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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的方式范文1
关键词：低碳经济视角下；农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引言
在我国改革开放和“一带一路”的引导下，经济发展迅速，但因为企业的增多，环境保护问题又成为当前需要引起人们关注和重视的焦点问题，在日益突出的环保问题面前，低碳经济视角下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式需要有所转变，要提高对高能耗企业的限制，并对其进行改善，这样才能进一步促进农村经济建设的健康发展。
一、当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现状分析
我国的经济是在国际恶劣环境的挤压中成长起来的，而我国农村的经济更是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尤其在近年来城乡一体化的形势下，我国农村的发展更为迅速，这是可喜的一个方面。而另外一个让我们担忧的方面就是当前农村经济结构体系存在着众多的问题，单一而又粗放式的经营与管理模式，使农村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也对资源环境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和破坏，致使我国一些地区的生态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说，在对于农作物的培育方面，人们已经用大量的生物化肥代替了原始的农家肥，虽然产量高了，收入好了，但是却对土壤及周边的水源带来了极大的破坏。而且在农村生活垃圾也成为污染环境的一大因素，所以说在低碳经济视角下，必须要转变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式。
二、低碳经济视角下影响农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问题
（一）缺乏低碳理念。虽然在经济的不断发展中，人们的思想意识有了很大的转变，但由于低碳经济刚刚起步，人们对于它的了解不深，而且低碳经济在农村产业中的发展也不成熟，这就使大家无法将农村产业与低碳经济融为一体。同时，农村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工业化程度的逐步加深，各种工业废物排放的增大，影响着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
（二）农村经营模式的制约。从我国农村经营模式来看，大多数的农村产业都是以小规模、作坊式的生产经营模式为主，这些小企业的生产规模小、能力低，但却具有很大的污染性，如果不加以制止或转型的话，就是对我国环境造成污染的一大因素，再加上农村人员的综合素质还十分低下，他们对于低碳经济不支持、不认同，这更是低碳经济视角下农村经济发展的绊脚石。
（三）经济发展缓慢。虽然我国农村经济已经在国家优惠政策的支持下得到了大发展，但因为基础设备配备不齐，机械化水平相对落后，使得生产效率十分低下，经济发展水平也非常有限，为了提高农业生产力，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大家就会不顾低碳环保理念，而进行大肆扩大生产，这样的现状不仅不利于农村产业的提升，还对自然资源及生态环境造成重大的影响，十分不利于农村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三、低碳经济视角下农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办法及策略研究
（一）转变经营模式。要想在低碳经济视角下使农村经济发展方式得到有效的转变，就必须从农村的经营模式入手，对各家各户的小作坊进行合并、重组和改造，使其规模不断扩大，便于管理和治理，这样才能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达到治污的效果。
（二）引进先进技术。农村经济虽然发展了，但低碳经济却缺乏先进的技术，所以要想达到低碳经济视角下农村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就必须要将先进的低碳环保技术引进到农村产业当中，这样才能使农村建设进一步加快。
（三）贯彻低碳理念。要在人们的思想意识里贯彻低碳理念，要让人们认识到农业经济不健康的发展对自然环境带来的破坏，加大宣传力度，给人们正确的引导和教育，让大家正确认识低碳经济，愿意主动投入到农村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当中。比如说，可以从人们的衣、食、住、行开始融入低碳理念，进而带动整个农村产业结构的改造、升级和转型。另外，还可以运用国家的惠民政策，让大家真正享受到国家的补贴，尤其对于消费观念比较落后的农村地区，更要将低碳消费与环保理念进行深入的推广，以达到整个农村经济的平稳过渡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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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性
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变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的状况，实现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目标。尤其是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发展方式转变及相应的结构调整和改革深化，是我国经济正在经历的一次深刻转型。2010年初。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专题研讨班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指出，必须紧紧抓住机遇，承担起历史使命，把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标和战略举措。当前，应在继续巩同经济总体同升向好趋势的同时。抓住有利时机，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实质性进展。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一)增强应对国际经济金融复杂局面能力的需要
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表面上是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实质上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动产业优化升级是事关国民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今后一段时间，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将是一个“缓慢复苏的世界经济”。全球经济深度调整使我国经济调整和转型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一是全球经济深度调整加大了我国经济减速压力，也增强了我国经济调整和转型的动力：二是绿色能源革命使我国科技发展面I临更大的竞争压力，也扩大了我国在绿色经济领域的市场空间：三是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和回归实业将挤压我国产品的市场空间，也充实了产业转型升级的动力：四是我国国际地位提升有利于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也将面临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和责任的压力。世界经济增速将有所放缓，国际经济环境将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我国与世界经济的互动关系将明显增强，推进新一轮经济调整和转型，是应对国际环境变化、增强我国发展主动权的需要，也是促进全球经济平衡，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实现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战略要求。
(二)调整经济结构的需要
中国经济实现30多年的快速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结构化问题导致的经济发展不协调、不平衡与不可持续问题日益突出。主要是：内需与外需、投资和消费之间的关系不协调；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导致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高，生态环境压力日益增大；服务业发展滞后，一、二、三产业结构不合理等。以上问题，部分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部分源于中国的资源禀赋和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部分在于体制机制不适应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因此，加快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方式是未来中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三)提高产业梯次转移质量和效益的需要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产业转移和资本流动加快，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对外开放步入新阶段。这种形势总体上有利于我国发展外向型经济。然而，在现代产业链中，研发、生产、流通环节的附加值曲线呈现两端高而中间低的形态。研发、流通环节的附加值远远高于生产环节，大体呈“V”形，称为“微笑曲线”。目前，跨国公司掌握的研发环节和流通环节，投入的主要是信息、技术、品牌、管理等知识密集要素，具有不可替代性，跨国公司成为最大的受益者。我国缺少核心技术的大多数企业处于“微笑曲线”的底端。主要从事制造加工环节的生产，所需的主要要素是土地、厂房、设备、能源等物化成本和简单劳动，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低、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较多，企业能够获得的利润空间极其有限。产业承接质量和效益不高。提高产业梯次转移水平是提高中国经济发展整体能力的重要着力点。
(四)钱行以人为本发展理念的需要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饯行以人为本的发展目的决定了经济发展方式必须转变。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不仅要求始终把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而且要求经济发展方式必须符合不同发展阶段和广大人民的新要求。这包括经济发展方式要体现发展内容的全面性，符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要体现发展过程的均衡性和发展成果分配的公平性，有利于逐步缩小城乡和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以及不同社会群体间收入分配的差距：要体现发展环境和条件的可持续性，使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不仅满足当代人生活和发展的需要，而且能够造福于子孙后代。这些都要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注重数量和速度的粗放型发展转向注重效益和质量的集约型发展。
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思路
(一)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在转变发展方式中的作用
加快推进自主创新能力的建设，紧紧抓住新一轮世界科技革命带来的战略机遇，加快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从而谋取经济长远发展的主动权。在自主创新能力培养上，除加大国家投入外，调动企业研发积极性至关重要。在政策上鼓励企业进行科技开发，在产业化方面给予企业必要的政策支持，在新产品的市场化推广上给予有效的帮助。着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重视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加强质量和标准建设，培育自主品牌，争创国际竞争新优势。
(二)有力提升经济结构调整在转变发展方式中的作用
为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机遇和挑战，全面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一是着力增强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发挥消费对优化投资结构的引导作用。更加注重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的合理性，大力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断提高居民消费能力。二是推进城镇化带动区域协调发展，重点加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建设，开拓经济增长和市场需求的新空间。在城镇化进程中统筹城乡发展，增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能力。三是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动制造业向国际分工价值链高端移动，大力发展现代农业，促进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瞄准国际科技和产业前沿。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三)重点培育生产业在转变发展方式中的作用
积极推进改革创新，深化垄断行业改革，打破市场分割，探索建立有效推动生产业发展的新体制、新机制，尤其是在金融业开放、技术研发投入方式、现代物流体系建设、信息服务政策支持、商务服务的国际融合机制等方面取得大的突破。大力促进东部大城市率先进行经济转型，加快建设若干个具有金融服务功能、技术创新功能、商贸商务功能、信息支撑功能的大城市，带动我国生产业的整体发展与功能提升，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提供有力支撑。
(四)优化配置金融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的作用
为使金融体系的运行更有效地适应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一是在金融配置资源过程中，紧紧围绕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与财税、产业等相关政策紧密配合。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切实加强政策指导，鼓励和引导金融资源向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倾斜，向促进改革开放和经济效率提升倾斜。二是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控，从严限制对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消耗型的企业和项目的融资支持，促进淘汰落后产能。推动企业兼并重组，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为提升经济发展整体实力提供有力金融支持。三是推动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继续完善公司治理，加强经营管理、风险控制和制度建设，进一步发展面向农村和中小企业的金融机构。加快金融市场创新发展，拓展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积极发展直接融资，优化融资结构。
(五)充分发挥人才在转变发展方式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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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经济的内外失衡
前几年一直说，中国经济存在着内外失衡，内部失衡主要表现在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消费需求不足依然存在。这种情况使得我国GDP的持续平稳增长缺乏内在动力。过去30年我国GDP一直保持着10%左右的高速增长，但因为消费需求不足，一直缺乏内在动力。前几年我们是依靠出口导向政策，用对外出口来弥补国内的消费需求不足，维持了比较好的增长。可是到了2008年以后，因为全球金融危机，连续几年出口受限，出现了经济下行趋势。2009年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把增速又拉起来了，但需求不足的问题并没有解决。
从2009年到2010年，经过一段时间，由于货币超发和流动性泛滥所引起的一些消极的后续效应开始显现，主要标志之一就是资产价格剧烈上升，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和泡沫出现，另外就是消费物价指数的上升。这导致一个两难状况，一方面是内在动力不足，想要维持比较高的增长率，就需要有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首先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支撑增长速度。但另一方面，货币超发的后续后果显现出来了，又不能继续用扩张性的政策来支持增长。
碰到这种情况，首先需要研究这种现象的实质到底是什么。从2008年开始，我们在分析中国宏观经济走势的时候，通常用所谓“三驾马车”的说法，认为今后中国经济怎么走就看“三驾马车”，亦即投资、消费和出口。分析的结果就是，为什么2008年遇到那么大的困难？就是因为“三驾马车”中有两驾已经不行了，出口遇上了金融危机，同时消费也上不去。很明显，“三驾马车”的分析法是凯恩斯主义用来分析宏观形势的方法。
学过宏观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凯恩斯主义处理的是短期问题，从来没有说过可以用这样一个分析框架来处理长期问题。我们长期发展存在的根本性问题，就是经济增长模式的问题。
中国面临“两难”困境的症结，就在于过分倚重短期政策。用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来分析。2008年的问题在于，在这“三驾马车”中，消费本来就不足，进出口顺差一下降，就造成了总需求不足。因此，2009年的政策重点就是尽力扩大需求。只要能够扩大总需求，就能够把增长的速度拉起来。
“三驾马车”的思路脱胎于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框架。即使凯恩斯本人也从来没有说这一分析框架可以用来解决长期经济问题。所以，单纯依靠短期政策来解决中长期经济问题，是对凯恩斯主义的一种误读。
我们不仅要解决短期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要用短期的政策来赢得时间，抓紧解决长期发展与增长问题，这样才能保证长治久安。
二、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两难困境
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是西方国家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后期，也就是两次产业革命之间的那种增长模式，特点就是靠投资来驱动增长。苏联在“一五”计划后沿袭了这一增长模式，这种模式存在很多弊病，因为它要靠投资来驱动，资本对劳动的比例越来越高，从而导致最终需求不足，劳动者收入在GDP中的比重不断下降。我国前几个“五年计划”，也是走的这条路。
改革开放后，我国出现了长时期的持续增长，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学习了包括日本在内的一些东亚经济体用进出口来弥补内需的不足。采取出口导向政策造成了两个积极后果，一些出口加工业迅速发展起来了，大量闲置劳动力能够得到就业机会。我国大量劳动力，大概是1.5-2亿人口，从农村低效领域转移到了城市相对高效的出口加工业就业，使得整个经济得到快速发展。
可是我们看到，所有采取这种出口导向政策来支持高速增长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包括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经过10-20年用出口导向政策所支撑的高速增长之后都出现了很多问题，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带来了后续效应，资产泡沫膨胀到一定阶段就会破灭，造成整个市场崩盘。日本是这方面最典型的，在高速增长之后很快就出现了内需不足，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以至于采取了贸易立国的政策，用出口导向政策来解决他们面临的问题。
出口导向政策有一个很重要的配套政策，就是汇率本币低估的政策，这一配套政策在前期是有效的，但当这个政策成功地执行了10-20年之后就会出现两个问题，一是因为出口企业得到了政策上的优惠，也就是补贴，创新的动力就会削弱。有些经济体就此变成了一个劳动密集专业户，不再搞创新了，减弱了追求技术进步的动力。更重要的是宏观问题，在出口导向政策非常成功的情况下，外汇结余将会大量增加，这就会造成本国货币的升值压力，造成贸易摩擦。这时就需要选择：其一，让本国货币升值，如果本国货币升值，出口导向政策就会持续攀升，追求外汇结余肯定就不行了，因为在均衡汇率这一点上，应该说是不会有外汇存底增加的。其二，坚持出口导向政策，这就需要保持本币的低估，因为改变这种本币低估状态会涉及很多人的利益，比如出口企业的利益，出口地区的利益。继续保持本币的低估，采取中央银行干预的方式，让央行频繁干预外汇市场，结果就是收购外汇来支持外币汇率，压制本国货币。这样，央行就只能被动超发货币，货币多了，无外乎就是流向两个地方，一是资产市场，二是消费品市场，走到资产市场上去就会形成资产泡沫，走到消费市场上去就会造成CPI快速提高，也就是通货膨胀。
只有坚持改革，才能消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才能营造吸引人才、鼓励创业的环境。因此，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个领域的改革，使上层建筑更适应经济基础的变化。
三、全面改革要有顶层设计
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来走出上述的两难困境呢？在我看来，就是长期和短期结合起来，把“标”和“本”结合起来治理。从短期层面来说，应该采取总体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但仍然要充分灵活。否则，稍有不慎就可能会前功尽弃。有人说中国经济已经实现“软着陆”了，也有人认为中国恐怕就要“硬着陆”了。这两种说法都有一些绝对化，一方面，“硬着陆”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另一方面，我们还有30年经济发展实力的积累。另外，我们的宏观当局、央行的专业水平很高，如果方针决定了，他们能够引导经济实现“软着陆”，这种可能性仍然很大。所以，要用稳健、灵活的财政政策来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同时又必须认识到，这种短期政策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所以，在采取这样的宏观政策来保持脆弱平衡经济的基础上，要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到解决长期发展的问题上去。所谓长期发展的问题，就是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
今年是“十二五”的第一年，“十二五”规划的主线，就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其中一个重点就是发展服务业。有人说服务业在西方国家是在工业化完成以后才发展起来的。其实在20世纪初期服务业就脱颖而出，很快就超过了制造业，每年发达经济体的服务业都是三大产业中份额最大的，比如中国香港地区的服务业占到了90%。特别是生产业，它的发展是和分工同步的，随着分工而深化，服务业中有很多都不是像早期那样为消费者服务的，而是为生产者服务的，我们把它叫做“生产业”。分工继续深化的结果就会出现一些所谓的战略型新兴产业。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其实在制定“九五”计划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研究，一直到制定“十一五”规划的时候也在研究。为什么这么多年还是没有解决呢？这是因为转变遇到了“体制”。
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强调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也就是市场竞争形成的价格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以此来反映供求关系，把资源配置到最有效的地方去。可是我们的资源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革，政府仍然保持着支配资源的大部分权力，特别是在城市化加速之后，现在的产权结构使得政府手里又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可以支配，那就是土地。各级政府都很容易用低价格把土地拿到手，变成可以用来支撑经济增长的重要资源。我们的金融改革虽然市场化了，但是各级政府对于金融机构有很大的影响力，加上其他一些机制上的原因，各级政府对于支配信贷资源也有相当大的权力。有了这些权力，各级政府就会用手中支配资源的权力来营造政策，政绩的主要表现就是GDP的增长。因此，这一体制就造成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巨大障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也就步履维艰了，特别是到了“十一五”时期，在某些地区还出现了一种开倒车的现象，不是朝着市场化方向走，而是朝着相反方向走，强化了政府对资源的支配。
再者，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过程中，技术创新似乎也非常困难。如果说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技术创新的主要问题是自己的创新能力不足，那么，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技术创新能力有了很大提高，现在到处都可以看到一些相当先进的技术，有些技术甚至突破了前沿。但是，让人感到遗憾的是，技术的商品化和产业化依然非常困难，原因就在于一个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环境还没有建立起来。很多技术有了发明却变不成产品，有了产品却又发展不成产业，一些企业勉强在市场上站住了，却总是长不大，而现代技术的进步非常快，几年过去以后，原有技术就不先进了，就沦为二流技术了。
此外，由于法治的地方化、司法的地方化，使得很多人不愿意创新，因为“你创新我仿冒”，我只要争取到了司法管辖权，你都告不了我，因为有地方保护。所以，我们要求转变发展方式，但是体制上有障碍，好的体制没有建立起来，费了很大劲，始终转不过来。
“十二五”规划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根本动力是改革，因为只有坚持改革，才能消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只有改革，才能建立起有利于发挥创新精神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为此，必须要有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的改革。
为了全面推进各领域的改革，“改革要有顶层设计”被提了出来。现在国有部门的财税体制、金融市场、法治建设、教育科研体制等，都积累了大量亟待解决的问题，改革的任务庞大而艰巨。我们应该从哪里着手呢？首先要有顶层设计。经过30多年的改革，我们国家有了非常大的发展，但在新的平台上又面临新的选择。这就需要由我们的执政党在顶层设计上做选择，在这个大系统下的各个子系统都要有这样的设计，包括经济系统、法治系统、文化系统、教育系统等等。
从经济方面来说，有以下几方面的突出问题有待解决：一是国有经济，如何真正完成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改革目标；二是财政体制的完善，如何实现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对应；三是金融体系建设，如何解决好我国的金融体系开放不够与金融创新不足同时并存的问题。在金融体系建设中，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言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性问题，就是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在目前的银行体系和政府监管体制下，这一问题越来越尖锐。小企业是创新的主要来源，在世界各国都是这样。如果小企业没有好的经营环境，我们的技术创新、新技术的产业化都会碰到很大障碍。所有这些问题根本上就是要建立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才能促进各行各业的蓬勃发展。此外，所有这些改革的关键都在于政府自己，政府应该下决心进行自我改革，做到有所为和有所不为。
今年是“十二五”的第一年。我们一定要清醒认识到，根据前几个“五年计划”和“五年规划”的经验，全面改革势必遇到来自既得利益和意识形态的种种阻力和障碍，主要有两个阻力：一是来自既得利益的阻力，就是在原有格局下得到利益的人们会有惯性来阻碍改革；二是意识形态的阻力，因为我国长期受到从苏联接受过来的意识形态的影响，有这种意识形态的阻碍，市场化改革必然会受到影响。所有这些改革不但要有顶层设计和具体实施方案，还要有去除各种阻力障碍的决心和令行禁止的执行力，这样，改革才能取得成功。
“十二五”期间，我们需要大力推进国有经济的改革；完善现行财税体制改革和金融市场；建立基本的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科研和教育体系；建设完备的法制体系；实现政府自身的改革。
经济发展的方式范文4
关键词：南京；经济发展方式；中等收入陷阱；制度安排
中图分类号：F1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605(2009)08／09―0099―05
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南京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由之路
“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Trap)一词最早见于世界银行2007年4月初出版的《东亚经济半年报》之中。按照世界银行在该半年报中的定义，人均GDP在824美元以下的国家，属于低收入国家；人均GDP在825美元―3254美元之间的国家，属于低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在3255美元―10064美元之间的国家，属于高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超过10065美元，则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国际经验表明，从什么样的发展水平起步，对于随后的发展绩效有重要的影响。通过对1970年―2003年期间各国经济发展数据的分析可以发现，那些起步时人均GDP在1000美元以下的国家，经过30余年的发展之后，或者继续被困于低收入水平上，或者虽然摆脱了低收入却陷于中等收入陷阱之中；而那些起步时人均GDP在1000美元―3000美元之间的国家，30余年以后大多摆脱了贫困陷阱，但是国家之间也产生了巨大的分化，有些进入了高收入国家的行列，有些则被困于“中等收入陷阱”。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长期难以进入高收入国家，步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是，在发展遇到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城市化受阻、金融开放过快、产业升级困难、服务业滞后等问题，长期积累容易形成经济危机，阻碍其进入高收入国家进程。尽管世界银行提出的“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范畴是从国家层面来讲的，但在全球经济市场化、知识化、一体化等大背景下，对地区经济的发展同样适用，可以成为我们理性审视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视角。
改革开放尤其是进入新的世纪以来，南京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2008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775亿元，按常住人口计算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50327元，按照现有的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水平测算，大约为7000―8000美元之间，总体上进入了“高中等收入阶段”。但从南京经济发展的实际看，南京也面临严峻的“中等收入陷阱”挑战，概括地讲，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已有经济发展的动力很难保持既往的强劲势头。二是未来的经济发展面临诸多结构性难题。具体地说，从已有经济发展动力看：进入新的世纪以来，南京的经济发展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来拉动，尤其是投资拉动，2000年以来，投资对南京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始终保持在45％以上，高的年份甚至超过了60％。投资和净出口的贡献率基本维持51％至56％之间；而在高收入国家，投资和净出口的贡献率基本上都在30％―40％之间。在新的发展阶段这两大动力都很难保持既往的强劲势头。其一，固定资产投资保持强劲增长势头的难度加大。2002年以来，南京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很快，尤其是2003―2005年这三年，年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超过了33％。从南京的工业化进程看，南京目前的产业结构高度大体相当于日本20世纪70年代的水平，已经进入了工业化的中后期，根据国际经验，进人工业化中后期，投资增长的速度往往会适当放缓，很难像前几年那样保持强劲增长势头。其二，出口的增速也会降低。2002年以来，南京的出口增长也很快，2008年的出口额比2003年增长超过了200％，随着世界经济进入下行的周期以及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南京出口的增速也必将有所下降。
在新的发展阶段，南京经济发展还将面临诸多结构性难题，举其要者：
一是收入差距较大问题。主要表现为：(1)资本与劳动所得差距较大，2003―2007年，企业利税与工资总额之比由1.2上升到近1.8从国际上看，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这一比重大致在1.2～1.6之间。(2)城乡之间收入差距较大，2003―2007年，城镇居民年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年纯收入始终徘徊在2.5左右。尽管低于全国平均数值，但从国际看，仍属于很高的比值。(3)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收入差距较大，2003―2007年，按行业分，最高人均工资行业与最低人均工资的行业均锁定金融和农林牧渔业，行业最高人均工资与行业最低人均工资之比，始终维持为4.6―6之间的高位。
二是产业结构升级问题。1992年以来，南京产业结构的调整取得了突出成就：(1)南京工业经济投入、产出及综合效益有明显提高；(2)产业偏离度逐渐降低；(3)产业结构高度快速上升。但也存在这样一些突出问题：(1)高中技术产业发展相对较弱。南京制造业中产业的技术结构仍主要以中低技术密集度的产业为主，距离以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发展阶段还有一定差距。(2)轻重工业发展存在结构上的不平衡。1978年，南京轻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为30.3％，重工业高达69.7％。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三十年中，南京的重工业比重进一步上升，至2007年已经高达84.7％，轻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已经减少到15.3％，轻重工业之间的发展已严重失衡。(4)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南京2007年的人均GDP已达到6000美元，相当于中高收入国家的水平，但南京的服务业比重却比中高收入国家2002年的平均比重低了11.4个百分点，仅比低收入国家高出2.7个百分点。与服务业相反的是，工业的产值比重高出了中高收入国家2002年平均水平15.O个百分点，农业的比重低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3.7个百分点。相对于南京的发展阶段而言，南京工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显得过高，而服务业的发展却明显滞后。
三是推进城市化进程问题。进入新的世纪以来，南京的城市化建设取得了突出成就。总的看，南京的城市化进程呈现如下鲜明特征：(1)政府主导；(2)城市化进程服从于经济增长的目的；(3)土地城市化先于农民城市化；(4)城市化进程稳中有升，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5)“二元结构”特征明显；(6)大城市的服务功能正在日益强化；(7)城市化进程由第二产业为主推动向第二、三产业共同推动转变。这样的城市化进程存在的主要问题有：(1)城市化成为经济发展的政策工具；(2)利益分配机制对农民不利：(3)公共物品供给不足。
南京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阶段，关键的选择在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是因为南京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突出成就及面临的结构性难题与以往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是紧密相关的。两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如下图所示。只有大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坚持发展的人本导向，围绕
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这个核心，贯彻落实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要求，才能有效地增强南京经济发展的动力和解决制约南京发展的结构性难题，顺利跨入高收入阶段。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南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由之路。
二、影响南京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制度因素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影响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这一地位是由制度的功能和作用决定的：其一，制度具有规范和约束功能；其二，激励功能；其三，明晰产权、降低交易成本的功能。就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言，制度是关键因素。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至少取决于三方面因素：一是技术创新的能力。二是社会和谐的程度。以效率提升为首要目的的技术创新，在提高效率的同时，必然会扩大差别，如在经济发展中贡献不同的要素所获得的报酬必然有差别，技术进步率不同进而对国民经济贡献率不同的产业、部门、企业所获得的报酬也必然有差别。只有协调其中的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才可能使技术创新具有必要的源于社会利益的动力基础。三是制度创新的能力。一方面，技术创新的能力，与其说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问题，不如说是一个制度创新问题，因为缺乏制度条件便难以真正形成社会性的技术创造力；另一方面，为技术创新创造基于社会利益的动力基础，更是一个制度创新问题。因此，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关键在于制度创新。从南京的情况来看，当前制度层面还存在诸多制约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因素，主要表现在：
一是“GDP崇拜”发展观的影响。发展观是关于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是人们关于发展问题的认知框架、指导思想和基本的评价尺度。它是非正式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GDP崇拜”的发展观从国际范围看是一种传统的发展观，盛行于上个世纪50～60年代。在持这种发展观的人们看来，认为只要促进经济增长，发展中国家就能摆脱贫穷落后、实现现代化，因而又被称为增长发展观或“GDP崇拜”发展观。这一发展观的核心观点有这样三个：其一，工业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活动和现代化的中心内容；其二，经济增长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的第一标志；其三，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甚至唯一标尺。这一发展观对南京经济发展的影响很大。非正式制度变迁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具有路径依赖的性质。尽管目前都在大力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但“GDP崇拜”发展观还会在比较长的一段时期内继续产生影响：其一，经济增长率的高低在相当大程度上成了执政党的能力与合法性的检验尺度，并成了官员升迁的尺度。其二，官员们用GDP作为是否有公共福祉的指标，认为追求GDP增长就是为人民服务。其三，GDP是一种象征，它维系了许多官员和民众的发展愿望。这构成了转变经济方式的一个重要的非正式制度约束。
二是政府职能错位。南京经济发展过程，政府主导的特点仍十分突出，政府投资决策的机制不完善，政府投资责任追究制度不健全，决策者不对决策后果负责。当前的干部考核是以GDP论英雄，这导致干部行为短期化，在任期内不计成本地追逐政绩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在履行职责行为时往往产生两大“热衷”：其一，热衷于采取上项目，特别是上工业项目、上重工业项目、上房地产项目等见效较快的增长方式，千方百计地扩大投资。既“跑部钱进”向上要投资，又创造各种优惠条件吸引内资外资，甚至不惜压缩公共福利开支而增加投资，在这一过程中，资本的优势地位进一步凸现，劳动的弱势地位进一步弱化，造成国民收入更多向资本倾斜，为更多的投资创造了有利条件。其二，热衷于大量出口创汇，千方百计扩大出口。一个方面各个区县相互压低出口产品价格，另一方面大量投资于公路、铁路、港口基础设施等为出口服务；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力图维持城乡二元体制及扭曲的要素价格体系，以确保劳动力等低要素成本从而增强产品出口的竞争力。这些都严重制约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三是生产要素与能源、资源的价格形成机制不完善，比价关系不合理。从生产要素看，我国商品市场已经很发达，市场化程度已经很高，但生产要素市场还很不完善，市场化程度还比较低，市场机制还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尤其突出的是，土地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价格形成机制过多地受到行政干预，价格杠杆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在现阶段，土地大部分掌握在政府手中，由于不尽完善的政绩考核制度和征地制度，在之前的几年里，土地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和招商引资的主要手段。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在招商引资中居于主动，不惜人为压低土地出让价格，甚至搞零地价，这导致土地价格大大偏低，结果，企业大规模地圈占土地，且在使用土地的过程中，效率低下，浪费严重。从能源、资源看，我国是能源和资源相对短缺的国家，但由于资源能源价格改革不到位，导致电力、煤炭、成品油、水的价格普遍地低于发达国家。根据国际能源组织有关资料，我国工业电价水平51美分／千瓦时，是日本、意大利等发达国家的62.5％，是阿根廷、韩国等发展中国家的83.3％，是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资源型国家的76.9％。我国成品油价格比国际市场低20％～40％，城市水价仅为国际水价的1／3。资源与要素价格的扭曲，不能反映资源稀缺性、供求关系和环境污染代价，所以，很难从经济利益上起到明确的政策导向作用。这两个问题在南京也非常突出地存在。
四是收入分配制度不健全。从初次分配看；其一，在劳动与资本之间还没有建立起相对均衡合理的分配机制，分配更多地向资本倾斜；其二，在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之间，分配更多地向垄断行业倾斜。从再分配看：其一，再分配的力度，不能有效地降低居民的收入差距；其二，再分配的机制不完善，再分配的成本高昂。结果是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的比重偏低、初次分配中劳动者的收入比重偏低，导致消费需求难以扩大，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缺乏需求动力，经济增长更多地依靠投资和出口。
三、推动南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制度创新
根据上面我们对制约南京经济发展方式制度因素的分析，我们认为推动南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制度创新方面至少要有这样几个方面重点突破：
一是大力消除“GDP”崇拜发展观的负面影响。按照中央的要求，扎实推进科学发展观学习实践活动，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完善政府官员的政绩评价机制，借鉴国际上比较先进的HDI评价体系，将社会发展指标、人文指标、民主法制指标、资源指标和环境指标等纳入评价体系之中，让科学发展真正成为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自觉行动。
二是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积极推动政府由全能型政府向有限型政府，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由统治型政府向监管型政府的转变。以《行政许可法》的颁布实施为契机，理顺政企关系、政社关系、政市关系，缩小审批范围、简化审批程序，大力培育社会中介组织，将过多承担的职能交给企业、市场和社会中介组织去做；理顺各级政府之间的关系，使事权与财权统一；将主要的力量投入到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去。
经济发展的方式范文5
产业结构趋于优化，综合实力显著增强
改革开放以来，杭州经济社会取得了长足进步。全市经济总量连续17年呈两位数增长，1997年突破千亿元，2003年达2092亿元，2006年达3440.99亿元，2007年更是突破4000亿元大关。按户籍人口计算，人均GDP2001年、2005年分别突破3000美元、5000美元，2007年超过8000美元，按常住人均逼近7000美元。综合实力呈快速提升势头。
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看，杭州经济发展周期总体为7年，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周期有延长的趋势。第一周期(1975～1982年)：经过前三年的经济回升，1978年起全市经济出现高速增长，1982年进入相对低谷；第二周期(1982～1989年)：1983年经济开始回升，并于次年进入增长高峰期后开始逐步走低。第三周期(1989～1999年)：1989～1992年持续回升，1993～1995年持续增长。因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及洪涝灾害影响，于1999年达到了增长低点。第四周期(1999年至今)：经济回升并稳定增长，2002～2007年生产总值连续出现13％～15％增幅。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执行情况看，“八五”时期出现高增长，年均增速达23.4％；“九五”时期处于发展调整期，年均增长12％；“十五”时期出现稳步增长，平均增速达13.6％。“十一五”时期，已实现良好开局，2006～2007年GDP增速均超过14％。目前，受全球金融危机及经济走低影响，初步呈现增速放缓趋向。
从产业结构的变化来看，呈现不断优化的趋势。主要表现为三次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比重逐步下降，第二产业比重较为稳定，第三产业比重持续上升。1978年，全市三次产业比例为22.3:59.6:18.1，以1982年后农产品出现“卖难”为标志，杭州开始进入工业化阶段，1985年三次产业比例调整为17.6:57.6:24.8。以1989年小家电产品出现“卖难”为标志，杭州工业步入由轻转重阶段，1990年产业比例为16.3:50.7:33，1995年农业比重下降至9.3％；1996年能源、原材料出现“卖难”，工业开始由重化转向重加工升级和服务业加快发展阶段。2002年产业比重调整为6.3:50.7:43。2007年，杭州三次产业比重达4.1:50.2:45.7。纵观30年杭州经济发展过程，工业总量多次翻番，2007年规模以上工业销售产值8204.8亿元，增长19.4％，工业成为推动杭州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值得一提的是，杭州服务业比重30年增加27.6个百分点，年均增加0.92个百分点，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经过30年的发展，在区域、城市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杭州的经济总量处于全国大中城市第8位、全国副省级城市第3位、省会城市第2位。杭州连续被世界银行评为中国城市总体投资环境最佳城市第1名，被美国《福布斯》杂志评为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排行榜第1名，被新华社《望东方周刊》评为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第1名，民生质量综合得分居全省首位，还荣获联合国“最佳人居奖”，被世界康乐组织评为“国际花园城市”，被世界休闲组织授予“东方休闲之都”称号。相继获得国家卫生城市、园林城市、环境保护模范城市、治安最佳城市、最具幸福感城市、中国最佳旅游城市等多项荣誉称号。
发展方式持续转变，产业转型升级加快
从区域发展模式来看，世界各国(地区)经济发展方式主要可分为资源驱动型、资本驱动型和知识驱动型三种。从世界生产过程的总体变化来看，西方工业化国家在经历了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资本技术密集型阶段后，已进入技术智力密集型阶段，即知识经济时代。
改革开放30年来，杭州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主要可分为三个阶段。
资源和劳动密集型阶段(1978～1992年)。激发了农业生产力的解放，至1992年，全市农业产值占GDP比重仍在10％以上。各级党委、政府鼓励与扶持乡镇、村和农民个体积极从事各种形式的加工工业和家庭工业，至1991年底，全市乡镇个私工业企业为3.6万家，实现工业总产值19.64亿元，集体工业企业达1.06万家，实现工业总产值156.6亿元，占全部乡镇工业总产值的88.86％。在1998年前，杭州公有经济比重占76.9％，国家、集体投资及运营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基于区位资源配置的国有工业仍是经济发展主驱动力。这一阶段仍具有较强的生产要素、生产资料及产品的计划调节色彩，创业与投资仍处于初始阶段，产业具有明确的劳动密集型特征。改革开放带来的生产力解放，以及工业化进程的起步，农业剩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是这一阶段发展的持续推动力。
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初始阶段(1993～2003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加快。在这一阶段，以市场取向为标志的经济体制改革持续推进，包括商品流通体制、企业股份制、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经营体制和产权制度改革等，为加快向技术密集型转变提供了重要条件。
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杭州商品市场迅速发展，短短几年内，城区出现各类商品市场百余家，成为个私经济的市场聚集地。早在1992年，市委市政府就把要素市场发展纳入工作重点，相继成立了人才、科技、产权交易等要素市场，商品市场流通体系快速形成。1995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299.3亿元，比1990年增长204.9％，2000年比1995年增长71.9％。
从1996年起，杭州在乡镇加快“以明晰产权关系、实现投资主体重组”为内容的产权制度改革，大力推进乡镇集体企业改制，实现向民营、股份制变革的转变。到2000年，全市乡镇企业转制面已达96％，个私工业企业已达5.8万家，占乡镇工业企业的93.28％；实现工业总产值1098亿元，占全部乡镇工业企业的67.85％。同时，杭州在全国率先积极推进以产权制度和用工制度改革为重点的国有企业改革，有力地推进了国有资产优化和战略性重组。到2002年，市属工交、商贸、园林、旅游和农口系统279家国有企业基本完成改制；除授权企业集团和公用行业外，全市国有企业已基本改制为多元投资主体的公司
制企业，扭转了亏损局面，激发了企业活力，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奠定了工业兴市的体制基础。按照同一口径计算，改制后企业实现利税总额从2000年的15.9亿元提高到2004年的41.6亿元，年均增长27.2％。
随着政府一系列扶持措施以及改制的深入，企业更加注重技术引进、研发和改造，从而推动工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方向转型。2001年杭州形成了食品、化工、机械、轻纺、电子仪器、医药等主导产业。此外，内资投杭州的主要产业有：房地产、通讯电缆制造、医药等。到2003年，全市累计批准外商投资企业6120家，实际吸收外资56亿美元，外商投资主要分布于机械、电子、化工、医药、食品、轻纺等产业。而作为资本密集型行业的房地产业，在1999年和2000年全市固定资产投资结构中均居于首位。因此，这一阶段，杭州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型的产业特征十分明显。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及萧山、余杭撤市设区，对杭州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加快发展方式转变、优化产业布局创造了新的契机。
资本、技术、智力融合并驱阶段(2004年至今)。这一阶段，商贸等传统服务业得到提升，旅游、金融、电子信息、文化创意、现代物流、房地产等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电子信息、机械制造、纺织服装、食品饮料、医药化工五大优势主导产业占规模以上工业总量的59.6％。工业技改投入加快，2007年市级重点技改项目增长13.6％，工业投入增幅同比上升近15个百分点，资本及技术投入促进了传统优势产业的提升发展，推动了汽车整车等新型重化工业的加速布局，更推动了高新技术产业由点到面发展，当年新产品产值增长49，5％。与此同时，城区产业集聚和转移升级步伐加快，下沙开发区、高新区(滨江)、萧山开发区、临江工业园区、钱江开发区、余杭开发区加快发展，2007年主城区市属企业搬迁达12家，全市新建标准厂房319.9D-平方米，盘活存量土地505万平方米。
同时，这一阶段也是服务经济、知识经济加速发展期。2007年，服务业增加值增长16.1％，占GDP的比重提高了0.6个百分点。总部经济、楼宇经济成为新的增长点，信息软件、数字电视、动漫游戏、艺术交易、商务会展、女装设计等行业优势突出。金融业发展迅速，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在长三角城市中仅次于上海。新增上市公司10家，阿里巴巴成为国内市值最大的互联网公司。新一轮旅游国际化积极推进，开展三评西湖十景活动，接待国内外游客分别突破4000万和200万人次，分别增长11.7％和14.6％。
值得注意的是，以知识分子创业、文化人创业为主要特征的和谐创业模式，成为引领杭州经济发展的主动力。以高等教育为例，在杭高校及学生人数由1999年的18所、8.91万人，增加到2006年的36所、37.36万人。目前全市人才总量已经达到80多万，在长三角各大城市中位居第3位，并以每年11％以上的速度增长；每万人口中人才资源数已达到1200人以上，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高级人才指数，在美国福布斯杂志公布的《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排行榜》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布的《中国城市综合竞争力排行榜》中，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大中城市前7位。多年来，杭州不断推进与浙江大学、中国美院等名校大院和国家级科研院所的战略合作，注重科技人才的引进和培养，以企业为主体，加强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开发，构建区域创新体系。杭州科技综合实力和进步水平总量连续10年保持全省首位。2007年，文化创意产值跃居服务业产业之首，实现增加值490.23亿元，增长19.7％，占GDP比重达11.95％，国际服务外包和软件业营业收入达280亿元，软件出口与离岸服务外包收入总额4亿美元。服务外包、文化创意、电子商务、科技研发等知识型、服务型产业快速兴起，增强了杭州经济集聚辐射功能，加速了杭州经济发展方式向技术智力密集型转变。
体制机制改革走向深入，经济活力持续增强
在顺利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同时，1999年以来，杭州其他领域的改革也不断深化，并实现了两大转变：一是改革的重点逐步由经济转向与社会、生态、文化并重：二是政府职能从促发展转变为与造环境、保民生并重，通过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利益平衡机制，推进综合配套改革，不断强化公共服务。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注重发展战略的前瞻性与全面性。从2004年起，市委、市政府实施“五大战略”，破解“七大问题”，引领“和谐创业”，促进社会和谐。2007年，市第十次党代会提出了共建共享“生活品质之城”的总目标，将战略目标由经济增长转变为与以民为本并重，促进经济、文化、政治、社会、环境五大品质的同步提升。
注重区域联动发展和城市集聚辐射功能提升。以长三角率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为契机，市委市政府提出大力推进杭州国际旅游休闲中心、全国文化创意产业中心，长三角创新创业中心、综合交通物流中心、先进制造业中心、现代服务业中心和全省科教文化中心建设。从而开始由城市单一发展向区域联动发展的转变。
注重民外合璧，增强经济活力。加大对民营经济的扶持力度，积极创造公平竞争的体制环境，坚持“非禁即入”，大力消除市场准入的制度障碍。经过多年努力，杭州实现了由省内“国有经济第一大市”向“民营经济第一大市”的历史性跨越，民营企业进入全国民企500强数量连续五年居全国大中城市首位。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杭州与所有世贸组织成员建立了贸易关系。“十五”期末实际利用外资比“九五”时期增长1.4倍，利用外资结构不断优化，外资进入领域逐步从制造业向第三产业延伸，着力构建公平、公正的多元竞争的市场格局。
注重持续推进政府自身改革并强化公共服务。1999年，杭州市在全国率先开通了“12345市长公开电话”；2000年，又在全国率先推行市直机关满意不满意单位评选活动，同年10月成立了市投资项目集中办理中心，实行一站式服务。2002年7月，开通了96666效能投诉公开电话，接受社会各界对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工作态度和办事效率等不良作风的投诉。在此基础上，2005年起，组建了市行政服务中心和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推进区、县(市)和乡镇招投标统一平台建设。还推进了国有资产管理改革，调整并组建了工业、商业、城建、交通、旅游和教卫文体等领域的国资营运机构。此外，还积极推进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申报工作。深入推进乡镇综合改革、行业协会和事业单位改革。基本完成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文化体制改革从试点向面上推进，文化创意产业方兴
未艾。经世界银行评定，2006年度杭州企业与政府打交道的平均时间最短(仅8.1天)。公平为本、公开为重、效能为先的公共服务型政府格局在杭州加快形成。
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加快杭州产业转型升级
2007年，杭州常住人口人均GDP接近70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设定的标准，已进入中上等发展水平。从国际经验看，预示着经济发展开始向后工业化、知识经济阶段过渡。这一阶段，知识、创意、技术和信息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生产要素，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加快，服务业尤其是生产业比重不断提高(发达国家服务业比重约为80％，生产业占服务业比重为60％～70％左右)，并逐渐成为主导产业。而生产业、信息、创意产业的发展，以及环境、人才的竞争，成为引领未来发展的重点。因此，杭州要适应新的发展趋势，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应着重从以下四个方面实现突破。
加快发展生产业。生产业是知识型、科技型、资本型密集领域，是优化产业布局，促进制造业升级的主导方向，是新型城市业态发展的沃土、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支点。生产业需要人才、资本、技术、创新体系的支撑，因此，应重点推进创新、实用、复合型人才的引进和培养，推进以创业创新扶持、风险投资、直接融资为重点的资本市场的培育，推进政产学研合作等创新体系的形成；另一方面，应加快发展外向型经济、省会经济、总部经济、楼宇经济、研发经济以及现代物流、金融、空港经济、旅游综合体等新型城市经济业态。
加快推进信息和创意产业。从某种意义上说，信息产业和创意产业是生产和生活的催化剂，是受众范围大、资源能耗低、融创造与消费于一体的产业，也可以称之为“以人为本”的产业。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网络经济热潮，使科技设施、技术手段、传播方式等工具问题得到了革命性破解，加之信息产业对传统产业具有强大的改造提升功能，因此日渐成为发达国家的核心产业之一。后因产业内容的虚化而一度衰退。1997年起，创意产业从英国兴起，并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发展。经济学家霍金斯在《创意经济》一书中指出，全世界创意经济每天创造220亿美元，并以5％的速度递增。而美英两国的增速分别达14％和12％。这一产业以“人脑+电脑”方式，致力于产业、文化、消费的创造，属于典型的内容产业，从而赋予知识经济和网络经济以丰富的内涵和发展空间。创意经济多以个人或少数人为核心，可以迅速将独特创意转化为具有知识产权的成果、设计或产品，在具体领域形成鲜明特色和市场竞争力；可以提高城市比较优势的质量，扩大城市无形资产价值，加快吸引人才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英国议会曾在一份报告中指出，“人民的想象力是国家的最大资源。想象力孕育着发明、经济效益、科学发现、科技改良、优越的管理、就业机会、社会交流和更安稳的社会。”总之，作为创业创新的高度结合体的信息和创意产业，杭州应给予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全力加以推进，以此作为引领未来发展的两大支柱产业，为实现向杭州创造和杭州服务的转变提供强大动力。
经济发展的方式范文6
一、转变发展方式是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关键
党的十七大报告在全面把握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从当前的发展实际出发，将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两个字的改动，寓意深远，意义重大，针对性和指导性更强，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更全面、更深刻。
1、更好地体现了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但这种发展绝不仅仅是经济总量的增加。我国目前经济发展中不稳定、不协调、不全面、不可持续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简单地把增长当作发展、把增长作为第一位的追求。“增长方式”主要是就增长过程中资源、劳动、资本等投入的效率而言的；而“发展方式”则不仅包括了经济效益的提高、资源消耗的降低，也包含了经济结构的优化、生态环境的改善、发展成果的合理分配等内容。“增长方式”只回答了在要素投入方面如何做大“蛋糕”的问题；而“发展方式”不仅回答了这个问题，而且在发展道路方面回答了用什么样的经济结构、什么样的环境代价做大“蛋糕”的问题。所以，用“发展方式”替代“增长方式”，是科学发展观的题中应有之义，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2、更深刻地反映了破解经济发展深层次矛盾的要求。内外需结构不平衡，国内需求结构不平衡，产业结构不合理，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以及体制机制不健全，是转变增长方式提出多年而没有实质性进展的根本原因。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由于各方面条件比较好，我国必然成为发达国家或跨国公司最便宜的“加工工厂”或“生产车间”。这就必然带来投资、工业和出口的快速增长，而投资、工业的快速增长又必然带动消耗高、排放多的投资品生产的扩张及这些产业的投资扩张。加上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工业和出口的快速增长又必然主要依靠附加值低而占地多、消耗多、排放多的贴牌生产方式来实现，这是支撑现阶段粗放增长方式的机制。因此，单纯就转变增长方式做文章很难收到预期效果，必须从本源上抓好需求结构、产业结构等的调整，抓好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内外需结构平衡了，产业结构优化了，自主创新能力提高了，消耗高的粗放型发展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所以，用“发展方式”替代“增长方式”，解决问题的针对性更强，现实指导意义更大。
3、更全面地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要求。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这种需要不仅是不断提高收入水平，获得更多的物质产品和服务，也包括获得清洁的水、清新的空气、绿色的空间、惬意的环境等。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生态环境的压力越来越大。一些地区不顾自然规律竭泽而渔式的开发，导致生态系统整体功能退化，越来越多的区域成为不适宜人类生存的空间；一些地区超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过度开发，导致水资源短缺，绿色空间锐减，环境污染加剧。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经济快速增长和收入增加带来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要求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投入实现经济增长，而且也要求以尽可能少的污染物排放实现经济增长。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要求我们确定更全面、更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发展方针。所以，用“经济发展方式”代替“经济增长方式”，更好地体现了满足人民群众各方面需要的内容。
二、“三个转变”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思路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思路，这就是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这是我国今后一个时期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针。
1、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这是包括内外需结构、内需中消费与投资结构在内的整体需求结构的调整方向，是针对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带动而提出的。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尚未实现根本性转变，增长方式粗放的问题更加突出，资源环境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这将严重制约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顺利实现。
国内需求一直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1979-2005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9.6%，其中国内需求的贡献率高达92.6%，货物和服务净出口的贡献率只有7.4%。即使近几年，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达到91.9%，而且我国今后仍然能够主要依靠不断扩大国内需求推动发展。人口大国尤其是发展中的人口大国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加具备立足扩大国内需求推动发展的有利条件: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不断升级，将为经济增长创造庞大的消费需求；工业化进程加速，将为经济增长提供巨大的投资需求；城镇化的加速发展，将为经济发展开辟更广阔的内需空间。
立足扩大国内需求推动发展，必须处理好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的关系。近几年，我国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高，消费率特别是居民消费率的贡献率持续降低。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2000年的21.7%增加到2006年的40.7%；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则由2000年的63.8%降到2006年的38.9%。从国际比较看，我国消费增长并不慢。据世界银行《2006年世界发展指标》，2000-2004年我国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年均增长7%，远远高于美国的3%、世界平均的2.4%。但问题是，我国投资增长更快，从而使投资与消费出现不协调，经济增长过多依靠资本形成；从消费领域自身来看，消费结构性不足的问题比较突出，主要是农民和城市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低、消费能力不强。这一问题，制约了经济的健康发展。
因此，要保持持久稳定的增长而不是短期的繁荣，必须立足扩大国内需求，把经济发展根植于国内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形成消费与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格局。
2、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这是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层面的产业结构调整的基本方向，是针对农业基础薄弱、工业大而不强、服务业发展滞后以及三大产业之间比例不合理的问题提出的。
目前我国农业基础薄弱，“靠天吃饭”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工业大而不强，制造业规模虽已位居世界第三，但缺乏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和世界知名品牌，消耗高、污染多的行业和企业所占比重过高；服务业发展滞后，其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比中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低十几个百分点，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数量和质量远不能满足需求。与此同时，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变化方向出现偏差，近年来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的格局不仅没有改变，反而继续强化，进一步加重了资源环境的压力。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2002年以来一路攀升，由44.8%提高到2006年的48.7%，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55.5%。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2002年达到峰值以来一路走低，由41.5%降低到2006年的39.5%，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45.7%降到38.6%。
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状况，不仅加大了资源环境的压力，影响经济整体素质和效益的提高，也不利于缓解就业压力，影响经济的稳定性。因此，必须立足优化产业结构推动发展，把调整产业结构作为推动发展的主线，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逐步实现农业由弱变强；提高工业技术水平，实现工业由大变强；加速发展服务业，实现服务业由慢变快，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
3、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这是经济增长中要素投入结构调整的基本方向，是针对经济增长中过于依赖物质资源投入的增加和简单劳动，而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等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大的问题提出的。
2005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按当年平均汇率计算为2.26万亿美元，约占世界生产总值的5%，但为此投入的各类国内资源和进口资源却比产出所占比例高得多。2005年，我国消费石油3亿吨、原煤21.4亿吨、粗钢3.5亿吨、水泥10.5亿吨和氧化铝1561万吨，分别约为世界消费量的7.8%、39.6%、31.8%、47.7%和24.4%。即使考虑汇率因素，我国经济增长付出的能源、资源代价过大，也是不争的事实。
另一方面，由于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缺乏核心技术，缺少自主知识产权和世界知名品牌，我们不得不更多地依靠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换来微薄的利益，成为低端产品的“世界工厂”。我国出口商品中90%是贴牌产品，纺织服装出口占全球纺织服装贸易总额的24%，但自主品牌不足1%且没有一个世界名牌。美国《商业周刊》和国际品牌公司2006年公布的全球100个著名品牌中，美国拥有50个，欧洲有38个，亚洲也有11个(其中日本8个、韩国3个)，而我国却一个也没有。我国彩电、手机、台式计算机、DVD播放机等产品的产量虽居世界第一，但关键芯片依赖进口。我国企业不得不将每部手机售价的20%、计算机售价的30%、数控机床售价的20%至40%支付给国外专利持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