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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发展阶段范文1
到2030年，中国或将变成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中国的经济现象会成为最重要的经济现象。中国经济继续向前的转型发展之路是艰难的，在转型中，还将存在更多的矛盾冲突。我们要坚持以本土化的研究思想了解中国的发展阶段特性，用现在主流的经济研究方式研究经济转型，这样才能让中国的伟大复兴成为一个真正可以实现的目标。
推动中国经济学的创新有三个来源：中国的经济现象、了解作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发展阶段特性的不同、用西方主流的范式来研究。
扬弃西天取经
研究中国问题，要有一种长足心态，必须把现有理论抛开，深入研究中国经济现象背后的条件是什么，决策的目标是什么，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等。从西天取的经，都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所提出来的，看似对发展中国家问题解释得很好，但如果真的应用，结果将与预期相差甚远。原因在于理论是否适用，决定理论的条件和前提是否存在。
现有的理论不能指导我们更好转型，发展中国家永远赶不上发达国家，因为发达国家发展的是先进生产力，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是落后生产力。根据主流理论去转型，开始可能建立起一些现代化的大产业，但很快经济会陷入到停滞。要扬弃西天取经，因为西天取的经来自于发达国家，也必然是以发达国家的发展阶段、社会制度等为理论前提，中国强行嫁接只会出现“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问题。
要实现中国经济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应该在发展中国家，根据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现象，了解其背后成功和失败的道理，提出新的理。而提出新的理论必须要有继承与扬弃。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学界要进行理论创新与发展，就必须深入研究中国的经济现象。因为新的理论总是来自于新的现象，但中国的现象如何来理解，一个是必须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因为讲的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作为发展中国家，研究当然是希望前进，必须从基本道理中寻求认识。一个是以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和范畴来进行研究。只有以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范式研究出来的成果才能和世界经济学界进行交流沟通。
引入自生能力
认识到中国问题不能完全用西方主流经济理论来研究以后，就可以开始对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与西方主流研究方式的结合点是在要素禀赋和结构上。一个国家要在产业上、收入水平上赶上发达国家，前提条件是其要素禀赋结构要赶上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稀缺，所以应该想方设法增加资本在其禀赋结构中的比例。这就必须利用其现有的要素禀赋结构，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最有竞争力的产业，创造最多的剩余和最快的积累，从而提升要素禀赋结构。要素禀赋提升以后，原来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会失掉比较优势，而新的优势产业也会涌现，这样产业升级就变得可能。另外，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决定了是有比较优势的企业，随着资本积累增多，将成为资本密集型产业。
新经济结构理论中把企业自生能力引进现代经济研究领域。引进企业自生能力概念以后，对发展、转型以及经济运行都会有很多不同看法。
从发展的角度看，经济发展的目标是收入水平不断提高，这就要劳动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劳动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需要企业从劳动相对密集的产业向资本相对密集的产业不断转型升级。转型升级的前提条件是，如果是内生，就必须改变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要素禀赋状况，根据每个发展阶段的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来推动经济发展。从比较优势变成竞争优势，有竞争优势就会产生剩余，有剩余才会有更高的积极性进行积累，资本从相对短缺变成相对丰富，然后产业就会不断升级。
从转型的角度来看，企业自生能力概念可以对很多转型现象中的一些矛盾现象提出合理解释。比如，转型中的国家开始转型的时候，认为休克疗法是最好的方法，渐进双轨是最糟糕的方式。但是如果有了企业自生能力这个概念以后，会发现在转型之前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政府按照休克疗法补贴的话，这些产业就会，之后会造成极大的失业，社会不稳定，经济不发展。任何当局者都不会允许这种状况发生，无论是把补贴都取消掉还是继续补贴，效率都是很低。渐进双轨被认为是最糟的方式，但同时又最务实。渐进双轨是一方面政府给予企业补贴，另一方面放开比较符合当时发展状况的企业的准入，不仅准入，而且发挥政府的因势利导作用，实现经济稳定和高速增长。
认识阶段特征差异
在不同发展阶段国家，金融结构、人力资本、货币政策是不一样的，经济运行理论创新与发展路径会有所不同。
发达国家资本密集，产业技术升级必须依靠发明，这其中风险很大，所以必须有良好的金融安排。这对发展中国家并不好使，发展中国家有自生能力的企业，一般劳动力较密集，资本需求少，且风险生产的产品成熟。所以发展中国家的风险和资本需求与发达国家是不一样的。
人力资本非常重要，但由于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企业不同，所需的人力资本结构是不一样的。发达国家的产业发展在最前沿，技术都必须自己发明。所以发达国家的人力资本与发展中国家相比是更成熟的。在产业发展中，发展中国家要学习发达国家现有的技术，人力资源资本是不一样的。
经济学发展阶段范文2
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the western economics is the universal economics of British and American. But in 19th century， the "non-mainstream" economics represented by Liszt German historical school appeard in Germany. The economists of German historical school advocated trade protectionism to defend German capital interests and oppose Adam Smith's economic liberalism. As a result， Germany's economic had rapid development and in its place in the world. German historical school made the nation and particularity of economic theory rise to the highest level. And for China's "dependent economics"， we should learn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German historical school to provide a solid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ic.
关键词： 德国历史学派；保护贸易论；经济学说的国度性和特殊性
Key words： German historical school；trade protectionism；the nation and particularity of economic theory
中图分类号：F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6）08-0004-03
1 德国历史学派简介
德国历史学派是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初期出现在德国的庸俗经济学流派。它强调强调经济生活中的国民性和历史发展的阶段特征，反对自由主义，代表德国产业资本阶级的利益，把过渡性和特殊性上升到最高的高度，并对抗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其先驱为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此后威廉・罗雪尔将历史方法应用到经济学方面，奠定了这一学派的基础。
1.1 德国历史学派的产生背景
19世纪前半叶，英国完成了产业革命，获得了世界工厂的地位，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说代表了英国产业资本的利益。而19世纪初的德国还是一个封建农奴制度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其国内市场竞争机制不发达，民族工业脆弱，资本主义发展相对落后。19世纪30年代，德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迅速发展起来，但同英、法相比，仍有很大差距。为发展本国的工业，对抗来自英国的工业品，19世纪40年代，德国产生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即历史学派。他们指出，当本民族处于落后的情况下，想不甘落后，必须通过国家的力量来保护自己的工业，与强势力进行抗争，因而要采取贸易保护政策。
综上，德国历史学派是在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抽象演绎法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批评中兴起的，反映了贫困落后的德国要求追赶先进邻国的历史使命感。
1.2 德国历史学派的哲学基础
德国历史学派受德国哲学传统中广泛注重历史方法的深远影响。这种哲学传统反对启蒙运动的唯理主义，反对自然秩序，反对将丰富和独特的社会现象付诸于概括性的理论。历史主义是德国历史学派的最重要哲学基础。
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指责英国古典经济学不强调经济生活中国民有机体的重要性，是“世界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经济学。他的国民经济学则强调经济生活中的国民性和历史发展阶段的特征。他反对古典学派的抽象、演绎的自然主义的方法，而主张运用从历史实际情况出发的具体的实证的历史主义的方法。李斯特的这种历史主义的经济发展阶段论，形成了德国历史学派的传统和基本特征。
历史主义认为看待事物时应以动态的眼光，其认为人类社会具有不可逆性，每时每刻都处于发展演变之中。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有其民族精神，它客观上决定了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演变过程，也决定了这个国家和民族的特点和气质，因此很难有一个经济规律是适用于所有国家和民族，并不存在以演绎推理为基础和特征的普遍规律，只存在以个别国家的经济发展史为研究对象的“国民经济学”，它是归纳总结出的某些可能存在的经济规律。
2 德国历史学派的国度性与特殊性分析
由于李斯特之后的德国历史学派代表人物的理论创新水平再没有高过李斯特，本文笔者在此主要介绍李斯特的思想，并通过李斯特的思想来解读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主张。
李斯特的经济理论由他提出的“生产力理论”、“经济发展阶段论”和“保护幼稚工业理论”三部分组成。我们分别通过这三个理论，来阐述分析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说的国度性和特殊性。
2.1 生产力理论
生产力理论是李斯特保护幼稚工业论的理论基础，也是他论证保护贸易政策必要性的最有力的根据。
李斯特认为，贸易政策制定时必须充分考虑到国家的利益，考虑发展生产力和发展工农业的需要。他认为自由贸易原则不能是”唯利是图”，更不能把”唯利是图”当做是社会的普遍经济规律。每个国家都有其自身与众不同的特点，且每个国家的发展也不尽相同，因此并不存在适用于一切国家的经济理论。亚当・斯密建立的世界主义政治经济学，将自由贸易作为理想，其实本质上是从英国利益角度出发的。同理，德国实行保护贸易，也是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以财富为研究对象，认为生产力的重要性要远远大于财富，它认为若具有生产力，穷可以变富，但若不具有生产力，富也不会长久。物质生产力的基础是农工商业，其中工业是重中之重。对于生产力落后的国家要想促进其长远发展，实行保护贸易是有效手段。
李斯特认为要想真正的促进生产力发展，具体应做到以下方面：一是意识到教育/科技对于提升生产力的重要性；二是意识到生产力进步离不开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的支持；三是强调产业部门间的协同合作；四是发展生产力的基础是民族精神的进化。此外它还认为工业是促进生产力进步的重要环节，必须对其将其重视和利用，只有真正意识到工业对于促进生产力进步的重要性，才能不断完善相关的政策和法规，进而提高国家的生产力。
2.2 经济发展阶段论
李斯特的“经济发展阶段说”是保护贸易政策的一个主要根据。通过分析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他认为每个国家都需要经历五个阶段，分别是原始未开化时期、畜牧时期、农业时期、农工业时期和农工商业时期，要想获取最大的贸易利益，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就应该实行不同的贸易政策。比如在农业时期，自由贸易是适用的贸易政策，不仅能够促进农业发展，还能够培育工业基础；在农工业时期，保护贸易是最适用的贸易政策，不仅减少了竞争压力，也有效促进了工业发展；在农工商业时期，自由贸易是最适用的贸易政策，以便于我国现今企业进入国际市场，获取最大贸易额。
经济发展阶段论在很多国家的经济发展历史中都得到过验证，比如英国在农工业时期就采用的是重商主义保护政策；美国、德国处于农工业时期时，采取的是保护贸易政策，他们都取得了不错的贸易利益，符合当时的国家利益。
2.3 保护幼稚工业理论
李斯特理论的落脚点在于国家干预，因此，生产力理论和经济发展阶段论都是保护幼稚工业理论的基础。
他提出，当一个国家正处于农工业发展阶段时，需要通过保护国内市场以促进国内生产力的发展。他认为后进的德国只有在强有力的国家力量的扶持下，才能实现强国之梦。因此，他提出，保护关税政策是当时德国可采取的提高生产力的最有效手段。关税保护政策是李斯特为后进德国开出的强国良方。
保护幼稚工业不是盲目保护一切产业，而是理性保护那些能增加国家物质财富，创造国民精神的产业。这里需要注意：①一国工业虽然幼稚，但没有强有力竞争者时，不需要保护；②只有刚开始发展且有强有力的外国竞争者的幼稚工业需要保护，且最高期限为30年，保护期限过后要有能力同外国竞争者进行竞争。因此，这种国家干预是讲科学，重过程，有节制的，保护也不是保护落后和低效率。[1]
3 历史学派经济学说的作用例证
德国历史学派不仅对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更是直接和德国的兴衰荣辱休戚相关，它见证了德国的成长和壮大。
19世纪初，德国仍处于分裂和割据状态。1815年的德意志邦联内部，存在着各自为政的38个邦国，德国境内关卡林立，存在着多种商业法规、度量衡制度和几百种地方性货币，严重地影响了国内市场的形成，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1834年，38个德意志联邦成立德意志关税同盟。它是在德国统一前，以普鲁士为首的各邦国为扫除相互之间的贸易障碍而结成的同盟。德意志关税同盟把德国境内大部分邦国结成了一个紧密的贸易和经济区域，是德国走向经济和政治统一的重要步骤。
德意志关税同盟建立后，德国有了统一对外的关税政策，开始了工业革命。一开始该政策的实施是比较温和的，税率只是小幅度的提升了，虽然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德国的工业力量，但还是无法抵御英国压倒式的工业力量，面对这种形势，德国在李斯特的影响下当机立断，大幅度地提高了金属皮革/毛纺织品等税率，极大地促进了该时期的保护关税运动，一段时间后，该政策的效力真正地发挥出来了，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德国资产注意生产，还有效地抵制了英国竞争。
随着工业的不断进步，德国社会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正如马克思指出，“保护关税成了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和的武器，是他聚集自己的力量和实现国内自由贸易的手段。”[2]在这个意义上，李斯特贸易保护主义不自觉地充当了推动德国社会转型的动力。以李斯特贸易保护理论为显著特征的这一时期在德国历史上被称为“李斯特时代”。
可以说，以李斯特为代表的历史学派就是针对德国经济发展不完全，经济较落后的情况，提出保护幼稚工业，针对德国各邦国经济上的独立成立的德意志关税同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的经济主张可以很好的发展德国经济。由此可以看出，针对不同时期、不同条件的国情，经济学说也要具备一定的阶段性和特殊性。
那么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的情况下，我们又应该以什么样的理念来发展经济呢？
4 德国历史学派思想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从上文中对德国历史学派思想的阐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适合于本国国情的经济理论可以很大程度上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我们亟需寻找一个理论，为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提供理论基础。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理论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西方经济学对我国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对我国经济建设的影响至关重要。然而，当前社会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存在对西方研究和教育盲目崇拜的现象，甚至认为世界上只有西方主流经济学，其它的学说越来越被边缘化。
当前我国社会中存在一种“依附型经济学”之风，不仅忽视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科学基础，也将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抛在脑后，导致了诸多不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现象出现，比如技术落后、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环境污染等。针对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应该走出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的道路。
要想促进我国经济学的发展，我国应在认真学习和吸收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础上，充分考虑我国的国情，制定适用于我国经济的发展道路，只有这样才能事半功倍，具体应做到以下方面：一是建设中国崛起的国民经济学；二是推动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三是开创以中国哲学和中国经验为基础的中国经济学研究传统。在这方面，德国历史学派的发展经验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价值。
德国历史学派被称为是”国民经济学”，它不仅对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更是直接和德国的兴衰荣辱休戚相关，它见证了德国的成长和壮大，使德国成为当时的世界级强国，在这个过程中李斯特功不可没.面对这一现象，很多国家都纷纷开始效仿，希望发展本国的生产力，壮大自身的实力，因此，对于今天的中国经济学家来说，重读李斯特就具有了特殊的历史意义。中国经济学界应该以德国历史学派为榜样，为建设中国崛起的国民经济学而奋斗。
深入研究德国历史学派，对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马克思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德国历史学派的思想，但是由于国内对德国历史学派了解不多，以及传统政治经济学认为马克思不可能借鉴庸俗经济学的思想，所以，马克思与德国历史学派的联系也就被割裂了。实际上，马克思的理论根植于德国经济学的传统之中，与德国历史学派有着许多共通之处。而且，正如霍奇逊指出的，“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与德国历史学派都是同一哲学文化的产物”。[3]追溯马克思经济学形成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德国历史学派与马克思经济学都深受当时德国哲学思潮和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德国古典哲学与历史法学、生物进化论、法国大革命、经济与技术的巨大变迁等学术思想与历史事件，都影响了马克思经济学与德国历史学派的创立者。因此，重新发现并深入研究马克思与德国历史学派的深刻渊源对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
不可否认，德国历史学派对于我国的经济学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价值，我国也应该对此加强重视，但同时我国自己的哲学传统和改革经验也不容忽视，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我国经济学自主创新.正如著名科学史学家李约瑟所指出的，“在古希腊人和印度人发展机械原子论的时候，中国人发展了有机宇宙的哲学。”[4]中国哲学传统包含着有机的、系统的和整体的世界观，这与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传统有内在的统一关系。[5]此外，中国改革经验也与德国历史学派所遵奉的文艺复兴经济学的回溯法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因此，中国经济学在自主创新的过程中，必须要重视对传统文化重新阐释，并创造新的文化，这是开创中国经济学研究传统的基础性工作。而哲学基础与中国哲学传统具有相似之处的德国历史学派可以为我们提供许多宝贵的借鉴经验。
我们不能否认，经济学说具有一般性，但更应该认识到其国度性和特殊性。因此，从我国现阶段经济矛盾出发，建立以中国存在的广大劳动者为主体的“中国劳动经济学”是我国经济学发展的必要途径，更是实现全面现代化的必由之路。[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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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约瑟.中国的科学与文明 [M].山东：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
[5]埃里克・S・赖纳特.技术在富国和穷国形成过程中的作用：熊彼特体系中的欠发达问题[A].赖纳特，贾根良（主编）.穷国的国富论：演化发展经济学论文选[C].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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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魏建.德国历史学派兴衰述评[J].经济科学，1999（02）.
经济学发展阶段范文3
【关键词】产业结构；演变系数；工业化
一、引言
一国经济增长必然伴随产业结构演变，不同国家即使在同一历史时期，产业结构演变程度也不相同。为了更好的分析各国产业结构演变进程以及各国发展阶段的差异性，提出产业结构演变系数方法作为衡量指标，分析各国产业结构发展轨迹中的差异，以及是否符合产业结构演变系数曲线的一般规律。本文选取五个具有代表性的国家――美国、日本、德国、中国和印度进行比较分析。
二、产业结构演变系数
产业结构演变系数是以第二产业占GDP比重作为基准值，对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占GDP比重进行评价，然后将评价结果相加得出产业结构演变系数。产业结构演变系数主要是为了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活动中第二产业的发展程度，并以此来判断主要国家产业结构的演变进程，基本公式可以表达为：
式中：DCIS――产业结构演变系数；A――第一产业占GDP比重；I――第二产业占GDP比重；S――第三产业占GDP比重。
在公式（1）中，产业结构演变系数值域为1∞，当DCIS=1时，说明一国第二产业占比最大、第一和第三产业占比非常小，A/I、S/I值接近于0，则此国就处在绝对的工业化发展阶段中，但这是一个极限情景，很少会有国家处于此极端情形。相反，当DCIS值趋近于无穷时，说明一国第二产业占比已经最小化。一般情况下，当DCIS∈（1，3）时，一国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占GDP比重大于第一、三产业比重，国民经济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可见，产业结构演变系数曲线应呈“U”型分布，左侧最高点为农业经济发展阶段，最低点为工业化发展阶段中的重化工业化发展时期，右侧最高点为后工业化发展阶段。接下来比较分析五国产业结构演变进程是否符合产业结构演变系数的一般规律。
三、比较分析
将五国各阶段产业结构中三次产业占GDP比重的数据代入公式（1），得出五国产业结构演变系数值，并形成五国产业结构演变系数曲线，如右图所示。
美国产业结构演变系数曲线大致成“U”型走势。“U”型曲线左侧最高值A点（1799年），DCISmax=8.333333，是所分析时间段美国第一产业占GDP比重最高值为40%，为农业经济发展阶段。由于此时第三产业也得到了发展，1799年，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就已经达到48%，所以致使此点DCIS值明显高于曲线右侧高点C。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第一产业产值逐渐下降，第一产业的劳动力转移至第二产业，第二产业产值逐渐上升，曲线从左侧最高点向下滑，过度到工业化发展阶段，这期间曲线上下波动，是由于美国国内经济危机造成的。当下滑至“U”型曲线最低值B点（1955年）时，DCISmin=2.59063575，第二产业占GDP比重最大为38.6%，为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曲线越过最低点向右上方滑动时，逐渐向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过度，第二产业占GDP比重呈下降趋势，第三产业发展加快，并开始占居主导地位，产业结构演变系数曲线向右上方移动进入后工业化发展阶段。曲线右侧最高值C点（2013年），DCISmax=5，是所分析时间段中美国第三产业占GDP比重最大值为79%，而此时第一产业占GDP比重已缩小至1%。美国产业结构演变系数曲线大致成“U”型，说明美国产业结构已完成农业经济发展阶段、工业化发展阶段至后工业化发展阶段的演变，产业结构演变的走势符合产业结构演变系数的一般规律。
日本产业结构演变系数曲线成明显的“U”型走势。“U”型曲线左侧最高值A点（1946年），DCISmax=3.802281369，第一产业占GDP比重最高为38.8%，农业经济占居主导地位。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第二产业产值逐渐上升，产业结构演变系数曲线从左侧最高点下滑至“U”型曲线最低值B点（1970年），DCISmin=2.15424386，是所分析时间段中日本第二产业占GDP比重最高值为46.42%，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曲线越过最低点B向右上方滑动至右上方最高点C（2013年），DCISC=3.846153846，第三产业占GDP比重最大为73%，进入后工业化发展阶段。从曲线趋势可知，日本产业结构已彻底完成工业化发展进程，步入后工业化发展阶段，产业结构演变的走势符合产业结构演变系数的一般规律。
德国产业结构演变系数曲线大致成“U”型走势，“U”型曲线左侧最高值A点（1850年），DCISmax=4.385964912，分析时间段中第一产业占GDP比重最高为44.8%，为农业经济发展阶段。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开始由农业国转向工业国，曲线从左侧最高点下滑至最低值B点（1935年），DCISmin=1.776198934，是所分析时间段中德国第二产业占GDP比重最高值为56.3%，为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1990年以后产业结构演变系数曲线开始快速跳跃上升，德国经济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产业结构得到不断调整，第三产业发展加快，曲线向右上方移动至最高值C点（2009年），DCISmax=3.77852503，是所分析时间段中德国第三产业占GDP比重最大值为72.73%。从曲线趋势可知，德国产业结构已步入后工业化发展阶段，其走势符合产业结构演变系数一般规律。
中国产业结构演变系数曲线尚未形成完整的“U”型，应该正处于“U”型走势的底部位置，说明中国经济正处于工业化发展进程中。中国产业结构演变系数曲线最高值在A点（1952年），DCISmax=4.784688995，第一产业占GDP比重为50.5%，在国民经济中占居主导地位。为了调整由于战争导致的产业结构落后问题，1958-1960年“”运动急于求成发展重工业，使曲线向右下方滑动，在B点（1960年）处形成一个最低点，UB=2.247191011，第二产业占GDP比重为44.5%。1961―1965年对国民经济进行重新调整，经历五年时间产业结构比例渐趋协调，曲线位置上升至C-D点之间。但随后发生的十年“”又使产业结构政策重心回归至重工业和国防工业，曲线向下滑至E点（1976年），DCISE=2.214537015。这一阶段由于国家政策调整导致曲线变动幅度很大，且DCIS值都很低，处于工业化发展进程中。1978-1992年，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处于产业结构纠偏阶段，改善三次产业内部结构，第一产业内部结构得到提升，第二产业内部以轻工业发展为主，第三产业发展速度加快。产业结构发展模式实现由“二、一、三”向“二、三、一”的转换，曲线缓慢上升至F点（1992年），DCISF=2.395909192，国民经济逐步进入稳定发展阶段。1993年，以市场机制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第二产业内部结构趋于合理化，工业结构中轻工业所占比例逐步下降，重工业却占居重要地位，工业化发展进程加速，产业结构演变系数曲线呈现下滑至最低点G（2008年），DCISmin=2.059807713，第二产业占GDP比重为48.55%，为重化工业化发展阶段。2009年以后第二产业占GDP比重开始缓慢下降，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呈缓慢上升趋势，曲线开始呈现上升趋势，2013年DCIS=2.272727273，但仍处于“U”型曲线的底部，中国仍处于工业化中期发展阶段。
印度产业结构演变系数曲线走势较平缓，系数值较其他国家高，尚未形成完整的“U”型，说明印度尚未步入后工业化发展阶段。曲线最高值在A点（1952年），DCISmax=6.211180124，第一产业占GDP比重最大为50.5%。随着经济的发展，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逐渐下降，曲线缓慢向右下方滑至B点（1991年），DCISB=3.819689048>3，第一产业占GDP比重为30.13%，说明印度仍处于封闭条件下的农业经济发展阶段，且经济增长幅度非常有限。曲线的最低点C（2007年），DCISmin=3.421091286>3，三次产业占GDP比重分别为17.84%、29.23%、52.93%，产业结构为“三、二、一”发展模式，处于服务经济发展阶段。但一般情况下，按产业结构演变系数曲线走势来看，处于“U”型曲线最低点时，一国国民经济应该处于工业化中期发展阶段，但此时印度第三产业却占居主导地位，说明印度经济并未遵循产业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直接由第一产业转移至第三产业，说明第二产业对GDP增长贡献不大，在印度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不高且比较落后，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工业化革命。虽然，国民经济已经以服务经济为主，但实际工业却仍处于初期向中期过度的发展阶段。因此，印度产业结构具有明显的特殊性。
四、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得出的结论是：
首先，美国、日本、德国的产业结构演变系数曲线均已处于“U”型曲线的后半部分，正处于后工业化发展进程中。其中，美国DCIS值整体高于日本和德国，因为在18世纪末美国处于农业发展阶段时，第三产业就得到了发展，所以，第一、三产业两项加到一起产生的DCIS值就会高于日本和德国。
其次，日本DCIS曲线从左侧最高点A的农业经济发展阶段过渡到最低点B的工业化发展阶段仅用24年时间，而美国、德国在19世纪70、80年代时的DCIS值与日本在A点1946年的DCIS值相当，DCIS值的最低点分别在1955年和1935年，美国、德国分别用了75年和65年的时间。可见，日本发展工业化晚于美国、德国，但发展速度却非常快，且在DCIS最低点时，日本、美国、德国第二产业占GDP比重分别为46.42%、38.6%、56.3%，说明德国经济中的工业份额重于日本、美国，而日本也重于美国，直到现在三个国家国民经济中第二产业的份额也是德国大于日本，日本大于美国。
再次，中国、印度的产业结构演变系数曲线均处于“U”型曲线底部，但两国经济却存在明显差异。中国产业结构演变系数曲线的最低值DCISmin=2.059807713，第二产业占GDP比重为48.55%，第二产业占居主导地位，处于工业化中期发展阶段。印度经济发展也处于“U”型曲线底部，DCISmin=3.421091286>3，三次产业占GDP比重分别为17.84%、29.23%、52.93%，国民经济中占居主导地位的却是第三产业，以服务经济为主。但实际上，印度工业却正处于初期向中期过度的发展阶段，造成这样格局的原因可能是印度在参与世界分工的初期就受到中国产业竞争的制约，而未能发生大规模的工业化革命。所以，即使中国与印度均处于“U”型曲线的最低点，但实际上所处的发展阶段却截然不同。
最后，从五国产业结构演变系数曲线可知，美国、日本、德国、中国、印度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占GDP比最大的年份分别在1955年、1970年、1935年、2008年和2007年。可见，虽然五个国家产业结构演变轨迹均符合产业结构演变系数的一般规律，但五国产业结构演变中各个节点的时间却有很大差异，产业结构演变程度有一定差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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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发展阶段范文4
关键词：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建议
一、引言
在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十三五”规划的要求下，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全球化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是必由之路。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是经济转型发展的关键环节。本文通过对相关的经济学原理进行阐述和分析，发现其与城市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同时对绵阳市的产业结构进行分析，发现问题，并对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提出建议。
二、城市经济学理论与产业结构
（一）经济基础模型
经济基础模型是属于需求导向模型，是研究来自城市域外的市场需求为城市经济增长动力的模型。在城市经济学中，城市经济划分为两大部门：基础经济部门和非基础部门。基础经济部门是为城市外的消费者提品，而非基础部门是为本市内的消费者提品。城市外的消费者对基础部门提出需求，基础部门对非基础部门提出需求，两大部门之间的就业比例决定城市经济的增长率。基础部门越发达，城市经济就越发达。所以基础部门中的产业往往是一个城市的主导产业，会决定一个城市的性质、功能。因此，一个城市的发展更多的是依靠基础产业的发展。
（二）供给指向理论
城市增长理论中的供给指向理论认为，城市内部的供给情况决定城市经济增长。当城市依托于某一优势资源形成良好的供给状况时，会对周边城市的资金流、技术流、人力资源等产生吸引力，形成规模集聚效益。从而带动城市乃至周边城市的经济增长。但是形成优势供给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发展基础，那就是城市的非基础产业、城市基建、城市管理机制等能够提供良好的后勤保障。所以非基础产业的发展是城市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因素。
（三）竞租理论
20世纪60年代美国土地经济学家阿朗索提出竞租理论，并做出了城市租金梯度曲线和同心圆土地竞租。阿朗索认为，市民们所能支付地租的能力决定其在城市中各种经济活动的区位。他认为与区位关系紧密，支付能力较强的竞争者（如服务业）将在市中心区获得土地的使用权，其他经济活动的用地区位依据竞争力依次向外推。城市用地由中心区到郊区的用地结构依次为商业、工业区、住宅区、城市边缘和农业区，这与城市中心区至郊区不同地段的地租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也是形成如今城市用地布局、产业结构的重要原因。
（四）经济发展阶段
根据GNP在三次产业中所占的比重可以将城市经济发展阶段分为三个阶段，即：农业化社会阶段、工业化社会阶段、后工业化社会阶段。根据三大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可以将工业化社会分为三个阶段，即：工业化初级阶段、工业化发展阶段、工业化成熟阶段。
农业化社会阶段的表现是：一产比重比第二、三产业高；城市工业化初级阶段的表现是：
第一产比重高于10%；城市工业化的发展阶段的表现是：第二产业比重高于第三产业且第一产业比重低于10%；城市工业化的成熟阶段的表现是：第二产比重与第三产比重相差不大，且第一产比重低于5%；城市后工业化社会阶段的表现是：第三产业比重超过70%。基于以上标准，作为判断城市发展阶段的标准，为今后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提供参考。
三、绵阳市产业结构现状
绵阳是国务院批准建设的我国唯一科技城，四川省第二大城市，我国重要的国防科研和电子工业生产基地，成渝绵经济圈中心城市。绵阳市的产业结构现状如下：
（一）经济发展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产业结构不合理
2015年绵阳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70033亿元，比上年增长86%，增速高出全省平均水平07个百分点，在全省排第8位，相比去年上升1位。从三次产业产值分析：第三产业增加产值58135亿元，增长了94%，增长最快；第一产业增加值26005亿元，增长了38%，增速最慢；第二产业增加值85893亿元，增长了93%，表现出二产>三产>一产的产业构成，这表明绵阳市已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但是通过比较三次产业的比重发现，一产比重下降到153%，但任大于10%，二产的比重为505%，三产的比重为342%，这表明现在绵阳市产业结构不合理，还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
（二）基础产业发展不平衡，缺乏自主知识产权产品，竞争力较低
绵阳市把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主攻方向，将汽车、电子信息、新材料、节能环保、食品、生物、化工、高端装备制造等八个产业作为工业发展重点产业，集中要素保障，优先加快发展重点产业。食品、新材料等重点产业快速发展，累计工业产值达到19062亿元，占全市成规模发展工业的比重增加到745%，增长了114%。但是作为基础产业部门，这些产业的发展不是很平衡，企业新增加的不多，而中小企业缺乏支持，发展较为缓慢，具有高附加值的产品比例占的很小。缺乏自主知识产权产品，在打开国际市场过程中困难重重。如长虹集团在四川竞争力还行，但在全国甚至国际市场竞争力较弱。
（三）非基础产业发展相对滞后，不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
非基础产业一方面可以为基础产业部门提品和服务，另一方面也可以满足当地市民的生活需要，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后勤保障。例如城市水电气、电力电信、交通等供应设施的良好发展，可以为基础产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成为企业投资的重要吸引力。但绵阳在基建上的投资偏不是很高，尤其是在固定投资方面比例偏低。2015年，全市在固定资产上投资115409亿元，其中，民间投资了70795亿元，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613%。
总的来说，绵阳市各产业部门均属于全省性增长部门，但是竞争力优势与四川省相比较弱，成为经济增长的负面因素。具体来说，第一产业结构效益、竞争力均与全省水平相当。第二产业内部的工业和第三产业是相对来说结构优势明显，竞争力劣势也明显的产业部门。
四、优化产业结构建议
第一，依托绵阳科技城的科技优势，以科技作为发展动力，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同时改造传统产业，调整产业布局，优化产业布局，实现三大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建立先进的现代产业结构模式，与时代接轨；
第二，实施正确的产业政策，继续建设以大企业、大集团为核心的优势产业集群，基产业要研发自主知识产权产品，增强竞争力；
第三，加大对非基础产业的财政投入，完善绵阳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体系；
第四，搭建人才培养平台，发挥绵阳优势科技教育资源，实行“产学研”一体化的人才培养模式，为经济的发展储备人才力量。（作者单位：西南科技大学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
参考文献：
经济学发展阶段范文5
关键词：经济发展阶段；经济结构；资源诅咒；资源福祉；工业化阶段；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结构合理化；“荷兰病”机制
中图分类号：F061.3；F26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8131（2016）06001210
一、引言
自然资源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基本要素之一，经济发展的一般经验和经典经济理论都预示着丰富的自然资源会构成经济发展的“额外”优势（windfall）或者福祉（blessing）。然而实践中自然资源禀赋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远不是新古典生产函数预示的这样简单，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一系列研究发现很多国家的丰富资源阻碍了其经济发展（Auty，1986，1993；Gelb，1988），学术界延续Auty（1993）的做法将这种现象称为“资源诅咒（resource curse）”。从发现这个悖论开始，经济学界一直致力于将资源诅咒从统计现象上升为经济原理，到目前为止，相关研究基本上沿着两条线索进行：一是对资源诅咒事实进行进一步检验，二是基于经济学原理探讨资源诅咒的作用机制。
1.资源诅咒的事实检验
Auty（1986）、Gelb（1988）等通过案例研究发现了资源诅咒现象，而从统计角度考察资源诅咒则始于Sachs & Warner（1995，1997，2001），其系列研究表明，在控制了其他相关影响因素之后，国家层面仍然存在统计意义上的资源诅咒现象。之后，包括Auty（2001）、Manzano & Rigobon（2001）等的诸多实证研究也从统计上支持了存在资源诅咒的结论。
与此同时，一些学者的研究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在案例分析方面，国际矿业与金属理事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Mining and Metals）对Auty（1993）和Gelb（1988）研究涉及的国家（智利、秘鲁、加纳和坦桑尼亚）在21世纪初期的经济表现重新进行分析后发现，资源产业有力地支撑了其经济增长和发展（ICMM，2006）；Auty（2001）自己也发现在1960―1990年经济绩效突出（人均GDP比资源丰富国家增长速度快两到三倍）的资源贫乏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表现却刚好相反，并将这一现象归因于1980―1990年的石油价格下降；Wright & Czelusta（2002）的研究则发现挪威、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一些资源丰富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并未出现（或成功避免）资源诅咒现象。在统计分析方面，一些学者在改变了研究时期与资源丰裕度度量标准后发现，Sachs & Warner等所分析的样本的资源诅咒现象消失了（Salaimartin et al，2003；Wright and Czelusta，2004；Ding et al，2005；Stijns，2005）。
陈纪平：经济发展阶段、结构变迁与资源诅咒
可以看出，资源诅咒是否存在有着很强的样本时期和测度方法依赖性，在统计上和微观层面均没有获得一致的结论。在这种情况下，近年来相关研究的重心开始转向如何解释这些差异：为什么自然资源在阻碍有些国家经济发展的同时却构成另一些国家经济发展的福祉？
2.资源诅咒的作用机制
经济研究文献中关于资源诅咒的形成机制主要有六种：
第一，初级产品贸易条件逐渐恶化的长期趋势。这一机制的提出来自前资源诅咒时期的Prebisch（1950）和Singer（1950），认为初级资源产品由于需求弹性小于制造业产品而导致相对价格逐渐降低，进而出现资源丰富国家经济反而落后的现象。这一机制的问题，首先在于与经验事实的不一致，其次是低估或忽略了经济主体对价格波动的调整能力。
第二，资源行业收益的波动造成公共管理与企业管理效率低下。国际资源商品价格剧烈波动会给政府财政政策、公共管理以及企业管理带来困难，因为极不确定的收益增加了政府实施精确财政政策的难度和投资风险，从而损害了经济效率；与此同时，价格波动形成的“额外收益”更容易被消费而不是投资，从而不利于经济积累与长期发展（Auty，1998；Mikesell，1997）。
第三，“荷兰病”机制。资源丰富国家在资源出口贸易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资源产业的快速发展，一方面导致经济过热、通胀和本币高估，使其他产业国际竞争力下降；另一方面吸引劳动力、资本从非资源产业流向资源产业，损害经济发展持续性（Fardmanesh，1991）。这种曾对荷兰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并因此得名的机制后来被广义化，即资源优势会诱使政府在产业政策上倾向于资源产业，从而阻滞了其他产业，尤其是制造业的发展。
第四，挤出效应。这种机制包含在广义“荷兰病”机制当中，是指在一些转型经济体和小型国家中，拥有很大资源分配权力的政府往往出于政治战略目的而对资源产业投入过多的经济资源，结果“挤出”其他产业的发展（Buffie，1993）。
第五，政府干预增多和效率降低。按照新古典经济理论和华盛顿共识的观点，政府参与经济必然意味着效率降低。一方面由于自然资源产业大多由国有企业来经营，在私人经营背景下也会吸引更多的政府干预，因此资源丰富国家的经济效率比资源贫乏国家普遍较低，经济增长自然也表现不佳（Auty，1998；Sarraf et al，2001；Ross，2001）；另一方面资源产业往往由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经营，从而导致财富过度集中，滋生严重的腐败和寻租现象（Auty，1998）。这两方面都通过降低资源配置效率而损害长期经济增长效率。
第六，社会、文化与政治影响。资源丰富的国家在政治上倾向于专制体制或更低水平的民主（Wantchekon，2002），一些研究还发现资源丰富的国家往往与内战相联系（Collier，2009），这些都严重阻碍了经济的顺利发展。
上述六个机制中，贸易条件恶化、收益波动两者与现实之间存在较大差异，政府效率以及社会文化政治影响则缺乏严密的经济学基础，因此包括挤出效应的“荷兰病”被认为是最主要的资源诅咒机制。
由于自然资源只是影响经济发展的诸多因素之一，因此要从统计角度检验资源诅咒现象是否存在以及上述作用机制的经验一致性，必须剔除其他因素的影响。在回归分析中引入这些外生因素来剔除其影响是经济研究中处理此类问题的方法之一，已有文献中，主要有六个外生变量被纳入关于资源诅咒的研究：资源收入的储蓄水平、社会民主类型（总统制或议会制）、制度质量、资源类型、资源地理位置和经济体的工业化阶段。其中，将工业化阶段作为外生变量的实证分析仍然处于国别案例层面，相关的统计分析与机制研究尚未展开（Torvik，2009）。
上述文献综述表明，一个能够初步明确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诅咒（curse）”“福祉（blessing）”性质的一般性理论框架还没有出现。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做一些边际工作，延续“扩充外生变量”和“探析作用机制”的两个线索，将经济发展阶段纳入分析框架，通过经济结构变迁效应来解释资源丰裕度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及结果，并以我国区域（省际）经济发展的经验数据对理论框架进行实证检验。下文结构安排为：第二部分构建理论框架并阐述实证检验的思路，第三部分对实证分析的数据和方法进行说明，第四部分进行统计分析以验证理论框架的经验一致性，第五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并说明本文理论框架的政策启示。
二、理论框架与实证思路
1.理论框架
本文建立一个三段论式的理论模型，以解释自然资源禀赋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命题一：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合理化变迁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路径，结构变迁通过提高经济效率来促进经济增长是这一路径的动力基础。
分析经济结构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的早期工作，主要是发展经济学家针对欠发达经济所做的经验研究（Kuznets，1971；Chenery et al，1975），其结论表明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之一，欠发达经济进步缓慢的原因在于结构不能及时得到调整。发展经济学的结构主义框架对此进行了一般性阐述，认为市场制度不完善限制了要素面对价格差异的边际调整（RosensteinRodan，1961），这一点在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中通过交易费用概念得到严格的数理逻辑论证。
按照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经济增长的源泉在于生产活动不断深化的分工与专业化。在生产活动范围内，这一趋势促进农业与工业生产迂回程度增加，在产业结构上则表现为第二产业份额的不断上升，同时在市场组织层面增加交易活动数量，进而在产业结构上表现为第三产业份额的持续上升，在这个过程中经济体的生产能力不断提高（杨小凯，2003）。从而，经济结构“高级化”变迁是所有经济体长期经济增长的一个必然路径。
从新古典经济学框架来看，经济要素会在“看不见的手”指引下流动，直到不同部门要素价格相同，这种要素的流动会提高要素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增长。经济的发展往往以非均衡的路径进行，即技术进步和要素供给状况在不同企业、部门和产业之间不会以相同速率变化，从而导致要素价格在这些经济单位出现差异。因此，以要素价格一致程度为标准的经济结构“合理化”变迁，也是所有经济增长的常规方式。
无论是经济结构“高级化”的长期趋势，还是“合理化”的短期运动，都会促进总生产率的增长，Peneder（2003）将这种不同于部门内效率增长的、单纯由经济结构变迁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称为结构红利（structure bonus）。
命题二：较高的自然资源禀赋会在经济结构变迁路径中形成一个资源依赖型结构“黑洞”：未形成前加速经济结构变迁，形成后阻碍经济结构变迁。
在经济发展的工业化初期阶段，相对于一般经济体的逐步积累过程，具有资源禀赋比较优势的国家或地区可以通过国际（区际）贸易避开市场规模不足的约束，推动资源产业跨越式发展。贸易带动资源类产业在无内部需求条件下快速发展，一方面本身构成经济结构的“非农化”变迁，另一方面可以换取资本加速物质资本积累，两方面共同促进了经济体的工业化进程。其中后一种作用在发展经济学中有充分的论证：投资不足被认为是欠发达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约束（Lewis，1955；Rostow，1960），仅仅依靠储蓄的自我循环很难突破经济起飞所需要的最低资本存量，需要一个“大推动（big push）”来突破这种不断自我强化的贫穷循环（RosensteinRodan，1961；Murphy et al，1989）。显然，丰富的自然资源可以充当此类幸运国家（地区）工业化的“大推动”。
当自然资源丰富的经济体的工业化进程达到一定程度后，已经形成的资源依赖型经济结构反过来会阻碍其经济结构的进一步变迁。这一点可以从三个角度进行解释：（1）发展迅速的资源行业通过“荷兰病”机制挤出了其他产业，尤其是制造业的发展，这是最主要的原因；（2）“资源型”经济导致政府对市场的过多干预、滋生腐败与寻租，从总体上降低了市场制度效率，阻碍要素流动和经济结构变迁；（3）经济结构高级化变迁的“红利”主要来自新产业的溢出效应，但后者通常具有一定的时滞性，因此政府为了突出短期经济绩效而往往会实行倾向于资源产业的投资和其他要素管理政策，阻碍经济结构顺利变迁。
命题三：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工业化初期，丰富的自然资源构成经济发展的福祉（blessing）；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丰富的自然资源则阻碍经济增长，资源福祉效应逐步被抵消并在一定时期转化为资源诅咒（curse）。
其中HL、Y、L、i和n分别表示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产值、就业量、产业和产业总数。显然，HL越小，产业结构越合理。
（2）产业结构高级化
按照配第―克拉克定理，经济发展进程中结构演化的方向是产值和要素比重沿着第一、二、三产业方向持续上升，这个动态过程即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因此，许多研究直接使用非农产业比重、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来测度产业结构的高级化程度（干春晖 等，2011）；为了克服这两个指标不够全面的局限性，一些研究发展出产业结构高级化综合指标（付凌晖，2010；郑少智 等，2011）。本文采用付凌晖（2010）的综合指标，具体构造方法为：首先构建以三次产业产值比重为坐标的产业结构向量（xt1，xt2，xt3），然后分别计算产业结构向量与标准向量I1=（1，0，0）、I2=（0，1，0）、I3=（0，0，1）的夹角θt1、θt2、θt3，最后计算t年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
GJt=3i=1ik=1θtk
计算具体的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指数，需要各地区产值结构比例和就业结构比例数据，本文使用2001―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中“按三次产业分地区生产总值构成”和“按三次产业分就业人员数（年底数）构成”两个统计表中的对应数据进行计算。
3.结构变迁绩效
本文利用ShiftShare模型来分解产业结构变迁在劳动生产率增长中的贡献。用Yt和Lt分别表示t时期经济总体的产出与就业水平，用LPti、Lti、lti分别表示i产业在t时期的劳动生产率、就业量和就业人数在经济总体中的比重，则t时期经济总体的劳动生产率LPt可以表示为：
LPt=YtLt=ni=1LPtiLtiLt=ni=1LPtilti
t时期经济总体相对于0期（基期）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gt为：
gt=LPt-LP0LP0=ni=1（LPti-LP0i）l0iLP0+
ni=1（lti-l0i）LP0iLP0+ni=1（LPti-LP0i）（lti-l0i）LP0
上式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分解为三部分：一是内部增长效应，指在结构不变情况下各产业要素生产率增长对总体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通常被解释为由各个产业内部的技术进步和组织效率提高等因素导致的要素生产率增长；二是静态转移效应，指在各产业要素生产率不变条件下，要素从生产率水平较低的产业部门流向生产率水平较高部门所引起的要素生产率增长；三是动态转移效应，指要素从增长率较慢的产业流向增长率较快的产业所引起的增长效应，它是产业结构变化和生产率变化综合作用的结果。静态转移效应和动态转移效应一起被称为结构效应（structure effect，SE），表示产业结构变动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份额，即经济发展中的结构红利。
要分解出经济增长中的结构效应，需要计算三次产业在基期和末期的就业比例、劳动生产率、总体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因此需要各产业和经济总体的就业人数、按不变价格计量的生产总值。本文采用2001―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应项目的数据进行计算，其中分产业生产总值的计算方法为：利用各产业国内生产总值指数计算各年度相对于2000年水平的增长指数，然后乘以2000年绝对值得到各年度分产业和经济总体生产总值（2000年价格水平）我国各种统计年鉴中，采用指数方法计算的各产业生产总值的总和不等于同种方法计算的经济总体的生产总值，出于统一和简化目的，本文采用产业加总方法计算经济总体生产总值。 。
四、实证检验
1.实证假说的构建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课题组（2007）的研究结果，截至2005年我国在整体上进入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但区域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各省（市、自治区）中，贵州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前半阶段，处于前工业化阶段，其余省份分布在工业化初期后半段、工业化中期和后工业化时期。2006―2010年我国经济保持了持续稳定的高速发展，但区域差异任然明显，可以认为我国各省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在2010年分别处于工业化初期后半段、工业中期和后工业化时期。
按照理论框架的命题二、三，基于上述经济发展阶段判断，可以对我国的经济现实做出三个假说来检验理论框架：（1）自然资源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性质，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表现为资源诅咒，在经济发展较落后省份表现为资源福祉；（2）如果不控制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的诅咒（福祉）性质在统计上不显著；（3）由于各省份的工业化起始阶段已经完成，因此丰富的资源阻碍了经济结构的合理化与高级化变迁，同时削弱了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2.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性检验
图2给出了2010年各省份人均GDP与资源丰裕度指标的对应分布情况，样本按照人均GDP进行了从左至右的升序排列。图2中，以升序的人均GDP为基准，各省份资源丰裕度表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特征（图中趋势线为自动生成）。也就是说，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省份中，自然资源越丰富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从而资源构成经济发展的福祉；相反，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中，自然资源越丰富经济发展水平越低，资源构成经济发展的诅咒。
为了进一步验证上述趋势特征，进一步利用图2中的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回归模型中因变量为2010年人均GDP的对数值，自变量包括资源丰裕度的对数值以及对样本数据进行排序分类的虚拟变量D（对应图2表现的阶段特征，人均GDP较低的16个省份的D值取0，其余取1）。回归分“分阶段”和“不分阶段”两种情况进行，结果见表1。考虑经济发展阶段的回归分析表明（结果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省份中，人均GDP对资源丰裕度的弹性系数大于零且具有较高的显著性，说明丰富的资源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表现为资源福祉；而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中，人均GDP资源丰裕度的系数小于零（0.250-0.423=-0.273）且具有较高的显著性，说明丰富的资源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表现为资源诅咒。在不考虑经济发展阶段的回归分析中（结果一），资源丰裕度的影响几乎没有显著性，其原因在于在经济发展阶段高度分散的经济总体中，资源对于经济增长的福祉与诅咒相互抵消而无法显示。
3.经济结构变迁机制检验
为了检验关于我国省际经济的第三个假说，建立以下截面数据计量模型：
Vi=β0+β1ZYi+β2HL0i+β3GJ0i+β4D1i+
β5D2i+β6INSTi+μi
其中，i代表31个省（市、自治区）；因变量Vi代表经济增长诸变量，包括2010年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2010年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2000―2010年经济效率增长中的结构效应（即结构红利SEi）；自变量包括资源丰裕度指标、2000年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标、2000年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西部与非西部地区的虚拟变量（D1i）、中部与非中部地区的虚拟变量（D2i）。利用第三部分确定的指标与数据进行普通最小二乘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以产业结构变量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中，资源丰裕度均表现出了显著的阻碍效应：（1）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回归中，资源丰裕度系数为正，并以0.05显著性水平通过t检验，由于合理化指数越高，产业结构越不合理，因此自然资源越丰富，区域产业结构越不合理；（2）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回归中，资源丰裕度系数为负，且通过0.05显著性水平的t检验，因此自然资源越丰富，区域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越低；（3）以结构效应为因变量的回归中，资源丰裕度系数小于零，且通过0.05显著性水平的t检验。总之，应用截面数据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的结果支持了第三个假说，即丰富的自然资源阻碍了经济结构的顺利变迁，并降低了产业结构效应。
五、结语
本文基于产业结构变迁视角将区域经济发展阶段引入自然资源禀赋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中。根据发展经济学和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经济发展必然表现为经济结构的高级化与合理化变迁过程，而自然资源禀赋正是通过影响经济结构变迁过程进而影响经济增长路径，并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具有不同性质：工业化初期，丰富的自然资源使得资源产业迅速发展从而促进经济的非农化结构变迁，对经济发展形成“资源福祉”效应；工业化初期阶段之后，制造业和服务业发展成为经济结构变迁的主要内容，良好的资源禀赋则通过“荷兰病”等机制阻碍经济结构变迁，从而对经济发展形成“资源诅咒”效应。
从理论演化角度讲，本文的分析框架提高了对资源诅咒现象的解释力。按照命题三表述的结论，在不分经济发展阶段的情况下对所有国家或区域进行横向比较分析，资源诅咒的结论是极不稳定的；而对于单个国家或区域来讲，自然资源对于经济发展作用的性质也会发生改变。将经济发展阶段作为考察的影响因素之后，以往研究中相互冲突的实证分析结果可以获得一致的解释。例如Stevens（2003）发现资源诅咒只是近年来的现象，在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等国家早期经济发展中资源禀赋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Auty（2001）更是直接发现，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显著地表现为资源福祉，但其后开始逐渐转化成资源诅咒。显然，这些都是由于经济发展阶段不同而导致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性质由“福祉”转化成“诅咒”。
本文的理论与实证分析也对我国的资源诅咒问题提供了更为一般的解释。我国是否存在资源诅咒是一个政策意义非常强的问题，然而到目前为止结论并不统一。与大部分文献倾向于认为中国存在资源诅咒不同，方颖等（2011）在利用和本文一致的变量进行统计分析后发现我国并不存在资源诅咒现象；Zhang等（2008）的研究引入了时间因素，发现在1985―2005年中国存在资源诅咒，而在1995―2005年不存在。按照本文的分析框架，一方面，我国经济处于高速发展进程中，自然资源作用于经济发展的性质会发生改变；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经济发展存在着较大的区域差异，自然资源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性质会随区域不同而不同。因此，分析我国的资源诅咒问题，应考虑研究时期和区域的差别，这样可以提高研究的科学性和逻辑现实一致性，对相关经济政策的制定、实施也有更高的参考价值。对于我国资源型区域的经济转型，本文的实证分析结论可以衍生出两方面有益的政策启示：资源诅咒的监测方法和避免原则。
资源诅咒的监测方面，目前学术界和政策部门基本上采取人均GDP等经济发展水平指标来判断一个区域是否存在资源诅咒，这种以结果状态为着眼点的监测方法显然不利于资源诅咒的避免。根据前述理论框架，资源诅咒不像自然资源一样是“天赋的”，其形成是一个需要一定时间的渐进过程，其中的机制是经济结构的高级化、合理化变迁被阻碍。从而，可以通过对经济结构的演化方向及其效率的横向比较来动态监测资源诅咒的形成过程，进而可以及时采取相应政策措施以尽量避免资源诅咒现象的生产。
按照上述结论，避免资源诅咒本质上就是要实现资源比较优势的转化，其中核心是防止经济结构变迁被锁定在资源依赖型结构状态。现实中的市场制度往往是不健全的，面临资源诅咒风险的国家或地区要避免“荷兰病”机制的产生，一方面要加快要素市场制度建设，另一方面更要采取适当的产业政策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在促进产业升级方面，资源丰富区域需要在资源福祉期利用资源产业的额外收益（windfall）进行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和技术创新等方面的前瞻性投资，为经济结构的进一步高级化和合理化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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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g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uctural Change
and Resource Curse
CHEN Jiping
（School of Economics，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ain the inconsistency of resource curse principle in reality， this paper brings economic development stage factor into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e impact of constructing natural resource endowment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logic conclusion of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shows that at the initial stage of industrialization， abundant natural resources promote economic structural nonagricultural change through primary product trade and become the resource blessednes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fter the beginning stage， however， the rich natural resources hinder economic structural change through such mechanisms as “Dutch disease” and then become resource curse of the development. The statistical data based on 31 provinces of China show that the lessdeveloped provinces have resources blessedness but the higherdeveloped provinces encounter resource curse， and empirical analysis result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logic. By the dynamic supervision on economic structure， the supervision on resource curse should be changed from “afterward supervision” to “process supervision”， which is conducive to taking measures to avoid resource curse. The governments should make efforts to upgrade and rationalize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he areas with abundant resources should make preparation for the transition and upgrading of economic structure at the blessedness stage.
经济学发展阶段范文6
经济学的主要课程有：政治经济学、资本论、西方经济学、统计学、国际经济学、货币银行学、财政学、经济学说史、发展经济学、企业管理、市场营销、国际金融、国际贸易。
补充材料：
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的各种经济活动和各种相应的经济关系及其运行、发展的规律的学科。经济学核心思想是物质稀缺性和有效利用资源，可分为两大主要分支，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
经济学起源希腊色诺芬、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早期经济学，经过亚当·斯密、马克思、凯恩斯等经济学家的发展，经济学衍生出了演化证券学、行为经济学等交叉边缘学科。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经济学研究和应用受到国家和民众的关注越来越高，理论体系和应用不断完善和发展。
（来源：文章屋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