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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的利弊范文1
1.货币供应量的定义。
货币供应量，是指一国在某一时期内为社会经济运转服务的货币存量，它由包括中央银行在内的金融机构供应的存款货币和现金货币两部分构成。
2.货币供应量的分类。
我国从1994年三季度起由中国人民银行按季向社会公布货币供应量统计监测指标。参照国际通用原则，根据我国实际情况，中国人民银行将我国货币供应量指标分为以下四个层次：
M0：流通中的现金；
M1：M0＋企业活期存款＋机关团体部队存款＋农村存款＋个人持有的信用卡类存款；
M2：M1＋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企业存款中具有定期性质的存款＋外币存款＋信托类存款；
M3：M2＋金融债券＋商业票据＋大额可转让存单等。
其中，M1是通常所说的狭义货币量，流动性较强；M2是广义货币量，M2与M1的差额是准货币，流动性较弱；M3是考虑到金融创新的现状而设立的，暂未测算。
3.货币供应量的意义。
中央银行在实施货币政策中所运用的政策工具无法直接作用于最终目标，此间需要有一些中间环节来完成政策传导的任务。因此，中央银行在其工具和最终目标之间，了金融变量，叫做中间目标，作为中介目标的一项重要的金融指标就是货币供应量。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现代货币数量论者认为宜以货币供应量或其变动率为主要中介标。他们的主要理由是：(1)货币供应量的变动能直接影响经济活动。(2)货币供应量及其增减变动能够为中央银行所直接控制。(3)与货币政策联系最为直接。货币供应量增加，表示货币政策松弛，反之则表示货币政策紧缩。(4)货币供应量作为指标不易将政策性效果与非政策性效果相混淆，因而具有准确性的优点。
但以货币供应量为指标也有几个问题需要考虑，一是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量的控制能力。货币供应量的变动主要取决于基础货币的改变，但还要受其它种种非政策性因素的影响，如现金漏损率、商业银行超额准备比率、定期存款比率等，非中央银行所能完全控制。二是货币供应量传导的时滞问题。中央银行通过变动准备金以期达到一定的货币量变动率，但此间却存在着较长的时滞。三是货币供应量与最终目标的关系。对此有些学者尚持怀疑态度，但从衡量的结果来看，货币供应量仍不失为一个性能较为良好的指标。
第二节 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1.国内生产总值的定义。
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简称GDP)国内生产总值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季度或一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中所生产出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常被公认为衡量国家经济状况的最佳指标。它不但可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更可以反映一国的国力与财富。一般来说，国内生产总值共有四个不同的组成部分，其中包括消费、私人投资、政府支出和净出口额。用公式表示为：GDP：CA＋I＋CB＋x，式中：CA为消费、I为私人投资、CB为政府支出、x为净出口额。
2.GDP是经济发展的观察指标。
所谓经济增长就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的增长必须保持合理的、较高的速度，目前西方学者对经济增长的概念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是指一国运用其拥有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商品和劳务的总和，通常用国内生产总值(GDP)表示，或者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表示；另一种是指一国生产商品和劳务的能力的提高。
可以这样说，GDP增长快并不能片面的代表经济增长快(例如很多重复建设，还有大量消耗资源等等)，但GDP不增长经济肯定上不去。如果GDP增长不看重数字，而是强调实质性的增长的话，经济发展和GDP增长是一样的。现阶段GDP还是经济增长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指标。
3.货币供应量和GDP的理论关系。
我国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理论界有三种观点：一种是促进的观点。促进论认为，货币供应量是通过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增加货币供给，利率下降，由此导致居民的消费和企业的投资增加，国内生产总值(GDP)也就相应的增加；另一种观点认为是一致的关系。一致论认为，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会给经济社会造成通货膨胀的风险压力将会增加，由此可能导致居民，企业等的行为紊乱。是社会的有效需求发生变化，加剧投资行为，最终将抑制一国经济的增长；第三种观点认为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货币只不过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一种价值的符号。
一般地说，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会导致经济产出的增加。从短期看，多投放货币，通过价格的变动调整能够刺激国民经济的产出，就业增加。但从长期来看，由于长期经济的增长是有社会制度，生产要素和生产技术所决定的，增加货币供应量会被物价上涨所吸收。我国经济要保持较高的增长率就必须投放较多的货币供应，以保持经济的发展。但经济中的货币供应量过多，会给经济的发展带来负效应。从长期来看，应该保持一个稳定的货币供应增长率，以便为经济增长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随着现代经济货币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认识到货币不只是经济增长的一层面纱，而是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之一。我国作为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货币在经济中的作用显得尤为明显。
第三节 货币供应量与物价水平的关系
1.消费者物价指数的定义。
居民消费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是对一个固定的消费品价格的衡量，主要反映消费者支付商品和劳务的价格变化情况，也是一种度量通货膨胀水平的工具，以百分比变化为表达形式。构成该指标的主要商品共分类，其中包括：食品酒和饮品、住宅、衣着、教育和通讯、交通、医药健康、娱乐、其他商品及服务。
CPI是一个滞后性的数据，但它往往是市场经济活动与政府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标。CPI＝(一组固定商品按当期价格计算的价值)／(一组固定商品按基期价格计算的价值)×100％。
我国从1984年开始编制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PI)，经过数次的改革，在CPI的计算公式、调查方法、权数的获取等方面已较为成熟。我国CPI构成和各部分比重，最新以调整为：
(1)食品 31.29％
(2)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 4.25％
(3)居住 17.82％
(4)交通通讯 9.25％
(5)医疗保健个人用品 9.04％
(6)衣着 8.51％
(7)家庭设备及维修服务 5.84％
(8)烟酒及用品 13.89％
2.CPI是反映物价的重要标准。
一定经济范围内所有商品的总体物价水平，通常通过一系列的综合价格指数来反映。使用较多的是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PPI(生产价格指数)。目前，国际通用的衡量物价水平的价格指数是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PI)。这是因为居民消费物价指数是从消费者角度观察价格的变动，能够真实地反映价格变化对居民生活产生的影响。居民消费物价指数还将劳务包括在里面，能全面反映居民消费的商品和劳务的价格变动情况。我国也将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当作衡量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主要指标。
3.货币供应量和CPI的理论关系。
经济增长的利弊范文2
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有很多，对于某个特定的经济体而言，一个合宜的制度环境是促进其经济增长的重要保证。由于制度是内生形成的，而人口密度就是影响制度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其次，物质资本与劳动力数量是最基本的生产要素，是一个经济得以持续增长的主要源泉。再次，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与改善不仅是经济增长的目标，也是保证经济增长具有持续性的重要条件。因而，在影响经济增长的几个主要因素中，都与人口有密切关联。
一、当下的中国经济社会
前不久，央行正式向外公布，中国广义货币量（M2）首次突破百万亿元大关。作为衡量流通中的现金加上企业与居民的活期和定期银行存款之和的一个经济指标，从2000年的不到13万亿到如今的百万亿大关，不得不说在最近的十余年间，中国，的确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经济成就。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不断提高、城市化进程的稳步推进以及各地不断涌现的中小型企业，不经意间，“中国模式”――这个几千年来从未有过的提法，不断出现在国内外主要经济报刊上。从以前不论购买什么商品都需要凭票购买，“熊猫”、“樱花”牌产品能占据整个中国市场，甚至全村人都聚集在一块看一台10英寸的黑白彩电到如今的商场内琳琅满目的商品以及不断涌现的全民购物狂潮。单从西方经济学中国民收入的消费就能窥探出在中国这片大地上，几十年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很多人在探寻，究竟是什么致使中国能取得如此大的经济成就，按照张五常教授的说法，至少中国搞对了什么，才有这么快的增长。于是，“中国模式论”、“地方竞争论”等等论调不绝于耳。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延续了几十年的的高速增长。近些年来，虽然经济上行压力不断加大，但国内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在不断上涨，社会保障体系也在完善当中，国家也在不断通过宏观“微刺激”使中国经济始终保持良性态势，同时国内投资热度不减也带动经济保持高增长。但从当年大家都憧憬着去沿海一带淘金到如今的“逃离北上广”现象的出现，其间的因素有很多，包括经济环境和政策环境等，本文从人口角度对近年来经济增长作出分析。
二、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
在马尔萨斯的人口经济理论中，他提出了人口与经济的关系可归结为人口与生产资料之间的关系，人口增长和人均收入间，前者作为内生变量在发挥作用。演化到后来的内生增长模型，通过放宽新古典理论的假设，把技术进步和人口因素视为内生变量，通过构建生产函数来论证经济增长的源泉。
近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吸引了众多经济学家的关注，众多学者指出，在人口转变过程中，经济社会会进入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高、老少被抚养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低的对社会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期”。所谓的“人口红利”作为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力，在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保驾护航的同时，通过巨大的消费力也使中国经济摆脱了一次次经济泡沫的威胁。
受人口结构的影响，包括蔡?等学者提出，在2013年左右，中国的人口抚养比将跌至低谷，人口红利从那时便消失了。借用前些年的经济数据，我们以“人口抚养比”作为显示性人口红利指标，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总资产作为资本积累的指标。通过不同年份的数据对比可以看到抚养比下降的减速趋势和资本积累的加速趋势，从而人口红利的式微。尽管这种观察结果并不具备绝对的可信度，但是，我们可以得出的初步结论是，中国经济很可能已经超越了最大化利用人口红利的发展阶段。之所以近些年中国经济并未出现较大波动，并非人口红利还将持续多年，而是因为人口红利的实质在于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可以防止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出现，因而最近时间我们还可以依靠资本的投入保持高速经济增长。
三、人口迁移与经济增长
国外媒体近期进行了一项有关“世界发展最快的城市”的调查，孟加拉国首都达卡被一致认为是“世界发展最快的大城市”。这项调查同时评选出了世界人口最多的大城市，日本东京凭借3 670万的惊人人口数量位居第一，中国上海排名第七。在这份调查数据中，仅有日本东京和美国纽约位于传统的第一世界行列中，其他城市大多位于东南亚和南美地区。在为城市化建设作出重大贡献的同时，人口的过度集中也带来了众多弊病，城市公共资源的使用接近极限，而包括公共交通、治安在内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极为突出。
经济增长的利弊范文3
人力资源管理模式与经济增长的联系
我国加入WTO后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认识人力资源和研究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是顺应管理改革思路，提高政府对人力资源决策的科学性问题。理顺人力资源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关系，有利于全社会开发和利用人力资源，提高劳动力的经济效益。
调整人力资源结构促进经济发展
人力资源管理作为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只有分布适当、结构合理、整体素质高，才能为经济可持续增长提供有力的帮助。为此，我们需要认真的了解人力资源的态势，找出利弊，提出有效的措施。人力资源数量是两种生产相适应的可持续发展战略，需要适度的人口规模，相当的人力资源存量。下岗人员与再就业人员的保障安置都是通过不同渠道、不同方式直接影响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应对这些挑战，需要我们继续抓紧人口数量控制，改善人力资源配置，调整人力资源结构，形成有利于经济发展与人力资源发展的可协调发展机制。从而使国民经济在建设发展、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中，形成重要的推动作用。人力资源集聚与经济社会发展都是实现经济发展和响应党的号召而实现的两种手段。
改革开放的30年间，人力、人才流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扩大的十分重要的助力。随着农村经济体制的不断改革深化，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投资体制的改革、调整产业体制，都是加强城乡融通的关键措施。改革开放之后，大量农村劳动力跨地区，跨行业的流动，给城镇现代化建设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动力。但是，经济、文化和科技还是明显落后，现行社会的保障制度是提供他们生产、生活、教育服务的重要依据。经济发展受阻，准确来说要解决这一矛盾，就必须要立足于经济社会发展，实施正确的发展战略和新的政策制度。
人力资源与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
经济增长与人力资源管理成正比，但人们追求的经济效益短期行为与社会发展的长远目标成反比，价值观念的冲突是经济增长难以继续，人类矛盾不断加剧。
为了改变以往的经济增长模式，人力资源管理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根据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结合国内外经济发展的规律，认真研究和探索新的经济运行机制。大力调整和改善产业结构，加大生产要素，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转向集约型，淘汰掉体力繁重的农耕活动，给劳动力创造了求知、求新的社会环境。
从目前情况看，人力资源的社会定位有一定的变化：在流向上，实现了村到乡、乡到乡，进而转为乡镇到城市和农村到城镇的多元化迁移；在职业选择上，由从事农副业为主走向农副产品深加工、务工经商乃至投资兴办企业；在供职方式上，由单一的劳务型转向技能型或经营管理型。但我们必须看到，农村流出的劳动力多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企业和服务行业，而这些行业类型复杂、投资来源多样，内部管理制度、措施不尽配套，不规范。随着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缺乏规模优势和技术优势的企业将面临淘汰。
在这样背景下，一些低效益的服务业在短期内难以有新的转机。只有具备较高素质和技能的人才会捕捉机遇，寻求到更大的发展空间，但更多的劳动力所具备的生产、服务技能与日益增长的生产经营、社会服务科技化、信息化、有机化不相适应，他们不得不重新择业或回归农村。提高他们的素质，是一项刻不容缓的社会工作。
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优化人力资源配置
经济增长的利弊范文4
当前通胀预期管理的政策目标,是过剩流动性的合理管理,而利率并非调控流动性的最有效工具。调控楼市,无论如何应首先观察利率恢复正常水平后的效果,才能决定利率是否需要进一步调整,而不能把顺序倒过来。
4月CPI增长2.8%,相对2.25%的一年期存款利率,实际利率变负了。因为翘尾影响,今年CPI会显得增长较快。加上食品价格,以及要素价格机制改革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年中CPI可能达到今年最高水平。估计会有一段时间有效利率为负。加息之声音随之又大了起来。
提升名义利率,对改善实际有效利率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但在目前一般消费品生产仍然过剩的情况下,负利率对消费者和生产者行为的扭曲,只会产生非常边际上的影响。换言之,一定程度的负利率不会导致供求形势的变化进而推动价格水平的上升。
与其他单一影响的货币工具不一样,利率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这就决定利率的调整有利有弊。比如当前通胀预期管理的政策目标,是过剩流动性的合理管理,而利率并非调控流动性的最有效工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关于危机分析中指出,利率对货币总量的影响不大。
由于体制的市场化程度不高,对于一些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对地方融资平台融资风险的控制,市场化利率工具的作用,也大大低于监管部门的一纸禁令。这已是得到反复证明的。
调控房地产市场,利率是重要的手段之一,但暂时还不是最必要的工具。
遏制地方政府过度投资推动经济过快增长的冲动,加大对银行信贷的监管力度效果可能更明显。银行目前的房地产信贷利率,仍然存在7%-8.5%不等的折扣利率。取消利率折扣,相当于一次性提升1.5到2.5个百分点的利率,对资产价格的影响比小幅渐进的利率调整大得多。如果银行在恢复正常放贷利率以后,再启动贷款利率上浮10%的规定,等于再增加64至65个基点的放贷利率,综合效果超过8到10次0.27%的利率提升。
因此,调控楼市,无论如何应首先观察利率恢复正常水平后的效果,才能决定利率是否需要进一步调整,而不是把顺序倒过来。
利率提升对套利资本的流入有巨大吸引力。各国刺激经济的低利率政策还没有撤退,所有主要货币的利率都基本在零利率附近。如果中国发出进入加息周期的信号,而利率调整不可能一步到位,就相当于吹响热钱流入的集结号。特别是在套利人民币升值欲望始终强烈的氛围下,资本可能出现2005年至2008年上半年那样毫无顾忌不断流入且难以遏制的态势。
眼下中国流动性宽松,大规模资本流入,结汇造成的过剩流动性,将叠加已经宽松的货币,加剧通胀恶化的货币环境。热钱不是直接投资,主要投资股市楼市。我们正在艰难地调整房地产市场,全力遏制泡沫的进一步扩大。
欧洲正在危机中动荡,金融资本对相对稳定的新兴市场更有兴趣。所以,对于与全球主要经济体不同步的加息政策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对通胀预期管理初衷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我们不能不特别警惕。
在当前通胀预期管理和保增长的平衡过程中,调整利率增加资金成本,对于本来就贷款难的中小企业,会进一步加大信贷成本减少边际收益,不利于中小企业的发展,不利于经济增长的稳定。
经济增长的利弊范文5
一、对外资的评价立场――政治意识形态
评价外资对于一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取决于政治意识形态所决定的评价立场。在这一问题上存在三种基本观点：激进观点、自由市场观点和实用民族主义观点。
持激进观点者沿袭了政治经济理论中有关跨国公司的思想，他们注意到多国企业控制核心技术使得欠发达国家长期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并在投资、就业和技术上依赖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事实，将外国直接投资视为帝国主义经济统治的工具手段。激进观点在世界范围已经基本失去市场。然而，每当东道国在国内问题上利益矛盾冲突难以调和的时候，往往凸显激进论者的呼声，在很多情境下这种论调实际上围绕着某些特定部门的利益。
自由市场观点则继承了斯密和李嘉图古典经济学与国际贸易理论的传统，根据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国际生产应当分布于最具专业化效率的区位。因此，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增进了世界经济的整体效率。但是，现实世界中没有任何国家对于国际投资活动采取纯粹的自由放任态度。例如美英这样的发达国家也以“威胁国家安全”和“减少竞争”等名义对外国直接投资进行干预。现实中，多数国家对于外资采取了既非激进也非自由市场的所谓“实用民族主义”政策立场。
实用民族主义观点认为利用外资有利（利益）有弊（成本）。比如，外国直接投资可以给东道国带来资本、技术、技能并创造就业机会，但是，有时候外资制造企业进口大量的元器件可能会给东道国国际收支造成负面影响。为此，实用立场的政策试图将利益最大化的同时让成本最小。因此，外国直接投资只有当利大于弊时才被允许和接受。理解这一直观简单的评价标准必须注意强调评价利弊的层次，即国家层次。应在此层次比较全部的利益与成本，用经济学的语言表述，就是社会成本和社会利益的对比考察。许多国家通过给予跨国公司税收减免等优惠作为成本追逐外资以期获得经济利益的实践正是实用民族主义的一个表现。
二、对外资的经济评价方法――成本收益分析
一般认为，利用外资的利益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资源转移效应。东道国可以利用外国投资获得在国内无法获得的资本、技术和管理资源，并将这些资源同国内资源相结合希望实现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两个最主要的目的。第二，就业效应。外国投资能产生直接的就业增长和跨国公司雇员因收入及其支出增加所引致的进一步就业增长的双重效应。第三，国际收支效应。由于政府一般对贸易顺差有所偏爱，外国直接投资可以通过以直接投资在东道国生产替代东道国的进口和利用跨国公司从事出口两种途径实现这一目标。
利用外资的成本代价涉及以下的三个方面：第一，对竞争的不利影响。有两种可能，其一，跨国公司依赖在其他市场的利润补贴东道国市场，即通过掠夺性定价等手段进行不正当竞争，将本土企业挤出市场取得东道国市场的垄断地位；其二是幼稚产业论在外国直接投资问题上的应用，认为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面对强大的跨国公司竞争无法发展。通常后一观点往往作为无效率的本土企业游说政府以限制外国投资者竞争的借口。第二，国际收支上的不利效应。这种不利的影响是通过遣返投资收入和进口元器件造成的。第三，国家与经济独立上的考虑。许多人担心由于东道国政府无权控制外国企业，一旦外国投资过多便会丧失经济上的独立。
根据以上的评价方法，可以回溯性地从宏观层面大致分析一国利用外资对于经济发展所产生的作用。然而，脱离微观层面对于外资产生作用的机制的理解不可能科学评价利用外资的“度”和“量”。相应地，对进一步利用外资的必要性、可能性及何谓“适度”利用外资等等问题的回答也将是空洞无力的。为此，有必要就通过利用外资的资源转移效果实现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的机制做出交代。
三、外资作用的实现机制――利用外资作为手段同资源转移效果的关系
（一）招商引资的经济学
经济发展与产业升级作为利用外资的最主要目标可以说基本上是通过资源转移效果实现的。出于简单通俗的考虑，我们将经济发展理解为实现一定的经济增长率，将产业升级理解为高附加值产业在产出中的贡献比例增加。就这两点需要作出以下说明：第一，二者涉及的时间跨度不同。经济增长是短期内可以实现并能够进行评价的短期效果。而产业结构升级由于涉及固定资本的投资需要一定的时间，它是在相对长的时期内才能够实现并得以观测，进而进行评价的长期效果。第二，经济增长是以绝对指标衡量的（当然也可以评价国家之间相对的增长速度），而产业结构升级不应是单单在绝对的实物和技术意义上评价的，更重要的是“升级”能够在国际竞争情境下聚焦相对地位才有战略意义。第三，与这两点相关的，二者在评价标准的可观测性与可操作性有所不同。外资对于绝对意义上的经济增长的贡献可以通过出口、利税等指标相对容易地进行观测。而绝对的、技术意义上的产业结构升级的表现在短期内（如评价经济增长的周期内）不能用科学的手段进行辨识，更重要的是竞争意义上的升级更难观测和评价。
所以，评价外资的作用时，考察外资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由于官员任职期限作为被考察的时间跨度相对较短而显得更为可行。而且，增长中的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往往高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的现实也使（委托关系中的）人（各级政府）更愿意在容易令委托人（所谓的公众）满意的维度被评价。加之技术上可操作性的缘故，评价指标集中于出口、利税等易于观测的指标。另外，根据经济学理论预测，在委托――情境下，多任务工作（multi-tasking）中难以观测和证实的工作将被投入低于最优水平的努力，同时投入可观测任务的努力高于最优水平。这就意味着政府官员作为社会公众的人，其最优的努力分配对于委托人来讲并不是最优的。根据以上的简单分析可以判断，政府推动的招商引资在结构上只会是偏离最优的。
（二）招商引资的政治经济学
在中国，各级政府不但可以同世界其他国家的政府部门一样通过税收减免等政策手段鼓励吸引外商投资，还可以调动其掌控的其他资源（即使用纳税人的钱）进行招商引资的活动。进入官员政绩评价体系的指标，如外资对于出口、利税的贡献乃至合同外资金额等，都暗示着这些官员的利益。此外，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有可能在促进引资或协助外资企业收购本地国有企业的过程中占有额外的经济资源。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人私人成本与私人收益同委托人的社会成本与社会受益不相一致。
各级官员在任期内很可能会由于其私人成本小于私人收益（甚至不承担任何成本）过分热衷于招商引资活动，注重数量，并倾向于鼓励甚至参与引进技术设备。虽然短期内可能在绝对指标上表现为经济增长实绩，至少体现为外资数量本身，但是如果考虑到产业结构升级，则会发现引进的技术设备往往不具提升竞争优势的意义，甚至发现进口的是陈旧落后的设备垃圾。地方官员在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上的努力远远低于最优水平，导致所谓的“优质”外资进入少于社会最优水平。
（三）利用外资的管理学
我国“十一五”期间利用外资的指导方针指出，要通过利用外资实现产业结构调整。通过技术进步实现产业结构调整的最终目的是要改变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取得国际竞争优势，而非简单、单纯的技术进步。追求技术进步的本质在于战略上的意义，即竞争优势的含义，绝对不仅仅是单纯实物上的技术发展。评价“以市场换技术”等外资政策思路是否正确，不能简单地纵向比较生产技术和产品性能的改观，而是应当考察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是否有所改善。然而，真正要实现竞争意义上的进步，仅仅依靠外商投资带来的技术、管理和人才是不够的。通俗地讲，外商将其技术管理和人才同中国本土的生产要素相结合进行生产，外方控制其拥有的要素并占有其收益。因此，只要外方的技术与管理不产生外溢效应，外国投资相当于独立循环。即便个别企业向市场提供的产品能够实现升级换代，但这并不能实现产业层次的整体升级，因为其他的企业和整个行业不能从外资带来的技术的外部性中受益。而且，即便假设技术可以作为可编码的公共资源完全无成本地扩散，进而实现技术维度上的进步和产业升级，但这丝毫不能保证我们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有所改善，即不必然会实现竞争意义上的升级。原因在于，可以转移和扩散的技术与管理模式本身的供给不是缺乏弹性的，因而不是稀缺的，进而不能够产生李嘉图意义上的租金。所以，通过利用外资引进的所谓先进的技术、管理和人才即便产生竞争优势也是不可持续的，而生成可持续的竞争优势需要企业具有默示性质的知识和能力。这种知识和能力，特别是对知识进行消化、吸收和创新的能力，只能在企业内部发展而实现。
针对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初衷并尊重知识转移和发展的客观机制，政府可以在影响企业业绩质量的外部因素上寻找发挥自身作用的位置。政府政策可以影响的外部环境包括投入品和产出品市场、企业获得金融资本的决定因素，以及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等制度框架。也就是说，要通过利用外资促进经济增长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政府政策应当在制度建设上下功夫。政府希望通过直接推动高新技术的引进来实现自主创新能力的设想被证明缺乏理论上的支持，但政府政策在影响企业创新与吸收能力的外部环境上却大有可为。这需要的不是仅仅是引导外资结构和倾斜鼓励的政策，更重要的是政府各部门的共同参与。
从以上的意义讲，所谓的“适度”（地利用外资）是宏观层面意义的，而通常所讲的“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则是微观层面的。微观上的引资质量问题，最终是利用外资的效果问题。要想通过利用外资促进经济增长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政府政策应当在制度建设上下功夫。
四、政策扭曲对于外资作用的扭曲
在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制度框架下，本文第二部分有关利用外资利弊的陈述需要做出修正。在政府可以对国有企业的经营决策直接介入并对非国有企业的运作进行干预的当今中国，不恰当的政府作用可以通过市场的作用改变预期外资本应该产生的正面效果，反而起到负面作用。
经济增长的利弊范文6
一、1.2万亿元财政赤字规模，其中中央财政赤字8500亿元，地方财政赤字3500亿元，用中央地方债券予以解决，这是中央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集中表现，也是针对目前经济下滑和财政减收的压力，稳中求进保增长而采取的重要措施。我国从去年开始，出口订单减少，企业成本升高，经济下滑压力大，对此，以求多列赤字，增大财政投资的力度，解决财政支大于收的局面，扩大内需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实现7.5%的GDP增速。现在世界上美国、欧盟等国为应对债务危机，都在压缩财政赤字，以求减税和减支来走出财政悬崖和债务危机。我国反向而动，增列财政赤字，主要是基于国内经济走势而采取的积极财政政策。
二、财政赤字没有不行，太多了不行，关键要掌握好“度”。我国受计划经济影响，相当长一段时间强调财政收支平衡，实行零赤字财政预算，这也是计划经济低速发展的原因之一。这次适度安排赤字财政是一个进步，但是赤字不可过大过高，注意规避财政风险。世界上经济惯例是一国财政赤字不能超过GDP的3%，国债规模不能超过GDP的60%，以此为上限规避财政风险。我国这次确定1.2万亿元财政赤字规模，已达GDP的2%，接近于风险控制线，已无再增发的空间和余地。为此，今后要加大财政体制改革的力度，减少“吃饭财政”的支出比例，抓紧机构改革，精简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编制的数量，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才能彻底减轻财政赤字增发的压力。
三、增列1.2万亿财政赤字的利弊分析：怎样看中国设定的1.2万亿财政赤字为应对国内外经济运行的诸多变数和复杂局面，增列1.2万亿元的财政赤字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要一分为二地用辩证思维来看待和理解。
（一）从正面看，今年列出1.2万亿元财政赤字的目的和意义。
一是有利于增加财政支付能力，增大政府调控经济的力度，优化财政收支结构，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用更多的投资刺激经济增长，实现稳中求进保增长。
二是有利于增大财政对民生的支持力度，更多向民生工程加大投入，用积极财政政策配合稳健的货币政策，实施民生优化战略，加大对就业、住房、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养老服务等民生工程的投入力度，推动城镇化建设，多办民生实事，切实提升民众的幸福指数。
三是助推和支撑全国的结构性减税。结构性减税从去年1月开始在上海试点，10月推广到13个省市实行，推行以营业税改为增值税，两税合一减轻企业负担。同时对交通运输业和现代服务降低增值税率，引导和助推经济结构调整。今年要分期分批在全国推广结构性减税，这也是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举措。结构性减税，这对企业来说是利好消息，可以减轻企业负担，长远看有利于培养税基、壮大财源，为今后经济发展和财政增收积累潜能和后劲。但从财政角度看是利空消息，结构性减税直接带来财政减收，增大地方财政压力。现在是两难的选择，不实行结构性减税，企业受不了；推行结构性减税，财政受不了。为此必须用增发国债高列赤字的办法，缓冲和应对结构性减税给财政减收带来的压力，以此为结构性减税留出操作空间，支撑此政策在全国推广。
（二）辩证地从另一角度看财政赤字过大也会带来更大风险，要积极应对和规避。
一是财政赤字过高会增大财政风险。高列赤字也是财政的举债行为，发债过多，赤字过高，运营过久，会增大财政偿还风险，一旦资金链断裂会突发财政风险。我国直接的显性债务并没有超GDP60%的上限，但我国隐性债务很多，乡村债务、养老金财政支出缺口等隐性债务尚没有计算在内，真正全口径债务也是很吓人的。现在需要全国上下增大风险忧患意识，不能再走举高债谋高速这种粗放增长的老路子。为此，转方式调结构迫在眉睫，以此规避中国版的“财政悬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