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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范文1
关键词：人口控制；人口素质提高；经济增长；系统动力学；扩展生产函数模型
中图分类号：F2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70（2014）03-0023-10
基金项目：国家人口计生委研究课题“提高人口素质对我国经济发展贡献率的定量研究”（201006）；济南市第六次人口普查研究课题“济南市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研究”（201203）；青岛市人口计生委研究课题“青岛市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研究”（201103）。
作者简介：李新运，男，山东菏泽人，山东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管理决策理论与方法；马俏俏，女，山东临沂人，山东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吴学锰，男，山东滨州人，山东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研究方向：产业经济；史纪慧，女，山东临沂人，山东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研究方向：计量经济。
一、问题的提出
区域人口发展的主要任务包括人口数量的控制和人口素质的提高，这两个方面都会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明显的影响。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978年的12‰下降到2012年的4.95‰，大专及以上文化人口比重由1982年的6.15‰增长到2010年的89.30‰，而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23倍。一方面，人口增长的有效控制缓解了人口过多对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所造成的压力，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人口素质的提高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进步，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但是人口增长率的下降对经济增长究竟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人口素质的提高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究竟有多大？目前对这两个问题少有深入的研究，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因此定量测算区域人口控制和人口素质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人口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人口经济学家研究的焦点，本文根据所分析问题的特点，对相关研究进行归纳，总结为三个方面：①人口与经济发展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Bloom等[1]研究了世界范围内人口变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并讨论了年龄结构的变化对各项政策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张广海等[2]运用区域重心和地理集中指数等方法，对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2000-2010年的人口和GDP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经济区人口与经济的耦合特征，并通过不一致指数对经济区发展类型进行划分；李新运等[3]通过构建经济社会发展人口承载力指标体系，对山东省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人口承载力进行估算，并对人口承载力的盈余情况进行分析；郑萌萌[4]突破人口老龄化负面影响的惯性思维，分析了我国未来劳动力变化趋势对经济转型的推动作用，合理预计了我国未来劳动力的发展趋势。②人口控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研究。李建民等[5]运用经济计量方法，建立了人口―经济运行动态模型，从人口作为消费者影响资本积累和作为劳动者影响生产两方面入手，研究了中国人口生育率下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此后周德禄等[6]又运用类似的方法，模拟得出人口控制条件下山东省宏观经济可能的发展状况，然后将模拟结果与实际数据相比较，判定了人口控制对山东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③人口素质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研究。蔡增正[7]将教育的全部作用与外溢作用模型化，然后分别估计它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表明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而具实质性；刘林等[8]采用丹尼森和麦迪逊的算法，计算了中国1982-1990年间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发现中国的高等教育贡献率非常低；蔡P[9]从人口红利的角度讨论了人口因素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
从已有研究看出：①有关人口与经济发展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起步较早，近年来不少学者对二者的关联关系、因果关系、数量关系等进行了各种实证分析，而有关人口控制和人口素质提高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研究则相对较少；②通过建立联立方程组模型来研究人口控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可以表示出互动关系，但主要分析的是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在动态模拟方面明显不足；③对人口素质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往往集中在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测度，关于人口素质综合指数对经济发展贡献率的研究则相对较少。
为了定量测算区域人口控制和人口素质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分别提出了基于系统动力学模型的人口控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测算模型和采用扩展生产函数模型测算人口素质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测算模型，并以济南市为例进行实证研究，分别测算1978-1990，1978-2000、1978-2011三个时间段内，济南市人口控制和人口素质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验证测算方法的可行性。
二、研究方法
系统动力学作为主要进行仿真预测的分析方法可以很好的模拟不实行人口控制政策时的人口和经济发展状况，通过把模拟结果与实际的区域经济增长状况相比较，推导出区域人口控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生产函数模型往往被用来定量分析和解释经济发展过程中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本研究通过对各项人口素质指标加权求和求出人口素质综合指数，进而将其作为一个单独的因子带入生产函数模型，直观的测度人口素质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一）人口控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测算方法
1.人口―经济发展因果关系图
人口―经济发展系统动力学模型主要涉及到人口发展和经济发展两个子系统，虽然它们是不同领域的概念，各有其自身变化的客观规律，但是作为一个完整系统的组成部分，各子系统及其内部众多变量之间连锁互动，具有复杂的因果关系。系统动力学认为系统可以抽象成具有多重反馈回路的机制，因果关系图正是表示系统反馈结构的重要工具。
建立系统的因果关系图，关键在于分析系统中的要素，以及要素之间的关系。因为本课题主要是模拟在不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下，即不控制人口数量时的经济发展情况，所以人口发展子系统中，主要选取了能够影响并反映人口数量变化的相关指标，如人口总量、出生率、死亡率以及机械增长率等。经济发展子系统中，人口数量控制的目的就是促进社会进步、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目前大多以GDP来作为描述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综合水平的通用指标，同时在经济增长中，资本也是重要的经济要素，资本投入和积累决定着经济规模，因此在经济发展模块中主要选取GDP、人均消费支出、总消费、总投资、固定资产投资、固定资产存量以及GDP增长率等能够反映一个地区经济实力和经济发展潜力的变量。
人口―经济发展系统具有比较复杂的因果关系：首先，人口数量本身同时受人口机械增长率、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影响，人口控制主要通过控制总和生育率来降低出生率，从而达到控制人口数量的目的。其次，人口可以分别从两方面影响经济增长。一方面从人是消费者入手，人口数量增加会消耗更多的资源，从而使得消费增加，在地区生产总值一定的条件下，消费增加，投资就会减少，通过固定资产存量又会受到投资的制约，因此固定资产存量与人口数量呈反方向变化；另一方面从人是生产者入手，假设从业人员占总人口数量的比例不变，则从业人员数量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呈增长趋势，从业人员的增加又会促进经济的增长，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地区生产总值与人口数量呈同方向变化。最后，经济发展子系统内部固定资产存量与地区生产总值之间也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地区生产总值通过影响投资而影响固定资产存量，固定资产存量的增加也会促进地区生产总值的提高。
四、结论及分析
本文分别提出了基于系统模拟的区域人口控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测算方法和采用扩展生产函数模型计算人口素质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的测算方法，并以济南市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总体来讲，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可以概括为以下两点：
1.研究方法是科学合理的，本文所提贡献率测算模型均是在查阅大量文献和相关书籍的基础上，经反复讨论确定的；以济南市为例所进行的实证研究结果符合济南市的实际发展状况，是比较合理的，这也验证了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和适用性。
2.从济南市的实证研究结果可知，人口数量的控制和人口素质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非常显著的，且随着时间的延长，贡献率呈增长的趋势。在现阶段我国拥有13亿多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巨大的国情下，需继续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同时，关注人口文化素质、身体素质和道德素质的全面发展，以应对未来时代的挑战。
另外，本文的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人口―经济发展系统动力学模型中考虑的因素仍然不够全面，例如人口发展子系统中，在以后的研究中我们将进一步加入人口结构与人口分布等因素，经济的增长也会相应受到环境、资源、科技和教育的影响；相关参数设置时的一些前提条件在实际中也不一定像我们假设的那样乐观，对于这个问题还有待开展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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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范文2
自1986年Romer提出了内生化经济增长理论[2](EndogenousGrowthTheory)以来,人们开始把技术进步、政府支出、研究与开发(R&D)和人力资本(包括教育投入)当作内生变量,纳入经济增长模型中,这不同于以Solow(1956)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内生化经济增长理论为研究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基础。但是,教育投入是否可以作为内生变量,纳入生产函数中,值得讨论。一国的教育发展水平、教育供求状况受该国资本量、人口数量、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承受能力的制约,但更主要的是受国家的公共政策和人民的教育需求所左右。从教育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上看,它不是内生于经济系统之中,不能在经济领域得到充分解释,但是它又对经济系统产生较大的促进作用。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通过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和劳动生产率而间接实现的,劳动者教育水平的提高是促使劳动力质量提高的源泉。各国学者用于表示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尺度有多种,其中计算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的贡献比例,即计算由教育这个要素投入所带来的那部分国民产值的增长速度(Ye)占国民产值总增长速度(Y)的比例(Ye/Y),是比较受欢迎的方法,丹尼森、麦迪逊等美国学者所采用的方法,主要从这个方面入手来衡量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计算中国教育对经济增长率贡献的基本模型如下所述:假设土地数量没有变化,导致经济增长的因素抽象为资本(K)、劳动(L)和技术进步率(A),K、L可以相互替代,且能以可变的比例组合。又假设经济发展处于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要素都以其边际产品作为报酬,规模报酬保持不变。那么,在时间t范围内变化的中性技术进步的产出增长模型可以被构造为:Yt=Atf(Kt,Lt)同时,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obb-Douglasproductionfunction)为:Yt=AtKαtLβt考虑到教育因素对劳动力质量的作用,教育的作用相当于使初始劳动力投入成倍地增加,因此,可以把Lt分解为初始劳动力(Lot)与教育投入(Et)的乘积,这样,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可以表示为:Yt=AtKαt(LotEt)β,对该式两边取自然对数之后,再求时间t的全导数,然后用差分方程近似代替微分方程,于是得:y=a+αk+βlo+βe,这里y代表年经济增长率,α为产出的资本投入弹性,k为资本投入的年增长率,β为产出的劳动投入弹性,α+β=1,l0为初始劳动力投入的年增长率,e为教育投入年增长率。那么,教育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可以表示为:Re=βe/y。本文y为GNP的年增长率,e为根据从业人员人均受教育年限计算出的教育综合指数的年增长率。在假设条件成立的情况下,β为劳动所得在总产出中所占的比重,α为资本所得在总产出中所占的比重,α、β系数值在不同国家的不同时期是不同的。美国数学家C.W.Cobb和P.H.Douglas根据美国20世纪初期20多年的数据推算出,α为0•25,β为0•75。
我国学者周天勇[3]分析了1953—1990年间我国国民收入的产出结果,得出α为0•8178,β为0•1093,α+β<1,说明这期间我国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比较小的,我国还处于资本消耗为主的外延扩大式的经济增长,并且规模收益呈递减趋势。目前,β系数的确定方法有三种:一是在市场经济充分竞争、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前提下,劳动力的工资率等于其边际产品,工资总额与国民收入之比就是劳动对产出的弹性。这是西方学者普遍采用的方法。二是投入量比例法。用劳动投入量占总投入量的比例作为劳动的产出弹性的“替代物”,这种方法容易做到,但缺乏科学性。因为劳动的产出弹性是指一定时期内产出的变动率与劳动量投入的变动率的比率。劳动投入量占总投入量的比例毕竟不是边际量之间的对比。三是时间序列回归法。在科布—道格拉斯函数基础上,构造回归模型:lnY=lnA+αlnK+βlnL,分别求出α和β的数值。麦迪逊采用第一种算法,得出β系数值为0•7。为了增加计算结果的可比性,本文采用麦迪逊的β系数值[4],即β=0•7,也就是认为劳动对产出的弹性为0•7,即认为劳动投入每增加1%,产出增加量为0•7%。在我国,实际β值可能低于0•7。
二、计算我国高等教育的贡献率
由于最近几年我国从业人员人均各级教育年限的准确数据无法得到,所以,只能依靠我国1982年、1990年两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根据上述模型,计算出我国1982年—1990年间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率。第一步,分别计算1982年、1990年从业人员人均教育综合指数。用教育综合指数代表由于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带来的劳动投入量。根据1982—1990年间接受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从业人员的平均收入差别,推断出中等教育毕业生劳动生产率是初等的1•4倍,高等教育毕业生的劳动生产率是初等的2倍。这里也可以把1、1•4、2看作是接受初等、中等、高等教育所提高的劳动力质量折算为劳动力数量的系数,而把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看作是权数,据此计算出劳动力人均教育综合指数。参见,根据我国1982年和1990年两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整理计算得出,1982年我国从业人员人均初等、中等和高等受教育年限分别为:4•308,1•81,0•035①;1990年我国从业人员人均初等、中等和高等受教育年限分别为:4•98,2•13,0.075。1982年平均教育综合指数为E0=4•308+1•4×1•81+2×0•035=6•912。1990年平均教育综合指数为E1=4•98+1•4×2•13+2×0.075=8.112。第二步,计算起止年间人均初等、中等、高等教育指数年增长率和教育综合指数平均年增长率(e)。采用几何平均法,公式为:e=(E1/E0)(1/n)-1,其中,n为终止年与起始年之间的间隔年限。
按上述公式计算,我国1982—1990年间初等教育指数年平均增长率为1•828%,中等为2•056%,高等为9•995%,可见,高等教育指数增长速度最快,它对教育综合指数年平均增长率的贡献应该最大,但是由于高等教育人均教育年限在数量上很小,采用麦迪逊的算法,我国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贡献不会大。我国1982—1990年间教育综合指数年平均增长率e=(8•112/6•912)(1/8)-1=2•02%。由于工资的差别,进而劳动生产率的差别,是众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个人的天赋素质、家庭背景、勤奋努力程度等都会导致工资或个人收入的差别,只有一部分差别可以归因于所受正规教育的不同,而且,劳动力质量、素质、技能的提高也不能完全归因于正规教育,因此,按照丹尼森等西方学者通行的算法,对于依据工资差别而计算出的教育综合指数的增长率(即由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带来的劳动量的增长率)用0•6做折算,于是,e=2•02%×0•6=1•21%。第三步,计算高等教育占年均总教育指数增长率的百分比②。高等教育所占的百分比为:Eh=5•45%。第四步,计算起止年间GNP的实际年平均增长率(y)。以本国货币不变价格计算的增长率习惯上称之为实际增长率。设我国1978年GNP值为100,则1982年GNP指数为131•8,1990年GNP指数为274•0[5],1982—1990年间GNP实际年平均增长率为:y=(274•0/131•8)(1/8)-1=9•58%。第五步,计算教育对产出增长率的贡献(Re)。Re=βe/y=0.7*1.21%÷9.58%×100%=8.84%。第六步,计算高等教育对产出增长率的贡献(Rh)。Rh=Eh*Re=5.45%×8.84%=0.48%。由上述计算结果可知,我国1982—1990年间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9•58个百分点中,有0•847个百分点是由教育带来的,所占份额为8•84%,即这期间教育对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速度的贡献率为8•84%,其中高等教育的贡献率为0•48%。可见,我国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贡献是非常低的。
三、国际比较
1•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高教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贡献率为什么如此低?这是因为尽管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最快,但是劳动力人均受高等教育的年限非常小,因而三级教育比较而言,它对GNP年增长速度的贡献也非常小。另一位美国学者利用AngusMaddison(1987)提供的数据(如),采用相同的计算方法,对西方六国1913年至1984年间教育及高等教育对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的贡献作出估算[6],结果如所示。由于所采用的计算模型、方法、指标与本文的相同,因而计算结果具有可比性。从可以看出,我国80年代教育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只相当于除美国之外其它五国60年代至70年代初期的水平,只高于德国70年代至80年代初期的水平(5•9%)。而高等教育的贡献率比美国40年代的水平还要低。在所列六国中,美国在1913—1984年间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贡献率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这与美国重视高等教育发展,加速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的政策分不开。早在1940年美国高校在校学生数占同龄人口数的比例就达到了16%,是世界上率先进入高教大众化的国家。我国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贡献率非常低的原因,主要在于社会劳动力人均高等教育年限太低。从中可以发现,至1984年15—64岁人口中,人均受正规高等教育年限美国为1•62、英国0•42、日本0•59、德国0•31、法国0•90、荷兰0•58,而中国1982年为0•035、1990年为0•075,相差达到了10倍左右。与六国的GDP年均增长率相比,中国的GNP年均增长速度在80年代要远远高于它们70年代至80年代初期的水平,但是许多经济研究都表明,中国80年代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扩大投资规模,而不是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实现,因而还属于粗放式、以资本消耗为主的外延扩大式的增长模式。由于制度和结构的因素以及高教脱离社会经济生活等多方面原因,科技知识和劳动力质量提高所发挥的经济作用十分有限,这是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率贡献低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可见,在整个80年代,我国高教发展严重滞后于国内外社会经济发展的步伐,失去了与国内经济、与世界高教同步发展的良好机遇。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范文3
【关键词】 咸宁市 旅游产业 经济增长 贡献度
一、引言
咸宁市位于鄂东南，是湖北省的“南大门”。由于独特的地理优势以及自然资源禀赋，咸宁市有着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其中尤以温泉、桂花、楠竹为最并围绕着相应的资源开发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旅游景点。其中，由于咸宁市温泉由于浑然天成并且水质中蕴含丰富的矿物质而享誉中外，素有“温泉之乡”的美誉。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咸宁市的旅游资源深度开发并不够，咸宁市将旅游产业上升为城市发展战略只是最近几年的事情，以2009咸宁市举办第一节国际温泉旅游节为标志，至今已连续举办四届，吸引了海内外数以万计的游客到咸宁市来观光和休息。由此自然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咸宁市将旅游产业上升为城市战略必然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产生强劲的助推作用，然而作用究竟有多大，就需要我们深入研究。基于此，本文拟从历年旅游产业产值和咸宁市总产出之间的关系入手，通过定量的刻画他们之间的关系来给出答案，以期为决策层提供参考。与前人研究不同的是，本文认为由于政府政策以及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旅游产业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应该不会是一成不变的，而应该具有时变性，即会随着时间的变换而变化。鉴于此，本文引入最新发展的平滑转换回归模型来对旅游产业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来进行定量刻画。
二、模型构建与实证分析
不同于线性回归模型，平滑转换回归模型（smooth transition regression，STR）模型中转换函数，STR模型中转换函数 是门限变量g（qi，c）的连续有界函数，可以表示为：
其中，c1、c2……ck表示模型中有K个位置参数，？酌决定了转换函数的斜率值。采用STR模型有如下优点：首先旅游产业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的变换而变化，体现了旅游产业贡献度的时变性；其次，STR模型可以看作一般线性模型的更一般形式。因此为了分析体制平滑转换的过程，采用STR模型来进行分析是比较恰当的。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双对数模型来分析旅游收入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分析，选择双对数模型的原因在于模型参数估计量有着明确的经济含义。
1、数据处理与说明
囿于数据的可得性，我们选择2000—2009年的咸宁市GDP产值与旅游收入数据，所有数据均来自于咸宁市统计年鉴。为了避免在之后的回归中出现“伪回归”现象，我们对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经过检验，我们发现gdp与ly两者均为非平稳数据，但是它们的一阶差分为平稳变量。
2、STR模型估计及设定检验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将模型设定为以下表达形式：
将当年的旅游总收入的对数差分（dy）作为转换变量st，以咸宁市GDP的对数差分（dgdp）作为解释变量对模型参数进行估计，得到估计结果如下：
其中，？鄢表示相关估计量在1%的水平下显著。
在对模型参数估计之后，接下来我们要对最近十年旅游产业对于咸宁市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进行测算。正如上文所说，采用STR模型得到的参数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根据（3）我们得到了咸宁市旅游产业对于咸宁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兹为：
将每年转换变量的值代入（4）式，可以得到咸宁市发展旅游产业对于经济发展的贡献度。为直观反映这种贡献度的变换，我们将历年的贡献度用图表示出来。
从图1可以看出，咸宁市旅游产业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在2007年之前一直是处于上升趋势，其平均贡献率稳定在10%左右；然而2007年以后，咸宁市旅游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却一直处于下降的阶段；也就是说，与通常人们的直觉相反，在咸宁市政府通过将旅游产业的发展上升为咸宁市城市战略之后，咸宁市旅游产业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反而处于不断下降的趋势。究其原因，可能有如下几点。
（1）统计数据的口径问题。本文中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于咸宁市统计年鉴，在统计年鉴中往往只是记录了直接与旅游产业相关的数据作为咸宁市旅游产业的数据进行统计。但是，众所周知，旅游产业是一个关联性很强的产业，发展旅游产业不仅具有污染少、环保低碳的特点之外，旅游产业的发展还可以带动上下游产业的发展。因此，本文中贡献度降低可能是由于在实际统计的困难并没有将这些关联产业的产值计入旅游产业造成了结果偏小。
（2）我们注意到咸宁市在将旅游产业上升为咸宁市城市战略的同时，咸宁市并没有放弃其他产业特别是工业的发展。根据2011年的统计数据，全市工业增加值285.81亿元，占GDP比重达43.8%。由于产业贡献度测算的只是一个相对数，因此产业贡献度的下降并不意味着旅游产业绝对值的下降，只不过是说咸宁市旅游产业的发展步伐和后劲并没有工业发展的快，这个是由其产业特点决定的。
三、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采用STR模型对咸宁市旅游产业对于咸宁市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进行了测算。研究发现，近几年来，咸宁市旅游产业对于咸宁市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度出现了下降的现象。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咸宁市旅游产业相对于其他产业而言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下降，其贡献度的下降更有可能是由于数据统计口径及其产业特点决定的。
针对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建议：最近十几年来，由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经济发展生活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各地纷纷在旅游产业上做起了文章。各种旅游和景区工程纷纷上马。但是人们对于旅游景点的内涵和文化的追求越来越高，并不仅仅停留在“为旅游而旅游”的浅层次的需求上。所以，未来咸宁市旅游景点的开发一定要注重旅游内涵的挖掘和在文化以及品牌上下功夫，否则旅游产业不可能做到可持续发展，也不可能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强”。因为旅游产业本身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有限的，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对关联产业的带动功能，必须在文化和内涵上下功夫，这样才能可持续地吸引海内外客源，从而为咸宁市经济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注：本文受到咸宁职业技术学院校级指导性课题“旅游产业对咸宁市经济发展的贡献度研究”资助，项目批准号：2012yjd00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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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范文4
[关键词] 中部地区 要素贡献率 岭回归 层次聚类分析
一、 前言
西方经济学家历来重视对经济增长机制的研究，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入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主要要素，已经由劳动力和资本两要素扩展到劳动力、资本、人力资本、知识积累和技术创新等多种要素，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经济增长起主要作用的生产要素及各要素贡献能力格局也将不断发生改变。
借鉴前人对推动经济增长要素的研究，结合中部地区经济发展区域特征，考虑到可行性、科学性等因素，本文选取物质资本存量、固定资产投资、劳动力数量及人力资本存量等四个指标作为解释变量，首先测度了中部地区各类主要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进而根据各省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不同对中部六省进行了聚类分析，研究了各类经济增长方式特征。
二、模型设计及数据处理
1.回归方程确立
本文借鉴肯德里克和丹尼森对经济增长的分析思路和罗默的经济学模型，采用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来建立中部地区经济增长模型。由于人力资本是经济、社会长期持续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它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因此，可以认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并不是一个常数，而是与时间相关的函数，于是有：
式中:Yt表示t时期产出，用一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来度量；Kt-1表示t-1时期物质资本存量；It为t时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Lt表示t时期劳动力数量，用从业人员数度量；Ht表示t时期人力资本存量；ε为随机扰动项，它是反映GDP实际值与预测值之间偏差的变量；α、β、γ分别表示物质资本存量、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劳动力数量等要素对产出的贡献指数；T表示时间，为增大回归的显著性，我们采用中心化数据，即T=0时表示1991年，T=1时表示1992年，T=-1时表示1990年，以此类推； 为1991年人力资本对GDP的弹性系数，反映人力资本弹性系数随时间变化的速度；因为人力资本规模报酬递增这一特性，我们限定 ，, ；这里 表示全要素生产率（TFP），除反映技术进步这一因素外，还反映制度因素、产业结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等因素对促进生产要素投入效率提高所起的作用大小。
式中:为要素的贡献率；Xi为i要素增长率；Pi为i要素产出弹性；Y为GDP折算值。通过计算即可得到各省主要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2．数据获得及处理
为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对GDP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分别用各自价格指数进行折算（1978=1）。劳动力是实际从事社会劳动的人口，这里采用从业人员总数来衡量各省劳动投入量。
人力资本的测度是一个难题，这里采用受教育年限法估算人力资本。根据联合国一项研究结论，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对各受教育阶段人数赋予不同权重：小学为1；初中为1；高中阶段为2.02；高等教育为6.69。然后采用加权合成的方法，可以得到各省各年的人力资本存量。
三、回归模型及聚类结果
由于模型中各解释变量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为了解决多重共线性问题，在对各省进行模型回归时，这里采用了基于SPSS统计软件的岭回归方法。选用合适的岭参数K值时，回归方程T值、F值、RSQ值均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岭回归方法在对六省生产函数回归过程中是有效的。
将岭回归结果代入公式4中，即可得到各省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如下表所示。由此表可以看出，各种生产要素对六个省份经济增长贡献率均不相同，值得注意的是，除江西和河南两省外，劳动力数量对经济增长贡献率都是很低的，山西、湖南和湖北三省此贡献率都在10%以下。可见，传统上对经济增长起主要作用的劳动力如今已经显得不那么重要，相反，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曾经不被经济学家重视的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已经占到了较大的比重。按照一般规律，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小于50%阶段，经济增长较为粗放，可见，中部六省经济增长都仍是粗放型的。
为了便于观察各种生产要素对各个省份经济增长贡献情况，本文按照五种主要要素贡献率对六个省份进行分类，这里采用基于SPSS软件的层次聚类法。具体结果如图所示。
由图的聚类结果可以看出，若将六省分为两类，安徽、江西和河南三省归为第一类，山西、湖北和湖南为第二类。两种类型省份对比发现，安徽、江西和河南生产要素贡献率较高是物质资本存量和劳动力数量，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人力资本、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则相对较低，可见，安徽、江西、河南三个省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其劳动力数量和物质资本存量，这种增长方式是带有粗放性质的；而山西、湖北和湖南三个省份经济增长则主要依赖于固定资产投资、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增长要素由初级要素向高级生产要素转变，增长方式相对集约。不妨将第一类称为劳动力推动型，第二类称为技术推动型。若将六个省份分为三类，安徽将从第一类中脱离，可以看出安徽省在人力资本、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方面很接近于第二类，而其从业人员数量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却更接近第一类。分为三类后各自基本特征如表2所示。
四、结论
本文借鉴肯德里克和丹尼森对经济增长的分析思路和罗默的经济学模型，采用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构建了中部地区经济增长模型。为了消除各变量之间多重共线性的影响，本文利用基于SPSS的岭回归方法，在选用合适的岭参数下，六省回归模型均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此模型中所选主要要素可以反映中部地区经济增长机制。因此，该结果可以作为计算要素贡献率及聚类分析的基础。
由各要素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可以看出，江西和河南两省劳动力数量和物质资本存量较高，其它三省这两类要素对经济增长贡献率都是较低，山西、湖南和湖北三省劳动力数量贡献率都在10%以下，相反，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已经占到了较大的比重，六省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均小于50%，由一般规律可见中部六省经济增长都仍是粗放型的。在此贡献率基础上，利用层次聚类分析方法对六省进行归类，结果显示：江西、河南两省物质资本存量和劳动力数量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相对较高，而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则很低，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山西、湖北和湖南三省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中作用较为突出，劳动力数量在经济增长中逐渐淡出，经济增长方式相对集约，由外延式增长向内涵式增长过渡；安徽省介于前两类之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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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范文5
因此，利用民族地区农村的资源优势来繁荣农村经济，缩小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是我国少数民族地区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同时，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经济的发展也为这些地区乡村旅游的开发奠定了基础条件。
【关键词】乡村旅游；农村经济；新农村建设
一、引言
乡村旅游是传统农业与现代旅游业有机结合的一种旅游产业，它利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传统文化资源，村野自然风光和当地民俗民风为吸引物来满足旅游者娱乐，求知，回归自然的一种旅游方式。并且具有投资规模小，见效快，小单元操作，对经营管理人员的知识技能要求不高，环境污染小等特征。具有这些特点的乡村旅游产业，特别适合在那些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而拥有丰富旅游资源的乡村地区发展，能成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实现新农村建设目标的有效手段。
把乡村旅游活动分为吃农家饭、住农家院、干农家活、民俗娱乐活动、购买特色农产品、游览周边美景、参与休闲活动和其他八种。其中，各选择项所占比例的饼状图如下所示：
吃农家饭、住农家院和游览周边美景可以分为一类，取名为“观光游览”；干农家活与民俗娱乐活动、购买特色农产品、参与休闲活动聚成另一类，取名为“体验休闲”。乡村旅游活动中的差异性需求更多表现为体验休闲类的乡村旅游活动。
随着人们的文化素质不断提高，消费心理日益成熟，旅游者已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的观光体验，期望近距离地、多方式地与旅游吸引物接触，游客投入时间和费用参与旅游活动是为了换取一次旅游经历，其追求的是获得旅游体验，希望在旅游活动中增加更多的休息、消遣、娱乐、体验等内容，获得提高认识能力和审美情趣的更高层次的心理欲望的满足。现在，旅游者的消费需求已经发生了改变，休闲和体验型的活动成为乡村旅游者的新需求。需要根据游客的新需求来调整供给以适 应旅游者的需求。
二、民族地区发展农村旅游的必要性及其优势
（一）农业和旅游业旅结合模式主要为农民既从事农业生产又从事旅游业，农业与旅游业相结合
目前方式很多，如在旅游季节从事达瓦孜，速度赛马，赛走马、赛骆驼、民族式摔跤、叼羊、射箭、秋千、马上角力、姑娘追、国际象棋、斗鸡、斗羊、斗狗、表演维吾尔族麦西来甫、十二木卡姆，哈萨克族阿肯弹唱，蒙古族祭敖包活动、维吾尔和哈萨克等民族特色饮食等旅游服务项目，搞土特产品和旅游纪念品加工销售，以及开展庭院休闲、餐饮、民俗表演、劳动等为内容的“农家乐”；来吸引更多的游客。
用多选项分析得出旅游者选择参加乡村旅游的目的的结果，从图表中可以看出，人们参加乡村旅游的目的最多的是娱乐放松，有32.3%作出选择的被调查者都选择了此项，其次为远 离城市喧嚣，选择人数占 27.2%，排在第三位的是体验乡村生活，占 22.1%，交际需要、商务需 要、其他、学习乡村知识则比较少，分别占到 6.5%、4.7%、3.7%、3.0%。
（二）农业和旅游业的相结合
从经济学的角度讲，理想化的乡村旅游业是旅游业与农业的一种结合，是第三产业在不影响第一产业基础上的一种附加，是农业向多样化经营转化的最佳形式。如现代农业科技园、观光农业、有机茶生产基地等，其既是农业生产基地，又是乡村旅游观光基地。农旅结合程度高，农民的收益多，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通过访谈得知，以前喀什、吐鲁番、哈密、和田等地区村民经济来源主要靠务农，人均1-2 亩林地，种地，主要农作物为水稻和蔬菜，棉花、经济作物主要为柑橘，生活来源靠卖自家林地木材，以及粮食作物。林木种植受时间限制，回报期长，一般需要15-20 年时间，家庭年收人均不足1000 元，难以维持生计。于是大部分年轻农民靠外出务工，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家乡，外出打工。虽说，经济收入有了一定程度上的提高，但是由于许多年轻力壮的人离开土地，导致自家土地闲置，因此粮食产量下降，同时又出现“年轻人在外面，老人小孩在家看小孩的社会问题。
旅游不仅促使当地农民增加了收入，而且让当地农民不必离家外出打工，迫使土地闲置，在农闲之时便在自家门口就能从事与旅游业相关的职业，并且获得很好的报酬。旅游旺季的时候村民放下手中农活当旅游服务者，一些组织歌舞表演。农民在保证温饱的前提下从事第二职业，这种双重职业有其特有的优势，有效地调节了村民的职业活动。乡村旅游把农业生产过程，农村风情风貌，农民劳动生活作为旅游资源进行加工转化，形成旅游产品就地销售，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
三、发展乡村旅游存在的问题
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尚处在萌芽自发阶段，虽然在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发展前景良好，但在少数民族地区由于还是新生事物，还存在很多不规范、不健全、待改善的问题，若这些问题未能认真解决，不能形成正确的认识，必然会影响民族地区乡村旅游的均衡持续发展。
（一）乡村旅游人才培养不够
民族地区的村民总体受教育素质并不高，这与旅游发展要求及其不协调。由于乡村旅游的迅速发展要求大量素质较高的从业成员，而大部分参与旅游的从业人员素质不高导致旅游服务接待不能够满足旅游服务的需要。
（二）管理层方面存在问题，发展思路单一
乡村旅游发展对当地村民来说，最具有吸引力的一个原因在于使当地居民增加收入，改善生活条件。对于民族地区村民来说，发展乡村旅游的态度是积极的，毕竟旅游带给他们一定的经济收益。但是与此同时，也有一些乡村由于指导思想或者管理上的原因，使得当地居民在实际的旅游发展中并未得到应有的经济利益。没有很好的考虑农民利益跟没有和村民协商互动。几乎都没有适当的宣传炒作经营旅游的村民各自为政，经营混乱。
（三）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通过访问，大部分游客主要是乘坐私人运营的交通工具去冬就村的。在当地，公共交通并不完善。虽然饮食方面没什么大问题但是住宿卫生等方面远远不能满足游客的需要。这样会导致农民失去了很多经济来源。对于一个旅游目的地来说，道路交通方便，安全问题，会形成对客源增长的瓶颈制约因素，政府只是对大部分景点通往景点的乡道、村道进行修缮或改道，这将大大的制约着公共交通的改善，进而影响乡村旅游的发展。
（四）社区环境日益严重
因为我们的生活离乡村里生活也不远。可以发现村里的污水、垃圾大多被随意处理，清溪田垅到处都是垃圾，污染了水源，小溪里的已经不再清澈。一些村民根本没有环保意识，不注意爱护乡村环境，在发展乡村旅游过程中实际上面临着巨大的环境压力。对于社区居民生活环境就是用来可以发展旅游的宝贵的旅游资源，游客就是因为想感受优美的自然环境才来到当地旅游。还有安全方面的问题让游客不敢的接近农民生活。但是由于这些社会问题，导致满足不了很多游客需求。因此乡村经济失去了很多本该有的经济利润。
四、提高农村旅游经济效益的政策建议
尽管目前乡村旅游业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对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带来很多负面影响，但只要我们认真对待加以解决其中存在的问题，乡村旅游业前景看好发展和壮大乡村旅游业应该是我们的正确选择。
（一）发挥基层村委会作用
着力发挥乡村旅游在农村经济中所起的作用。首先要突出当地村委会的主导地位。在乡村旅游发展初期，当地村委会要抓住一切机会在村民中宣传乡村旅游在发展农村经济中的作用、同时加大对农户的扶持力度、如合理分配客源、整治环境、提供汉语与外语、等专门培训、加大对外宣传力度等。村干部要及时有效的和村民沟通、注重农村管理民主化等。
（二）加强民族旅游人才培训
人才培养是推动旅游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发展乡村旅游的过程中、要立足于长远发展、有计划有重点地加快农村旅游人才的培养、推动乡村文明建设。主要要求当地政府发挥主导作用、通过政府对农民进行教育和培训加深农民对自己文化价值的认识、使村民成为自己文化的主动传承者、保护着和旅游业发展的主体。
构建文明庭院、从和谐共建层面加强了提高人文素养的引导力度。要想提高民族地区乡村旅游的旅游服务档次、突出天然、绿色、清新的农村环境氛围，尽力展现乡村旅游的吸引魅力、不仅需要从客观环境方面加强改进，更重要的是提高村民的素质，创造一个和谐的农村环境和氛围。这项工作需要专业的指导，由政府主管部门或行业协会邀请专业人士、定期培训经营户和服务人员、培养市场意识、培养以游客为中心的观念、强化经营的特色和差异性。促进当地村民收入增加和文化素质的提高，培养村民的旅游意识，使他们不仅成为旅游产品服务的提供者，更要成为旅游活动的参与者。只有农民真正有了自，真正享受到旅游带来的福利，他们才能发挥建设新农村和开展乡村旅游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三）完善基础设施
开发乡村旅游要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带动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完善乡村旅游业发展所需的硬件环境、着力解决影响乡村旅游发展中的瓶颈制约问题、重视建筑风格与文化景观保护、现代新农村、生态村庄。在一些发展乡村旅游的村寨实行由“农户出资、政府补贴”进行改造。整体规划、以城市的道路，文明的天边、污水处理、天然气等生活设施标准完善乡村基础建设，让农民就地享受城市文明成果，同时要保留农民的特征，打造湿地生态景观。新建绿地，保护原生态植被，形成众多天然景观，景点，营造优美的生态环境，使得农业资源成为优美的乡村旅游资源。提供游客接近自然更多的机会。在做好有效沟通同时要完善景区内的安全管理措施，让游客放心的旅游、放心的住农民的家园。通过交通警示牌等设施提醒到访游客注意安全预防事故的发生。免除游客的一切焦急。
（四）创新乡村旅游产品
旅游产品特色和创新是旅游地保持青春活力的标志。一个乡村旅游地能够保持自己的旅游产品特色，自己的天然摸样并不断地推陈出新，少数民族地区本来就多民族居住的地方而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很多文化特色他们发挥主体作用创造新的旅游产品。则旅游地社区对旅客具有持久的吸引力。相反，乡村社区的旅游产品没有自己的特色和创新，而只是对旅游地的简单模仿，则会逐渐失去对游客的吸引力，旅游地的发展不能持续。少数民族地区在实施乡村旅游时，可以将民族歌舞表其独具魅力的民族建筑艺术、节庆典礼、服饰、室内装饰、风味食品、民间工艺品等，构成民族地区绚丽多姿、异域风情浓郁的民族传统文化来给游客带来不一样的感受和分享。
（五）保护生态环境和民族文化资源
在乡村旅游开发中要注意资源，文化与环境保护协调问题，防止旅游造成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坚持“保护第一，开发第二”的原则。针对出现的环境问题，当地政府应着力优化城乡旅游环境，在全村范围内开展“好风景、好环境、好心情，”等主题活动，引导干部群众树立“善待天下客”的理念，着力营造“人人都是旅游环境，个个都是旅游形象”的良好氛围。
在乡村旅游开发中要特别注重对原生态少数民族民族文化的保护。民族文化是本民族无形的财富。因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是本民族的族民，有影响力的人的作用，保护本民族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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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范文6
一、研究方法及数据选择
（一）研究方法
本文以我国采用的支出法核算GDP的方法为基础，采用最小二乘法来测算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净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从而确定最终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弹性关系，确定消费弹性系数的大小及方向，弹性系数大小说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小；弹性系数正负则说明它们之间的变动方向。同时本文分析了居民消费贡献率、城镇居民消费贡献率、农村居民消费贡献率等指标，并通过江苏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百分比指标来反映经济增长率中有多少是由于消费需求增加而拉动的。各指标的计算公式为：
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百分比=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经济增长率
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消费增长额/GDP增长额
城镇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城镇居民消费增长额/GDP增长额
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农村居民消费增长额/GDP增长额
（二）数据选择
本文选择区间为1991—2011年度的样本数据，数据来源于历年的《江苏统计年鉴》。通过对江苏国内生产总值、居民消费及居民消费构成等原始数据的实证分析，统计出GDP增长率、居民消费贡献率以及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百分比，以反映自1991年以来江苏省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程度及发展变化趋势，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实证基础。
二、实证分析
（一）最终消费对江苏省经济的贡献率
1.模型估计。本文选择1991—2011年江苏省地方生产总值（GDP）为被解释变量，C、I、G、X-M为解释变量。GDP为历年的江苏地区生产总值，C为江苏历年居民消费总额，I为江苏历年社会投资总额，G为江苏历年政府购买，X-M为江苏历年进出口净额，C0为常数项。所取数据均来自历年江苏统计年鉴。
建立模型如下：GDP=aC0+bC+cI+dG+e（X-M）
利用Eviews软件对上式进行最小二乘法估计结果如下：
t值
F=1104.572 S E=0.016160D.W=1.677
R2=0.992994
2.参数检验。（1）参数检验。经查表t检验在a=0.05显著性水平下全部显著通过；F检验显著通过，方程拟合度较高，达到0.992994。
（2）异方差检验：异方差是指随机干扰项序列存在异方差性，典型的异方差检验方法是怀特（while）检验，经检验：P>0.05，因此应接受不存在异方差的原假设，故不存在异方差。
（3）自相关检验：德宾一沃特森检验法。经查表：在0.05显著水平下，Du（1，57）﹤DW（1.677）﹤4-Du =2.323，所以在0.05显著水平下，认为模型无序列自相关。
3.模型的经济含义。b=1.912说明消费每增加1%时，江苏GDP增加1.912%，c=3.56说明投资每增加1%时，江苏GDP增加3.56%，d=1.096说明政府购买每增加1%时，江苏GDP增加1.096%，0.172%说明进出口每增加1%时，江苏GDP增加0.172%。
4.结论分析。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只有消费增加了企业才会增加投资，增加原材料及人才的需求，从而促进就业提高居民收入，居民收入提高又会增加消费从而使经济进入良性循环。实证结果表明江苏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弹性为1.91，比私人投资要低。证实了江苏面前的经济增长仍然主要靠投资推动，消费的推动作用不够明显。所以应探索调整产业结构，提高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途径，进一步刺激消费。
（二） 江苏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测度结果及分析
1.江苏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测度结果。根据本文提出的指标和计算公式，江苏城乡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测度结果（如下表所示）：
2.测度结果分析。（1）江苏省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GDP）的累计贡献率分析。居民消费对GDP 增长的贡献率平均为27.33%。其中，城镇居民消费的贡献率平均为20.03%，占居民消费对 G D P 贡献率的73.28%；农村居民消费对 G D P 增长的贡献率平均为7.30%，占居民总消费对贡献率的22.72%。其中1994年-1996年国家实行重大汇改政策，农村消费贡献率一度超过了城镇居民消费贡献率，更进一步说明本文测度结果的准确性。其余年份均是城镇居民消费贡献率大于农村消费贡献率，即城镇居民消费的拉动作用要高于农村居民；而近几年农村居民消费贡献率明显低于城镇居民消费贡献率，说明在近几年的扩大内需的政策下，对城镇居民的刺激效果比较明显，对农村居民消费刺激较弱。
（2）城镇居民消费对 G D P 增长的贡献率和居民消费对GDP 增长的贡献率变动轨迹基本一致，而农村居民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一直都偏低，1998年、1999年为负值，主要原因是当时实行紧缩性经济政策导致消费下降出现负增长。2003年、2004年也出现负值，原因是2003年我国出现“非典”疫情，导致经济下滑，消费水平下降。总体来说农村居民消费没有充分发挥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有效需求严重不足。
（3）1991- 2011年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百分比，即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基本呈上升趋势，但是上升趋势不明显，部分年份还出现下滑，总体上维持在4%附近，说明居民总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一直不够明显，没有体现其为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地位。
三、小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