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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的要素范文1
[关键词]索罗模型；内生增长模型；全要素生产率；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 F06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08）12－0063－05
引 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充分发挥区位优势，以金融市场开发、土地批租和吸引外资为三大投资动力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上海经济增长已连续十几年实现两位数增长，自1992年到2007年的16年中，平均增幅达到12.3％，已连续第15年保持两位数增长。2006年，在经济增长惯性推动和内生增长动力的驱动下，全年实现生产总值上海市生产总值（GDP）10,296.97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2%，2007年生产总值（GDP）12,001.16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3.3%。
顾国章等人研究了1952年到1998年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得出：1992年到1998年上海市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39.50%，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仍是第一位的，但1992～1998年间的技术进步贡献率要远高于1978～1998年间的技术进步贡献率[1]。他主要运用的是索罗增长模型，不存在规模经济。陈诗一认为近十多年来上海经济的高速增长是由第二、第三产业轮流推动的[2]；石磊在“解读上海经济”系列报告找那个指出：产业结构的升级导致上海经济的高速增长[3]。周亿粟通过对上海经济增长与就业的相关分析得出：上海的经济增长已经走上了主要靠资本和技术投人带动，而不是靠劳动投人，甚至可以减少劳动投人的阶段[4]。
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经历了主要依靠有形要素（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结构的优化配置以及制度上的创新所实现的经济增长之后，都面临着如何能够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问题。原则上讲，要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则需要实现从外延式增长方式向内涵式增长方式的转变，即从主要依靠要素数量的扩充转向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5][6][7]。那么，上海的经济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要素投入是否对经济增长还有拉动作用？出在何种发展阶段？上海的全要素生产率主要是由什么因素导致的？上海的研究和开发对全要素生产率贡献有多大？虽然一些学者研究了技术进步对上海经济增长的贡献，但并没有揭示出影响技术进步的要素是什么，经济处于何种发展阶段也是出于经济的直观判断。本文拟用传统的增长理论来确定上海的发展阶段和投入要素的弹性系数，用内生增长理论来研究全要素生产率的组成部分，从而回答上述问题。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索罗模型和内生增长模型，得出要素和研发在不同发展阶段对经济增长起不同作用的命题；第二部分为上海的实证分析；第三部分是结论。
一、经济增长模型
经济增长原因的研究，古典经济学家非常重视。亚当•斯密将经济增长的原因归于三个方面：自由市场、劳动分工和新机器形式的技术进步。随后李嘉图（DavidRicardo）、马克思(KarlMarx)、恩格斯(FriedrichEngels)等经济学家也研究了经济增长的原因。然而，在19世纪下半叶，新古典经济学派出现以后，该学派就不再把经济增长的三个方面视为重要问题，而转而去描绘亚当•斯密的第一个思想（竞争市场的作用），并选择了效用函数、无规模报酬的生产函数来得到经济增长的均衡结果。
对于斯密的第二个思想，最早作出贡献的是美国经济学家扬格，其核心思想为经济组织结构的演进和规模报酬，而新古典经济理论核心是资源配置和比较利益。舒尔茨也与扬格的思想一致（Schultz，1986），认为经济增长应源自劳动分工和递增规模报酬。卢卡斯（(Lucas)建立了一个动态模型来解释劳动分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Lucas，1986)，施蒂格利茨（Stiglitz）也建立了一个动态模型，解释为什么生产中的专业化和学习的专业化（教育）能促进经济的增长（Stiglitz，1986）[8]。
新古典经济学派及制度经济学派分别经济增长的原因，一为市场竞争，一为劳动分工与经济组织结构与制度的演进，却未将技术创新作为其直接推动经济增长的原因，新古典经济学派将技术进步作为外生的，制度经济学派将其掩盖在劳动分工之内，而真正将技术创新直接作为推进经济增长的原因除斯密外，最早要算马克思（马克思，1887），往后要算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1883－1950），他认为，技术创新就是企业家抓住市场机会重新组合生产要素的过程，一种创新通过扩散，会刺激大规模的投资，引起经济高涨；一旦投资机会消灭，便会转入经济衰退，由于创新的引进不是连续的、平稳的，而是时高时低的这就形成了经济波动周期[9]。
新古典经济学派、制度经济学派、技术创新学派分别从三个不同角度研究了经济增长的原因，但是每一个学派解释经济增长的原因不够全面。罗默于1986年提出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增长不是外部力量（如外生技术变化、人口增长），而是经济体系的内部力量（如内生技术变化）的产物。先后设计了两个增长模型，第一个模型是对阿罗的“边干边学”模型的修正与扩展，第二个模型将知识赋予一个完全内生化的解释，认为，知识是经济主体利润极大化的投资决策行为的产物，资本增长和技术进步是同步的[10]。经济增长理论开始出现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的趋势。
1.新古典模型――索洛－斯旺模型
索洛－斯旺模型包括四个变量：产量（Y），资本（K），劳动（L）和知识或劳动的有效性（A）。在任一时间里，经济中有一定量的资本、劳动和知识，而这些被结合起来生产产品。生产函数为：Y（t）=F(K(t),A(t),L(t))其中t表示时间，而且生产函数满足稻田条件 。资本、劳动和知识的初始水平被看作是既定的。劳动和知识以不变的速度增长：L(t)=L(0)ent，A(t)=A(0)ent，其中n和g为外生参数，分别表示劳动和知识的增长率。
由此变化图可得到，在0
由此模型可以得出如下这个命题：当一个国家或地区距离自己稳定状态越远时，经济增长越快，要素投入存在规模收益递增，这是表现为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很大；随着接近稳定状态，要素投入递增的程度会越来越小，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率作用会逐渐下降；从长期看，经济增长会等于外生的技术进步增长率，这时实际资本存量等于长期资本存量；当实际资本存量大于长期均衡的资本存量时，经济增长率会小于技术技术进步增长率，这时就应该减少资本存量。
2.内生增长模型
本论文使用的内生模型是在罗默、格罗斯曼、赫尔普曼、阿吉翁和豪伊特提出的研究和开发模型和宇泽弘文与卢卡斯人力资本模型的整合，并且借用学者韩廷春所构造的增长模型，以消除 “阿罗―罗默”模型中当时的知识水平直接将技术进步内生化却忽视了人力资本所体现的技术进步，和沿着“宇泽―卢卡斯”模型中强调人力资本要素对技术进步的作用却忽视了知识的增加 所体现的技术进步。本模型经济分成三个部门，即最终产品部门、人力资本部门及R&D部门。最终产品部门生产出用于消费的消费品（C）及用于生产的投资品（I）；人力资本部门生产出用于人力资本部门、R&D 部门及最终产品部门所使用的人力资本（H）；R&D 部门生产出用于最终产品部门及R&D 部门所使用的新技术、新发明和新设计，即R&D资本（R）[11]。最终的模型可用以下方程描述：
此式表明，经济的均衡增长率依赖于人力资本部门的生产效率(θ1)与R&D 部门的生产效率(θ2)的大小以及时间贴现率(ρ)的大小，与人力资本部门的生产效率及R&D 部门的生产效率成同方向变化，与时间贴现率成反方向变化。因此人力资本部门的生产效率及R&D 部门的生产效率越高，则经济增长率越高；现时的储蓄率越高（即人们推迟消费的耐心程度越大），则经济增长率越高。这里，尽管均衡增长率与人口或劳动力的增长率有关，但即使人口增长率(n)等于零或小于零，经济的持续增长仍是可能的。
通过内生增长理论的动态分析可得出这个命题：技术进步使生产曲线外移，长期均衡所需的资本存量就增大，这时实际资本存量要达到均衡所需的资本存量，就必须增大要素投入，那么在一段时间内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还会有一定的作用；即使实际资本存量达到均衡所需的资本存量，由于人力资本与R&D资本水平的不断提高，一个国家或地区也能够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
二、上海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1.数据来源及指标的选定
计算全要素生产率即对其进行分解所需要的数据是产出、资本投入、劳动投入、人力资本、技术交易额和R&D支出的时间序列数据，但上海人力资本的数据无法获得。所选用的数据为1990年到2007年，均来源于历年《上海统计年鉴统计年鉴》和《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并且按1990年不变价格进行换算。
资本投入量应为直接或间接构成生产能力的资本总存量(或简称资本存量)，它既包括直接生产和提供各种物质产品和劳务的各种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也包括为生活过程服务的各种服务及福利设施的资产，如住房等。在众多估算中国资本存量的研究中，贺菊煌(1992)的成果比较具有代表性，但由于资料的缺乏，本文拟从折旧总额中反推资产总额。一般说来，资产越多，折旧额与大，如为正比例关系，只要选定折旧率就可以推出资产总额。由于研究中最关心的是资本的弹性系数，只要折旧额和资产满足正比例关系，在作回归分析中，不同的折旧率对弹性系数是没有影响的。所以，在此不仿取折旧率为5％。就劳动投入指标而言，是指生产过程中实际投入的劳动量，用标准劳动强度的劳动时间来衡量。而在中国，由于正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时期，收入分配体制不尽合理和市场调节机制不够完善，而且我国目前尚缺乏必要的统计资料。因此，本文采用上海历年社会劳动者人数作为历年劳动投入量指标。其余的指标按对应统计年鉴指标的数据按1990年不变价格进行换算得到。
2.用索罗模型对上海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采用的基本模型为对数线性生产函数（即Cobb―Douglas生产函数）：
Ln(Yt)=γt+αLn(Kt)+βLn(Lt)+ut
其中，α,β分别是资本和劳动力的产出弹性，γ为外生的技术进步率，ut为随机变量。 在此基础上，做了四个回归，其中回归（1）包含资本、劳动和时间三个变量，回归（2）包含资本和时间两个变量，回归（3）包含劳动和时间两个变量，这三个模型均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4）为广义最小二乘法。所的结果如表1所示。
注：表中第一括号里的数字是对应系数的标准差，第二括号里的数字是对应系数t统计量的值。
由模型（1）可得出，资本不能通过t检验，而劳动通过了t检验，说明有可能资本和劳动存在着共线性。在模型（2）去掉劳动这个变量所的分析结果都通过了t检验，模型（3）去掉资本这个变量所的结果也通过了t检验，并且拟合优度都不错，从而说明资本和劳动确实存在着非常强的共线性。在运用索罗模型分析上海经济增长中，资本和劳动两个变量只能选择其一。由于在此分析中，劳动指标所用的数据是上海历年劳动力人数，而应该选用的是实际劳动的投入量，所以劳动这个指标含有较大的主观取舍，而资本的数据相对要客观得多，因此选用资本作为模型的变量。在前三个模型中，D-W没有通过统计检验，说明存在着序列相关。为消除序列相关，模型（4）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
从模型（4）得出，资本弹性系数为0.8891，说明要素投入的弹性系数没有大于1也没有等于1，考虑模型（1）将资本和劳动力系数相加所得为0.97，接近1。运用传统的增长理论可知，此时的实际资本存量略大于长期均衡的资本存量，如果资源属于有效配置，经济是不会处于这个阶段，因为如果经济短期处于这个阶段，要素投入会停止甚至减少，使要素的投入的弹性系数达到1。说明上海的资源配置比较合理，市场比较完善。
在模型（4）中，全要素生产率为0.0111，对上海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到10％，就是用模型（2）所得的全要素生产率，对上海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只有15％，和一些学者所得出的近40％，有非常大的差异。考察所运用的模型的差异可发现，这些学者都假定要素投入的弹性系数和为1，实际上这是一个很严格的假定，现实中一般不会是这种情况。而本文所作实证分析中没有这个假定，所以可认为本文的结果相对可靠些。当然所选用的数据年限、数据处理不同，也会导致的结果的不同，但这些不是主要因素。从分析结果可看出，上海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要素投入带动的。
3.用内生增长理论对上海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在内生增长理论中，将技术进步内生化。技术进步来源有两种：一是人力资本的提高，二是知识存量的增加。知识存量的增加是通过技术交易从外部获得和自身的研发而得到的。本文模型主要研究知识存量的增加所导致技术进步的相关因素，所运用的回归方程的基本模式如下：
Ln(Yt)=γt+αLn(Kt)+βLn(Lt)+ηLnR&Dt+ξLnTTt
+θLnR&Dt*LnTTt+ut
式中、α、β、η、ξ分别对应表示资本、劳动、技术交易额、研究和开发的弹性系数，γ反映制度等外部因素随时间变化对GDP的影响，θ反映了技术交易额与研究和开发的交互作用对GDP的影响，ut为随机变量[12]。在实际分析中，上述模型中的有些变量或存在共线性或不能通过t检验等一些问题，所以首先要做的是对上述模型变量的筛选。为此，作了（5）、（6）、（7）和（8）模型，如表2所示。
注：表中第一括号里的数字是对应系数的标准差，第二括号里的数字是对应系数t统计量的值。
模型（5）包含了所有的变量，可看出R&D和技术交易额的交互作用项系数非常小，t检验值也非常小。消去这个变量，就得到模型（6）的回归。从这个回归可看出，资本和劳动存在着共线性，两个变量只能选择其一。在这里选择资本变量，理由如前所述。在模型（7）就是消去资本这个变量所作的回归，时间变量的系数很小，t检验也很小。在本文的内生增长模型中，时间变量t 的系数所反映的是制度变化的等因素的量，不包含技术进步，也就是说此项系数是索罗模型中全要素生产率除去技术进步的剩余项。从回归结果可得出，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上海的制度等因素的变化很小，靠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大。除去时间和劳动变量，就得到回归（8）。模型（8）共包含四个变量：资本、R&D、技术交易额和研发与技术交易额的交互项，这些变量都能通过t检验。
为了更深入地研究研发与技术引进的关系，作了回归模型（9）和（10）。模型（9）中研发是滞后项，而模型（10）技术引进是滞后项。模型（11）是为了消除回归（9）中的自相关性，而采用的广义最小二乘法。所的结果如表3。
从（8）、（9）、（10）的模型可看出，无论研发和技术引进是否采取了滞后，还是谁先采取了滞后，研发和技术引进的交互相都为负值。这说明上海的研发和技术引进相互之间有挤出效应，也就是说自主研发就不会引进，同时技术引进就不再研发，没有形成良性互动关系。我们知道，相对全国来说虽然上海的经济技术水平属较高层次，但相对发达国家，经济技术水平属于落后的，所以对于落后的国家和地区，企业技术能力发展战略为：技术引进到消化吸收，再改进和创新。上海毫无疑问也应该采取如此战略，这个发展战略被日本和韩国等一些国家所采用，取得了非常好的经济效果。从这个发展战略来看，技术引进和研发是相辅相成，先技术引进，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研发，是提高当地技术水平，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的捷径。而从上海的实证分析中，却没有体现这种发展战略。
通过（11）式可得出，上海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21.3%，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78.7%。在技术进步中，研发对技术进步的贡献率为72.7%，技术引进的贡献率为52.5%，两者的交互项为－25.2%。上海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要素的投入带动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大，这和用索罗模型所作的结果是一致的。有前面的理论分析可知，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经过要素投入的增长阶段之后，必须靠技术进步来维持长期的经济增长。上海已经持续2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必须提高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的作用，才能避免重捣东南亚国家的覆辙。不少专家考察后发现，美国这些年来经济快速发展，是与美国从80年代开始的以发展高新技术为主的创新战略密切相关的；而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其根源之一也在于其经济发展依靠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而非依靠技术创新来实现。最为关键的是技术进步的来源模式。有理论分析可知，技术进步主要来源于技术引进和研究开发，对于后进国家和地区来说，缩短差距的捷径就是先引进再研发，形成技术引进和研发互相促进的关系。[13]但对上海的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所得的结果却是背道而驰的。所以，无论对政府和企业来说，都必须找到相应的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
三、结 论
从运用传统增长理论和内生经济增长量理论对上海经济增长的分析可得出如下结论：一是上海的经济增长是外延式的经济增长，是靠要素的投入得到的，技术进步对上海的经济增长的贡献较低，在现阶段还没有出现内涵式经济增长的拐点。二是在现阶段制度变迁对上海的经济增长的作用已微乎其微，也就是说在上海市场对要素资源配置比较完善。三是技术进步来源中的技术引进和研究开发相互脱节，没有达到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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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s, Technological Advancing and Resource of Shanghai′s Economic Growth
Ruan Min
(Center for Regulation & Competition,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Nanchang 330013,China)
经济增长的要素范文2
关键词：林业经济；要素投入；效应
中图分类号：[S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4-0-01
近几十年来，随着社会经济建设的不断加快，林业作为我国的基础性产业，在国家的经济发展，实现农村奔小康以及保护生态环境方面，发挥了显著的作用。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林业经济的增长水平也有了明显的提高。研究数据表明，我国的林业产业结构从1994年的58.4∶34.4∶7.1，增长到2009年代的45.3∶48.9∶9.1，如此明显的经济增长数据表明，我国的林业的产业结构得到优化。我国一些林业专家经过研究后表明，要素投入在林业经济增长的效应上贡献度上占有很大的比重。本文在一些已有的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对我国的林业经济增长效应情况进行分析，以期探讨要素投入对林业经济增长的效应程度。
一、理论基础和模型设置
经济的快速增长是全世界各国争相追求的目的，从经济学开始被研究以来，对于经济的增长的分析和研究一直没有间歇。从上个世纪以来，以哈多和索洛模型为代表的经济增长理论风靡一时，哈多模型主要强调投资的关键性，这种理论认为投资影响了经济增长的速率；而索洛模型主要采用的是将资本和劳动，融入外部的技术因素。这样经济的增长就可以归结成为资本，劳动力以及技术创新的增长效率之总。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美国一位著名的数学家和经济学家共同提出了所谓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被广泛利用于分析经济增长过程中资源“投入”和“产出”之间的数量关系。其本质模型表现为Y=ax1b1x2b2.在模型中a，b1，b2都是固定的参数，而且参数估计和其他代数方程相比，计算更为方便，由于数据的特性，计算分析结论更为准确。一般来说，若总和小于1的话，说明规模报酬递减，生产规模扩大的边际报酬也相应递减，如若总和大于1，结果则相反。但是因为林业作为我国的公益事业同时也是产业支柱之一，林业的经济增长的效应与政府政策的扶持和资金的注入有很大的关系[1]。
二、数据的收集和统计学的分析
1.数据的收集和整理。在以前林业经济增长的研究基础上，分析数据的特点，选择一些数据指标作为研究的变量条件。选择林业系统的岁末从业人员作为劳动因素投入指标；选择林业总产值成为林业经济快速增长产能指标；选择林业系统的资产总额和工资总值作为资本因素的参考，选择森林造林面积作为土地因素的投入参考指标，所有的数据选取的年限从1979-2006年之间。
由于数据的收集工作异常艰难，所以岁末林业从业人员总数主要包括林业系统中的国有和行政单位工作人员，此参考指标是优先指标，在这，做一个假设，假如林业系统的全部从业人员总数和所选择的参考指标有同比例关系，用资产投资和工资总数上资本投入参考指标也不详尽，在此基础上，假设替代指标与整体的林业资本投入却呈正比关系。由于数据的期限比较长，因此文章利用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分别对林业的资金投入参考指标和林业总产值进行价格不变的处理[2]。
2.林业总产值增长近况。一些研究数据表明，我国的林业总产值在研究期限内出现一种迅猛增长的节奏。从增长率来看，林业经济的增长速度跟我国的国民经济保持一种并肩起步性，但是其上下振动的程度要强于GDP，而在剔除价格因素中，2005年的林业总产值下滑至低于往年的年平均增长率，这一点与我国国民经济增长变化相同，从而说明我国的林业经济的增长很大程度上要看全国的经济发展背景。
3.林业要素投入情况
3.1人工造林面积的变化。总体来说，我国的人工造林面积并没有出现非常突出的增减形势，年均造林面积约为370.88万平方千米，但是我国的人工造林面积也经过了几次比较明显的改变。第一次在1981-1983年，造林面积差不多出现有超过25%的变化，从历史上我们了解，这是因为受到上个世纪80年代所进行的林业政策的积极推动影响，导致人工造林面积出现一个比较迅猛的增长。另外一次是在2000-2003年之间，为响应我国实行退耕还林政策，人工造林面积出现进一步的扩大。
3.2劳动力的数量起伏。在1985年到90世纪后期，林业经济的从业人员数量总和呈现一个稳定增长的态势， 但是自此以后，林业经济的从业人员数量出现了一个下滑递减的阶段，从2003年之后才开始回升，并逐渐稳定。这一变化与我国林业系统创新设备技术和公司进行改革，兼并重组等等有关，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我国的林业技术水平出现很大程度上的提高。
3.3资本总量和结构的变化。林业资本投入主要出现两个迅猛增长的阶段，一个是在1999-2003年的迅猛增长阶段，另外一个是从2005年以后开始呈现的爆发式的增长，从数据来看，二者有点类似。但是从结构上来分析，主要是国家政策对于林业经济不同阶段的支持所导致的结果。综上所述，要素投入表现出我国林业经济发展的环境和政府政策的支持力度，同时也是林业经济增长的动力，我国林业的快速发展与要素投入及外部经济环境影响和国家政策的扶持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
三、对策和建议
1.加强林业经济领域的科学技术投入。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创新性，加大对专业林业学校等科研组织的扶持力度，让林业技术不断得到发展和创新，增加对林业紧急增长的贡献率。
2.做好扩大人工造林面积工作。建立合理有效的林业系统，将造林的生态利益转化为经济利益，充分发挥科学技术水平，更加让林业的产出值得以提升。
3.增加对林业产业的资金投入力度。在坚持生态环保的林业政策基础上，积极引领社会金融资本进入林业经济发展圈里边，提高林业投资的全面水平[3]。
4.提高林业系统从业人员的工资水平。保障林业基层工作人员的基本利益，吸纳更多优良人才的加入林业经济建设中来。
四、结语
因此，通过上文的数据研究分析，要素投入对林业经济的发展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必须坚持要素投入在林业经济发展历程中的作用，加大资本，劳动力等等因素的投入，可以使经济增长朝着更好、更快的方向发展进步。
参考文献：
[1]石风光，李总植.要素投入，全要素生产率与地区经济差距-基于中国省区数据的实证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9，12（5）：20-26.
经济增长的要素范文3
关键词:印度经济增长; 要素投入; 制度红利
中图分类号:F11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12)09-0117-06
印度自1947年独立,到20世纪80年代初,其间经济发展缓慢,年均增长率约为3.5%,被嘲笑为“印度速度”。自80年代开始经济改革,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5%。1991年遭遇严重的国际收支危机,经济改革加速,90年代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5.7%。21世纪的前十年,经济继续快速增长,年均增长率在7.7%以上,特别是从2003—2008年,年均增长率达到9%。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增长率下降为6.8%,但2009年,迅速恢复为8.0%,2010年达到8.6%[1]。
然而,辉煌的过去并不必然预示光明的未来。在一段时期的高速增长之后,减速甚至停滞的例子,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并不鲜见。巴西在20世纪60—70年代,年均增长率达到9%,但到80—90年代,却陡降为2%。进入21世纪以来,其经济增长略有起色,但年均增速也只有3%多一点。另一个类似的例子是东南亚国家,这些国家在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一直没有恢复到金融危机之前的高速增长。
那么,印度经济的增长前景如何呢?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印度经济的增长势头能否继续保持呢?
一、要素投入:资本与劳动力
经济增长离不开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投入的增加。以下依次分析未来十年印度的资本和劳动力的增长情况。
首先是资本。资本的增长依赖于投资,而投资依赖于投资环境和储蓄率。在印度,有一个生机勃勃的本土企业家阶层,面对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巨大投资机会,这个阶层显示出强大的投资意愿和卓越的投资能力。因此,只要有便利的融资,就会有投资。而印度政府也确认了未来的经济增长以私人部门为主导,并承诺创造有利于投资的环境。
20世纪90年代初,印度国内储蓄率是23.7%,伴随经济改革带来的经济增长、收入增加以及人口的变化,2007年国内储蓄率急剧上升为36.4%。其后,由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内储蓄率有所下降,但2010年恢复至35%。到2020年左右国内储蓄率有望增加到37%—38%。2000年印度平均国内储蓄率约为31%。
除了国内储蓄之外,投资还可以由国外资本流入予以补充。印度的外国投资从2001年的40亿美元增加到2009年的370亿美元。伴随印度经济的进一步开放和全球投资者对印度投资的增加,未来印度有望吸引更多的全球投资。
更高的国内储蓄率和更多的国外资本流入,将使2010—2020年投资占GDP的比重比2000—2010年提高6.5—7个百分点,这对于获得更高的GDP增长率十分有利。
其次是劳动力。由于人口的变化趋势,未来三十年里,印度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将持续增加,而同时其他工业国以及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都将下降。预计到2028年,印度劳动年龄人口总数达到9.71亿,超过中国的9.56亿。而且,印度劳动年龄人口的年龄比中国的年轻,35—64岁(尤其是50—64岁)的人口,印度比中国少。印度的人口总抚养比从1970年的79下降到2005年的60,预计2025年将下降到48。目前印度被抚养人口中超过85%是幼龄人口(中国是67%)。到2035年,印度的幼龄被抚养人口依然是老龄被抚养人口的两倍(而届时中国每100个劳动年龄人口所抚养的老龄人口比幼龄人口多出10.8个)。2000年,1/3的印度人口低于15岁。到2020年,印度人口的平均年龄为29岁,而同期中国和美国为37岁,西欧为45岁,日本为48岁[2]。简而言之,在未来十年里,随着大批青壮劳动力进入劳动市场,印度将有机会收获“人口红利”,这对于经济增长十分有利。
但是,仅仅是劳动力数量上的增加,并不足以形成“人口红利”及经济增长的优势。而必须辅以优良的教育和技能训练、良好的健康状况以及足够的就业机会。在这方面,印度显然还有很大的不足,需要切实改善。
二、制度红利:经济改革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毋庸置疑,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的投入,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但是全要素的生产率也不可忽视。在20世纪60—70年代,资本和劳动力的加大投入,并没有给印度带来相应的经济增长,其原因就在于僵化的经济体制制约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高盛的研究显示,1960—2000年,印度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仅为0.25%,实施经济改革以来,这一数字增加到1.6%。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在20世纪80—90年代大约为25%。2003年以来,这一数字提高到近50%。这表明,近三十年以来的市场化改革显著地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的持续增长[3]。其他研究也有类似的结论[4]。
目前,印度的经济改革尚在半途,未来必须继续深化改革才能进一步释放制度红利。
第一,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当前,印度积极实施“东向政策”,以实现与东亚经济更加紧密的整合。作为东向政策的一部分,印度先后与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东盟及韩国签订了“全面经济合作协定”(其效果与自由贸易协定类似)。与日本的谈判已经结束。这些协议将保障关税在未来5—7年内稳步下降。
经济增长的要素范文4
关键词：全要素生产率；借用技术；代工生产；资本积累；增长质量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10)08-0014-06
一、引言
有学者研究发现，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由于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率都下降了。很多人据此认为，2002年以来中国新一轮高速经济增长的质量低下，是资本积累型经济增长，是粗放型增长，不可持续。这种观点在2006年以前相当盛行。之后，很多学者根据中国2004年经济普查的数据发现，新一轮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我国企业的资本回报率很高，企业盈利水平超过日本企业，逼近美国企业。换句话说，新一轮高速经济增长的质量其实很高，有其微观基础。
那么，新一轮经济高速增长的质量到底是高还是低呢?较低的全要素生产率与良好的企业资本回报率是否可以共存?中国最近一些年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贡献比率的相对下降，是有其历史阶段必然性，还是表明经济增长质量的下降?经济增长质量的判断标准，是全要素生产率，还是企业资本回报率呢?
二、无形资本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
克鲁格曼在1994年发表的《亚洲奇迹的神话》中，以当代东亚四小龙经济发展中全要素生产率贡献比率低下而断定这些经济体经济增长质量低下，不可持续。随后的亚洲金融危机似乎验证了克鲁格曼的说法。对此，郑玉歆(1999，2007)以及易纲、樊纲、李岩(2003)和林毅夫、任若恩(2006)等国内著名学者，对于用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经济增长的质量的不合理性作出了深入的探讨。他们明确指出，不考虑各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使用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率来衡量经济增长的质量，本身就是不合适的。
通常而言，全要素生产率是通过计算索洛剩余的方法求出来的。在最简单的经济增长核算中，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增长率-资本产出弹性×资本增长率-劳动产出弹性×劳动增长率。从表面上看来，索洛剩余似乎是产出减去所有要素投入后的剩余。
但实际上，正如很多学者所指出的，索洛剩余本质上是那些无形投入生产要素的贡献，需要企业、个人与全社会付出成本。当索洛等人在计算全要素生产率的时候，他们往往只是计算了有形生产要素的投入，也即有形的劳动投入与有形资本的投入，其索洛剩余中包含了大量无形资本投入的贡献，例如研发投入、教育投入(人力资本)、工人在岗培训投入、广告投入等。对整个经济体来说，全要素生产率贡献比率的提高，主要是表明教育、研发、卫生、制度变革等方面无形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比率的上升。约根森和格里利歇(1967)指出，作为索洛剩余的全要素生产率实际上只是一种计算上的误差，这个误差来自于对投入要素衡量的不准确，或者是因为某些对生产有贡献的要素没有被包括在生产函数中，如果把各种投入要素都包括在内并准确衡量，全要素生产率就会变为零。
根据刘遵义等(2004)的一项研究，由于1980年代以来研发支出占GDP的比例迅速增加，全要素生产率在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与新加坡三个经济体增长中的贡献比率大为上升，但是如果在增长核算中考虑研发投入的贡献，1995年之前的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比率就会接近于零。而西方发达国家在扣除研发投入的贡献后还有剩余，存在全要素生产率所表示的“技术进步”，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无形投入除了研发支出外，还包括品牌建设、商业方法研究、软件研究、管理研究等方面的无形资本投资。正是这些研发投入之外的无形资本投资产生了西方发达国家全要素生产率所表示的“技术进步”。
三、经济增长的阶段性与全要素生产率
由于索洛剩余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无形资本投入生产要素的贡献，因此并不能够主要根据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来衡量经济增长的质量。无形的投入仍然是投入，仍然需要付出成本。对于企业来说，衡量投资效率的指标是资金回报率，而不是全要素生产率。尤其是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衡量一个经济体的总体运行，从宏观上来说主要就是经济平稳、快速地增长，从微观上来说主要就是企业盈利状况良好。一个国家在其经济增长的较早阶段，把有限的资金大量投入到研发当中，无疑会提高该国无形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但是这种违背比较优势的赶超型发展战略，必然会降低该国的资金使用效率，降低经济增长率，降低企业的盈利水平，最终反而会降低整个国家的经济运行质量。
根据著名发展经济学家阿布拉莫维茨(1993)和速水佑次郎等人(1999)对美国和日本经济史的研究，两国在其现代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都经历了一个主要依靠资本积累的经济增长，有形资本的积累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全要素生产率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比率不大。只有等到经济进入了成熟阶段，教育、研发等无形资本投入取代有形资本积累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全要素生产率成为经济增长的首要因素。在实现这种转变之前，在资本一劳动比率急剧上升的快速工业化时期，由于资本收入份额的增加，两国甚至都还经历过一个全要素生产率对劳均产出增长贡献比率下降的快速经济增长阶段。
一般而言，一国快速工业化时期，往往也是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建设占GDP比例相当高的时期，这些建设需要大量的有形资本积累。由于这一部分有形资本积累对于产出增加的影响是长期的，其短期产出增长效应不大，造成产出一资本比例的下降，这必然也会导致短期内全要素生产率贡献比率的下降。美国在19世纪后半叶全要素生产率对人均产出增长贡献比率的下降，很大程度上与当时美国大量投资于铁路等资本密集型基础设施的建设紧密相关。这一阶段基础设施的大量投资，为下一个阶段的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在以后的时期，美国就可以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到教育、研发、卫生等无形资本的积累方面，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比率。从1890年以后，学校教育、研发等无形投入就取代了有形资本积累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全要素生产率对于人均产出增长的贡献比率超过了三分之二。
四、借用技术与全要素生产率
类似的历史经历在作为工业化后来者的日本表现得更加明显。当日本开始工业化的时候，人均资本非常低，有形资本积累对于日本的经济增长显得更为重要。劳均资本占有的快速增长对劳均产出增长的贡献比率超过了80％。在工业化快速进行、劳均资本快速增长的20世纪最初的20年，日本同样也经历了全要素生产率对劳均产出增长贡献比率相对下降的时期。
当美国在19世纪进行工业化的时候，美国与欧洲最发达的工业国家差距不大，有很多技术是美国自己研发出来的，因而全要素生产率在美国早期工业化时期劳均产出增加中的贡献比率仍然较高。而当日本快速进行工业化的时候，日本与欧美工业化国家的技术差距相当大，日本的技术进步主要依靠体现技术的机器设备的进口，其技术进步主要依靠有形资本的积累来获得，自主创新的成分相当稀少。尽管日本的技术水平在快速进步，但是全要素生产率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比率十分低下。
从1920年到1937年，日本快速的工业化渐进尾声，日本与欧美工业化国家的技术差距大为缩短，本国技术创新能力逐步培养起来，依靠体现技术进步的机器设备的进口来获得技术进步的重要性降低。到了这个阶段，全要素生产率对于劳均产出增长的贡献就达到了一半左右。
在自主创新获得技术进步的情况下，研发活动的无形资本投入的贡献不被计算到资本的贡献当中，而是被划归到全要素生产率所代表的技术进步当中，表现为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而在依靠进口技术获得技术进步的情况下，尤其是在通过进口体现技术的机器设备的条件下，为获得技术进步的设备购买投入被划归到资本生产要素的贡献，导致了追赶型工业化国家实际的快速技术进步与衡量技术进步的全要素生产率份额低下并存的情形。正因为这样，当代东亚四小龙在其快速经济追赶的时候，全要素生产率对人均产出增长的贡献比率大大低于西方发达国家，从而被克鲁格曼看作是依靠要素积累的经济增长和没有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
对于那些依靠引进技术来获得技术进步的追赶型经济体来说，他们从发达国家所引进的机器设备往往是根据发达国家的要素禀赋所创造设计的，往往是高度资本密集型而劳动节约型的，并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难以完全发挥这些机器设备的效能，并且造成劳均资本占有的过快增长，快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就必然会降低全要素生产率对劳均产出增长的贡献。㈣
对于曾经的日本、东亚四小龙与当前中国这样的追赶型高速发展经济体来说，快速的资本设备更新也是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低下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由于这些东亚经济体追求快速的技术进步，很多机器设备在尚未完全发挥其经济作用的情况下就被淘汰了，通过边干边学熟悉机器设备运行导致生产效率提高的作用远未得到有效利用，资本设备的利用不足，必然会造成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的下降。这种情况在新加坡与中国香港地区这两个城市经济体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根据艾尔文・扬(1992)的一项研究，由于新加坡政府追求技术的快速升级，很多先进设备尚未完全发挥作用就被淘汰，结果导致技术升级更为迅速的新加坡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十分低下，接近于零。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不如中国香港地区。
根据林毅夫和苏剑的研究，一个国家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与考察该国经济增长的期初阶段的人均GDP成正比。按照购买力平价换算成1990年美元，人均GDP每增加1000美元，平均而言，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率就增加2个百分点。
不过这个回归主要是考虑了横向对比。事实上，对于那些追赶型现代化国家来说，即便他们的人均收入水平已经达到较高水平，由于存在更加富有的技术领先国家，他们仍然是技术进口国家，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仍然比较低下。例如，日本在1958-1970年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按收入水平来说已经进入到成熟经济的阶段，但由于日本与美国之间存在很大技术差距，日本需要大量进口外国先进技术，因而全要素生产率对日本经济的贡献仍然不是很高，TFP对于劳均产出增长的贡献比率为54％，远低于1855―1915年英国的73％。
综上所述，速水佑次郎认为，对于那些主要依靠借用技术获得快速技术进步的追赶型后进国家来说，资本积累型的经济增长表现得更加典型，也更加持久。只有等到这些国家的技术水平逐渐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依靠借用技术获得技术进步的收益下降，这些国家不得不更多地依靠自己研发来获得技术进步，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才会成为最主要的部分。
五、当前关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争论
如前所述，很多研究认为，自199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率相对下降了，低于1980年代到1990年代中期，尽管最近几年有所回升。因而很多人据此认为2002年以来新一轮快速经济增长质量不高，是粗放型增长。随着2004年中国经济普查数据的公布，微观上发现我国企业盈利状况大幅度改善，宏观上GDP总量不仅没有如外界所猜测的被高估，反而是被低估，学术界的导向开始改变。王小鲁等人最近根据调整以后的数据重新进行了研究，认为1989-2007年扣除了人力资本改善后的我国全要素生产率，不仅没有低于1978-1988年水平(平均为2.66％)，反而更高。即便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资本积累的贡献比率有不小的上升，导致1999-2007年全要素生产率有所下降(平均为3.63％)，也仍然与1989-1998年水平(平均为3.74％)相差无几。
这些研究都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就是假定资本的收入份额不变。这与我国的现实情况有很大差距。根据我们现在的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者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在改革开放初期，劳动者收入的份额有所上升，进入1990年代以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劳动者收入的份额不断下降，资本的份额不断上升，表现为企业留存利润的比例不断上升。改革开放初期资本实际收入份额相对较低，采用统一的资本收入份额，例如说50％，就会导致资本增长贡献比率的高估，全要素生产率的低估。而进入1990年代后期以来，资本收入份额大幅度上升，仍然采用原来的资本收入份额，就会造成资本增长贡献比率的低估及全要素生产率的高估。
这一点很容易根据最简单的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公式推导出来。TFP=产出增长比率一资本收入份额×资本增长比率-人力资本收入份额×人力资本增长率，由于资本增长率在我国总是大幅度地高于人力资本增长率，资本收入份额的上升，造成“资本收入份额×资本增长比率”这一项的扩大幅度，超过“人力资本收入份额×人力资本增长率”这一部分的下降幅度，从而造成TFP的下降。
事实上，在美国19世纪后期、日本20世纪早期快速资本积累加速工业化的时期，两国资本收入份额都上升了，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率上升，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下降了。考虑到我国转轨经济的特殊情形，这一点就会更加明显。在改革开放的早期阶段，制度变革带来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会造成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随着制度改革红利的逐步降低，资源配置效率会逐步降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不断下降。加上前述资本收入份额上升、资本积累速度加快的影响，当前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下降，是完全有可能的，也是属于正常的，完全可以和同一时期企业微观经营效率上升并存。
六、对下一阶段我国TFP发展变化的展望
很多人认为，当前资本积累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是我国压低资本价格实施低利率政策的结果，造
成企业大量使用资本，而不是追求由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所代表的技术进步。正如林毅夫和苏剑所指出的，资金价格的下降，造成的主要是劳动与资金相对价格的改变，导致企业使用资本替代劳动。其后果主要是导致劳动使用型经济增长被资本使用型经济增长所取代，而不是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型增长被资本积累型经济增长所取代。
当前中国依靠有形资本积累来获得经济增长，主要是由当前中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所决定的。当前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加速阶段，基础设施建设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很高，并且由于这些基础设施的效益是长期的，短期内产出效益相对于资本投入的比率较低，必然会导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
当然，导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贡献偏低的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中国主要通过引进技术而不是通过自主研发来获得技术进步。这就导致我国快速技术进步的同时，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率却较低，被人们认为是缺少技术进步的粗放型经济增长。
当前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低，也与我国在全球国际分工所处的地位紧密相关。根据弗农所提出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当一种产品处于初创阶段的时候，主要是在发达国家进行生产，其产品的特征是人力资本密集与研发密集型，无形投入在这些产品的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因而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率较大。等到产品进入到标准化的成熟阶段，产品的生产逐渐进入到技术后进国家。产品到了成熟阶段以后，就成为了标准化的大规模生产产品，厂房与机器设备的重要性上升，使用熟练劳动力进行生产，产品研发与设计等无形投入的重要性下降，产品成为资本密集型产品。由于技术后进国家集中于标准化成熟产品的生产，因而有形资本积累对于技术后进国家的经济增长就变得非常重要，全要素生产率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比率较低。
经济增长的要素范文5
如何评价三大需求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传统方法是用三大需求要素增加量占GDP增加量的比重作为当年该要素对GDP增长的贡献度；然后用该要素贡献度乘以当年GDP增长率得出相应的贡献率。用公式表示即为：
要素贡献度＝要素增量／GDP增量×100％；
要素贡献率＝要素贡献度×GDP增长率。
基于传统方法，张雪松在《三大需求要素对我国GDP的贡献》一文（载《宏观经济研究》2003年第3期，下称张文）中，实证研究了我国最终消费、资本形成总额、净出口三大需求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由此得出结论：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最终消费需求对我国GDP的平均贡献度是60．09％，平均贡献率是6．42个百分点；资本形成总额对我国GDP的平均贡献度是37．10％，平均贡献率为4．46个百分点；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我国GDP的平均贡献度是2．82％，平均贡献率是0．12个百分点。由于受方法本身的约束，张文的研究成果不能很好地解释某些经济现象，如贸易顺差与GDP增长之间成“负相关”关系、净出口对经济的拉动往往与国民经济增长成反向运动趋势等现象。
传统方法在分析三大需求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时，主要是利用静态研究的方法，其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它没有反映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动态作用。具体来讲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净出口＝出口－进口，隐含的经济意义是出口和进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完全相反，出口拉动经济增长，进口对经济增长完全起阻碍作用。二是净出口没有反映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差异，不能反映进口和出口各自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三是净出口简单化了进口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没有反映进口和出口动态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践告诉我们，有些进口品对一年、两年或更长时间的经济增长存在着推动作用。可以说，仅仅利用净出口解释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传统方法的主要缺陷。
张文测算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0．12个百分点，贡献度2．82 ％，如果单纯从数字分析，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非常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实际上，我国对外依存度由1981年的15％上升到2002年的49％，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如果进口品属于国内需抑制需求的消费品，则这类进口会对国内需求产生挤出效应，阻碍国内经济增长；但是，如果进口品属于技术含量较高的投资品，则这种进口会带来国外技术的外部性，其技术的扩散效应和溢出对国内经济增长有较强的推动作用。显然，单纯利用净出口来解释进口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够充分，方法本身也不科学，有必要加以改进。我们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较好办法是用进口、出口两个经济变量分别讨论进口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和贡献率，而不是简单地利用净出口分析国外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张文关于三大需求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了很好的定性和定量分析，对我国如何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和效益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应予充分肯定。但美中不足的是，在定量分析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之后，关于进口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只进行了定性分析，给人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为此，这里提出一种分析三大需求要素对我国GDP贡献的新方法。
二、一种新的评价方法
我们利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首先测算需求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然后按贡献率与GDP增长率的比率计算该要素贡献度。其中，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等于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减去进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然后再加上进口对经济增长滞后推动作用的贡献率。与传统方法相比，新方法考虑了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滞后作用。
按支出法计算，国内生产总值（GDP）＝最终消费（cons）＋固定资产投资总额（inv）＋货物和服务出口（exp）－货物和服务进口（imp），对此恒等式一阶差分并对差分方程进行系列变换，并由此建立相应的计量经济学模型：
VGDPt ＝α1・Vconst ＋α2・Vinvt ＋α3・Vexpt ＋α4・Vimpt ＋εt
…………………………（1）
其中：VGDPt 、Vconst 、Vinvt 、Vexpt 和Vimpt 分别表示当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最终消费增长速度、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增长速度、货物和服务出口增长速度、货物和服务进口增长速度，αi（i＝1、2、3、4）为相应的系数， εt 是随机误差项。
由于统计资料没有完整的各年度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和进口的可比价格数据，我们采取如下的处理方法：利用净出口和进出口总值占当年GDP的比重分别推算进口值和出口值；当年价格下的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和进口占当年GDP的比重与可比价格下的比重分别相等，这种方法相当于对这4个经济变量都采用GDP缩减指数进行折算；在此基础上计算经济增长速度和4个变量的增长速度，如附表所示。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建立我国1983年至2002年经济增长关于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进出口需求增长速度模型如下：
VGDPt ＝0．730Vconst ＋0．234Vinvt ＋0．093Vexpt －0．059Vimpt
…………………………（2）
t统计量14．873 6．477 5．989 －3．560
R2＝0．909DW＝2．035 F＝53．387
变量及模型通过了统计和计量经济学检验。为论述简捷起见，在以后的篇幅中，不再罗列模型通过各种检验的过程和结果。
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进口对经济增长有滞后推动作用，可以考虑将进口增长速度的滞后变量引入模型。经系列计量经济学方法处理，建立模型如下：
VGDPt ＝0．709Vconst ＋0．216Vinvt ＋0．078Vexpt －0．045Vimpt
＋0．018Vimpt（－2）
…………………………（3）
其中，变量Vimpt（－2） 表示前两年的进口增长速度。
模型（3）中5个变量系数的经济含义分别是：国内消费增长1％，带动当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709个百分点；投资增长1％，带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216个百分点；货物和服务出口增长1％，带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078个百分点；货物和服务进口增长1％，引起当年国内生产总值负增长0．045个百分点；两年前进口增长1％，带动当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018个百分点。
模型（3）优于模型（2），其原因在于模型（3）是一个动态模型，较好地解释了进口对经济增长的动态作用：20年来，就平均水平而言，当年进口对经济增长起负作用，进口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要滞后两年，模型（3）比模型（2）更富有经济意义。
当数据选自1988年至2002年时，变量Vimpt 没有通过t检验，相应的增长速度模型如下：
VGDPt ＝0．677Vconst ＋0．195Vinvt ＋0．050Vexpt ＋0．037Vimpt（－2）
…………………………（4）
利用有关数据对模型（4）进行测算，结论如下：1988年至2002年，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5．90个百分点，贡献度62．8％；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1．92个百分点，贡献度为20．4％；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0．93个百分点，贡献度为9．8％；进口对经济增长的滞后作用平均两年，其贡献率为0．65个百分点，贡献度为7．0％；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1．58个百分点，贡献度为16．8％。
现根据以上模型及有关数据分不同时段测算三大需求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和贡献度，并与张文进行比较。为方便起见，分别以A 、B、C、D代表，结果如下：
传统算法与新的方法比较如下：
1990年和2001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指数分别为281．7和792．4。经计算，这12年的GDP平均增长速度为9．0％，而不是张文中的11．0％。另一方面，按可比价格计算，1990至2001年各年的GDP增长速度只有三年超过了11％，而且还比较靠前。GDP平均增长速度由各年度GDP增长速度乘以相应的权重，而权重直接由当年经济总量决定，因此这三年的权重都小于平均数。因为这个原因，两种方法所测算的贡献率没有可比性，但基本不影响贡献度的比较。
情形C与D （张文的结果）研究的时间跨度大致相同，两种测算方法关于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基本相同：张文为60．09％，本文为61．35％ ，相差不大；但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和贡献率相差较大：张文中测算的净出口对我国GDP的平均贡献度是2．82％，本文测算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为17．27％，相差较大的主要原因在于张文把进口和出口看成完全相反作用的两个变量、没有考虑进口对经济的滞后推动作用；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出现差异是因为随着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差异而相伴产生，按传统方法，张文扩大了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如果不考虑时间因素，A与D是等价的。这是因为情形A是模型（2）的结果，它是在传统方法上对相同的方程经过一系列恒等变换和使用相同数据回归所得，但模型（2）仅仅是新方法的模型之一，是一种静态模型，不优于动态模型（3）。
新方法以模型（3）为主要标志，其创新之处在于考虑了进口对经济增长的滞后推动作用，细化了进口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动态反映了进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客观描述了进口对经济的双重作用：进口对当年经济增长有负作用，但对经济增长有滞后的推动作用。
情形B和C显示：1983年至2002年的20年间，进口对经济增长的滞后推动作用按贡献度来计量，其数值为3．37％，最近的13年，这个数值已上升到7．15％，从一个侧面说明我国利用外资质量和进口品技术含量在不断提高；随着时间的向后推移，Vexpt的系数由0．078降到0．050，说明货物和服务的出口效益在逐渐下降；Vimpt（－2） 的系数由0．018上升到0．037，说明我国货物和服务的进口质量趋于上升。这个结论比较客观地反映了现阶段我国进出口实际：出口产品中科技含量低、附加值不高和资源型、劳动密集型等初级产品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而进口品相对是高附加值和科技含量高的产品。比如，2001年高新技术产品在我国出口中的比重为17．5％，而在进口中的比重为26．4％，相差9个百分点，逆差高达176亿美元；我国钢产量世界第一，2002年钢产量为18237万吨，但品种不足，低档次的建筑钢材占了一半以上，大量优质钢材、特殊钢材还要靠进口，全年进口钢材2230万吨。
利用动态模型分析我国进口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和贡献率，考虑了进口对经济增长的当年负效应和滞后两年时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在张文定性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对文中提到的“贸易顺差悖论”给予简单的补充解释：“贸易顺差悖论”出现的原因在于这种观点静态看待每年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没有动态考虑进口对经济增长的滞后推动作用，进一步的论证可以从模型和历史数据进行定量分析。
三、若干思考
综合来看，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平均在60％以上， Vconst的系数是Vinvt系数的3倍、是Vexpt系数的近10倍，说明提高消费需求的增长是促进经济增长最有效率的方式。投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一直在24％左右，表明我国投资增长的速度和规模基本是稳定的。模型和有关数据表明，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走低，尽管出口一直以较大速度增长，表明出口的经济效益在逐步降低。
本文不打算就如何提高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作更多地论述，因为在这两个方面基本已形成共识：国内需求是支撑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千方百计扩大内需是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必然选择；同时一定规模和速度的投资增长是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必要保证。本文基于我们所建立的动态模型提出几点建议：
1、Vexpt的系数由模型（3）中的0．078降为模型（4）中的0．050，表明我国货物和服务出口的质量在下降。因此，切实改变依靠出口数量增长推动出口和经济增长的粗放模式，提高出口商品附加值，使出口增长主要靠增加产品附加值、提高科技含量而不是依靠数量增长带动出口增长，既能节约我国有限的物质资源，又能促使我国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增长。
2、加大有利于提高我国劳动生产率的商品进口比重。总体上看，我国进口商品对经济增长有滞后两年的推动作用，带来的经济效益也有增大的趋势。直接引进相关国外先进设备和技术，充分利用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尽可能提高我国产品的技术含量，有利于我国跟踪和跟进国际先进技术，缩短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也有利于节约国内资源。
经济增长的要素范文6
关键词均衡经济增长科学发展观要素禀赋
三年以来,人民币汇率一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我国政府在三年多的时间里一直顶住国际上的巨大压力,坚持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今年7月下旬,人民币汇率从原来的1美元兑8.27人民币升值为1美元兑8.11人民币,同时人民币不再单纯钉住美元,而是改为钉住一揽子货币,并且可以在上下1.5%的范围内围绕1:8.11进行浮动。
然而,人民币小幅升值尽管在短期内缓解了升值的压力,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它在不远的将来仍然会浮现出来,这是由经济增长差异的内在规律决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也就意味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民币汇率会一直是困扰我国经济的一个重大问题,那么人民币汇率调整是否是必要的,它与科学发展观是否有内在的联系?要回答这些问题,就要理解汇率调整的影响,后者与政策调控的目标息息相关。
一、我国政策调控的目标
我国是个大国,人民币升值与否应该以是否有利于我国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实现科学发展观、是否有利于实现工业化、是否有利于宏观经济稳定为指针,既不能因国际压力而使人民币升值,也不应因国际上的政治压力和金融投机压力而维持现状。汇率制度改革和汇率水平调整会导致我国经济结构的变化,并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后者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它们是由我国经济的基本因素决定的,因此汇率改革和调整的进程必须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相适应。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一再强调,汇率调整“要按照内部改革的逻辑和内部需要解决的问题的压力,来设计我们所要进行的改革,不管是税收、利率还是汇率”,正是这个意思。
经济增长、价格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是政策调控的四大目标。由于存在着内在的冲突,它们不可能同时实现。经济增长的阶段不同、国情不同、形式不同都会影响政府对这些目标的偏好。当价格稳定更重要,当局就会偏好能够控制通货膨胀的政策工具,如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英美政府;当充分就业更重要,当局就会偏好能够促进就业的政策工具,如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当外部均衡相对于内部均衡更重要,这大体上只存在于那些规模比较小的经济体中,此时外部均衡实现与否是内部均衡实现与否的先决条件,这种情况下政府就会更偏好那些有利于外部均衡的政策工具;如果经济增长的要求压倒其他目标,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工具和选择就成为政府的首选,如二战后日本和韩国成功实施的产业政策。
由于政策目标之间的关系异常复杂,需要根据具体国情和经济增长的具体阶段对政策目标的选择进行具体分析。那么,我国的政策目标是什么呢?
我国的首要任务是实现经济的现代化,而现代化某种意义上就是工业化,实际上如果没有工业化,那么经济增长就缺乏坚实的基础。首先,工业化具有规模效应,而只有当经济增长具备相当规模的时候,占人口绝大部分的人群才会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其次,工业化是其它产业产生的基础和发展的动力。尽管在西方发达国家中,第二产业也即工业和建筑业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例越来越小,但它们无一例外是以发达的工业为基础的。没有发达的工业,人们的收入水平就会偏低,自然不会出现对服务业的需求;第三,工业化对其它产业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因为工业会为其它产业的发展提供更先进的设备,也会解放更多的工业人口和农业人口,他们会投身于第三产业,也会形成新的产业,这些都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经济增长不是绝对的,而是有条件的、受限制的。经济增长的第一个限制条件是通货膨胀,如果经济增长的速度过快,它必然会催生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会破坏长期经济增长的基础。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这种关系在我国也是存在的,超过资源承受能力的经济增长往往引起通货膨胀,而要控制通货膨胀就要部分地牺牲经济增长的速度,1988年和1992年的通货膨胀都造成了相当程度的经济动荡,不得不采取严厉的措施制止通胀的恶化以维护经济在合理水平上的增长。因此,经济增长的上限就是不催生通货膨胀的增长。
经济增长的第二个限制条件是就业率。尽管各国政府都追求充分就业,但充分就业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定义和比率,在不同的国家也有不同的要求。我国劳动力规模庞大,如何使更多的公民尽可能地享有工作的权利是政府不得不时时刻刻挂在心上的事情。显然,没有经济增长,也就没有就业。为了使就业率维持在某个水平上,就需要经济增长达到一定的水平。这也就同时决定了经济增长的下限,即使就业维持在某个水平之上的增长。
通货膨胀和就业是政策必须兼顾的两个目标,尽管有时候政策会偏向于其中的一个,但同时却不能不同时考虑另外一个,即如果为了控制通货膨胀造成的失业超出了一定的限度,就会引发社会问题;反之亦然,即如果为了促进就业而造成了恶性的通货膨胀,就会形成不稳定的预期,影响经济的长期增长。
由通货膨胀率决定的经济增长的上限和由失业率决定的经济增长的下限会构成一个闭区间,可以将处于这个区间内的经济增长定义为均衡经济增长。当经济处于均衡增长状态,既不会导致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也不会导致经济衰退和大规模失业,这就是均衡的含义所在,它是平稳的经济增长,是在比较长的时期内能够持续的经济增长。均衡经济增长意味着经济增长的模式与要素禀赋是一致的,因为只有与要素禀赋相一致,经济增长才会是最集约、付出成本最小的。经济增长也才既不会催生通货膨胀,也不会导致高失业率,它既能保证经济增长的速度,也能保证经济增长的质量,从而是可持续的。从这个角度讲,均衡经济增长就是与科学发展观相一致的经济增长。
当然,经济增长会改变要素禀赋,经济增长的方式应该随着要素禀赋的变迁而改变。均衡经济增长不但是与要素禀赋相适应的经济增长,而且应该是随着要素禀赋变迁而变化的经济增长,这也就是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经济增长。
将经济增长与价格以及就业联系起来并非是我们的首创,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弗里德曼(1968)和费尔普斯(1967)就分别独立地提出了自然失业率的概念,这实际上是限定了经济增长的上限;后来,莫迪利亚尼(1975)又提出了“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NAIRU)的概念,它是指不催生通货膨胀或者不使通货膨胀趋于恶化的失业率,它同样是规定了经济增长的上限。我们提出的均衡经济增长与自然失业率和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区别。相同之处在于都结合通货膨胀和失业率来规定经济增长,即经济增长都是有条件的受到限制的经济增长。区别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不但规定了经济增长的上限,还规定了经济增长的下限,这是根据我国国情对经典的自然失业率和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理论的发展;二是价格和就业不再完全是一体的,而是分别规定了经济增长的上限和下限,这样就避免了菲利普斯曲线斜率变化的影响,可以使政策工具的选择更灵活。
二、汇率调整有利于科学发展观的实现
在开放经济下,要素的供需不仅仅由国内要素的价格所决定,还会受到汇率的影响。汇率是决定国内外要素相对价格的最重要因素,不同汇率水平下,国内外要素的相对价格是大不一样的。由于均衡经济增长是一个区间,与经济基本面(我们称它为要素禀赋)相对应的最合适的汇率水平必定也是一个区间,并且是有限的区间,这个区间对应[的汇率可以定义为均衡汇率。如果现实世界中的汇率处于区间内,那它就是与经济基本面相一致的,是不偏离的;如果它处于区间之外,那么汇率就与经济基本面不相一致,是偏离的;距离区间越远,偏离程度越大,国内外要素价格的差异也就越大。国内外要素价格的偏离,就会出现对要素进行套汇的空间,对国内外要素的需求就会出现差异。
要素禀赋是不断变化的,象我国这种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要素禀赋变化得尤其剧烈而快速。
经济增长初期,由于资本等要素相对稀缺,劳动力和资源是相对丰裕的,为吸引资本、技术、知识等经济增长必需的要素的一个可行的选择是低估本币,以外币计价的本国劳动和资源的价格相对便宜,这就会吸引其它要素进入本国,也会促进本国资源的利用,这种经济增长是由最初的要素禀赋决定的。
经济增长的过程同时也是改变要素禀赋的过程。经济增长会降低资本、技术和组织管理等要素的稀缺性,同时提高资源的稀缺性。这种相对变化必然会改变不同要素包括资本、劳动力、科学技术和资源等的相对比价,也只有要素的相对比价随着要素禀赋的变迁而变化,它才能使资源实现最优配置。
然而,在固定汇率制度下,汇率是相对稳定的,其调整必然会滞后于要素禀赋的变迁,这就会使国内外要素的价格出现偏离,这种偏离就产生了对要素套汇的空间。当本国要素价格偏低,本国资源是套汇的对象,会导致对本国资源的过度利用,并导致经济的过热;当本国要素价格偏高,外国资源是套汇的对象,本国经济又会陷入萧条。这就意味着,汇率的不适当定值是宏观经济波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国自2002年以来的经济过热是国内要素价格偏低的结果,其传导机制有两种:(1)将低估资源用于出口的机制。当资源价格低估,将资源用于生产贸易品出口到国际市场上就会因要素价格的低估而享有价格优势,这必然会促进贸易品部门的发展,也会促进出口的增加,结果会出现持续的贸易顺差。(2)FDI对资源进行套汇的机制。由于资源价格是低估的,FDI就会积极流入本国以对资源进行套汇,尤其会大量进入贸易品部门,因为这可以对资源价格低估进行双重的套汇。这两种机制的共同结果是对国内资源的过度使用,这显然是不可持续的,从而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背道而驰。
汇率调整可以矫正要素价格和要素禀赋之间的关系,使要素价格能够反映要素禀赋的现状,使要素禀赋能够得到最有效最集约地利用。具体说来,如果汇率不根据要素禀赋的变迁而调整,那么以前不怎么稀缺现在却很稀缺的资源如原材料,由于其国内价格与国际价格的差异,就会受到过度使用,未来可能需要付出更多的成本进口目前正在过度使用的资源,这必然会危及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相反,以前由于资本相对缺乏而不能满足的需求,如专利和科学技术在汇率不进行调整的情况下,它们的人民币价格必然会较高,这就需要花费较多的资源才能换得回来,这对于科学技术的利用从而经济结构升级是不利的。显然,汇率调整是使要素价格与要素禀赋相适应从而使各种要素都能得到有效利用的重要条件,从而也是实现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方面。
或许有人认为,汇率低估会使我国的贸易顺差增大,这就相当于持有更多的对国外资源的要求权,可以在国际市场上购买原材料,以此保证我国经济增长所需资源的供给。然而,现实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市场经济体系下,经济主体必然是以利润为导向的,人民币汇率低估的必然结果是我国资源的价格低于国际市场上同类资源的价格,这就会产生套汇的空间,是不同于对货币性资产套汇的对实物性资产的套汇,这种套汇方式更多地集中于贸易品部门,因为成本是用人民币计价,而销售价格却可以用外币如美元计价,这里面除了由市场决定的平均利润外,还有不同货币计价产生的套汇利润,这必然会导致对本国资源的滥用,而不可能依靠利用国际市场上的资源维持经济增长。
由此可以推论,并不是任何类型的贸易顺差都是有利的,只有那些有利于提高经济可持续增长能力从而能够促进科学发展观实现的贸易顺差才是有利的;并非任何类型的汇率低估都是有利的,只有那些能够提高经济可持续增长能力从而能够促进科学发展观实现的汇率低估才是有利的;在汇率低估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增长时,就要选择汇率升值,通过汇率调整促进科学发展观的实现。
三、人民币升值的影响与政策建议
我国的贸易依存度一直是比较高的,一直稳定在40%左右,这就意味着人民币汇率升值主要通过对进出口部门的冲击影响我国经济,而这种冲击又主要集中在出口部门。因为我国对进口品的需求弹性比较小,而外国对我国出口品的需求弹性却比较大,汇率小幅度升值对进口的影响要小于对出口的影响。
笔者事前曾经就人民币汇率变动对进出口部门尤其是出口部门的冲击作了小范围调研。比较普遍的看法是人民币升值尽管会加大出口成本,但幅度在10%以内不会造成根本性影响。由此可见,尽管汇率升值对出口的影响要大于对进口的影响,但2%的升值是我国出口部门能够承受的。然而,他们又都表示,尽管小幅升值不可怕,但汇率浮动却是他们难以承受的,因为我国缺少成熟的外汇市场,也缺少相应的避险工具,汇率波动让他们很难锁定成本,而如果不能锁定成本,收益就是很不确定的。
显然,汇率制度由原先钉住美元改为钉住一揽子货币并允许在较大的范围内进行浮动对出口商的影响要远大于2%升值的影响。以前,中央银行承担了全部的汇率风险,企业可以集中精力做好产品和市场开发。现在,中央银行将一部分汇率风险分散给了企业,这尽管对于长远的人民币外汇市场的建立有积极意义,但企业在目前的情况下却很难通过远期交易锁定生产成本,因此会时刻面临着汇率变动的冲击。这种冲击并不会因为汇率波动幅度较小而可以忽略不计,因为企业经营的绩效是按照“年”这个单位来计算的,但汇率波动却时刻都在发生
着,企业经营的绩效是按“年”这个单位来计算的,但汇率波动却时刻都在发生着,企业经营的成本也就时刻在变,如果企业总是在高点买入而在低卖出,那累积起来的损失也是非常可观的。因此,企业就不可能完全不顾汇率波动而只关心经营、开发和销售这些实际事务,还要关心货币事务。
我国现代化的关键是生产能力的形成,这又必须依靠企业的壮大。汇率升值尽管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但汇率波动显然不利于企业经营。由于未来20年是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如何采取有力措施冲销汇率波动的影响,从而为企业成长创造一个平稳的货币环境,促进经济稳定增长是我国面临的重大课题。
首先,为了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实现更集约的经济增长,促进科学发展观的实现,要灵活利用汇率工具。具体而言,就是在时机成熟时主动小幅升值,同时辅之以利率小幅调整的货币政策,使人民币汇率在经济的稳定增长过程中稳定地升值。汇率升值不是坏事,它是对有效率经济增长的褒奖,汇率贬值才是对低效增长和不增长的惩罚。
其次,要致力于建设一个有一定深度和广度的外汇市场。所谓深度,就是市场规模应该足够大,不是一般规模的资金就能控制、操纵得了的,这样才有利于汇率稳定;所谓广度,就是市场覆盖面要足够广,交易主体是多元化的,只有这样,预期才不至于是同一方向的,只有当预期是多元的且能在某种程度上互相抵消时,预期才可能是稳定的,它对经济的冲击也才会最小(李天栋等,2004,2005)。有一定广度和深度的外汇市场是企业能够避险的必要条件。
再次,要致力于金融工具的建设,只有当金融工具是多样化的,既能覆盖即期交易,也能覆盖远期交易时,企业才能通过外汇市场进行避险(李天栋等,2004)。其中,远期金融工具尤其重要,因为它是锁定成本、规避汇率风险的主要工具。目前,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其它股份制银行如招商银行都可以进行远期交易,但是,目前的问题是品种单一、市场规模小,当[然,企业缺乏相关意识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尽管汇率制度改革对企业有许多负面影响,但却能够促使企业更多地关注汇率风险,也有利于外汇市场、交易主体和金融工具的培育。当然,企业也会有一个逐步适应的过程,政府一方面要实行积极而稳定的汇率政策,避免汇率剧烈波动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要着力创造能够平滑汇率波动的外汇市场和金融工具。只有这样,企业才能够适应汇率升值和波动的影响,也才能保障现代化的实现。
四、结论
本文结合我国国情提出政策目标是实现均衡经济增长的观点,它是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的经济增长。然后,本文分析了汇率调整与均衡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论是汇率升值能够促进均衡经济增长,从而有利于科学发展观的实现。最后,本文分析了汇率及其制度调整的影响,并在政策搭配和制度建设方面提出了应对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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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天栋、柯梅:《FDI、预期与汇率稳定》,《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4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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