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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政治经济学范文1
【关键词】新媒体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转型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将新媒体这一概念引入人们的生活，当今时代新媒体已经成为人们，特别是大学生群体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工具。目前，许多高校已经将新媒体融入高校的建设范畴，这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了新的变化。目前，高校大学生多为80、90后，易于接受新生事物，互联网、手机、微博、博客等已经成为大学生接收和传播信息的主要载体。因此，如何顺应时展，探索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现代转型途径是做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必由之路。
1 新媒体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现代转型释义
新媒体是相对于报刊、杂志、广播等传统媒体而言，以新兴的数字技术为支撑的“第五媒体”形态，如数字电视、互联网、手机短信、数字广播、数字电影等。它与传统媒体相比较，具有交互性、开放性、虚拟性和多媒体性等特征。
西方学者认为“社会转型”是用以表达社会结构具有进化意义的转变和发展。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生态都在不断发生着变化，这是社会现代化转型的结果，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必然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只有不断顺应时展的新要求，与时俱进，才能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现代转型就是指通过现代信息传播方式的改变，充分利用网络化、信息化的新兴媒体，通过对教育内容、教育方式和管理手段的转型，改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效果。
2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现代转型的必要性
2.1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受到外部环境的挑战
首先，当前社会生活节奏加快，竞争性加强，大学生面临压力较大，平时学业繁忙，他们更倾向于快捷便利的信息获取方式，这使得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做出调整，以符合大学生的生活节奏，适应其心理需求。其次，全球化进程中出现了价值观的多元化，国内外往往通过网络进行意识形态渗透，这些媒体利用不正当、不合法的传播方式，夸大人民内部矛盾，散布恶意谣言，恰恰迎合了大学生“痛感强、燃点低”的特点，极易引发大学生的不理智行为，被所利用，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
2.2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本身面临重大的自身突破
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的重要课题是提高教育的有效性，尽管高校历来重视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但教育工作如果按照传统的说教、灌输等方式，传授一些刻板、脱离学生生活实际的教育内容，很难达到教育的预期效果，这也正是当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普遍存在的问题。在信息化时代，新媒体不但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更加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搭建了更加广阔的思想政治教育平台，同时扩展了教育者的视野，面对这些新的改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不断完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加强对新媒体信息传播方式的管理，将新媒体技术充分应用于教育工作中来，实现教育工作的发展与突破。
3 新媒体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转型的对策
3.1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内容转型
首先，扩大先进文化的网络覆盖面，建立一系列思想政治教育的“红色”网站，不断传输先进文化的信息，占领我国先进文化的宣传阵地。同时可以利用网络技术设计一些融入学生学习、工作、娱乐等活动的思想政治教育软件，达到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教育。其次，增加特色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不断创新相关教育内容，利用新媒体的传播技术优化教育资源，使其成为生动性、交互性、一体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同时增加教育内容的感召力和吸引力，提高学生对教育内容的内化程度。
3.2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方式转型
新媒体的互动性和开放性，信息的多元化和复杂化，都对以往单一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式提出了新要求。首先，要改变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灌输式”“填鸭式”的教育方法，使其变被动接受为主动互动，提高学习热情。其次，要改进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方法。教师应该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系统，制作出内容丰富、吸引力强的多媒体教学课件，同时将思想政治教育课搬到网上，创造有利的学习条件。最后，高校要充分发挥校园广播、校内网、手机报等校园新媒体的辐射作用，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融入学生的日常生活，加强教育效果的渗透力。
3.3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管理转型
如何利用新媒体信息传播方式的改变，达到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效果，不但要充分利用新媒体信息传播方式的特点，更要有效管理新媒体技术的应用。首先，要加强组织领导。学校设立网络监管主管部门，成立组织管理队伍，加强校党委的领导，做到网络监管的及时有效。其次，要规范制度管理。通过制定相应的工作制度，明确高校党政干部、共青团组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以及辅导员这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的职责，同时通过校园行为准则等规章制度对校内不良的“网络言论”坚决的予以批评和教育，杜绝“网络煽动”“网络造谣”等行为发生，净化校园网络环境。
【参考文献】
现代政治经济学范文2
一、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应处理好的六个关系
“政治经济学必须发展，任何科学的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政治经济学也不例外”，“科学的理论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在于它能够反映实践和时代的要求，随实践和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只有能够不断从实际出发，不断创新和发展的理论才是能够指导实践的理论”。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需要立足于新经济带来的现代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立足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的基本特征，使政治经济学能够与时俱进，增强政治经济学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追求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形态。因此，在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中需要处理好六个方面的关系：
(一)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实现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要研究市场经济问题，但在市场经济问题的研究中政治经济学侧重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研究，通过人与人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中的关系的考察来解释经济的本质问题。而西方经济学侧重于经济运行分析，研究资源配置及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中，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要以市场经济为中心，既要研究生产关系，又要研究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重视经济运行分析。因此，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要以经济学为主体，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份，“借鉴西方经济学从资源配置角度研究生产方式”，实现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互补，提高政治经济学的学术生命力和对现实问题的解释能力。
(二)处理好改革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在一定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从经济改革的角度讲，在理论的号召和指导下，可以使人们更加清楚改革的目的，形成“改革共识”，增强人们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从而推动改革的深入进行。尽管30年来，中国改革的实践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我国的改革理论仍处于滞后状态。为促进改革理论的发展，应在对实际应用性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加强理论研究，把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与改革理论的创新结合起来。一是提升改革理论研究水平，不断加强对基础理论的研究，建立改革理论的创新激励机制，提高人们对基础理论的研究积极性。二是处理好改革与实践的关系，一方面要善于从改革的实践中及时地总结、提升改革理论；另一方面要善于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用理论来指导实践，并通过实践验证和修正理论。
(三)处理好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可以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这两种方法，它们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应是统一的，相互补充的；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本前提，没有定性的定量是一种盲目的、毫无价值的定量；定量分析使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定性更加科学、准确，它可以促使定性分析得出广泛而深入的结论。从当前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来看，定量分析占据主导地位，忽视了定性分析，使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失去了思想性。因此，在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中要处理好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加强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创新。
(四)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分支学科的关系。改革开放之前，传统政治经济学居于中国经济学的主导地位。“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传统政治经济学与改革开放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相脱节，其解释和预测能力难以满足实践的需要，传统政治经济学范式‘衰落’了”。因此需要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形成新的分析范式，而在理论创新中需要吸收其他经济学分支学科的思想。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首先要处理好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借鉴和吸收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其次，要处理好与经济史学的关系，从经济学说史中吸取养分，继承政治经济学说史上的先进成分。同时从经济史的演化过程中总结、提炼经济思想，特别是要从中国改革30年的历史事实中总结提炼经济思想，以推进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发展。最后，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社会学、经济哲学、经济伦理学的关系，通过与经济社会学、经济哲学、经济伦理学等经济学分支学科的交叉融合，提高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力。目前经济学的学科划分太细，肢解了整体性，在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其他分支学科关系的过程中，要加强与其他分支学科的紧密联系。
(五)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一是处理好经济学与历史学科之间的关系。经济学家托宾指出经济学走到极致，将无限地接近于历史学，因此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需要从史学中吸取养分，提高其创新力。二是处理好经济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需要价值判断，价值判断和价值主张对政治经济学而言显得尤为重要，而政治经济学的争端也往往归结为价值论的争论，“任何纯理智的作用都不能决定关于最后价值的判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需要处理好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在与哲学的交叉中获得正确的价值判断，建立政治经济学的伦理基础。三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心理学之间的关系。心理学与经济学有着特殊的亲缘关系，心理学与经济学互涉的历史发轫于近代英国经验主义哲学，随后经历了一个从相互分离到再度结合的过程。随着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政治经济学自身的研究领域逐渐扩张，从而与心理学的研究领域产生了日益增多的交叠。所以在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创新过程中，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心理学的关系。
(六)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创新过程中，不仅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而且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一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数学之间的关系。数学是研究现实世界的空间形式与数量关系的科学。其最鲜明的特性是高度的抽象性、严密的逻辑性和广泛的应用性。经济学与数学之间的结合开始于边际主义，数理方式是现代经济学方法论的标志，数理方法的运用不仅为经济学提供了研究的工具，而且通过数理的方法还可以发现规律，使经济学具有科学的形式。保尔·拉法格在《忆马克思》一文中提到马克思对数学分析的评价，马克思认为：“一种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完善的地步。”二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物理学的关系。经济学很早就从物理学中吸取思想方法，经济学中所使用的机制、均衡、熵定律都是来自物理学，尽管经济学不能和物理学一样进行试验，但是其研究方法对经济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中，需要处理好和物理学的关系。三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生物学的关系。在经济学说史上，经济学从社会生物学的发展中获得大量好处，追究经济学与生物学的相互关联，就会发现两者一直都是相互影响的。美国旧制度经济学家将生物学上的演化引入经济学，提出了制度演化的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马歇尔将生物学上的达尔文进化论引入经济学，强调经济的“连续原则”，笃信自然不能飞跃的格言，肯定经济世界是不断变化和缓慢成长的。因此，在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过程中，也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生物学的关系。
二、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要突出八个创新
新时期推进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在坚持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传承，尤其是对政治经济学继承的基础上，要突出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八个创新。(一)形成新概念。概念、范畴体系是区分理论范式的两个最重要标准，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关键在于形成新的概念和范畴体系，需要从现实中抽象出新的概念并将其增补进来，以使政治经济学具有更强的时代特色。新时期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需要以政治经济学理论为主体，吸收各种经济学流派的科学成份，建立新的概念：一是要推动政治经济学学科本身的概念创新。结合变化了的新形势和时代的新特点，赋予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新的内涵，把它的性质界定为：研究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关系及其运行机制的学科。“特别是在资本、劳动力、剩余价值、剥削等问题上要有创新发展，从而提高经济学的科学性”。二是引进新概念。如，“科学发展观”、“利益和谐”、“现代财富观”、“民营经济”、“经济全球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幸福指数”、“和谐社会”、“发展方式转变”、“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等，增强政治经济学的生命力。
(二)拓宽新范围。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为主体，吸收各个流派的科学观点，在时间和空间上扩展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和解释范围。从时间看，理论阐述不只是从马克思理论讲起，而是向前延伸一些，如，在讲劳动价值论时，要反映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观，使人们从历史演化的角度认识劳动价值论。从空间上来看，在分析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基本理论时，既分析资本主义，又分析社会主义，同时重点结合中国的现实。
(三)建立新范式。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的新范式就是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探索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形态：一是要反映现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又要反映每一个理论形成的历史、重大事件，还要阐述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既体现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深刻性，同时又体现历史的厚重感。二是从变化了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出发，建立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新范式。进入21世纪以来，信息化的发展使世界现代化进程进入二次现代化过程，社会也由传统社会向信息化社会转型，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需要从变化了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出发建立新范式。
(四)确立新对象。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学术界一致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而且政治经济学不能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它要联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进行研究。在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论证的基础上，不仅要研究生产关系，而且要研究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的关系。其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的关系及其运行机制；任务是探讨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及其关系的一般规律。
(五)明确新主线。公平与效率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要围绕调整宏观经济的公平与效率关系、实现社会和谐这一主线。围绕这一主线抓住以下三个核心：一是在宏观上以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为核心，通过宏观结构平衡、价值平衡及其调节，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二是在微观上以处理好企业利润最大化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为核心，通过强调效率，在微观上促进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又通过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实现社会的公平。三是在资源配置上以处理好效率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为核心，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又实现和谐发展，并实现可持续发展，以促进和谐社会和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实现。
(六)构建新体系。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正确处理“传承与创新”的关系，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全新体系。在理论体系上，继承传统，立足现实，突破苏联范式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实现政治经济学的转型，建立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新体系。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结构和理论的逻辑自洽性，理论体系应分为生产方式与基本经济制度、生产理论、交换理论、分配理论、消费理论、宏观经济理论、经济全球化理论等。每部分按历史顺序，按照从一般到特殊的思想逻辑，分为一般理论、资本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理论，最后具体到中国的现实。
(七)增加新内容。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坚持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基础上，结合变化了的世界经济新形势和新的时代特点，在内容上进行创新：一是根据情况变化，在角度上和内容上进行创新，如，将“对外开放理论”改为“经济全球化理论”，主要研究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二是总结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30年来的经验，把新理念、新现象和新问题加进去，增强政治经济学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
(八)归纳新观点。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系统梳理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归纳出新的观点。如，市场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分类及目标、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构成、经济全球化中的两种趋势等。既使传统理论得以继承，又使各家观点得以展现。
三、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抓住体系创新这一主线
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其逻辑自洽性的基础上，紧紧抓住体系创新这一主线，以与时俱进为基本原则，以突破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苏联范式和实现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转型为目标，针对当前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两分法的局限性，借鉴政治经济学史上政治经济学体系的三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四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以及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的优秀传统，以生产关系的四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为指导，建立由七大部分构成的理论新体系。
(一)生产方式与基本经济制度。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首先研究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最后研究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垄断资本主义到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演变，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征；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的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社会主义经济改革。
(二)生产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生产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主义生产。在生产的一般理论中，研究生产要素与生产过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资本、技术，生产的组织以及生产规模与再生产理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面，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在社会主义生产的研究中，研究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社会主义的生产要素、社会主义的生产效益、社会主义的再生产、社会主义生产组织、社会主义企业、社会主义农村的经济组织与中介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协调发展。
(三)交换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交换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交换和社会主义的交换。在交换的一般理论中，研究分工与交换、商品、货币、市场及市场体系和价值规律及其作用；在资本主义的交换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商品交换、资本主义价值规律、资本主义竞争机制、资本循环与周转以及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在社会主义的交换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以及社会主义市场体系。
(四)分配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和社会主义的收入分配。在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论中，主要研究分配的双重含义及其相互关系、收入分配及其机制、初次分配及其决定、再分配及其调节、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及其实现；在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性质与特征、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形式(包括工资、利润、利息、地租以及资本主义的其他分配方式)、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调节；在社会主义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的性质与特征、社会主义的收入分配形式、社会主义再分配及其调节、社会主义的社会保障。
(五)消费理论。在研究思路上，先研究消费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消费和社会主义的消费。在消费的一般理论中，主要研究消费的双重含义及相互关系、消费及其决定因素、消费结构与模式、消费的变化趋势、消费与社会福利的增长；在资本主义的消费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消费的性质与特点，资本主义的消费结构与方式、资本主义社会的福利制度；在社会主义的消费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消费的作用与幸福指数、社会主义消费的结构及方式转变、社会主义的消费模式及合理化。
现代政治经济学范文3
政治经济学课程是经管类学生的专业基础课，也是整个经济学的入门课程。但是，在很多高校，特别是民办本科院校，政治经济学多有被边缘化的现象。从民办本科院校政治经济学教学所面临的困境入手，笔者发现对课程的重视程度不够，教学内容脱离实际，教学方法单一，考核方式一刀切都是造成政治经济学教学效果差的主要因素。基于上述几点，笔者提出了高校应提高对政治经济学课程的重视程度，优化教材内容，更新知识结构，提升政治经济学教学方法与手段，调整考核方式等对策。
关键词：
民办本科院校；政治经济学；参与式教学法；改革
政治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在我国高校的经管类专业的教学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很多高校的经管类专业都把它作为大一新生入学后的经济学入门课程，但就现实的政治经济学教学效果而言，不甚理想，很多高校都存在着政治经济学课程被边缘化的现象。提出，要重视政治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党政干部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而作为政治经济学学习的大本营，高等教育更应该走在学好、教好政治经济学的前列。本文将以笔者所在的民办本科院校为例，探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困境，并且试图从这些困境形成的原因入手，探讨如何提高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效果的方法。
一、民办本科院校政治经济学教学中面临的困境
1.对政治经济学课程的重视程度不够
首先，从课程内容的角度来说，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包括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今年还包括了经济全球化的内容。而笔者所在的学校只在大一上学期开设政治经济学课程，而且也只有短短的48学时，这个课时长度只够讲授资本主义部分的内容。而笔者通过对于学生的了解，现在的大学生，尤其是民办本科院校的大学生，他们的知识结构中所欠缺的就是对现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运行的了解，砍掉了社会主义部分，更是导致政治经济学课程与我国现有的经济体制改革脱钩这一结果。其次，从教师的角度来说，民办本科院校的教师构成基本上可以分为自有教师和外聘教师两部分。由于学校的教学任务重，自有教师的数量很难满足每年庞大的招生规模的需求，因此，从校外聘请教师也就成了必然选择，但是校外教师并不了解民办本科院校学生的学习习惯，也没有动力进行教学改革，导致的结果就是学生对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学习兴趣非常低，学习效果也比较差，出现大规模的不及格现象也就在意料之中了。从自有教师的角度来说，迫于科研的压力，很多青年教师不会把研究方向放到政治经济学中，而会把目光投向西方经济学或者其他的应用经济学当中，从而导致青年教师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功底比较薄弱，承担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任务时也抱有完成任务的心态，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这门课程的重要性，教学效果也不甚理想。第三，从学生的角度来讲，高中时期的政治经济学课程属于政治课当中的一部分，致使学生并没有把该课程看成是专业基础课，并且就现在的学生而言，他们会觉得政治经济学说教的味道比较重，从而产生厌学的心理。另外，就民办本科院校的学生而言，学生考虑的问题非常现实，那些与就业相关的实践性强的课程比较容易受到学生的青睐，而抽象的理论课会让他们感觉比较枯燥，这种观念会从高年级学生流传到大一刚入校的新生，更加影响了学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积极性。
2.教学内容脱离实际
很多教师在讲解政治经济学的时候，囿于理论基础所限，只能照本宣科，完全按照书本上的条条框框来讲，很少用到案例，也很少探索更新的教学方法。单纯从教学内容上讲，《资本论》出版于1867年，距今已经有100多年时间，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其经济现实都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教师在讲授时，若不注意到这些问题，不能和当代经济发展相结合，势必导致马克思经济思想的精髓无法传递给学生，自然也就无法达成政治经济学教学的目的。从教材的选择上来说，现在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材数量很多，但是，内容上大同小异，基本上都是把政治经济学分为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两大块内容。资本主义部分的内容源于《资本论》，从逻辑体系上来说非常严谨，但是教材中讲解知识点时，相关的案例比较少，即使有，也非常古老，和当代大学生的生活严重脱节。而社会主义部分主要讲解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从内容上来讲则显得比较松散，而且和资本主义部分的关联度也比较差，缺乏深度的理论分析，也未能充分反映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出现的热点问题。
3.教学方法单一
在政治经济学的课堂上，填鸭式的教育方式依然大行其道，依旧是教师按照PPT讲解，学生要么抄笔记，要么抄PPT，而且心思经常跟不上老师的节奏。其结果就是，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师生互动较少，对于学习态度较好的学生来讲，这种方式还有些作用，而对于民办本科院校的学生而言，本来就有一部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比较弱，这种填鸭式的教学模式，更是降低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自主性。随着现代多媒体教学的普及，有些课程对于PPT的依赖性越来越严重，教师只是把PPT上的内容讲了出来，而对于学生来说，他们也认为手里有了老师的课件就万事大吉，反正老师讲的内容也和课件上的没什么区别，这大大削弱了学生自主学习的动力，课堂也显得很沉闷。
4.考核方式一刀切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对于政治经济学的考核方式也比较单一，由于平时上课就没有较好的师生互动和生生互动，导致在考核学生成绩时，也只能或完全采取一刀切的闭卷考核方式。虽然有平时成绩，但是，并没有办法考察教师是如何评定学生的平时成绩的，其结果要么大规模的不及格，要么就只能调高平时成绩，保证通过率。而正是这种一刀切的考核方式，导致教师更没有动力在课堂上进行案例分析等互动教学，同时，也由于学时有限，教师更是不敢耽误课堂上的时间，当然，也认为没有必要。对学生而言，即使课堂包括了案例教学，学生也会认为，这和考试成绩关联不大，缺乏了参与的动力。这两个方面共同造成的结果就是，学生平时上课听讲不认真，考前临时抱佛脚，只能死记硬背知识点，考试成绩也就可想而知了。这很显然与政治经济学教学的初衷背道而驰。
二、民办本科院校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的路径
1.提高对政治经济学课程的重视程度
对于民办本科院校而言，其培养目标固然是应用型人才，但是，从学生长远发展的角度考虑，我们必然也要考虑到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没有对问题的理性分析，学生在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和自身遇到的问题时，会感到迷惑和彷徨。因此，从学校的层面来讲，不应该只重视实践，而忽视理论课的设置。那么，短短48个学时的政治经济学，想要既吸引学生，保证案例教学，又要理论联系实际，显然是一个挑战。同时，学校应进一步关注青年教师教学能力的提高，可以组织教师参加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观摩，组织教师到外校进行考察等等。从教师的角度来讲，要想讲好政治经济学，夯实自身的理论基础非常重要。有很多讲授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师，甚至没有读过《资本论》，其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理解仅仅是各种各样的教材。而理论基础的脆弱也造成了教师讲课能力的低下，只能照本宣科，不能够很好地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解释现实，自然也无法传递给学生一个对于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正确态度。
2.优化教材内容，更新知识结构
马克思经济学是科学的理论，它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本质分析，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机制的深刻理解，都已为实践所证实。但是，马克思写就《资本论》的时间距离现在已经100多年，现代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比如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并存，并且相互竞争的现象，在马克思的时代并没有出现。因此，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内容也要紧跟时代的发展进行更新。在教学中应注重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及其经济发展规律的讲授，同时还要突出经济学研究方法。注重讲授资本主义条件下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并且与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相比较。持续地更新教学内容，既能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又能增强课堂教学的吸引力，提高教学质量。
3.提升政治经济学教学方法与手段
（1）案例教学法。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比较抽象，对学生来讲，单纯的理论教学会增加学生学习的难度，因此，运用案例教学法能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同时，能够引导学生思考，把理论应用于实践。比如，教师在每一章开始时，可以设置导入案例，这个案例应该和本章内容相关，但是又不能太直白，关键能够吸引学生关注教师讲授后面的内容。比如，讲解货币起源时，教师可以应用人民币国际化的例子作为引导，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讲解价值规律时，可以引用最近一段时间内猪肉价格的波动，追问：猪肉价格到底能不能“飞上天”？这些方式都可以激发学生对市场经济运行基本规律的兴趣。教师在选择案例时，要尽量选取与学生现实生活接近的内容，这就要求教师在备课时，做足功课，不光备教材，还要备学生。同时，教师在讲解案例时，应注意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能力，不应把案例的答案囿于某个固定的点上，而应该刺激学生多思考。（2）参与式教学法。教学的主体是学生，在课堂教学中，只有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才能够保证良好的课堂教学效果，因此，引入参与式教学法就显得势在必行。参与式教学法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例如：辩论赛、课堂讨论、课堂论坛、学生主讲、角色扮演、自主探究、合作学习等形式。举办课堂辩论赛。教师可以根据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内容，联系学生的实际情况，选择辩题，训练学生的思辨能力以及发散思维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同时，考查学生对基本理论的把握。所谓真理越辩越明，通过辩论的形式，鼓励学生讨论甚至争论，打开思想的大门。教师要做好组织工作，选定适合辩论的辩题，如对于价值的形成，教师可以设置辩题，劳动创造价值还是自动化创造价值？教师可以按照标准辩论赛的模式设置正反双方，也可以抽签决定。这样，学生为了获得辩论的胜利，自然会认真准备，也就达到了让学生自主学习的目的。辩论结束后，教师要进行点评和总结，对学生进行鼓励和表扬。（3）讨论式教学。现在的大学生获取信息的途径非常广泛，对很多问题也有自己的看法，并不是教师在课堂上的讲解就能完全让学生信服的，学生对很多问题都会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与思考。教师应抓住并利用这一特点，进行讨论式教学。在讨论的过程中，教师应本着宽容的心态，哪怕学生的想法比较幼稚，也要鼓励学生独立思考。
4.调整考核方式
正如上文所提到的，如果想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参与课堂教学，那么考核方式的改革就势在必行，必须调整唯考试论的考核方式。教学考核可以形成特定的考核方式，具体来说，要把学生平时在课堂上的表现尽量完全体现在考核当中，学生参与的每一项课堂活动，比如辩论赛、课堂讨论、课下小论文、调查报告进行具体量化，提高平时成绩的比重。在试卷的内容上也要进行调整，合理分配基本概念的记忆、知识点的理解以及对于知识的运用等部分的比例，重点考察对知识的运用。这样做的目的是让学生学会，而不仅是记住。
总之，要改善政治经济学被边缘化的现状，教师就应该在讲授内容上不断更新，与时俱进，夯实理论功底，同时，通过优化教学手段，把学生吸引到课堂上来，让学生真正成为课堂教学的主体，这样才能真正达到提升政治经济学教学效果的目的。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政治经济学能够成为受到学生欢迎的课程。
作者：孙亚君 单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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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政治经济学范文4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教学范式；变革与创新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634(2012)03-0074-03
是我国高校教育的根本指导思想，经济理论是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使马克思的理论得到最深刻、最全面、最详尽的证明和运用的是他的经济学说”，是高校经济学教学的基石。高校的《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不仅要坚持基本原理，而且要不断地发展、创新教学范式，以改变这一课程教学日渐式微的局面。
1 《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悖论”境遇及其原因
经济理论是高校经济学的基础。由于在现实语境下的《政治经济学》课程是以经济理论体系为架构的，所以《政治经济学》课程是高校经管专业的基础核心课程。尽管这一课程具有基础性地位，但在西方经济理论“东进”和不断强化下，一些高校的《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面临着日益被“边缘化”的现实问题。从课程定位上看，《政治经济学》不仅是学术(或理论研究)意义上的一门课程，更是一门意识形态教育意义的基础课程，具有指导意义。也就是说，《政治经济学》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课程，这一点要与西方所谓的“价值中立”课程教学有很大的区别(当然西方所谓的“价值中立”背后，隐含着的是以资本主义制度为前提条件)。但从现实境遇看，《政治经济学》这一课程教学中呈现出“悖论”的局面，即《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基础地位和重要性只停留在理论层面，与现实层面的弱势境遇形成巨大的反差。换言之，就是上层强调，基层弱化；形式重视，实质轻视。
《政治经济学》课程被“边缘化”、“弱化”是其现实境遇的真实反映。一方面，一些高校经管类专业的课程设置上“剔除”《政治经济学》或者减少其课时，不断弱化《政治经济学》的课程地位；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理论自身存在抽象程度的深奥性、逻辑严密性，致使一些学生在理解和接受上产生一定的障碍，出现了“厌学”现象。同时，一些高校《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师在西方经济理论猛烈冲击下，“自乱阵营”，显得“底气不足”；一部分教师甚至“摇身一变”，俨然成为西方经济理论的“呐喊者”，其转变速度之快让人咂舌；更为不可思议的是，一小部分的“成功转型者”一改往日的常态，不仅“忘本”，而且“变本加厉”地攻击或者肆意歪曲经济理论，成了彻头彻尾的贬低经济理论的“急先锋”。与之相反的是，一部分《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师虽然能够“坚守阵地”，却存在着教条主义倾向，不愿接受新事物、新变化，空谈一些理论而回避一些现实问题。
以上因素导致了《政治经济学》课程及其教学面临被“边缘化”、“弱化”问题，与我国设置这一课程的初衷大相径庭。所以，改变高校《政治经济学》课程被赋予的基础地位与被“边缘化”现实之间的悖论局面是当前经济学教学的一项重要任务。
2 《政治经济学》课程悖论境遇的“化解"之道
《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学与研究不能停留在少数精英层面上，要让这一课程在高校经济理论教育中进一步“生根发芽”，还需要与大学生的“可接受”、“能接受”层面相连接，其中注重教学内容与教学手段的匹配是一个重要方面。化解这一课程的悖论境遇，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2.1 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政治经济学》课程，正面面对现实境遇
1)《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师要有坚定的信念。对待《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态度关系到一个根本问题：要不要坚持、怎样去坚持。如果从指导意义上看，这根本不是个问题，但这个看似“不是问题的问题”，在一些人的心中还是有很大的疑问或顾虑的。从大的方面来说，《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态度关系到对待理论的态度，而对待理论态度是最为根本的态度，决定了对待《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态度。所以，成为《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师的首要因素就是，必须有坚定的信念，敢于在所谓“主流经济学”层面上发出自己的“最强音”。如果离开了这一点，没有坚定的信念，自然会在各种思潮面前显得“底气不足”。更为重要的一点，《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师要敢于争辩、批判，勇于接受挑战。对来自于西方经济理论的“挑战”或“挑衅”，敢于以经济理论为武器，以中外发展的现实为依据，进行“有礼有节的回应”，辨明是非，树立《政治经济学》在经济理论教学中的权威，“复归”经济理论教学基础地位。
2)要端正《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态度。以科学的态度面对现实境遇，既不能盲目乐观，也不能妄自菲薄。不能因为《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基础性地位和指导意义，就乐观地认为《政治经济学》课程会在现实教学体系中得到强化、重视；而现实境遇则恰恰相反。就“妄自菲薄”而言，在《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中不能自我“矮化”、“弱化”，要在正确理解经济理论基础上正确引导大学生学习和思考政治经济学理论知识与问题。从教育影响看，教育者自身的威信会对受教者产生深远的影响，“学高为师”、“为人师表”就是对这一教育规律的真实体现。所以，《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师熟读经典著作和钻研经济理论是对自身的基本要求；并以此为基础，用自己的言行去“化解”一些人的偏见意识，以深厚的理论功底去纠正一些人的错误认识。
2.2 注重《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的系统性与教学方式的创新性
1)正确处理好《政治经济学》课程内容中经典理论与现展理论之间的关系，注重内容体系的系统性。教学内容的完整性、系统性是实施教育教学的一个根本原则。基于这一原则，对《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师的基本要求就是：必须掌握系统的完整的经济理论体系，能够“区分出马克思的经济学与经济学”，熟知两者之间的关系，全面了解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创新。在内容体系上正确处理好经典理论与现展理论之间的关系是《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的基础和前提。为此，在经典理论教学中，要“弄清楚哪些是基本观点、基本理论，哪些不是基本观点、基本理论。要弄清楚哪些是过去需要强调的基本观点、基本理论，但现在不需要强调的观点、理论”。要知晓经济学哪些方面在发展、哪些方面需要发展。教学中要突出经典理论知识的系统性、逻辑的严密性和理论的开创性，凸显政治经济学经典理论知识的理论魅力。
另外，要让学生知道经济学理论是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是随着和社会主义实践不断发展而不断完善的经济科学，是科学而不是教条。要“用与时俱进的、发展的政治经济学作为经济学教学的主体、经济研究的指导思想和经济政策的导向。”《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师要结合当前实际，尤其是中国的实际，能运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知识来诠释现实问题，体现和增强经济理论的说服力，而不是在回避现实问题。所以，发展的经济学理论知识的教学，是与现实相结合的教育教学过程，要突出经济理论的现实性和时代感。
教学内容还需明确一点：《政治经济学》课程中的经典理论与发展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知识体系，教学中要注重两者之间的衔接，不能孤立地分成毫无相关的两个部分。注重经济理论体系的系绕性，这恰好又是《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专业性的要求和体现。从这个角度看，《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师没有理由持有妄自菲薄的态度，关键在于自身“内功的修炼”，要有深厚的理论功底。
2)注重教学内容与教学方式的匹配性，不断创新教学方式。教学方式是介于施教者与受教者间的各种媒介、手段的总和，是两者之间相互沟通的桥梁；在信息学意义上就是搭建信息传输的渠道。《政治经济学》教学仅有系统的理论知识体系是不够的，完整的教学内容需要适当的教学方式。恰当的教学方式可以使学生较容易地接纳和消化知识，有利于知识的传承，增加教学内容的可接受度。以经济理论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要根据教学内容的不同特点采取适当的教学方式。具体而言，经典理论知识部分的教学是掌握经济理论的基础，主要以讲授为主，对学生的培养注重理论分析的深刻性和理论理解的透彻力，但要活用教材，以丰富的历史资料和案例来推动教学，要将深奥的理论“浅”、“显”化。而发展经济理论知识的教学要采用开放、互动的教学模式，鼓励合作学习，培养学生探究式的学习能力。《政治经济学》课程不能停留在书本的空头说教上，要在教学中以小组讨论方式，建立起积极互动的学习氛围。以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为背景，通过设置问题的方式，引导学生运用经济学知识分析现实问题，不断发现问题，并能提出解决问题的一些思路。教学中一些典型案例的剖析、经济发展的纵横对比也必不可少。教学内容与教学方式的匹配性，还需注重施教手段的现代化，能够运用学生喜闻乐见的传媒方式(如微博)，与学生互动，讨论一些现实问题，阐释理论观点。经济理论教学“要始终注意增强时代感，在加强针对性和实效性上狠下功夫”。让学生懂得新的时代和新的实践是经济理论发展和创新丰富的土壤，是理论强大生命力的根本所在。
2.3 正确处理好《政治经济学》课程与《西方经济学》等课程之间的关系，树立政治经济学的学科主导地位
1)正确认识西方经济理论价值观，树立政治经济学的学科主导地位。西方经济理论是以隐含其价值观为特征，往往以对经济现象表层的现实解释力来“迷惑”社会公众，在其所倡导的“去价值观”的背后则是让受众群体接受他们的价直观，推行他们所谓的“天堂制度”——资本主义制度。他们不容许任何“反对之声”，更不能容忍代表劳动人民利益的政治经济学。自经济理论诞生以来，一些自我标榜为主流的西方经济理论学者们，对经济理论频频发难，这恰恰说明了西方经济理论的“霸权”心态和害怕遭受“颠覆”的恐惧心理。所以，中国作为以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大国，更要辨明是非，树立政治经济学的学科主导地位。在国家层面上加大对高校学科发展与课程安排的指导力度，不仅要正确定位政治经济学学科的主导地位，而且在经管专业课程设置以及课时计划安排上，要强调《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基础性与重要性；复归其应有的教学地位。
2)坚持发展，注重吸收西方经济理论中有益的成分，是确保《政治经济学》课程指导地位的基本要求。从学科发展的历程看，相互吸收、相互借鉴一直是各学科取得长足发展的重要方式。经济理论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我们不想教条式的预料未来”是经典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思想。因此，坚持基本内核而不墨守成规，注重吸收西方经济理论中有益的“科学成分”，是推进经济理论发展的基本要求，这是正确处理两种经济理论知识体系关系的一个基本原则。
其实，从经济学发展溯源上看，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是一脉相承的，西方经济学的前身就是政治经济学。从我国学科定位上看，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同属于理论经济学，是理论经济学重要的基础。从研究内容看，两者都是对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和分析，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探究人类经济活动的规律，所以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是有共性的。而当前理论界中的一部分人，“刻意”地区分出“主流经济学”与“非主流经济学”，并以“主流经济学”自居，其背后的动机令人怀疑。
但两者的共性并不能取代两者的差异性，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之间的不同就在于，在理论研究的观点、价值诉求和思维方式等方面有着严格的区分。“西方经济学，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学派，但总的来说，都是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我们对西方经济学不能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也不能把它们神化而采取照抄照搬的态度，而应该采取分析比较的态度，吸收和借鉴其有用的合乎科学的东西，拒绝其错误的东西”。善于利用西方经济学理论中一般经济规律，包括科学内容的成分和经济研究方法的同时，突出经济理论的特色性；要强调“以我为主”，合理借鉴；而不能一味地“拿来主义”或是做西方经济理论的“应声虫”。只有这样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发展经济理论。
3 结束语
在西方经济理论“东进”和不断强化下，又加之一些自身因素，导致了高校《政治经济学》课程呈现“悖论”局面。而政治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发展与创新及在高校教学中面临的新变化，都对《政治经济学》教学提出了新要求。高校《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学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以化解这一课程教学中出现的“悖论”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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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政治经济学范文5
作为传播学批判学派的主要流派之一，传播政治经济学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西方文化思想为理论基础，在广阔的历史、经济和社会背景下，分析媒介和传播系统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关注传播作为一种经济力量对社会的影响，以及社会政治、经济权力机构对传播活动的控制。传播政治经济学起源于北美，后在北美、欧洲、南美等地蓬勃发展，并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传入中国大陆。经过二十多年的借鉴和发展，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从单纯的理论引介逐渐向产业分析、社会发展分析等多领域扩展，取得了一定的理论成果。
但由于该领域的研究者数量有限且研究主题较为分散，这些理论成果无法建构起一个完整而集中的体系，因而，本文选取了中国大陆新闻传播类期刊自1998年至2013年有代表性的30余篇论文，在“本体研究”“产业研究”和“社会发展研究”的框架下，以作者为单位进行综述，试图对该领域理论成果的总体情况做出梳理和勾勒。
一、传播政治经济学本体研究
（一）西方溯源
1.理论引介：起源、发展与反思
传播学作为一门外来学科，其在中国的发展是从西方书籍的翻译和学科理论的引介开始的。相较于结构功能主义学派在中国的盛行，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处于较为边缘的地位，其书籍翻译和理论引介相对较少。
李琨是最早关注该学派的学者之一，他指出，传播媒介向新型大工业的发展、国家政权的参与以及世界范围内的传播的不平等和“文化帝国主义”现象是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形成的重要原因，也是其研究焦点；宏观的研究方法、批判性和对现实的关注是其研究特点；在建立世界信息新秩序的竞争中，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我国把握宏观形势、维护国家利益和推动全人类发展具有重大意义[1]。
郭镇之梳理了传播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分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宏观的、历史的、能动的和辩证的），并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进行了简要介绍[2]。
刘晓红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初创期，由于研究取向和批判立场与美国当时的学术环境和政治气氛相冲突，该学派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蓬勃发展时期，北美研究硕果累累的同时，欧洲、南美等地也出现了该学派的研究者；反思拓展时期，在结合世界大众传播发展的新形势下深入思考以往的研究课题的同时，反思自身的理论发展并尝试借鉴其他传播批判研究的成果和方法，探索新的研究方向[3]。
曹晋和赵月枝分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术指向及其从北美到欧洲的发展脉络，阐述了该学派的人文关怀，即一方面猛烈抨击全球传播产业彻底商业化造成的若干不良后果，另一方面积极投入到媒介改革的社会运动中[4]。
陈世华的研究集中于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派，他指出，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路径， 和西方的批判旨趣，加拿大多伦多学派的技术批判，社会学思想传统和北美新闻传播研究是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渊源；“我们不自由的传播”是其理论精髓[5-6]。
2.奠基者思想研究：身体力行，将理论成果运用于社会实践
达拉斯?斯迈思和赫伯特?席勒作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开创者，以丰富的研究成果为该学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我国学者集中对这两位先驱的生平和传播思想进行了研究。
郭镇之认为达拉斯?斯迈思不仅是一位倾向于的学者，而且是一位将理论研究成果运用于社会实践的身体力行者。其代表性的观点有“受众商品论”“依附理论”等；其实践贡献体现在积极参与并影响了建立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运动，并始终关注传播领域的公共利益和公共控制[7]。
郭镇之还对赫伯特?席勒的生平、著述进行了研究，认为他不仅是积极活动型的学者，而且是以学术成果影响传播实践的典范。他的著作推动了国际社会对世界传播秩序的讨论和对新秩序的呼吁，影响了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传播政策和实践[8]。
陈世华在新媒体时代对赫伯特?席勒的传播思想进行了重读，深入细致的分析了他关于“复合媒体和媒介帝国主义”“思想管理者和信息劳动力”“传播与文化宰制”“信息传播与社会危机”的批判思想[9]。
3.同其他流派的比较分析：结构功能主义学派与文化研究学派
传播学研究中，结构功能主义学派、批判学派和文化研究学派间的差异、对抗、借鉴是学者们关注的又一内容。
杨茵娟分析了结构功能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与当时美国社会背景、历史状况及主流社会思潮间的关系，回顾了每个学派的代表人物，探讨了每个学派存在的缺陷，并寻求三个学派之间对话与沟通的空间[10]。
刘晓红分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关系的演变，指出二者的关系经历了短暂共处、尖锐对抗、沟通和借鉴三个不同时期，并分析了文化研究与传播政治经济学互相借鉴的前提[11]。
黄典林认为，以往对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诸种分歧的讨论多停留在表象的差异，要理解这些分歧需要从根源上把握哲学观的差异。实现两者整合的可能途径是从中间温和立场的交叉地带寻求共识[12]。
（二）本土化进程
1.理论框架体系的建构
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舶来品在我国的发展时间较短，目前仍处于向国外学习借鉴的阶段，其本土化的理论框架体系的建构很少，且主要出现在对国外理论进行引介的文章中，如上文所述的李琨、郭镇之等人的文章。
国外，尤其是北美、欧洲的理论框架体系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观察研究基础之上的，有些甚至带有美国中心主义思想，因而生搬硬套并不能解释和解决我国的问题。下一阶段我们有必要建立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理论框架体系，在此基础上解读我国丰富而复杂的传播实践。
2.理论研究的发展
陈卫星论述了传播政治经济学使用的重要概念“文化工业”向“文化产业”的转型过程，并分析了这一概念改变所带来的理论方法的充实和对新信息传播技术的产业化过程的新视角、新理论启发和实践形态[13]。高亢思考了新媒体环境下“受众商品论”的作用机理，指出了受众商品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形成机制，受众商品剩余价值的衍生途径以及商品化过程中“广告商在场”身份的演变[14]。谢进川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社会实践性进行考察，分析了20世纪以来的媒体改革运动，指出其关注重点在于媒体改革运动的总体性新主张和未来发展可能之探索，而对新媒体关注较少；其对自我起点的过度强调延误了社会实践性的进一步展开；其对优势力量间的演化关系缺乏关注；对新兴转型国家的传播转型研究有待加强[15]。
综上可知，我国传播政治经济学本体研究方面的重心仍停留在对这一学派整体情况的认知和国外理论框架体系的引介方面，结合本国国情的理论研究仅取得了零星的研究成果，完整的学科体系尚未建立。且在引介国外理论时偏重北美理论的介绍，相对忽视了欧洲、拉美等地的理论发展，未能展示出世界范围内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全貌。
二、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产业研究
（一）我国传媒业现状分析及发展建议
目前我国占主导地位的媒介研究往往局限于从内容、形式等层面在媒体行业内进行对策性研究，而忽视了媒体所处的宏观政治经济结构及其影响。传播政治经济学以开阔的理论视野为媒介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批判视角，一些学者从这一视角出发，对我国传媒业现状及发展趋势做出了深刻的分析。
黄清源从微博商品化的运营模式着手分析，发现资本和权力对微博的控制力量仍在维系。但是，微博的技术特性使得这种社会媒体能够对既有控制进行消解，为公众享有更广泛的知情权和更广阔的自由表达提供可能，进而对公共生活产生积极的影响[16]。
蔡骐、谢莹阐述了网络恶搞文化中受众主体性所受到的结构限制，他们认为，在经济主导的现代消费社会，技术提供的解放性遭遇社会结构的制约性，能动的主体难逃商品化命运[17]。
刘燕南和文卫华从受众权益角度分析了电视互动节目中的“三次售卖”现象，他们认为今天的互动类节目在传统的媒介、受众、广告商的三角关系中挤进了一个新的利益体――服务提供商。媒体通过与服务商一同分享观众参与的利润，实现了由“二次售卖”到“三次售卖”的进化[18]。
罗锋审视了我国的出版贸易逆差，认为应将其置于世界政治经济框架内进行考察，它的形成缘于“中心―边缘”的世界结构体系，要想转变出版贸易逆差，必须努力重构政治经济与信息传播新秩序[19]。
胡冀青和汪睿对新闻专业主义进行了批判，他们认为，新闻专业主义是一种媒体企业经营管理的理念与方式，但为了掩盖其高度功利性的实际功能，它通常被标榜为新闻业的职业操守和最高信仰。当代公民新闻对新闻专业主义的挑战实际是对传统的新闻管理模式的挑战[20]。
曹晋和杨琪对版权文化进行分析，对版权贸易的商品经济力量如何服务于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以及如何阻止知识产权的资本扩张进行了探讨[21]。
黄典林解读了“限娱令”背后的政治经济张力，认为“限娱令”和其他类似的政策举措及其导致的产业实践的调整和社会影响，都可以看作是当前传媒制度安排中，媒体事业属性所定义的政治功能和社会效益与传媒运营方式的市场化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冲动这两种具有不同倾向的力量之间冲突关系的一种呈现[22]。
（二）国际视域下的传媒业发展研究
宋晶以中国和印度两个第三世界国家对社会冲突的媒体再现为例，考察了不同媒介体制下政治制度和市场驱动如何错综复杂地影响媒介产制和媒介内容[23]。赵月枝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广播电视宏观管理中以市场化为核心的一系列改革的原因、过程、影响以及市场化与公众利益、传播系统民主化的关系[24]。冯建三引述和讨论了韩国和委内瑞拉的另类传播现象，并强调了对另类媒介的兴起、运作条件及脉络、成就与局限进行评估的重要意义[25]。吴晓迪研究了美国广播电视业所有权集中化的现象，分析了这一现象的逻辑、冲突及后果，并审视了其对我国的启示[26]。
由上述分析可知，我国学者较多的运用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审视国内传媒业的发展状况，而对国际形势关注较少。并且国内的产业研究只是蜻蜓点水式的局限于某一个案或个别领域，虽有少数鞭辟入里的分析，但大多是搬用国外理论的泛泛而谈，缺少对我国特殊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及社会权力关系的深入研究。
三、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社会发展研究
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追求社会公正和公平的道德哲学，其目标是“挑战不平等的社会权力关系，深化民主和提高人类的解放程度”[27]。因而，它不仅关注传媒业自身的结构和历史，并且将视野扩展到了全球化、公民权利等社会议题。王殿英认为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正在侵蚀公民权利的完整性，阻碍公民权利的实现：媒介私有化限制了公民传播权资源；媒介市场化使市场理论取代公共利益；媒介自由化导致媒介垄断；媒介全球化侵害了落后民族国家的国家利益和公民权利[28]。刘晓红从主体、载体和范围、内涵等各方面介绍了传播政治经济学话语中的“公共领域”这一概念，并分析了媒介私有化对公共领域的威胁[29]。蔡骐从传播政治经济的核心概念“权力”出发，指出追求利润的本性决定了大众媒介必然从自身利益出发周旋于政治与经济的权力体系中。媒介不可能在与政府、企业的关系上保持中立或是超越社会利益的冲突。新型传播技术与政治经济基础权力相结合，将对现代社会人的精神进行更为巧妙的操纵和控制。由此，受众作为公民的权利正在步步流逝[30]。赵月枝和罗伯特?A?汉凯特从跨学科和跨文化的视角探讨了媒体全球化和媒体民主化的发展过程、不同国家背景下的表现及存在的悖论、问题和矛盾[31]。
四、总 结
现代政治经济学范文6
关键词：国际政治经济学；制度理论；结构与变迁
中图分类号：F0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2）07-0028-02
一、核心框架
本书的内容围绕着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展开，“‘结构’涉及制度框架，‘变迁’涉及在一段时间里制度的设立、更改或破坏。”诺思认为，为了弥补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不足，需要人口变迁理论、知识存量增长理论以及制度理论，其中制度变迁理论是本书的研究重点。该理论包含三大理论基石：国家理论、产权理论、意识形态理论。
作者将国家定义为“在行使暴力上有比较利益的组织”，因而处于界定和行使产权的地位。 国家规定着产权结构，对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而产权结构的效率决定了经济的增长、停滞或衰退。诺思认为契约论、掠夺论都是不全面的，他用暴力解释国家：国家可以以其暴力上的比较优势规定产权组织形式，潜在地利用暴力来实现对资源的控制。
根据有关经济组织的分析，作者认为，经济的实绩取决于其组织结构；经济的组织结构影响交易费用。这里所谓的经济组织安排，就是通常所说的产权形式。不同的产权形式对经济实绩有着深刻的影响。现代经济最基本的组织形式是市场与企业、产权制度与市场、交易成本、组织密不可分。市场交换需要产权制度，否则交换不能进行；市场交换存在交易成本，市场交易必须有使交易成为可能的基础，那就是一套复杂的法律结构及其实施，即需要一套产权制度。产权理论与国家理论关系紧密，产权的创建和实施又与国家相关。诺思指出，国家有着不完全一致的双重目标：由于稀缺性和竞争的存在，更有效率的组织形式将替代无效率的组织形式，但如果有效率的组织形式损害了统治者的利益，那么相对无效率的组织形式将存在下来。借助国家理论，诺思解释了无效率的组织形式、不好的产权制度得以存在的原因。
在诺思看来，国家在制定和变革制度方面是受到两方面制约的：一是政治市场的竞争；二是交易费用。但是交易费用与收益的计算并不能解释一切制度的稳定与变迁，“历史上的变革和稳定性，需要有一种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来解释同新古典理论关于个人主义合理算计相背离的那些情况”。国家作为产权的界定、保护和变革者，所提供的产权制度需要人们相应的意识形态才能得以维护，“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是灵活的，以便能赢得新团体的忠诚，或随着外部条件变化也得到老团体的忠诚。”国家可以通过对意识形态的投资，使人们理解、支持制度变革，使制度变迁顺利，降低变迁成本，抑制“搭便车”行为，使制度变迁的成本内存化，从而节约变迁成本。
上述背景条件构成了作者的理论基础，经济环境的变化（如资源条件的变化、 相对价格的变化等）构成了推动产权变动的力量，产权变动向着减少制度费用的方向发展，政府依靠其暴力上的比较优势在其自身动机的约束下确认并执行有效产权，意识形态上的变革有助于降低经济组织成本，上述过程有效的解释了制度变迁的机制。
本文将着重探讨在1990年以后的全球化时期，本书所提出的制度理论对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解释力。
二、全球化时期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主要问题
全球化时期，国际政治经济学有一个不变的“核心议题”，即国际政治经济学最终是要研究经济的全球化与仍然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政治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冲突，以及研究如何管理和解决这些结构性矛盾和冲突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苏联解体，全球化掀起又一浪潮，国际经济和国内政治之间的联系明显增强，这一时期的全球化呈现出一些明显的特征：首先，在经济方面，以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为代表的全球多边经济组织努力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各种区域经济组织不断产生，一体化程度不断深化。第二，各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与合作，不仅在贸易方面有所拓展，在环境、疾病和公共健康（最典型的案例包括SARS和AIDS），和洗钱等方面的国际问题也凸显出来，这些政府无法控制的问题是需要通过国际机制和全球治理来解决的。第三，全球化产生了国际关系领域的开放经济政治问题，国际体系经济权力的分布也发生很大改变，除了发达国家通过国际机制进一步确保统一的开放市场之外，游离在全球经济体系之外的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也纷纷提出了加入这一体系的要求。同时，参与全球化体系的主体从民族国家拓展到跨国公司和利益集团。
针对这样的趋势，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主要问题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国际政治经济学90年代后最大的成果是借用经济学理论研究不同行为主体的经济利益如何影响其政策选择。很多学者已逐步走出国家与市场两分法、国内层次与国际层次相互割裂的狭隘研究视角，在国家、市场维度之外纳入“社会维度”，同时打通国际与国内层次。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主要问题由“国家——市场”转变为：“国家——市场——社会”。在新添加的社会层次上，最重要的是要研究社会集团，特别是私人利益集团与公共利益集团的作用。下图能够较为全面地概括1990年以后的全球化时期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主要问题：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主要问题包括国家、市场、社会三个层面，在国内层次中分别以国家、企业、国内利益集团为主体，在国际层次中分别以民族国家、跨国公司、国际组织（包括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为主体，同时，国内层次与国际层次相互交织，界线越来越模糊。
三、结论
根据以上的综合分析，笔者认为诺思的制度理论对于解释全球化时期（1990年至今）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主要问题具有可借鉴之处，具备一定解释力。
第一，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目前的主要流派来看，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全世界的范围内讨论民族国家与世界市场的互动关系，并将国际关系的发展动力归结为二者的相互作用。自由主义流派强调世界市场更多地塑造了民族国家的行为；现实主义流派认为民族国家对世界市场的形成贡献更大；激进主义流派则从公平、公正的角度，否定现有的民族国家与世界市场体系，试图推进不满足于现状的力量，完成意识形态上的进步。诺思所强调的推动经济史中结构变迁的因素——经济组织的形式、国家对新兴产权形式的界定、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构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三个流派关注的对象。
第二，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必须了解国内集团如何界定各自物质偏好，这些偏好又是如何被政治机制所加强的。这一问题涉及到两个研究方向：首先是国际层面与国内层面的互动；其次是制度与利益的互动。
在国家层面，从国家对产权结构界定的角度，诺思认为，国家既有动机建立适宜自己的产权结构以使得统治者获得的租金最大化，也有降低经济组织中的交易费用以使得社会产出最大的动机。由于国际政治经济学最终要研究的是经济全球化与仍然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政治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冲突，以及研究如何管理和解决这些结构性矛盾和冲突的问题，国家和政府需要以暴力规定产权组织形式，潜在地利用暴力来实现对资源的控制。
在市场层面，现代经济最基本的组织形式是市场与企业。民族国家在推动世界市场形成中起到了主要作用，而在全球化条件下世界市场对民族国家的行为有越来越大的塑造作用。跨国公司等企业成为世界市场上日益活跃的角色，它们以世界市场为舞台，又影响着世界市场的运行发展，对国家间关系也施加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甚至在国际意识形态和国际体制的变化与调整中也常常能看到跨国公司等企业的影子。
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全球化时期，社会集团的价值取向，特别是对全球化发展的认同程度，影响到国家、市场或公司的作用。全球化的发展带来产业结构的调整，带来了观念的分裂，基于利益与认同的利益集团的分化组合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全球化发展的一种反应。如何塑造社会的普遍认同，平衡不同利益集团，维护对外开放政策，成为对国家能力的重要挑战。诺斯的意识形态理论也解释了这些现象，并给出了解决方案：职业专门化引起意识形态差异，使得一直因种族（地理）差异而存在的意识形态差异变得更严重了，国家利用暴力规定了某种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并加以大力宣扬，限制其他非主流意识形态的生成和扩展，进而影响制度的选择、安排和变迁。
第三，“全球化在将来是会持续下去还是会重蹈历史的覆辙”是目前全球化面临的主要疑问之一，也是许多国际政治经济学者正在研究的课题。伊肯伯里和格里科两位学者指出，全球化是可以逆转的，全球化若使世界各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弱国穷国很可能封闭自己，为了保证国际体系的开放和稳定，需要国际经济制度和全球治理等多种方式作用。米尔纳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各国政府能否处理好推进全球化与保护民众免受全球化冲击之间的关系。
全球化时期，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些现象：关贸总协定的签订与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降低了由关税和种种非关税壁垒所引起的交易成本；货币互换安排降低了各国央行持有外国货币的成本；以欧盟为代表的地区性一体化组织降低了交易成本形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种种新现象。上述过程中，既有市场主体的推动作用，又涉及国家在新产权形式认定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与国家租在这一过程中的提高。诺思的制度理论主要是针对国内层面和历史层面来谈的，面对全球化，国际政治经济学完全可以将这一思想延伸到国际制度层面，也就是说制度费用在世界范围内的减少，可以成为推进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演变、全球产权结构转变的因素。这同样验证了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逻辑：“理性一无政府状态一合作一共同利益一制度协调”。
参考文献：
[1] 【美】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M].厉以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2] 【英】约瑟夫·格里科，【美】约翰·伊肯伯里.国家权力与世界市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3] 海伦·米尔纳（Helen.Milner）.全球化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趋势[J].国际政治研究，200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