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污染归责原则范例6篇

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环境污染归责原则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环境污染归责原则

环境污染归责原则范文1

论文关键词 环境污染侵权 证明责任 证明责任分配 因果关系

一、环境污染侵权概述

环境污染是由人类活动所引起的环境质量下降从而影响人类及其他生物的正常生存和发展的现象。环境侵权作为侵权行为的一种,是伴随着城市化和工业换进程出现的,是指由于人类活动导致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遭受污染和破坏,从而侵害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法律事实,这种事实包括潜在的危险。环境侵权包括环境污染侵权与环境破坏侵权,由于环境破坏侵权与一般的民事侵权的证明责任相同,笔者将着力探讨环境污染侵权。

二、环境污染侵权的归责原则和构成要件

解决环境污染侵权的证明责任分配问题须明确两点,首先要确定分配的对象或证明对象,其次将这些证明对象进行分配,亦即确立证明责任分配规则的问题。在确定证明对象时,主张损害赔偿的原告需对权利产生的要件事实进行证明,而归责原则对要件事实的构成至关重要?。归责原则是确定侵权行为法规范的基础。因此,在研究环境污染侵权诉讼证明责任分配问题时,先对归责原则和构成要件进行讨论。

(一)环境污染侵权的归责原则

环境污染侵权的归责原则经历了一个从过错责任到过失客观化再到过失推定以致最终的无过错责任的发展过程。无过错责任是指不考虑行为人的主观过错,只要其行为造成了损害后果就应该承担责任。现代工业生产的排污行为使得生产活动本身具有高度危险性,污染事件时常发生,造成了他人的人身或财产损害,加之现代工业污染往往涉及复杂的科学技术问题,普通公众难以对企业过错进行举证,出于公平原则的考虑,无过错原则也为各国环境法所普遍采用。我国也在《民法通则》、《环境保护法》以及各项单行环境立法中确立了环境侵权采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的适用,减轻了在环境污染侵权案件中处于弱势的原告的举证责任,对企业等排污单位也起到了警示作用,督促企业加强社会责任感,积极减排治污。

(二)环境污染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

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是指行为人实施的某种致害行为构成具体的侵权行为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只有符合这些的条件,行为人才应承担责任。

责任构成要件是由归责原则所决定的,归责原则决定了责任构成要件的内容。在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情形下,多数学者认为只需二要件,即损害事实和因果关系。也有的学者持三要件说,认为除了损害事实和因果关系外,还包括致害行为。实际上上述两种观点虽然表述上略有差异,但是意思上并无二致。值得注意的是,有另外一种三要件说,认为除了损害事实和因果关系外,还需致害行为的违法性。就环境污染侵权而言,需污染环境的行为具有违法性。笔者赞同后一种三要件说,认为环境污染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为:(1)损害事实的存在;(2)加害人的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3)加害人实施的加害行为具有违法性。

三、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法理

证明责任是法律预先规定的,当某一事实真伪不明时,一方当事人所承受的不利负担?。所谓证明责任的分配,是指法院在诉讼中按照一定的规范或者标准,将事实真伪不明时所要承担的不利后果在双方当事人之间进行划分?。

我国的《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明确规定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民诉证据规定》)则主要是借鉴了德国著名民事诉讼法学家罗森贝克的规范说,同时考虑了某些案件证明责任分配的特殊性而对该类案件证明责任分配进行了具体规定。根据罗森贝克的规范说理论,实体法从性质上可以分为权利根据规定、权利障碍规定、权利消灭规定。权利根据规定是对提出民事权利请求的当事人有利的实体法律规范,其他两种规定是对反驳民事权利请求的当事人有利的规范?。具体而言,提出诉讼请求的人就权利产生事实承担证明责任,反驳诉讼请求的人就抗辩事实承担证明责任,就权利产生事实不存在或者没有发生不承担证明责任。超过实体法规定范围的事实与证明责任无关,不发生证明责任分配的问题。根据罗森贝克的规范说理论,事实要件的存在是适用法律的前提,因此,法官在对案件进行审理时,必须先对事实予以确定,才可以决定应适用的法律。在案件审理中,当事人主张权利存在或者不存在,都必须先对有关案件事实进行举证,才可以决定适用或不适用某一法律规范。

四、环境污染侵权诉讼中的证明责任分配

(一)损害事实的证明责任分配

环境污染侵权造成的损害事实,不仅包括与一般侵权相同的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害,还包括对环境造成的环境权益损害。从损害形成时间而言,环境污染侵权具有连续性、累计性的特点,因此造成的损害既包括现实损害,也包括损害危险。无论是何种损害事实,笔者认为,都应当由原告加以证明。

环境污染侵权造成的财产损害,往往可以用金钱加以衡量,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两个方面。直接损失是指既得利益的损失;间接损失是指可得利益的损失。由于财产损害可被量化,司法实践中举证也较为容易,因此对财产损害举证采取客观真实标准,力求精确,以维护公平。人身损害是指对被害人的生命和健康造成的伤害。尽管人身损害通常会连带产生医疗费、误工费等财产损失,但人身损害是对受害人人身权益的损害,与财产损害有本质不同。环境权益损害是环境污染和破坏带来的对人们生活舒适度的不良影响。环境权益损害涉及的通常是多数人,不同的人对环境污染的忍耐度也不一样,因此,在证明环境权益损害的时候应以一般人的承受标准为参考,证明采用盖然性标准。

(二)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分配

在该类案件证明责任分配过程中,因果关系证明责任的分配是关键。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原告必须对行为与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加以证明。如果要求公害的受害者在请求损害赔偿时必须科学地严密地证明其所遭受的损害事实是由被告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所造成的,那么原告必须具备高度的科学知识和做大规模的科学调查,这对于一个普通市民是极其困难的。在环境污染的场合下,与受害者相比,加害者通常是拥有雄厚的经济力量和科学知识的企业,而且企业者作为从事危险作业者本来就负有防止危险的职责,所以在证明构成危害原因的污染物质排放到外界的事实时,就必须得转换因果关系中的证明责任的一般原则,将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分配到被告方。被告必须积极对不存在因果关系或则存在免责事由进行证明,否则,就必须承担不利后果。这样,才符合公平正义的法律原则。这种按照一般原则本来由己方承担的证明责任,在特殊的案件中法律特别规定了由对方承担的做法,被称为“证明责任的倒置”。

但这并不意味着原告无需承担任何证明责任,原告仍需要证明损害事实的存在,但这只是一个初步证明。此时,法官即可根据盖然性的标准推定被告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证明责任即转移给被告。这时,若被告主张不存在因果关系,则需要按照严格的证明标准承担证明责任。

(三)免责事由的证明责任分配

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决定是否构成侵权责任,而免责事由则决定是否承担侵权责任。环境污染侵权的免责事由由谁证明,立法有明确的规定。《民诉证据规定》规定免责事由由加害人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作了进一步补充,规定加害人应当对免除责任和减轻责任的情形均应承担举证责任。环境污染侵权的减免责事由通常有三种:(1)不可抗力;(2)受害人过错;(3)第三人过错。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战争行为都属于此处的不可抗力,根据《环境保护法》的规定,不可抗力造成环境污染后,行为人必须采取合理措施,防止污染扩大,方可免责。否则不能全部免除加害人责任。我国环境污染侵权采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因此,对于加害人的过错,无论是原告还是被告都无需加以证明。作为免责事由的受害人过错和第三人过错,被告则应予以证明。受害人和第三人过错越严重,加害人承担的责任越轻;受害人和第三人的过错越轻,加害人承担的责任越重。

(四)复合污染中的证明责任分配

有些环境污染侵权是由单一加害人所造成的,但是在很多情况下,损害是以多个企业的事业活动为原因力而发生的所谓的复合污染侵权。在这样的情况下,原则上应当由受害者搞清各个企业对损害发生的原因度,并按其作用度算定损害赔偿。但是,要搞清复合污染侵权中各企业对损害发生的作用度,对于受害者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环境污染归责原则范文2

摘要:随着人们对环境侵权的认识加深,无过错责任原则被引入到环境侵权领域。笔者就环境权侵权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内涵、合理性依据、环境侵权无过错责任的适用中的相关因素及我国相关法律规定等进行了简单阐述。

关键词:无过错责任;免责事由;报偿主义

作者简介:陈娟(1987-),女,河南人,四川大学,2010级法学院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硕士),研究方向:能源法。

[中图分类号]:D912.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1)-23-0286-01

一、环境侵权无过错责任的内涵

无过错责任又称严格责任,是指不问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存在过错,受害人只要证明行为人实施的行为和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行为人就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在侵权法中,适用无过错责任的侵权行为,并不是行为人主观上不存在过错,而是其主观上的过错对于侵权行为的认定不产生影响。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第7条和《民法通则》第106条第3款的规定,我国在立法上采取了第一种概念界定。环境侵权无过错责任原则是指环境法主体就其环境开发利用行为造成的人身或财产损害后果依法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时,不考虑其是否存在主观过错的归责原则。在环境侵权中,我们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理解无过错责任原则:一是行为人实施了污染环境的行为;二是存在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害事实;三是污染环境的行为和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二、环境侵权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合理性依据

环境侵权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有其理论支持,主要存在以下几种学说:报偿主义、危险主义、公平主义、风险分担主义等几种。

报偿主义是指获利者对失利者的报偿。报偿就是污染企业从自己的获利中对污染受害者所受损失的补偿,就像工业事故中的雇主从自己的利润所得中对事故的受害者,往往也就是企业利润的创造者所遭受的损害给予补偿一样。危险主义的基本观点是谁制造了危险谁就应对危险的后果负责。余耀军先生:“从事危险活动的侵害者制造了危险、能够控制危险,且因此危险活动获得了较大利益,因此由其承担责任合情合理。”这种观点的“情理”是危险与后果同归。公平主义主是指既然损害已经发生或客观存在,就应该有承担者,而让无端受害的“被害人”承担是不公平的,应该由环境行为人即一般都是企业来承担。因为站在无端受害者这种不应承受环境损害的人们对面的就是这些行为者,就是通过实施给受害者带来损害的行为而获利的企业等。风险分担主义主张把由环境行为给受害人造成的侵害返归行为人,再由行为人转嫁给社会。所谓分担是通过损害回溯,再由实施损害行为的人把补偿损害的支出“分”散给社会。

三、环境侵权无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

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 ,环境问题日益突出 ,公害事故频繁发生 ,使得无过错责任很快被引入环境侵权领域之中,在环境侵权领域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时还需要考虑以下相关因素。

1、无过错责任原则中受害者过错的考量

环境侵权无过错责任原则中关于受害者过错的考量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无过错责任只是不考虑加害者的过程,但却“并不意味着也不考虑受害人的过错,因为受害者的过错对侵权责任的范围有一定影响。”另一种观点:无过错责任类似于绝对责任,“不仅不考虑加害人的过失,也不考虑受害人的过失。”笔者认为在受害人过错的情况下,如果不考虑受害人的过错而将责任全部市价与加害方,与“受害人致害”这一免责条件先矛盾,而且对致害一方过于严酷,将打消企业生产的积极性,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

2、无过错责任原则下的环境侵权责任免责事由

在实行无过错责任的情形下,加害人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抗辩事由主张免免除或减轻赔偿责任。免责事由一般包括不可抗力、第三方致害和受害人过错等情形,这在我国相关民事立法和环境立法中均有体现。环境损害赔偿中的“不可抗力”和民法中的“不可抗力”在免责内容和使用条件上均存在差别。在免责内容方面,我国《民法通则》153条规定的“不可抗力”除了自然灾害还包括战争、政府行为等因素,但在环境损害赔偿领域,处于对受害者利益的保护,“不可抗力”仅被限定为“自然灾害”。在使用条件方面,环境损害赔偿领域强调自然灾害致害原因的完全性,并要求加害者采取措施的及时性和合理性。即如果致害后果是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共同造成的,加害人的损害赔偿责任就不得完全免除;如果在自然灾害发生后,加害人本来能够采取措施以避免给受害人造成损害的更大的损害,但却未采取合理措施,因而对受害人造成了更大的损失,则加害人应当对此造成的扩大损害部分承担赔偿责任。

四、我国法律对环境侵权无过错责任原则的规定

无过错责任是对现代工业和科技发展产生的对人的巨大危险的一种法律和道德的回应。一般认为 ,最早的无过错责任的立法肇始于德国 1838年颁布的《普鲁士铁路法》。随后各国竞相效仿 ,纷纷将无过错责任作为环境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之一。

我国在环境保护中也引进了无过错责任原则。《民法通则》第 106 条规定:“没有过错 ,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 ,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是关于侵权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的规定,即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的适用范围,由法律具体规定。《环境保护法》第 41 条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 ,有责任排除危害 ,并对直接受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 1982年的《海洋环境保护法》第42条规定:“因海洋环境污染受到损害的单位和个人,有权要求造成污染损害的一方赔偿损失。”据相关学者考证,这是我国最早对环境侵权归责原则明确采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法律规定。1992 年颁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中的第 74 条规定:在诉讼中,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但在下列侵权诉讼中 ,对原告提出的侵权事实 ,被告否认的 ,由被告负责举证:…③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水土保持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造成水土流失危害的 ,有责任排除危害 ,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和个人赔偿损失。”

参考文献:

[1]马俊驹、余延满,民法原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年。

[2]陈聪富,侵权归责原则与损害赔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环境污染归责原则范文3

本罪中,一方面扩大了保护范围,即行为人实施了“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害物质的行为,不论场所在哪,只要造成了严重污染环境的后果均可能构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另一方面扩大了“污染物质”范围,即只要是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害物质”就可构成本罪,而不再要求是“危险物质”。故而相比于原来的放射性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危险废物,有害物质的范围显然扩大了很多。积极意义1.加强了对人权的保护。人类的环境权可以认为是人权发展第三个时期的主要内容。环境权即全体社会成员所享有的在健康、安全和舒适的环境中生活和工作的权利,进一步还包括生态环境利益本身,即以整个生物界为中心而构成的为生物生存所必要的外部空间和无生命物质的总和。因此,在环境污染日益严峻的今天,本罪加入了对于生态环境利益本身的保护,无疑有利于保护更加广阔的人类环境权利。2.本罪的三处修改,扩展了保护环境的范围,扩大了刑法的打击范围,降低了入罪门槛,显著前移刑法对环境违法行为的打击时机,更加强化刑法的保障作用。同时,也降低了因果关系的证明难度,这使得本罪规定更加科学合理,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环境刑事诉讼定刑难的困境。不足之处1.“有害物质”包括哪些种类不明确。应当像《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对危险废物的详细界定一样,出台相关司法解释或单行规章,使之在司法过程中更加明确。2.“严重污染环境”应当如何认定。最高人民法院2006年出台的《关于审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对“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以及构成结果加重犯所要求的“后果特别严重”做了具体规定。因此,在法律法规尚无对“严重污染环境”进行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在新的解释出台之前,此规定应该可以继续适用。然而,对于那些单独侵害环境利益的行为要如何认定,却十分困难。因为这些重大的环境污染行为往往发生在无人区域或其损害后果在短时间内无法显现而给认定造成很大的障碍。3.犯罪的名称需重新确立。由于本修正案将客观方面的危害结果“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修改为“严重污染环境”,故而原罪名“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便显得名不副实。

对现行刑法存在缺陷的探讨

我认为与国外的相关立法以及司法实践需求相比,现行刑法还有很多不足之处,亟待我们进一步完善。(一)规定的罪名应当增加1997年刑法将环境犯罪分为污染环境犯罪与破坏自然资源犯罪,共有14种具体环境犯罪,包括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非法捕捞水产品罪,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等。这比起1979年刑法所规定的4个罪名,已大为扩展。然而,仍有许多实践中常发罪行并未得到有效规制,比如所保护的环境要素并未涉及滩涂、湿地、草原等,而且对噪声污染、光污染、水土流失等普遍现象也未作规定。(二)危险犯应当纳入规制对象《刑法修正案(八)》虽然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中的危害结果改为“严重污染环境”,但究其根本,仍然以造成实害为定罪标准。而现实中存有大量严重污染破坏环境事件的危害结果在短时间内不会出现,比如那些因采矿、挖掘所造成的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一般要经过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显现。倘若根据刑法规定,待危害后果出现才去惩治,那么主要证据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流失;如若出现类似于人员伤亡、物种灭绝等危害后果,则几乎不可能被化解。在国外的刑事法律中已有危险犯、甚至行为犯的立法,比如日本《公害处置法》第2条规定:由于企业的业务活动而排放有害于人体健康的物质并对公众生命和健康造成危险者,处3年以下徒刑或300万元以下的罚金。(三)财产刑的适用需不断扩大目前,大规模的环境污染破坏事件往往是企业在巨大的利益驱使下所致,若完善财产刑,特别是罚金的适用,便可使公众事先预料自己的行为将无利可图,从而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环境污染破坏方面的犯罪,往往以过失犯罪为主,相比适用人身属性强的自由刑,罚金刑可能会收到更好的效果。国外大量的立法亦是如此,比如,美国的《清洁水法》对环境犯罪规定的日罚金额为5千美元以上,5万美元以下;美国的《资源保护法》第5条规定:“任何人违反第4条(1)、(2)、(3)、(4)、(5)、(6)或(7)之规定,故意运输、处理、贮存、处置或出口危险废弃物,并且同时知道其行为使他人隐于濒于死亡或严重身体伤害危险之中的,在定罪的基础上,应处以2.5万美元以上罚金或15年以下监禁,或者并处。如果被告是组织,在定罪的基础上,应处以100万(美元)以下罚金。”

环境污染归责原则范文4

1.输变电设施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和构成要件输变电设施造成环境污染侵权责任是指“输变电设施产权人、管理人(污染者)因污染行为,侵害他人的生命权、健康权等人身权或者所有权、用益物权等财产权,应当承担民事法律责任”。如《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根据上述规定,环境污染侵权责任采用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即在受害人有损害,污染者的行为与损害有因果关系的情况下,不论污染者有无过错,都应对其污染造成的损害承担侵权责任。其构成要件分析如下:(一)环境污染行为。输变电设施环境污染侵权行为主要是指输变电设施在运行过程中,其产生的工频电场、工频磁场、无线电干扰、可听噪音等存在超标,造成损害。(二)损害事实。输变电设施环境污染侵权损害事实是指受害人因接触或暴露于被污染的环境中所受到的人身或财产损害,它是构成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前提和必要条件。。(三)环境污染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由于环境污染侵权责任不以污染者的过错为要件,所以因果关系就成为决定责任的基本条件。在输变电设施环境污染侵权案件中,就是要认定输变电设施是否对周围环境产生污染,是否因污染导致受害人产生损害后果。

2.输变电设施环境污染侵权案件举证责任分配环境污染涉及到复杂的科学技术问题,环境侵权纠纷中因果关系证明困难,受害人不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和取证的手段,要缺乏科学知识和资历的受害人负担所有的事实性因果关系的证明是不公平的,所以环境侵权纠纷中采用了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如《侵权责任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这便将“行为与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这本应由原告承担的举证责任转移给被告,即由污染者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电力设施

环境污染法律风险防范根据上述分析,作为输变电设施产权人、管理人的电网企业要合理地规避输变电设施环境污染侵权责任法律风险,应当注意做好以下方面工作:

1.依法进行输变电设施建设电网建设项目必须取得规划、审批手续,确保工程项目本身的合法性。由于输变电设施环境污染案件,经常以相邻权纠纷为案由进行诉讼,输变电设施产权人、管理人应当提供相关证据证明电力设施建设和用地的合法性。输变电设施建设者应注意办理电力设施用地手续及电力设施施工建设手续,具体包括土地预审、土地拆迁补偿、土地使用证和临时用地手续,依法取得项目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项目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使用许可证等。电力设施的设计施工必须符合国家标准。

2.严格执行电网建设环境保护的相关规定要做好电网建设环境保护管理工作,严格执行国家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申报审批制度、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制度,并取得相关文件存档。在建设前,输变电设施建设单位要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确定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类别,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并报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输变电设施建设完工后,必须向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请环境保护验收,其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必须同时投入生产。同时,输变电设施从规划、选址开始,应避免、预防工程建设对环境产生不利影响。

3.做好环境因子的检测分析在输变电设施运行过程中,输变电设施产权人、管理人应当做好输变电设施的工频电场、工频磁场、无线电干扰、可听噪音等环境因子的监测分析。坚持以人为本、预防为主的原则,了解和掌握输变电设施周边环境,做好环境因子监测点的设置,及时掌握工频电场、工频磁场、无线电干扰、可听噪音等环境因子的现状及其动态变化,有针对性的制定出科学的防护措施。对于超标的输变电设施,应及时予以整改。输变电设施环境因子的检测分析工作,有利于消除公众对输变电设施的疑虑。

4.做好电磁环境知识的普及目前公众普遍存在对电磁环境的认识误区,加之一些媒体不准确的误导,误认为输变电设施工频电场、工频磁场对人体存在健康影响,导致在一些地方输变电设施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电网建设经常会遭到附近居民的强烈反对,电磁纠纷问题呈增多趋势,严重影响着电网的正常建设和运行管理。从电磁波的频率划分、电磁辐射的产生机理等分析,输变电设施工频电磁环境属于极低频,在其周围仅感应产生工频电磁场,并不产生电磁辐射。国际组织及发达国家经过长期对极低频电磁场的研究,得出明确结论,并不认为在输变电设施周围极低频场

环境污染归责原则范文5

【关键字】跨界污染;环境损害;国家责任

为确保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各国均致力于高科技的研究和应用,但技术革新的同时也伴随着潜在的危害,一系列由现代工业和科技活动引起的灾难性事故,如意大利赛维索化学污染事故、印度博帕尔农药泄漏事故、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故、瑞士巴塞尔赞多兹化学公司莱茵河污染事故等,无一不严重影响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也使国际法中的国家责任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传统的国家受到很大冲击。

一、跨界环境损害概念的界定

跨界环境损害的概念经历了从模糊到逐渐清晰,不断更新、扩大的过程,不少学者认为到目前为止仍缺乏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界定。1996年国际法委员会第48届会议中,专题工作组向联合国大会提交的《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条款草案》将跨界损害定义为:“在起源国以外的一国领土内或其管辖或控制下的其他地方造成的损害,不论有关各国是否有共同的边界。①”相较于1982于蒙特利尔通过的《适用于跨国界污染的国际法规则》中的相关规定,此定义有了明显扩大的表现,其一,在《适用于跨国界污染的国际法规则》中,将污染及其所产生的影响仅仅限定在一个或是几个国家领土范围之内,此规定过于狭窄并早已不符合现今的发展趋势。实际上,不是所有跨界环境损害行为都发生在某一国家领土范围之内,而极有可能发生在国家行使控制权的区域,例如专属经济区。在意识到此问题后,《草案》将造成跨界环境污染的范围扩大到“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地方进行的活动”,扩大了各国承担环境责任义务的区域,减少了各国利用法律漏洞拒绝承担责任的情形,当然也增强了国家在遭受跨界环境损害时获得赔偿的可能性。但定义仍存在缺陷,例如在公海或是两级地区这些并不属于某一国家领土范围内的公共区域所发生的跨界环境污染事件,是否能直接适用定义、如何适用和规制的问题并没有涵盖,而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全球环境变暖等一系列经济、环境问题,这一漏洞势必为今后可能波及到这些人类共同所有区域的环境损害事件的处理带来隐患;其二,将“跨国界污染”改为“跨界损害”,涵盖的范围更广。总体上说,跨界环境损害主要包括:大气污染、海洋污染、高科技的开发和利用产生的污染、污染转嫁以及运用核武器等化学武器给他国造成的损害。②

与其他一些国际社会绝对禁止的违法行为所不同的是,跨界环境损害行为并不是绝对禁止的,且此行为是否违法往往难以确定。为确保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各国存在的很多关于环境利用、经济提速、高科技开发等政策都对周边国家甚至其他国家产生某种程度上的不利影响,例如森林过度砍伐和工业化发展造成的荒漠化和酸雨,外太空物体发射、原子弹或其他化学武器的实验对环境造成的破坏,这些行为并不被禁止,有些甚至是被大力资助和提倡的,但这些行为确实造成了受害范围极大的跨界环境损害。从特雷尔冶炼厂案、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美国墨西哥湾深海漏油事故等一些环境事件中归纳出,跨界环境损害行为主要包括以下特征:其一,损害必须是由人类活动造成的,后果也必须是可以进行实际和客观衡量的有形后果。其二,损害后果具有跨界性。这里所说的“界”乃是领土界限、管辖界限和控制界限。③其三,造成的损害后果是极其“重大”的。

二、跨界环境损害国家责任与传统国家责任的关系

(一)跨界环境损害国家责任的界定

跨界环境损害国家责任是国家因违反其国际环境法中的国际环境义务造成损害而引起的法律后果。也可以表述为“国际环境保护领域的国家法律责任”或“国家违背环境保护义务所应承担的责任”。

首先,责任承担主体是国家。尽管在国际环境法上,条约和司法实践等已经或正在为其他主体承担责任提供依据,但还不能说各种主体已经在国际环境法上享有了相同的地位。④国家仍是国际环境法中最主要、最基本的权利义务主体,这是由于其在国际社会活动中的地位和在国际环境保护领域的作用等诸多因素决定的。国家不但是国际环境法最主要的立法者,其平等分立的模式也是许多国际环境保护制度设立的基础。

其次,跨界环境损害国家责任是违反国家应承担的国际环境义务的法律后果。国际法委员会从不同功能出发,将责任分为两种性质:一种称为初级规则,是规定“一国根据国际法应当承担的义务”的规则。⑤另一种称为次级规则,是以赔偿、权利和最终表现为补救的特点的进一步的后果。⑥“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和“国际法不加禁止行为造成损害后果”的相关责任规则属于次级规则,即跨界环境损害国家责任便是因国家违反其实体性的初级规则的国际环境义务而产生的“第二性义务”。

最后,对于跨界环境损害责任本身来说,重要的不仅是受害国能得到相应的赔偿,更重要的是强调加害国的预防义务和减少实际损害的措施,如预先通告、磋商谈判、搜集并交换有关资料和情报等程序性义务,当然对违反这些程序性义务是否直接产生国际责任则有不同主张。⑦

(二)跨界环境损害国家责任与传统国家责任的关系

传统上,国际法上的国家责任是以违法国际法的行为或不行为为前提的,而越来越多的实践表明,环境损害事件更多的是由于国际法上不加禁止的行为所引发的,但倘若对这些活动的行为主体没有任何方式的制约和惩罚,显然是对受害国的不公正。可见,跨界环境损害国家责任不仅包括国家的不法行为,还包括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产生损害后果的国家责任。两者有很多相同点的同时,也有明显的区别。

相关性上,首先,跨界环境损害的国家责任起源于传统国家责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由传统国家责任的归责原则进行适用和规制的,是从传统国家责任中慢慢分化出来的,是对传统国家责任的发展和完善。在传统国家责任制度中就存在着国家在其行为排除了不法性的情况时仍可能要承担一定赔偿或补偿责任的规则。⑧其次,从发展趋势上来讲,传统国家责任在某些情况下已不能解决受害国遭受环境损害后得到应有赔偿的问题,跨界环境损害的国家责任以其特殊的关于“国际法不加禁止行为”的规定对其进行了的补充。关于国家责任,美国学者路易斯亨金认为,在国际社会,国家具有遵守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内部和外部动机,法律与秩序是国际体系的理想和它的主要价值,并支持着其他价值。⑨这种理论可以用来解释国家对其国际法不加禁止行为造成危害后果承担赔偿责任的社会基础。在许多的跨界环境损害活动中,例如核材料的和平利用、太空探索、化学武器开发、远洋石油运输等,国家并未违反任何国际义务,其行为也并不被为国际法所禁止,但结果确实对域外的人身、财产或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损害,如果加害国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显然不符合国际法公平善良原则。

区别方面,最大的不同点在于责任性质的不同。传统国家责任是国际法律责任主体故意或过失对国际义务的违反,其性质是国家的国际不当行为。而跨界环境损害国家责任的产生并不取决于行为的不法性,其行为既无过失也无故意,而应考虑的是实际发生的损害事实,当这些损害事实足够重大时,受害国理应具有要求获得赔偿的权利,加害国也理应承担赔偿的义务。更为关键的是,由于这种行为本身的合法性以及某种程度的必要性,即便潜在的危害性非常明显或巨大,只要国际社会未明令禁止,行为国在给予受害国适当赔偿后,仍具有继续进行开发试验的权利。随着国家经济、科学技术竞争的白热化,宁肯高额赔偿也不会放弃探索的行为在各国普遍存在,也十分合理。

三、跨界环境损害国家责任的归责原则

归责原则是制约跨界环境损害国家责任制度建立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但目前的国际条约中关于国家责任归责原则问题大多没有明确的规定,学界也一直争论不休。一般认为,国家责任的理论基石是过失责任与严格责任。

受格老秀斯“无过失即无责任”思想的影响,传统国家责任理论认为国家只对其在有“过失”或有“故意”的主观因素下从事的不当行为才承担责任。过失责任论长期以来占据国家责任的主导地位。

例如我国台湾学者雷崧生在引起国家责任的三个要素中认为:“引起国家责任的事实必须是一个国家的过失,换言之,它必须是不合法的。它或是一个积极的事实(行为),或是一个消极的事实(行为),如疏忽、遗忘或不慎等。⑩”过失责任论作为传统国家责任的基础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很长一段时间也基本能解决责任的认定问题,但如今越来越多学者认为故意或过失并不能成为国家承担责任的先决条件。斯塔克认为:“蓄意的或严重的过失这些令人难以捉摸的概念与国家责任法应依据的科学而实际的考虑,是相当矛盾的。”特别是高科技发展迅猛、经济流动频繁的今天,这些对人类社会发展至关重要、不可或缺的行为,不可能被禁止时,以国际不当行为为基础的过失责任论的局限性已经显而易见了。

目前,作为适用于极端危险活动的例外原则,环境损害责任的严格标准在各国的妥协中得到了支持,但在如何判定极端危险活动的标准上是有分歧的,只有在特定领域,例如《空间实体造成损害的国际责任公约》中,规定了国家对地球造成损害的绝对责任。值得注意的是公约第1条在规定“损害”时没有包括对“自然环境”的损害,第1条a项认为“损害是指生命丧失、身体受伤或健康的其他损害;国家、自然人法人的财产,或国家政府间组织的财产受损失或损害。”但不少学者解释: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当然是对国家财产的侵犯,自然环境潜在价值的损失以及对其还原、修复的支出,无一不涉及国家财产。但在具有相似损害程度的核事故等条约中,严格责任并未得到肯定,究其原因不外乎各国并不想过多的承担环境义务,在环境保护谈判进程中还未得到有效的妥协,以及严格责任原则是否能作为习惯国际法得到确认仍具有很大争议。

大部分关于环境保护的条约中并没有环境损害责任适用严格责任原则的规定,因为在条约谈判中,严格责任是否能作为国家对于跨界环境损害承担责任的一般原则这个问题始终是争议的焦点。不仅在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意见不一,国际法学界也是各执一词,无法达成一致。赞同的观点认为,只有严格责任原则的确立才能使受害国的利益得到充分保障,主张将其发展成一般性原则;反对的观点认为,严格责任的概念目前仅仅是某些特殊领域公约的产物,在习惯国际法中没有地位,任何使其一般化的企图,都会被认为是不当侵犯国家的行动自由而遭到拒绝。从目前的国际判例、条约实践来看,严格责任原则还并未成为国家责任的一般原则。

在判例实践中,很多人将“特雷尔冶炼厂案”的裁决认定为是支持严格责任的范例。此案中,根据相关国际法的规定结合仲裁协议的内容,仲裁庭的裁定并没有根据过错责任原则强调加害国是故意还是过失,此裁定表明一国有义务在其管辖的领域内防止对他国环境造成损害,且只要损害发生就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该裁决并非确立了一项国际法责任的标准,更未把严格责任作为一般原则。1978年苏联宇宙号坠落案,此案中苏联核动力卫星在加拿大领域内坠毁,导致严重的核污染,受害国加拿大请求苏联政府对其所造成的环境损害承担国家赔偿责任,最终苏联政府给予了300万加元的赔偿。有学者认为这是依据国际法一般原则所确立的准则所得到的结果,但也有学者认为苏联并没有明确承认其在《空间实体造成损害的国际责任公约》条款下的损害赔偿义务,所以本案是以加拿大接受苏联“出于恩惠(ex gratia)”的赔偿得以终结。

四、跨界环境损害中国家责任的发展趋势

从发展趋势来看,国家责任在跨界环境损害确立和应用上具有消极和积极的两种观点。消极的观点认为跨界环境损害国家责任在制度体质上具有严重的缺陷。首先,国家本身并不愿意为自身增加承担责任的重担,为自己将来的行为套上枷锁;其次,国际法庭裁判国家承担责任后,执行力和强制力也是问题;再次,国家责任承担的过程效率非常低,费用也很昂贵。加之目前在归责原则上的不甚明确也给国家责任的判定带来阻碍。民事赔偿责任机制和保险机制似乎成为个体和国家获得赔偿的有效方式。这种方式直接可行,避免了纷繁复杂的国际诉讼或仲裁程序,将国际问题转换成私人之间,从国际公法转到国际私法,即不运用国际程序,而是使污染损害的有关个人在国内法院直接面对面。

积极的观点认为跨界环境损害国家责任正在稳步的向前发展。司法实践上,涉及或专门规定跨界环境损害国家所应承担责任的国际条约以及其他有关国际文件不断增多。在一些特殊领域,诸如具有高度的潜在危险的公约中开始慢慢渗透严格责任原则作为国家责任的归责原则。换句话说,跨界环境损害的国家责任制度,作为传统国家责任制度的补充和发展不仅在理论上已经成形,也已经被国际实践和国际司法判例所广泛接受,是对国家责任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注 释】

①③联大第51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1/10)《国际法委员会第48届会议工作报告》第211;208页.

②邢丹,赵军.国际环境污染问题中的国际责任[J].当代法学,2000,(3):25.

④⑥伍亚荣.国际环境保护领域内的国家责任及其实现[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5;14;61.

⑤《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报告》,第53届会议,2001年4月23日至6月1日和7月2日至8月10日,大会,A/56/10,第77段,(3),第41页。

⑦⑧林灿铃.国际环境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260;253.

⑨(美)路易斯·亨金著.张乃根等译.国际法:政治与价值[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67.

⑩雷崧生著.国际法原理(上册)[M].台北:中正书局,1986:97.

林灿铃.论国际法不加禁止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家责任[J].比较法研究,2000,(3).

(英)帕特莎·波尼,埃伦·波伊尔著.那力等译.国际法与环境(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271.

(法)亚历山大·基斯著.张若思编译.国际环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375.

【参考文献】

[1]林灿铃.国际环境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2]伍亚荣.国际环境保护领域内的国家责任及其实现[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3](美)路易斯·亨金著.张乃根等译.国际法:政治与价值[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

[4](英)帕特莎·波尼,埃伦·波伊尔著.那力等译.国际法与环境(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5](法)亚历山大·基斯著.张若思编译.国际环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6]雷崧生.国际法原理(上册)[M].台北:中正书局,1986:97.

[7]邢丹,赵军.国际环境污染问题中的国际责任[J].当代法学,2000,(3).

[8]林灿铃.论国际法不加禁止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家责任[J].比较法研究,2000,(3).

环境污染归责原则范文6

环境污染致人身损害与财产损失之分立

鉴于环境侵权一元规则存在诸多问题,因此应当予以改革。有学者认为:“严格责任原则应为环境污染侵权责任之基本归责原则。严格责任与公平责任应共同构成环境污染侵权责任之二元归责体系,即以严格责任(无过错责任)为主,以公平责任为辅。”[5]从国外立法来看,德国的《公害防治法》第14条将干扰侵害分为两种:一为经许可的营业活动造成的环境污染损害,二为一般活动造成的环境污染损害。前者依特别法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后者则根据德国民法典的规定适用过错责任原则。[6]135德国还专门制定了《环境责任法》,要求大机器设备运营者承担无过错责任。[7]根据日本《民法典》和《大气污染防治法》、《水质污染防治法》的规定,对于有害物质导致的大气污染和水污染,加害人应当就被害人遭受的人身损害承担无过错责任,而其他环境侵权是过错责任。[8]本文以为,应当以损害结果为标准区别环境污染致人身损害与致财产损失的规则。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人身之于财产的优位之所以要将环境侵权规则以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失区分,根本原因在于人身之于财产所具有的价值优位。环境问题之所以引起激烈的反响,还被提升到“生存与发展”的高度来讨论,是由于受经济技术条件所限,要进行生产和生活,一定水平的污染是不可避免的。排污是人类利用环境的重要方式之一,排污创造经济价值。然而,排污也可能对他人人身或者财产造成损害。排污导致人身损害的,发生冲突的是物质财富与生命健康两种价值,人身价值优位,物质财富的创造应当让位于生命健康的保护,因此环境污染致人身损害的规则应当更加有利于受害人。在制度构建上,不要求排污行为的违法性,不以行为人的主观过错为要件,免责事由也极其有限。而对于环境污染致财产损失,则属物质财富与物质财富的冲突,不存在孰优孰劣,更不存在让位问题,因而污染导致财产损失的规则也不如人身损害对受害人倾斜。救济受害人的必要事分轻重缓急,人身损害与导致财产损失相比较,显然是前者更亟待救济,如果将二者等量齐观,难免捉襟见肘,使受害者遭受的人身损害得不到充分救济。此外,充分救济受害者的人身损害也有利于维持社会的稳定。促进社会发展所需有学者指出:“无论各国采取何种途径对环境权益给以保护,有一点是相同的,即既要保障受害人的因环境损害造成的损失得到救济,也都认同应该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保证许可营业人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6]136可资赞同。环境侵权不仅关乎排污者与受害者的利益,而且还关系到几乎所有的社会成员的利益。环境侵权责任过于严苛,会提高企业的生产成本,抑制生产的热情,阻碍社会经济发展。更有甚者,一些个人以遭受环境污染相威胁,对企业提出高额补偿要求,甚至要求企业停工。为了给企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避免给企业过重的负担,应当区分污染致人身损害和致财产损失规则。总而言之,环境侵权责任的实质在于企业社会责任、国家经济效益以及民众私权利之间的博弈与选择,环境关系的复杂性决定了对其调整和治理的综合性。环境侵权二元立法,就是针对环境侵权本身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对不同情形下的环境侵权责任采取不同的规则。

环境侵权二元规则构想

目前征收超标排污费的领域仅限于环境噪声。水污染和大气污染都已经取消超标排污费的规定,超标即违法行为。超标所谓的“标”主要是指污染物排放标准。而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排污就会对环境造成危害。为了保护环境,就应当严格将超标界定为违法,禁止超标排污。污染物排放标准是法律规定的强制性标准,排污者必须遵守。从这个角度来说,超标排污就应当属于违法。此外,学者普遍认为即使达标排污也未必合法,日本的“忍受限度论”成为比较典型的学说。[12]对于达标排污导致的人身损害,排污者承担应当以公平责任,从而平衡排污单位和受害者之间的利益。[13损害后果受害者的财产损失一般应当被限定为直接损失和可以预见的间接损失。排污导致的纯经济损失是否应当赔偿,应当区别对待。所谓纯经济损失,是指除了因对人身的损害和对财产的有形损害而造成的损失以外的其他经济上的损失。[14]例如排污导致海洋污染,观光游客大幅减少,导致以该海域观光旅客为主要服务对象的旅店客流剧减,由此带来的收入减少就属于纯经济损失。我国实践中纯经济损失一般不属于赔偿的范围。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各国对纯经济损失的保护程度和保护方式存在较大差异。[15]对于环境污染导致的纯经济损失的赔偿问题,可以综合以下几点考虑:第一,行为人的过错。排污者故意或者有重大过失的,应当承担纯经济损失。排污者仅具有一般过失的,应当适当补偿纯经济损失。第二,考虑纯经济损失的损失主体、范围。只有损失主体确定、范围明确、额度可以准确计算的,才能赔偿。因果关系上文已述,环境侵权因果关系推定是基于受害者取证困难所做的制度设计,这一点无论是致人身损害还是致财产损失都相同。因此,在环境污染致财产损失中,排污者也应当就排污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过错环境污染致财产损失的责任承担,应当以过错为要件,排污者没有过错的,不承担责任。也就是说,如果排污者没有过错,即使导致他人的损失,也不承担责任。有学者指出:“受害人财产利益与加害人财产利益的对立,不是阶级利益的对立,在大多数情况下也与行业利益、阶层利益或地方利益无关,体现的是主体没有特殊性的一般经济利益的对立。侵权案件中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对立主要是孤立的个体之间、偶发的财产(经济)利益的对立。在这样的主体之间发生的以损害赔偿为主要方式的财产利益调整,一般不需要利益保护方面的倾斜。”[16]环境污染致财产损失是两种财产利益的冲突,也没有必要做特殊的倾斜。然而,在环境侵权中,要证明加害人主观上的心理状态,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17]由于排污相关资料掌握在排污者手中,受害者证明排污者的过错难度很大。因此,即使在环境污染致财产损失中,也不能要求受害人在举证证明排污者过错方面承担过重的责任。建议实施过错推定责任,排污者不能举证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推定其有过错。这样可以平衡排污者和受害者之间的关系。

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