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经济发展的新阶段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经济发展的新阶段范文1
记者：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那么从“增长”到“发展”，一词改变有何深刻的内涵？
刘世锦：增长是量的描述，发展是质的规定，高增长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带来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国际上对增长和发展的关系也有不少讨论。增长并不等于发展，有些国家就曾经出现过“有增长而无发展”的情况。十七大报告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重要论断，是在探索和把握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的重要方针，也是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
记者：当前，为什么要提出这一重大战略呢？
刘世锦：我国经济保持年均9%以上增长率已经近30年了。从工业化历史上看，能够在40年的时间内持续保持平均7%以上增长率的经济体只有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地区。由于历史背景不同，发达国家和地区实现工业化所经历的时间是不同的。工业化先行国家所经历的时间长一些，但平均增长速度相对要低。二战以后，世界出现了一批增长速度较高、但时间相对缩短的经济体。总的看来，能够在三四十年的时间内持续保持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并不多。一些经济体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快速增长后，陷入停滞状态，如拉美的巴西、阿根廷等国。即便是被视为成功典型的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也遭遇了1997年严重金融危机的冲击。再早一些，老牌工业化国家也都曾因经济危机和战乱，而使其发展进程中断或受到重创。
上面提到的在40年时间内保持快速增长的3个国家和地区，都是相对较小的经济体，大的经济体尚无先例。在中国经济保持了长时间的快速增长，总量规模迅速扩大的时候，国内外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出现一些正面或负面的议论，比如“中国机遇论”、“中国崩溃论”、“中国”等，是有其必然性的。就中国经济本身看，近几年来确实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具有转折含义的重要变化。从2003年开始，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已经连续4年达到10%以上。2006年，经济总量超过了21万亿人民币；人均收入在超过了1000美元后不久，又达到了2000美元；财政收入新增部分超过7000亿人民币，接近于10年全部财政收入。但是，必须看到，在总量规模变化的同时，结构性的变化和矛盾也更为显著。
记者：那么这些结构性的变化和矛盾具体有哪些呢？
刘世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这些变化和矛盾：
――能源和其他重要资源的生产和消耗增长迅速。例如过去曾认为中国的钢产量1亿多吨就够了，而2006年钢材产量则超过4.6亿吨。
――环境压力空前增大。如果说资源可以通过进口和替代有一定调节空间的话，环境容量由于其不可移动性，没有多少调节余地。
――过去构成中国经济增长低成本优势的诸多生产要素，特别是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格上升。据东南沿海一些地区调查，普通劳动力工资近年来年均增长15~20%；土地价格涨幅更大，有些地区仅生产性用地涨幅也达一倍以上。
――在整个国民经济保持快速增长的同时，原有的地区发展差距并没有缩小，有些方面还在扩大。在地区发展差距的背后，主要是城乡发展差距。
――社会矛盾在某些方面有所增加，由拆迁、征地、职工下岗、社会保障、干部和腐败等引发的时有出现，社会不稳定因素不容忽视。
――中国正在以日益增长的规模介入国际经济活动，“中国因素”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外汇储备超过1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近两年的贸易顺差超过千亿美元，国际贸易摩擦增加，贸易不平衡构成很大挑战。
以上列举的当然不是新变化的全部。就这些现象而言，大部分以前也都存在，之所以称其为“新变化”，是因为它们在某种意义上进入了一个“转折点”。需要考虑两个相关的问题：一是我们是否正在或已经进入与以往有较大不同的新的发展阶段，二是如果是进入这样一个新阶段的话，现有的发展方式能否有效应对所面临的诸多矛盾和挑战，使中国经济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势头。
可以给出的判断是，我们已经或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当然，对这一新阶段如何概括，还可以探讨；这一新阶段所出现的矛盾和挑战，在已有的发展方式空间内，是难以包容和应对的。发展方式的转型势在必行。
二、以自主创新赢得新的竞争优势
记者：近年来，我们党非常强调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那么提出这一战略有何重要背景？
刘世锦：近年来，我们党提出加强自主创新的一个重要背景，是当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价格上升以后，持续了20多年的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正在逐步削弱，需要培育起技术进步为基础的新的竞争优势，实现竞争优势的转换。这是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内容。进入新世纪后，我国人均收入越过一千美元关口，现在又达到两千美元，当然是好事，同时也是“双刃剑”，因为这既是收入水平提高，也意味着要素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也相应减弱了我国劳动力的国际比较优势。低成本优势的减弱在各地都逐步表现出来，在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最为明显。在这些地区，一些对低成本敏感的企业开始向外转移，留下来的企业则要通过研发、设计、品牌、营销渠道等环节的努力向产业链中高端升级。当然，低成本优势的减弱将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我国幅员辽阔，地区间发展水平差异大，还会有一些地区继续呈现低成本优势，一个较长时期内我国将保持多种竞争优势并存的格局。但从中长期看，低成本优势削弱后的调整不可避免。通过创新形成新的竞争优势，是一个关系到我国产业中长期竞争力，因而也是关系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
记者：如何理解自主创新的含义？
刘世锦：我们把自主创新概括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吸收消化再创新。与过去关起门来搞研究不同，这几种类型的创新都是在日益扩大的开放条件下进行的。如何认识自主创新，近年来也有一些讨论。有的行业围绕“合资企业进行的创新算不算自主创新”展开争论。对这个问题，还是要从全局和战略的眼光来观察和理解。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资金的“引进来”和“走出去”，纯粹内资的企业将越来越少。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实行多元化的股份制结构，其中包括引入外资。国有经济比重最高的基础行业，如电力、电信、金融等行业中的国有大企业，也越来越多地在境内外上市。所以，按照企业资本来源来界定，不符合开放经济的实际，也存在很大的技术上的困难。比如，某企业的直接投资者是内资，但再从这个投资者向上追溯，可能会找到外资踪迹。外资企业的研发活动到中国来，虽然会对内资企业形成竞争，同时也有技术信息扩散、人员培训、促进产业配套条件形成等积极作用，总体上说利大于弊。可借鉴的国际经验和我国多年来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从内外资企业的角度看，我们所说的自主创新可以有两个要点：一是内资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一是外资企业研发能力向中国的转移。当然，前一个要点是重点，我们讲自主创新，立足点和重心都是内资企业。有一些东西，特别是那些关键性、基础性的技术，仅仅靠开放是拿不到的，必须靠自己来搞，对此我们必须要有清醒认识。但是，这与鼓励外资企业研发能力向中国转移不矛盾。这两件事情是互动的，一定程度上是互补的。外资企业是在中国仅仅搞加工制造好呢，还是把研发能力也转移到中国来好呢？还是应该鼓励它们向中国转移。在这个问题上，能不能这样来认识：我们讲自主创新，这个“自主”的主体应该是中国经济的大局，全球化、市场化背景下中国经济的大局。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合法注册、经营的企业所进行的有利于提高中国经济创新能力的活动，都应该得到鼓励，一定程度上也都可以划入“自主创新”的范围。这是一个宽松的、包容量很大的定义。这样看问题，对提高我国经济总体创新能力有好处，也正是新时期提高吸收外资质量和水平的政策所要求的。
三、更加关注人均实际收入水平
记者：我国经济发展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地区发展不平衡，那么，今后我们将采取哪些措施来逐步缓解这种状况？
刘世锦：这些年通过实施地区重点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等战略），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但尚不足以改变地区发展差距扩大的态势。近年来影响地区发展格局的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城市化进程加快，一些大的城市带、城市圈的形成，如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湾城市圈，内地沿大的交通通道形成的城市带等。二是产业的区域集中加快，过去一个新产业出来，各地都要搞，遍地开花。一些年来通过市场竞争，产业的区域集中度显著提高，如彩电生产，过去一度20几个省都在生产，现在大部分集中到珠三角地区；汽车生产也正在逐步集中到为数不多的几个区域。城市带的形成与产业区域集中往往是重合的，产业集中为城市发展提供了支撑。这些变化总体上说符合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规律，是积极的、可持续的，但必然影响到原有的地区发展格局，不仅表现在大的行政区划之间，也表现在这些行政区划内部。
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的新一轮增长中，出现了某些有利于缓解地区发展不平衡的趋向或因素。例如，在重化工业增长加快、比重提高的背景下，对能源、原材料、装备工业产品等的需求迅速增长，拉动了具有资源优势和重工业基础较好的中西部与东北的部分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又如，东南沿海地区要素成本上升后，一些企业开始向北部沿海地区和中部部分地区转移，部分国际转移产业也将承接地更多地转向要素成本较低地区。这些趋向或因素的稳定和增长，将会对促进地区平衡发展发挥更多的基础性作用。
记者：评价地区发展平衡一般采用什么指标？
刘世锦：对地区平衡发展有一个正确理解和评价的方法问题。当一个国家进入工业化的快速增长阶段后，发展条件好的地区将率先发展，吸引各种资源向这些地区集中，其中包括人员流动。劳动力由落后地区流动到发展快的地区，找到了工作，增加了收入，也减少了落后地区的人口基数，落后地区人均收入水平相应有所提高。反之，发展快的地区人口基数增加，人均收入水平相应有所下降。我们讲地区发展差距，所关心的是这些地区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所以，“人均实际收入水平”是一个适宜的比较性指标。这个指标除了关注货币收入外，还考虑到剔除不同地区物价水平差异后的实际购买力水平。在劳动力和其他人口合理流动的情况下，不同地区“人均实际收入水平”将逐步趋于缩小。我们要注意地区经济总量增长速度差距、不同地区户籍人口货币收入差距等指标，更需要关注不同地区实际生活和就业人口的“人均实际收入水平”指标的变化。从这一角度出发，将有助于正确观察和理解地区之间关系发展的动态过程。
记者：地区不平衡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城乡发展不平衡。那么，改变城乡发展不平衡的根本途径是什么？
刘世锦：改革开放以来，原有的城乡隔离状态被打破，大批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和非农产业，不仅显著增加了农民收入，而且改变了原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这是改变城乡发展不平衡，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是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一条主线。我们的各种政策，不论产生于何种背景，都应当促进而不是延缓这一进程。当然，这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早期工业化国家曾经历上百年时间。我国目前的城市化率接近50%，大体完成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过程，至少还需要30年时间。在这一过程中，始终面临着两方面的任务：一方面要促进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和非农产业，使之“出得去”、“留得住”，包括拓宽就业渠道，改善农村人口在城市生存、发展的制度和政策环境；另一方面，要通过多种途径，包括转移支付等方式，提高仍然居住在农村人口的收入水平，改善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使之与城市人口，包括已转移至城市的原农村人口的收入差距逐步缩小，至少要让他们“过得去”。近年来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
四、发展中的问题和矛盾只能通过进一步的更好发展来解决
记者：这些年来，我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社会问题和矛盾却有所增加，在有些方面甚至激化。您对此怎么看？
刘世锦：这种反差很值得深思。从国际经验看，一国经济进入快速增长阶段后，也同时进入经济和社会结构、重大利益关系剧烈调整的阶段，社会矛盾的类型和数量增加，有些领域的矛盾趋于尖锐，处理不好还可能引发社会动荡和危机。当发展到一个较高水平，社会上较大比例成员进入所谓“中产阶级”状态后，社会的稳定程度将会显著提高。现阶段我国总体上处在经济快速增长、经济体制转型、社会矛盾增加的时期，大量的社会问题和矛盾属于发展中的问题和矛盾。例如，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征用农民土地、城市拆迁、水库移民等所引发的矛盾；国有企业改革中职工下岗和再就业、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滞后等引发的问题；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权力腐败、干部等引发的问题等。
在这种背景下，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立足国情和长远的重大战略决策。对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和矛盾，应当也只能通过进一步更好的发展来解决。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历史已经证明，吃“大锅饭”既不利于效率，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实现社会公平。当然，我们讲进一步的发展，不能是短期化、片面化、高代价的发展，而应当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不仅要重视经济发展，同时要比过去更多的精力重视社会发展；要集中力量抓紧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深层体制性、结构性矛盾，从源头上治理导致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既要重视经济发展对社会发展的基础作用，也要重视通过社会发展为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的环境条件。更加重视社会发展，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对多年来我们所倡导和实行的发展观的一个拓展和完善，体现了我们党在发展问题上认识的深化和进步。
更加重视社会发展，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面对的矛盾和问题不少，应该和能够有所作为的事情也不少。如何把好事办好，如何在解决一些问题时不致于引出更多的问题，如何在处理一些矛盾时，既要照顾眼前，更要有利于长远，还需要把握好一些原则。
记者：这些原则主要有哪些呢？
刘世锦：一是既要治标，更要立足于治本。比如扶贫工作，通过转移支付等办法给贫困人口一些补贴，是必要的，但更重要是拓宽就业渠道，加强就业培训，使他们获得通过就业增加收入的机会，这是解决贫困问题的治本之策。
二是既要有承诺，又不能脱离现阶段国情，作不切实际的过高承诺。比如养老、医疗保障，城乡、地区之间差别很大，是全面保障，还是在农村先做到对困难者救助，即使全面保障，保到什么程度，这些都不能脱离现阶段的实际。承诺过高，兑现不了，老百姓还是不满意，还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欧洲福利国家保得过多，也在寻求改革。这方面的经验教训需要研究和汲取。
三是既要有短期措施，更要注重制度建设。对短期内的突出问题，如困难人口救助、调解，需要采取某些短期措施，以稳定局面。更重要的是制度建设。好的制度建设以稳定的可预期的程序处理问题，可以提高效率；不是针对个别事件和少数人，而是对所有人具有普适性；不仅要解决已经出现的矛盾，而且要治理产生矛盾的根源。
五、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
记者：十七大报告中提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如何深入理解这一论断的深刻涵义？
刘世锦：这一重要论断已为我国近30年来的实践所证明。我国近30年的经济发展，是以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为背景的。改革开放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活力和制度基础。毫无疑义，没有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今天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是不可能出现的。与其他经济转轨国家相比，我国经济改革走出一条独特而富有成效的道路，形成了一些有意义的经验。例如，改革是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而不是对旧体制的修修补补；在改革国有经济的同时，放开一块，鼓励发展多种类型的非国有经济；鼓励不同改革方式的试验和竞争，先试点，取得经验然后推广，所谓“摸着石头过河”；把改革与开放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开放引入新的体制要素而推动改革；保持党对改革过程的坚强领导，把改革、发展和稳定有机结合起来，为改革和发展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通过改革和发展进一步促进稳定，等等。经过不懈努力，我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重大成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开放型经济体制初步确立，市场开始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
解决新阶段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诸多矛盾和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这些矛盾和问题的存在，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很大程度上还是体制上的。体制上的问题，部分属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至今尚未得到根本解决的，部分属于体制转轨过程中新出现的，还有的是由于体制建设滞后所引起的。这几种情况往往交织在一起，使问题相当复杂。比如，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政府职能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企不分转向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但在将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以后，一些地方出现了片面追求GDP增长、片面强调经济增长指标而忽视社会发展等倾向。如何在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形成一套能够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考核指标和行为机制，是体制建设的重要任务。又如，深化收入分配领域改革，要求由传统体制下的平均主义“大锅饭”转向初次分配按劳动和生产要素贡献分配、再分配更加重视社会公平，但由于多方面体制性、结构性矛盾的影响，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问题突出起来。如何从我国国情出发，将效率与公平有机结合起来，使收入分配差距保持在合理的、可承受的范围内，并逐步趋向共同富裕的目标，也是体制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
因此，改革开放仍然很重要。我们所面临的诸多深层矛盾的化解，发展方式的实质性转变，和谐社会的建设，都不可能离开深化改革（从一定意义上说，开放也是改革，讲深化改革也包含了进一步扩大和深化开放）。在这个问题上，必须要有清醒认识，不能松懈，更不能动摇。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和偏差，需要警觉和纠正，其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推进改革，而不是走回头路。改革是为了发展，最终要由发展的成果来检验。
经济发展的新阶段范文2
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是我国30年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背景。30年来我国发展水平的提高，相当大程度上得益于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进入新世纪新阶段，进一步提高我国的发展水平和发展的公平程度，有赖于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体制的改革和创新。
新阶段的矛盾变化与改革的主要任务
我国开始从生存型阶段步入发展型的新阶段。生存型阶段，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是解决温饱问题；进入发展型阶段，尽管经济发展水平还有待提高，但全社会大多数人的温饱问题已得到初步解决，发展的目标逐步聚焦于人的全面发展。在社会发展的新阶段，广大社会成员要求加快经济、社会与政治体制的全面创新，使之与发展型社会的消费结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相适应。
经济快速增长同发展不平衡、资源环境约束的突出矛盾是发展新阶段面临的一大矛盾。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来，我国经济保持旺盛的发展势头。与此同时，在温饱阶段尚未出现或者并不突出的问题，包括资源和环境约束，开始集中地显现出来：第一，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同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呈现出逐步扩大的趋势；第二，环境条件的日益恶化使得经济发展的实际成效不断降低。当前我国的环境形势十分严峻；第三，资源环境压力开始成为诸多社会矛盾和问题的重要原因。
从新阶段矛盾变化的现实看，市场化改革仍然是支持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动力。应对资源环境约束，需要深化市场化改革，在关键环节取得实质性突破。
首先，应尽快解决资源环境制度安排的内在缺陷。当前我国要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关键在于理顺资源环境的体制机制。现在资源价格体系既不反映市场需求程度，也不反映市场供给状态，这导致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只有尽快解决制度安排问题，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才有较好的制度保障。
其次，要加快资源要素市场化改革进程。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必须理顺资源要素价格，提高市场化程度。当前我国资源要素市场化程度明显偏低。例如，我国石油价格与国际价格有很大差距，这与石油市场化程度不高直接相关。因此，新阶段的改革必须理顺资源要素价格。从现实情况看，如果没有大的宏观经济波动，宜尽快理顺能源价格。此外，垄断行业的改革和价格改革联系紧密，资源要素的价格管制一旦放开，垄断行业改革必须加快推进。
再次，要实现环境保护和利用的“三个转变”。要加快实现“三个转变”：一是从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转变为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并重；二是从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发展转变为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同步；三是从主要用行政办法保护环境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解决环境问题。
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与公共服务不到位、基本公共产品短缺的突出矛盾是发展新阶段面临的另一大矛盾。第一，社会公共需求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尤其是近几年来，全社会公共需求增长速度相当快，个人用于公共产品的年均支出，大概是90年代中期以前的5年的支出规模；第二，社会公共需求的结构正在发生变化。一方面，公共需求主体快速扩大，广大农民和城镇中低收入者逐步成为公共需求的主体。另一方面，公共服务项目不断扩大；第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的重要性不断凸显。
面对这个突出矛盾，要以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使经济发展成果更多体现到改善民生上。尤其要注重优先发展教育，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完善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
近几年，我国关于改善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基本社会保障和公共就业服务等政策目标和政策措施，有利地推进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促进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从现实矛盾与问题看，还需要加快建立比较完善的公共服务体制，构建坚实的体制保障。
全面树立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和改革观
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客观上需要不同的发展理念。在我国步入发展型新阶段的特定背景下，进一步解放思想不仅需要继续加快制度创新，更需要从实际出发，尽快转变改革发展理念，全面树立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和改革观。
发展理念的变化根源于发展阶段的变化。国际经验表明，发展阶段的变化是改革发展理念变化的客观基础。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断提升，发展不能局限于经济增长和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其内涵已经扩大到包括社会发展、政治文明等在内的全面发展。
经济发展的新阶段范文3
第一，社会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特征更加鲜明。预计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152000亿元以上，提前一年实现“十五”预期目标，按当前汇率计算，人均1400美元左右。消费需求的变化、产业结构的调整、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都是社会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明显标志，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比过去更加雄厚。事实证明，十六大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事实也同样证明，十六大所说的我国目前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状况，还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所谓进入新阶段的特征更加鲜明，是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所显示的特征。未来5-15年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规划，需要把握这种阶段性特征及其继续演进的基本脉络。
第二，经济增长空间扩大。摆脱通货紧缩，又预防了通货膨胀，经济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为“十一五”规划提供了比较平稳的起点。但是，不论是从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波动的常态看，或者是从我国体制缺陷和结构性矛盾所引发的经济波动看，都不能完全排除或长或短地中断快速增长进程的可能性。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和国际化进程加快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广阔空间，也面临严峻挑战：资源和环境的强大约束和增长成本的上升，经济结构升级和增长方式转变中的实际困难，在实现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协调发展方面面临许多两难选择，以及外部环境的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等等。
第三，社会矛盾比较突出。我国正处在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大变动的时期。这种变动带来巨大的发展活力，也蕴含着深刻的社会矛盾。原因是：经济体制改革引发社会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和重组，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和激烈市场竞争导致收入差距扩大，产业结构变化使人们的就业产生不稳定性，二元经济结构的改变伴随着空前规模的人口流动，等等。今后5-15年需要更加注重从体制上、政策上和实际财力上解决社会问题，但在争取经济快速增长和解决社会问题二者之间面临许多两难选择。
第四，经济体制仍然带有明显的过渡性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但还不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在激发经济活力的同时，其负面影响开始显露；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尚未完全革除，而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所取得的某些积极社会经济成果却在体制转轨中有所流失。经济改革仍处于攻坚阶段，仍然要高扬改革的旗帜。如何按照有利于实现“五个统筹”而不单纯是促进经济增长的要求继续深化改革，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体制保障，是“十一五”乃至更长时期的重大课题。
第五，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加入WTO标志着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三年来对健全法律法规、促进对外经济贸易和国家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负面影响比预想的小。2006年底将执行全部承诺而结束“过渡期”。在融入世界经济贸易体系过程中如何趋利避害，利用这种历史机遇推进现代化建设，把负面影响减小到最低限度，是制定“十一五”规划和2020年远景目标必须认真研究的问题。
经济发展的新阶段范文4
2014年12月9日至1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指出，当前“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会议强调，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也是全面完成“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做好经济工作意义重大。作为与经济发展紧密联系的一种教育类型，与时俱进，紧跟经济发展的脚步，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是职业教育的本质属性。
近日，教育部副部长鲁昕撰文指出，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职业教育准确认识新常态、主动适应新常态、全面服务新常态，为科学技术进步和生产方式变革培养更多技术技能人才，提升我国人力资本素质”。面对机遇和挑战，职业教育应该坚持结合时代特点，努力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
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职业教育应落实顶层设计，加快引导中高职合理定位、错位发展、办出特色、系统培养，更加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首先，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系上来看，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处在经济大国向强国迈进的新阶段。要实现“中国制造”走向“优质制造”、“精品制造”，实现价值链与产业链的升级，迫切需要职业教育培养的人才向中高端发展。因此，职业教育要更加重视中高端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加大技术教育在人才培养中的比重，切实提升劳动者素质和创造附加价值的能力。其次，从与经济增长速度的关系上来看，我国正处于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阶段。我们必须加快转入创新驱动发展的新阶段。创新驱动发展，不仅需要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更需要职业教育培养的生产服务一线技术技能人才，将大量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所以，职业教育要在稳定规模的基础上，更多地把资源配置和工作重心转移到内涵建设上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着力提升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
社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人，人力资本素质决定社会经济发展的质量与重量。在经济发展出现新常态的社会经济条件之下，人才的培养观念也需要更新。职业教育新常态面临的处境是，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成为教育大国和人力资源大国，但还不是教育强国和人力资源强国。提升人力资本的价值创造能力，需要合理的教育结构。所以，职业教育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就要着眼于提升人力资本素质，打通从中职到研究生的上升通道，积极发展多种形式的继续教育，形成技术技能人才成长“立交桥”。
1月17日，省职业教育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在广州召开，省委书记对全省职业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提出要“把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同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结合起来，同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结合起来”。经济发展新常态必然要求职业教育走现代化的发展道路，而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也是现代职业教育发展题中应有之义。
经济发展的新阶段范文5
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全面改革的思路，并对新阶段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领域的改革做出了总体部署。新阶段的改革，就是按照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的要求推进全面改革。按照十七大的部署推进全面改革，以下五个方面相当重要。
按照科学发展的要求，加快推进市场化改革。目前我国是13亿人口，到2020年，我国的总人口将达到14.5亿左右。按照十七大修正的目标，要在2020年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使14.5亿人全面进入小康社会。这一进程，将意味着要运用同样或者更少的资源来生产比过去更多的产品。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加快推进国内资源要素领域的市场化，大大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与此同时，加快推进垄断行业改革和产权改革，这既是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形成规范收入分配体制的前提，也是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的重要方面。由于垄断行业大多资本规模巨大，市场进入门槛较高，因此要循序渐进，逐步实现国有垄断企业股权多元化，允许民营经济进入垄断行业参与市场竞争，并破除行政权力垄断，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
按照城乡统筹协调的要求，加快推进农村综合改革。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的农村改革经历了三大步。第一步，通过实行，解决了农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通过全面免除农业税，减轻了农民的负担。目前，我们正处于第三步，需要推进以改革农村上层建筑为重点的农村综合改革，尽快建立统筹城乡发展的制度保障。刚闭幕不久的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做出了进一步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一系列重大决定，要贯彻落实好三中全会的这些新精神，不仅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还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要根据农民的意愿，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按照社会和谐的要求，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与改革之初相比，我国的社会结构已发生了深刻变化，出现了社会利益分化和利益博弈新格局。但与此同时，我们还没有建立起一套有效的社会利益整合和协调机制。社会管理方式还相当落后，不少方面仍保留着计划经济时代的色彩。我们要建设一个和谐社会，当务之急就是要提高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当前，社会体制改革要以维护民权为根本，树立在民的基本理念，积极创建尊重民意、维护民权、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环境。积极培育社会民间组织，使民间组织真正成为政府与社会各阶层的重要纽带，为化解社会矛盾、参政议政、创建和谐社会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要逐步建立平等协商对话机制。包括提高党政部门活动的开放程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人民群众的要求和呼声，可以有渠道经常地、顺畅地反映；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有互相沟通的机会和渠道等。
按照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要求，加快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党的十七大报告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提到了非常重要的程度，将人民民主视为社会主义的生命。在健全民主制度方面，坚持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在保障公民权利方面，明确公民具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在基层自治方面，强调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这一切为人们描绘出一幅十分美好的民主政治蓝图，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有力前提。要使党的改革倡议付诸实施，需要大胆解放思想，冲破思想和理论，从条件比较成熟的领域中逐步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深化全面改革的重要环节。当前要加快政府转型，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制定改革总体方案，正确地处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使各项制度逐步完善起来。
经济发展的新阶段范文6
当前，我国已进入到改革发展的历史新时期。由于新时期矛盾的阶段性变化，改革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从新时期改革的现实需求看，推进大部制有三个重要目标：加快政府转型；进一步理顺中央、地方关系；建立完善的公共治理结构。为此，推进大部制将全面开启新阶段的政府改革，并由此寻求新时期全面改革的新路。
以大部制为突破口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已成为新阶段全面改革的重点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承担的《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7》研究表明，我国已经从生存型社会开始进入到发展型社会。与30年前相比，我国新阶段面临日益突出的两大矛盾：一是经济快速增长同发展不平衡、资源环境约束的突出矛盾；二是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与公共服务不到位、基本公共产品短缺的突出矛盾。这两大阶段性矛盾对新时期的政府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政府必须适应深化市场化改革、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加快建立公共服务体制，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在新形势下，以大部门制为突破口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作为推进政府全面改革的抓手，尤为重要。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仅涉及如何提高政府效率的问题，重要的是涉及如何有效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公共治理结构、理顺中央地方关系的问题。
大部制改革的实质在于推进各级政府转型
适应新阶段改革发展的要求，应当将全面开启政府改革作为大部门制的基本出发点。
推进政府转型。大部制不仅是保障政府转型的有效措施，更触及政府转型的根本性问题。一方面，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通过大部制改革进一步推动政府从经济建设型转向公共服务型。另一方面，适应和谐社会建设的要求，通过大部制改革促进政府从行政控制型转向公共治理型。增强政府在公共服务提供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此外，在和谐社会中，社会参与、基层自治、社会监督等是一个基本趋势。由此，推动政府从传统的行政控制型转向现代的公共治理型，应当成为大部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
建立良好的公共治理结构。从我国新阶段出发，建立良好的公共治理结构不仅涉及决策权、执行权与监督权分离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适应现代社会中社会管理、公众参与对治理结构的要求。
协调中央地方关系。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财税体制改革并未划清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的事权，各级政府事权不清已成为政府转型的突出问题。因此，推进大部制改革，需要深入研究如何明确各级政府事权，如何推进各级政府职能转变，如何建立中央对地方新的管理模式。更重要的是，如何推进包括中央政府在内的各级政府的全面转型。从现实情况看，在中央率先试行大部制，尔后逐步解决地方政府的转型问题，有利于进一步理顺中央地方关系。
大部制将深刻触及以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为主的政府利益，需要积极推进
在我国的经济社会生活中，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已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大部制改革将深刻触及政府利益问题，通过政府转型重塑政府的公众形象。从大部制改革对开启全面政府改革的作用与影响看，推进这项改革既不能犹豫再三，贻误时机；也不能贸然推进。需要站在全局的角度，在改革基本方向明确的前提下，统筹规划，积极稳妥地推进。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最迫切的方面首先取得突破。对于条件暂不具备的领域，可以先行研究、总体设计大部门体制方案，但不宜急于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