地区只有一个工厂的时代,工业集聚成了污染集聚的代名词。污染不仅仅会对城市的生态环境产生影响,还会影响人文环境。恶劣的城市环境不容易吸收更多的投资,获得长足发展。

如何减少污染物的排放,改善城市生态和人文环境成为当前我国研究的重点课题,许多科研工作者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致力于我国的工业可持续发展,本文将从数学建立模型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力图有所突破。

2 科学论证

在进行科学实验之前,我们先来建立合理可行的研究模型,为研究提供必要的准备工作。主要从:一,工业产出层面来构建工业集聚和污染物排放之间的关系,二,工业生产投入多少来构建环境污染对经济的反作用。

首先,工业集聚在产值增加的同时,也意味着污染的增多,生产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污染,排放废气、废水、垃圾等污染物,对工厂所在地区的生态环境产生直接破坏,污染物排放过量,还会引发一系列严重后果,历史上早期资本主义国家都爆发过污染事件,造成人员伤亡,带来不可挽回的经济损失,从而进一步影响地区的未来发展前途。我们将在实验中选取合适的模型来模拟这个过程进行研究。

在实际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不仅经济的发展会对环境产生影响,造成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的污染,污染的环境.对经济发展也有反作用。恶劣环境会阻碍地区今后发展,使得企业难以吸收到外界的投资,招到廉价劳动力,和先进的专家团队,从长远看,后果严重。对于这个严重的问题,我们也选择了正确合理的科学模型进行探索。

3 实践

在上节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前期准备的基础上,本节我们将正式开始科学的实践研究,主要从建立模型和权威文献参考、变量研究三方面入手。

学术界普遍采用数学建立模型的方式来分析工业集聚和污染物排放之间的辩证相关关系。将工业集聚后区域内所以的污染物排放都加起来,得出等于区域用的污染排放量。同时考虑到污染对人的影响,还要构建劳动生产的方程式加之人文环境的研究。

为了实验的真实有效,我们参考了著名的统计研究专著,对重要的数据信息和变量进行进一步的对照比较,力图选取的信息数据正确可用,便于分析。主要著作有本世纪2003年出版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2012年的《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等。并选取了我国范围内有代表性的200多个城市和乡镇研究分析。

变量研究是实践研究的最后一步,却是最不可忽视的一个步骤。为了全面的进行研究,我们设置了许多变量,常用的有工业内部因素变量、污染物排放控制变量两个。工业内部因素变量是通过改变工业生产的内部因素如劳动生产率、生产技术,改变之前粗放的经济发展模式,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核心科学技术,减少污染物排放,缩小对环境的不良影响。污染物排放控制变量和前者有所不同,这是通过外部因素来改善污染的办法。一个地区的经济越发达,交通越便利,开放程度越高,产业布局越合理,医疗教育水平越高,工业生产产生的污染物就越少,当地的生态环境越好。

4 结果剖析

通过之前建立的两个科学模型我们可以得到工业集聚和污染物排放之间的数学关系,产出的密度比较大,污染物排放多。工业集聚与污染物排放基本成正相关的关系,工业集聚程度越高,区域内排放的污染物越多,地区污染情况越严重。相反,如果工业集聚程度越低,排放的污染物越少,污染程度越低。

劳动者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与污染物排放成反比,粗放经济下,劳动者经济生产率不高,生产工艺低下,使用的原料大部分都被浪费,造成严重的污染。同时这两者的作用也是相互的,环境污染会影响人的身体健康,如果工人身体不健康,便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所以在今后的发展一定要致力于提高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减少粗放经济对环境的破坏。

5 结语

本文是对工业的集中分布与废弃物排放量的关系研究,从工业集聚出现的环境污染问题说起,提出要积极解决这种情况。从理论角度入手,建立生产密度模型和工业经济集中与环境污染的作用和反作用两个模型,进行了理论模型验证。

在设定了实证模型和正确选取变量的基础上,同步参考了国内外权威的文献资料,采用变量研究法,对工业发展的内部外部因素进行分析,得出了要减少污染、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大产出密度的结论。

在今后的政策制定时,要充分考虑到工业经济与环境污染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制定合理的地区经济发展政策,减少污染物排放,完善污染治理防治和预警机制,对少量污染物进行彻底的处理,将对环境破坏降低到最低。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高新技术工业,提高产品附加值,降低污染。同时做好有关的医疗教育卫生交通工作。

参考文献

[1]闫逢柱产业集聚发展与环境污染关系的考察科学学研究,李伟娜制造业集聚、大气污染与节能减排经济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