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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经济发展研究范文1
关键词：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低碳城市；驱动因素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7.09.005
推动低碳城市发展，是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十三五”期间推动城市转型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自2008年《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实施以来，北部湾经济区借助区位和政策优势，积极推动经济发展，2015年其人均GDP达到了54737元，是2008年的2.86倍，超过2015年全国人均GDP水平（49351元）；2015年其城镇化率也提高到约53%，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547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9643元，正逐渐成为我国沿海经济发展的重要发展区域。当前，推动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经济增长的主要行业包括钢铁、化工等具有“高能耗、高排放”特点的传统产业，其目前的经济增长方式、能源消费方式以及因此造成的大量温室气体排放已不利于推动北部湾经济区的长远、可持续发展，迫切需要转变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经济增长方式、能源消费方式，合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保护和改善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生态环境。同时借助发展低碳经济的契机，运用低碳技术推动新能源、新材料的开发和利用，推动广西北部湾经济区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实现其产业结构的优化和转型升级，更好地提升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综合经济竞争力，抢占新一轮产业发展制高点。本文拟从2008-2016年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各项污染指标分析入手，对比分析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低碳城市发展现状以及取得的成效，并对促进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低碳城市发展的驱动因素展开论述，以期助推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低碳城市实现经济转型发展与长远发展。
1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低碳城市发展的成效及现状分析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工业结构的“资源化”和“重型化”现象对其节能减排目标的按期完成造成一定影响，经济区需要从工业治污、建筑节能、交通运输等方面寻求突破口，经济增长需要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逐渐转向创新驱动转变，有重点、有步骤地推动低碳城市的发展。在我国的海湾中，北部湾水质优，与2014年相比，2015年北部湾水质不断好转，一、二类水质占比达98%；2015年城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885%；2016年防城港市环境空气质量全区排名第一，连续两年居全区首位，全年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达995%，同比提高5.3%；2016年1-11月，南宁市区空气质量优良率为96.7%，“南宁蓝”成为常态。
1.1“三废”排放状况
虽然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但是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工业废水排放量也从2008年的26850万吨降至2014年的16055万吨，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也增至72%，但是也要看到，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仍普遍不高。同时，北海主城区原有的191个雨污合流排放口，目前已消除135个，但仍有56个雨污合流排放口没有消除；防城港近岸海域水质优良率为100%，水质为优，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新增城镇污水收集管网150多公里，生活污水日处理量达7.38万吨；南宁市污水处理厂的处理能力提升至85万立方米/日，市区生活污水处理量在今年1至9月已达2.06亿立方米，同比增长26.21%，市区生活污水处理率保持在96%，提前实现自治区要求的95%以上的考核目标。液化石油气供气总量由2008年的126404吨升至2014年的130079吨，用液化气人口也从2008年的4229000人降至2014年的2038800人，供气总量（人工、天然气）由2008年的2688万立方米升至2014年的12562万立方米，用气人口也从2008年的373300人升至1290100人，从占比率上看，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用气方式已经发生大幅转变，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由2008年的133600吨降至2014年的81382吨，二氧化硫排放量大幅下降，为低碳城市的建设贡献很大力量；广西北部湾经济区2014年的工业固w废物综合利用率也大幅增至98%，较2008年上涨了26%，对工业废物利用率普遍较高；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也增至93.12%，北海在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方面几乎达到100%的无污处理，钦州在生活垃圾无害化还没达到90%，防城港生活垃圾无害化也才刚达90%。
1.2建筑节能改造状况
“十二五”期间，广西重点推进建筑节能改造工作，新建居住建筑节能178.6万吨标煤，新建公共建筑节能169.4万吨标煤，既有公共建筑建造节能17万吨标煤，节能型照明、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70万吨标煤，相当于节电130.3亿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074万吨；新建绿色建筑1466万平方米，绿色建筑示范项目112个，公共建筑节能改造464.9万平方米，均超额完成“十二五”目标值，但公共机构办公建筑改造69万平方米，较规划目标值还差11万平方米，其他民用建筑改造12.1万平方米，刚完成规划的60%。“十二五”期末，广西21个设市城市的城市规划区范围内均完成了“限粘”任务（“限粘”是指限制使用粘土制品的墙体材料），有68个县城规划区范围内完成了“禁实”任务（“禁实”是指禁止使用实心粘土砖、实心页岩砖）；提前完成了国家要求的任务，全区共关停淘汰762家落后烧结类墙材生产企业、25家蒸压灰砂实心砖生产企业、52家年单机单班在2.5万立方米及以下的混凝土砌块生产企业，折算共淘汰117.5亿块标准砖，实现新型墙体材料产品生产能耗下降20%的目标，超额完成自治区下达的墙改节能减排目标任务。
1.3植被绿化状况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绿地面积由2008年的37899公顷升至2014年的68381公顷，建成区绿化覆盖面积由2008年的10477公顷增至2014年的21202公顷，占广西整体的绿化覆盖面积比也由2008年的42%升至2014年的49%，平均每公顷绿地日可以吸收1.767吨二氧化碳，广西北部湾经济区2014年植被绿化每日吸收二氧化碳量达到3.75万吨左右，年固碳能力为1349万吨二氧化碳。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增至39.26%，较2008年增长率增幅超过10%，2015年的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森林覆盖率年超过50%，自然碳汇作用明显，但距《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的2020年区域森林覆盖率达到60%的目标还有一定距离；其中防城港不断压缩围填海总量，增加生态保护空间，扩增红树林和海草床修复恢复工程，两年来红树林面积增加了26公顷，红树林面积共达3000多公顷，海草床面积扩大至70多公顷。
2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低碳城市发展的驱动因素分析
驱动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低碳城市发展的动力及影响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各方面：
2.1新材料、新能源推动和环境污染压力
2015年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工业产值占比依旧很大，其比重从高到小的顺序依次为防城港（73.1%）、钦州（51.9%）、北海（50%）、南宁（39.46%）。能源是工业发展的动脉，新材料、新能源的利用，是影响城市实现低碳发展、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由于区域地理特征，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一直处于能源不足状态，培育发展新动能，对钢铁、水泥、矿产、电力等高耗能、高排污工业部门进行能源技术创新改造，开发新材料，大力发展生物技术、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技术产业，进而加快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迫在眉睫。同时要积极推动生物质能、风能、海洋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的发展，逐步加大清洁能源的利用比例与供应量，改变传统以燃煤为核心的产业链，使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垃圾发电等新能源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为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低碳城市建设增添新动力，并成为推动低碳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
2.2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需要
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需要是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低碳城市的重要推动力。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正处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2015年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各城市的第二产业占比都较大，其中，南宁39.46%、钦州51.9%、防城港73.1%、北海50%；且较2008年，J州、防城港的第二产业占比还大幅上升，而北海虽有下降但依旧很高。需要将城市中的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经济效益差、占地大、密度低的工业企业转移至符合规划的工业聚集区，推动钢铁、煤炭、水泥、石油、石化、铁矿石、有色金属等传统高能耗、高污染行业的转型升级，进而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同时要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角出发，建立有效的过剩产能退出机制，通过发挥技术创新、加强管理、更新改良生产设备等途径提高产品质量，降低产品生产能耗，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更好地推动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低碳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2.3构建生态绿色宜居城市需要
一个生态绿色宜居的城市，可以更好地吸引和留住人才、资金等，更好地推进低碳城市的发展，而低碳城市的发展又能更好地促进生态绿色宜居城市的建设。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各城市可以根据自身功能定位、发展条件、经济基础等积极打造低碳城市发展模式。如2016年南宁市生态宜居水平不断提升，获评全国首批“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其坚持“生态立市”，全面建设生态南宁、中国绿城，打造中国最具特色的“水城”；北海市致力于打造高品质的区域性国际滨海旅游城市，打造“美丽北海・生态乡村”；钦州市定位于建设枢纽港，发展国际贸易；防城港主打工业发展，但防城港铁腕治污，对环境违法“零容忍”，对违规排放企业限制生产、停产整治，依规罚款，有效地推动了低碳城市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需要积极打造生态绿色宜居城市，更好地推动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低碳城市发展。
3结论及启示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低碳城市发展在“三废”排放、建筑节能改造、植被绿化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的发展成效，但是仍存在诸多的不足，同时由于受到新材料、新能源推动，环境污染压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可持续
发展需要，构建生态绿色宜居城市需要等因素的影响，使得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低碳城市发展更具急迫性。为此，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快推进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低碳城市发展。首先，应最大化发挥各城市自身优势，明确低碳城市的发展方向，集中人才、技术和资金，结合新能源、新材料、新技术，发展优势产业，积极化解过剩产能，淘汰落后产能，加大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升级。第二，借助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南宁―新加坡经济走廊等对外平台，积极引进外资、技术，加大投资力度和创新平台建设力度。第三，要加强废弃资源的回收开发利用力度，继续推广绿色出行、绿色交通，改变出行方式，加大对新建筑节能环保材料的使用，普及低碳思想，对家庭新建节能建筑给予适当的节能补贴，推广太阳能的使用。第四，企业要创新生产技术，升级技术装备，淘汰高污染、高能耗设备，在工业垃圾、污水排放处理上，严格要按照环保要求进行处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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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经济发展研究范文2
关键词：双城；系统动力学；交通；经济
中图分类号：F570 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two cities”pattern of mainly downtown for major city and new district for vice city came up by Lanzhou city， this article studied the influence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anzhou by the traffic on macro-level between two cities， on the basis of the analysis of society economy， employed population， traffic， we established system dynamics model of the road accessibility's impact tendency on the economics of Lanzhou city between two cities， we collected the data extensively， ensured the parameters of each subsystem model， made the in linear analysis of total output value and investment in the fixed assets by using of SPSS. Based on the forecast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rend in Lanzhou city， the policy scenario adjustment simulation is carried out. Simulation result showed that increase traffic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ratio， establish convenient and high-capacity road between new district and major district in Lanzhou， shorten the distance economic region between two cities， improve the accessibility between two cities has little influence on the production value of the first industry but has a great promotion on the production of the third industry.
Key words： two cities； system dynamics； transportation； economy
0 引 言
目前，我国正在不断强调并重点部署城镇化建设，新型城镇化将成为我国扩大内需和实现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推进器，新型城镇化建设也必然对作为重要先导的交通运输提出新的时代要求。在城市发展中，交通运输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也是区域经济良好运行和不断发展的先决条件。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之间具有很强的关联性，某地区的交通运输发展水平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在多方位、多层次上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系统。而系统动力学更为适合研究经济模型，它从宏观的角度来思考、分析、解决问题，这样就避免了微观层面上的局限性。
近日，国务院批复了《兰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根据这一规划，兰州市定位为甘肃省省会，西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之一，国家重要的工业基地和综合交通枢纽。由此确定到2020年，兰州市将建设形成“双城”格局：主城为兰州中心城区，副城为兰州新区。在此背景下，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计算相结合的方法，分析兰州市新城区与主城区的交通通达性与兰州市经济之间的关系，并对其中各个反馈机制建立交通通达程度与经济的系统动力学模型，通过政策情景调整仿真，助力兰州市“双城”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一定的实际价值和意义。
1 国内外研究现状
系统动力学的研究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引入我国的。在近四十年里系统动力学在区域经济与交通的相互关系研究方面，F.W.C.J. van de Vooren[1]（2004），在分析经济与交通之间的关系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宏观经济模型，分别对增大道路通行能力、增加交通运输费用、发展公共交通这三个情景展开分析，论文认为投资和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根本驱动力，在经济的增长过程中，地区之间存在相互影响，交通基础设施的超负荷运行将会造成出行时间和出行费用的增加，同时也会对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王利芳[2]（2005），运用系统动力学方法进行道路客货运输需求供给与国民经济相互作用的系统模拟研究，从而定量研究道路运输与国民经济相互作用变化规律。赵旭[3]（2007），以交通运输系统与区域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分析了交通运输系统资源整合基础，以环渤海地区为例建立了系统动力学模型，从增加交通运输投资比例、调节产业结构、增加投资贡献率等方面进行了政策模拟。吴群琪[4]（2010）、李婧[5]（2007）都在研究中引入了“运输通道”这一概念，但具体的研究对象不同。前者以高速铁路对综合运输通道的作用为研究对象，研究得出高速铁路不仅加快了多种交通方式之间相互衔接，而且可以使各交通方式在结构上达到最优；后者主要利用空间经济学引力理论，通过建立经济影响模型来定量估算运输通道对区域经济的影响程度。张敏[6]（2010），以经济圈交通系统为研究对象，分析了经济圈交通系统的演化规律，以关中―天水经济圈为例建立系统模型，论文认为增加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比例对增加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最大，而提高公路投资比例对GDP的推动作用最明显。Edward Calthrop等[7]（2011）对交通运输投资的成本效益分析进行了研究，论文认为仅局限在交通运输系统内进行投入产出具有极大的局限性，投资方式和劳动力市场都将对交通运输投资的净收益产生巨大影响，建立了一个一般均衡模型来研究在税收和其他外界因素影响下，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的影响。谢伟杰[8]（2011），充分分析交通运输系统与区域经济之间的关系，以珠三角区域经济与交通运输为研究对象，建立了系统动力学模型，得出珠江三角州的交通运输体系的不断完善，对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具有非常大的贡献。庞金燕[9]（2014），探究了同城化交通与区域经济的相互影响关系，以X区域为模型的研究对象，建立同城化交通对X区域经济影响的系统动力学模型，论文认为建设同城化城市间的交通干线，将会加速X区域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增长。
国内外学者对于区域经济与交通运输的关系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次进行了研究，不论是从定性方面还是从定量方面，不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践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基于“双城”的背景定量研究“双城”的连通程度对经济的影响还鲜有人涉足。
2 系统动力学模型的构建
系统要素的确定是建立模型的前提与基础条件。从宏观上确定兰州新区至兰州主城区交通通达程度对兰州市经济的影响因素，建立社会经济、就业人口与交通投资政策等要素之间的因果关系，在此基础上构建系统动力学模型。而确定该系统的边界时，由于城际铁路刚开通，还没有相关的数据供参考，所以只考虑了兰州新区至兰州主城区的主要运输载体―公路的连通情况。各要素之间因果关系如图1所示。
相比上面的因果关系图，系统流图是一个包含多因素、多层次的复杂运动系统。兰州市新区至兰州主城区的交通通达程度和兰州市经济两者间相辅相成的关系影响着社会经济系统的变化过程和演进发展方向。如图2所示。
3 参数的确定
在确定参数时，通过回归分析、表函数等方法来确定，如表1所示为各参数之间的方程关系式。
除了表内的参数外还有交通影响因子1、2、3，而这三个因子均使用表函数（公里里程）。
3.1 社会经济参数
所谓模型参数估计，就是调试模型的过程，不断改变模型中的参数，观察模型的行为随时间是否发生变化。如果变化，则说明仍然需要继续调试参数；当模型参数继续增大或减小，模型的行为都不随着改变时，认为这个临界值就是模型的参数值。
（1）初始值的确定。根据《兰州市2014年统计年鉴》确定模型初始值，以2011年统计的数据为例，其生产总值与固定资产投资量如表2所示。
（2）选取《兰州市2014年统计年鉴》中2009～2014年GDP和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时间序列数据如表3所示。
为了得到生产总值与固定资产投资的线性关系，设GDP为自变量，固定投资总额为因变量，利用SPSS软件进行一元回归分析。得到方程式Y=1.081X-509.214，R2=0.982。说明该回归分析有效。如图3所示。
根据国家经济转型发展政策和表4、表5可知，第一产业生产总值和第三产业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在近几年变化幅度很小，因此各取2014年的增长率0.09和0.14，第二产业生产总值增长率变化异常，但还是取2014年的增长率0.01。
3.2 就业人口参数
本文中的系统动力学模型需要兰州市三产就业人口的比例以及就业人口数量。下面根据《兰州市2014年统计年鉴》来估计就业子系统所需参数。
由表6和表7可知兰州市2008～2013年兰州市一产就业比例逐年下降，二产就业比例在26%左右徘徊，三产就业比例稳步上升。因此在模型中假设三产就业比例在短期内增长幅度不大，取二产就业比例为26.75%和三产就业比例为53.05%。
3.3 交通子系统参数
兰州新区至兰州主城区的道路建设有兰秦快速通道，全长51公里，投资为51.1亿元，2013年5月开建。白银至兰州新区至永登公路，全长83.1公里，投资69亿元，2014年开建。中通路，全长84.25公里，投资170.55亿元，2015年开建。
兰州新区至兰州市主城区的道路里程在2011年已有的道路为中川机场至西固快速路、省道201线、中川机场至城关快速路等三条，总里程为157公里（此数据是从谷歌地图中测量所得）。
4 历史检验
为检验模型的合理性，对该模型进行历史检验。本文对2011～2014年三大产业生产总值进行历史检验。检验结果如表8所示：
对2011～2014年三大产业GDP的仿真结果进行相对误差分析，相对误差均小于5%，符合历史检验的要求，因此该模型可以代表系统运行的情况。
5 模型的仿真模拟
正如MATLAB被称为矩阵实验室一样，系统动力学也被称为政策仿真实验室。通过变动模型中的交通投Y政策因子，来观察结果的输出并与基础情景进行比较，分析政策实施的效果。
5.1 基础情景
根据兰州市基础数据标定的参数值、初始值等参数输入模型，运行本模型。其仿真年限设定为2011～2025年，输出结果如图4所示。因为GDP1的曲线变化在图4里不是很明显，所以把GDP1的输出结果单独显示，如图5所示。
由模型输出结果分析可知，兰州市三大产业年生产总值在未来将保持迅猛增长，由表9可知2018年的生产总值比2011年翻一番，到2025年，生产总值相比2018年又翻一番。而第三产业生产总值到2020年占全市的比重达到64.9%，这与兰州市人民政府报告里的发展目标一致，这一结果再次证明了此模型的有效性。如图6所示。
5.2 基础情景与情景一的对比分析
为了仿真加强“双城”交通连通程度对兰州市经济带来的影响，加大固定资产投资中的交通投资比例，在基础模型中的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比例上增加0.1，将输出结果与基础情景的结果进行对比分析，情景一的结果如表10所示。
城区经济发展研究范文3
【关键词】统筹城乡 城乡一体化 成都市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不仅体现了经济水平的绝对增长，更体现了产业结构的变化，二三产业逐渐发展壮大，逐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但是在经济总量迅猛发展的同时，也凸显出了地区间、城乡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基于我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和“三农”问题，城乡发展一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焦点问题，如何协调城乡共同发展便成为了重中之重。成都市作为中西部经济金融中心，在2003年全面推行统筹城乡工作，发展独特的成都模式，2007年被批准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取得了一系列显著成效，本文选取成都市进行案例分析，结合具体数据分析城乡一体化对成都市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二、案例分析
（一）成都市统筹城乡的主要措施
成都市作为我国西部经济中心，区域经济发展对整个西部地区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成都市也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成都市的城乡一体化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03年―2007年，第二阶段在2007年之后。
从2003年起全面推开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工作，主要的重点在于政府主导，以外力推动为主的城乡规划、政策制度、公共服务一体化，这一阶段的主要措施归纳起来就是以“六项政策”为原则，推进“三个集中”，建设“三个重点工程”：
（1）提出“六项政策”：以县城和有条件的区域中心镇为重点、以科学规划为龙头和基础、以产业发展为支撑、以建立市场化配置资源的机制为关键、以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为保证、以农民身份转变为出发点与落脚点。
（2）推进“三个集中”的发展模式：即“工业向园区集中”、“耕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以实现产业集聚发展效应，土地经营规模效应，并促进农村居民生活方式的转变。
（3）建设“三大重点工程”的内容和目标：“农业产业化工程”，实现传统农业的市场化和产业化；“农村扶贫开发工程”，构建多元参与的农村扶贫开发机制；“农村发展环境建设工程”，推进城乡基础建设和社会事业均等发展。
第二阶段在2007年之后，这一阶段的改革着力于农村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构建，选择以农村土地产权改革为核心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主要通过确权颁证来更好的实现土地流转，作为综合配套实验改革的突破点。2008年开始土地确权，在有效的体系建立后，从2010年起推进土地流转，增加农民的收益，同时土地规模化、现代化的经营能有效提高农业生产力，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有力推动城镇化进程。
总的来说，成都模式是典型的大城市带大郊区的发展模式。其主要做法是对土地确权颁证，建立农村土地产权交易市场，设立建设用地增减指标挂钩机制。以发展较好的区域作为起步点，确立优势产业，形成以市场为导向的产业集群。另外再配以农民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
（二）成都市统筹城乡效果分析
成都市根据上述原则，实施一系列有力政策措施后，使得城乡一体化进程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和显著成效，本文接下来将对城乡一体化目前的进展及效果进行分析。
（1）城镇化率显著提升，开创城乡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首先，我们通过图1反应的城镇化率的结构变化来看看成都的城市化历程，2002年的城镇化率仅有35.5%，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而在2003年全面推进城乡统筹后，城镇化率有了一个显著提升，2007年时已经迅速增长到53.56%，约是2002年的1.5倍，2007年之后进一步的土地流转政策使2012年新型城镇化率已经突破60%，达到60.2%。
从2002年到2012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由1007.4亿元增加到5731.7亿元；地方财政收入由59.4亿元增加到410.6亿元；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得到遏制，先后荣获“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国家节水型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全国文明城市”等称号，实现了又好又快的持续发展，根据城市化五阶段论，此时标志着成都将进入成熟的城市社会，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目标。
（2）优化城乡产业结构布局，资源合理配置，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城市化作为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不仅体现为城乡人口结构的变化，城镇化率的提高，它会通过促进企业和人口的集聚，形成新的市场，从而拉动工业化发展。第一，企业和人口的集聚，形成对第三产业发展的规模化需求，成为一种拉力，带动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所以城镇化过程与第一产业向二、三级产业转化的过程可以说是同步的。第二，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口数增加，居民收入增加，从而扩大消费。这种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释放了大量需求，有力推动了扩大内需方针的落实。
图3
图2反应了2002――2012年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变化，随着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深入，总体来看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上，远高于2003年之前的水平。1978年，我国整体经济水平落后，农业是经济发展的主要产业，此时成都市的农业人口占比接近80%，而随着社会经济发展，非农人口逐渐增加，但增速比较缓慢，而自2000年左右起，非农人口占比急速上升，在2011年左右，超越农业人口，其占比最终稳定在约60%的水平（见图3）。
（3）推进城乡市场体制一体化，初步建立了城乡统一的市场体制。为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始终把改革创新作为农村发展的根本动力，稳妥推进以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的农村市场化改革，促进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在城乡自由流动、优化配置。确保了耕地总量不减少、粮食生产能力不下降，形成了用市场机制鼓励引导农民保护耕地的内在动力。推动农村投融资体制改革，组建市县两级现代农业发展、小城镇建设和农业物流投资公司，成立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形成了“政府引导、市场运作、渠道多元、机制健全”的投融资力量；制定农村产权抵押融资办法，引入农业担保和保险机制，增强了农业、农户抗风险能力和银行参与意愿，逐步破解了融资难题。农村市场化改革，促进了城乡统一的市场体制的形成，赋予了农民相对完整的市场主体地位，加快了土地规模化经营和农业现代化进程。
（4）坚持以人为本，构建城乡公共服务体系。成都市在近年的经济发展中，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以城乡公共服务公平化为目标，努力探索实现城乡居民享受平等的公民权利，公共服务。在统筹城乡进程中，成都市政府大幅度增加公共服务的投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生活环境，提高居民生活质量。一是不断完善城乡卫生服务体系，扩大卫生医疗覆盖面积，让居民享受公共卫生服务，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二是加强教育投资力度，尤其是提高农村教育水平，提升教师素质和管理水平，缩小城乡差距；三是完善城乡养老保险制度；四是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交通设施体系方便居民出行，加强绿化建设，改善环境，提高生活质量。
（5）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成都市围绕“三次产业互动、城乡经济相融”，联动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对各区（市）县产业发展进行规划定位和重新布局，实行“一区一主业”，努力构建以现代服务业和总部经济为核心、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以现代制造业和现代农业为基础的现代产业体系。在全市范围优化资源配置，统筹安排项目、资金、资源，推动产业集中集约集群发展，促进产业由主要依靠二产带动向三次产业协同发展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消耗向科技进步和管理创新转变。
三、当前存在的问题分析及建议
虽然成都市在统筹城乡进程中取得了显著成效，本文认为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质的提高落后于量的增长。在城市化进程中，城镇化率显著提高，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但市民化水平依然较为落后，由于长期存在的二元机构体制的影响难以在短期内消除，所以从观念上、社会保障制度、生活方式上来看，大量农村居民并未完全融入城市的生产生活中，依然存在城市内的二元结构。
（2）土地流转制度不完善，管理比较混乱，产权界定不明晰，缺乏有效的评估办法和监督机制，不能充分维护农民权益。同时，缺乏通畅的信息交流平台，融资困难，土地流转范围窄，规模小。
（3）城镇空间分布和规模结构不合理，超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加之城市管理服务水平不高，出现人口过多，环境破坏，空气污染，交通堵塞等“城市病”现象，严重影响居民生活质量。
（4）自然历史文化保护不力，大力推进现代化，工业化发展，城市建设缺乏地方特色。针对以上问题，本文认为统筹城乡，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接下来的重点首先将放在提高城市化质量，通过完善农村居民的医疗、养老保障体制，使其子女取得同等的受教育机会，提升市民化水平，使进程农民在城市中有尊严、有归属感的生活，才能实现经济社会稳定的可持续发展；其次，认真落实确权颁证工作，使产权得以清晰界定，建立完备而明确的土地流转办法和有效的监督机制，使农民切身利益得以维护。最后，优化空间分布结构，提高城市管理水平，避免城市过度扩张，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注意维护自然历史特色，保留城市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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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伟.对城乡一体化发展新趋势概念的重新解读[J].菏泽学院学报，2010.
城区经济发展研究范文4
关键词：经济区协同发展 收益分配 体制机制 过程模型
中图分类号：F4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23-0069-04
一、绪论
（一）选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与评价
区域经济发展是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必要阶段，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它既包含了当地区域经济总量的增长，也表现为区域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和升级。一般而言区域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主要由主导产业、关联产业和基础产业组成，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实现产业结构功能的变化和产业利润的提高。区域经济学的研究是由德国经济学家杜能（J.H.V.Thunec）开启，他在1826年发表著作《农业和国民经济中的孤立国》，在该著作中首次提出区域的问题，自此后区域经济学理论开始逐渐产生和形成。
（二）选题的研究目的
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收益分配问题关系到整个区域经济发展的持续性和稳定性，是区域合作能否长期实现的关键因素。国内外学者在对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收益分配进行研究时，也是在肯定其收益分配机制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重要性的基础上提出的，但从整体而言，对区域经济的收益分配机制的研究也是侧重对其定性的分析，对其定量分析的较少。
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整体收益的最大化，以整体带动部分的发展，部分促进整体收益的提高，所以在研究的过程中，要加强对各个部分经济效益的探讨，对经济收益该如何分配、分配多少等方面都要有明确的标准和要求，只有这样才能保障区域经济和谐发展，避免因收益分配不均所造成的合作问题。本课题就针对成都经济区协同发展收益分配机制进行研究，为实现成都经济区收益最大化提供理论指导。
（三）选题的创新程度、理论意义、应用价值
1.创新之处
当前，大量学者都在分析构建收益分配的必要性，认为进行合理收益分配是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但是对合作收益分配方案的研究还停留在“原则”的罗列上，尤其对各合作成员如何分配收益以及分配多少等定量分析尚未研究。本课题主要从着眼于当前成都经济区协同发展的基础上，重点研究如何进行收益分配，其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分析成都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收益分配的分配要素，并对每个分配要素进行分析，即分析这些要素对成都经济区协同发展收益分配的影响。
（2）建立基于投入的成都经济区协同发展收益分配方法模型；基于实际贡献大小的成都经济区协同发展收益分配方法模型；基于承担风险的成都经济区协同发展收益分配方法模型。
（3）建立综合以上三个因素的成都经济区协同发展收益分配方法模型。
2.理论意义及应用价值
成都经济区经过近些年的发展，区域经济合作的基础环境日趋成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经济合作的进展缓慢，究其原因是经济区协同合作中没能形成适宜有效的合作模式以及缺少经济区协同合作收益分配机制。在研究成都经济区协同发展中，就需要对经济区协同合作中的这个难点问题进行研究。
本课题在实际调查、把握成都经济区协同发展概况的基础上，分析成都经济区协同发展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建立支持成都经济区协同合作模式稳定运行的收益分配机制。该研究对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增强成都经济区经济活力，促进成都经济区的建设，推动乐山经济进一步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机制研究的必要性
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是社会经济体制发展下的产物，是可持续发展的创新战略，符合我国的发展要求和基本国策，需要长期贯彻和落实。尽管目前区域经济协同发展还处于一个初级阶段，无论是协同内容还是发展策略上都存在着一些问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方法的M一步创新和发展，我国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效果也会越来越明显，所产生的作用也会越来越突出。在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市场的调控下，区域经济的发展将充分发挥其优势，实现各地区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经济区域整体效益的提高。
根据2010年签署的成都经济区社会保障区域合作的有关规定，成都经济区包括成都、德阳、绵阳、遂宁、乐山、雅安、眉山、资阳八市。我们采取简单的博弈模型来进行分析。
第一种情况，这八个成员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以各自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设投资分别为a1、a2～a8，则成都经济区总的投资量为A=a1+a2+a3+a4+a5+a6+a7+a8，由于同一区域距离较近和存在竞争关系，该经济区投资后获得回报会存在替代效应，因此各成员投资收益y（i）其中i表示第i个用1、2…8数字来表示的成员。就有：y=y（i）=d-A，其中d为常数。再设这八个成员的投资成本分别为b1、b2～b8，假设这些成员的投资成本都相等，即b1=b2=b3=b4=b5=b6=b7=b8=e，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简单的博弈模型，博弈的策略就是各成员可以选择各自的投资价值额，各方的博弈收益就是各自的净收益H，即投资收益减去投资成本。
通过对matlab计算出这些方式的最大值，然后得出方程的唯一解为a1*= a2*= a1*= a3*= a4*= a5*= a6*= a7*= a8*=d-e9，根据这个纳什均衡的解，可以算出8（d-e）9，投资总量为，同时也能分别算出每个成员的最大收益和总体的收益。第二种情况是这八个市采取合作的态度，以区域经济利益最大化为主要目标。设总体投资量为I，整个区域的收益应当为：y=y（i）×A -E×A=（d-A） A-E×A=（d-E）A- A2，得出收益最大化的最优解为（d-e）2，同时整个经济区的总体收益。将情况一和情况二得到的总体收益进行对比，据此判断。如果情况一大于情况二，说明情况一的不合作方式最优化。如果情况一小于情况二，说明情况二的合作方式最优化。
二、成都经济区协同发展收益分配体制机制研究
（一）经济区协同发展收益分配体制概述
济区协同发展的收益分配直接关系和影响到经济区协同发展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在具体的研究经济区域协同发展收益分配体制的过程中，都充分肯定了收益分配在经济区协同发展的重要性，都只是在定性分析收益补偿机制，定量分析的很少，学者们都认为经济区协同发展收益的分配应具体从如何分配、分配多少以及如何补偿、补偿多少等作为协同发展的重点研究方向。
经济区的协同发展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促进整个经济区共同的发展，实现经济区域整体的收益最大化，所以在实现协同发展的过程中，就必须明确考虑各个地方的经济利益，即经济区整体的发展带动部分经济的发展，而部分地区经济的发展又促进整体的经济发展，这是一个相互促进、相互包容的关系。在经济区协同发展中，各个地区经济难以有效地整合和统一是阻碍经济区协同发展的一个核心问题，严重地影响和干预了经济区持续、稳定地协同发展。因此，只有加强对经济区各地区经济收益分配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建立完善的、合理的收益分配体制，才能保障经济区协同发展的持续性和稳定性，促进经济区各地区共同发展，实现收益的最大化。
本节主要分析成都经济区协同发展收益分配的一些基本的特点，阐述在收益分配过程中应遵循的一些基本原则，以及影响分配的几点要素，根据成都经济区协同发展的实际情况，探讨适合成都经济区协同发展收益分配模式。
1.经济区协同发展收益分配的特点
经济区协同发展涉及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收益情况，一般而言，具有以下的几点特点：
第一，具有协议性。经济区发展协同收益分配并不是单方面的，而是由多个区域组成的，收益分配实质也是一个协商的过程，经过具体的分析和协商谈判，以确定合适的分配方案。这样做的根本目的也是为了保障各个地区合作的稳定性和收益的公平性，综合考虑各个成员的意见，避免产生不同的分歧点，影响经济区域的发展。
第二，具有动态性。经济区域协同收益分配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收益的分配会根据经济区在一定的时期内的收益情况而进行具体的调整，而不是固定不变的，随着所投入要素的不同，经济区域所产生的收益也会有所不同，因此，其收益分配补偿机制也会随之发生变化，而不断地调整。
第三，具有复杂性。经济区协同发展的收益分配涉及各个地区的经济情况，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经济区协同发展的过程中，要考虑到各个地区的实际情况，针对各个地区资金的投入、无形成本的投入、承担的风险等各个方面进行评估，从而制定一个合适的、公平的收益分配方案。
第四，具有合作性。经济区域协同发展是由经济区域内各个部分相互合作而实现的，各个部分之间是一个相互合作的关系，但在具体的收益分配中，又各自是一个竞争的状态，所以制定合理的收益分配体制机制，保障收益分配的公平性和合理性是减少各个经济区域合作成员矛盾，保障经济区协同发展稳定性的必然要求。
2.经济区协同发展收益分配的原则
经济区协同发展收益分配关系到经济区域合作成员的收益分配情况和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是区域协同发展能够顺利进行的关键因素。所以经济区协同发展收益分配必须满足以下几点基本原则：
首先，要保障其科学性和公平性。经济区协同收益分配不是盲目进行的，而是在一定的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实现的，具有客观性。同时，收益分配要从经济区域合作成员在经济区协同发展过程中，所作出的贡献、所承担的风险以及所投入资金等各个方面来考虑，要具有科学性和公平性。
其次，要遵循其动态调整原则。经济区协同发展过程中，不同时期投入的资本和对整个区域的贡献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需要不断地调整和判断的。因此，其收益分配原则也应该要满足其动态调整性，保障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时效性。
再次，经济区域合作成员要充分参与。经济区协同发展收益分配要考虑每一个组成成员的根本利益，在收益分配体制制定过程中，要听取他们的意见，统筹兼顾，确保收益分配制度的完善性。在经济区协同发展收益分配方案的制定过程中，应严格按照标准和要求，遵循相应原则，充分考虑各个部分的利益，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收益分配方案制定的合理性、公平性，使各个成员、组织更加容易接受，更能发挥各个成员的积极性和参与率，保证协同发展的持续、稳定性。
最后，由宏观主体主持分配的原则。经济区协同发展收益分配体制要保证其有效性，就需要建立一个相应的合作联盟，根据各个部分在经济区域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收益分配。在成都经济区协同发展收益分配中，各个区域都以追求收益作为协同发展的目的，各个成员的资金投入和区域贡献也都是在一定收益的条件下进行的。在市场经济的情况下，更加不可能依靠行政命令来实现各部分的利益让步，因此，坚持宏观主体主持分配的原则，能有效地控制和管理各个部分的收益分配，依靠税收等手段从获益较多的成员中收取部分收益，将这些收益转移给收益较少的成员，这样不仅能有效地提高收益分配的公平性和合理性，同时让收益较多的地区带动收益较少的地区经济的发展，从而促进经济区域整体的发展，促进经济区域各成员间经济发展的平衡性和稳定性，保障各经济区协同发展的健康性和持续性。
3.经济区协同发展收益分配的要素
经济区协同发展收益分配都需要考虑其基本的要素，要起到其相应的影响力和作用，来保证收益分配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一般而言，经济区协同发展的收益分配要素主要包括了以下的几个方面：
第一，对整个区域的贡献。经济区协同发展本身就是各个区域合作发展，区域贡献值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经济区的收益情况，所以在进行收益分配时也要着重考虑合作成员的贡献值，收益与其贡献值之间是成正比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保障成员之间深入的合作，提高成员参与的积极性。
第二，各成员的投入。各成员的投入除了有形的资金和基础设施以外，还包括人力资源和管理经验等无形的资产，在进行利润分配中，应合理地评估各成员的投入，以此作为收益分配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为成员创造更大的经济收益。
第三，各成员所承担的风险。经济区协同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发展的过程中仍存在着一些风险和不确定的因素，因此，在制定利润分配方案时，要考虑各成员的风险承担能力，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将成员荣辱与经济区域发展绑定起来，提高经济区域抗风险能力和成员抗风险的积极性。
第四，参与合作的积极性。经济区协同发展收益分配考虑其参与合作的积极性主要是为了防止部分成员“偷懒”“搭便车”等行为的发生，既是为了提高成员的积极性，同时也是为了促进经济区域的良性发展。
4.成都经济区协同发展分配描述
成都经济区协同发展是为了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为了实现本地区经济全面的发展，提高区域经济的收益而形成的协同发展、共同合作的模式，以保障经济区发展合作收益和分享合作收益。
“合作收益”存在间接收益，经济区人力资源的增加，贡献值的提高等，在市场的宏观调控下，实现各地区经济的流动和分配。“直接收益”则是在协同发展过程中直接产生的经济收益，下面就主要对直接收益进行重点的分析和阐述。
经济区域协同发展的经济收益，主要是以税收的手段形成的。在形成合作收益以后，根据各成员所做贡献、投入成本、承担风险、合作积极性等各方面的因素出发，考虑经济区协同发展收益的合理分配。
（二）成都经济区协同发展收益分配阶段过程模型
根据经济区协同发展收益分配的基本要素：建立收益分配模式，并通过收益分配方案进行体现。由于收益分配是一个协商调整的动态过程，所以在考虑其基本的影响要素以外，还要综合各成员的意见，以保证经济区协同发展。如何保证收益分配方案的合理性和科学性，让各个成员都能更好地接受，并且更快地实施和有效地合作，下文就拟构建成都经济区协同发展收益分配的阶段过程模式。
成都经济区协同发展收益分配模式主要由两个阶段构成，第一阶段，要根据各成员参与的实际情况，从投入、
贡献值、风险承担能力和参与积极性等方面综合考虑，完善收益分配方案，初步建立一个比较综合的、合理的分配方案。第二阶段，在初步形成分配方案以后，根据各成员的满意度，对成都经济区收益分配方案进行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以提高方案的认可度。成都、德阳、绵阳、遂宁、乐山、雅安、眉山、资阳八市对有形资产的投入，表述a1、a2、a3、a4、a5、a6、a7、a8。成都、德阳、绵阳、遂宁、乐山、雅安、眉山、资阳八市对无形资产的投入，表述为b1、b2、b3、b4、b5、b6、b7、b8。其中，有形资产的估算主要表现为对具有价值和有形的实物形态的资产，无形资产的估算主要表现在具有价值的无实体形态的资产，如人力资本、品牌价值等。
1. 基于投入经济区协同发展收益分配方法
在经济区协同发展过程中，成都经济区各个部分和成员都会投入相应的要素，以保证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创造整体收益的物质基础，以保证收益分配的公平性。各个地区在协同发展中，其投入多少与收益分配多少是成正比的关系。表示为：
ciai+bi=c1a1+b1=c2a2+b2=c3a3+b3=c4a4+b4=c5a5+b5=c6a6+b6=c7a7+b7=c8a8+b8
其中，i表示8个成员分别为1、2……8，ai+bi表示第i个成员的投入，ci表示第i个成员获得的收益。所以，进而也可以推算这八个地区所获得的收益，表示为：
其中，∑（ai+bi）表示8个成员地区的总投入，di表示第i个成员地区收益与投入的比例关系，根据多投多得、少投少得的原理，各成员地区收益与投入的比例应当相等。但各个地区的投入，也要确保其有效性，不能盲目地追求收益分配而投入，而是要结合本地的经济发展情况，在整体规划下进行科学、合理、有效地投入。具体而言，各地区的投入要由其投入要素、投入价值估算以及投入成都经济区协同发展收益分配系数三个阶段确立。
首先，成都经济区协同发展收益分配方案要根据各个地区投入要素为依据。主要包括：有形资产识别和无形资产识别两个方面。简而言之，有形资产识别是指投入过程中具体的、可量化的、以实物形态存在的资产。而无形资产则是指无物体实质的资本性资产。如：人力资源、产品市场价值、商誉等。
其次，各地市投入要素价值估算。主要包括：有形资产价值估算和无形资产价值估算两个方面。有形资产价值估算是指成都经济区协同发展的各个区域整体规划下的投入，是可以通过区域发展和各成员投入的有形资产进行具体地判断和评估的。而无形资产评估则是考虑各地区人力资源的投入、商誉等无形资产的价值，无形资产的评估不能具体地依靠数据和资产进行评估，而是要考虑市场影响值，根据相应的评价法进行评估。
最后，基于投资成都经济区协同发展收益分配系数确定。收益与投入是一个成正比的关系，所以在对成都经济区各部分区域进行收益分配系数确定的时候要考虑各成员的投入，以得出各个地区收益分配的情况。
2.基于实际贡献大小经济区协同发展的收益分配方法
各地市对整个区域经济发展实际贡献的评估。在成都经济区协同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区域环境和经济情况的不同，各个地市在经济区所起到的作用也不尽相同，有的地区起到关键的主导作用，有的地区则属于从属地位，也就是说每一个区域其对经济区发展的贡献值是不尽相同的，有的起决定性作用，有的起辅作用，是一个促进与包容的关系。因此，在对各个区域利益分配时，既要根据实际情况，同时也要满足统筹兼顾的原则，在保证各区域收益分配合理、公平的同时，对处于弱势的地区要充分体现其贡献值，以提高其协同发展的积极性，以整体带动部分发展，从而实现经济区共同发展。
衡量贡献大小的方法有：第一，比较各地区经济收益在整个区域的比例。第二，比较各个区域收益增加值在整体增加值的比例。可以根据各地财政收入的多少，来确定实际贡献的大小，设成都、德阳、绵阳、遂宁、乐山、雅安、眉山、资阳的财政收入增加值为E1、E2、 E3、E4、E5、E6、 E7、E8，按照多“劳”多得的原则，可以得出公式，其中Ti即为各地市的分配系数
如上图为2015年成都经济区各城市财政收入情况，根据以上数据就可以衡量经济区中各城市的贡献大小。
3. 基于承担风险的成都经济区协同发展的收益分配方法
基于承担风险的成都经济区协同发展的收益分配方法主要有三个步骤：1.风险识别；2.风险评估；3.风险承担。
第一，风险识别。风险识别是风险评估的前提，一般而言，经济区协同发展主要存在的风险有：市场风险、环境风险和合作风险、经营风险。每一种风险对区域经济的发展都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影响，这就要求各个区域在协同发展过程中要有一定的风险识别能力，预测风险，降低风险。
第二，风险评估。成都经济区协同发展在对风险进行识别后，就需要对风险进行充分地评估和衡量，以采取有效的措施对风险进行控制和管理。
第三，风险承担。利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可以量化各个地区承担的风险，但还不足以进行相互的比较，需要对风险产生的损失进行量化。
4. 基于合作积极的成都经济区协同发展的收益分配方法
将合作经济性作为经济区协同发展收益分配的一个考虑要素，其目的是为了提高各个区域协同发展的积极性，以减少“搭便车”的行为，在进行收益分配时，要考虑各个成员具体的工作情况、任务完成情况，收益分配与工作状态和工作完成成果是成正本的。各个地市积极程度的衡量，应由成都经济区协同发展的合作盟委员会进行统一的评估，根据各成员协商的评判标准进行评判。
假设成都经济区各城市的合作积极性的评估结果为F1、F2、 F3、 F4、F5、F6、F7、F8，按照经济区内各城市所分配的合作收益与其合作程度成正比关系，可得基于合作程度的收益分配系数公式：
其中i=1、2、3、4、5、6、7、8分别代表成都、德阳、绵阳、遂宁、乐山、雅安、眉山、资阳八个地市，Fi为各地市各自的基于合作程度的分配系数。
三、结语
经济区协同发展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的趋势，在相互合作和协同发展的基础上，以部分促进整体，以整体带动部分经济的发展，以实现经济的全面提高，是当前经济发展的一个有效的手段。加强对成都经济区协同发展收益分配方面的研究，完善收益分配制度，提高经济区收益分配的合理性和科学性是保证经济区协同发展持续、稳定的一个核心依据。
本文通过对成都经济区协同发展收益分配各方面进行具体地阐述，重点构建成都经济区协同发展收益分配模型，分析其本质特征和具体的体现，根据收益分配的基本原则和要素，以制定合适的收益分配制度。同时，分析了经济区协同发展收益分配过程中的一些影响因素，建立成都经济区协同发展收益分配的阶段模型，以保障经济区协同发展收益分配的合理性、科学性和公平性提供依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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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经济发展研究范文5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城镇化对安徽省经济增长等方面影响，分析出城镇化对安徽省区域经济发展具有很大的推动力，并针对存在问题，提出加快发展安徽省城镇化水平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对策。
关键词 ：城镇化； 区域经济；影响
城镇化是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文明的大趋势，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有着密切的关系，即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会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本文选取世界公认的综合性较强衡量城镇化水平的最基本的指标——城镇人口，文中均运用该指标来衡量城镇化发展的水平。
近几年安徽省国民生产总值连续保持较高水平的增速，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城镇化水平在不断提高，但同时伴随新的问题——区域发展不平衡。本文从城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关理论出发，分析城镇化对安徽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加快安徽省城镇化进程、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一、安徽省城镇化发展基本状况
安徽省地处中国东南部地区，处于长江、淮河中下游，全省国土面积达到13.96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1.45%，居全国第22位。2014年末，全省常住人口达6082.9万人，居全国第8位。安徽省现辖15个省辖市和2个地区。省辖市和地区管辖43 个市辖区、6 个市、56 个县、927个镇、330个乡及251个街道，省会合肥是安徽省最大和经济最发达的城市。2014年，安徽省的城镇化率达到49.2%，比上年提高1.3个百分点，安徽省城镇化水平有所提高，城市面貌得到改善，城市的综合能力逐步加强，已经形成阶梯式的城市布局体系。但和我国城镇化率54.77%相比差距仍然很大，在中部六省中，安徽省城镇化水平仅高于河南，位于倒数第二。
二、城镇化对安徽省区域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1.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城镇化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经济发展，目前GDP、人均GDP 等都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为了剔除人口规模等的影响，本文认为选取人均GDP来衡量经济增长比较合理，通过表1可以看出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安徽省经济发展一直呈稳步上升状态。
2.城镇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分析
近年来安徽产业结构也在不断升级优化，三次产业结构由2000年的25.56%、36.41%、38.03%演变为2014年的11.48%、53.74%、34.79%。总体变化趋势由图1可知，第一产业增加占GDP比重持续下降，第二产业占GDP 比重稳步上升，2014 年略有下降，但在三产业中占GDP比重仍最高，说明第二产业为安徽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部分，工业化持续蓬勃发展，第三产业则呈现为先上升后下降又上升的趋势，意味着安徽省整个国民经济结构得到不断优化，基本遵循产业结构演进的规律。
3.城镇化对就业的影响分析
虽然安徽省城镇化水平显著提高，但对农村劳动力的吸收能力仍较薄弱，近几年随着地方招商引资发展，解决了一部分人就业问题，但农村劳动力仍以去外地务工为主。当然随着安徽经济的不断发展，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会对吸收广大农村劳动力具有巨大潜力，下面就从就业总量和就业结构两方面来描述安徽省城镇化对就业的影响。
(1)城镇化对就业总量的影响。通过图2可以看出，随着安徽经济不断发展和城镇化水平的稳步提高，安徽省的从业总人数呈稳步上升趋势，农民就业人数近两年来虽然略有下降，但和全省从业总人数的变动趋势具有较强的相似性，其主要原因在于安徽省是农业大省，农村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大，农村就业人口对于全省就业人口总数变动具有决定性作用。所以在此基础上若加快安徽省城镇化水平，实现劳动力合理地转移，将会带动城镇和农村就业总人数的不断增加。
（2）城镇化对就业人员结构的影响。从图3可以看出，随着安徽省城镇化不断发展，安徽省三次产业从业人员结构发生较大变动，主要表现为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呈明显下降趋势，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都呈明显上升趋势，由此可见，安徽省劳动力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正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这也是安徽省产业结构逐步优化的表现。
4.城镇化对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
由表1 可知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及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安徽省城乡居民生活水平都有了较大的提高，但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始终显著地高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另外我们可以看出近年来城乡居民收入之比有明显下降趋势，表明城镇化发展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但因为基数的不断增加，虽然该比值在下降却也表明城乡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
三、提高安徽省城镇化水平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对策
为了加快安徽省城镇化进程，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必须做好以下几点：
1.深化体制改革，加快制度创新城镇化过程中存在户籍、金融等方面的制度性障碍，所以要建立新型户籍管理制度，逐步放宽中小城市落户条件，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合理有序地转移；深化城乡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逐步建立面向所有非农产业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体系；改革金融投资体制，以多种金融手段促进各种农业产业和乡镇企业的发展，推动第三产业发展，增强城市经济实力。
2.继续加强和完善城镇基础设施建设
安徽省城镇基础建设要以政府为主导，企业和社会共同支持发展。首先要加强政府的领导，制定相关政策扩大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其次政府通过制定相关的优惠政策及措施，积极吸纳企业和社会资金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中；最后对于有限的资金要提高利用效率，在保证覆盖率的前提下，尽可能提高基础设施的质量。
3.完善教育制度，提高区域人口素质
通过实施与农村现代化和城镇化要求相符合的教育及培训，帮助大多数青少年提升自身素质，使得他们能在产业结构转变及社会转型过程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那少数离不开家乡离不开土地的青少年能够成为与城市文明平等对话的现代意义上的农业生产者。通过鼓励青少年接受高等教育，能够更好地发挥人力资源，运用他们的创新能力促进区域经济更快更好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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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杜煜.城镇化对河南省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J].河南科学,2014(11):11.
城区经济发展研究范文6
关键词：海峡西岸；环境承载力；高校；可持续发展
作者简介：邵晴（1979-），男，河北丘县人，仰恩大学人文学院，助理研究员。（福建 泉州 362014）
基金项目：本文系福建省教育厅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项目编号：JA10257S）的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3）07-0005-02
影响高校可持续发展的因素不仅有社会因素，如经济水平、文化氛围，还受到高校自身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影响，这种影响往往被人们所忽视，并引发诸多问题，例如供水问题、空气污染等等。近年来，随着生态学逐步应用到教育学中，人们开始关注自然环境对高等教育的影响，例如区域环境中高等教育如何采取适当的地域空间组织模式，通过协调发展机制，以实现教育及生态环境的综合优化和区域可持续发展。就海峡西岸经济区这一具有独特自然环境的区域而言，作为高等教育的基本单元，高校如何遵从自然环境规律才能科学有序地可持续发展？本文从自然环境的角度，通过引入环境承载力的概念，以海峡西岸经济区核心地带的泉州仰恩大学水资源承载力为例来探索高校如何与自然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
一、环境承载力的概念
环境承载力研究最先是从生态学的概念中发展出来的。1921年，美国人类生态学学者帕克和伯吉斯提出了承载力的概念，“某一特定环境条件下（主要指生存空间、营养物质、阳光等生态因子的组合），某种个体存在数量的最高极限”。这一术语后来被应用于环境科学中，便形成了“环境承载力”的概念。在我国，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中心叶文虎教授于1991年最先提出了环境承载力的概念。他将环境承载力定义为“某一时期、某种状态或条件下，某地区的环境所能承受人类活动作用的阀值”。1996年，彭再德进一步明确了区域环境承载力的概念，即“在一定的时期和一定的区域范围内，在维持区域环境系统结构不发生质的改变，区域环境功能不朝恶性方向转变的条件下，区域环境系统所能承受的人类各种社会经济活动的能力”。因此，区域环境承载力可看做是区域环境系统结构与区域社会经济活动适宜程度的一种体现。
近年来，由于我国高校进入大发展时期，高校规模不断扩大，很多高校已经达到小城镇规模，甚至一些地方出现了几十万人规模的“大学城”。高校与地方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承载力概念的引入就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2004年贺祖宾等人提出了高等教育系统的生态承载力研究，从概念上分析了高等教育系统生态承载力的特点、基础条件、约束条件和生态弹性力。2007年何绍福等撰文就我国高等教育生态失衡问题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都是对我国高等教育生态环境开创式的探索。
二、海峡西岸经济区区域自然环境
海峡西岸经济区以福建省为主体，涵盖浙江、广东、江西等省的部分地区，核心是以漳厦泉大都市圈及福州地区为中心的沿海地带。区域内自然资源丰富，东部与台湾隔海相望，北、西、南面基本上由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地与其他地理单元隔开，形成相对独立的地貌和水系地理单元。本地区核心福建省有80%以上是山地和丘陵地形，粤东、赣东、浙南地区也主要以山地为主，俗语福建地区“八山一水一分田”极为形象地描绘出本地区的地理特征。
本地区水资源总量比较丰富，但是由于受季风气候的影响，大气降水的季节变化明显、地域分布不均，水资源山区多沿海少。区域内河流属山区性河流，流程短，流速急，时空分布不均，年际和年内变化大，难以利用，存在着资源型缺水、水质型缺水等诸多问题。以泉州市第一大江晋江为例，晋江流域面积5629平方公里，包括永春、安溪、南安、晋江以及泉州市区共8个县市区，水资源供给人口约350万人。晋江流域外供水还包括泉州市沿海的惠安、泉港等地，区域人口约250万人。晋江水系承担了泉州地区大部分供水的需求，然而由于降雨时空分布不均、人口密集、工业发达等原因，泉州地区处于水资源“绝对贫水区”，人均水资源不足400立方米。
此外，本地区人口较为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占全省面积33.9%的福州、莆田、泉州、厦门、漳州5市常住人口占全省总数的68.4%，人口与土地资源矛盾较为突出。以泉州市为例，全市人口密度585人/平方公里，是全省平均值的2.14倍，且人口分布不均，沿海区县占了全市总人口的71.8%。泉州地势西北高东南低，由中山、低山向沿海丘陵、台地、平原过渡，平原只占陆地面积的16.55%，多为耕地。镇与工业区则主要分布在沿海平原河谷盆地，与耕地争夺土地资源矛盾较为突出。
通过以上数据可以直观地看出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自然环境，特别是水资源环境和土地资源环境状况都不很理想，环境压力较大，地区发展潜力有限。
三、高校发展的新问题
本地区的高校发展目前处于上升阶段。2008年福建省全省高校在校生仅有56.26万人，2011年全省普通高校在校生达到70.8万人，校均0.82万人。其中一些学校已经达到或超过小城镇规模，如厦门大学在校生38000多人，专任教师2435人。还有一些大学集聚组成“大学城”，如福州大学、福州师范大学等10个高校都建在福州闽侯上街镇，占地14.5平方公里，这些学校在校生总计超过7万人。
随着高校规模的扩大及分校区、新校区的兴建，高校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也日益突出。例如2005年福州大学城溪源河的污染，2009年华侨大学周边浔美渠工业废水污染威胁学校地下水源及城东324国道边焚烧工业垃圾造成空气污染，2009年仰恩大学饮水短缺及污染，2010年厦大生活污水污染海滨等环境问题以及高校普遍面临的校区扩建与地区环境资源不足的问题。这些环境问题的出现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正常的教学科研工作，使高校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受到削弱。福建省高校发展规模已经进入了一个地区自然环境所能承受的极限阈值阶段，高校与自然生态环境开始失衡。
高校所处的自然环境对其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往往被人们所忽视。高等教育的规模发展达到一定程度，高校本身与自然环境的矛盾就突显出来，并超越了经济、社会对高校的影响，制约了高校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自然生态环境对高校的影响力大小是可以通过环境承载力来考量的。本课题选取位于海峡西岸经济区核心地带的泉州仰恩大学为例，就其环境承载力中的短板――水资源进行承载力分析，试图找出环境承载力与高校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仰恩大学的发展情况是目前本地区高校发展的一个缩影，它不仅在扩招的同时忽略了生活基础建设，而且在学校早期建设规划的时候由于种种原因而建在远离市区的偏远乡镇，没有考虑当地环境的承载能力，这与目前许多高校在城市郊区或城乡结合部兴建新校区或分校区的举措异曲同工。
为了说明本地区环境承载力对高校发展的影响，下面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泉州市仰恩大学进行水资源环境承载力分析。
四、仰恩大学水资源环境承载力
仰恩大学位于泉州市洛江区马甲镇山边村，占地2000余亩，在校师生家属最多时达到16000余人。学校与马甲镇周边共计约26000人的自来水供应依靠马甲镇自来水厂。根据马甲镇自来水厂2009年统计数据，马甲镇居民用水量每年60万立方米，仰恩大学用水量每年240万立方米，合计每年马甲镇自来水厂供水量为300万立方米（约合每天8219.178立方米）。
仰恩大学所在的马甲镇地区水资源承载力可由以下公式计算：
R=CM/Q
其中：R=供水能力（人）；C=供水量（L/天）；M=生活用水供水比例（%）；Q=生活用水量标准（L/人・天）。
引入C=8219178 L/天；M取泉州市平均值15.3%；Qmax=180 L/人・天，Qmin=120 L/人・天；则Rmax=10479人，Rmin=6986人。（相关数值取自泉州市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和《城市居民生活用水量标准》国家标准编号 GB/T 50331-2002。）
水资源承载力公式为：
P=S/R
其中：P=水资源承载力；S=区域人口（人）；R=供水能力（人）。
当P>1说明水资源承载力不足，P
取S=26000人，则仰恩大学所在地水资源承载力3.72>P>2.48。对于仅供镇级规模供水的马甲自来水厂而言，仰恩大学是个极大的负担，可见当地水资源承载力已远远不能满足地方发展。
以仰恩大学暴露出的水资源承载力严重不足的情况可以看出，当前高校在建设规划阶段对基础建设，特别是生活相关的基础建设缺乏相应的重视。除了社会分工的问题外，高校本身也忽略了作为一个社会地理单元的特性，特别是目前高校规模不断扩大，甚至达到小城镇规模，已经不再是改革开放前期千百人级别的“单位”性质。仰恩大学1988年建校时学生600人，到21世纪初发展到近2万人规模，期间学校多次扩建，但并未解决相应的生活基础建设问题，特别是忽视了水资源的配套建设，缺水、浪费水、饮水不合格等水资源问题成为学校发展的一大阻碍。2009年福建沿海地区大旱，马甲镇及仰恩大学分时段限时供水长达数月，经媒体报道后给学校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此外，根据《城市居民生活用水量标准》（国家标准编号 GB/T 50331-2002）福建省城市居民生活用水量标准为120～180L/人・d。根据泉州市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年市区自来水供水中居民家庭用水量5543.71万立方米，用水人口200万人，用水量75.94L/人・d，仅为全国标准的42.2%～63.3%，可见泉州地区处于供水严重缺乏地区。在这一地区若是规划建设万人级别的高校，必须对水资源环境承载力进行考量。
又根据调查，仰恩大学人均用水是马甲镇居民的2倍多，其中大部分是由于基础设施不完善而产生的管网损耗，还有一部分是因为学校管理落后、设备老化导致的人为浪费。基础设施落后与管理不到位的情况在城郊或郊区尤其明显。另一方面，由于基础设施建设缺乏及技术水平等原因，马甲镇自来水水质难以得到保证，自来水红线虫、泥浆等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五、结论
根据仰恩大学的经验，笔者对海西地区核心地带漳厦泉地区及福州地区高校集中的几个区域进行了水资源承载力分析。除仰恩大学外，其他相关数据来源于2010～2011年各地水资源公报及地方年鉴。水资源承载力数据见表1。
可以清楚地看到，海峡西岸经济区水资源缺乏是一常态。除了新建的漳州开发区外，其他地区都需要通过各种手段补充水资源，比如厦门的九龙江北溪引水工程、闽侯的闽江北水南调工程。而漳州开发区因为目前入住人口较少，因此P值还处于可承受范围内，但当按其长期规划区域人口底线达到24万人时，其供水能力必须在现有的10万立方米/d的基础上提高4倍以上，否则将难以保证该地区的正常发展。受环境资源承载力的限制，海峡西岸经济区在进行开发时必须首先满足水、土地、空气等基本生活保障条件。如果达不到这一要求，地方环境问题将成为整个地区发展的最短板。
对高校而言，海峡西岸经济区水资源承载力的薄弱对如何持续发展提出了一个大难题，不论是采取迁址、办分校、办大学城等手段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以水资源为代表的环境资源的制约。而且，新开发地区或城市郊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薄弱也同样消弱了该地区的资源承载力。要解决这些问题，除了相应控制学校规模、加强基础保障建设外，高校必须重视自身的社会地理单元属性，审慎决策，积极参与地方基础建设，与地方发展和谐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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