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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范文1
关键词：职业教育；质量；经济发展方式；基础；关键
中图分类号：G71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255（2013）01-0070-04
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高消耗、低质量、低价格、低效益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我国提出了将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低消耗、高质量、高价格、高效益的集约型经济发展模式。党的十提出“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战略抉择。要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新变化，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但是，实现这种转变却很困难。这与我国各级各类职业教育质量不高存在密切的关系，而职业教育质量不高又是由职业教育体制机制不完善引起的。因此，完善我国职业教育体制机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提高职业教育质量，是实现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基础和关键。
一、长期以来我国只能实行粗放型
经济发展方式的原因
（一）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和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的特征
要加快由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自觉性，首先必须要弄清楚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和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的特征。
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是指在低技术水平和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主要依靠增加生产要素量的投入，即增加投资、扩大生产规模、增加劳动力，来增加产量。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又称外延型经济增长方式。其基本特征是主要依靠生产要素数量的增加和更多地使用体力来实现经济增长。以这种方式实现经济增长，消耗大、成本高、质量低、价值低、效益低。
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是指在生产规模不变的基础上，通过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提高科技含量的方式来增加产量。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又称为内涵型经济增长方式。其基本特征是依靠提高生产要素的质量和利用率，更多地运用智力来实现经济增长。以这种方式实现的经济增长，低消耗、高质量、高价值、高效益。
（二）我国长期以来以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的根本原因
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是一种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经济。主要由文盲或文化程度不高，科技、经营管理水平较低，未受过良好职业教育的体力劳动者和较低层次的复杂劳动者来从事。
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是一种智力密集型经济。是由文化水平较高，受过良好职业教育，熟练掌握科技和经营管理技能的智力劳动者来从事。
我国原本是一个农业大国，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普及程度和质量都不高，特别是亿万农民大多数都是未经过职业教育的简单劳动者。当我国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大量转移时，由于劳动者的职业技能低下，所以我国只能实行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
二、当前我国提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原因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主要是一种粗放型的发展方式。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我国民族经济的发展是粗放式的。我国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由于技术水平不高，所以在改革后也只能采用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在改革
中创业的民营企业，由于创业者受教育的程度不高，创业的起点技术含量低、规模小，因此也只能采用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其主要表现为投资少，企业规模小，技术含量低，重复投资进行外延扩大再生产，如浙商的小商品生产等。另外，从我国消费品出口的角度看，主要生产出口低端的衣、鞋、帽、箱包、玩具等消费品。这种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消耗了大量的能源和原材料，生产效率低、生产成本高、产品质量低、附加值少、价格低、效益低。这种情况不能可持续发展下去。
二是外商经济是一种高新技术产品下的粗放式组装性生产。外资企业的产品是很先进的，但其核心技术部件都在国外生产和开发，在中国建立产品生产流水线，将高端产品的零部件在国内生产好之后运到中国，用泰罗制生产方式，利用我国的廉价劳动力进行无技术的、简单的、单调的流水作业式组装生产，其利润的绝大部分都给外商拿走了，中国只能得到微薄的利润。这种不平等的状况，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初始阶段，为鼓励和吸引外资，为解决我国过剩的劳动力就业，是必须的，也是迫不得已的，但这种情况再也不能长期持续下去。因此，中央提出了必须要加快我国经济由粗放型发展方式向集约型发展方式转变。
三、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速度与中央的
主观愿望有很大差距的原因
实行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这个国家的劳动力技能水平要高。西方发达国家为什么能实行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国家的职业教育办得好、质量高。如美国和澳大利亚以职业能力标准为抓手，英国以考证为抓手，德国以“双元制”教育为抓手，形成了职业教育过程中一环扣一环严谨的职业教育管理体制――国家职业教育法规颁布、职业教育研究、职业能力标准制定、职业培训大纲和专业教学计划实施、职业教材编写、职业培训实训室建设、职业教师队伍建设、教学方法创新、学生考核发证、教学检查评估、教学社会评价等职业教育过程中的各个环节，环环相扣，形成逻辑严密的职业教育管理体制。在这个体制中，政府的职责、职业教育科研所的职责、行业协会的职责、职业学校的职责、企业的职责、职业教师的职责、学生的义务等，既有明确的分工，又有相互的联动和制约，从而为培养出高质量的职业技能型人才通力合作并形成有效的运行机制，进而为国家实行集约化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人才保障条件。
而我国的职业教育，还存在一些问题：从国家的角度讲，没有系统化的整体设计，国家没有制定职业教育标准，教师教什么教到什么程度为好，学生学什么学到什么程度为好，都不太清楚；国家、科研院所、职业院校、企业、行业协会，各自为政；专业设置不太符合社会需求，技能培养不符合企业要求；重理论轻技能，等等。
总之，我国要想实现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就必须深化职业教育改革，建立系统完善的职业教育体制和机制。
四、深化我国职业教育体制机制，
提高职业教育质量的思路
我国职业教育质量不高，其主要原因是在怎样提高我国职业教育质量的问题上认识不高，没有一个严谨的逻辑设计，未将社会力量凝聚到一起。为解决上述问题特提出深化我国职业教育体制机制改革，提高职业教育质量的总体思路。
（一）从上到下要提高职业教育是国民经济发展基础和柱石这一战略性认识
在职业教育重要性的认识上，德国的理念值得我们学习。德国原是落后于英国的农业国，二次大战后，德国工业成为一片废墟，然而德国却能赶超英国变农业国为工业国，并在二战废墟上快速振兴，现在领先于欧洲各国，其秘诀在哪里？经济界人士一致认为，联邦德国经济振兴的一个很重要，甚至主要的原因是得益于职业教育。德国联邦政府也公开宣称，职业教育是他们“经济腾飞的秘密武器”；“是德国经济发展的柱石，是一个民族能够存在的基础”。德国联邦原总理科尔说：“经过良好职业培训的青年是德国最大的资本，是经济稳定的保障。”而我国从上到下只重视文凭，不重视技能；只重视学历，而不重视能力；只重视教人知道什么，而不重视教人会做什么；只关心经济短期的高速增长，而不关心经济长期的稳定增长。其表现为重视本科教育，轻视职业教育；重视知识传授，忽视技能培训；重用本科以上人才，轻用职业教育人才；重视对GDP增长率的追逐，轻视对职业教育普及和质量提高的投入。认为发展经济是个硬任务，而发展职业教育是个软任务，因此，对职业教育重视不够，思考不多，投入不足，抓地不力。我国要想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从上到下必须转变观念，普及职业教育和提高职业教育质量，并要认识到这是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支撑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和柱石的高度去认识，下决心普及职业教育并把职业教育质量搞上去。
（二）搞好我国职业教育顶层设计
我国当前的职业教育没有科学的、环环相扣的、逻辑严谨的、系统的顶层设计，在抓职业院校内涵建设和教学质量提高方面，东一锤西一棒，见效甚微。因此，搞好我国职业教育的顶层设计至关重要，现将我国职业教育的顶层设计构想如下：
1.健全和完善我国职业教育法律体系
为重视和规范我国职业教育，应象德国一样健全职业教育法律体系。德国为重视和保障职业教育健康发展，制定了《职业教育法》、《职业教育促进法》、《实训教师资格条例》、《通过计划和研究促进职业教育法》、《职业学校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形成德国职业教育完整的法律体系，通过立法，使政府、企业、工会三股社会力量分工合作，共同促进德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和质量的提高。我国应借鉴德国职业教育法制化的经验，梳理一下我国职业教育的法律建设，围绕建立比较系统的职业教育体制和机制，补缺补差，建立比较完善的中国职业教育法律体系，使我国职业教育走上法制化的轨道，使我国职业教育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2.国家要建立和颁布职业教育标准
职业教育标准是对职业学习目标和学习内容及其掌握水平的具体规定和描述，是建立职业教育质量保证系统的逻辑起点。制定职业教育标准是保证职业教育质量和学以致用的基础性和战略性的工作。因此国家首先要颁布国家承认的职业范围，并在此基础上制定每个职业的教育标准，根据职业教育标准再制定职业培训大纲和教学计划，指导全国职业院校和企业编写职业教材和授课计划。使全国职业院校和培训企业及跨企业培训中心明确应教什么，教到什么程度，学生应学什么，学到什么程度，以及对教育质量的评价和对学生毕业合格的考核有一个可操作的量化标准。因此，国家一定要建立职业教育标准。
3.明确国家、职业院校、行业协会、企业、工会在职业教育中的角色分工
在职业教育事业中，参与者有国家政府教育职能部门、行业协会和企业、工会、职业学校和培训机构以及学生和学生家长等。国家应是职业教育的领导者、法律的制定者、职业教育标准、职业教育大纲和教育计划的颁布者；行业协会和企业应是职业能力标准的拟定者；行业协会是职业学校毕业生技能考核的执行者；职业学校、企业和社会培训机构是职业能力标准的实施者；学生是职业能力的学习者和被考核者；工会是学员权利的保护者；学生家长是职业教育的参与者――这些社会力量如能很好地分工合作共同推进，就能有效地促进职业教育的良性发展和质量的提高。在这方面一定要向德国的“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学习，职业学校和企业对知识教育与技能实训要进行合理分工和合作。现在我国的企业界游离在职业教育之外，这是违反职业教育规律的。要想提高我国职业教育的质量，在职业技能培训方面，我国企业一定要作为主角承担起职业技能培训任务。这有赖于相关法律的规定以及激励机制对涉及的企业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激发。
4.依法明确职业教育师资的从业资格
职业教育的师资一般分为公共课教师、专业课教师和专业实训教师。职业教育是以技能为本位的教育。由于职业教育强调技能和操作能力的培养，因此，对于专业课教师特别是专业实训教师，在技能方面要提出更高的要求。这类教师队伍的建设必须在学历和工作经验两个方面的结合上提出符合职业教育的相应要求，使他们在技能方面确实能达到师傅带徒弟的水平，实现良师出高徒的培养目标。为此，今后职业学校的专业教师和实训教师一定不能直接从应届大学毕业生和研究生中招聘，而应从具有较高职业教育学历并具有两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专业人员中招聘。在企业和跨企业培训中心从事职业技能培训工作的师傅也要提出同样的要求。对现有不符合上述要求的专业教师和实训教师，一定要分批分期送到有关企业顶岗工作一段时间以获取实操经验。
5.加大职业教育投入
加大投入，即建立先进的职业技能实训室或培训中心，使职业技能培训具有足够的物质保障。大企业要建立自己独立职业培训中心，与职业学校分工协作，高质量地培训好本企业的技术工人和工程师；社会可建立跨企业职业培训中心，为中小企业培训技术工人和工程师提供服务；职业学校建立实训室为专业理论课教学提供服务。现在国家对职业教育投入不足，在投入方面重视本科轻视职业教育的现象必须要尽快改变。
6.教考分离，实行第三方评价机制
教考分离，实行第三方评价机制，使国家制定的职业教育标准在强有力的监督下落到实处。现在学生毕业都是学校自己考核，学校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学校出于种种原因的考虑，会放松或降低考试标准使毕业生质量下降。为确保毕业生达到国家职业教育标准的合格程度，做到零距离就业，教考必须分离，由第三方评价。职业学校和培训单位只管教学和技能实训。学生毕业时，由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和行业协会对学生的学习状况进行考核和发证。这样可以制约学校和培训单位按照职业教育标准的要求，努力搞好教学和实训，并促使学生按照职业教育标准去努力学习，在毕业时达到合格标准，以便更好地就业或创业。在这方面国家要建立奖惩机制，优胜劣汰，奖优罚劣。
7.改变职业院校现行的招生、培养、就业程序
我国现在的职业院校是按照招生、培养、就业的程序进行的，企业需要人才就到人才市场上去招聘――这样校企之间在人才供需和培养方面就难以建立紧密联系和合作的关系。要想改变这种状况，我们可向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学习，将职业院校先招生，后培养再就业的程序，改为由企业先招工，企业与徒工之间签订培训合同，然后由企业把招聘的徒工送到相关的职业院校去学习文化知识和专业理论知识，企业负责对徒工进行技能培训，校企分工合作共同培养出适合企业工作需要的技能型人才。这样，校企之间在人才供需和培养方面就能自然而然地紧密结合了，同时也促使企业成为职业教育的主角。
8.建立中职、高职、应用型本科界线清晰的教学模块
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范文2
关于“粗放”、“集约”概念的使用，最早见于农业经济学中，当时称“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后来才被引申到整个经济领域。最初，粗放经营的含义是指一定量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分散投在较多的土地上，进行粗耕简作的经营方式；集约经营则指在一定土地面积上集中投入较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进行精耕细作的经营方式。前者通过扩大耕地面积，广种薄收，增加总产；后者借助增大投入，精耕细作提高单产。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地租理论中也论及到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的内容，他指出“可以耕作的土地面积很大……对耕作者来说不用花费什么，或者同古老国家相比，只花极少费用。”这种“只需投资很少的资本，主要的生产要素是劳动和土地”的经营方式“就是粗放经营。”（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56页。）“在经济学上，所谓耕作集约化，无非是指资本集中在同一土地上，而不是分散在若干毗连的土地上。”（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0页。）在研究级差地租时，马克思认为，粗放经营和级差地租第一形式直接联系，而集约经营则与级差地租第二形式紧密相关。级差地租的第一形式是由“两个和资本无关的一般原因造成的：1、肥力……2、土地的位置。”级差地租第二形式则是“对同一土地连续追加投资造成的不同生产率引起的。”（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6页。）
首次使用“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术语的是前苏联经济学家。苏联在1928年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其经济增长速度直到50年代末期一直保持高于世界经济增长水平的记录，此后，经济增长率开始下降，表现出恶化趋势，令人不解的是，其经济增长的恶化是在它保持了非常高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率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就不得不使苏联的经济学家对其经济“增长方式”展开了研究。当时，他们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上述提示，把增长方式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依靠投入实现产出量增长的“粗放增长”，另一种是依靠提高效率实现产出量增长的“集约增长”。并且指出，苏联过去的高速度增长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倾全力动员资源和增加要素投入的结果，然而由于资源的有限性，随着可动员的资源的日益减少，在忽视提高要素生产率的情况下，必然导致经济增长水平的下滑（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
“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概念于60年代从苏联传入我国（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在此之前，我国经济学界尽管没有使用经济增长方式的概念，但对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种种低效率，高浪费现象进行过大量的分析。此后，特别在1979—1980年我国对经济增长方式问题展开了全面深入的讨论（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广泛使用经济增长方式这一概念是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之后。
二、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度的定义
从经济增长方式概念形成的渊源看，经济增长方式是经济增长过程中对生产要素的分配和使用方式。虽然国外学者不常使用经济增长方式这一概念，但对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或原因的分析，实质上也是对经济增长方式的研究。关于这一点，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曾作过比较，就我国学者们而言，尽管对粗放和集约型增长方式概念的解释不尽相同，但经济增长方式的含义是明确的。因此，经济增长方式就是指一国总体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所依靠的因素构成，其中增长因素包括土地、劳动、资本、技术进步、经营管理、资源配置、规模经济等。通常把土地、劳动、资本的投入称为要素投入，其余因素的总和称为综合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地，根据要素投入与综合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大小，把增长方式划分为粗放型经济增长和集约型经济增长，主要由要素投入增加所引起的经济增长称为粗放型经济增长，主要由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所引起的经济增长称为集约型经济增长。为了能定量反映经济增长的粗放程度或集约程度，笔者引入粗放度概念。所谓粗放度是指要素投入增长率的贡献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比值（注：对于一国总体来说，土地是固定的。因此，在考虑要素投入的增长率时，舍象掉了土地要素的影响。），用公式表示为：
δ＝αL''''＋（1－α）k''''／Y''''
*式中的α表示劳动的贡献份额；
（1－α）表示资本的贡献份额；
L''''表示劳动投入增长率；
K''''表示资本投入增长率；
Y''''表示经济增长率。
当δ≥0.5或δ＜0且Y''''＜0时，增长方式为粗放型；
当0≤δ＜0.5时，增长方式为集约型。
对于粗放型增长方式又可按不同的粗放程度划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类型：当0.5≤δ＜0.7时，为低度粗放型；
第二类型，当0.7≤δ＜0.8时，为中度粗放型；
第三类型，当0.8≤δ＜1时，为高度粗放型；
第四类型，当δ≥1或δ＜0且Y''''＜0时，为超高度粗放型。
三点说明：
1.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关系。
经济增长是指一国或一个地区在一定时期内人均实际产出量的增加和实际生产能力的增加。经济增长特指更多的产出，而经济发展不仅指更多的产出，还包括随着产出的增长而出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变化，经济增长是一个数量概念，而经济发展是一个既包含数量又包含质量的概念，所以经济发展包含经济增长。从经济增长方式的定义可知，经济增长方式是获得经济增长的手段、途径和方式。
2.经济效率与经济效益的关系。
经济效率是指资源的优化配置。具体讲包含二层含义：其一是指全社会以优化的资源配置获得较好的经济增长；其二是指生产单位如何把得到的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有效地组合起来，以最少的资源耗费创造最多的产出。经济效益的高低可以用综合要素生产率来度量。所谓经济效益，则是指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由经济效率所引起的相应的收益或收入。那种不是由于提高效率而增加的收入，就不能叫作效益，而只能叫作收益或收入。因此，经济效率是经济效益的实质，经济效率高意味着经济效益好；反之，经济效率低则意味着经济效益差。
3.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明确三个层次的问题：第一，经济增长方式的内涵；第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标志；第三，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程度。关于第一个问题，学术界的认识比较多，而第二、三个问题则涉猎的比较少。本文旨在通过对粗放度指标的划分，拟解决第二、三个问题。
δ＝0.5作为划分粗放和集约经济增长方式的标志。当δ＜0.5时，经济增长为集约型，当δ≥0.5时，经济增长为粗放型，这与我国经济理论界对粗放与集约型经济增长的解释是一致的。把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又细分为低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和超高度粗放，是为了便于研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程度。
三、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度的分析模型
1.模型。
本文测算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所采用的模型为：Y''''＝A''''＋αL''''＋（1－α）K''''，这是由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求导后得出的，其中Y''''代表经济增长率，A''''代表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K''''代表资本要素投入增长率，α为劳动产出弹性系数，αL''''为劳动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α）K''''为资本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因此，粗放度的公式为：
δ＝αL''''＋（1－α）K''''／Y''''
2.研究对象。
本文研究1953至1993年四十一年的经济增长方式，按三种不同的时期来测算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及粗放度：一是按一年期，二是按五年计划期，三是按改革时期。需要说明的是，改革时期从1979年算起，由于资料所限，我们仅考察到“八五”前期（1991—1993）为止。
3.对统计指标的说明。
（1）经济增长率指标Y''''。我们均采用国民收入增长率指标。
（2）劳动要素投入L。以历年全社会劳动者人数计算各时期劳动投入量增长率，而舍象掉象劳动质量、劳动强度的大小和劳动时间的变化情况。
（3）资本要素投入K。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的K值应为直接和间接构成生产能力的资本总存量，它包括直接生产和提供各种物质产品及劳务的各种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也包括为生产过程服务的各种服务及福利设施的资产。关于K值，有的同志已估算出有关数据（注：参见张军扩：《“七五”期间经济效益的综合分析》，《经济研究》1991年第4期。），其具体作法是：先估算基期年1952年的资本总量；再估算各年的净投资额（以积累额代替）并扣除价格指数；然后根据投资转化为资本的时滞系数计算各年的新增资本数量；最后，用上年的资本总量加上当年新增资本，得出各年的资本总量。
（4）资本与劳动的产出弹性。所谓生产要素的产出弹性是指要素投入每增长1％所带来的产出增长的百分比。西方经济学家们认为直接估算产出弹性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在进行增长因素分析时，通常要作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以劳动与资本的收入份额来代表它们的产出弹性。然而既使要计算劳动与资本的收入份额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涉及到多方面的内容和某些比例的分割。在我国情况就更为复杂，首先，我国实行的并非市场经济，不存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其次，由于缺乏必要的统计资料，要全面计算劳动和资本的收入份额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长期以来经济中存在着大量潜在劳动力的过剩现象，与资本要素投入增长的贡献相比，劳动投入增长的贡献十分有限。所以，我国经济界通常把劳动的产出弹性取为0.2或0.3相应地资本的产出弹性取为0.8或0.7（注：史清琪等：《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本文采用0.3和0.7。
表1
*注：不带括号的数字为各要素对经济增长所贡献的百分点，括号内的数字为贡献的百分点占经济增长率的百分比率。
3.对我国增长方式粗放度的分析。
我们分别计算了1953年—1993年41年的粗放度并根据粗放度的五种类型作了统计整理，整理结果如下：
表2（单位：年）
*投资，其最高值也未超过32％。而美国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更新改造投资所占比重1947—1950年为55％，1971—1978年提高到77％，其中机器设备投资中更新投资分别占51％和81％（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5页。）。实际上，我国还存在着以更新改造投资为名而进行的基本建设投资，如1981年以更新改造投资为名完成的二百多亿元投资中，新建项目占10.2％，扩建项目占38.5％，真正用于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的只占一半左右（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有的省市更新改造投资中用于新建扩建的竟达70％以上（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因此，我国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外延式扩大再生产。
2.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
表1可见，我国国民收入的增长率主要归因于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在要素投入中又主要是资本要素起着重要作用，因此，我们用资本要素的产出系数即Y''''／K''''的比值来衡量投入与产出的效果。当资本投入的增长率K''''大于国民收入的增长率Y''''，即资本的产出系数Y''''／K''''＜1时，经济增长就表现出高度或超高度的粗放型特征，如：
*
表中反映出不同粗放度类型对应的资本产出系数值。显然，粗放程度越高，其对应的资本产出系数值越小，也就是说越粗放，资本的投入产出效果越差，效率越低。具体到我国能源与物质的消耗情况，如果仅就我国自身纵向进行对比，每万元国民收入消耗的能源以及每亿元基本建设投资平均消耗的钢材、木材、水泥量呈不断下降趋势，改革开放以来，每亿元国民生产总值主要生产资料平均消费量也呈下降态势。但与世界其它国家相比，我国在能耗与物耗上的差距是很大的。根据世界银行《1995年世界发展报告》资料：1993年，能耗产出率最高的是贝宁，每千克石油当量GDP产值为20.4美元；最低的是蒙古，只有0.2美元；我国为0.6美元，在全世界121个有资料可比的国家（地区）中居第113位。从不同收入国家看，低收入国家平均每千克石油当量GDP产值为0.9美元，中等收入国家为1.0美元，高收入国家为4.4美元，全世界平均为3.1美元。可见我国能源产出率不仅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另据有关方面作出的比较分析，我国钢材、木材、水泥的消耗强度分别为发达国家的5—8倍，4—10倍和10—30倍。因此，我国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
3.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强烈波动。
关于经济高速增长的数量界定，有人把高速度与低速度的临界值定为4％（注：刘彪、王东京：《经济发展阶段论》，《经济研究》1990年第10期。），也有人把它定为6％，还有人认为3％以下为停滞，3—6％为低速增长，6—9％为中速增长，9—12％为高速增长，12％以上为超高速增长（注：赵磊：《对当前经济高速增长的若干看法》，《经济研究》1993年第1期。）。我国在1953—1993年间，国民收入的平均增长率为7.1％，改革前为6.0％，改革以来达到了9.3％。如果按4％或6％的划分标准，我国经济已属高速发展之列，即使按最后一种划分标准，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也可进入中高速之列。再看实物增长情况，1993年比1952年，人均粮食增长1.34倍，人均煤炭增长8.17倍，人均钢增长32.07倍，人均发电量增长55.52倍，人均石油增长160.06倍（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6年第41页有关数据计算而来。）。
我国在1980—1993年的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是低收入国家平均增长率的2.9倍，中等和高收入国家的4倍，即使与发展速度比较快的韩国相比也高出0.2％，可见我国的粗放型增长是以其高速度为特征的。
如果考察不同粗放程度与国民收入增长率的关系方面，从我们分别计算的41年的粗放度可知：在超高度粗放型增长的年份中，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在绝大部分年份都低于高度粗放型。同样地，高度粗放型低于中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低于低度粗放型，低度粗放型又低于集约型。如下表：
表5
*
国民收入增长率与粗放度之间存在着反向变动的关系，即粗放程度越高国民收入增长率就越低；反之，粗放程度越低则国民收入增长率就越高。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在我国长期快速增长时期集约型所表现出的是高速度，高效率，越粗放，其速度越低，效率越差。
如果更进一步地考察粗放度的波动与经济周期的波动情况，则不难看出：经济增长率周期的波峰恰好位于集约型年份或粗放度较弱的年份，而周期的波谷位置恰好处于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改革前，我国粗放程度是两头多中间少，即超高与集约型年份多，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少，这种粗放程度的巨大落差的反复出现必然使经济增长大起大落。改革前国民收入增长率的波动幅度为53％，五个周期的振幅平均为23.4％（注：关于经济周期的划分参见刘树成：《论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新阶段》，《经济研究》1996年第11期。）；改革以来，粗放度的稳定性增强，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增多，超高与集约型年份明显减少，相应地，改革开放以来四个周期的平均振幅为9.9％，国民收入增长率的波动幅度也降为12.1％。因此，粗放度的稳定性是影响经济增长稳定性的重要因素之一。
4.粗放型增长表现为居民消费水平的缓慢提高。
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并不低，但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福利状况并没有因此而相应地得到快速提高。居民消费水平的平均增长速度改革前的26年内只增长了2.2％，主要食品中的粮食，食用油人均消费量不仅没有上升，而且有所下降，家禽的人均消费量基本上没有变化；改革后的15年内居民消费水平增长了7.0％，除了人均粮食消费量受粮食需求的收入弹性低的影响而增长较慢外，其他主要食品都增长得非常快，少则翻一番，多则超过了两番。这说明了经济增长越粗放，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越缓慢。关于这一点，从我们模型本身也可以得到，粗放程度越高，要素投入增加就越快，资本积累速度也越快，过度积累必然会影响居民的消费，相应地减少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我国要素的过度投入通常表现为经济过热，虽然经济过热在不同经济体制下，表现形式不同，但其本质却是一致的。在计划体制下，由于价格是政府统一制定的，即使经济过热也不会使价格上升，但却会出现严重的物质短缺，这恰好说明了改革前居民消费水平的低下。改革后，随着价格放开，过去潜在的，隐蔽性的通货膨胀公开化，使物质短缺表现为价格的上升，即通货膨胀，如果工资增长率低于通货膨胀率，则通货膨胀意味着居民实际消费水平的下降。
从表2中可知：在41年里，有13个年份属超高度粗放型，8个年份属于高度粗放型，6个年份属于中度粗放型，2个年份属于低度粗放型，12个年份属集约型。粗放型增长的年份占整个年份数的70.7％，集约型年份占29.3％，表明我国从总体上看属于粗放型增长方式。由于超高度粗放型占整个年份数的31.7％，集约型占29.3％，高度、中度、低度分别只占整个年份数的19.5％、14.6％、4.9％，也说明粗放度的波动幅度比较大，集约型增长的稳定性较差。如果把改革时期与改革前作一比较，则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所占的比重由改革前的36％，降低为改革以来的25％；高度粗放型由16％上升为25％；中度粗放型由12％上升为18.8％；低度粗放型由O上升为12.5％；集约型年份由38.5％下降为13％。尽管改革以来粗放型增长的年份由改革前的64％上升为81.3％，集约型增长的年份由29.3％下降到18.7％，但改革以来的粗放度的波动幅度明显减弱稳定性增强。
由表1所示，1953—1993年间的平均粗放度为0.92，属于高度粗放型，此间国民收入的增长率达到7.1％，其中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就占了91.8％，表明41年来的增长主要是要素投入的结果。改革前的平均粗放度为1.05，属超高度粗放型；改革以来的平均粗放度为0.80，属高度粗放型。国民收入的增长率由改革前的6.0％上升到改革以来的9.3％；要素投入的贡献率由104.6％下降为80.2％；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由－4.6％提高到19.8％。说明改革以来的平均粗放度减弱，要素投入的贡献率降低，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提高，改革为经济注入了活力，促进了经济效率的提高。
按计划期计算的粗放度有四种类型，分别是集约型、低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超高度粗放型。恢复时期的1963—1965年的δ值在区间［0，0.5）之间，属集约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高达68.8％，要素投入的贡献只有31.2％，经济效率高，效益比较好。“一五、三五、六五”时期的δ值在区间［0.5，0.7），属于低度粗放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分别达到34％，36.8％，40.4％，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分别为66％，63.2％、59.6％，表明由要素投入增长所带动的增长成份比较低，由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所带动的增长成份比较高，因此，这三个时期的经济效率比较高，经济效益也比较好。“五五”、“七五”、“1991—1993”时期的δ值在区间［0.8，1）内，属于高度粗放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分别只有2.5％，7.3％、6.0％，而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却分别高达97.5％、92.7％、94％，表明经济增长主要是要素投入的贡献，经济效率比较低，经济效益比较差。“四五”时期的δ值大于1，“二五”时期的δ值小于零且国民收入为负增长，均属于超高度粗放型，经济效率很低，经济效益最差。
综上所述，尽管我国在某些年份或某些时期表现出集约型增长方式，但从总体上看，我国属于粗放型增长，要素的投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较小，经济效率低，经济效益差。
四、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分析的结论
1.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外延式的扩大再生产。
通常把新建扩建项目视为外延扩大再生产，更新改造项目视为内含扩大再生产，因而我们用基本建设投资指标以及更新改造投资指标来反映外延和内涵的扩大再生产情况。表3是根据1953—1993年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构成计算出的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投资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从基本建设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重看，外延式扩大再生产的趋势是不断缩小，内涵扩大再生产的比例不断增大。但从整个年份看，
表3
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范文3
关键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对策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指的是经济从粗放型增长转变为集约式的增长。粗放型经济增长指的是通过增加物质要素的投入而实现对经济的增长，这种高消耗、高投入、低效率的增长方式就是一种粗放型的增长方式。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往往会给环境和资源带来强大的压力，会因为经济的增长而增加环境的承载力。因此，我们应该在一种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而加快经济增长方式，促进经济的协调、持续和高速发展。
一、影响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障碍
1、思想观念方面的束缚
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认识上存在着很大的问题：首先，我国在经济发展方面对于节约资源的紧迫性和重要性的认识上存在着很多的不足。人们总以为我国地大物博、资源充足，对节约资源的认识不足。但是实际上，我国的一些重要战略资源还存在着严重的而不足，并且十分匮乏，因此，在生产中资源浪费的现象比较严重。从我国的总体发展情况来看，我国的投入产出比例远远高于发达国家，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的资源利用率却远远的低于发达国家。其次，我国在经济增长方面简单的把经济增长等同于经济发展，认为只要经济增长了，那么也就意味着经济发展了，换句话说，我国的经济发展片面的追求的是经济增长率。实际上经济的增长与经济发展分属于两层不同的含义。第三，我国的经济增长始终处于计划经济时期的考虑，一直追求的是产值和产量。物质财富的增长并没有全面的考虑到经济的协调和全面的科学发展观。
2、体制性因素的影响
从微观经济来说，一些企业特别是一部分大型的企业改革虽然在持续的进行改革，但是，改革不到位，存在着产权不清的情况，企业也就很难成为真正的上商品经营者和生产者。也就是说，企业本身缺乏内在的动力，企业的管理制度不健全，根本不能通过自主创新的方式提高生产经营效率。从宏观经济来说，我国的企业存在着强烈的数量扩张的内在倾向性，这种倾向性是因为投资权力和资源配置权力的不断扩大。企业没有明确的权责关系，并且各级地方政府也本身存在着财政收入产值增大的问题。从市场方面来说，资源配置的机制不健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市场的起点低，缺乏一定的经验，市场体系不完善，严重的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3、非体制因素
非体制因素因素指的是在硬件设施上存在的问题，这主要表现在技术改造资金的短缺、技术设备的老化以及科技教育事业的成果不能转变为生产力，或者在这个转化中，资源的利用率比较低。
二、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对策
1、树立科学发展观念，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所谓科学发展观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念。社会经济的发展要首先满足人们的需求，其次要不断的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和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并且处理好人的全面发展与物质财富增长之间的关系。只有符合科学发展观或者说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经济增长方式才能够有利于人、有利于社会的全面发展，才能够达到经济增长的质量和经济增长的速度相统一。在社会的经济发展中要始终尊重自然规律，要充分的考虑到生态环境和资源二者之间的承载力。
2、推进国有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推进国有企业的自主创新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基础条件。对于国有大型企业来说，它们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也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基础。推动国有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首先要对国有企业的战略资源进行重组，在这个过程中要始终的将产业政策和市场作为导向，按照优胜劣汰的原则，将国有资产的结构进行优化，使大型企业形成一种规模经济效益，使其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第二，要转换企业的经营生产机制，使企业成为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管理科学和政企分开的现代化企业制度。第三，加强企业的科研自主创新能力，使企业面向市场，走向集约化。
3、深化体制改革，增强企业的的调控能力
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更新技术，调整投资的中国店，不断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最终保证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因此，作为政府应该切实的转变政府职能，深化政府机构的改革，使振幅在规范上和企业行为分开，不断的创造经济发展环境，保持经济总量的平衡。在宏观调控的机制和手段方面应该试试稳健的货币政策，保证经济的正常运行，建立严格的投资约束机制和监督约束体制，将企业粗放的经营方式转变为集约式的增长方式。
4、完善市场体系
作为统一的市场体系应该讲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等生产要素作为发展重点，尽快的打破区域之间的封锁，以建立竞争有序、统一开发的市场体系，这样能够有效的保证市场的正常运行。与此同时，作为生产经营者也要完善市场机制，调整资源配置的方式，保证市场内的生产要素的自由合理流动。
5、建立符合集约式发展的评价考核体系
有效的考核指标和评价体系实际上在转变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起着导向作用。因为这种评价体系和评价指标能够杜绝企业盲目的追求产值，追求企业规模扩张和各种攀比的速度，这样能够哟徐奥的降低消耗，优化结构并且加快技术进步。各种奖惩和财务指标体系的建立能够对企业的发展以及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起到科学的指导作用。
三、结语
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实质是从粗放型经济走向集约型经济，必须树立科学发展观，改变传统的高投入、高排放、高消耗的投入，并且保证经济的协调、健康、快速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封思贤,李政军,谢静远.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的金融支持——来自长三角的实证分析[J].中国软科学，2011（5）
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范文4
内容摘要：贸易模式变迁、专业化分工深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交互关系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伴随着科技的进步与经济社会的发展，专业化分工逐步拓展与深化，贸易模式也相应地不断发生变化。与此同时，贸易模式的变迁又反过来促进了专业化分工的进一步深化，进而促进了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
在过去的近两千年中，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以后，伴随着科技的进步与经济社会的发展，专业化分工逐步拓展与深化，贸易规模稳步扩大，贸易模式也不断发生变化。
贸易模式变迁的路径
贸易模式的变迁既包括贸易方式的变迁，又包括贸易主体范围与贸易客体结构的变迁。当然，贸易模式的变迁并不是指由新的贸易模式完全取代原有的贸易模式，而主要是指新的贸易模式的不断产生与发展。纵观人类经济的发展历程，贸易模式的变迁路径主要表现为以下特征：
（一）在贸易的广度上，贸易主体范围的不断扩展
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自贸易（交换）产生以来，贸易活动在空间跨度上呈现出不断拓展之势。贸易模式的变迁大体上表现为从城乡间贸易到城邦（区域）间贸易再到国家间（国际）贸易的变迁路径。
早期部落社会，由于受生产力水平的限制，人们基本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贸易行为只是偶发现象。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剩余产品不断增加，贸易活动变得逐渐频繁。贸易活动的增加与市场容量的扩大，为那些具有一定技艺的工匠专门从事手工劳动提供了可能。随着手工业者从村落中的分离、商人的出现以及他们在空间上的集聚，最终形成了城市。此时，城乡之间的贸易是贸易的主要形式。但由于受运输等交易成本的限制，贸易半径有限。
技术的进步、运输工具的发展和交通条件的改善，降低了自然贸易壁垒，使得贸易半径不断扩大。然而，封建割据成为贸易范围进一步扩大的障碍，城邦（或诸侯国）为贸易活动设置了许多人为的壁垒—捐税、过境税、限额等，这就使得贸易活动很难超出城邦（或诸侯国）的领地范围。当然，随着自然交易成本的进一步降低，城邦与城邦之间的贸易也有所发展。
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建立，打破了封建割据的束缚，贸易活动在国家内部变得活跃起来，贸易半径空前扩大。而国家之间的人为贸易壁垒，成为当时贸易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障碍。为了打入国外市场，获取贸易收益，很多国家利用各种手段（包括军事手段）降低甚至消除他国设置的贸易壁垒，贸易活动变得更具全球性。
（二）在贸易的深度上，贸易客体层次上的不断深化
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细化，贸易活动在贸易客体的层次上呈现出不断深化的趋势，贸易模式的变迁主要表现为从产业间贸易到产业内贸易再到产品内贸易的变迁路径。
16世纪到18世纪60年代的殖民地开拓，建立了宗主国和附属国之间的制成品生产与原材料生产的分工体系；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60年代，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英国等少数国家垄断了先进工业，并把落后的农业生产转移到亚非拉落后国家，逐渐形成了工业国与农业国之间的分工体系；19世纪70年代到二战前，在科技革命的影响下，发达国家产业升级，并将夕阳产业转移到亚非拉国家，形成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工体系。二战前的国际分工主要是以产业为界限的，与之相对应的是产业间贸易模式，即不同产业间产品在不同类型国家间的单向流动。
二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国际分工由垂直型向水平型转变，分工领域由产业间深入到产业内部产品间，逐渐形成了以产品为界限的国际分工，即产业内国际分工。发达国家在维护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传统垂直型国际分工的同时，扩大和发展了与其他发达国家之间的水平型国际分工。在国际贸易方面，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逐渐超过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成为国际贸易的主体。在贸易模式上，则表现为产业内贸易（即同一产业的替代性产品在国家间的双向流动）模式的迅速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发展，促成了全球一体化市场的形成和交易费用的进一步下降，给分工的深化提供了空间；而更加激烈的全球竞争也为分工的深化提供了现实的推动力，跨国公司纷纷将非核心业务分离出去，集中精力于核心业务，以培育和强化核心竞争力，维持竞争优势。国际分工逐渐从产业内深入到产品内部不同价值链环节之间，出现了全球性的生产协作，原来在一个国家完成的生产现在分散到了不同国家。这种非一体化生产模式也促进了产品内贸易模式的形成与发展。
（三）在贸易方式上，由一般贸易方式向要素流动、加工贸易和外包方式的转变
随着生产国际化与投资自由化的发展，为了利用当地相对廉价的丰裕资源、降低生产成本，或者出于绕过他国贸易壁垒、降低交易成本等目的，跨国公司纷纷采取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贸易方式上，表现为产品跨国流动向资本、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跨国流动的转变。为了充分利用国际市场资源，降低经营成本，经过对自己生产的成本与从外部购买的成本的比较权衡，越来越多的企业纷纷将非核心业务环节分离出去，由市场来承担。这在国际贸易方式上也表现为一般贸易方式向加工贸易方式转变。另外，受益于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与生产者服务业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采用外包方式实施其全球化生产战略，对产品生产工序进行垂直专业化分工，把各工序分别外包给最具优势的企业，充分利用全球资源，以实现企业利润的最大化。这就促进了外包业务的快速发展，由此产生了垂直专业化分工和跨国外包的新型生产分工与贸易模式。
贸易模式变迁的原动力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决定交换方式。贸易模式的变迁是分工模式演化的体现，而分工模式的演化又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微观经济主体出于对经济利益的追求，通过将外部交易成本与专业化收益的比较，决定通过何种方式获得所需，并决定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专业化。专业化程度的加深与贸易模式的变迁，也正是外部交易成本降低与专业化收益提高的必然结果，而外部交易成本降低与专业化收益的提高又源于科技的进步以及基础设施与制度的完善。
（一）科技进步与基础设施完善降低了自然交易成本
造船技术和航海远洋技术的进步、新的交通工具的发明与改进以及交通网络体系的完善，逐步提高了交通运输的速度和效率，降低了贸易中的运输成本负担；通讯技术的研发与进步，如电话、传真、广播、电视的发明与普及以及计算机、互联网、电子邮件、可视会议等全新通讯方式的出现和改进，大大降低了信息传递与交流成本，使得企业能够以较低的通讯成本交换信息，有效降低了业务拓展中的贸易洽谈成本和业务协作中的组织协调成本。
（二）体制的完善降低了人为交易成本
除了自然交易成本外，约束贸易开展的交易成本中还包括各经济主体设置的各种贸易壁垒带来的人为交易成本。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统一了国内市场，有效消除了地方割据所制造的各种贸易负担，促进了一国内部贸易的开展。随着贸易自由化进程和多边贸易体制的建立，国家（或地区）之间达成了各种形式的优惠贸易安排与协定，有效降低了国家之间设置的人为贸易壁垒。另外，越来越多的新兴国家（或地区）不断加入到世界贸易体系，这些新兴国家（或地区）在融入世界的同时，其丰富的资源也为世界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
交易成本的降低使得专业化分工可以在更加广阔的范围内进行，一方面，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比较优势效应，实现更加有效的资源配置；另一方面，也扩大了经营的规模并带来规模经济效应。同时，经营规模的扩大带来累计产出数量的增加，这就产生了学习效应，即通过积累经验、提升技能而带来的成本降低和效率提高的利益。比较优势效应、规模经济效应与学习效应都带来了交易收益的提高。此外，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使得企业对降低成本的要求更加迫切，促使企业寻求更加节约成本和提高效率的生产经营模式。
贸易模式变迁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
一方面，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决定了贸易模式的变迁，贸易模式变迁是专业化分工深化的体现；另一方面，贸易模式的升级变迁又反过来扩大了市场规模、推动了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发展，进而促进了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
（一）贸易模式的升级变迁扩大了市场规模
贸易活动在空间跨度上的不断拓展，通过扩大市场交易主体的规模增加了总的市场容量。在贸易模式从城乡间贸易到城邦间贸易再到国家间贸易的变迁过程中，经营者所面对的市场首先从一城一乡市场扩大到整个城邦，然后又扩大到整个国家，最后扩大到整个世界，市场总容量不断扩大，这就为企业规模的扩大提供了可能。贸易活动在贸易客体层次上的不断深化，提高了企业在其所专门经营的产品或工序上所面对的市场规模。
例如：假设整个世界共有A、B、C三个国家；A国为劳动丰裕国家；B、C两国完全相同，均为资本丰裕国家；三国市场需求均为每年2000辆卡车、2000辆轿车和2000套服装；并假设A、B、C三国分别有两家完全相同的企业供应市场。在不存在国际贸易的阶段，每家企业每年都要生产1000辆卡车、1000辆轿车和1000套服装。在产业间贸易阶段，劳动丰裕国家A国的两家企业分别生产三个国家所需的共6000套服装（劳动密集型产品）中的3000套；资本丰裕国家B、C两国的每家企业每年分别生产1500辆卡车和1500辆轿车，其中三分之二供应本国市场，其余产品供应A国市场。在产业内贸易阶段，A国的两家企业还是分别生产3000套服装；B、C两国的每家企业每年会专门生产3000辆卡车或者3000辆轿车，企业在特定产品（卡车或轿车）上面对的市场规模比产业间贸易阶段时的1500辆扩大了一倍。在产品内贸易阶段，则可能出现B、C两国的每家企业每年专门生产6000辆卡车（或轿车）的零部件或者装配6000辆卡车（或轿车）的情形，企业在特定工序（生产零部件或者装配整车）上面对的市场规模比产业内贸易阶段时的3000辆又扩大了一倍。
（二）市场规模的扩大有利于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和集约型经济增长集约型经济增长源于生产效率的提高，生产效率的提高根源于专业化分工的深化。贸易模式的升级变迁扩大了市场规模，而市场规模的扩大推动了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和集约型经济的增长。
专业化分工程度受到市场规模的限制。市场规模越大，专业化分工深化的可能性就越大、分工程度越深。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发展有利于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形成与积累，进而实现集约型经济增长。随着分工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企业可以将资金和精力集中在越来越细化的特定领域，促进了技术研发能力的提升，有利于实现技术突破。另外，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发展有利于带动相关产业部门，促进整个经济的增长。一方面，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带动了上下游产业的发展，对上下游产业产生了技术溢出效应；另一方面，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带动了相关生产者服务业（如仓储、物流、咨询等）的发展。通过对相关产业的带动作用，实现了在更大范围内提高生产效率，从而实现整个经济的增长。
市场规模的扩大，使得资源配置可以在更大广度和更深程度上得以优化，从而推动生产效率和产出总量的提高，最终实现集约型经济增长。企业由多产品的全过程经营逐步转向某一产品、某一工序的专业化经营，可以提高经营的集中度并降低经营成本，有利于实现企业经营规模的扩大。企业面对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有利于实现规模经济效应，使得特定资源能够得到更加充分的利用，资源得到更加有效的配置，资源的优化配置有利于节约资源，相对增加了资源供应数量，进而增加了社会产出总量。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带来了更大范围内的市场竞争。一方面，这有利于打破了相对较小市场上的垄断格局，会使得无规模的低效率企业退出市场，从而提高了全行业生产效率，实现集约型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为了获得竞争优势，企业增加了对更加专业性的人才的需求，促进了人才专业技能的提高，使得专门化的企业家和研发人才不断涌现，进而促进了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
另外，吸收外资、技术引进、加工贸易、承接外包业务等贸易方式的开展，产生了技术外溢效应，直接促进了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
贸易模式变迁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启示
贸易模式变迁的路径，反映了经济的历史、预示着经济的未来，也启迪着经济的今天。在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经济低弥的新环境下，为了继续保持我国经济良好的增长势头，我国必须顺应经济历史潮流，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收益，推动我国的贸易向更广、更深的方向发展，以充分享受贸易利益，实现经济快速增长。为此，我国需要具体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推动科技进步、完善基础设施
贸易活动的开展受到交易成本的限制，交易成本既包括自然原因所造成的交易成本，又包括社会原因所造成的人为交易成本。基础设施的完善与科技的进步，特别是交通运输技术、信息交换技术的进步，有利于降低贸易中的运输、商务洽谈、组织协调等自然交易成本。为了降低自然交易成本，我国要在积极做好立体交通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切实加大对交通运输技术、新能源技术、通讯技术的研发投入力度。
（二）搞活国内市场、开发国际市场
搞活国内市场、开发国际市场，有利于降低人为交易壁垒，并扩大市场规模，提高专业化分工的收益，使我国企业能够在一个良好的竞争环境下参与专业化分工，并实现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经济增长。国内市场分裂的弊端可以从19世纪初的德国略见一斑。当时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尚未建立，各邦国使用各自的货币，对货物流动分别办理过境手续并征收关税。这就为邦国之间的贸易带来了沉重的贸易壁垒负担，严重阻碍了德国内部贸易的开展。为了搞活国内市场，我国首先要消除内部壁垒，建立一个统一而完善的市场体系。为此，政府应该采用积极措施实现国内经济的合理分工布局，避免各地区的重复建设和无序竞争。同时，要加快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切实实现政企分离，根除地方保护主义。另外，我国还要在巩固传统出口市场的基础上，积极拓展新兴市场。通过贸易谈判方式，达成双边或多边的优惠贸易安排或协定，建立多种形式的贸易组织，以降低贸易壁垒，活跃与这些市场的经贸往来活动，使我国企业能够面对更加广阔的国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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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范文5
关于“粗放”、“集约”概念的使用，最早见于农业经济学中，当时称“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后来才被引申到整个经济领域。最初，粗放经营的含义是指一定量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分散投在较多的土地上，进行粗耕简作的经营方式；集约经营则指在一定土地面积上集中投入较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进行精耕细作的经营方式。前者通过扩大耕地面积，广种薄收，增加总产；后者借助增大投入，精耕细作提高单产。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地租理论中也论及到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的内容，他指出“可以耕作的土地面积很大……对耕作者来说不用花费什么，或者同古老国家相比，只花极少费用。”这种“只需投资很少的资本，主要的生产要素是劳动和土地”的经营方式“就是粗放经营。”（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56页。）“在经济学上，所谓耕作集约化，无非是指资本集中在同一土地上，而不是分散在若干毗连的土地上。”（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0页。）在研究级差地租时，马克思认为，粗放经营和级差地租第一形式直接联系，而集约经营则与级差地租第二形式紧密相关。级差地租的第一形式是由“两个和资本无关的一般原因造成的：1、肥力……2、土地的位置。”级差地租第二形式则是“对同一土地连续追加投资造成的不同生产率引起的。”（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6页。）
首次使用“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术语的是前苏联经济学家。苏联在1928年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其经济增长速度直到50年代末期一直保持高于世界经济增长水平的记录，此后，经济增长率开始下降，表现出恶化趋势，令人不解的是，其经济增长的恶化是在它保持了非常高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率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就不得不使苏联的经济学家对其经济“增长方式”展开了研究。当时，他们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上述提示，把增长方式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依靠投入实现产出量增长的“粗放增长”，另一种是依靠提高效率实现产出量增长的“集约增长”。并且指出，苏联过去的高速度增长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倾全力动员资源和增加要素投入的结果，然而由于资源的有限性，随着可动员的资源的日益减少，在忽视提高要素生产率的情况下，必然导致经济增长水平的下滑（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
“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概念于60年代从苏联传入我国（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在此之前，我国经济学界尽管没有使用经济增长方式的概念，但对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种种低效率，高浪费现象进行过大量的分析。此后，特别在1979—1980年我国对经济增长方式问题展开了全面深入的讨论（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广泛使用经济增长方式这一概念是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之后。
二、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度的定义
从经济增长方式概念形成的渊源看，经济增长方式是经济增长过程中对生产要素的分配和使用方式。虽然国外学者不常使用经济增长方式这一概念，但对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或原因的分析，实质上也是对经济增长方式的研究。关于这一点，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曾作过比较，就我国学者们而言，尽管对粗放和集约型增长方式概念的解释不尽相同，但经济增长方式的含义是明确的。因此，经济增长方式就是指一国总体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所依靠的因素构成，其中增长因素包括土地、劳动、资本、技术进步、经营管理、资源配置、规模经济等。通常把土地、劳动、资本的投入称为要素投入，其余因素的总和称为综合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地，根据要素投入与综合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大小，把增长方式划分为粗放型经济增长和集约型经济增长，主要由要素投入增加所引起的经济增长称为粗放型经济增长，主要由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所引起的经济增长称为集约型经济增长。为了能定量反映经济增长的粗放程度或集约程度，笔者引入粗放度概念。所谓粗放度是指要素投入增长率的贡献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比值（注：对于一国总体来说，土地是固定的。因此，在考虑要素投入的增长率时，舍象掉了土地要素的影响。），用公式表示为：
δ＝αL''''＋（1－α）k''''／Y''''
式中的α表示劳动的贡献份额；
（1－α）表示资本的贡献份额；
L''''表示劳动投入增长率；
K''''表示资本投入增长率；
Y''''表示经济增长率。
当δ≥0.5或δ＜0且Y''''＜0时，增长方式为粗放型；
当0≤δ＜0.5时，增长方式为集约型。
对于粗放型增长方式又可按不同的粗放程度划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类型：当0.5≤δ＜0.7时，为低度粗放型；
第二类型，当0.7≤δ＜0.8时，为中度粗放型；
第三类型，当0.8≤δ＜1时，为高度粗放型；
第四类型，当δ≥1或δ＜0且Y''''＜0时，为超高度粗放型。
三点说明：
1.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关系。
经济增长是指一国或一个地区在一定时期内人均实际产出量的增加和实际生产能力的增加。经济增长特指更多的产出，而经济发展不仅指更多的产出，还包括随着产出的增长而出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变化，经济增长是一个数量概念，而经济发展是一个既包含数量又包含质量的概念，所以经济发展包含经济增长。从经济增长方式的定义可知，经济增长方式是获得经济增长的手段、途径和方式。
2.经济效率与经济效益的关系。
经济效率是指资源的优化配置。具体讲包含二层含义：其一是指全社会以优化的资源配置获得较好的经济增长；其二是指生产单位如何把得到的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有效地组合起来，以最少的资源耗费创造最多的产出。经济效益的高低可以用综合要素生产率来度量。所谓经济效益，则是指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由经济效率所引起的相应的收益或收入。那种不是由于提高效率而增加的收入，就不能叫作效益，而只能叫作收益或收入。因此，经济效率是经济效益的实质，经济效率高意味着经济效益好；反之，经济效率低则意味着经济效益差。
3.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明确三个层次的问题：第一，经济增长方式的内涵；第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标志；第三，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程度。关于第一个问题，学术界的认识比较多，而第二、三个问题则涉猎的比较少。本文旨在通过对粗放度指标的划分，拟解决第二、三个问题。
δ＝0.5作为划分粗放和集约经济增长方式的标志。当δ＜0.5时，经济增长为集约型，当δ≥0.5时，经济增长为粗放型，这与我国经济理论界对粗放与集约型经济增长的解释是一致的。把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又细分为低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和超高度粗放，是为了便于研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程度。
三、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度的分析模型
1.模型。
本文测算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所采用的模型为：Y''''＝A''''＋αL''''＋（1－α）K''''，这是由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求导后得出的，其中Y''''代表经济增长率，A''''代表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K''''代表资本要素投入增长率，α为劳动产出弹性系数，αL''''为劳动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α）K''''为资本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因此，粗放度的公式为：
δ＝αL''''＋（1－α）K''''／Y''''
2.研究对象。
本文研究1953至1993年四十一年的经济增长方式，按三种不同的时期来测算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及粗放度：一是按一年期，二是按五年计划期，三是按改革时期。需要说明的是，改革时期从1979年算起，由于资料所限，我们仅考察到“八五”前期（1991—1993）为止。
3.对统计指标的说明。
（1）经济增长率指标Y''''。我们均采用国民收入增长率指标。
（2）劳动要素投入L。以历年全社会劳动者人数计算各时期劳动投入量增长率，而舍象掉象劳动质量、劳动强度的大小和劳动时间的变化情况。
（3）资本要素投入K。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的K值应为直接和间接构成生产能力的资本总存量，它包括直接生产和提供各种物质产品及劳务的各种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也包括为生产过程服务的各种服务及福利设施的资产。关于K值，有的同志已估算出有关数据（注：参见张军扩：《“七五”期间经济效益的综合分析》，《经济研究》1991年第4期。），其具体作法是：先估算基期年1952年的资本总量；再估算各年的净投资额（以积累额代替）并扣除价格指数；然后根据投资转化为资本的时滞系数计算各年的新增资本数量；最后，用上年的资本总量加上当年新增资本，得出各年的资本总量。
（4）资本与劳动的产出弹性。所谓生产要素的产出弹性是指要素投入每增长1％所带来的产出增长的百分比。西方经济学家们认为直接估算产出弹性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在进行增长因素分析时，通常要作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以劳动与资本的收入份额来代表它们的产出弹性。然而既使要计算劳动与资本的收入份额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涉及到多方面的内容和某些比例的分割。在我国情况就更为复杂，首先，我国实行的并非市场经济，不存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其次，由于缺乏必要的统计资料，要全面计算劳动和资本的收入份额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长期以来经济中存在着大量潜在劳动力的过剩现象，与资本要素投入增长的贡献相比，劳动投入增长的贡献十分有限。所以，我国经济界通常把劳动的产出弹性取为0.2或0.3相应地资本的产出弹性取为0.8或0.7（注：史清琪等：《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本文采用0.3和0.7。
表1
时期国民收入劳动投入的贡献率aL''''资本投入的贡献率(1-a)K''''
增长率Y''''L''''aL''''K''''(1-a)K''''
一五0.845.04
(538.92.87.2
-57)(9.4%)(56.6%)
二五0.517.07
(583.11.710.1
-62)
恢复
时期1.023.57
(63-14.73.45.1
65)(6.9%)(24.3%)
三五1.14.13
(668.33.75.9
-70)(13.4%)(49.8%)
四五0.635.53
(715.52.17.9
-75)(11.5%)(100.5%)
五五0.635.32
(766.12.17.6
-80)(10.3%)(87.2%)
六五0.994.97
(8110.03.37.1
-85)(9.9%)(49.7%)
七五0.786.23
(867.62.48.9
-90)(10.3%)(82.4%)
(910.611.34
-93)12.72.016.2
(4.7%)(89.3%)
改革
前时0.785.18
期(536.02.67.4
-78)(13.7%)(90.9%)
改革
时期0.816.65
(799.32.79.5
-93)(8.7%)(71.5%)
(530.785.74
-93)7.12.68.2
41年(11%)(80.8%)
时期要素投入的贡献率综合要素生产粗放资本的产出系数
aL''''+(1-a)K''''率的增长率A''''度Y''''/K''''
一五5.883.02
(530.661.24
-57)(66%)(34%)
二五7.58-10.68
(582.45-0.31
-62)
恢复
时期4.5910.11
(63-0.312.88
65)(31.2%)(68.8%)
三五5.243.06
(660.631.41
-70)(63.2%)(36.8%)
五四6.16-0.66
(711.120.70
-75)(112%)(-12%)
五五5.950.15
(760.980.80
-80)(97.5%)(2.5%)
六五5.964.04
(810.601.41
-85)(59.6%)(40.4%)
七五7.010.59
(860.930.88
-90)(92.7%)(7.3%)
(9111.940.76
-93)0.940.78
(94%)(6.0%)
改革
前时5.96-0.26
期(531.050.81
)-78(104.6%)(-4.6%)
改革
时期7.461.84
(79)0.800.98
-93)(80.2)(19.8%)
(536.520.58
-93)0.920.87
41年(91.8%)(8.2%)
注：不带括号的数字为各要素对经济增长所贡献的百分点，括号内的数字为贡献的百分点占经济增长率的百分比率。
3.对我国增长方式粗放度的分析。
我们分别计算了1953年—1993年41年的粗放度并根据粗放度的五种类型作了统计整理，整理结果如下：
表2（单位：年）
粗放度类型超高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中度精放型低度粗放型集约型
时间
41年1386212
改革前26年943010
改革以来15年44322
从表2中可知：在41年里，有13个年份属超高度粗放型，8个年份属于高度粗放型，6个年份属于中度粗放型，2个年份属于低度粗放型，12个年份属集约型。粗放型增长的年份占整个年份数的70.7％，集约型年份占29.3％，表明我国从总体上看属于粗放型增长方式。由于超高度粗放型占整个年份数的31.7％，集约型占29.3％，高度、中度、低度分别只占整个年份数的19.5％、14.6％、4.9％，也说明粗放度的波动幅度比较大，集约型增长的稳定性较差。如果把改革时期与改革前作一比较，则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所占的比重由改革前的36％，降低为改革以来的25％；高度粗放型由16％上升为25％；中度粗放型由12％上升为18.8％；低度粗放型由O上升为12.5％；集约型年份由38.5％下降为13％。尽管改革以来粗放型增长的年份由改革前的64％上升为81.3％，集约型增长的年份由29.3％下降到18.7％，但改革以来的粗放度的波动幅度明显减弱稳定性增强。
由表1所示，1953—1993年间的平均粗放度为0.92，属于高度粗放型，此间国民收入的增长率达到7.1％，其中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就占了91.8％，表明41年来的增长主要是要素投入的结果。改革前的平均粗放度为1.05，属超高度粗放型；改革以来的平均粗放度为0.80，属高度粗放型。国民收入的增长率由改革前的6.0％上升到改革以来的9.3％；要素投入的贡献率由104.6％下降为80.2％；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由－4.6％提高到19.8％。说明改革以来的平均粗放度减弱，要素投入的贡献率降低，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提高，改革为经济注入了活力，促进了经济效率的提高。
按计划期计算的粗放度有四种类型，分别是集约型、低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超高度粗放型。恢复时期的1963—1965年的δ值在区间［0，0.5）之间，属集约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高达68.8％，要素投入的贡献只有31.2％，经济效率高，效益比较好。“一五、三五、六五”时期的δ值在区间［0.5，0.7），属于低度粗放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分别达到34％，36.8％，40.4％，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分别为66％，63.2％、59.6％，表明由要素投入增长所带动的增长成份比较低，由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所带动的增长成份比较高，因此，这三个时期的经济效率比较高，经济效益也比较好。“五五”、“七五”、“1991—1993”时期的δ值在区间［0.8，1）内，属于高度粗放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分别只有2.5％，7.3％、6.0％，而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却分别高达97.5％、92.7％、94％，表明经济增长主要是要素投入的贡献，经济效率比较低，经济效益比较差。“四五”时期的δ值大于1，“二五”时期的δ值小于零且国民收入为负增长，均属于超高度粗放型，经济效率很低，经济效益最差。
综上所述，尽管我国在某些年份或某些时期表现出集约型增长方式，但从总体上看，我国属于粗放型增长，要素的投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较小，经济效率低，经济效益差。
四、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分析的结论
1.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外延式的扩大再生产。
通常把新建扩建项目视为外延扩大再生产，更新改造项目视为内含扩大再生产，因而我们用基本建设投资指标以及更新改造投资指标来反映外延和内涵的扩大再生产情况。表3是根据1953—1993年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构成计算出的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投资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从基本建设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重看，外延式扩大再生产的趋势是不断缩小，内涵扩大再生产的比例不断增大。但从整个年份看，
表3
时期一五二五"1963-1965"三五四五五五六五
基本建设投96.292.384.580.777.573.564
资所占比重%
更改投资%3.87.715.519.322.526.528.1
时期七五"1991-1993"改革前改革以来
基本建设投58.858.881.360.2
资所占比重%
更改投资%31.828.318.729.3
国有单位的固定资产投资中绝大部分用在了基本建设投资上，用在更新改造上的投资，其最高值也未超过32％。而美国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更新改造投资所占比重1947—1950年为55％，1971—1978年提高到77％，其中机器设备投资中更新投资分别占51％和81％（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5页。）。实际上，我国还存在着以更新改造投资为名而进行的基本建设投资，如1981年以更新改造投资为名完成的二百多亿元投资中，新建项目占10.2％，扩建项目占38.5％，真正用于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的只占一半左右（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有的省市更新改造投资中用于新建扩建的竟达70％以上（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因此，我国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外延式扩大再生产。
2.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
表1可见，我国国民收入的增长率主要归因于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在要素投入中又主要是资本要素起着重要作用，因此，我们用资本要素的产出系数即Y''''／K''''的比值来衡量投入与产出的效果。当资本投入的增长率K''''大于国民收入的增长率Y''''，即资本的产出系数Y''''／K''''＜1时，经济增长就表现出高度或超高度的粗放型特征，如：
“二五”时期，Y''''／K''''＝－0.31＜1，则δ＝－2.45，超高度粗放型；
“四五”时期，Y''''／K''''＝0.7＜1，则δ＝1.12，超高度粗放型；
“五五”时期，Y''''／K''''＝0.8＜1，则δ＝0.98，高度粗放型；
“七五”时期，Y''''／K''''＝0.88＜1，则δ＝0.93，高度粗放型；
“1991—1993”Y''''／K''''＝0.78＜1，则δ＝0.94，高度粗放型；
“改革前”时期，Y''''／K''''＝0.81＜1，则δ＝1.05，超高度粗放型；
“改革”时期，Y''''／K''''＝0.98＜1，则δ＝0.80，高度粗放型；
整个时期，Y''''／K''''＝0.87＜1，则δ＝0.92，高度粗放型。
为了进一步地考察资本的投入产出效果，我们分别计算了41年的资本产出系数，并根据不同粗放度类型作了统计整理，如下表：
表4
粗放度类型集约型低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
资本产出系[1.64,3.48][1,24,1.47][0.97,1.15][0.70.0.92]
数所在区间
粗放度类型超高度粗放型
资本产出系[-3,0.69]
数所在区间
表中反映出不同粗放度类型对应的资本产出系数值。显然，粗放程度越高，其对应的资本产出系数值越小，也就是说越粗放，资本的投入产出效果越差，效率越低。具体到我国能源与物质的消耗情况，如果仅就我国自身纵向进行对比，每万元国民收入消耗的能源以及每亿元基本建设投资平均消耗的钢材、木材、水泥量呈不断下降趋势，改革开放以来，每亿元国民生产总值主要生产资料平均消费量也呈下降态势。但与世界其它国家相比，我国在能耗与物耗上的差距是很大的。根据世界银行《1995年世界发展报告》资料：1993年，能耗产出率最高的是贝宁，每千克石油当量GDP产值为20.4美元；最低的是蒙古，只有0.2美元；我国为0.6美元，在全世界121个有资料可比的国家（地区）中居第113位。从不同收入国家看，低收入国家平均每千克石油当量GDP产值为0.9美元，中等收入国家为1.0美元，高收入国家为4.4美元，全世界平均为3.1美元。可见我国能源产出率不仅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另据有关方面作出的比较分析，我国钢材、木材、水泥的消耗强度分别为发达国家的5—8倍，4—10倍和10—30倍。因此，我国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
3.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强烈波动。
关于经济高速增长的数量界定，有人把高速度与低速度的临界值定为4％（注：刘彪、王东京：《经济发展阶段论》，《经济研究》1990年第10期。），也有人把它定为6％，还有人认为3％以下为停滞，3—6％为低速增长，6—9％为中速增长，9—12％为高速增长，12％以上为超高速增长（注：赵磊：《对当前经济高速增长的若干看法》，《经济研究》1993年第1期。）。我国在1953—1993年间，国民收入的平均增长率为7.1％，改革前为6.0％，改革以来达到了9.3％。如果按4％或6％的划分标准，我国经济已属高速发展之列，即使按最后一种划分标准，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也可进入中高速之列。再看实物增长情况，1993年比1952年，人均粮食增长1.34倍，人均煤炭增长8.17倍，人均钢增长32.07倍，人均发电量增长55.52倍，人均石油增长160.06倍（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6年第41页有关数据计算而来。）。
我国在1980—1993年的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是低收入国家平均增长率的2.9倍，中等和高收入国家的4倍，即使与发展速度比较快的韩国相比也高出0.2％，可见我国的粗放型增长是以其高速度为特征的。
如果考察不同粗放程度与国民收入增长率的关系方面，从我们分别计算的41年的粗放度可知：在超高度粗放型增长的年份中，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在绝大部分年份都低于高度粗放型。同样地，高度粗放型低于中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低于低度粗放型，低度粗放型又低于集约型。如下表：
表5
粗放度类型越高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低度粗型集约型
国民收入增-1.85%7.9%9.7%10.65%16.1%
长率的平均值
国民收入增长率与粗放度之间存在着反向变动的关系，即粗放程度越高国民收入增长率就越低；反之，粗放程度越低则国民收入增长率就越高。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在我国长期快速增长时期集约型所表现出的是高速度，高效率，越粗放，其速度越低，效率越差。
如果更进一步地考察粗放度的波动与经济周期的波动情况，则不难看出：经济增长率周期的波峰恰好位于集约型年份或粗放度较弱的年份，而周期的波谷位置恰好处于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改革前，我国粗放程度是两头多中间少，即超高与集约型年份多，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少，这种粗放程度的巨大落差的反复出现必然使经济增长大起大落。改革前国民收入增长率的波动幅度为53％，五个周期的振幅平均为23.4％（注：关于经济周期的划分参见刘树成：《论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新阶段》，《经济研究》1996年第11期。）；改革以来，粗放度的稳定性增强，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增多，超高与集约型年份明显减少，相应地，改革开放以来四个周期的平均振幅为9.9％，国民收入增长率的波动幅度也降为12.1％。因此，粗放度的稳定性是影响经济增长稳定性的重要因素之一。
4.粗放型增长表现为居民消费水平的缓慢提高。
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范文6
一、营业税改增值税的意义
(一)有利于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
营业税税赋重，重复征税，出口不退税，企业税收负担重。营业税改增值税后，进项税额可以抵扣，使多个行业企业的税负降低。比如:理论上假设能取得抵扣进项税所需的所有凭证，建筑业税负将大大减轻，因为不必用全部营业收入缴纳营业税，购买机器设备、材料的税额可以抵扣。金融业企业不像过去既要承担营业税又要缴纳增值税，因为按照营改增的实施办法只对贷款、金融经纪和保险业务等金融业务创造的增值额征税，对过户费、开户费等代收费用和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引发的应收未收利息的税负不再征税。出口企业享受零税率政策，减轻了税负，因为增值税改变了营业税无法退税的弊端。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供应和采掘也都是受益的行业。另外，七类行业增值税征收率的降低、增值税价外税特征导致的税基缩小、增值税先进计税方法及11%和6%两档低税率，也使一些企业的税负减轻。
(二)有利于调整产业结构
新一轮世界经济增长主要是由结构调整推动的，而税收是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手段。1994年税制改革确定制造业实施增值税，制造业按照应税劳务抵扣的范围扩大，原先不能抵扣的费用可以抵扣，抵扣数额同时增加，企业负担由此减轻，产品成本也随之下降，行业和企业的竞争力大大提高。毫无疑问，营业税改增值税对制造业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我国成为制造业大国。服务业的情况则恰恰相反。1994年税制改革不够彻底，服务业仍然实施营业税，营业税的种种弊端制约了服务业的发展，使产业结构调整达不到预期目标。鉴于已有的改革经验与教训，必须加快营业税改为增值税的步伐，否则会影响“十二五”期间服务业的发展。
(三)有利于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
一般而言，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会出现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比如粗放型、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等。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以数量、增长速度为中心，依靠资金、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增量投入来提高产出水平;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不以资源浪费、环境恶化等为代价，主要依靠提高生产率的综合要素来提高产出水平，用最低成本创造最大利润。正因为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存在工艺落后、质量差、资源耗费高、效益低、资金周转慢、环境污染重等问题，所以我们要改变这种高能耗低产出的增长方式，以科技发展带动经济效益，采取集约化方式，这是符合经济发展客观要求的，是适应国际经济和科技发展趋势的，是缓解资金、能源、原材料供给矛盾的良方，也是深化改革开放的需要，符合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规律。如果在经济发展的低级阶段，考虑到资源、环境、人力、科技等综合因素，以质量取胜，那就会避免粗放型经济增长带来的问题。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要求在经济发展中依靠科技力量，在生产中增加科学技术含量，提高科学技术水平。依靠科技、发展科技，需要税收、财政、技术、人力等多个方面的支撑。然而，在税收层面，以往的营业税政策不但制约了设计、研究型企业的发展，而且对其他企业吸收新技术、研发新产品构成障碍，对于非设计研发型企业吸收别人的新技术、新成果，就要提高税收，只对自行研发的技术、产品实行较低的税收政策。在营改增之前，企业外购新技术、新研究成果而支付的价款中包含的营业税不能抵扣，这就增加了企业的税负。营业税改为增值税后，不但避免了重复征税，还规定高科技企业享受6%的较低税档，享受产业扶持优惠，以提高企业盈利水平，激励企业朝着高科技、创新型发展，有利于企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另外，营改增有利于扩展增值税链条，完善税制，与国际接轨，提高我国各行各业在全球化经济中的竞争力。
二、营业税改增值税的困境
(一)冲击地方财政体系遭遇改革阻力
缴纳的增值税一部分归中央所有，另一部分归地方所有，中央和地方之间按照3∶1的比例分成。在税制改革之前，营业税归地方所有，是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地方税的第一大税种。营业税改增值税，带来中央与地方利益的重新分配，使地方的税收权利大大减少，即便将地方营业税改征为增值税的那一部分全部返还给地方，也会影响到地方财政相对独立的收支管理权和平衡权。地方财政收支体系面临冲击，结果势必影响地方改革的积极性，如果处理不当，将会给全面推行营业税改增值税带来阻力。
(二)核算方式转变导致税改步伐放缓
从总体来看，营业税改增值税降低了企业的税收负担，但对企业财务的核算方式方法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例如:建筑施工企业的财务部门在材料购买和发出、承包和分包、工程验收等环节都要进行增值税核算工作，只在计提和缴纳营业税时做账，可见营业税改增值税加大了财务人员的工作量。已经习惯采用原有核算方法的财务人员一般会排斥改变。营改增之后，财务及税务人员需要尽快学习新的税收规则和不同的税率，需要对费用、成本等分离价税，分别核算销项税额和进项税额，需要增加税务稽查的风险防范等，如果不及时充电，就会在微观层面拖延税改的进度。
(三)金融业税制难以设计影响营改增推进
金融业的税制设计比较难。一是难以精准计量金融业增值税课税基础，比如银行贷款业务的利息包含增加值、资金成本、违约风险补偿、通货膨胀补偿等，使准确衡量增值税的计税依据的获取十分困难。二是难以确定金融业增值税的征收方式。金融业包括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等很多行业，难以采取统一的征收方式。三是难以确定金融业增值税的税率。由于金融保险业主要靠劳务和资产取得收入，原材料投入相对比较少，在只允许企业抵扣设备和原材料进项税额的情况下:如果适用现在的增值税税率，税负将大大提升;如果要采取降低增值税税率的方式来避免这种负面影响，具体税率也难以测算。
(四)建筑业理论税负值与实际测试结果差距较大
建筑施工企业从农民手中购买的砖瓦、沙石等材料通常无法取得符合规定的凭证，供应商提供建筑物资时对开发票与不开发票执行不同的价格，转包与分包行为也难以取得发票。因此鉴于建筑业业务活动的复杂性、成本构成的特殊性等原因，营改增税负可能不减反增。对全国部分建筑施工企业的调研结果显示，如采用11%的试点税率，营改增后，税负不降反升。对于量多面广、吸纳就业、产值利润率低、现金流紧张的中小建筑企业而言，可能忧虑多于期待。此外，营改增对个别行业短期内的促进作用不明显。如:交通运输业由于固定资产建设周期长、使用寿命长等原因，营改增的作用很有限;电信业的成本、费用下降比若小于收入下降比，利润将有所下降;等等。
三、突破困境的对策
(一)建议中央与地方按5∶5分成
我国自从实行双税制以后，中央加强了财权的控制力度，税收不断创新高，而地方的税收却并不乐观，有的地方甚至负债累累。营改增将原来属于地方的营业税变成增值税，先交中央，再由中央划拨回地方，表面上看，地方的税收似乎是一样的，但何时拨回的控制权不在地方。营改增不但没有改变长期以来中央富地方穷的局面，反而使地方财政失去了相对独立的调控权。某个产业急需投资而资金尚待中央划拨的情况时常存在，必然会影响地方性公共支出的时效和基础设施建设的进度。因此，应该科学确定中央与地方的收入划分方案，在保证中央宏观调控能力的前提下，适当提高增值税中地方的分享比重，调动地方的积极性，确保营改增取得成功。上海理工大学的华钦、饶海琴老师指出，如果将营业税全部纳入增值税，那么中央与地方的增值税分享比例要调整为51.2%和48.8%，才能保证原有营业税收入全部留在地方财政，业界普遍认为这个比例比较合理。总之，如果想适当改变地方“土地财政”的现状，还可以考虑中央与地方的税收按5∶5的比例分成。
(二)提高财税人员综合素质和能力
营改增是完善传统商品销售税的必然选择，既带来机遇又带来挑战。营改增不仅大大增加会计核算的工作量，也使会计核算更加复杂。如果财税人员没有掌握新的核算方法，把增值税放在“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一个会计科目内核算，结果就会只顾了借方而顾不了贷方。如果将增值税从“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中分离出来，建立“进项税额”、“销项税额”这两个一级科目，平常只做进项、销项税额汇集，月底或下月初分别合计总数，再计算应交税金，即把销项税额减去进项税额，其余额就是应交税金。这样，避免每天每笔结算应交税金，工作量将大大减少。所以，实行营改增后，财税人员必须及时学习营改增相关知识，明确应税项目、免税项目、进项税额抵扣方法、不同税种税率等，掌握现代企业管理理论，提高综合素质，才能迅速调整财务核算方式，加强税务管理，控制相关环节，进行税务筹划，规范增值税业务，管理好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开具和收取，快速适应新的税务征管要求。
(三)对抵扣链条不完整的行业实行过渡期政策
抵扣链条不完整的行业由于部分进项税无法取得扣税凭证而无法抵扣销项税额，造成实际税负上升，将影响改革成效。为了保证改革顺利进行，促进全行业实现税制转型，对这类行业的企业可采用如下过渡期政策:一是不抵扣进项税，按3%的征收率，征收增值税;二是在增值税税率档次过多的背景下，遵循平衡行业税负，促进市场公平，财政收入不因税率调整产生巨大波动的原则，实行差别税率，实际税负高的适用低税率，实际税负低的实行高税率;三是对实际税负超过理论设计值的部分，采取即征即退或者先征后退的办法。
(四)优化增值税征收管理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