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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的类型范文1
关键词：经济文化类型 竹海镇 发展 新定义
一、经济文化类型的基本概念
20世纪50年代，苏联民族学家切博克萨罗夫、托尔斯托夫等提出了“经济文化类型”理论，通过对民族生存居住环境的分析，参考社会发展状况，进行民族文化的趋同比对和趋异比对。此理论的基本定义是：“居住在有相似的自然地理条件下，并有近似的社会发展水平的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经济和文化特点的综合体。”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具有如下特征：“第一，经济文化类型是经济和文化相互联系的特点的综合体；第二，经济文化类型具有超地区的特征；第三，每个类型的文化特征首先取决于该类型所处的地理环境条件所规定的经济发展方向；第四，经济文化类型是历史过程的产物，含产生更替或进化现象；第五，各种经济文化类型均有各自的历史年龄。”
20世纪60年代苏联民族学家切博克萨罗夫与我国著名民族学者林耀华共同撰写的《中国经济文化类型》一文，则是将该理论具体应用于对中国民族的研究。此后许多学者对该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研究。提出了新的经济文化类型概念，并对其内容和应用方法进行了扩展和规范。中国学者给经济文化类型定义为：“经济文化类型是指居住在相似的生态环境之下，并有相同生计方式的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经济和文化特点的综合体。
在我国，分布最广、最主要的类型是农耕型经济文化类型组。
下面，笔者将以我国四川省竹海镇为例来探讨我国经济文化类型的发展与变化。
二、竹海镇经济文化类型的发展变化
1.竹海镇的生态基础
竹海镇位于四川省长宁县境中部，东起蜀南竹海，西至井江、铜锣乡界，南与龙头镇毗邻，北与长宁镇接壤。其总人口为2.65万人，面积69平方公里，耕地面积18285亩。该镇地势南高北低，大多为浅丘地，四面山形环绕；育江河贯穿全境，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无霜期长，适宜水稻和喜热果树等作物地生长。该地区的蜀南竹海拥有着极其丰富的竹资源，可谓是竹的海洋，7万余亩翠竹覆盖了27条峻岭、500多座峰峦。这里生长着15属58种竹子，除盛产常见的楠竹、水竹、慈竹外，还有紫竹、罗汉竹、人面竹、鸳鸯竹等珍稀竹种。在茫茫的竹海中，还零星地生长着桫椤、兰花、楠木、蕨树等珍稀植物；栖息着竹鼠、竹蛙、箐鸡、琴蛙、竹叶青等竹海特有的动物；林中除了产竹笋，还有许多名贵的菌类：竹荪、猴头菇、灵芝、山塔菌等。据统计，竹海所产的中草药不下200种，堪称一个天然的大药园。
2.竹海镇居民的生计方式
由于竹海镇的地理位置、水文条件和气候因素等原因，该地区形成了以平原集约农耕型为传统的经济文化类型。调查结果显示，居住在该地区的居民以汉族为主，有少数苗族、彝族、瑶族等少数民族定居于此。竹海镇居民以种植水稻、果树等农业活动为生。由于该地区有丰富的竹资源，该地区形成了以采集竹笋、竹荪等特色植物为辅的农业活动。
随着当地社会发展的需要，该地区外出打工的人数增多，外出打工者多为16―50周岁的男性，留守在竹海镇继续从事农业活动的多为妇女以及50周岁以上的男性。此时该地区的经济文化类型正在发生悄然的变化。
竹海镇与我国著名风景区蜀南竹海毗邻，自我国大力发展旅游业以来，蜀南竹海以其独特的生态环境和资源优势吸引了大批游客。当地旅游业的兴起使该地区的经济结构再次发生了变化。竹海镇居民开始以旅游服务业为主要职业，为来此旅游的游客提供住宿、特色小吃及当地特色产品的销售。笔者对当地居民进行了当前所从事旅游职业的调查，调查居民中女性比例高于男性，分别占调查总人数的62.1％和37.9％，其原因与部分男性外出打工有关；被调查者中大部分是33到48岁的中年人，占总数的38.2％；受教育程度半数以上为初中水平，占59.1％； 超过半数的人全职从事旅游工作，所占比例为52.3％；大多数人喜欢从事旅游工作，比例占到69.7％。由此调查结果可见，该地区居民已经从传统的以种植农业为主的农业活动转为了以旅游服务业为主的商业活动。
3.竹海镇居民的意识形态
该地区居民在改变其职业的同时，对待旅游服务这一行业也有着相当高的积极性。旅游服务给当地居民带来的收入是过去种植农作物收入的数倍，该地区居民多年来依靠旅游的饭碗致富起来，这就促使越来越多的居民参与到旅游服务这一行业中来。自四川省第四届旅游发展大会召开以来，借助旅游发展委员会的春风，蜀南竹海景区的基础设施改造焕然一新，不仅为当地居民的生活提供了方便，也给居民带来了丰厚的经济利益，这就更加坚定了居民对旅游服务这一行业的肯定与坚持。该地区居民已经从从前“要致富，多种树”的思想观念逐渐转变成了“旅游致富”的新观念。此时，旅游给当地居民带来的收入已经占其全年收入的90%以上，这个数据表示，该地区的经济结构已经从以农业为主转变成了以旅游产业为支柱的新结构。
三、我国传统经济文化类型正在悄然改变
竹海镇的经济结构类型的变化预示着传统的平原集约农耕型经济文化类型已逐渐转变为旅游―农耕复合型的经济文化类型，该地区经济文化类型的转变也表现了我国传统的经济文化类型正在从原生态型逐渐转变为市场型。
经济文化类型包含的生态基础、生计方式、意识形态、社会组织形式及各类典章制度等几个重要因素，在今天中国的大部分地区都在或多或少地发生着改变。以竹海镇为例不难看出，随着我国社会的快速发展，传统农业在我国仍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工业和第三产业也正快速发展起来，这就导致了生态环境的变化、以传统农业为主的谋生手段逐渐被其他行业所代替。人们谋生手段的改变也就导致了其所在的社会组织结构发生了变化，从而引起整个意识形态的改变。当经济文化类型的几个重要因素发生改变后，我们就需要对该地区的经济文化类型重新作出定义和判断，以适应对该地区的居民与社区的研究与了解。
参考文献：
[1]杨国涛等.民族经济文化类型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以宁夏回族自治区为例[J].宁夏大学学报,2009
经济发展的类型范文2
关键词：西部农村；幼儿园；集团化发展；背景；类型
一、幼儿园集团化发展的背景
1、幼儿园集团化发展是基于时代的需要
自我国从2010年正式提出幼儿园发展以来，由于历史欠账、经费欠缺、人口多等因素的限制，政府大规模投入幼儿园建设，力不从心；同时伴随着教育产业论的思想逐渐被人们所重视，“集团化”作为一种有效的资源运作和配置模式，在企业集团和各层次教育集团中得到成功运用。面对新时期下学前教育资源严重不足这一困境，一种以集团化方式运作的学前教育机构组织形式――集团化幼儿园应运而生[1]。
2、幼儿园集团化发展是基于现实的需要
国务院颁布的《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2010―2020 年）》、《若干意见》（又称“国十条”）等多项政策均提出发展学前教育应坚持公益性和普惠性的原则，指出学前教育的资源应通过多种形式来扩大，努力实进而现兼顾城乡、合理布局的良好态势。而“集团化幼儿园”作为扩大学前教育资源的形式之一，如何使其在发展中“彰显自身优势，弱化不足，形成 特色”是实现优质教育资源辐射的关键，是解决幼儿“入园难”问题、扩大学前教育资源的现实需要。集团化幼儿园的建设与发展有助于解决“入园难”问 题，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当下，学前教育资源严重不足、城乡发展不平衡、幼儿“入园难”、“入园贵” 等问题，是各级政府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
3、幼儿园集团化发展是基于幼儿园教育自身的需要
从目前已有的集团化幼儿园的现状来看，它们类型复杂、内涵不一、模式多样、运行机制各异。虽然它们都冠以“集团化幼 儿园”之名，但并无统一的内涵和准入标准[2]。加之这种“集团化”的特殊组织形 式，各个分园之间的管理与运行方面较之传统的单一园所具有一定差异，这将导致其在日后的发展过程中面临诸多管理和运行方面的挑战。因此，对其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可以避免其在运行中各类隐患的发生，可以为相关部门提供有益的咨证信息。同时，在优质学前教育资源相对匮乏的情况下，如何确保集团化幼儿园内各组织部门的最优配置与最佳的运行机制，从而构建数量与质量双重保障的优质教育资源[3]。
二、幼儿教育集团化存在的形式
1.独立法人形式
从调研资料来看，独立法人形式由“独立”与“混合”等本土概念以及其他等位概念组成。一般设立总园的园长，她是教育局委任的独立法人；在翠屏区的幼教集团中，具有多位法人。也就是说，每所幼儿园在加入之初的的法人在组成新的幼教集团后，仍然为该分园的法人。这类幼教集团的管理较为统一，主要为业务上指导，各园所之间的沟通状况较为通畅。
2.联合纽带形式
集团化幼儿园的联结纽带基本包括三种形式，即“产权”、“契约”和“产权 +契约”。[4]一种是隶属于教育局的公办园，与教育局之间属产权关系；一种是 XX 分园与总园之间是以契约合同的方式联结在一起的形式；另一种是，大部分园所与集团之间属于产权关系，也就是统一归幼教集团所有，但是随着不断的发展，也存在部分园所与幼教集团之间以契约的形式存在。
3.主办园所命分园名形式
即以某一个知名或老牌幼儿园的名字“XX 幼儿园分园”的形式来命名。主要有三类：“完全相同”、“完全不同”和“相同关键词” 等等位概念，往往研究对象更容易记住或提起完全相同的命名，一种是幼儿园的名字完全一致，就是集团化幼儿园的一种象征；一种是各个园所名字的关键词是相同的，即各个分园门前的牌匾上均有 XX 幼儿园的字样，只是在后面后注明某某分园。其中，分园的名字多以投资商、所在地区等因素命名。
三、幼儿教育集团化的基本类型
1、名园+新园的类型
所谓“名园+新园”的发展模式是指，由一些办园历史较为悠久、教育教学质量较高、师资队伍精良且具有良好社会声誉的幼儿园，利用其自身品牌优势开办若干所由其直接经营和管理的分园的发展模式。绝大部分采取该种模式的集团化幼儿园在原则上普遍采取“只建新园、不取新名”的方式[5]。“名园”通过在教育理念、教学研讨、园所管理、后勤、保育等方面的输出与再创造，全面帮扶新办园所的建设与成长。宜宾市翠屏区如青年街幼儿园江北分园等。
2、名园+乡园的类型
目前我国大部分省份主要呈现“城乡二元”的区域特点，四川省宜宾市亦是如此。这种差异导致了农村多表现为“无园可入”的显示困境。因此，创办以“乡镇中心园”为核心拓展的农村集团化成为解决农村“无园可入”的有效途径[6]。所谓“名园+乡园”的发展模式是指，优质幼儿园（城市）利用自身在诸多教育资源方面的优势与农村幼儿园（多为较为薄弱的乡镇中心幼儿园）联合办园，通过管理模式的规范化输出、教育教学的观摩与指导、各类资源的共享等形式带动农村幼儿园的良好发展。
在宜宾市翠屏区，主要采取的就是城区优质的6所公办幼儿园每一个园直接管理3-4个乡镇，全覆盖所有乡镇中心幼儿园。从当前来看，翠屏区主要可细致体现为以下三类：
一类是城区优质幼儿园与乡镇中心幼儿园联合办园；
第二类是农村优质幼儿园与农村闲散托管班、农村薄弱幼儿园联合办园；
第三类是城区优质幼儿园与城郊结合部薄弱幼儿园或学校联合办园。
3、品牌+地产的类型
所谓“品牌+地产”的发展模式是指，由品牌园所提供科学管理理念与丰富的教育资源，由地产商提供资金支持所联合举办学前教育机构的发展模式。该类模式下创建的幼儿园多建在该地产商开发的社区内。也就是说，开发商凭借其自身的资金优势，加之政府的指导，进而在某区域内解决了幼儿“入园难”和“入名园更难”的现实困境，因此具有一定的区域性。在四川省各级政府的政策指引下，房地产商需将小区配套幼儿园无偿交给教育部门，由政府统筹安排，协助其办成集团化幼儿园或委托办成普惠性连锁民办幼儿园。也就是说，该模式下创建的社区幼儿园属于公共教育资源。由于越来越多的家长会把社区配套教育资源的情况作为投资置业时重点考虑的因素，该模式已成为近年来逐步兴起的“集团化”发展模式。宜宾市丝丽雅开发的丽雅龙城小区幼儿园就是该模式。
参考文献：
[1]赵华.教育集团发展模式与机制研究[D].湖北师范大学，2005.
[2]宁本涛.经济学视界中的学校经营及其发展模式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03（9）.
[3]郑佳珍.幼儿园集团化管理的理念与实践经验[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4]董秀华.国外教育集团发展与运行简析[J].开放教育 研究.2012（2）.
[5]柯长瑜.实施集团化办园，促进学前教育均衡发展[J].幼教天地，2011（6）：95、103.
经济发展的类型范文3
经济发展时空演变研究
引言：本文首先阐述了我国经济发展时空演变的研究方法，然后对我国经济发展时空演变的结果进行了分析。
一、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时空演变的研究方法
经济发展的水平与效率分析方法：
对于经济发展水平分析，就是采用现有的人均GDP、公共财政收入、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等等指标数据，采取相应的标准化处理，并且根据公式对我国的各个地区经济水平进行评价。
对于经济发展效率分析，采用的较为普遍的是DEA评价方法。而又包括CCR模型和BCC模型，CCR模型的假设往往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因为其采取的假设是规模报酬不变，进而计算决策单元的综合效率。相对来讲BCC模型测算的便是规模报酬可变情况下的技术效率，更加贴合实际。在这里，本文便采用了BCC模型来作为最基本的分析模型，其能帮助我们获得经济发展综合效率和经济发展的纯技术效率以及经济发展规模效率等三个指标。
基于以上两种分析方法的耦合分析。简单来讲，就是将经济发展水平区分高低，将经济发展效率也区分高低，从而进行整合，而得到四个基本类型。
二、我国经济发展时空演变的结果分析
1.经济发展的水平演变分析
近些年来，从我国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来看，各个地区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上海以及北京的一直处于较为明显的领先状态。而随着时间的改变，我国的各个省份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排名产生了一些新的变化。除了广东、山西、河北出现下降情况，其他省份均有不同程度的进步。例如2003年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的差距为0.612，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各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正在逐步缩小。例如在2013年经济发展水平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的差距已经缩小为0.493。
我们还应该意识到，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各个地区的持续增长，其排名产生了新的变化。北京和上海一直领先于我国经济的先进水平。而近些年来，广东、浙江、江K经济等东部地区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取得了较高的水平。重庆、湖北、河南等中部地区以及内蒙古、吉林等北部地区的经济也得到了较快的增长，而在这里需要提出的是，河北山西，黑龙江等地经济发展水平排名有所下滑，而我国南部的海南，广西等，西北部的，甘肃，等经济发展水平也取得了一定的提高。
2.经济发展的效率演变分析
通过软件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整体来看，我国经济发展的综合效率并不高。对于经济发展综合效率的最优，只有极少数的省份才能实现。而通过一些数据可以发现，近几年来最优的省份占总省份的比重基本稳定。
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的综合效率差距呈现先缩小而又增大的情况。因为近些年来，我国只有少数的省份中综合效率实现最优，而效率较高的省份与其他省份之间综合效率差距有所增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平均的综合效率只一般的水平，甚至出现了下降的情况。
近些年来，我国存在的少量最优省份中，比例较大的市依靠纯粹的技术来取得效率的最优，相比较之下，依靠综合效率以及规模效率取得最优省份的数量比例较小。并且，存在着经济发展纯技术效率得到加强，规模效率有所减弱，表明我国经济发展正由规模效率向纯技术效率方向转变。
3.基于耦合方法对我国区域类型的分析
在我国相对来讲，其具有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有效的经济发展效率省份可以单独划分为一个类型。例如2013年相关数据所显示的北京、天津、上海三个省份，便属于该类型。这一类型的省份有成熟的经济，发展水平要高于其他省份，也就是说，其经济发展具有较高的质量。
具有较高经济发展水平，但是经济发展效率却较为低下的省份，此类型的省份单独划分为一个类型。例如，2013年有2013年有江苏、广东、浙江、山东、辽宁、福建等城市，这些城市没有较高的经济发展质量。
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但是其有有效的经济发展效率的省份也被划分为一个类型。在2003年黑龙江以及河北被归为这一类型，在进几年来的相关数据中，没有省份被归为此类。
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并且经济发展效率又较为低下的省份也被单独划分为一个类型。根据一些数据可以发现，这一类型的省份有所增加，又逐渐趋于稳定。
4.基于耦合方法对我国空间格局的分析
通过对进几年来的相关数据进行比较，可以看到，我国的各个省市中，经济发展相对成熟，并且发展质量又比较高的省份少之又少，在总体中也只占很小的比例。并且都只在我国的东部地区；经济发展一般的省份，占总省份的数量便有所增加，达到了19.35%，并且其中一部分经济发展相对较高，效率却较低的省份也属于东部地区，而另一部分经济发低，效率较高的省份则很少被发现；比较之下，我国的绝大部分省份的经济发展尚且不成熟，有数据显示，其占我国总省份的70.97%，其大部分处于中部和西部地区。
三、总结
本文分别对我国的省级行政单位进行了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经济发展效率两个角度的分析和概括，并进行整合，从而分析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时空演变。所以，根据上文可以很清楚的知道，我国各个地区、省份之间存在较大的经济发展差距，很多省份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1]付正义，涂建军，李小敏，哈琳.我国经济发展的时空演变分析[J].经济地理，2016，02：11-18.
经济发展的类型范文4
关键词涉众型；网络；经济犯罪；法律规制
伴随时代的不断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工作效率在不断的提升。随之而来也伴随着不同程度和不同类型的问题，其中涉众类型的网络模式经济罪犯情况事件就严重的影响了公民的生活，导致公民出现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不利于我国社会和谐发展，这也是本次研究主要探讨的问题。
一、划分涉众型网络经济犯罪范畴及行为特点
（一）涉众型网络经济犯罪社会侵害性大体系结构复杂
涉众类型的网络模式经济罪犯情况由于是团伙作案类型，因此其手段非常丰富，犯罪途径也非常庞大，很难进行监督和管理，以至于实际的犯罪行为不受控制，对于被害人的资本侵害性也非常巨大。发生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就是庞大的涉众类型的网络模式经济罪犯情况体系结构，影响了实际法律监督和管理的科学性，造成了复杂又难以捋顺的问题。由于网络经济犯罪的模式存在法律监督和管理的盲区，导致法律适用性存在问题。
（二）涉众型网络经济犯罪作案手法更加先进
网络类型的经济涉众型犯罪很难确定其性质，因为实际的市场交易工作比较模糊，无法进行犯罪行为和正常交易的确认，导致出现了难以管理的问题。这就是由于涉众类型的网络模式经济罪犯情况作案的手法非常先进导致的，在实际的作案过程中由能够通过多元化的网络模式进行隐藏，也导致实际的犯罪情况存在更多的欺诈性质，被害人因为虚假的高额度资本收益蒙蔽了双眼，导致层出不穷的网络经济犯罪案件发生。
（三）涉众型网络经济犯罪法律监管问题繁多
涉众类型的网络模式经济罪犯情况的案件属于新兴的犯罪方式和方法，因此在传统的法律监督和管理体系中缺失明确的定位和定义，出现了设计多种法律条文的问题，也造成经济法制管理内容与实际犯罪情况不符的问题，甚至出现法律适用程度不足或者的更为复杂的问题，严重阻碍了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非法的集资和经营模式，以及欺诈等行为造成公民的合法权益遭到侵害。
二、涉众型网络经济犯罪法律监管体系存在缺失
涉众类型的网络模式经济罪犯情况的类型比较复杂，而且伴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不断升级呈现出比较高的发生几率，严重的影响了国家市场经济发展需求，甚至对于国家整体的经济调控政策也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影响，导致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受到了来自于社会政策各方面的阻碍和压力。针对我国涉众类型的网络模式经济罪犯情况法律监督与管理工作理念和认知不全面的情况进行分析和研究，能够发现其中存在的很多问题。
（一）非法收集大众存款法律监督范畴不清
目前，我国对于非法收集大众存款的涉众类型的网络模式经济罪犯情况行为没有明确的法律监督范畴界定，导致出现干礼范畴不清晰的问题，严重了影响了法律监督和管理和制度的优化需求，甚至阻碍了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需求和及效率，导致时间的市场经济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从立法的角度进行分析和观察能够发现，我国对于经济犯罪行为的界定存在模糊的情况，对于实际存在的涉众类型的网络模式经济罪犯情况更是没有明确的认定，导致实际的工作开展出现了问题，影响了非法收集大众存款的犯罪行为比较猖獗。
（二）法律监督范畴划分不清容易引发新型犯罪
我国社会当下的刑罚和民事法规对于实际的民间和网络金融工作内容没有明确的责任和惩罚孩子读划分，导致更多途径和种类的经济犯罪问题层出不穷，严重阻碍了我国经济的稳定发展，直接让我国社会大众和相关经济发展行业受到了发展的威胁，长期保持这种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严重的制约了我国社会市场经济竞争力的提升需求，甚至导致我国金融和信贷市场的发展呈现出萎靡的状态。对于民间的网络金融发展情况进行分析和观察，能够发现其自发性的特征，由于投机性和操作的不规范情况，严重的阻碍了这种经济行为的健康发展，导致实际的社会市场经济发展出现落后和弊端性问题。
（三）涉众型网络经济犯罪缺失法律判定依据
我国社会当下对于处理涉众类型的网络模式经济罪犯情况的问题没有明确的法律和法规监督管理体系，导致其遇到实际问题时不能够选择科学的方式进行约束，这种法律监督和管理的工作特征严重的阻碍了我国社会的市场经济进步需求，也导致出现越来越多和越来越复杂的网络金融经济犯罪问题。上述情况是直接导致被害人出现经济损失的主要问题，甚至严重的影响了社会文明的发展，增加了社会各层面和阶级的矛盾，对于我国社会的发展具有不好的影响。为了更好的实现对网络经济犯罪的约束和管理需求，应当针对非法的收集大众资本进行严厉的惩罚，明确实际的法律界定内容。
（四）网络经济犯罪法律监管存在理念认知发展确实问题
目前，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正处于积极向上、欣欣向荣的阶段，针对于实际存在的涉众类型的网络模式经济罪犯情况还没有明确的认知和判断能力，导致只有违法时间发生时才能够发现问题，也阻碍了网络经济的法律监管质量。正视信息技术发展对我国市场经济造成的影响，明确未来网络经济犯罪问题的管理和法律界定，才能够更好的保证我国市场经济向积极的方向发展。但是，我国现代的涉众类型的网络模式经济罪犯情况管理工作缺乏了长远的考量，对于实际的法律监督和管理工作缺乏前瞻性，严重的阻碍了法律进步和社会市场经济收益提升的需求。
三、完善涉众型网络经济犯罪法律监管体系
重视完善当下对于涉众型网络经济犯罪的法律监管工作体系，能够保证实际的法律监督和管理工作落实到每个细节，提升我国社会整体的市场经济发展安全质量，并且能够为公民提供良好的法律保障，促进我国社会市场经济长久的发展和进步。完善相对应的立法体系，并重视对其中内容的调整，能够满足实际的市场经济发展需求，在良好的监督与管理氛围下实现维护公民合法经济权益的目标。
（一）修正涉众类型的网络模式经济罪犯情况法律监管内容
修正涉众型网络经济犯罪的法律监管内容，能够实现对市场经济整体工作的法律监管的质量提升需求，并且能够针对存在的威胁公共存款安全的问题进行科学的管理和解决。通过本次研究发现，现代市场经济逐渐倾向于网络金融的发展模式，希望能够在实际的发展过程当中进行金融工作的管理，针对非法收集和获得大众存款进行概念的理顺，重视对其法律控制制度的研究，掌握其中存在的内涵性价值，保证我国社会实际的金融交易在良好、合法的环境下进行，并提供充足的法律、法规制度保护公民的合法经济权益。与此同时，还应当针对司法中存在的细节进行规划，以此实现对相关违法事件的管理。
（二）提升立法指导作用促进民间网络融资合法经营
灰色的金融环境和氛围严重的影响了我国社会网络融资合法化发展的需求，在长期的成长阶段凸显出很多问题，应当适当的调整科学的策略和建议，实现对整体工作内容的优化需求，进而降低民众可能发生的金融风险问题，也能够更好的为中小企业提供资金的帮助和辅助，构建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支持相关的融资和信贷工作顺利进行。关注到网络发展的迅速效果，应当实现对金融工作的全面监督和管理，在具体执行相关工作细节的过程当中进行有效的调整，让目前的信贷机制不会局限在管理陈旧的模式当中，而是具备良好的改革理念和认知，从法律监督和管理的角度进行整体工作的优化处理。
（三）完善被害人维权体系制定合理化赃款处理法则
针对网络经济案件进行处理，需要关注到细节的处理法则内容，进行科学的运用才能够保证为被害人维护合法权益的目标。在实际的维权管理工作过程当中，应当积极的进行证据资料的收集，保证能够针对每个项目的犯罪行为制定科学的法律监督和管理条纹，进而促进法律监管制度和体系优化及完善。通过创新的模式能够实现对涉案款项和金额的管理，进而选择合理的方式进行资本的统筹和划分，减少不必要的资本浪费情况，并且能够通过创新的方式和规则实现对被害人权益的维护，并且能够尽早、尽快的为被害者回收尽可能完整的资金，实现法律对罪犯心理层面的监督和管理。
（四）完善涉众类型的网络模式
经济罪犯情况法律监管体系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深入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计算机信息技术的支持也促使人们的生活、工作和学习进入了全面的网络时代，完善了当下的网络运营的体系。本次研究就针对涉众类型的网络模式经济罪犯情况进行分析和探讨，希望能够选择良好的方式进行网络经济发展的管理，保证实际工作开展的顺利行，并达成经济法律监管工作的完善与管理需求。研究发现，电子商务的发展模式符合当下的市场经济发展需求，但同时也存在安全风险，构建良好、科学的网络法规监管制度和体系，能够满足实际的网络经济管理需求，并且能够对当下还不全面的网络经济进行约束，提升人们的权益保护意识。
四、结论
经济发展的类型范文5
对于这两种创业类型的研究，近几年来学者更多的是关注与比较两种类型的特征。比如研究发现，机会型的创业者的创业年龄要比生存型的创业者更大，接收教育的程度更高，持续更长的商业周期，更高的创业成功率，是经济效益比较高的创业模式。分析可见，机会型创业对整个社会和经济起到更积极更大的作用，也因此机会型创业也被学者称为“最佳方案创业”。生存型创业的贡献虽不及机会型创业，但是对于整个经济形势发展也起到积极作用，也因此被学者称为 “次佳方案创业”。
在起步阶段，机会型的创业也拥有更多的人力资源，财务资源和社会资源。这些资源对于机会型创业的起步起到绝对性的作用。然而对于生存型企业的起步，他们并没有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学者考虑更多的是动机因素：归根到底就是为何创业者被迫选择创业。对此类问题的研究也有许多学者结合了约翰逊和达内尔（1976）的“推-拉理论模型”进行研究。也因此生存型创业被称为具备“推”的动力，机会型创业被称为具备“拉”的动力。换句话说，此类说法来源于动力学的角度：生存型创业是被迫创业，是创业被一股力量“推”着去创业，属于被动型的；机会型创业则恰恰相反，是属于主动的动力，创业者主动“拉”着自己登上一个更大的舞台-创业，此类动力属于主动型的。
结合此模型分析创业起步动机能避免学术上对机会型创业和生存型创业的一些误区。以往的文献曾经认为，一旦拥有了创业的资源和机会，创业者便可以进行创业，很多学者也因此将此类创业类型归为机会型创业。机会型和生存型创业的区分更应该强调创业动机，也就是上文分析的主动创业-“拉”力，和被动创业-“推力”。简单来说，不管创业者拥有多么充分的创业资源和创业机会，只要创业者的动力是被迫的，此类创业应被归为生存型创业。
比较两者创业类型对于经济的影响，国外学者埃克斯和瓦尔加（2005）发现生存型创业对经济发展来说微不足道，但是机会型创业对经济发展能起到较为积极的作用。譬如从就业方面考虑，机会型创业者能在企业创办之后的五年内提供二十个工作岗位，但是生存型创业在未来的五年内却不能做到这点。
虽然生存型创业对经济贡献不大，但是它的作用却不能因此被否定。国际创业观察在2011年的报告中指出机会型创业在很大的程度上解决了社会很多未能就业人员的出路，在整个经济的发展中依然需要得到更多的支持。至于机会型创业者，他们应该得到更多的政府鼓励，尤其是政策层面上的鼓励。
另一方面，生存型创业和机会型创业的比例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具有较大的区别。在发展中国家生存型创业占到了六成以上，机会型创业仅有四成。这个数据在发达国家正好是相反的，机会型占到所有创业的七成，生存型创业仅仅为三成。这个比例的不平衡主要是归咎于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对称性。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优势主要依赖于低增值产品和低成本效益的生产。所以对于一些小作坊和小生意，他们的进入成本就相对较低。因此传统经济模式的发展中国家，更多人会从事低增值产品生产，利润增值的部分更多的是来自自己的劳动力，生存型创业比例也因此更大。相比之下，在发达国家，劳动力成本过高，直接导致选择自己经营的进入成本更高，往往曾经考虑过自己经营的个体也会因为成本的问题放弃创业。另外，发达国家普遍社会福利体系完善，经济发展程度较高，比较少出现类似发展中国家“迫于生计”下海经商的现象。总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个人创业的情况不论从宏观还是微观的角度上来讲都有很大区别，此中差异值得研究。
经济发展的类型范文6
1方法原理简介
1．1空间自相关传统的统计学方法建立在样本独立与大样本假设的基础上，由于空间数据的特殊性，其独立性和大样本假设常得不到满足。空间统计学中的空间自相关技术很好地解决了经典统计方法在空间数据应用上的缺陷。空间自相关性使用全局和局部两种指标来度量，全局指标用于探测整个研究区域的空间模式，用单一的值反映该区域的自相关程度；局部指标计算每个空间单元与邻近单元某一属性的相关程度。由于全局指标有时会掩盖局部状态的不稳定性，因此在很多场合需要采用局部指标来探测空间自相关。常用的计算空间自相关的方法有Moran′sI、Geary′sC、Getis、JoinCount等，本文基于Moran′I研究四川经济发展的空间格局。Moran′I分为全局Moran指数［14，15］和局部Moran指数［16］：全局Moran′sI从总体上反映了研究目标的空间相关性，局部Moran′sI描述区域单元与其相邻区域单元之间的空间集聚程度。
1．2支持向量机支持向量机在解决小样本、非线性及高维模式识别中表现出如下特有的优势：1）SVM避开了从归纳到演绎的传统过程，实现了高效的从训练样本到预报样本的“转导推理”，大大简化了通常的分类和回归等问题；2）SVM是专门针对有限情况的，其目标是得到现有信息下的最优解而不仅是样本数趋于无穷大时的最优值；3）计算的复杂性取决于支持向量（SupportVector，SV）的数目，而不是样本空间的维数，这在某种意义上避免了“维数灾难”；4）算法最终将转化成为一个二次型寻优问题，从理论上而言，得到的结果将是全局最优解，解决了在神经网络方法中无法避免的局部极值问题，因而它具有很好的泛化性能和预测能力［22］。从本质上看，SVM是一种监督分类方法，在对数据进行分类时，必须要有一个已知样本集训练SVM。在SVM的训练样本选择策略中，有随机选样策略、盒子类凸包样本选择方法［23］、Adaboost方法［24］，也可以通过PCA或者NLM算法的分类结果选择典型样本。
1．3基于Moran的样本集选择通常，经济统计数据不包含已知正确分类的样本集，而基于不同选择策略的SVM分类结果差异很大，因此，样本选择策略是采用SVM分析经济统计数据的关键，其方法的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分析结果的正确性。在局部空间自相关中，滞后变量Wzi表示目标观测值相邻区域的加权平均对偏离平均值的度量，zi为对观察值x偏离平均值的度量。以（Wz，z）为坐标点的Moran指数散点图，常用来可视化研究局部空间不稳定性。Moran指数散点图的4个象限，分别对应于区域单元与其邻居之间4种类型的局部空间联系形式：第一象限（H－H区）代表高观测值的区域单元被同是高值的区域所包围的空间联系形式；第二象限（L－H区）代表低观测值的区域单元被高值的区域所包围的空间联系形式；第三象限（L－L区）代表低观测值的区域单元被同是低值的区域所包围的空间联系形式；第四象限（H－L区）代表高观测值的区域单元被低值的区域所包围的空间联系形式。从区域经济发展角度看，经济发展中心对周边存在很强的作用力，使得周边区域经济也发展良好，这对应于H－H类型；而经济落后区域由于地形、交通等区域条件的限制具有较强的集聚特征，从而对应于L－L类型；经济发达区域的边缘地带由于自然条件或者政策性等问题制约了发展，属于L－H类型；而在欠发达地区，某些区县旅游、矿产等资源优越，发展具有一定优势，属于H－L类型。这种多维经济统计数据的局部空间分布模式，可以揭示经济发达区域、较发达区域、欠发达区域及奇异点，并进一步提取经济发展中心和典型区域。这些典型区域在一定程度上可作为已知典型样本集训练SVM分类过程，从而减少选样过程的主观性。由此可以建立空间自相关－SVM耦合的空间聚类方法，图1显示了基于Moran′sI的SVM聚类（Moran－SVM）的流程，其步骤为：1）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经济统计数据的PCA和NLM降维结果，到Moran指数散点图和空间自相关显著性分析图；2）通过研究象限分布图和显著性分析图，提取高显著经济发达和不发达、较显著经济发达等各种不同发展类型的典型区域；3）将典型区域作为已知样本集导入SVM模型，得到聚类结果。
2应用实例
2．1数据说明本文以2007年四川统计年鉴数据为例，对四川省区县尺度的多维度经济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在行政单元为区县的经济统计数据中，大量属性维度的数据统计不完整。基于降维过程的维度应尽量最大化及其可获得性考虑，本文选择统计年鉴中最能反映地区经济发展情况的18个属性，分别是：国内生产值（第一、第二、工业、第三产业和人均生产总值）、民营经济生产情况（第一、第二、工业、第三产业和人均民营经济增加值）、从业情况（从业人员、职工人数、人均工资）、地方财政（财政收入和支出）、农林牧渔总产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2．2基于Moran′sI的SVM聚类笔者利用空间自相关对PCA和NLM的降维结果进行分析，得出四川经济统计数据的局部Moran′I散点图及其显著性分布图（图2－图5），通过分析典型区域的局部空间联系类型及其显著性，提取出若干经济发展情况明确且典型的区县，作为已知小样本集导入SVM中进行分类。对PCA降维结果进行局部Moran指数分析，得到象限分布图（图2）：成都周边－东南区域沿线、攀枝花处于第一象限，即属于H－H类型；第一象限周边区域受高观测值邻域影响，属于第二象限，即L－H类型；广大的西北区域、中南、多数东北和少数东南区县属于L－L类型，区县本身和周边邻域的观测值都较低；H－L类型主要集中在东北区域及第二象限周边的区县，绝大部分与L－L类型相邻，表示其观测值比较高，属于经济较发达地区。分析局部Moran指数的显著性分布图（图3）可知：四川绝大部分区域属于空间聚集不显著类型，而成都周边12个区县的空间聚集非常明显，其的德阳市等3个区县也具有显著的空间相似性，宜宾市也表现出较为显著的空间聚集效应；广大经济不发达的西北区域和南部攀枝花市则表现出离散的空间分布形式，这与现状有一定差异。对NLM降维结果进行局部Moran指数分析，得到象限分布图（图4）：东北区域－成都周边－东南区域沿线属于H－H情况；第一象限周边区域受其影响，属于L－H类型；广大的西北区域、中南和少数东南区县属于L－L类型；H－L类型主要集中在成都周边和南部区县，与L－L类型相邻，属于经济相对较发达地区。分析局部Moran指数的显著性分布图（图5）可知：四川东北、中南和东南区域都属于空间集聚不显著类型，而成都周边、广大西北区域空间集聚非常显著，较为显著的区县主要分布在显著区域的周边邻域地区。基于PCA和NLM降维结果的Moran指数显著性分类结果可知，成都周边为高显著H－H类型，西北地区为高显著L－L类型，可分别采集到第一等级和第四等级的小样本集；从两者的Moran′sI象限分布图可知，成都和东北广安市附近区县属于第一象限，经济较周边发达，而空间聚集效应又不显著，可作为第二等级；在东北区县和第四等级的交叉区域，存在部分相对高值区域，其较落后区域发达，可作为第三等级。依次每个等级采集3个样本，导入SVM算法中，并采用RBF核函数［13］，调节参数，结果如图6。当γ取值较大（大于2）时，分类结果出现欠学习问题，有非H－H类型被划入第一等级；而其他参数条件下的分类结果差异不大，将成都周边、涪城区和攀枝花东区分为第一等级，将成都周围其他区县和东北少数区县分为第二等级，将东北和东南其他区县及南部分为第三等级，广大的西部、北部和东南区县则属于第四等级，这与四川经济发展现状完全吻合。与NLM分类结果相比较，具有很强的相似性，这也说明了结果的正确性。
2．3结果分析（1）采集于PCA和NLM的不同已知样本集的SVM聚类结果之间差异大（表1）。在PCA－SVM中，第二等级区县的数目非常少，而东北多数区县被划分至第四等级，并与PCA的分类结果相似，都未能准确展现四川经济发展现状；而NLM－SVM的结果与NLM类似，都能体现出经济发展的核心区域及经济较发达区域。由这两者结果之间的较大差异可知，已知小样本集选取的主观性对结果影响很大，所以需要进一步考虑样本集的合理选择。（2）针对上述已知样本集选取的主观性问题，笔者利用PCA和NLM的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选取样本集，证明该步骤不仅能大量减少样本集的选择范围，而且分类结果能揭示出成都经济发达地区、东北和东南经济较发达区域、西北经济极不发达区，能准确展现四川经济发展现状（表1）。SVM作为一种监督分类算法，需要已知样本集对聚类过程进行训练，由于经济统计数据不具有已知类别样本，需要利用一定的方法来选取，而选样过程的主观性对SVM的分类结果具有很大的影响，同时最优参数的获取是一个复杂的区间搜索过程，不仅较难获取最优参数，而且效率也较低。PCA和NLM降维结果的Moran指数分析结果能揭示出显著的H－H和L－L类型，而Moran指数的象限分布能提取出空间集聚不显著、但能揭示经济发展情况的典型空间单元，从而得到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典型区域，这些典型区域可作为小样本集训练SVM算法聚类过程。分类结果正确揭示了四川经济发展现状的空间格局，证明该方法能大大缩减样本集的选取范围，避免选样过程的主观性，并具有很好的分类效果，这为SVM已知样本集的合理选取提供了新方法。
3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