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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污染的特征范文1
关键词：臭氧；污染特征；防治措施；城阳区
中图分类号 X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731（2016）19-0073-03
在平流层大气中，臭氧吸收了90%以上的太阳短波辐射，从而对人类及生态环境起到了保护作用。但是在近地面大气中，臭氧作为首要光化学污染物，可以诱发光化学烟雾的生成，使人类赖以生存的大气环境面临光化学烟雾污染的威胁[1]。臭氧本身是一种毒性气体，近地面高浓度的臭氧会对人体健康、农业生产以及生态系统造成不利影响。因此，了解臭氧污染的来源及影响因素，开展环境大气中臭氧污染规律的研究，对于防治大气污染、提高环境空气质量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主要对环境空气中臭氧的来源、影响因素及城阳区臭氧污染规律进行分析，并结合城阳区实际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污染防治措施。
1 环境空气中臭氧的来源及影响因素
近地面环境空气中臭氧主要来自平流层臭氧的向下输送和对流层的光化学反应生成。CTM（Global Chemical Transport Model）模型研究表明，对流层臭氧可达 344Tg/a，其中约48%自本区域的光化学反应，约29%来自外远距离传输，约23%来自平流层向下输送[2]。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汽车保有量迅速增加，以及各种燃料、油、有机溶剂、涂料被大量使用，大气中的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浓度不断增加，导致近地面臭氧浓度不断升高[3]。研究表明，人类生产、生活过程中产生的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在光照下，经过复杂的化学过程生成的二次污染物是近地面臭氧的主要来源。城市大气污染地区臭氧浓度变化主要受当地光化学反应控制，这主要是因为污染地区形成臭氧的前体物的浓度较高，臭氧的产生和损耗决定于光化学反应[4]。
气象条件是影响环境空气中臭氧浓度的最主要因素之一，是造成臭氧浓度昼夜变化、季节变化、年际变化的主要原因，其中，太阳辐射、气温、风向和风速是比较重要影响的因素。如果天气晴，少云高温，紫外线较强，则会促进光化学反应的进行，导致该日臭氧浓度较高。反之，如果天气多云，气温较低，风速大，再加上颗粒物浓度较高，则造成到达近地面的紫外线较弱，导致臭氧浓度较低[5]。
相关研究发现，臭氧与可吸入颗粒物、细颗粒物、二氧化硫、二氧化氮、一氧化碳等污染物均呈较好的负相关，其中可吸入颗粒物、细颗粒物与臭氧的负相关性最好，可吸入颗粒物、细颗粒物可以吸收和散射太阳辐射，使光化学反应减弱，从而影响臭氧生成[6-8]。
2 城阳区环境空气中臭氧的污染特征
青岛市城阳区位于E120°07′～120°34′，N36°11′～36°24′，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具有明显的海洋性气候特点，四季分明，春季气温回升缓慢，较内陆迟1个月。城阳区共有2个大气自动监测点位，分别为城阳区北部子站（城阳环保分局站）和城阳区南部子站（崂山水库站），监测项目为臭氧（O3）、可吸入颗粒物（PM10）、二氧化硫（SO2）、二氧化氮（NO2）、氮氧化物（NOx）、一氧化碳（CO）、细颗粒物（PM2.5）。2个自动监测点位均使用API400E臭氧分析仪，分析方法为紫外荧光法，24h连续自动监测。本文数据周期为2014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判断标准采用《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二级标准（简称二级标准，日均值160μg/m3）。
2014年青岛市城阳区大气中臭氧日均值范围为22～218μg/m3，平均浓度为99μg/m3，全年中有23d臭氧浓度超过二级标准，超标率为6.30%。臭氧超标多出现在春末夏初，气象条件多为天气晴好，少云，偏南风，高温，紫外线强，有利于光化学反应的进行，有助于臭氧的生成。最小值出现在2月5日，当日气象条件：天气阴，西北风5～6级，平均气温-1℃，细颗粒物浓度为114μg/m3，颗粒物对太阳短波吸收和散射效用，使到达近地面的紫外线较弱，光化学反应生成臭氧的的浓度低。
从全年数据来看臭氧浓度变化具有明显的日变化规律，主要表现为夜间浓度较低且变化平缓，最低值出现在夜间，日出后臭氧小时浓度迅速上升，最大值主要集中在14：00―15：00，而后浓度逐渐降低。昼夜变化振幅夏季最大，最低值与最高值最大可以相差7倍。
2014年城阳区环境空气中臭氧浓度呈明显的季节变化：春季升高，夏季最高，秋季逐渐降低，冬季最低。臭氧浓度月变化基本呈现倒“V”形，臭氧浓度在7月份达到最高值后逐渐降低。从臭氧全年监测结果可以看出，臭氧日均值最大值超过二级标准的天数集中在太阳光照充足的5―8月，臭氧浓度日均值低值一般出现在太阳光照较弱的12月、1月。
3 臭氧污染的防治措施
目前，臭氧已经成为城阳区重要的大气环境污染物之一，防治臭氧污染，一方面需要建立长效机制，建立、落实法规和技术标准，另一方面要减少臭氧光化学反应前体物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的排放。因此，根据青岛市年度空气质量提升行动计划的要求，建议从调整产业结构、淘汰落后产能、治理污染点源、使用清洁能源、提升车用燃油品质、动员全社会共同参与等各个方面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不断改善全区空气质量。
3.1 综合治理、联防联控 由于挥发性有机化物既可能造成细颗粒物超标，又是臭氧的前体物之一，因此，臭氧应与细颗粒物治理结合起来综合考虑，实行综合治理。同时，城阳区特殊的地理位置，易受外部区域大气污染物扩散的影响，城阳区的二氧化硫、二氧化氮、臭氧等气态污染物和细颗粒物污染在南风条件时受来自李沧区、市北区、黄岛区等外部大环境污染物由南向北扩散影响，较北风条件时污染严重。可见，只针对城阳区臭氧污染治理的效果有限，青岛市各级政府应建立联防联控机制，共同治理，共同受益。臭氧前体物在不同地方比例不同，即便在同一个城市，市区与郊区也有差别，因而城阳区环保部门应加强与科研机构的合作，搞清楚城阳区臭氧形成受控因素，通过监测摸清楚臭氧前体物的具体比例、排放源的位置，做到有的放矢。
3.2 减少氮氧化物排放 城阳区工业园区较多，2014年城阳区工业氮氧化物排放量达到3 338.9t，居青岛六区之首。环境空气中氮氧化物浓度变化对光化学反应有很大的影响，控制、减少氮氧化物的排放，可以有效地控制臭氧污染。
3.2.1 优化产业及能源结构，提高清洁能源的利用率，减少燃煤的用量 对城阳建成区内20t/h以下燃煤锅炉强制淘汰，鼓励节能新型燃烧设备的研发与使用；在人口密集的中心城实行集中供热，减少生活面源对环境空气质量的影响。
3.2.2 有效控制机动车污染 截至2014年末，城阳区各类在用机动车已达19万辆之多，比2013年增加了3万辆。而且城阳区地处青岛市北部，是陆地交通进入青岛的必经之地，机动车尾气污染严重，有效控制机动车污染将成为提升城阳区空气质量的手段之一。环保、公安、工商等部门建立完善联合执法长效机制，严查无环保合格标志、黑烟车和驶入限行区域内的黄标车；大力发展以轨道为主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有轨电车尽快投入使用，鼓励民众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加大对电车、天然气车等排污量小的机动车的推广力度，对于购买环保型汽车的家庭进行奖励。
3.2.3 大力推进锅炉废气脱硝设施的安装和使用 城阳区金田热电、金海热电等废气污染物排放重点企业，已于2014年7月1日前完成了锅炉脱硝改造，氮氧化物排放浓度达到了环保部门规定的标准要求。环保部门对已建成的锅炉废气脱硝设施，要严格管理、坚持稳定连续运行，同时要加大经济政策的支持，对企业安装、运行脱硝装置给予经济补贴。
3.3 减少挥发性有机物的排放 环境空气中挥发性有机物的来源很多，交通运输是最大的挥发性有机物人为排放源，溶剂使用是第二大排放源[9]。因此，做好挥发性有机物的减排工作，需要从减少交通运输排放和减少溶剂的使用和排放2个方面入手。
3.3.1 加强挥发性有机物环境监管力度 对产生挥发性有机物的工业企业，以及广告喷涂、车辆维修、喷漆、服装干洗、餐饮业等小型加工业和服务业，均纳入监管范围。同时，结合《青岛市环境保护局关于印发的通知》开展城阳区大气挥发性有机物调查工作，掌握辖区内大气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源、分布、数量，从中选择代表性行业进行分析，了解行业排放情况，结合排放标准，配合国家环保部相关政策，达到挥发性有机物总量排放控制目标。
3.3.2 坚持源头控制与末端治理相结合的原则 在工业生产中推广清洁生产技术，减少挥发性有机物的使用。严格控制原料与产品在生产、储运等过程中的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鼓励企业使用先进仪器设备对有组织排放的挥发性有机物进行回收再利用或采用燃烧等方式使其达标排放。
3.3.3 减少机动车、飞机和轮船等交通工具的排放量 减少机动车、飞机和轮船等交通工具的排放，储油库、加油站和油罐车配备相应的油气回收系统。2014年青岛市环境保护局城阳分局制订、印发《关于对全区加油站、储油库油气污染防治设施规范化监管的通知》，明确辖区储油库、加油站规范化监管标准规范化监管标准，告知环保部门现场监察的三项重点内容，便于各加油站、储油库强化内部管理，建立健全油气治理运行机制提供了保障。
4 结语
随着经济的发展，汽车及其他污染源的增加，臭氧污染现象将会更加突出，治理臭氧污染已成为大气环境治理的必然阶段要求，因此，应采取加强部门合作、综合治理、联防联控、动员全社会参与等措施，让空气清新、青山绿水的美好环境早日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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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严茹莎，陈敏东，高庆先.北京夏季典型臭氧污染分布特征及影响因子[J].环境科学研究，2013，26（1）：43-49.
环境污染的特征范文2
关键词：环境污染；城市化；协整检验；VEC模型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5-0233-04
引言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人类活动在改善人类生活方式和生活条件的同时，也在不断地作用于周围的环境并因此引起自然、人文等各类环境质量的改变。对应的这种环境尤其是大自然环境的变化对人类的生产、生活和健康造成了不同的影响。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大国，也是一个积极发展现代化，不断推进工业化、城市化的国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现阶段已进入到高速城市化的起飞阶段。与此同时，重庆市是中国直辖市之一，是长江上游地区经济中心、金融中心和创新中心，重庆市的城市化进程发展的如火如荼，其城市化进程一直在全国领先。作为领跑全国的城市集团之一，重庆市被称为中国的“芝加哥”。因此，本文选择重庆市来探究城市化与环境及其非农产业占比的关系。
城市化是一个涉足领域颇广，对社会、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综合考虑来进行发展的过程，表现为人口向城市的集中，城市地域范围的扩展，经济结构的升级，都市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向农村地区的渗透、扩散等。因此，推进城市化是目前大多数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的必然过程。
闫新华（2009）利用VAR模型研究了山西省的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直接的关系，并且借助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验证了其两者直接存在倒“U”型的关系[1]。文中最后得出结论，认为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确实存在双向作用机制，并且在这种双向作用机制中环境污染对经济增长的反作用机制要弱很多。Canas等（2003）研究了16个工业化国家原材料与人均GDP之间关系，印证了倒U型EKC曲线，即经济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发展趋势[2]。
然而，在研究城市化发展过程中，不少学者也强调，经济发展只是作为城市化的一部分，仅仅用经济发展指标来说明与环境之间的发展关系，未免太牵强，不能说明本质问题。林伯强和刘希颖（2010）针对中国当前阶段性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费特征，对Kaya恒等式做出适当修正，引入城市化因素，研究了现阶段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得出结论认为中国在城市化进程中控制碳排放增量，实现低碳转型应当以节能为主[3]。
结合以上两种分析方法和研究思路，不难看出，国内外学者在研究城市化和环境的关系问题上，或者是将城市化缩影到一个经济发展指标，然后探讨经济的发展和环境的相互关系；或者将环境这个内涵丰富的领域浓缩到一个问题，比如温室气体、碳排放等。但是，这样的研究不足以从大局上把握在城市化进程的深化中，其与环境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因此有的学者对城市化与环境进行了直接的研究。杜江和刘渝（2008）利用中国的1998—2005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构建了6类环境污染指标同城市化水平及控制变量间的计量模型，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假说进行了扩展[4]。研究结果表明：4类污染物同城市化水平之间存在倒形曲线关系，另外两类污染物同城市化水平之间存在正U形曲线关系，目前中国大体上已经进入U形曲线的右半段。曾浩和邓宏兵（2012）以武汉市为研究区域，构建了武汉市城市化、生态环境系统协调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计算出了武汉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度[5]。结果显示：2000—2012年，武汉市城市化水平总体上呈现出增长趋势，但武汉市生态环境水平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呈现出波动型的变化特征，总体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从近两年来看，武汉市城市化发展水平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差距在缩小。
基于对城市化和环境污染的思考和研究的侧重点不同，依据指标选取的特点和以点突出全局的思路。本文选择重庆市，以其数据为基础，研究城市化与环境污染的关系。为了侧重研究环境污染这个综合指标与城市化的关系，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将环境污染的细化指标提取出一个综合性的指标进行建模。将控制变量非农产业结构占比引入模型，加深环境污染和城市化的关系研究。同时，在体现变量动态性和长短期的交互效应上，将使用协整分析和模型对环境污染与城市化进行实证研究。文章其余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模型和数据说明；第三部分给出估计结果，并进行了成因分析；最后是结论和启示。
一、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一）变量选择及来源
本文选取的变量为城市化率（URB）、环境污染综合指数（EVN）、非农产业结构占比（IND）。其中，城市化率用市人口和镇驻地聚集区人口占全部人口的百分比来表示，用于反映人口向城市聚集的过程和聚集程度；环境污染综合指数是通过对5个环境污染细化指标作主成分分析提取而来的，它们分别是废水、废气、二氧化硫、工业粉尘及工业固体废物。非农产业结构占比用的是第二、第三产业的产值占GDP的比重得来（所有数据据来自重庆市统计年鉴2012）。
（二）数据处理
为了建模需要，首先对城市化率和非农产业结构占比取对数，便于变量通过平稳性检验，将取对数后的变量记为lnURB、lnIND。同时，对环境污染的6个具体细化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提取出作为环境污染综合指数的变量。运用软件，进行主成分分析，通过方差贡献表，得到6个原始特征根分别为4.630、0.716、0.339、0.212、0.091、0.013，在满足特征根λ>1时，第一个特征根对应的方差贡献率为77.166%，也就是其累计方差贡献率，累计值较大。
因此，提取1个主成分，对应的特征根分别为l1=4.630，方差贡献率达到77.166%。通过SPSS运行后，直接输出提取的一个主成分，将这个主成分命名为环境污染综合指数（ENV）。
综上，建立模型所需要的变量数据处理完毕，最后进入模型的变量为：城市化（lnURB）、环境污染指数（ENV）、非农产业占比（lnIND）。
二、检验过程与成因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
经济计量学中为避免经济变量的不平稳所产生的缪回归问题，首先进行单位根检验数据的平稳性，本文选取ADF检验，该方法通过检验回归方程的右边，假设因变量yt的滞后差分项控制高阶序列相关。
从上表可以看出，代表城镇化率的变量lnURB在10%显著水平下ADF检验存在单位根，环境指标ENV和城镇化率指标lnIND的一阶差分都在5%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从而三个变量都是I（1）的，基于此，本文接着进行协整检验。
（二）协整检验
本文采用Johansen最大似然估计各变量的协整关系，Johansen协整检验是按照协整关系的个数r=0到r=k-1的顺序执行，直到拒绝原假设为止。多变量协整检验共有5种形式的协整检验方程，本文采取第三种形式，即有线性趋势但协整方程只有截距项，它的形式为：H1（r）∶PYt-1+BXt=a（bTYt-1+r0）+
a g0，选择滞后1期。
由迹检验结果和最大特征值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在零假设时H0∶r=0，最大特征值统计量为26.1602大于5%的临界值21.1316，且P值为0.0090，故拒绝原假设，在零假设H0∶r=1时，P值等于0.2162，在临界值为5%时接受原假设认为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同样道理，在迹检验结果中，零假设H0∶r=0时也拒绝原假设，H0∶r=1和H0∶r=2时接受原假设，因此，本文认为在临界值5%下重庆市的城市化率与环境之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
协整关系如下：
ENV=35.21lnURB-121.29lnIND
实际上，我们得出的协整方程表示的是环境污染综合指数与城市化率和非农产业结构占比的长期均衡方程，在长期中城市化率与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呈现正相关关系，增加一单位lnURB会提高35.21单位的ENV。也就是说在长期中，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环境污染综合指数逐渐增加，该结果符合现实状况，从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历程来看，从工业大革命至城市化完成阶段，随着城市化的不断进行，环境污染逐渐加剧，这与本文的结论是一致的，因此，可以说明，重庆市的环境随着城市化的进行污染逐渐加重。
从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和非农产业结构占比来看，二者呈现负的相关关系，当lnIND增加一单位时会降低121.29单位的ENV，即当二三产业占比增加时会降低环境污染，该结论与现实也是符合的，二三产业之和代表了工业化的进程，协整检验表示的是长期中工业化程度：工业化程度的增加尤其是第三产业增幅加大，会增加环境污染小的企业。综合上述结论我们可以看出，重庆市的城市化进程在长期中将会使环境污染得到改善，工业化程度越高会使环境越好。
（三）VEC模型分析
通过对文中变量进行协整分析发现三者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但我们仍无法得到每个变量间的短期动态关系，向量误差修正模型解决了这一问题。由Granger定理：具有协整关系的变量具有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形式。基于此，本文在协整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研究重庆市环境污染综合指数与城市化率的关系，该模型中同样引进非农产业结构占比作为参考，得到模型为：
其中，R2=0.579，F的值为3.096。
误差修正项的系数为-0.004，符合反向修正原则，表明短期的非均衡状态向长期的均衡状态移动，在短期中城市化率与环境污染综合指数的系数为19.998，由于VEC描述的是短期的关系，说明在短期内城市化会带来环境污染，但是这个结果短期对环境的影响程度与长期中不同。在短期中非农产业结构占比也与长期中不同，长期中二者系数为121.29，短期二者系数为-3.378，说明短期非农产业结构的升级对环境污染程度小于长期的影响。
结论及启示
以上根据1996—2011年的时序数据，通过协整分析、VEC、重庆市城市化率与环境污染综合指数之间进行动态计量分析，结果发现：
1.城市化的提高会带来环境污染，从长期来看，lnURB对ENV的降低作用为31.52，从短期来看，lnURB对ENV的降低作用为19.998，说明不管是长期还是短期，重庆的城市化都会带来环境污染，但是长短期作用的程度有差异。
2.从VEC结果来看，符合反向修正原则，表明短期的非均衡状态向长期的均衡状态移动，说明城市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机制并不仅仅是因为城市人口的增多、城市规模的扩大会给环境带来压力，城市化的发展也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增强社会环保意识、提高科技水平、优化非农产业结构和完善法律体系等，以上各种影响会使环境污染综合指数降低。
3.从长期来看，非农产业结构占比的提高会弱化环境污染，一单位lnING会降低121.29单位的ENV，而短期中一单位lnIND则只会降低3.378单位的ENV，长短期差距非常大。
基于前文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重庆市在深化城市化的进程中，虽有值得肯定和借鉴的地方，但是在环境保护和产业结构优化上需要作出更多的努力和提升。鉴于对实证结果和环境污染与城市化问题的认识，本文谨提出以下三条建议，希望对全国城市化的发展，而不仅仅是重庆市的城市化提高提供思路：
第一，城市化过程不能急，质量提高是关键。在重庆市的城市化道路上，工业实力、经济增长、环境保护意识都成为不可或缺的主导力量和中流砥柱，而这些因素的提高才是城市化的关键。在这个过程中不能一味地追求发展而忽视了对环境造成污染的严重后果。因而城市化进程不能急，质量提高才是关键。第二，非农产业作用强，产业结构需完善。非农产业的发展在重庆的城市化进程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在重庆市的城市化进程中，完善非农产业的结构占比，实现更合理的产业结构模式是对城市化进程的推动和促进，同时它也是增强环境承载力的有效途径。第三，滞后效应很凸显，环境污染需提防。需要指出的是，目前重庆市的城市化发展、产业结构不合理对环境污染的影响表现出很强的单方面作用。即短期内虽然其两者会加剧对环境造成污染，但是这种环境污染后果并没有很快地反作用于城市化的发展上，环（下转285页）（上接235页）境污染对城市化的制约效应表现的非常滞后，下一步需要做的是调整产业结构，使其适应经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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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污染的特征范文3
［关键词］新疆；对外贸易；环境污染；VAR模型
［中图分类号］F752.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880(2011)02-0046-03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70
年代以来，贸易与环境的关系研究已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点问题，一方面不少人认为发展中国家更多地从事高污染系数行业的生产并出口，而发达国家则更多地通过进口发展中国家的这些产品达到污染跨国转移的目的。另一方面，不少人认为对外贸易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采用新技术的动机和机遇，促使其实现清洁或绿色生产，进而提高全球环境质量和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所以用计量经济模型来定量地分析对外贸易与环境污染关系的研究备受关注。
新疆地处我国西北边陲，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和通向中亚、西亚及欧洲的捷径。新疆地缘优势突出，周边与俄罗斯等8个国家接壤。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新疆对外贸易有了迅猛发展，2009年对外贸易总额达138.3万亿美元，平均增长速度为20.8%。与此同时对外贸易结构也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从1995年开始出口产品以工业制成品为主，到2005年工业制成品的出口比重突破了90%，进口产品初级产品比重不断上升，2005年以后保持在40%左右。而新疆的环境污染一直有加重的趋势，尤其是工业“三废”的排放量呈现很快的增长势头，工业废气排放量、工业废水排放量及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10.1%、2.7%、4.7%。基于这种现状，对新疆对外贸易与环境污染关系的研究就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利用1985—2009年期间新疆进出口贸易额及3类环境污染指标综合而得到的环境污染指数，采用基于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方法，分析对外贸易对环境污染的长期动态作用，以及进出口贸易在解释环境污染变动时的相对重要性，为实现新疆对外贸易和环境的协调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新疆对外贸易对环境污染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及处理说明
在本文的研究过程中，反映对外贸易的出口总额(EX)和进口总额(IM)，以及反映综合环境污染状况的原始数据均源于《新疆50年统计年鉴》和《新疆统计年鉴(2010年)》，时序长度均为1985—2009年。出口贸易(EX)和进口贸易(IM)的原始数据使用美元计算，为了使数据具有可比性，首先用人民币各年对美元的年平均汇率折算成人民币，然后用居民消费者价格指数(1985=100)对其进行平减消除价格的影响。在以往的研究中环境污染常常以单一或几个独立指标来表示，很难反映环境污染的整体水平，本文借鉴杨万平(2008)的方法用最常用的“工业三废”：工业废气、废水、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建立了一个综合环境指标-环境污染指数P，使该指数能最大限度代表环境污染整体，综合指数越大，表示环境污染愈严重。考虑为消除数据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和更容易得到平稳序列，对各变量进行对数变换，而且并不改变时序数据的特征，因此，本文实际分析时均采用各变量的对数值，分别用LEX、LIM和LP表示。所有数据的整理和计量分析使用Excel2003和Eviews5.0软件(计算结果如表1)。
（二）VAR模型的建立和检验
传统的经济计量方法是以经济理论为基础来描述变量关系的模型。但是，经济理论通常并不足以对变量之间的动态联系提供严密的说明，只能描述变量之间的长期平均计量关系。本文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研究出口贸易、进口贸易的变动对环境污染的动态影响，并用方差分解分析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在环境质量变动过程中的相对贡献度。
向量自回归模型(VAR)采用的是多方程联立的形式，它并不以经济理论为基础，在模型的每一个方程中，内生变量对模型的全部内生变量的滞后项进行回归，从而估计全部内生变量的动态关系。一个VAR(p)模型的数学形式是：
yt=A1yt-1+…+Apyt-p+Bxt+εt
其中：yt是k维内生变量向量，xt是d维外生变量向量，p是滞后阶数，A1,…,Ap和B是要被估计的系数矩阵。εt是k维扰动向量，它们相互之间可以同期相关，但不与自己的滞后值相关及不与等式右边的变量相关。
1.数据的平稳性检验
考虑到多数经济时间序列数据都是非平稳的，如果直接进行计量经济模型分析就可能出现伪回归现象，即变量间本来没有实际经济意义上的联系，却因为存在单纯的趋势相关性导致统计上的高度相关。为了避免此种情况的出现，利用ADF先对原始变量进行检验，之后再进行一阶差分检验检验(如表2)。
由表2可知，所有变量的原始序列在5%的显著水平上都是非平稳的；而所有变量的一阶差分序列在5%的显著水平上都平稳，因此这三个序列都是一阶单整的，可以进行接下来的计量分析。
2.VAR模型的建立和检验
建立VAR模型首先要确定合适的滞后阶数P，一方面要比较完整地反映所构造模型的动态特征；另一方面要保证模型足够的自由度，在本文的研究问题中根据常用的AIC、SC取最小值准则，建立VAR(3)模型(AIC=-5.515，SC=-3.129)。如下：
得到模型后用AR特征根法检验出模型的所有特征根均落于单位圆内，表明上面所估计出的模型是稳定的。而且进行残差的正态性检验、自相关LM检验和异方差检验显示模型的残差服从正态分布，不存在自相关和异方差，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建立的VAR模型不存在偏差，可以进行下面的分析。由于VAR模型是一种非理论性的模型，每个模型中的单个系数只反映了一个局部的关系，所以一般不分析VAR模型中的系数，而是用与之相关的脉冲响应函数与方差分解来分析具体问题。
3.对外贸易与环境污染的冲击响应分析
为了分析新疆出口贸易、进口贸易变动对环境污染指数当前和未来的动态影响轨迹，采用脉冲响应函数来直观刻画它们之间的动态交互作用及效应。横轴表示冲击作用的滞后期间数(单位：年)；纵轴表示环境污染指数变动(DLP)，实线表示响应函数曲线，代表了环境污染指数对贸易进出口的冲击的反应，两条虚线表示两倍标准差的置信带。
图1反映了环境污染对出口贸易额的一个标准差信息的冲击产生的脉冲响应函数图。当在本期给出口贸易一个正冲击后(即出口贸易额增加)，环境污染指数在第一期存在一个较大幅度的正响应(环境污染指数约增加了2)，然后迅速下降到第2期是一个最大负响应点，随后在前6期内存在较小幅度的正负交替响应，直至趋于0。表明新疆出口贸易额的增加在前期会增加环境污染的强度，随后会稍微改善环境质量，呈现出正负交替的波动效果，但波动幅度较小，持续时间较短。
图2反映了环境污染对进口贸易的一个标准差信息的冲击产生的脉冲响应函数图。在本期给IM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后(即进口贸易额增加)，环境污染在极短时间内存在微弱的负响应(环境指数约降低了0.2)，很快变成正响应，可以看到在前5期是呈现一个循环式的波动，而且都是正响应的波动，从第6期冲击效果逐渐趋于0。表明新疆进口贸易额的增加在很短的时间内对环境污染有轻微的缓解作用，但是很快便会加重环境污染，随着时间推移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呈现出波动效果，但波动幅度减小，持续时间较短。
4.对外贸易与环境污染的方差分解分析
在环境指数波动的过程中，分析是出口贸易的变化还是进口贸易的变化对其影响更大。方差分解通过分析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通常用方差来度量)的贡献度，进一步评价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性。本文利用方差分解技术分析了新疆对外贸易对环境污染的贡献率。
图3反映把新疆环境污染指数的一个标准方差的变化分解为自身及出口贸易、进口贸易的作用，这些作用大约在滞后5期后趋于稳定。可以看出新疆环境污染指数变动的80%～90%归因于其自身的变动；新疆进出口贸易对环境污染指数的贡献率较小而且稳定，保持在15%～20%之间；进口贸易对环境污染的贡献率有微弱的递增趋势，最高达到5%左右，一直都处于较低的水平。
三、结论
通过对新疆对外贸易与环境污染之间动态关系的实证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新疆的出口贸易增加会对环境质量产生波动性的影响，在当期会严重加剧环境污染，此后每期产生正负相间的影响效果，并逐渐减小，直至第六期趋近于零。这与新疆的出口贸易商品多为工业制成品有关，使得资源消耗量及污染物排放量居高不下，同时，随着出口贸易的增加，也就有更多的资金引进和开发新技术，为实现绿色生产打下基础，减轻环境污染。
2.新疆的进口贸易增加同样会对环境质量产生波动且逐渐减弱的影响，但基本上都是加重环境污染，主要是因为新疆进口产品中工业制成品比重不断下降，初级产品比重不断上升，这些产品的消费和加工过程中给新疆造成了环境污染。
3.新疆的出口贸易解释环境污染指数变动起着更大的作用，说明要改善环境质量主要应该从出口贸易下手，根据实际情况，寻找防止新疆成为“污染避难所”的有效途径，比如优化出口贸易结构，引进先进技术，促进产业升级，完善环境法律法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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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污染的特征范文4
摘要：从性质上分析，责任保险一般都有一定的公益性和强制性，并且这两种特性是相辅相成的。本文通过对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功能的分析，着重于该险种强制实施的必要性，并且结合国外的先进经验，来论证责任保险兼具公益性和强制性。
关键词：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公益性强制性
一、责任保险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责任保险是以被保险人依法对第三者应承担的民事损害赔偿责任为承保对象的保险产品。习惯上把责任保险分为以下种类：公众责任保险、产品责任保险、雇主责任保险和职业责任保险。近些年来，随着环境问题的突出以及政府和公众环保意识的加强，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是以企业发生污染事故对第三方造成的损害依法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它属于责任保险，具有责任保险的一般特征，承保的是被保险人依法应向第三方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此外，环境污染保险具有其特有的两个特征：1主体的特定性。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主要是企业，且该企业必须依法成立，有自己的名称和组织机构，有自己的财产，能以自身的名义独立进行民事活动；2保险赔付金额的不确定性。环境污染侵权受害地域广阔、受害人数众多且不确定、赔偿数额巨大。一般不确定固定的保险赔付额。有些国家会规定总的赔付上限或者对单一个体的赔付上限。
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功能
当前，我国正处于环境污染事故的高发期。一些地方的工业企业污染事故频发，严重污染环境，危害群众身体健康和社会稳定，特别是一些污染事故受害者得不到及时赔偿。引发了很多社会矛盾。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以下功能，决定了它在应对环境污染事故上的优越性。
(一)分散企业风险
由于环境污染事故影响范围广和损失数额巨大的特点，单一企业很难承受。通过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可以将单个企业的风险转移给众多的投保企业，从而使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害由社会承担，分散了单一企业的经营风险，也能够使企业迅速恢复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二)发挥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
保险产品和保险公司的职能之一就包括社会管理功能，这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上体现得尤为突出。保险公司可以利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费率杠杆机制来促使企业加强环境风险管理，提升环境管理水平，同时也能够提高企业的环境保护意识。
(三)有利于迅速地使受害人得到经济补偿，有效地保护受害者
目前我国对于环境污染造成的人身财产损害的赔偿，主要由国家财政承担，由于权力机构的复杂性，使得受害人不能在最快的时间得到损失补偿，从而甚至激化社会矛盾，而且也会增加国家财政的负担。利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来参与环境污染事故的处理。有利于使受害人及时获得经济补偿，稳定社会秩序，减轻政府的负担，还可以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
三、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强制性分析
基于以上对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功能的分析，可以看出该险种具有很强的社会公益性。保险产品本身就具有社会管理和保障的功能，可以被看成是一种社会公众产品，而责任保险的这种职能体现得尤为明显，在责任保险中，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又是其中社会性比较强的险种之一。因此，其具有社会公益性这一事实毋庸置疑。目前来看，环境污染事故频繁发生，公众的环保意识逐渐增强，而企业方面对自己造成的环境污染赔偿义务，或无力支付，或不自觉不主动不愿意支付：另外，企业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意识还远远不够。因此，环境污染保险的购买就必须带有强制性，特别是对于那些重污染、高风险的企业，只有这样才能迅速有效地应对企业经营活动造成的环境污染事故，更好地体现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体现该险种的社会公益性。
四、从国外的经验看我国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日趋成熟和完善。目前，国外主要由三种运行模式：第一种是以德国为代表，采取强制责任保险与财务保证或担保相结合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第二种是以美国为代表，采取强制责任保险为原则的保险制度，该强制责任保险主要针对有毒物质和废弃物的处理可能引发的损害赔偿责任；第三种是以英国、法国为代表，以自愿保险为主、强制保险为辅的制度，一般由企业自主决定是否就环境污染责任投保，但对于法律规定必须投保的企业则强制投保。我国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在投保方式上应采用以强制保险为原则、以自愿保险为例外的制度。由于我国企业在投保上的不积极，应该对易于发生环境侵权行为的行业和企业进行强制投保，而对那些不容易造成环境污染事故的企业则采取鼓励自愿投保的方式。当然，首先需要对这些企业进行界定。
环境污染的特征范文5
一、农村非政府组织介入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独特优势
在整个社会非政府组织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我国农村非政府组织近年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这为农村环境污染的治理选择提供了新的途径。学界一般认为，“非政府组织是依法建立的、非政府的、非营利性的、自主管理的、非党派性质的，并且具有一定志愿性质的、致力于解决各种社会性问题的社会组织”。农村非政府组织主要是指以维护农村社会公益为目的、萌发成长于农村社会的自治性组织，具有组织性、民间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志愿性和公益性等特征。
(一)农村非政府组织能够有效弥补农村环境治理的制度设计不足农村非政府组织除了具备非政府组织的一般特征外，还具有地域性特征。由于我国地域辽阔，农村的情况各有不同，基于不同的村情社情基础上成立起来的农村非政府组织必定不会像一般非政府组织那样，而是和不同农村特殊的地理环境、风俗习惯等相适应的，其组织架构、人员构成、运作方式也就必然具备一定的地域特征。这种地域性就使得农村非政府组织在环境污染治理上非常接地气，它们能够深切地体会到环境污染给农村带来的危害，也非常清楚造成污染的原因，能够提出并实施具有针对性的措施。在当前国家环境保护立法层面上相对忽视农村环境污染治理这一制度设计不足的现实下，农村非政府组织在环境保护上的意愿和认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因制度设计缺陷所造成的对农村环境污染治理问题的忽视。
(二)农村非政府组织能够填补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主体缺位按照“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我国目前针对农村环境污染的治理出现了主体缺位，即没有特定的组织或团体真正有意识、有担当地承担起治理污染的主体责任。另外，由于农村污染具有随机性、分散性、隐蔽性的特点，而且大部分农户经济水平还很低，单个农户也很难成为有效的责任主体。因此，迫切需要寻找一个新的责任主体，而农村非政府组织就是一个恰当的选择。农村非政府组织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常设性机构，有自身的领导机构和组织原则，实行自我约束和管理，其成立带有志愿性质，其成员大部分是志愿者，参加者都致力于该组织所关注的特定的社会问题，环境污染问题即是其一。比如，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农村环境污染中起到非常重要的新的责任主体作用。一方面，该组织可以通过培训强化农民的环保意识，也可以通过经济手段来改变现有的种植养殖方式，使其变得更加环保;另一方面，通过该组织可以在农户和政府之间架起桥梁，起到上传下达的作用，充分发挥政府和农户的各自职能，促进环境污染问题的解决。
(三)农村非政府组织能够有效缓解农村环境治理的投入不足问题在整个国家尤其是城市污染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指望政府在农村污染治理上投入大量资金是不现实的，即便是政府有所投入，也只是杯水车薪。因此，必须为治理污染找到新的筹集资金的渠道，而通过农村非政府组织中的各个团体的积极参与，能够最大限度地筹集到治理污染所需的资金。把这些捐赠资金用于农村环境污染治理，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环境污染治理资金的不足。同时，农村非政府组织在治理环境污染中对资金的使用采取民主开放的公众参与机制，直接处于公众的监督之下，相当程度上避免了暗箱操作，最大限度地发挥资金的使用效率。
二、农村非政府组织介入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现实困境
农村非政府组织在农村环境污染治理中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但是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存在也制约着其发展，致使其在农村环境污染治理中面临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农村环境污染治理中农村非政府组织的法律地位和保障相对缺位现代化的治理体系是多元主体合作共治，是对传统治理模式的突破。农村非政府组织参与农村治理，需要以一定的公共权威为基础，但现实中其权威的认同面临挑战。一些乡镇政府，虽然支持发展农村非政府组织，但是把它们当成自己的附属机构，“对非政府组织采取了一种既鼓励发展又强化行政管理和政治限制的谨慎态度”［2］。一旦二者发生冲突，非政府组织的合法性便荡然无存。一些村民对非政府组织也并不认同，一方面是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农村非政府组织自身公信力不足。由于合法性问题的存在，农村非政府组织在参与农村环境治理工作上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这是目前其所面临的一大困境。另外，从立法层面上讲，我国目前还没有一部相对完整的关于非政府组织的法律文本。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制定了几部关于非政府组织参与行政活动的法律规章，这些法律规章虽然弥补了我国关于非政府组织的法律空白，但是都缺乏完整性和系统性，而且少见相应的司法解释和具体的实施细则。尤其是在实践中，过于强调登记注册程序，实际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不强，缺乏对农村非政府组织在环境污染治理中的地位、性质、具体活动原则等规定。这就使得农村非政府组织在污染治理中的地位显得尴尬，有“名不正、言不顺”之嫌，直接影响了农村非政府组织在环境治理中优势作用的发挥;同时，也会导致政府对农村非政府组织的随意化管理。
(二)农村环境污染治理中农村非政府组织的社会公信力有待于加强农村非政府组织要想有成效地致力于各种社会公益活动，就必须在其所服务的对象、当地政府以及捐助者面前具有公信力，有作出承诺并实现承诺的能力。我国的农村非政府组织发展尚不成熟，广大民众对其了解和认识比较有限，甚至存在部分认识误区，这就使其发展缺乏宽松的社会环境和民意认可，不利于农村非政府组织的正常运行以及公益活动的开展。另外，相当一部分农村非政府组织是从政府机构中演化而来的，独立开展活动比较困难。其独立性的弱化很容易导致其公益活动具有浓厚的官僚化和商业化色彩，有的甚至开展经营性活动，这就背离了其公益性和非营利性的基本特征，无形中就使得农村非政府组织的社会公信力大打折扣，也会使其参与社会公益活动丧失民众基础和人才支持。
(三)农村环境污染治理中农村非政府组织的资金、人才相对缺乏经费短缺一直是制约我国农村非政府组织在环境污染治理中发挥作用的主要“瓶颈”，而人才尤其是专业人才的相对缺乏也限制了其工作的开展。从理论上说，非政府组织的经费来源十分广泛，既有财政拨款和社会捐助，又有会费和各种附加收入，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当前，我国‘内生型’非政府组织和‘外生型’非政府组织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经费短缺的情况，约有半数左右的非政府组织活动经费来源于政府的财政拨款、补贴以及项目经费，而会费仅占20%”［3］。由于经费短缺，农村非政府组织无法吸纳优秀的专业人才，在开展公益活动时总是受到人才的限制。在环境污染治理实践中，由于缺乏专业人才，农村非政府组织很少对治理活动提出合理化的建议，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农村非政府组织介入环境污染治理的成效，使得政府和民众对其治理能力产生怀疑，进一步影响了其参与环境污染治理工作的良性发展。
三、农村非政府组织有效介入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路径选择
农村非政府组织在农村环境污染治理中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制约着其作用的发挥，但这些困境亦是我们解决的方向和突破口。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寻求突破。
(一)通过法律体系的建立健全赋予农村非政府组织在污染治理中的合法性要大力推进非政府组织立法工作，加快制定关于农村非政府组织发展与实施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相关法律，建立配套的法律法规体系，确保农村非政府组织的合法权益，为其参与农村环境治理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一方面，在对现行与非政府组织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修改和完善的基础上，要尽快出台《非政府组织管理法》，对设立非政府组织的相关细则予以规定，使非政府组织建立过程合法化，日常运行公开透明化、公益活动民主规范化，从根本上改变把农村非政府组织当作一般机关事业单位来管理的传统做法，使非政府组织在法制化的道路上健康持续发展;另一方面，进一步完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充分保证农村非政府组织介入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合法性，对其从事农村环境污染治理活动提供法律保障，为其参与农村环境污染治理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
(二)通过大力宣传增强农村非政府组织在污染治理中的社会公信力农村非政府组织要想赢得民众的认可和支持，主要途径就是加大对自身的宣传力度，使民众真正了解农村非政府组织的宗旨、地位和功能。一方面，农村非政府组织自身与政府要向广大农民宣传党和国家关于支持和鼓励非政府组织发展的相关法律政策，并积极介绍其他地方农村非政府组织发展所取得的成绩和先进经验，让农民打消对农村非政府组织发展的思想顾虑，形成准确的思想定位，从而提高广大农民建立农村非政府组织的自觉性，促进农村非政府组织的健康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在农村非政府组织参与农村环境污染治理过程中，也要加强宣传力度，邀请农民参与进来，让他们在治理活动的整个过程中能起到过程监督、流程观摩、结果反馈的作用，农民能够切身体会到农村非政府组织对于农村环境污染治理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也必然会积极支持，甚至投入农村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中。这样，农村非政府组织在环境治理中，不但提升了自己的能力，也会得到社会民众的认可和支持，有利于农村环境污染治理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三)通过加强农村非政府组织的自身建设来提高其募集资金和储备人才的能力农村非政府组织自身建设应该着力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提高募集资金的能力，二是储备人才的能力。一方面，充足的资金是农村非政府组织参与环境治理取得实效的基本保障，因此，从各个途径募集其运行与发展所需的资金是当务之急。当前，农村非政府组织还主要是依靠政府的财政支持来维持支出，但是这些资金还不足以保证其可持续发展，必须拓宽募集资金的渠道，除了要通过各种方式吸引民间的捐助外，还要努力争取各种形式的资助与帮扶。另一方面，农村非政府组织人才匮乏尤其是专业人才匮乏是制约其可持续发展的一大“瓶颈”。当前农村非政府组织的规模普遍偏小，且局限于在特定的区域开展活动，这就使得其在进行工作人员选拔时受到很大的局限。因此，除了尽可能在更大范围内选拔优秀人才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对现有的工作人员进行在岗培训，通过培训来提高他们的专业技能。
环境污染的特征范文6
关键词：经济增长；环境污染；关系；福安市
中图分类号：F061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15-00000-02
对经济增长同生态环境改变二者关系的探讨开始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一些学者依照质量守恒的原理，对二者意义加以梳理分析。接下来，又有科学家对其给对方施加的影响做出了深入探讨，主要分成两个观点，其一是经济增长一定会造成环境资源需求抬升，同时也会导致废弃物排放量的提高，则经济发展必然造成资源的大量损耗与环境的不可逆转式破坏，当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超出其承载能力时，人类所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将会崩溃。然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因为经济的增长，人们更乐于接受服务性产品，对环境与资源的依赖将会减轻，从而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也会大幅度减少，环境质量将会得到改良。两种观点侧种点不同，然而都说明了经济增长同生态环境改变二者之间确实有极为密切的关联。
一、福安市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基本情况
（一）福安市城市概况
福安市位于福建省东北部位置，是闽东地区的核心地带。福安市东西方向距离为37公里，南北距离方向距离为80公里。该市为我国的绿竹笋之乡，同时也是典型的船舶修造基地，沈海高速公路及福泰高速公路等在本市越过，让本市形成了半小时经济圈。福安市目前总共有5个乡、13个镇、4个街道，市总人口数量70万。福安市处在鹫峰山脉和太姥山脉间，地势按照从北至南的方向倾斜，东西侧偏高，中间部位偏低，属于南北走向的谷地地形。福安市为亚热带海洋季风气候，多为湿润温暖状态，四季明显、夏季雨量集中。
（二）福安市经济增长情况
福安市近些年经济发展水平有了显著提高，特别是城市化进程增速明显。2014年，福安全市总计完成国内生产总值141.51亿元，按照可比价格而言，超过2013年10.8个百分点，已经连续6年表现出两位数的增长趋势。另外，当地人均可支配收入为人民币13812元，较2013上升了6.4%。
（三）福安市环境污染情况
因为经济结构转型及优化，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在当地国民经济中的比例有所下降，但是依然处在重要位置，特别是船舶制造行业，以及轻化工行业是主要的污染源所在。1998至2000年间，福安市的工业废水排放量达到顶峰，2001年开始逐步减少，但固体废弃物的排放量、工业废气的排放量却一直没有明显减弱的趋势。一直到2013年，废气和废物排放量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但却依然没有到达最合理状态。尤其是在重复建设问题上、过度竞争问题上，都显露出了环境污染治理难的弊病。
二、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关系研究
（一）基本理论
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两项内容各有自身的独立特征。
比如对于经济增长来说，首先，某个地区是人类主要的生产、生活场所时，便会出现城市扩张、农业用地减少的情况。同时，在经济结构发生变然变化的同时，传统的环境结构势必出现根本性变革，特别是当第二产业大幅度增加的时候，工业三废的排放量是极难控制的。而站在环境污染的角度来考虑，首先，可能受到污染的生态环境，其内在各项要素是一个整体，而当受到不同影响时，每一要素也都有各种可能的表现。再者，生态环境能够在自然界中不断循环，只要被合理应用，便不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后果。
在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自身的特征分析基础上，对二者的关系进行探讨才具有现实意义。二者的关系，指的是两个体系在运动形式上产生的相互作用，在相互作用之下，造成彼此影响的现实情况。所以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间的关系，其本质也就是经济发展下各要素，如人口变动、区域结构调整，以及人群生活水平变化和环境污染各种可能性间的影响之和。欧美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均不同程度地存在先污染再治理的教训，这给我们以深刻的反思，也就是在当地经济增长过程中，必须同时注意到环境污染治理问题，不走其他地区失败的老路。
（二）关系指标体系构建
首先，要确定经济增长指标体系，对于一个区域而言，宏观意义上的经济增长包含了人口增长、经济总量增长、生存空间扩张、生活水平提高等多项内容，所以经济增长指标需要从经济自身、人口变动、空间范围等多个方面进行选择，并力争达到各项数据的真实性。其次，要确定环境污染方面的指标体系，其中包含的内容较为丰富，比如水质、大气、土地、生物以及资源等都不能被忽视（具体如表1所示）。
（三）分析方法与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