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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污染的概念范文1
由于我国在过去较长一段时间内实行的是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因此，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环境问题也日益显现。并且，随着工业化及城镇化进程的加快，环境污染已不再是传统的区域性污染，而是转向以“区域性+复合型”为特征的新型环境污染。近年来频发的灰霾污染即是其典型代表。这种复杂的环境污染比之由单一污染因子造成的传统环境污染，无论在损害程度上还是在损害范围上，都有更强的破坏力。然而，从我国目前已公开的研究文献来看，学界的关注点大多都放在了对“区域性环境污染防治”的研究以及对 “复合性环境污染防治”的研究上，尚未聚焦在“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这一新型且突出的环境污染上。①从当前的环境污染防治形势来看，加强对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防治法律对策的研究是我国污染防治工作的重中之重。
一、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的概念、成因及特征
“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是一个较新的环境法学及环境科学概念，也是我国由传统环境污染向新型环境污染过渡过程中的典型代表。欲研究其防治的法律对策则必须首先对这一概念的内涵进行明确界定，并剖析其有别于传统环境污染的主要特征及成因。这样，才能对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防治的法律对策进行更加有针对性的研究。
(一)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的概念
“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这一概念可以解析为三个语素：通过“区域性”和“复合”两个词汇对“环境污染”进行限定。从字面意义讲，区域性是指地区范围，[1]复合是指结合起来。[2]具体到环境污染领域，有关“区域性环境污染”的理解大致有两种：其一，涵盖了一定地域面积的环境污染，污染物通常覆盖了两个以上的行政区域;[3]其二，一个行政区域内发生的污染物扩散到其他行政区域，从而造成了多个行政区域的环境污染。[4]比较上述两种理解可知，第一种理解侧重于对区域性环境污染的现象描述，比较浅显;第二种理解虽然指明了区域性环境污染的形成原因，但并未对行政区域做出一个明确的限定。而目前“复合环境污染”的概念多由环境科学研究者予以界定，从已有研究文献中对其内涵的阐释来看，大多围绕两个问题：多样的污染因子及污染因子间发生相互作用。[5]
综合上述分析并以环境污染的一般概念为基准，“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则可以定义为：由于两个以上平级行政区划内的人类活动直接或间接地向环境排入了多种污染因子，这些污染因子之间在各行政区划间流动而发生相互作用，使得该区域范围内的环境质量降低，以至影响人类及其它生物正常生长和发展的现象。其典型样本已广泛存在于气、土、水三大类型污染中，如二氧化硫、氮氧化合物及细颗粒物等污染因子形成的霾污染，重金属、多环芳烃等污染因子形成的土壤污染，病原体、耗氧污染物等污染因子形成的流域污染。
(二)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的特征
剖析上述定义可知，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大致具有以下特征：首先，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具有区域性。这种区域性是指污染涉及两个以上的平级行政区域，按照我国当前行政区划的三级划分体制，其既可以是小范围的乡镇级行政区划之间，也可以是较大范围的县市行政区划之间或者是更大范围的省级行政区划之间。与这一特征相对应，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涉及的污染面积广、利益主体多，因而对各行政区划内的政府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间的沟通与协调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次，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具有复合性。这种污染是由来自不同行政区划的多种污染因子叠加而成，即在不同行政区划内(通常是相邻行政区划内)的污染源所产生的不同污染物对环境污染均有“贡献”，因而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对污染监测、责任认定等事项提出了更大挑战。需要指出的是，在同一行政区划内多种污染因子间相互作用而生发的污染也是复合环境污染，然而其不具有区域性的特征，因而并非本文所要探讨的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再次，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的作用方式具有复杂性。各种污染因子之间多样的作用机制对同一环境要素造成的后果难以估量。根据学界从不同角度对复合环境污染效应的归纳，其基本可分为三种模式：简单相似作用、独立联合作用和交互作用。(如图)[6]其中，简单相似作用、独立联合作用与传统的环境污染区别不大，各污染因子间并不产生相互作用，联合毒性等于浓度加和，而交互作用更为复杂、也更具普遍性，其联合毒性等于效应加和。[7]最后，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具有更强的危害性。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往往会造成跨行政区划的大范围环境污染，受到损害的主体也难以计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此大规模的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损害却难以确定特定的环境侵害责任人，因而受害者一般不能得到应有的补偿，所以难免会产生不满情绪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影响社会和谐稳定。此外，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由多种污染因子叠加而成并且作用方式十分复杂，它不仅对公众健康、交通安全等构成了威胁，同时也加大了环境污染防治的难度，浪费了社会资源。例如：我们对灰霾污染中细颗粒物的粒径、组成和浓度的时空分布特性的长期系统监测等技术还未完全掌握，[8]还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来予以研究。
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的形成机制
需要说明的是，区域性和复合性虽然是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的两大主要特征，然而二者是不能明确割裂开来的。复合环境污染的形成过程往往就是污染物在不同行政区域间相互流动输送的过程，是各种污染物质在时空上的相互叠加。也正因如此，区域性环境污染和复合环境污染是一个相伴相生的过程，并且复合性是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的核心特征，是区别于传统区域性环境污染的关键所在。基于二者间的上述关系，在对区域性环境污染防治法律对策予以构建的同时还必须紧紧围绕复合环境污染予以制度设计，并且复合环境污染防治的法律对策应当是区域性环境污染防治法律对策的进一步细化。
(三)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的成因
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是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逐渐形成并显现出来的，其成因来源于很多方面。首先，我国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实行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为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的发生埋下了隐患。虽然我国在1995年制订“九五规划”时就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然而这种转变并不到位，甚至在2005年制订“十一五规划”时发现“十五规划”期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但没有进步，反而倒退了。[9]这种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使得以燃煤为代表的能源消耗量剧增，各种污染物的排放量也随之增加。其次，部分环境要素自身具有流动性的特征。传统的点源污染已经不再局限于给较小地域范围带来污染，而是多种污染因子排放到生态环境后随着流动的环境要素进入相邻或更大区域并发生复杂作用，从而造成更大面积的污染。这种不遵循行政区划界限的污染突破了我国当前环境监管体制所能应对的监管范围。再次，我国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防治的相关立法及实践依旧存在诸多不足，不能适应新型环境污染所带来的各种挑战，从某种程度上为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的形成敞开了大门。
总之，笔者认为，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是为了对传统环境污染进行再研究而在区域性环境污染概念的基础上提出的更为精细化的概念，其具有区域性、复合性以及作用方式的复杂性和更大的危害性四大特征，这种新型环境污染主要是由落后的经济发展模式、环境要素的流动性、相关立法不健全等多种原因造成的。与之相适应，无论从污染面积、社会影响还是对污染防治的要求来看，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的危害都远胜于一般的环境污染，因而研究其防治的法律对策也颇具紧迫性。
二、我国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防治
法律制度存在的不足
在保护环境的呼声日益高涨的现代社会，我国已建立了防治环境污染的法律体系：在国家立法层面，我国既有作为环境保护基本法的《环境保护法》，又有《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等五部相关法律，还有《节约能源法》《循环经济促进法》等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在地方立法层面，各地也制定并出台了一些污染防治条例，如《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天津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然而，在对我国当前污染防治立法及其实践予以重新审视后不难发现：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已经对我国传统污染防治法律对策提出了新的挑战。这种挑战主要源自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兼具区域性和复合性两大特征，我国已有的污染防治法律对策尚不能很好地应对区域性环境污染，更不能以此来应对更为复杂的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
(一)区域联防联控机制不健全
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均进行过有关灰霾污染的区域联防联控机制的有益探索，《环境保护法》也对区域联防联控机制作出了规定，然而其制度构建依然不够完善。首先，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通常是跨行政区划的。以京津冀霾污染为例，其关涉到三个省级行政单位，而三者之间并不存在隶属关系。因此，构建区域联防联控机制的关键是在各行政区划间建立起一种长期、有效的协调机制。然而，我国《环境保护法》只有在规划、监测等几个方面笼统地强调统一采取措施。具体到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的复合性，各行政区划间对于可能产生交互作用的污染因子并没有列出一个明确的污染源清单，并不知道哪种污染因子之间会产生反应、需要防治，在尚未摸清防治对象的情况下谈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实际上等同于构建“空中楼阁”。而我国《环境保护法》中恰恰缺乏有关区域联防联控机制法律责任的规定。[10]该法第六章并未对有悖于区域联防联控机制的有关部门的责任进行明确规定，各行政区划之间本身就是平权型关系，其难免会出现协调不周的情况，这种情形下如果再没有法律责任的约束，无疑会使区域联防联控机制的实际运作效果大打折扣。其次，区域联防联控机制的相关配套机制缺失。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涉及到不同行政区划间多种污染因子的排放，为了防止这些污染因子跨区域发生作用，需要遏制某一区域内某种污染因子的排放，有关污染因子排放种类及排放数量的限制必然需要各行政区划间的相互协调，各方有所退让。①然而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地球表层存在着明显的地域差异，不同的地域，其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的内涵也不同。”[11]即区域发展存在异质性，因而各行政区划间的协调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利益博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然有一些地区要为解决区域性环境问题做出让步。若不能建立起一种合理的补偿机制，则一方面有违公平之法理，另一方面也难免使得区域联防联控机制的实施面临重重阻力。
(二)区域性开发政策环评程序缺失
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本身就是跨行政区划的大面积复杂环境污染。以灰霾污染为例，由于大气本身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各行政区划内排放的污染物会跨区域运动并发生相互作用，因而也形成了“一霾俱霾、一损俱损”的连带关系，且难以寻觅污染源头。此外，区域内的工业布局、污染物排放种类以及排污总量等因素对多种环境污染因子能否发挥复合作用以及发挥怎样的复合作用都有影响。众所周知，战略通常表现为三种形式：政策、规划和计划。其中，政策无疑是层次最高、最具宏观性的战略。[12]区域性开发政策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事项非常繁杂，如果仅对项目和规划在较小范围内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则会疏漏其与邻近区域内的排放物通过作用产生环境污染的情况。因此，与规划环评、项目环评相比，政策环评更符合新型环境污染区域性、复合性特征对法律制度的要求。然而，我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将环境影响评价的对象限于规划和建设项目，而未将政策列入其中。2014年我国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第十四条规定：“国务院有关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组织制定经济、技术政策，应当充分考虑对环境的影响，听取有关方面和专家的意见”。从字面上看，该法条似乎弥补了我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将政策环评排除在外的遗漏，然而，其仅要求政府“考虑”政策对环境的影响，这样的表述不仅约束力不足，也很难与《环境影响评价法》准确衔接。从长远来看，区域性开发政策的环评程序缺失很有可能为某一地区的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埋下隐患。
三、我国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
防治法律制度的完善
区域性、复合性是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区别于传统污染的重要标志，也是法律防治的重点和难点所在。因此，防治新型环境污染的法律应格外注重其区域性、复合性的特点，唯有如此才能切实增强其针对性和实效性。在对国外有关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防治的法律经验予以借鉴的同时，我们亦应该对我国已有的法律制度进行完善和适度创新，从而真正构建起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的防治法网。
需要说明的是，笔者所谈及的复合环境污染本身就是一种区域性环境污染，有关复合环境污染的防治对策研究须建立在区域性环境污染防治法律对策的基础之上，是区域性环境污染防治对策的具体化。因而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防治法律对策的构建应坚持兼顾环境整体性与污染因子多样性的原则和静态管理与动态管理相结合原则。具体说来，一方面，通过健全区域联防联控机制等宏观制度来适应环境的整体性;另一方面，通过建立污染物清单等微观制度来应对污染因子的多样性。既通过静态的环境质量标准等制度来衡量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的状况，又通过动态的环境监测等制度来预防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的发生。
(一)完善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监测制度
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是由多种污染因子混合而成的跨区域环境污染，污染源分布广泛、污染因子多样，并且各种污染因子之间的作用方式十分复杂。因而有必要建立更加完备、科学的环境监测制度和更加透明、及时的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对于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来说，全面掌握前体污染物的排放状况是预防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的重要条件。这里的“全面性”，一是指对区域内的所有污染源进行无死角的全面监测;二是指对所有的污染因子进行无遗漏的全面监测。在强制区域内，不仅重点排污单位要安装使用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而且应要求全部排污单位都要逐步安装使用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并与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准确掌握企业的排污信息，这样，既可以为预测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的发生提供详实、可靠的信息，也可以为分析其成因提供参考资料。此外，为监测复合环境污染中多种污染因子相互作用而转化成二次污染物，应该建立一种动态监测机制，突破传统的对单一污染源的静态监测，实时追踪、监测各种污染因子的时空变化。因而需要在运用传统监测方式的同时注重采用生物监测、遥感监测等多种监测手段，科学追踪各类污染因子发生相互作用的情况，为实时监测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提供工具上的支持。
(二)建立精细化的流量管控制度
处理具有复合性特征的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是解决这类新型环境污染问题的关键，因而在环境监测的基础上需要构建更加精细化的管理制度。根据生态基本规律中的负载有额定律，环境所能承纳的污染物总量是限于一定数额范围之内的，超越了这个数额生态环境系统就可能会被污染。[30]因而一定时期内污染物的排放总量不得大于该时期内的环境容量，不能超过其自净能力，这也是总量控制制度最基本的内核。然而，总量控制制度往往以年度为单位，时效性不强。各地区、各企业在符合年度排污总量的前提下，对每日、每月的排污量可以自由安排。若某一时段内各地区、各企业都不约而同地大量排污，则难免造成环境污染。因而在总量控制制度的基础上必须引入更加精细化、时效性更强的流量管控制度，即对每一地理单元、每一时间点的排污速率进行管控，以此来保证环境质量。“如果用数学来阐述，流量是总量对时间变量的一阶导数，总量是流量的积分，流量又是总量的微分，就是具体地点一段时间内的容量”。[31]流量管控制度的适用对象不仅包括主要污染物，还应扩展至所有污染物，在动态监测的基础上使某一具体时间、地域内各种污染因子在达标排放的同时保持合理的数量及比例，防止其通过复合作用生成二次污染物。最终以精细化的管理制度协调好区域间的污染物排放，降低不同污染因子之间发生作用的几率。与之相适应的是以环境质量目标作为防治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所直接关注的对象，由传统的污染物排放标准转向环境质量标准来评价企业排污行为及政府管控行为。
(三)在立法中突出科技的作用
在预防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方面，无论是构建完善的环境监测制度抑或是建立更加精细化的流量管控制度，都需要先进的科学技术作支撑，特别是需要“大数据”的支持。在国家大力倡导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的宏观背景下，应将以“互联网+”思维为主要标志的产业变革引入到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的防治过程中。“互联网+”的本质是传统产业的在线化、数据化，以此为标本将环境监测、环境预警、流量管控等信息及时迁移到互联网上，从而实现其“在线化”，形成“活的”数据，保证能够随时被调用和挖掘。[32]这样，不仅有利于环境保护职能部门准确掌握区域内多种污染因子的实时信息，也能使复杂的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模型化、简单化。国家应对新兴环保产业在资金、政策等方面给予支持，以此来推动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走向市场化、科技化。在推动环保产业发展的同时，政府自身也应该加大对防治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的基础科学研究的力度，建设更多的重点实验室，为环境管理与决策提供技术支撑。这也与国际上在探讨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防治的国家保障责任时所持有的态度相一致。例如：美国政府通过的《清洁空气法》时就明确要求联邦政府积极开展各项大气污染防治的科学研究。[33]
(四)健全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防治的政府负责制
政府是环境保护领域多元共治中的重要力量，在环境执法方面拥有责令改正、罚款等多项职权，根据行政法学中的权责统一原则，政府也必将承担更多的责任。在构建起常设区域协调机构的前提下，在防治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时，地方政府不仅要对当地的环境质量负责，同时也要对其所辖区域内的污染源造成的其它地区的环境污染负责。特别是大气、流水等具有流动性特征的环境要素，其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生态环境整体，某一行政区划内排放的污染因子往往会与其他行政区域内排放的污染因子相互作用而产生复合环境污染，影响到周围其他地区的生态环境，因而应该在各个政府之间建立一种连带责任机制，以此来督促政府协同防治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在认定政府是否要对非所辖区域的环境污染负责时，应将是否超越了总量控制制度所应控制的污染物排放总量以及是否达到了政府所制定的环境保护目标作为评价标准。此外，细化政府负责制的重要机制亦在于完善环境保护考核评价制度，明确并提高环境保护考核评价在政府负责人的政绩考核中所占的比重，以此来促使政府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避免环境保护考核评价制度的无价值化。为了防止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懈怠和短视，避免发生“政治公地悲剧”，[34]应该建立一种长期的追责机制，即离任后也要对其在任期间内所做的有关环境保护决策、规划等负责。此外，政府应主导构建网络治理模式，以此来适应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对公众参与的需求。逐渐确立各种信息强制披露机制、公众参与机制、政策评估机制，打造政府纵向政策反馈和横向合作交流的平台、政府与企业的治理技术交流平台、政府与公众或NGO的平等对话平台，使全社会产生良性互动。[35]
总之，防治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应以其区域性、复合性及作用方式的复杂性为突破点，综合采取各种法律对策。一方面，对我国已有的相关法律制度进行细化和完善;另一方面，应引入新的防治对策，特别是科学化、精细化防治是当前防治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的必经之路。因而我国相关立法应对此及时做出回应，在以科技手段完善环境监测制度的基础上构建起流量管控制度，并通过落实政府负责制及公众参与机制来推动各种制度的实施。
四、结语
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是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而出现的一种新型环境污染，其所具有的区域性、复合性及作用方式的复杂性特征对传统的环境污染防治法律制度提出了新的挑战。“十报告中设单篇、用7个自然段、1361个字论述生态文明”。[36]可见，生态环境保护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而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已经成为我国当前建设生态文明的障碍。因此，在对我国现有法律制度进行细化的同时也要注意引入新的法律制度，以开放的视野学习国外在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防治方面的相关经验。唯有如此，才能构建起严密的法律制度体系，为依法防治区域性复合环境污染提供有力的法律支撑。
环境污染的概念范文2
【关键词】:环境污染 公益诉讼 诉讼主体
一、环境污染概述
(一)环境污染概念和特征。
环境污染(environment pollution)是指人类直接或间接地向环境排放超过其自净能力的物质或能量,从而使环境的质量降低,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生态系统和财产造成不利影响的现象。具体包括:水污染、大气污染、噪声污染、放射性污染等。环境污染主要是从油船与油井漏出来的原油,农田用的杀虫剂和化肥,工厂排出的污水,矿场流出的酸性溶液;工厂、汽车、发电厂等放出的一氧化碳和硫化氢等空气污染,而主要的污染源来自工厂。
(二)环境污染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环境污染空间分布复杂。污染物和污染因素进入环境后,随着水和空气的流动而被稀释扩散。不同污染物的稳定性和扩散速度与污染性质有关,因此,不同空间位置上污染物的浓度和强度分布是不同的。
第二,环境污染危害大。直接危及成百上千人的生活甚至生命,例如,2003年12月23日,重庆开县发生特大井喷事故,导致243人因硫化氢中毒死亡、2142人中毒住院治疗、65000人被紧急疏散安置,直接经济损失达6432.31万元的严重后果。此次事故使得离气井较近的开县高桥镇、麻柳乡、正坝镇、天和乡4个乡镇9.3万人受灾。此外,还造成严重的房屋倒塌、牲畜死亡和环境污染。实际上,环境污染有时还会造成持续性的间接危害,这种间接的环境效应的危害往往比当时造成的直接危害更大,也更难消除。
第三,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进行评估和测算专业性强,间接地污染隐蔽性强,要求专业技术较高的人才能准确的给与评估和检测,其所要费用也较高,大多情形并不是普通民众可以接受的。这就需要有关机关、社会团体给以帮助。
第四,与造成污染的主体相比,普通公民处于弱势,在受到环境污染损害后难以取证,其提起环境侵权诉讼很难获得胜诉。
二、环境公益诉讼概述
(一)环境公益诉讼概念
环境公益诉讼是为了保护社会公共的环境权利和其他相关权利而进行的诉讼活动,是针对保护个体环境权利及相关权利的“环境私益诉讼”而言的。指社会成员,包括公民、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依据法律的特别规定,在环境受到或可能受到污染和破坏的情形下,为维护环境公共利益不受损害,针对有关民事主体或行政机关而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制度。
(二)环境公益诉讼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环境公益诉讼利益归属于社会,诉讼成本应当由社会承担,当然在实际操作中原告起诉时可缓缴诉讼费,若判决原告败诉,则应免交诉讼费,若判决被告败诉,则应判决由被告承担。
第二,环境公益提起诉讼的主体不一定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如公民、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
第三,环境公益诉讼的赔偿请求并不是其主要目的,维护环境公共利益、保障社会可持续发展才是根本所在,其功能主要在于预防环境污染的发生。
三、环境污染公益诉讼必要性
第一,环境以其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它只能属于人类的公共资源,而不是私人财产。全体社会成员都享有在健康、安全和舒适的环境中生活和工作的权利,包括生命健康权、财产安全权、生活和工作环境舒适权,以及与之相关的参与环境管理的权利。我国《宪法》第26条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因此,建立环境污染公益诉讼制度是与宪法精神一致的。
第二,环境污染侵权致使受害人数多,作为原告方的公民人数将会很庞大,很难达成一致的诉讼意见,而各自起诉将对司法资源的浪费。虽然我国已确立代表人诉讼制度,但由于环境污染侵权具有很强的专业性,而我国普通公民环境保护知识匮乏且差距较大,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意识淡薄,代表人诉讼很难操作。
第三,环境污染公益诉讼需要专业的评估、鉴定,所需诉讼费用较高,普通民众往往难以承受,特别是只有部分权利人提起诉讼时更是如此,此时,提起诉讼者会权衡得到的赔偿是否小于诉讼成本。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环境保护的标准逐渐发展,公民获取这些信息非常困难,甚至,一些生产企业并不愿意完全公开其环境处理的情况,从而加大了原告的举证难度,导致普通公民提起诉讼困难加大。
第四,一些机关、社会团体(如专门的环境保护组织、律师事务所、人民检察院)有比普通民众更多的资源,由这些机关团体作为原告,能够更好地保护受害人的合法利益。
四、环境污染公益诉讼制度之完善
公益诉讼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中已被提出,修正案“八、增加一条,作为第五十五条,‘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有关机关、社会团体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是明显不够完善。
第一,有关机关、社会团体难以界定。建议“有关”二字做扩大解释,范围放宽,如人民检察院、环保部门、相关行政部门、企业等都可作为原告。
第二,公益诉讼诉讼费用的收取应和其他诉讼有所区别。由于环境诉讼费用高昂,收取比例可适度降低,并作出有利于原告的规定,在一些意义重大的环境污染诉讼中可以免交,并由国家财政承担。
第三,应当规定专门的环境污染鉴定机构和评估。目前,针对环境污染的鉴定机构层次不一,鉴定程序不规范,申请鉴定的主体也不明确,其鉴定结论证据能力不足。因而,为有效实施环境污染公益诉讼制度,在规定诉讼主体资格时,对其配套资格作出相应的规定,以期对环境保护做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黎丁嘉 刘秀华,“关于完善我国环境知情权制度的思考”,载《法制与社会》2008年第三期。
[2]王凌翔,“论建构我国强制性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北大法律信息网,2010.5。
[3]张晶,“论我国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构建”,载“《经济师》”2010年第12期。
[4]赵杰,“我国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制度的建设探讨”,载《科技风》2009年20期。
[5]张俊,“环境问题及其对策”,载《法制与经济》 ,2008年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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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邓世豹、马佳娜,“论环境公益诉讼中的特殊证据规则”,法治论坛,2010年02期。
环境污染的概念范文3
环境损失计量是企业根据环境污染状态进行环境损失的实物量化与货币化，并对货币化的环境损失按照会计的要求进行确认与记录的过程。
环境损失计量应以环保部门公布的环境监测数据和企业从环境交易或事项中取得的环境状态数据为基础，其概念构架包括四类变量：环境污染状态、环境污染导致的实物型损失、实物型损失的货币化、实物型损失的确认与计量。以这四类变量为基础，逐渐形成三个计算过程：①根据环境污染状态计算环境污染导致的实物型损失；②将实物型损失货币化；③对货币化损失进行确认与计量。需要指出的是，这四个变量和三个计算过程均具有时变性，即：环境损失的发生时间及其计量过程具有时序性与动态性特征，发生空间、表现形式与计量方法具有多样性与变化性特征。
二、环境污染计量的四类变量
1.环境污染状态。①以污染物排放量形式表现的变量，如厂区的二氧化硫和其他有害气体的浓度、污染物产生速度等；②企业权责范围内的污染物排放量，如“三废”的排放量等；③企业权责范围边界的污染物流出量与流入量，如环境责任主体因污染破坏造成的影响程度。污染状态变量决定了企业因为环境污染导致的实物型损失变量的大小与权责份额，是环境损失计量的起点。
2.环境污染导致的实物型损失。①急性实物型损失，如有毒液体的排放导致的森林树木毁坏、有毒气体的排放导致的人员伤亡和野生动物灭绝等；②慢性实物型损失，如浓度较低的有害气体和液体，由于长时间的排放导致的水土流失、气候恶化、土质改变等；③尚未完全确认的实物型损失，如地表下陷、气候恶化等导致历史文物的毁损和风景资源的破坏等。其中①、②类大多是具有可视性或者是可测性的显形损失，能够而且必须计量；③类是可视性和可测性较低或很低的隐性损失，不容易准确计量。
3.实物型损失的货币化。其在内容上包括伤害型损失、防御型损失等；在价值构成上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在计算方法上可以采用现实市场价格法；在计量模式上可选用名义货币或一般购买力计量单位，选用历史成本、现行成本、现行市价、可变现净值与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等计量属性。
4.实物型损失的确认与计量。实物型损失的确认：要求在企业的环境责任与经济效益范围的基础上，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以及可定义性、可计量性、可靠性与相关性等标准进行初始确认与再确认。实物型损失的计量：要求在对其确认的基础上，选择合理的计量方法与计量模式，按照可定义性、可计量性、准确性、一致性、有用性、可靠性与效益性等标准对引起环境损失的交易或事项进行货币化与分配，它具有间接性、异质性、模糊性、差异性和可验证性的特点。
三、环境污染计量的三个计算过程
1.根据环境污染状态计算实物型损失。污染破坏程度一般是用污染物浓度来反映的。该计算过程的关键是建立污染物浓度与导致各种实物型损失之间的函数关系。这些函数关系的类型取决于环境污染的三种主要形式：①扇式影响，即一种环境污染产生多种影响，使函数表现为叠加型；②链式影响，即一种环境污染产生的影响沿其因果链依次传递，使函数表现为关联型；③网式影响，是扇式影响与链式影响的综合，使函数表现为关联叠加。
2.实物型损失的货币化。实物型损失的合理货币化是保证环境会计信息可靠的又一重要环节。该计算过程应重点考虑污染可能造成的价值损失，如水污染会造成农田污染损失，农田污染又会加剧水污染的损失。实物型损失的货币化函数应用十分广泛。
3.货币化损失的确认与计量。企业应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划分资本性支出和收益性支出等原则的要求对货币化损失进行确认与计量。其日常账务可用待摊方法和预提方法进行处理：①待摊方法。在企业发生污染损失金额较大且受害期较长时，按总损失扣除残料价值、可收回的赔偿款后的金额，借记“待摊费用”或“长期待摊费用”科目，贷记“银行存款”、“应付环保赔偿款”、“应交环保税”等科目；分期摊销时，借记“环境损失-污染损失”科目，贷记“待摊费用”或“长期待摊费用”科目。②预提方法。逐期预提环境损失支出时，借记“环境损失-污染损失”科目，贷记“预提费用”科目；实际支付时，借记“预提费用”、“应付环保赔偿款”、“原材料”等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企业还应在期末或至少每年年终，对环境污染造成的生态资源、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存货等减值计提准备。
四、环境污染计量模型
1.环境污染治理模型——外部负效应分析。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外部负效应是指一个经济主体在经济活动过程中对另一个经济主体造成了额外的成本。换句话说，如果行为的实施者造成了额外成本，由此产生的就是外部负效应。
假定某社区有一大型重工业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产生了大气污染和水污染，造成该社区居民健康受到损害，医药费用开支增加，如果将这种费用开支的外部负效应计入企业的总成本，它的生产量就会减少，同时污染也会减少。外部负效应产生一个外部边际成本，产品产量越大，造成的污染越严重，外部成本也越大。这时，整个社会为生产该产品所花费的社会边际成本应等于该企业的边际成本与外部边际成本之和。因此，该产品的有效率的均衡产量和均衡价格应由社会边际成本与市场需求状况决定。显然，企业不计算外部负效应时将过度生产，从而造成严重的污染。
2.限制污染排放模型——最优排放量分析。环境污染并不是工业化、城市化的必然结果。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就是为了保持城市的环境目标值，将排入城市环境的主要污染物控制在环境容量所能允许的范围之内。
我们可以用边际分析法来确定污染物的最优排放量。一般来说，各种污染产生的边际损害是递增的，即污染越多，其边际损害也越大，而社会的边际收益则因污染的排放而递减。污染的最优排放量由其边际损害和边际收益变化曲线的交点所确定。当污染排放量低于最优排放量时，社会的边际收益超过边际损害，污染排放就是符合标准的；当污染排放量高于最优排放量时，污染的边际损害大于其边际收益，污染排放则是有害的。
3.环境绿化管理模型——外部正效应分析。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外部正效应就是指一个经济主体在经济活动中对另一个经济主体造成了额外的收益或好处。换句话说，如果行为的实施者造成了额外的收益，使得其他经济主体（厂商或个人）无偿地获得额外的好处，由此产生的就是外部正效应。
环境污染的概念范文4
【关键词】保定市；绿色GDP；自然资源耗减成本；环境污染损失成本
一、绿色GDP的概念、内涵和核算方法
绿色GDP概念在1993年联合国统计署（UNSD）正式出版的《综合环境经济核算手册》中正式提出的。绿色GDP的含义有：一是产品的生产和经济的发展要在一个良好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下进行，要合理、有效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并符合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求；二是产品的生产和经济的发展应在满足人们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同时，保障生存环境的良好循环和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根据这一定义，联合国统计署开发的环境经济综合核算体系（SEEA）中绿色GDP的核算方法为：绿色GDP是在传统GDP的基础上扣除GDP的获得对当年度自然资源损耗成本和环境污染损失成本值等两项负面数值后所得。
二、保定市绿色GDP核算体系构建
目前在绿色GDP核算体系的构建时，普遍都以SEEA的核算体系为框架，将自然资源耗减和环境成本作为扣减项目计算的主要出发点，对具体扣减项目略加调整。结合保定市的环境资源特点，笔者认为保定市绿色GDP核算体系的构建应该合理地选择针对性较强的优先领域进行，不必单纯追求完整全面的绿色GDP核算数据。根据上述指导思想，考虑到保定市自然和环境的特点，结合保定市现有统计核算体系，笔者得出保定市绿色GDP的核算公式：绿色GDP=传统GDP―自然资源损耗成本―环境污染损失成本。
三、保定市2010年绿色GDP核算
（1）自然资源消耗成本。自然资源耗竭损失价值核算的主要内容包括煤、石油、天然气消费和耕地损失、水资源消耗、鱼类资源过度捕捞所造成资源损失。对地下矿产耗竭损失价值的计算采用雷明中国环境经济综合核算矩阵及估算中自然资源价值估算方法―净价法。取各类资源实际恢复费用和理论恢复费用的平均值进行计算。耕地资源耗竭损失价值是当年耕地损失量与耕地单位面积净收益乘积与当年一年期存款利率和通货膨胀率之和的比值（2010年保定市耕地单位面积净收益为2.87万元/公顷，年期存款利率2.5%，通货膨胀率4.9%）。2010年保定市煤炭消费总量为988.25万t，包括燃料煤消费量和原料煤消费量。石油、天然气消耗量分别为8.09万t和10344万m3。渔业产值67301万元，渔业中间消耗为31466万元。耕地面积减少300公顷。结合上述数据可得保定市2010年自然资源耗减成本为120012.8万元，其中地下矿产资源损失71192.7万元，占资源耗竭损失的59.32%。（2）环境污染损失成本。对环境污染损失成本核算方法采用恢复费用法，得到废水（仅工业废水）的治理成本是4.2元/吨；废气单位治理成本，即工业SO2的治理成本是1262.64元/吨，工业烟尘的治理成本是272.2元/吨；一般工业固废的治理成本是50元/吨，危险固废的治理成本是1150元/吨，城市生活垃圾的治理成本是30元/吨。2010年保定市工业污水排放量17866万吨。工业二氧化硫去除量107765吨，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53984吨，工业二氧化硫产生量161749吨。工业烟尘去除量1384577吨，工业烟尘排放量14652吨，工业烟尘产生量1399229吨。一般工业固体固废产生量为446.85万吨，危险固废产生量为1.29万吨，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为36.00万吨。综上，在环境污染损失成本核算中，环境污染损失成本为158453.3万元，废水治理成本75037.2万元，占污染治理总成本的47.36%，废气治理成本58510.09万元，占污染治理总成本的36.96%，固体废弃物治理成本24906万元，占污染治理总成本的15.72%。（3）保定市绿色GDP计算结果。保定市绿色GDP=GDP-（自然资源耗减成本+环境污染损失成本），其中自然资源耗减成本120012.8万元，环境污染损失成本158453.3万元，保定市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2050.3亿元，根据公式计算得到绿色GDP为2020.5亿元。2010年保定市国内生产总值中有1.4%的部分是以牺牲自身生存环境取得的，属“虚增值”。
本文针对当前资源浪费、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的危机，对保定市2010年的资源环境损失问题进行了研究。通过数据分析得知，虽然保定市绿色GDP指数为98.6%，指数较高，但其量化的资源环境损失为29.80亿元，表明2010年保定市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对资源环境也造成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其中环境污染损失较严重，废水和废气的治理的成本占到近八成。自然资源耗减量较大，表现为地下矿产资源消耗过度，鱼类过度捕捞。
参 考 文 献
[1]高敏雪，许健.资源环境统计[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
环境污染的概念范文5
1.外部性的含义及和其他方面的关系
1.1 外部性含义及其特征
外部性是指一个企业的生产行为或一个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以市场机制之外的方式对他人造成的福利的增加或减少。外部性的概念是马歇尔首先提出的，他在分析外部环境对企业发展的影响时提出了外部性的概念。马歇尔的学生庇古将外部性的概念发展到企业行为对外部环境的影响，从而形成了外部性理论。他在《福利经济学》一书中指出，外部性导致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不一致。与庇古不同，科斯认为产权是引起环境问题的主要因素，产权不清必然导致效率损失。
外部性有三个典型特征：第一，外部性产生的成本或收益由他人承担或接受，如一个企业进行生产所导致的环境污染是由附近居住的居民承担的或者住在果园周围的人们可以免费观赏花朵。第二，存在于市场价格机制之外，即以市场价格之外的方式影响他人，外部性一般很难计入成本或收益加以计算；第三，外部性的制造者并不承担外部性引起的福利的增加或损失，例如制药厂排放有害气体损害了市民身体的健康而不做出任何补偿。
1.2 外部性与市场效率的关系
外部性可以划分为正外部性和负的外部性，正的外部性指企业生产行为或居民消费行为给他人带来的福利的增加，负的外部性指生产或消费行为给他人带来的福利的较少。当外部性存在时，市场不能实现效率最优，从而导致整体福利的损失。当负外部性存在时，就会出现过量供给；当正外部性存在时，会出现过小供给。
1.3 外部性与公共资源、环境污染的关系
公共资源由于其具有非排他性和竞争性的特点，属于混合公共产品，因而存在负的外部性，即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任何人都可以免费消费公共资源，并且一个人的消费会导致公共资源可供消费数量总额的降低，从而使他人的福利受到损失，其结果是导致对公共资源的过渡使用。环境就可以看成是这样一种公共产品，而环境拥有一定自净能力，通常也可称为环境承载能力。环境承载能力也可看作一种公共资源，向环境排污相当于消费了环境承载能力，因此环境污染是典型的外部性问题。
2.我国环境污染治理政策及其缺陷
根据环境污染产生的根源――外部性，治理环境污染的办法主要有私人对策和公共对策。私人对策主要是进行产权界定和划分，公共对策则包括行政管制、征税、补贴和排污权交易。行政管制一般是设定排污标准或限额。而产权界定，征税、补贴和排污权交易都是通过外部成本内部化，使市场产量达到最优。
目前我国环境污染治理主要是实行排污收费制度，或者政府直接进行环境污染治理。两种手段对防止环境污染、遏制环境恶化虽然有一定作用，但其缺陷是明显的，首先，征收排污费标准主要是根据污染物排放浓度来收费，而不考虑污染物的排放总量，并且只对超标部分收费，不利于刺激企业降低污染；其次，排污费的征收、管理、运用均不规范。排污费征收额过低，明显偏离市场最优水平；排污费的制定、征收主要由环境管理部门负责，一些地方受部门利益驱动，形成了“乱收费”，其控制污染、减小社会福利损失的目的难以实现；最后，政府直接进行环境污染治理，治理资金费用由谁承担不明确，如果是由其他纳税人来承担，则客观上鼓励了企业的排污行为。
十年来，尽管淇河治污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探索治污的长效机制，仍然是一个重要任务。由于淇河流域污染治理工作具有几个特点：一是地方承担治理污染的责任，采取统一、强硬的命令方式从上至下进行贯彻，地方只能服从；二是没有核算企业独立承担污染治理成本可能性的情况下，要求企业承担污染治理成本，企业只能被动地接受；三是主要依靠地方政府实施各种治理计划，而作为污染受害者的公众并没有多少实际的、过硬的法定权利可以使用，除了申诉、抱怨，难以监督，更难以索赔，也难以得到补偿；四是采取集中动员方式，要求在某一特定时刻实现目标，缺乏制度保障。“可以看出在淇河治理过程中，政府依然偏重行政手段而缺乏经济手段的配套。”
3.环境污染治理对策在淮河污染治理中的应用分析
3.1 环境污染治理的私人对策
产权界定，也称为科斯交易。根据科斯定理，在当事人较少、谈判成本为零或者很低、外部性来源清楚的条件下，可以通过产权划分的办法，将外部成本内部化。其结果是，无论谁获得产权，都将增加企业的边际成本，使之与社会边际成本曲线重合或靠近，从而实现帕累托最优。产权界定的方法曾在英国、津巴布韦等国家取得了良好的治理效果。但是，我国河流一般较长，流域幅员较广，当事主体众多，且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下，划分产权可能性很小。
3.2 环境污染治理的公共对策
3.2.1 对环境污染企业征环境保护税。税收是政府调节经济的重要手段之一。征收环境税最早由庇古提出，因此也叫做“庇古费”。通过在效率产量水平上对排污量征收相当于边际外部成本的税收，其结果是企业生产的边际成本提高，削减产量，或者企业通过治污降低污染，社会边际成本下移，最终使产量达到社会最优。征税除了影响企业成本从而控制污染排放以外，一个最明显的优点便是由于征税行为是针对企业全部排污，如果企业降低排污量则可以减轻税收负担，因此有利于激励企业采取降污措施。此外，税收政策不仅可以运用干企业，同样可以通过向消费者征税，从而减少消费者对重污染产品的需求。由于征税手段具有的优点，在OECD(经济与发展组织)国家得到了广泛的运用，比如意大利政府对塑料袋课税后，全国对塑料购物袋的消费立即降低了30％，美国依阿华州通过法律对杀虫剂和氮肥在销售和制造环节征税；挪威、奥地利、芬兰等国征收化肥税费，税费占价格的10％左右。但是税收政策也存在其局限性，一是社会边际成本、企业边际收益很难得到，导致税率的确定不一定能达到市场最优；其次税率一旦确定，要更改必须经过一定的法律程序，因此其灵活性欠佳。尽管如此，税收作为一种有效手段，对于建立长效的淮河污染治理机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不可少。
3.2.2 同时增加对减少排污量企业的补贴。政府按单位减少的排污量给予补贴和对控制污染的设备费用进行补贴，目的是激励污染者减少排污量，或抵消治理污染的设备投资费用。如果企业不减少产量或者排污量，则会失去相应的政府补贴，因此补贴的实质是增加企业生
产的机会成本。补贴的缺陷在于第一，补贴将增加政府的财政支出；第二，补贴有可能吸引新的企业的进入，增加污染；第三，如果企业增加产量能获得比补贴更多的收益，企业将放弃补贴，增加对环境的污染。
3.2.3 实现排污权市场化交易。排污权交易是指政府向企业拍卖排污权许可证，并允许企业之间进行交易。政府在最优排污量上拍卖排污权许可证，让排污许可证在不同的企业之间进行交易，从而让治理成本较高的企业通过多购买排污权而少治理，而成本较低的企业多治理而卖出排污权，在污染总量控制的前提下，使治理成本最小化。如果企业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则会增加产量，购买排污权许可证，通过排污权许可证的交易，许可证价格最终会等于企业边际收益减去边际成本。排污权交易可以实现对污染总量的控制，企业可以根据利润最大化原则自主决定是购买许可还是治理污染从而达到污染治理成本的最小化，但其弊端在于最优污染量如何确定以及对企业排污量是否可严密监测。排污权交易在美国等的大气污染治理中的运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然而河流治理尚未形成成熟的排污权交易市场。
3.2.4 加强政府直接管制。政府管制通常的做法是设定排污限额或产量限额，或者规定新进入企业的环境标准。政府管制在环境污染已到一定程度时会起到立即明显的效果，比如我国在淮河流域治理中对污染严重企业的关、停、并政策。但是从长期来看，政府管制有其不可克制的不足，缺乏弹性和效率。一是政府制定的排污限额并不一定反应社会最优水平，二是一旦企业达到排污标准，便失去动力继续降低污染。
尽管我国政府―再强调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但并未建立保护环境的长效机制。在淇河污染治理中，我们仍然看到政府(其他纳税人)承担了环境治理的很大一笔费用，企业并未成为环境污染治理的主体。地方政府出于利益驱动，甚至对超标污染的企业进行隐瞒、保护，干预环保执法部门的工作。
通过对以上环境污染治理对策的比较，环境污染治理虽然和技术、道德约束等其他因素高度相关，但从公共经济学的角度而言，鉴于淮河当前污染的严峻形势，在政府直接治理、管制以外，更应该综合运用税收、排污权交易等手段，建立淇河污染治理和防治的长效机制，避免污染――治理――再污染――再治理的循环。秉承谁污染、谁纳税的原则，对企业生产过程中的污染物以污染浓度和排污总量为计税依据征收环境税，建立和完善排污权交易市场，都将对淇河流域企业排污的治理起到长久的积极作用。
环境污染的概念范文6
关键词：绿色税收税收制度完善
随着上世纪
五、六十年代环境问题的日益恶化，一些具有环保特点的经济概念，诸如绿色国民生产总值、绿色会计、绿色营销、绿色税收等相继出现。这些“绿色”概念，不仅反映了人们对环保的重视程度，而且更重要的是将环境资源的消耗与补偿纳入经济范畴，从而有利于环境问题的解决。
其中绿色税收的概念最早主要是基于20世纪2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庇古提出的“政府利用宏观税收调节环境污染行为”的环境税收思想，即对导致环境污染的经济主体征收特别税种，使外部成本内在化，以实现对环境、资源的有效利用。在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拓展和深化后，绿色税收概念被赋予更新、更广阔的内涵。
从广义上说，绿色税收是税收体系中与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利用和保护有关的各种税种和税目的总称。从狭义上看它包括以下一个或几个方面的内容：根据排放量和对环境的损害程度来决定税率以计算排放税；对生产出来能危害环境的商品或使用这种商品的消费者征税(如xej-~油征收的消费税)；在其他税收上提取与环境相关的备抵；对于能够节约能源或减少污染的设备和生产方法给予可以采用加速折旧备抵法或降低税率的优惠。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20多年来，国内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但是生态环境却遭到严重破坏。目前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在世界上居于前列，世界银行与环境经济专家在《关于中国环境污染的调查报告》中指出，中国大城市的环境污染状况是世界上最严重的，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有10个在中国。环境的恶化不但直接影响着我国人民的生存质量，而且制约着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环境问题是一个高度综合、高度复杂的问题，涉及到污染的防治和生态的恢复，并且和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管理体制、政策法律息息相关。如何应对当前的环境问题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解决遏止人类发展的“瓶颈”问题，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欧美一些国家通过改革调整现行税制，开征环境税(包括废气税、水污染税、固液体废物税、噪音税)，实行xej-环境改善的税收优惠政策等，使税收对改善环境做出了较大的贡献。面对日趋严峻的环境状况，借鉴国外的经验，在我国建立“绿色税收”制度，更好地运用税收手段保护环境和资源是十分必要的。
一、我国绿色税收制度现状
早在20世纪70年代，我国的原工商税和工商所得税中就曾规定对工业企业以废渣、废液、废气等“三废”和其他废旧物资为主要原料生产产品所取得的销售收入和利润给予定期免税照顾。此后，我国的税收制度虽然历经多次改革、调整，但也始终将保护环境作为税制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我国现行税制中的环境保护措施主要包括：对“三废”企业的税收减免；对节能、治污等环保技术和环保投资的税收优惠；限制污染产品和污染项目的税收措施；促进自然资源有效利用的税收优惠等。此外，我国现行的资源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等税种也对保护环境不受污染、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实现可持续发展有积极的作用。应当肯定，上述税收措施采取“奖限结合”的办法，形成了鼓励保护环境、限制污染的鲜明政策导向，与政府的其他有关措施相配合，在减轻或消除污染，加强环境保护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面对日趋严峻的环境状况，相对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上述税收措施所发挥的作用还远远不够。主要体现在：
1．现行税制中缺少以保护环境为目的的专门税种。这样就限制了税收对环境污染的调控力度，也难以形成专门的用于环保的税收收入来源，弱化了税收在环保方面的作用。
2．现有涉及环保的税种中，有关环保的规定不健全，对环境保护的调节力度不够。比如就资源税而言，税率过低，税档之间的差距过小，对资源的合理利用起不到明显的调节作用，征税范围狭窄，基本上只属于矿藏资源占用税。这与我国资源短缺，利用率不高，浪费现象严重的情况极不相称。
3．现行税制中为了环保而采取的税收优惠措施的形式过于单一，仅限于减税和免税，受益面比较窄，缺乏针对性和灵活性，而且显得力度不足，国际上通用的加速折旧、再投资退税、延期纳税等方式均可应用于环保税收政策中，以增加税收政策的灵活性和有效性，而我国几乎没有这方面的内容。
4．现行税制未形成绿色税收制度，没有就环境污染行为和导致环境污染的产品征收特定的污染税。目前国家治理环境污染，主要是采取对水污染征费，对超过国家标准排放污染物的生产单位征收标准排污费和生态环境恢复费，这种方式缺乏税收的强制性和稳定性，环保成果难以巩固和扩大。另外，在征收方式上不规范，排污费的收费方式由环保部门征收，不仅征收阻力很大，而且排污资金的使用效果也不理想。
二、如何建立和完善我国绿色税收制度
根据我国资源现状和特点，应促进企业按物耗少、占地少、能耗小、运输少和技术密集、附加值高的原则发展，加强对能耗大、用水多、占地多、污染严重的重化工业的管理。在进一步完善现行保护环境和资源的税收措施的基础上，尽快开征环境保护税，使其成为“绿色税收”制度的主体税种。从而构建起一套科学完整的“绿色税收”制度。．采取多种税收优惠政策引导企业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1．扩大并建立完善的环境税种体系，明确征收范围。开征新的环境税，建立以保护环境为目的的专门税种，将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的开发生产行为及在消费过程中会造成环境污染的物质列为环境污染税的征收范围。借鉴国际经验，分期分批开征水污染税、大气污染税、污染源税、噪音税、生态补偿税等一系列专项新税种。将目前资源税的征收对象扩大到矿藏资源和非矿藏资源，可增加水资源税，以解决我国日益突出的缺水问题。开征森林资源税和草场资源税，以避免和防止生态破坏行为，待条件成熟后，再对其他资源课征资源税，并逐步提高税率，对非再生性、稀缺性资源课以重税。鉴于土地课征的税种属于资源性质，为了使资源税制更加完善，可考虑将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并入资源税中，共同调控我国资源的合理开发，同时应扩大对土地征税的范围，并适当提高税率，严格减免措施，加强土地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耕地意识。
2．完善税制要素。按照国际通行的做法，环境保护税的课征对象应是直接污染环境的行为和在消费过程中会造成环境污染的产品。从税收的公平性考虑，环境保护税的征收范围应具有普遍性，即凡属此类行为和产品均应纳入课征范围。但考虑到我国目前缺乏这一税种的制度设计和征收管理经验，在开征此税的初期，课征范围不宜太宽。应采取循序
渐进的办法，先从重点污染源和易于征管的课征对象人手，待取得经验、条件成熟后再扩大征收范围。为促进经济主体珍惜和节约资源，宜将现行资源税按应税资源产品销售量计税改为按实际产量计税，对一切开发、利用资源的企业和个人按其生产产品的实际数量从量课征。在税基选择上，以污染物的排放量课税，一方面刺激企业改进治污技术，另一方面也不会妨碍企业自由选择防治污染方法。采用弹性税率，根据环境整治的边际成本变化，合理调整税率，同时对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污染程度的企业实行差别税率，在征收管理方面宜作地方税，地方政府应将征收上来的税款进行专门保管，专门用于环保建设事业。
3．完善税收优惠措施。除继续保留原有的减税免税和零税率等税收优惠形式外，还应针对不同优惠对象的具体情况，分别采取多种税收优惠形式。首先，制订环保技术标准，对高新环保技术的研究、开发、转让、引进和使用予以税收鼓励。可供选择的措施包括：技术转让收入的税收减免、技术转让费的税收扣除、对引进环保技术的税收优惠等。其次，制定环保产业政策，促进环保产业的优先发展。如环保企业可享受一定的所得税的减免；在增值税优惠政策中，对企业购置的环保设备应允许进行进项抵扣，从而鼓励企业对先进环保设备的购置与使用；对环保设备实行加速折旧；鼓励环保投资包括吸引外资，实行环保投资退税；在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有关政策中，对于企业采用先进环保技术改进环保设备、改革工艺、调整产品结构所发生的投资应给予税收抵免；对于环保产品在出口政策上给予税收支持等等。这样，可以增强税收优惠手段的针对性和多样性，便于灵活运用各种不同税收优惠形式激励企业采取措施保护环境、治理污染。提高税收优惠措施的实施效果。新晨
4．改革消费税制度。为了增强消费税的环境保护效应，应对课征制度进行改进。(1)适当提高含铅汽油的税率，以抑制含汽油的消费使用，推动汽车燃油无铅化的程。(2)在继续实行对不同排气量的小汽车用差别税率的基础上，应对排气量相同的、汽车视其是否安装尾气净化装置而实行区别对待，并应明确规定对使用户“绿色”燃料的、汽车免征消费税，以促使消费者和制造商做出有利于降低污染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