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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Granger因果检验 经济发展 能源消费
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之间的依赖关系，也即因果关系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因为，如果存在从经济增长到能源消费的单向因果关系，则经济发展是非能源依赖型的，那么节能政策的实施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可能非常小，甚至不存在负面影响；如果存在从能源消费到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那么经济就是能源依赖型的，节能政策的实施可能会影响经济的增长；如果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即满足所谓的“中性假说”，那么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之间就不存在什么必然联系；如果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这表明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之间是相互依赖的，需要通过最佳的政策组合来实现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的协调发展。
在分析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关系的方法上,有文献运用OLS方法对数据建立线性回归模型，虽然这种方法可以分析两者之间的长期发展关系，但是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数据是时间序列，而现代计量经济学表明，经济领域中许多时间序列都是非平稳的（Granger and Newbold，1974），如果不考虑时间序列的非平稳性而直接进行回归估计，很可能得出变量之间“伪回归”的错误关系的结论。因此，为了比较准确的分析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Granger test of causality）提供了一个有效途径。Granger（1969，1988）用类比的方式提出了一种因果关系检验，即如果一个变量的加入提高了对另一个变量变化的预测能力，则前者为后者的原因。这种方法主要用于检验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的方向。本文使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分析我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之间的因果关系及方向。
一、Granger因果检验的基本原理
对两变量Y与X，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要求估计：
通过受约束的F检验判断变量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及其方向。
例如针对方程（*）中X滞后项前的参数整体为零的原假设（即X不是Y的格兰杰原因），分别做包含与不包含X滞后项的回归，再计算F统计量：
其中RSSU、RSSR分别为:包含滞后项的回归残差平方和与不包含滞后项回归的残差平方和；k为无约束回归模型的待估参数的个数；n为样本容量，m为滞后期数。
根据判断结果得出结论：
如果:F>Fa(m,n-k)则拒绝原假设，认为X是Y的格兰杰原因。
如果:F
其中Fa(M,n-k)为F概率分布的临界值，a为显著性水平。
另外，对于Y是否为X的格兰杰原因检验过程，针对方程（**）进行即可得出结论。
二、我国经济增长与能源的因果关系分析
分析中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数据来源于1990年～2006年我国的GDP与能源消费总量（见“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通过选择不同的滞后期，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下表：
从2阶滞后的情况看，能源消费是GDP增长的格兰杰原因，具有单向因果关系，但此时，检验的模型存在1阶自相关性。同样，对于不同滞后期的模型，同时考虑序列相关性以及赤池信息准则（AIC），发现：只有滞后4阶的检验模型不具有1阶自相关性，而且也拥有较小的AIC值，因此“能源不是GDP的格兰杰原因”与“GDP不是能源的格兰杰原因”的原假设均被拒绝，由此可认为，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这就表明，一方面我国经济增长长期以来是能源依赖型的，即经济的发展依赖于能源的开发利用；另一方面，能源的开发利用也是以经济的发展为基础的，经济的快速发展为能源开发利用提供强大的支持力。
如何有效利用能源，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行动纲领。针对我国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相互依赖的现状，合理有效的利用能源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对于不可再生能源，要坚持节约利用和综合利用的原则，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另外，积极开发可再生能源，并实现增值永续的开发原则，为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只有这样才能既保证经济的快速发展，又避免能源的过度开发。
参考文献:
[1]杨冠琼: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J].经济管理，2006，（2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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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W·Arthur Lewis)在其论著《经济增长理论》中曾谈道：“决定经济增长(发展)的人类行为可分为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直接原因：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努力，知识的增长和运用以及资本的积累，而决定这些直接原因的原因是观念和制度。”[1]10他将自然资源和人类行为视为经济增长的两大要素，并且尤其重视人类行为和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他认为影响经济增长的人类行为可以分为三类：节约行为(资本积累)、增进知识和运用、人均资本额和其他资本量的增加，这三类行为既相互区分又交错在一起，对经济增长所起作用的大小取决于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制度和观念环境中。将经济自身以外的因素，如观念、制度、意识形态，视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可以追溯到韦伯关于“资本主义精神”的研究。韦伯将资本主义在西方产生和持续发展的精神动力概括为以理性主义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精神”，开创了资本主义研究的另类视角。之后，美国社会人类学家里亚·格林菲尔德(LiahGreenfeld)在坚持韦伯基本假设的前提下，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内涵进行了重新界定，探讨了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
一、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研究的理论溯源
有学者将资本主义研究分为三类：一种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分析资本主义的更替，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实质是生产力的发展，原因则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作用，以马克思为代表;一种是简单地认为资本主义就是从自然经济向金融经济发展的结果;一种是从经济范畴之外寻求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动因，以韦伯为主要代表人物[2]。我们可以将其简单地分为两种研究视角，即一种是把经济增长看作一般的经济现象，单纯地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另一种则不单单把经济增长的研究局限在经济学的范畴，同时将其视作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寻找资本主义持续发展的精神动力。
首先，我们来看经济学是如何对经济增长进行分析的。一般而言，经济增长就是指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加的过程，是一般社会再生产动态过程的共性实质。就这一意义而言，自从有了人类的社会再生产活动，就有了经济增长的问题。事实也的确如此。我们可以在古希腊的文献中看到他们对于财富性质和来源的探讨，也可以看到他们对增加财富方法的讨论，这种分析的尝试正是基于经济增长问题最初的思想。对经济增长进行系统研究是伴随近代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开始的。亚当·斯密可谓是系统研究经济增长的第一人，他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被人们认为是近代以来经济增长理论的先驱之作。国民财富的增长是他在这本书中讨论的中心问题。以此为中心，亚当·斯密分别分析了劳动、资本、土地、技术进步和社会经济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据此得出了经济增长动态均衡过程的模式。他认为资本形成率、技术变革率和制度环境共同构成了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其中前两个变量取决于制度和环境，所以亚当·斯密十分重视制度环境在促进国民财富增长上的积极作用[3]39-40。另外他也十分重视资本积累的决定作用，认为“要增加一国的财富，只有增加生产劳动者数目和提高劳动者的生产力”，无论是增加劳动者数目还是提高生产力都要资本投入[3]32。之后，大卫·李嘉图继承并发展了亚当·斯密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同亚当·斯密一样，大卫·李嘉图认为经济的增长就是社会财富的增加，并且都是对一个国家的社会总产品增长进行研究。他把增加国家财富的途径分为两类：“一是用更多的收入来维持生产性的劳动;一是不增加任何劳动量，而使等量劳动的生产效率增加。”[3]43即是说，李嘉图也是将经济增长的制约要素分为土地、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而社会经济制度则是经济增长的环境要素。与斯密不同的是，李嘉图关注的焦点从劳动(生产)转变为劳动过程中地租、工资和利润之间的关系以及影响这些分配关系的外部要素，将经济增长分析带入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之中。在这个时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因是资本积累。
为了打破原先资产阶级经济学静态分析的传统，20世纪初，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阿罗斯·熊彼特提出了“创新—模仿—适应”的动态分析模式，认为经济增长是这样一个动态发展的交替过程。在此之后，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和宏观调控论，可以说是对传统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研究的又一突破。尤其宏观调控理论是对亚当·斯密政府决策论的修正和深入发展，使其更加系统化，并且可操作性更高。正是在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的基础之上，在20世纪30—50年代形成了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增长经济学，即是以经济增长为中心问题的关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动态发展的理论。①这一时期，西方经济学的中心议题是讨论资本主义经济如何在波动过程中实现增长，创建了一些著名的动态均衡模型。此外，不得不谈的是马克思的经济增长理论。美国经济学家多马在《经济增长理论》一书中谈到经济理论时指出：“者最接近于发展一种经济增长的重要理论”[4]20。在马克思的巨大理论体系中，政治经济学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此中，他认为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依靠的是扩大再生产，其途径有增加工资积累和提高生产效率两种。与之相适应经济增长可以分为外延和内足两种形式。在具体的增长过程中，马克思还区分了三大经济部类，认为经济增长的过程就是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在三大部类自由流通、动态均衡的过程。
20世纪60年代，经济增长研究迎来了转变——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分析转向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②这一转变也带来了原先经济增长理论基本假设的转变，就是不再把经济增长看作是简单的经济现象，即使经济学家也慢慢地认识到经济增长的社会效应。
其次，正如上面提到的，将经济增长看作复杂的社会现象，无论在其动因分析还是在效应分析上都会有较为不同的论述。虽然马克思和先前古典经济学家也多有谈到经济增长的双重性质，但是他们的分析总是没有脱离经济学的限制。如马克思也认识到经济增长不但是财富的增加，亦会引起复杂的社会效应：一是生产要素社会结合的深化，一些经济组织和技术的应用在生产过程中日益重要，二是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带来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更替。显然，这些社会效应是偏重于经济方面的。在动因方面，西方经济学偏重于认为资本积累和知识增加与应用是主要的动力，而在观念意识形态和制度方面寻求起源的首创者当属韦伯。韦伯以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法律、行政机构和理性主义为中间变量，阐述宗教伦理如何产生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制度的精神气质(Ethos)，论证了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亲和关系(affinity)。之后，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论争持续不断，争论的焦点在于观念和意识形态是否具有导致经济行为取向和动机转变的推动力。答案莫衷一是，反对者将之视作的对立物，认为是诉诸观念意识形态的唯心主义，否定了物质在技术因素的决定作用;也有赞成者认为观念意识形态才是经济增长期的根本原因。也有学者为韦伯辩解，认为韦伯著述之“目的是解释因活动而产生的社会态度的变化，而这些新型态度的本质，在当时存在的物质发展条件下与市场金融机构、技术、人口和农业产量现状相适应，使经济定位于发展并促使了对经济发展的界定，即发展合乎社会需要，从而赋予发展以价值并促进了发展的制度化。该论点丝毫也不意味着这些文化因素全盘促成了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或引发了除了一个要素以外的任何其他要素。”[5]14
二、民族主义VS新教伦理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体现了不同于马克思资本主义研究的另类视角，认为起源于新教伦理的资本主义精神对资本主义的产生和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动力，赋予了宗教伦理重要的经济内涵。里亚·格林菲尔德(Liah Greenfeld)在《资本主义精神》中对资本主义精神作了新的界定。她在该书导论中提出：“试图回答的两个问题：一是现代经济出现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即如何解释现代经济区别于其他经济的持续性发展倾向?二是是什么因素使经济领域在现代意识，尤其是美国意识中占据了如此显赫的地位，以至于我们的文明事实上可以被称为‘经济文明’?”[5]1对此，格林菲尔德的观点是：“民族主义是导致经济活动一再趋向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经济领域在现代意识中所占据的前所未有的地位是美国社会动态活力的产物，因而也是具有特色的美国民族主义使然。”[5]1作为与韦伯观点的对比，我们暂且将第二个问题搁置，来关注二人在现代经济持续增长动因问题上的异同之处。
首先，二人在现代经济持续增长动因问题上的观点是具有相似点的。这一点后来者的格林菲尔德也并不否认。在《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他专门论述了有关《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观点及其引起的争论，认为自己“关于民族主义和现代经济的论点直接来源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前提”[5]26。格林菲尔德也并不否认“资本主义精神”的存在，仍然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是现代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精神动因。另外，除了在对“资本主义精神”认同方面，在寻找经济增长动因的方式上，二人也具有相同性，即是在一个民族国家的观念意识形态中寻找根本动因。此外，格林菲尔德在其文章中一再强调“动因分析而非条件分析”的主张，也可以追溯到韦伯《宗教社会学论集》的研究方法，即是证明宗教伦理对一个民族的资本主义发展或促进或阻碍的作用。
其次，我们也可以看到二人在某些观点上的分歧，这也是主要的。其一，格林菲尔德与韦伯就经济增长动因分析根本的区别在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不同。韦伯“资本主义精神”的来源是基督教的禁欲主义伦理观，实现由宗教伦理向经济伦理转变的关键是合理化和合法化;格林菲尔德则认为“民族主义是‘资本主义精神’的来源——现代经济行为的定位——并成为现代经济出现的决定性因素。”[5]27，她反对将新教伦理视为资本主义精神的来源，甚至认为韦伯关于加尔文新教与资本主义精神关系的假说是错误的。她援引了荷兰的例子来阐述这一观点。荷兰是与英国一样信奉加尔文教的国家，在经济方面它更具有取得“现代经济体制下的持续增长的领先地位”的优势，结果却是英国实现了这一突破，原因即是“民族主义首先出现在英格兰”，“民族主义必然促进现代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社会结构类型”[5]20，23-29。而且，论及民族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时，格林菲尔德将二者等同起来，认为资本主义就是民族主义，“资本主义精神生来就是经济民族主义”[5]143。
其二，“资本主义精神”内涵不一致。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精神虽然是在新教伦理中产生的，但它的基本内涵是根植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行为之中的，无论是在国内的贸易还是国际的竞争之中。格林菲尔德因其将民族主义视为资本主义精神的来源，故而资本主义精神也具有了民族主义本身所具有的场域性特点，即是“只有在纳入国际竞争领域的经济形态中，只有在愿意介入国际竞争的国家中，才能发现‘资本主义精神’”，正因为如此，在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内源发展方面具有较小的解释力[5]629。但就资本主义精神与民族主义或是新教伦理的因果关系而言，民族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和经济增长有更强的相关关系。
其三，新教伦理和民族主义产生作用的层次不同。新教伦理产生的资本主义精神最终需要通过社会个体的内化发生作用，也正是社会个体的经济行为提供了资本主义产生的实践基础。韦伯最终把资本主义精神诉诸个体的社会行为之上;而格林菲尔德所说的民族主义发生作用的层面是集体，是超越个体意识的集体情感。正如她在书中所说的：“一般而言，‘资本主义精神’是民族主义国有的集体意识的经济表象”[5]628。
其四，我们可以将二人观点的不同还原到宗教伦理与民族主义的不同。宗教伦理最终转化成主导社会经济行为的经济伦理，是人们对待经济行为的基本态度，也是一种经济的观念，而民族主义是基于民族认同的情感，它所针对的对象不是经济，不可能转化为经济伦理来影响经济行为。前者的表现是观念和态度，后者的表现是排他的经济行为。此外，虽然他们都是将对“资本主义精神”的讨论限定在民族以内，但是新教伦理的资本主义精神是内源式的，民族主义是对外而言的。这也许与二人对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理解不同有关，资本主义的发展应该是包括内源发展和外部扩张两个方面。
无论是新教伦理产生的资本主义精神还是民族主义产生的资本主义精神，在资本主义经济增长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经济增长是一个复杂的经济和社会现象，无论在起源还是在效应方面，任何形式的决定论都是片面的。韦伯并不认为资本主义精神可以替代物质的因素，格林菲尔德也不否定宗教伦理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动力作用。认识复杂事物，需要有多方的视角，多样的研究恰恰为我们正确认识事物提供了这样的可能。
经济增长的来源范文3
[关键词]索罗模型；内生增长模型；全要素生产率；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 F06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08）12－0063－05
引 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充分发挥区位优势，以金融市场开发、土地批租和吸引外资为三大投资动力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上海经济增长已连续十几年实现两位数增长，自1992年到2007年的16年中，平均增幅达到12.3％，已连续第15年保持两位数增长。2006年，在经济增长惯性推动和内生增长动力的驱动下，全年实现生产总值上海市生产总值（GDP）10,296.97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2%，2007年生产总值（GDP）12,001.16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3.3%。
顾国章等人研究了1952年到1998年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得出：1992年到1998年上海市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39.50%，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仍是第一位的，但1992～1998年间的技术进步贡献率要远高于1978～1998年间的技术进步贡献率[1]。他主要运用的是索罗增长模型，不存在规模经济。陈诗一认为近十多年来上海经济的高速增长是由第二、第三产业轮流推动的[2]；石磊在“解读上海经济”系列报告找那个指出：产业结构的升级导致上海经济的高速增长[3]。周亿粟通过对上海经济增长与就业的相关分析得出：上海的经济增长已经走上了主要靠资本和技术投人带动，而不是靠劳动投人，甚至可以减少劳动投人的阶段[4]。
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经历了主要依靠有形要素（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结构的优化配置以及制度上的创新所实现的经济增长之后，都面临着如何能够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问题。原则上讲，要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则需要实现从外延式增长方式向内涵式增长方式的转变，即从主要依靠要素数量的扩充转向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5][6][7]。那么，上海的经济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要素投入是否对经济增长还有拉动作用？出在何种发展阶段？上海的全要素生产率主要是由什么因素导致的？上海的研究和开发对全要素生产率贡献有多大？虽然一些学者研究了技术进步对上海经济增长的贡献，但并没有揭示出影响技术进步的要素是什么，经济处于何种发展阶段也是出于经济的直观判断。本文拟用传统的增长理论来确定上海的发展阶段和投入要素的弹性系数，用内生增长理论来研究全要素生产率的组成部分，从而回答上述问题。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索罗模型和内生增长模型，得出要素和研发在不同发展阶段对经济增长起不同作用的命题；第二部分为上海的实证分析；第三部分是结论。
一、经济增长模型
经济增长原因的研究，古典经济学家非常重视。亚当•斯密将经济增长的原因归于三个方面：自由市场、劳动分工和新机器形式的技术进步。随后李嘉图（DavidRicardo）、马克思(KarlMarx)、恩格斯(FriedrichEngels)等经济学家也研究了经济增长的原因。然而，在19世纪下半叶，新古典经济学派出现以后，该学派就不再把经济增长的三个方面视为重要问题，而转而去描绘亚当•斯密的第一个思想（竞争市场的作用），并选择了效用函数、无规模报酬的生产函数来得到经济增长的均衡结果。
对于斯密的第二个思想，最早作出贡献的是美国经济学家扬格，其核心思想为经济组织结构的演进和规模报酬，而新古典经济理论核心是资源配置和比较利益。舒尔茨也与扬格的思想一致（Schultz，1986），认为经济增长应源自劳动分工和递增规模报酬。卢卡斯（(Lucas)建立了一个动态模型来解释劳动分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Lucas，1986)，施蒂格利茨（Stiglitz）也建立了一个动态模型，解释为什么生产中的专业化和学习的专业化（教育）能促进经济的增长（Stiglitz，1986）[8]。
新古典经济学派及制度经济学派分别经济增长的原因，一为市场竞争，一为劳动分工与经济组织结构与制度的演进，却未将技术创新作为其直接推动经济增长的原因，新古典经济学派将技术进步作为外生的，制度经济学派将其掩盖在劳动分工之内，而真正将技术创新直接作为推进经济增长的原因除斯密外，最早要算马克思（马克思，1887），往后要算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1883－1950），他认为，技术创新就是企业家抓住市场机会重新组合生产要素的过程，一种创新通过扩散，会刺激大规模的投资，引起经济高涨；一旦投资机会消灭，便会转入经济衰退，由于创新的引进不是连续的、平稳的，而是时高时低的这就形成了经济波动周期[9]。
新古典经济学派、制度经济学派、技术创新学派分别从三个不同角度研究了经济增长的原因，但是每一个学派解释经济增长的原因不够全面。罗默于1986年提出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增长不是外部力量（如外生技术变化、人口增长），而是经济体系的内部力量（如内生技术变化）的产物。先后设计了两个增长模型，第一个模型是对阿罗的“边干边学”模型的修正与扩展，第二个模型将知识赋予一个完全内生化的解释，认为，知识是经济主体利润极大化的投资决策行为的产物，资本增长和技术进步是同步的[10]。经济增长理论开始出现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的趋势。
1.新古典模型――索洛－斯旺模型
索洛－斯旺模型包括四个变量：产量（Y），资本（K），劳动（L）和知识或劳动的有效性（A）。在任一时间里，经济中有一定量的资本、劳动和知识，而这些被结合起来生产产品。生产函数为：Y（t）=F(K(t),A(t),L(t))其中t表示时间，而且生产函数满足稻田条件 。资本、劳动和知识的初始水平被看作是既定的。劳动和知识以不变的速度增长：L(t)=L(0)ent，A(t)=A(0)ent，其中n和g为外生参数，分别表示劳动和知识的增长率。
由此变化图可得到，在0
由此模型可以得出如下这个命题：当一个国家或地区距离自己稳定状态越远时，经济增长越快，要素投入存在规模收益递增，这是表现为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很大；随着接近稳定状态，要素投入递增的程度会越来越小，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率作用会逐渐下降；从长期看，经济增长会等于外生的技术进步增长率，这时实际资本存量等于长期资本存量；当实际资本存量大于长期均衡的资本存量时，经济增长率会小于技术技术进步增长率，这时就应该减少资本存量。
2.内生增长模型
本论文使用的内生模型是在罗默、格罗斯曼、赫尔普曼、阿吉翁和豪伊特提出的研究和开发模型和宇泽弘文与卢卡斯人力资本模型的整合，并且借用学者韩廷春所构造的增长模型，以消除 “阿罗―罗默”模型中当时的知识水平直接将技术进步内生化却忽视了人力资本所体现的技术进步，和沿着“宇泽―卢卡斯”模型中强调人力资本要素对技术进步的作用却忽视了知识的增加 所体现的技术进步。本模型经济分成三个部门，即最终产品部门、人力资本部门及R&D部门。最终产品部门生产出用于消费的消费品（C）及用于生产的投资品（I）；人力资本部门生产出用于人力资本部门、R&D 部门及最终产品部门所使用的人力资本（H）；R&D 部门生产出用于最终产品部门及R&D 部门所使用的新技术、新发明和新设计，即R&D资本（R）[11]。最终的模型可用以下方程描述：
此式表明，经济的均衡增长率依赖于人力资本部门的生产效率(θ1)与R&D 部门的生产效率(θ2)的大小以及时间贴现率(ρ)的大小，与人力资本部门的生产效率及R&D 部门的生产效率成同方向变化，与时间贴现率成反方向变化。因此人力资本部门的生产效率及R&D 部门的生产效率越高，则经济增长率越高；现时的储蓄率越高（即人们推迟消费的耐心程度越大），则经济增长率越高。这里，尽管均衡增长率与人口或劳动力的增长率有关，但即使人口增长率(n)等于零或小于零，经济的持续增长仍是可能的。
通过内生增长理论的动态分析可得出这个命题：技术进步使生产曲线外移，长期均衡所需的资本存量就增大，这时实际资本存量要达到均衡所需的资本存量，就必须增大要素投入，那么在一段时间内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还会有一定的作用；即使实际资本存量达到均衡所需的资本存量，由于人力资本与R&D资本水平的不断提高，一个国家或地区也能够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
二、上海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1.数据来源及指标的选定
计算全要素生产率即对其进行分解所需要的数据是产出、资本投入、劳动投入、人力资本、技术交易额和R&D支出的时间序列数据，但上海人力资本的数据无法获得。所选用的数据为1990年到2007年，均来源于历年《上海统计年鉴统计年鉴》和《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并且按1990年不变价格进行换算。
资本投入量应为直接或间接构成生产能力的资本总存量(或简称资本存量)，它既包括直接生产和提供各种物质产品和劳务的各种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也包括为生活过程服务的各种服务及福利设施的资产，如住房等。在众多估算中国资本存量的研究中，贺菊煌(1992)的成果比较具有代表性，但由于资料的缺乏，本文拟从折旧总额中反推资产总额。一般说来，资产越多，折旧额与大，如为正比例关系，只要选定折旧率就可以推出资产总额。由于研究中最关心的是资本的弹性系数，只要折旧额和资产满足正比例关系，在作回归分析中，不同的折旧率对弹性系数是没有影响的。所以，在此不仿取折旧率为5％。就劳动投入指标而言，是指生产过程中实际投入的劳动量，用标准劳动强度的劳动时间来衡量。而在中国，由于正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时期，收入分配体制不尽合理和市场调节机制不够完善，而且我国目前尚缺乏必要的统计资料。因此，本文采用上海历年社会劳动者人数作为历年劳动投入量指标。其余的指标按对应统计年鉴指标的数据按1990年不变价格进行换算得到。
2.用索罗模型对上海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采用的基本模型为对数线性生产函数（即Cobb―Douglas生产函数）：
Ln(Yt)=γt+αLn(Kt)+βLn(Lt)+ut
其中，α,β分别是资本和劳动力的产出弹性，γ为外生的技术进步率，ut为随机变量。 在此基础上，做了四个回归，其中回归（1）包含资本、劳动和时间三个变量，回归（2）包含资本和时间两个变量，回归（3）包含劳动和时间两个变量，这三个模型均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4）为广义最小二乘法。所的结果如表1所示。
注：表中第一括号里的数字是对应系数的标准差，第二括号里的数字是对应系数t统计量的值。
由模型（1）可得出，资本不能通过t检验，而劳动通过了t检验，说明有可能资本和劳动存在着共线性。在模型（2）去掉劳动这个变量所的分析结果都通过了t检验，模型（3）去掉资本这个变量所的结果也通过了t检验，并且拟合优度都不错，从而说明资本和劳动确实存在着非常强的共线性。在运用索罗模型分析上海经济增长中，资本和劳动两个变量只能选择其一。由于在此分析中，劳动指标所用的数据是上海历年劳动力人数，而应该选用的是实际劳动的投入量，所以劳动这个指标含有较大的主观取舍，而资本的数据相对要客观得多，因此选用资本作为模型的变量。在前三个模型中，D-W没有通过统计检验，说明存在着序列相关。为消除序列相关，模型（4）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
从模型（4）得出，资本弹性系数为0.8891，说明要素投入的弹性系数没有大于1也没有等于1，考虑模型（1）将资本和劳动力系数相加所得为0.97，接近1。运用传统的增长理论可知，此时的实际资本存量略大于长期均衡的资本存量，如果资源属于有效配置，经济是不会处于这个阶段，因为如果经济短期处于这个阶段，要素投入会停止甚至减少，使要素的投入的弹性系数达到1。说明上海的资源配置比较合理，市场比较完善。
在模型（4）中，全要素生产率为0.0111，对上海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到10％，就是用模型（2）所得的全要素生产率，对上海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只有15％，和一些学者所得出的近40％，有非常大的差异。考察所运用的模型的差异可发现，这些学者都假定要素投入的弹性系数和为1，实际上这是一个很严格的假定，现实中一般不会是这种情况。而本文所作实证分析中没有这个假定，所以可认为本文的结果相对可靠些。当然所选用的数据年限、数据处理不同，也会导致的结果的不同，但这些不是主要因素。从分析结果可看出，上海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要素投入带动的。
3.用内生增长理论对上海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在内生增长理论中，将技术进步内生化。技术进步来源有两种：一是人力资本的提高，二是知识存量的增加。知识存量的增加是通过技术交易从外部获得和自身的研发而得到的。本文模型主要研究知识存量的增加所导致技术进步的相关因素，所运用的回归方程的基本模式如下：
Ln(Yt)=γt+αLn(Kt)+βLn(Lt)+ηLnR&Dt+ξLnTTt
+θLnR&Dt*LnTTt+ut
式中、α、β、η、ξ分别对应表示资本、劳动、技术交易额、研究和开发的弹性系数，γ反映制度等外部因素随时间变化对GDP的影响，θ反映了技术交易额与研究和开发的交互作用对GDP的影响，ut为随机变量[12]。在实际分析中，上述模型中的有些变量或存在共线性或不能通过t检验等一些问题，所以首先要做的是对上述模型变量的筛选。为此，作了（5）、（6）、（7）和（8）模型，如表2所示。
注：表中第一括号里的数字是对应系数的标准差，第二括号里的数字是对应系数t统计量的值。
模型（5）包含了所有的变量，可看出R&D和技术交易额的交互作用项系数非常小，t检验值也非常小。消去这个变量，就得到模型（6）的回归。从这个回归可看出，资本和劳动存在着共线性，两个变量只能选择其一。在这里选择资本变量，理由如前所述。在模型（7）就是消去资本这个变量所作的回归，时间变量的系数很小，t检验也很小。在本文的内生增长模型中，时间变量t 的系数所反映的是制度变化的等因素的量，不包含技术进步，也就是说此项系数是索罗模型中全要素生产率除去技术进步的剩余项。从回归结果可得出，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上海的制度等因素的变化很小，靠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大。除去时间和劳动变量，就得到回归（8）。模型（8）共包含四个变量：资本、R&D、技术交易额和研发与技术交易额的交互项，这些变量都能通过t检验。
为了更深入地研究研发与技术引进的关系，作了回归模型（9）和（10）。模型（9）中研发是滞后项，而模型（10）技术引进是滞后项。模型（11）是为了消除回归（9）中的自相关性，而采用的广义最小二乘法。所的结果如表3。
从（8）、（9）、（10）的模型可看出，无论研发和技术引进是否采取了滞后，还是谁先采取了滞后，研发和技术引进的交互相都为负值。这说明上海的研发和技术引进相互之间有挤出效应，也就是说自主研发就不会引进，同时技术引进就不再研发，没有形成良性互动关系。我们知道，相对全国来说虽然上海的经济技术水平属较高层次，但相对发达国家，经济技术水平属于落后的，所以对于落后的国家和地区，企业技术能力发展战略为：技术引进到消化吸收，再改进和创新。上海毫无疑问也应该采取如此战略，这个发展战略被日本和韩国等一些国家所采用，取得了非常好的经济效果。从这个发展战略来看，技术引进和研发是相辅相成，先技术引进，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研发，是提高当地技术水平，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的捷径。而从上海的实证分析中，却没有体现这种发展战略。
通过（11）式可得出，上海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21.3%，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78.7%。在技术进步中，研发对技术进步的贡献率为72.7%，技术引进的贡献率为52.5%，两者的交互项为－25.2%。上海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要素的投入带动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大，这和用索罗模型所作的结果是一致的。有前面的理论分析可知，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经过要素投入的增长阶段之后，必须靠技术进步来维持长期的经济增长。上海已经持续2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必须提高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的作用，才能避免重捣东南亚国家的覆辙。不少专家考察后发现，美国这些年来经济快速发展，是与美国从80年代开始的以发展高新技术为主的创新战略密切相关的；而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其根源之一也在于其经济发展依靠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而非依靠技术创新来实现。最为关键的是技术进步的来源模式。有理论分析可知，技术进步主要来源于技术引进和研究开发，对于后进国家和地区来说，缩短差距的捷径就是先引进再研发，形成技术引进和研发互相促进的关系。[13]但对上海的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所得的结果却是背道而驰的。所以，无论对政府和企业来说，都必须找到相应的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
三、结 论
从运用传统增长理论和内生经济增长量理论对上海经济增长的分析可得出如下结论：一是上海的经济增长是外延式的经济增长，是靠要素的投入得到的，技术进步对上海的经济增长的贡献较低，在现阶段还没有出现内涵式经济增长的拐点。二是在现阶段制度变迁对上海的经济增长的作用已微乎其微，也就是说在上海市场对要素资源配置比较完善。三是技术进步来源中的技术引进和研究开发相互脱节，没有达到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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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s, Technological Advancing and Resource of Shanghai′s Economic Growth
Ruan Min
(Center for Regulation & Competition,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Nanchang 330013,China)
经济增长的来源范文4
关键词：劳动收入份额；经济增长；资本积累；总需求
中图分类号：F2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3-0005-04
通过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促使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已成为目前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手段。劳动收入份额作为扩大内需的重要途径，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正成为政府经济工作的重要议题和理论学界的研究热点。本文从物质资本积累、总需求、生产率和收入差距等4个方面对国外相关研究进行综述，以明确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并提出进一步研究的方向，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一、劳动收入份额影响与资本积累
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新凯恩斯主义学者卡尔多、帕西内蒂及琼·罗宾逊，以及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均就劳动收入份额对资本积累的影响进行过阐述。马克思也从资本积累和经济危机的角度分析了劳动收入份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一）李嘉图观点
对现代经济发展理论有着深远影响的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把整个社会看做由地主、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三个阶级构成。他认为，地主以地租形式从土地生产物中拿去的部分并没有投入生产过程，而是被全部消费掉；相反，资本家所得利润的绝大部分会被储蓄起来进行投资，以增加就业和扩充生产。据此，李嘉图得出结论，地租阻碍生产和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沉重负担。李嘉图重点强调的是高地租损害资本家的利益，降低企业的积累率，从而阻碍经济增长。同时，李嘉图又采用边际土地的方法（被定义为不产生地租的土地），把地主抽象出去，得到纯利润，进一步把整个社会简化为只有资本家和工人两个阶级，并引入生存工资理论，推导出利润和工资之间存在反向变动关系的结论，即“付给工人的劳动成果越大，利润率的份额越小，反之亦然”。在李嘉图看来，土地资源既定，增加劳动投入会使这种劳动的边际产量递减，造成农产品的相对价格不断上升，但是工资必须总是足以购买农产品的某个固定数量不能低于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必要水平，最终导致每单位增加值中工资份额不断上升，利润份额不断下降；同时，土地的边际产品下降使地租出现并不断提高，结果，利润份额随着工资份额和地租的增加不断下降。随着利润减少，资本的供给和需求枯竭，具体表现为，资本家“剩余”份额的降低将减少储蓄的来源，利润率的降低同时使企业投资动机下降。
（二）新剑桥学派观点
新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卡尔多（Kaldor）、帕西内蒂（Pasinetti）和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等首次把收入分配引入经济增长模型，将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联系起来进行系统研究，指出需要通过降低拉动收入份额保持储蓄不断增加。卡尔多认为，既然社会的收入是在各个阶级之间分配的，其中每一个阶级都有自己固定不变的储蓄倾向，那么，收入分配中利润和工资的比例关系就直接影响整个社会的储蓄水平，从而决定着积累率和经济增长速度。另一方面，要达到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要求有一定的积累率提供资金保障，从而需要相应比例的收入分配关系。因此，经济增长速度和积累率也是影响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卡尔多把整个社会成员划分为工人和资本家两个阶级，且假定资本家的储蓄倾向高于工人的储蓄倾向。在这一假定条件下，构建了卡尔多关于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模型。根据这一模型，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资本家的储蓄倾向和利润份额。在资本家的储蓄倾向既定、工人的储蓄倾向为零及技术水平不变的条件下，利润份额决定投资份额和资本积累能力，经济增长唯一地取决于利润份额，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唯一必要条件是不断提高收入中的利润份额。利润高则增长快，利润低则增长慢。帕西内蒂把卡尔多的研究进一步推进，指出资本积累仅取决于资本家的储蓄倾向，与工人的储蓄倾向没有关系，收入分配向资本家倾斜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三）刘易斯理论
刘易斯同样认为经济增长的关键是资本积累。他写道：“人均国民收入不增加的社会，每年的投资占它们国民收入的4%或5%或更少，而进步的经济每年将12%或更多的国民收入用于投资。经济增长理论的中心问题是要理解一个社会从储蓄5%变为储蓄12%的过程——以及伴随着这种转变而来的在态度、制度和技术方面的一切变化。这之所以是中心问题，是因为经济发展的中心事实上是迅速的资本积累。”刘易斯认为，储蓄率提升的过程就是工业化过程。投资的国内来源，一是储蓄，二是信贷。在任何一个经济中，储蓄的主要来源是已分配或未分配利润，利润掌握在资本家手里，所以储蓄和投资只能靠企业家阶级或者资产阶级。基于上述思想，刘易斯假设经济增长是资本积累的函数，建立了一个只存在传统的自给农业经济和现代资本工业经济的两部门模型。该模型得出结论：在二元经济结构发展模式下，收入不均等是启动和加速二元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可以通过不均等的收入分配使国民收入相对集中于少数人手中以加快资本积累，推动二元经济脱离低水平均衡，实现二元经济增长及经济结构的转变。刘易斯认为，任何以均等为目的的收入再分配政策都会过早地窒息经济增长，任何试图提高工资的政策都会减少利润、降低储蓄，进而阻碍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的来源范文5
Senesi(2003)考虑前后某一时间点的偏好率依赖于之后任一时间点的消费，把消费的时间偏好率内生化，从而总消费取决于财富水平和人口年龄结构两方面的因素，同时还得到了人口老龄化经济中储蓄率下降的结论。Guest(2006)进一步把研究扩展到资本非完全自由流动的开放经济模型中，把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分解为赡养效应、索罗效应以及本深化效应，其中赡养效应为正，其他两个效应为负，赡养效应要远大于其他两个效应。Guest(2007)把年龄结构引入消费函数，建立了一个包含人口年龄结构的消费函数，其研究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在任何假设条件下都将使生活水平下降。Creedy&Guest(2008)在完全替代弹性社会福利函数下，研究了人口老龄化对最优消费路径、最优储蓄率、税收和财政平衡的影响进行了对比研究，其研究结果表明，最优消费路径的不同，意味着最优储蓄率也不同，在一个拥有较高最优消费的社会福利函数中最优储蓄率较低。也有学者从其他角度研究了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Pesando（1992）在对私人养老的经济效应进行分析时，分析了私人养老对劳动力市场、储蓄率和资本市场产生的影响。R.Mink（2008）指出人口老龄化会引起人口规模和劳动力结构发生改变，从而影响经济增长。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提高，没有足够的劳动力，在劳动力生产率不变的情况下，人口老龄化将导致实际GDP的增长率从2007年的2.1%下降至2050年的1%。王鹏程、王星（2011）指出欧洲是老龄化最为严峻的地区，一方面老龄化使得财政负担愈发的沉重，公共养老金的支出从1980年平均占GDP的4.4%提高到了2010年的6.8%；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力供给短缺，欧洲可用的劳动力储备呈下降趋势。Tuomas（2005）运用OLG模型对欧盟15个国家、中国、美国和日本等五个国家和地区人口老龄化与资本流动的关系了进行了研究，其研究结果表明未来20年内全球利率将呈现下降趋势，下降的幅度将取决于公共养老金支出的情况。D.Bruninger（2011）认为人口老龄化给政府的融资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随着老年人比重的增加，与之相关的支出也不断增加。在欧债危机中，人口结构的变化和现收现付制的养老金制度加重了危机。通过对以上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文献的回顾可以发现，已有研究视角广泛、有深度，既有理论研究也有实证研究。但对欧元区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上，定量研究不足，大多停留在定性研究上，缺乏对定性研究的实证检验。为此，本文将采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研究欧元区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探寻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储蓄率和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二、欧元区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框架
（一）基本设定研究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首先要引入一个能够体现人口老龄化的变量。假定经济体是由劳动力人口和老龄人口构成的，劳动力人口从事生产，老龄人口不从事生产，劳动力人口为Lf,老龄人口为L0,整个社会中的总人数为L,即α为老龄人口在整个社会人口中的比重，α值越大，说明经济体老龄化越严重。α是体现人口老龄化的一个变量。根据（2）式可以得到：θ=0与θ=1/α属于两种极端的情况，在现实中不会发生，现实中θ会处于0和1/α之间，资源会在劳动力人口和老龄化之间分配，部分资源进入再生产，部分资源用于老龄化人口的养老。
（二）生产函数的引入假设生产函数为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且规模报酬不变，则：Yt=Ktβ[（AL）t]1-β其中，Y为产出，AL为效率工人（衡量技术水平占劳动力的综合状况），t为时期，β为资本产出弹性，1-β为劳动产出弹性。为简化模型，假设资本无折旧，人口保持不变，劳动力人口储蓄率为s，老龄化人口储蓄率为s''''，s＞s''''。首先考虑第一种情形：经济体无老龄人口，此时随着老龄人口的出现，一方面，原本用于劳动力人口的部分资源转向老龄化人口的养老，且老龄人口的储蓄率较低，另一方面老龄人口的增加造成劳动力供给下降，这都会对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
三、欧元区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一）变量的选取与模型的建立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除了人口老龄化，本文还选取劳动力、劳动生产率、储蓄率和汇率等影响因素。第一，劳动力。根据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劳动力是重要的投入要素，劳动力投入的增加可以进经济增长。第二，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等同于效率工人的增加，同样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第三，储蓄率。投资来源于储蓄，随着储蓄率的提高，可以促使有更多的储蓄转化为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第四，汇率。货币贬值可以使得出口产品在国外的价格下降，促进出口，改善贸易状况，促进经济增长。根据以上分析，建立如下基本计量模型：其中，Economic_growth为欧元区国家的经济增长率；i为欧元区第i个国家，t为时间点；Popula-tion_ageing为人口老龄化指数，Labor_force为劳动力，Labor_productiviy为劳动生产率，savings_rate为储蓄率，PEER为实际有效汇率，ε为误差项；α11…α15分别为各变量的待估计系数。因变量对一个解释变量的偏效应、弹性或半弹性，有时很自然地取决于另一个解释变量的大小。劳动生产率的差异会导致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化，进而作用于经常账户，从而引起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剧。所以，加入劳动生产率差异与实际有效汇率的交互项，进一步建立如下计量模型。为了描述递增或递减的边际效应，常常用到二次函数。在模型中，引入老龄化的二次函数，用于检验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是否存在二次关系，模型如下：Economic_growthi，t=C2+α21Population_ageingi，t+α22Labor_forcei，t+α23Labor_productiviyi，t+α24Savings_ratei，t+α25REERi，t+α26（Population_ageingi，t）2+εi，t''''其中，（Population_ageingi，t）2为人口老龄化的平方项，α21…α25分别为各变量的待估计系数。因变量对一个解释变量的偏效应、弹性或半弹性，有时很自然地取决于另一个解释变量的大小。理论上分析，人口老龄化会导致劳动力的不足和储蓄率的下降，进而作用于经济增长。所以，加入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和储蓄率的交互项，进一步建立如下计量模型：其中，Population_ageing*Labor_force为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的交互项，用于检验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劳动力与经济增长的关系。Population_age-ing*Savings_rate为人口老龄化与储蓄率的交互项，用于检验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储蓄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α31…α36、α41…α46分别为各变量的待估计系数。
（二）数据来源及平稳性检验所有数据均为1995~2012年的年度数据。截至目前，欧元区共有17个国家，1999年有11个国家加入，2001年有1个国家加入，2007~2009年间有5个国家加入。本文选取的国家为较早加入欧元区的12国家，即德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奥地利、爱尔兰、卢森堡、芬兰、希腊、荷兰、葡萄牙和西班牙。欧元区各国实际经济增长率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采用不变价格计算的实际经济增长率。人口老龄化指数为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该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劳动力数据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单位为百万人。劳动生产率来源于欧洲中央银行数据库。储蓄率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实际有效汇率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对于面板数据的回归分析，首先要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方法包括LLC、IPS、ADF和PP方法，检验结果如下表所示：LLC、IPS、ADF、PP检验方法的原假设均为存在单位根，如果显著性小于0.05则不存在单位根，反之则存在单位根。从检验结果看，Population_ageing和Savings_rate均没有通过LLC、IPS、ADF、PP中的任何一种检验，所以Population_ageing和Sav-ings_rate为非平稳数据。Labor_force、Labor_produc-tiviy和REER均通过LLC检验，但均没有通过IPS、ADF、PP检验，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所以La-bor_force、Labor_productiviy和REER为非平稳数据。Economic_growth均通过LLC、IPS、ADF、PP检验，所以Economic_growth为平稳数据。一阶差分后，Ecomonic_growth、Labor_force、Labor_productiviy、Savings_rate、REER均通过LLC、IPS、ADF、PP检验，所以各变量一阶差分后均为平稳数据。但Population_ageing没有通过PP检验，但通过IPS、ADF、PP检验，综合来看，Popula-tion_ageing为平稳数据。
（三）面板回归结果与分析由于所有变量的一阶差分都是平稳数据，所以可以对各变量的一阶差分进行回归。对于面板回归首先应采用Hausman检验以确定是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根据Hausman检验结果表明，各方程均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另外，方差膨胀因子检验结果表明各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采用Eviews6.0软件运算得到面板回归结果如表4。通过模型（1）、（2）、（3）可以发现，人口老龄化的系数为负，且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这表明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不利，人口老龄化阻碍经济增长。劳动力和劳动生产率的系数为正，说明劳动力的增加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利于经济增长，但是系数不显著，这说明劳动力和生产率并不是影响欧元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储蓄率的系数为正，且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储蓄率是影响欧元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储蓄率的提高有助于投资的增加，进而促进资本的形成，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实际有效率汇率与经济增长存在负相关关系，且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实际有效汇率的下降有助于经济增长，实际有效汇率的下降表示货币的贬值，货币的贬值带来出口产品在国外市场价格的下降，从而增加出口，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方程（4）中（Population_ageing）2项和Popu-lation_ageing的系数为负数，且均在1%水平上显著。这表明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存在抛物线特征关系，且抛物线开口向下，对称轴处于X轴的左侧。由于本文研究的为实际问题，人口老龄化不会为负，所以只考虑X轴右侧即人口老龄化为正的情况。由于对称轴处于X轴的左侧，且开口向下，所以X轴右侧的抛物线是单调递减的，即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越大。模型（5）、（6）、（7）反映人口老龄化的交互效应。理论上分析，人口老龄化会导致储蓄率的下降，进而影响到经济增长。由方程（6）、（7）可知，人口老龄化与储蓄率的交互项系数为正，且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这说明人口老龄化与储蓄率的交互效应明显，人口老龄化程度越高，储蓄率的增加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越明显。人口老龄化影响劳动力的供给，从而影响经济增长，但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的交互项系数不显著，这说明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的交互效应不明显。（本文来自于《金融与经济》杂志。《金融与经济》杂志简介详见）
四、总结
经济增长的来源范文6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进出口贸易；区域经济增长
一、数据来源、变量的选取及样本说明
本文用外商实际投资中的直接投资额表示外商在各个区域经济带中直接投资的波动水平，1993年至2006年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和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2007年的数据值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的全国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统计公报。利用进口额和出口额（根据商品经营所在地）的年度数据表示各个区域经济带进出口贸易的波动情况，数据来源于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使用国内生产总值数据代表不同区域经济带经济增长的现状，数据来源于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数据。为了消除统计数据中的价格变动的影响以及数据波动的不平稳性，对数据均进行对数变换，分别用LNGDP、LNFDI、LNIM和LNEX表示取对数后的地区生产总值、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额、进口额和出口额。这样的处理不会改变原序列的协整关系，相对而言，更接近经典线性模型（CLM）假定，尤其对于严格为正的变量，其条件分布常常具有异方差性或偏态性，对数化能够缓和这方面的问题。同时，为使所有变量量纲一致，根据人民币对美元各年的年均汇率进行了换算。
三大经济区域的划分按传统的方法，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由于重庆市1996年以前的部分数据严重缺乏，故将重庆市1997年至2007年的统计数据并入到四川省统计数据中，而地区经济结构的特殊性，未将这一地区的数据纳入分析范围）。这样，本文的样本地区为29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东、中、西部各变量的数据值均由各自对应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数据加总所得。
二、实证分析结果及解释
（一）单位根检验
由于所选取的FDI、进出口贸易与GDP都是年度时间序列数据，在进行协整和因果检验之前，必须先检验时间序列的平稳性（stationary），即检验序列是否服从单位根过程。本文利用扩展的迪基-富勒（Augmented Dickey-Fuller，简称ADF）方法来检验样本数据的时间序列特征。先后对相关变量的对数序列和一阶差分序列进行ADF检验，在滞后期数的选择上，参照赤池信息准则AIC（Akaike info criterion）和施瓦茨准则SC（Schwarz criterion），结果如表1。
由表1可知，三个经济区域的LNGDP、LNFDI、LNIM和LNEX时间序列ADF的统计量均大于5%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接受原假设，时间序列含有单位根，是非平稳序列，其一阶差分序列的ADF 值均小于10%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是平稳序列。由于LNGDP、LNFDI、LNIM和LNEX都是一阶单整的序列，这就构成了序列进行协整检验的前提条件，下文将通过协整检验模型来判断外商直接投资、进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分别在三大经济区域内是否都存在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
（二）滞后期选取与协整检验
Johansen协整检验是一种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的检验方法，因此在进行协整检验之前，必须首先确定之后阶数。如果滞后期太少，误差项的自相关很严重，将会导致参数的非一致性估计，但滞后期太大又会导致自由度减少，直接影响模型参数估计量的有效性。我们根据LR、AIS、SC等指标，并考虑模型的自由度来判别对VAR模型合适的滞后结构选择。检验结果表明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构建的VAR模型最佳滞后期均为2期，下面本文将以此作为建立VAR模型的滞后选择的标准进行模型的构建。我们利用Eviews6.0对相关变量进行协整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通过迹值检验结果可知，东部、中部和西部在1993年至2007年间的协整检验统计量都拒绝了协整向量个数为0的原假设，三大地区的Johansen检验分别接收了协整向量为2、4、2的备择假设，因此，我们有理由判定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三个经济地区中的FDI、进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是相互影响的，它们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
（三）格兰杰因果检验
协整检验说明了经济增长与FDI、进出口额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并没有给出FDI、进出口额和GDP三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因果关系的方向如何，为此采用Granger因果检验对序列DLNGDP、DLNFDI、DLNIM和DLNEX进行短期Granger因果检验，尝试不同的滞后期，在10%显著性水平下，检验结果如右表3：
从表3中我们可以看到三大地区的FDI、进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的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首先东部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互为Granger因果关系，而在中、西部地区没有出现相互的因果关系；其次，东部和中部地区的进口贸易是本土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而进口贸易没有在西部地区形成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最后出口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单向Granger关系仅发生在东部地区，这与张战梅（2007）的实证结果是一致的。
三、本文小结
根据以上的实证分析结果，我们可以综合得出以下两点结论：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关系说明，外商直接投资、进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存在一定的相关性，进口贸易所带来的技术、管理效应有一定的显现，但FDI、出口引起的促进贸易、扩大就业、培育人力资源等长期效应在中、西部地区并不明显。
笔者认为，引进外资和加大开放力度是为了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如果只关注外资总量的纵向增长，而不深入研究外资对当地经济的带动效果，只会陷入盲目引资陷阱，并最终丧失对外资的吸引力。作为经济落后、资金欠缺的中、西部地区，在积极引进外资、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需要进一步通过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深入发展特色产业，寻求后发优势，扩大内需、完善市场环境、保护生态环境等措施促使经济总量迅速增长，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从而更有效地吸引外商投资，形成经济增长促进外商投资，同时外商直接投资和进出口贸易又有效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良性互动态势，才可以使外资和进出口贸易真正成为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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