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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阶段论范文1
关键词：经济增长；二元结构；可持续
中图分类号：F120.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1-0004-02
关于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是近年来国内经济学界争论的热点问题之一。很多研究尝试用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方法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来源，以此判断中国现有经济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提出未来经济增长模式的改革建议。关于现在的经济发展模式，主要有两种观点，郑玉歆（1999）等认为，经济增长方式具有阶段性规律，现阶段投资对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不能超越这个阶段谈论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投资带动经济增长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蔡（2007）从劳动力供给方面探讨了中国经济增长方式问题。本文将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框架内，从劳动、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探讨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要性和具体措施。
一、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劳动力供给
刘易斯首先研究了发展中国家典型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下的经济增长问题。他把一国经济分成两个部门，即传统经济部门和现代经济部门。由于传统部门的存在，现代部门在扩大和增长过程中，只要提供稍微高于传统部门的工资便可以实现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同时由于现代部门的积累和资本相对于劳动力的有力分配，使得现代部门逐渐扩大。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是以维持生计的工资源源不断地提供劳动力的传统经济部门；另一方面是由积累率制约的不断扩张的现代经济部门，直到现代经济部门的发展把传统部门的劳动力消耗殆尽，二元经济结构才会消失，而劳动力无限供给结束的点被称为刘易斯转折点。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国家，作为传统部门集中的农村与作为现代部门集中的城市发展水平有很多的差距，城乡分割和地区分割的迹象仍十分明显。微观机制上的严重缺陷和资源配置的无效率导致中国经济虽然取得了高速的增长，但是经历了巨大的波动。在改革开放时期，根据林毅夫的比较优势理论，充分利用中国的劳动力数量巨大的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吸收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促进了劳动力的转移。在这个时期中国的人口抚养比下降的人口结构特征；一方面保证了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劳动力充分供给，另一方面提高了资本积累率，由此形成的这种人口红利，通过资源配置机制的改革得以释放，并且通过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得以实现，从而延缓了资本报酬递减的过程。中国在劳动力的质量和价格上体现出来的资源比较优势，通过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地位而得到发挥，国际劳务市场使得中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能够得到有效配置。
二、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
在中国的经济增长过程中，投资一直是主导因素，资本形成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已有资料表明，在1978―2008年间，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稳定在56.2%。在一国工业化过程中，投资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是一个发展过程。罗斯托在其《经济成长的阶段》一书中把经济增长分为五个阶段：传统社会为发动创造前提条件阶段发动阶段向成熟推进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
按照他的发展阶段论，中国正处在向成熟推进阶段，投资对国民收入的增长是必不可少的。郑玉歆（1999）认为，要素投入作为增长来源的相对重要性是随发展阶段变化的。在发达国家，技术进步是增长的主要来源，而在低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对增长的贡献较小。发达国家在其工业化时期也曾经历过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要素积累的阶段。只是在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这种增长方式才发生了改变。从上面的分析可知，中国的投资还处于资本深化阶段，我们用新古典增长理论来说明。
在索罗增长模型中，资本积累方程为：Δk=sy-（n+δ）k，Δk为人均资本增长率，s为储蓄率，y人均产量，n人口增长率，δ资本折旧率，一定量的人均储蓄必须用于装备新工人，每个工人占有的资本为k，用于这一用途的储蓄为nk，同时一定量的人均储蓄用于替换这就是资本，这一用途的储蓄为δk，（n+δ）k是资本的广化，因此上式表示，资本深化=人均储蓄-资本广化。当Δk=0时，经济达到稳态。蔡（2007）认为中国的人口增长率一直在下降，即n在减小。中国的储蓄率从1996―2007年从36%～51%，即s在上升，一般来说折旧率不会发生太多变化，因此中国还处在资本的深化阶段，在没有达到稳态时，资本存量的增加也会使人均收入得到增长（如上图所示），假设中国前期处于稳态增长，资本存量为k*1，现在由于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和储蓄率的上升，使得s1y移动到s2y，（n1+δ）移动到（n2+δ），达到新的稳态资本存量k*2，在此过程中，资本的增加不仅使总产出增加，而且人均收入也会增长。
虽然在现阶段，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仍十分巨大，但是单纯依靠投资带动经济增长会遇到经济条件的限制，要求我们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1）中国的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造成了经济结构的失衡，投资形成的过剩的生产能力在本国内需启动不了的情况下，只能依赖出口，加大了中国经济风险。（2）中国的生产要素成本优势的消失，以前中国利用丰富劳动力和国家价格管制造成的工资和利息低廉的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今后的改革会加大企业的生产成本，企业的利润将来自于创新，来源于生产率的提高。（3）环境压力增大，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国际对气候的关注，以前较低的环境成本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将不再出现。中国提出的可持续发展要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就要求我们要改变过去的不断消耗资源对环境的破坏。（4）资源限制，由于中国的工业制成品附加值不高，每单位GDP 所消耗的资源是发达国家的几倍，所以对于基础能源和矿产资源的需求增加，而中国的人均拥有的自然资源十分有限，加上国家对于能源价格的提高，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将面临巨大的挑战。
三、全要素生产率及变化因素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即使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被考虑进来，全要素生产率（TFP）仍然构成了人均GDP水平与增长率的跨国差异的主要部分（Easterly and Levine，2001）。已经有一些研究指出：物质资本和无形资本不能解释今日各国间巨大的收入差异，储蓄率也仅有有限的重要性，全要素生产率（TFP）才是最重要的，要想理解国家间巨大的收入差异，必须有一个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的模型（Prescott，1998）。
由于数据的度量和对全要素的定义不同导致了不同的结论，林毅夫、任若恩（2007）在《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相关争论的再探讨》这篇文章中对全要素生产率作了详细的探讨，全要素生产率绝不等同于技术进步，所谓技术进步包括与资本融合在一起的和不包括资本投入的两类，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所测定的仅是不包括资本投入的技术进步。郑玉歆（1999）、易纲（2003）在考察东亚经济增长模式中指出，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有很大的不同，不能忽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阶段性规律。由于对资本度量中包含了人力资本投资，他们认为，中国经济在现阶段靠投资带动经济增长是一个阶段性规律。郑京海（2008）指出，尽管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出现了较大的分歧，但是通过已有资料的分析，中国近年来的经济增长越来越靠投资推动，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将使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可持续。因此中国经济发展必须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依靠要素投入转变到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上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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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阶段论范文2
关键词：区域经济增长；就业弹性；面板数据
中图分类号：F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2）13000303
1引言
失业或就业是宏观经济学的两大主题之一，是政策制定者和公众的重要关注点，也是学术研究的焦点。自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下降，城镇失业率不断上升，就业形式趋于严峻。于是，引发了学术界对我国就业增长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广泛关注，并对之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讨论。尽管有的学者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拉动了就业增长（赵建国2003，钱永坤等2003，陈安平、李勋来2004），但是大多数学者，如胡鞍刚（1997）、张车伟（2002）、龚玉泉、袁志刚（2002）、李红松（2002）等，认为我国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减弱，经济的快速增长并没有带来相应的就业，致使就业弹性趋于下降。蔡昉、都阳、高文书（2004）从城镇就业的角度重新估计了我国的就业弹性，进一步证实了就业弹性下降的结论。
然而，与此相对比的是，对地区就业弹性以及地区就业弹性与总体就业弹性关系的讨论却较少。因此，本文关注的焦点是地区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的关系。
因为失业或就业既受各个时期制度变迁和经济政策的影响，同时也受地区所处经济发展的阶段特有的产业结构、技术进步等因素的影响。因此，笔者采用面板数据，对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地区就业弹性进行研究，以期发现地区就业弹性的差异以及对我国总体就业弹性的影响。在本文之前，虽也有一些文献对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但多采用时间序列，没有相应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我国地区就业弹性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并且区域就业弹性的非均衡下降，引起了我国总体就业弹性降低。
2区域经济增长与就业弹性关系的理论分析
就业弹性系数是就业增长与经济增长的比率，即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所对应的就业数量增长的百分比。从理论上讲，就业弹性系数越高，同样的经济增长率能带动更多的就业人数，反之越少。如果就业弹性系数为负值，即表明经济增长没有带来就业人数的增加，反而是减少。如果就业弹性系数为负值时，通常是指正的经济增长对就业产生了挤出效应；就业弹性为零，说明经济增长没有拉动就业。就业弹性系数通常被用作反映一国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关系变化的指标。
尽管西方经济理论如索洛模
经济增长阶段论范文3
关键词：自然资源；经济增长；倒U曲线；资源诅咒
中图分类号：F06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15）10-0009-06
一、引言
自然资源是在一定的时间和技术条件下，能够被人类利用并产生经济价值的自然环境因素的总称。自然资源在经济增长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这是传统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一直关注的问题，对此学术界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并由此产生了“资源优势论”和“资源诅咒说”两种经典理论学说。自然资源丰裕度不同的国家或地区的发展路径和发展历史，则分别提供了与两种理论学说相吻合的案例。作为人类社会生产活动的必要投入品，自然资源构成了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和条件，甚至在某些特定阶段起着决定性的作用。20世纪60年代以前，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良好的自然资源禀赋，尤其是丰裕的矿产资源是工业化起步的基础和经济增长的引擎。无论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配第的“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观点，还是重农学派代表人物坎蒂隆的“土地永远是一切财富首要的、唯一来源”论断，都反映了自然资源与经济财富之间极为密切的关系。
虽然在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和内生增长理论等主流经济学理论中，自然资源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逐渐淡化，甚至被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等所取代，但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并未遭到否定。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以Auty[1]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在研究自然资源丰裕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时，提出了“资源诅咒”假说。该假说认为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之间是一种负相关关系，丰裕的自然资源非但不是经济增长的“福音”，反而会抑制经济持续增长，并由此产生了“荷兰病”、“挤出效应”和“尼日利亚病”等从生产要素配置、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和制度安排等不同角度对“资源诅咒”现象进行解释的理论。
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丰裕的自然资源究竟是 “福音”还是“诅咒”？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不仅具有极大的学术价值，更因为关系到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而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然而学术界对此并未形成统一意见，虽然国家和区域层面的研究提供了大量支持“资源诅咒”假说的经验证据，但质疑的声音一直存在，这种质疑涉及样本、指标选取和计量方法等多个方面。Brunnschweiler [2]指出，在重新选择衡量自然资源丰裕度的指标并控制制度质量之后，自然资源不再是“诅咒”，而且对经济增长产生了促进作用。丁菊红和邓可斌 [3]以及方颖等 [4]利用中国城市样本展开的研究也并未发现“资源诅咒”假说在一国内部区域层面成立的证据。
本文认为争论产生的原因除了样本和实证方法的差异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忽略了自然资源开发规模和经济发展阶段因素的影响。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将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划分为三个阶段，探讨不同阶段自然资源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体现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倒U曲线假说：在经济发展初期阶段，伴随自然资源开发规模的逐步扩大，资源型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呈现快速上升的过程，但伴随自然资源开发规模的进一步扩大，经济增长速度达到顶点并在此后逐步下降。同时，本文以1998―2011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结合面板回归分析法为理论假说寻找经验证据。
二、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分析
观察现实世界中一些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历程不难发现，丰裕的自然资源是实现初始资本积累的重要途径，并对经济增长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如同刘易斯指出的：“在其他因素相等的条件下，人们对丰富资源的利用会比贫瘠资源的利用更好”。在制度安排等条件类似的前提下，自然资源丰裕的国家或地区往往能够获得较高的社会劳动生产率并表现出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虽然美国在工业化起步时间和初期技术水平方面都要稍逊于英国，但其国内丰裕的自然资源，尤其是丰裕的矿产资源为美国早期的经济开发和资本积累创造了有利条件，使得美国获得了比英国更高的工业化水平和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
然而自然资源的这种“福音”角色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主要体现在经济发展初期。随着经济、技术和制度安排的变化，丰裕的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逐步减弱，直至最终阻碍经济的持续增长[5]。自然资源丰裕的国家（如尼日利亚）与自然资源匮乏的国家（如日本）在经济发展上表现出的巨大差异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在经历了由自然资源开发及其关联产业发展所推动的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后，技术、人力资本和制度安排等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超越了自然资源并成为支撑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这些要素往往是大多数自然资源丰裕的国家所欠缺的，这也是一系列探索“资源诅咒”发生机制的文献研究的重点所在。如“荷兰病”效应认为资源丰裕带来的收入增长促使生产要素配置从制造业部门转向非贸易部门，从而导致制造业萎缩。“挤出效应”则认为大规模资源开发通过影响储蓄投资、人力资源、教育投入和创新等因素抑制了经济持续增长[6]。“尼日利亚病”效应指出资源丰裕的地区管理质量低下且缺乏有效率的制度安排[7]。此时，如果继续依赖资源型产业并加大资源开发力度，那么“资源诅咒”现象就会产生，丰裕的自然资源反而成为抑制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不利因素。
从理论层面将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经济发展的最初阶段，这一阶段，无论是自然资源丰裕的地区还是自然资源匮乏的地区，技术和制度安排等都处于较低水平，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十分密切，并且前者对后者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一方面，自然资源丰裕的地区在该阶段通过发展资源型产业获得较高的边际报酬并实现资本的初始积累。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发展初期交换和分工还未开始或处于较低水平，自然资源匮乏的地区无法通过贸易来获得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自然资源，难以突破资源瓶颈。因此，随着自然资源开发规模的扩大，该阶段资源型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呈现快速上升的过程。
第二阶段，由于资源型产业具有高边际回报率，自然资源丰裕的地区存在继续通过扩大自然资源开发规模来推动经济增长的路径依赖。与其他产业相比，资源型产业对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的要求较低，自然资源丰裕的地区也缺乏推动技术创新和提升人力资本水平的激励。但社会生产活动的质量和效率是由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要素共同决定的。过度依赖自然资源而忽视其他因素的发展模式使得低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水平对经济增长的负面作用开始显现，但由于此时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仍然占主导地位，自然资源丰裕的地区仍然能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相比之下，自然资源匮乏的地区更加注重技术创新、人力资源储备和制度安排的改善，资源利用的质量和效率也因而得到提高。分工和交换程度的加深使得自然资源贸易规模不断扩大，缓解了自然资源短缺对经济的束缚。这一阶段，由于自然资源丰裕的地区与自然资源匮乏的地区在经济增长速度上的差距不断缩小，经济增长速度随着自然资源开发规模的扩大继续提高并达到顶点。
第三阶段，在资源可贸易条件下，自然资源对资源匮乏地区经济增长的束缚得到了解除。同时，该地区在技术、人力资本、储蓄投资和制度安排等方面的优势得到进一步体现，经济实现了持续快速增长。而在“资源诅咒”机制的作用下，丰裕的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开始显现，自然资源丰裕的地区陷入了依赖不可持续的资源型产业来维持经济增长的“开发落后再开发”恶性循环。综合来看，自然资源丰裕的地区经济增长速度逐步落后于自然资源匮乏的地区。这一阶段，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表现为随着自然资源开发规模的持续扩大，经济增长速度呈现不断下降趋势。总体来看，自然资源开发规模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如图1所示。
图1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三个阶段
三、数据、变量与模型
1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样本是1998―2011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自治区的许多统计指标在1998年以前严重缺失，但考虑到是一个自然资源开发规模极高的地区，对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故最终选择以1998年为起始年份。最终的样本包括31个截面个体和14年的时间跨度，涵盖434个观测值。采用图示法对样本进行杠杆值的检验，并未发现有偏离样本整体幅度较大的杠杆值。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库和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其中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采掘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和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等指标均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地方财政中的教育经费支出、人均GDP指数、普通高等本、专科院校在校学生数、美元加权平均汇率、科技活动人员数、进出口总额和年末总人口数等指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库。其中一些省份在1999年的指标异常，以相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为准进行修正。
2模型与变量
本文借鉴大多数研究者使用的方法，引入总生产函数的传统分析框架，并将自然资源作为一项“投入”应用于生产过程，得到反映自然资源与经济产出关系的生产函数：
Y=f（L，K，N）（1）
其中，Y代表经济总产出，L代表劳动力投入，K代表资本投入，N代表自然资源开发规模。为了更集中地衡量自然资源开发规模和资本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借鉴Parente和Prescott[8]的做法，对生产函数中的劳动力投入做规模限制，得到：
Y=f（K，N）min（L，）δ，δ>0（2）
令m=（）δ，反映经济的最大生产能力，当经济体达到最大的劳动力容量，总产出就面临恒定的规模收益，并直接取决于资本投入和自然资源投入。将式（1）和式（2）结合得到：
Y=mf（K，N）（3）
对式（3）做全微分处理，得到：
dY=mfKdK+mfNdN（4）
在式（4）中分别用β1和β2代替资本的边际产出和自然资源开发规模的边际产出，再对等式两边同时除以m得到人均产出增长模型：
dY/m=β1dK+β2dN+u（5）
如果忽略其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那么式（5）已经能够用来考察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但现实世界中的经济增长无疑会受到技术、人力资本和制度安排等要素的影响，其中制度质量是近年来相关研究关注较多的，并可能会对实证结论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本文在模型中加入了市场开放程度变量，能够较好地反映地区的制度质量。为了反映自然资源开发规模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可能存在的倒U型关系，我们还在模型中加入了自然资源变量的平方项，得到本文的基础计量模型：
EGit=α+β1MC+β2NRit+β3NR2it+Zit+ui+εit（6）
其中，下标i和t分别代表省份和年份。EG代表地区经济增长水平，MC代表资本投入规模，NR代表自然资源开发规模，Z代表一系列理论上影响地区经济增长的控制变量的向量，具体包括人力资本水平、技术创新力度和市场开放程度等。ε代表标准误差项，表示未观测到但影响因变量的其他因素。u代表特定地区效应的系数，用来控制不随时间改变但与因变量相关的地区特征。
对于衡量自然资源开发规模指标的选择需要极为谨慎，因为这会直接影响到实证结论的准确性。本文借鉴徐康宁和王剑[9]以及梁云和唐成伟[10]使用的方法，以采掘业固定资产投资额与当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值来衡量自然资源开发规模。
国内学者衡量自然资源开发规模的方法主要有三种：（1）采掘业固定资产投资额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值；（2）采掘业就业人口与当地总就业人口的比值；（3）能源工业产值与工业总产值的比值。这一指标能够较为全面地覆盖我国统计口径下的煤炭、石油、天然气、金属和非金属矿采选业等与自然资源直接关联的细分行业，从而较为准确地反映当地的自然资源禀赋，同时还能够体现该地区在发展资源型产业方面的主观意愿或态度。此外，使用投入水平指标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因初级产品部门产值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影响而产生的内生性问题。
经验分析部分进行的内生性检验也进一步验证了这种衡量方法的正确性。
地区经济增长以人均GDP的年增长率来衡量，即当年的人均GDP指数减去100（上年=100）。物质资本投入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与地区GDP的比值来衡量，人力资本水平以每万人中普通高等本、专科院校在校学生数来衡量，市场开放程度以进出口总额与GDP的比值来衡量（以当年美元加权平均汇率折算），技术创新水平以每万人中科技活动人员数来衡量。具体的变量定义和统计性描述如表1所示。
表1变量定义和统计性描述
变量名称符号衡量方法均值标准差
我们采用CN判断法检验变量间是否有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11]，结果显示CN（Condition Number）值为15610，小于临界值20，所以可以认为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利用样本数据描绘的散点图初步显示，自然资源开发规模与以人均GDP增长率衡量的经济增长速度之间呈现类似倒U型关系。本文使用的计量分析软件是Stata11。
四、结果分析
基于以上的计量模型设定，本文结合1998―2011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面板数据经验分析了自然资源开发规模与地区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面板数据回归模型由于假设的不同存在混合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等三种不同的估计方法，且不同的估计方法会对实证结论产生一定的影响。与此同时，本文选择的自然资源开发规模指标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联系，但该变量是否是严格外生变量且不存在内生性问题，还需要做进一步的验证。此外，面板数据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和序列相关问题也会导致估计结果产生偏误，所以有必要进行相关检验，并在此基础上选择最合适的估计方法。
本文分别采用混合模型、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法进行估计，在此基础上采用F检验、Breusch-Pagan检验和Hausman检验在估计方法之间进行选择。同时，采用Wald检验对异方差问题进行检验，采用Wooldridge检验对序列相关问题进行检验，在工具变量法估计的基础上采用Davidson-MacKinnon检验对内生性问题进行检验。具体的检验方法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表2相关的检验结果
从表2可以看出，原序列存在异方差问题，但不存在序列相关问题。Davidson-MacKinnon检验拒绝了模型存在内生性问题的原假设，表明我们选择的变量较好地避免了内生性问题。模型选择的检验显示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是较为合理的。最终，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并在此基础上采用Bootstrap自抽样法对标准误进行修正，以克服异方差问题，结果如表3所示。
注：括号中的数值为系数的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的同时采用Bootstrap自抽样法（抽样300次）对标准误进行修正，以克服异方差问题，FE估计下括号内显示的是Bootstrap标准误。IV估计时使用变量NR的二阶滞后项作为其工具变量。
从表3可以看出，模型（1）和模型（2）的Wald检验统计量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模型设定较好。模型（1）是以地区经济增长与EG为因变量对一系列控制变量进行回归，模型（2）是在此基础上加入自然资源开发规模变量NR及其平方项NR2进行的回归。对比两个模型的拟合优度，发现从0180提高到0250，表明自然资源开发规模变量NR的加入增加了模型的解释力度。同时，自然资源开发规模变量NR的系数为正值且高度显著（0259，1%），而其平方项NR2的系数为负值且显著（-0014，1%），说明自然资源开发规模与地区经济增长速度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其经济学意义在于，经济发展初期随着自然资源开发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与自然资源开发相关产业的兴起，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呈现快速上升的过程，但随着对自然资源开发力度的进一步加大，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在达到顶点之后开始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
五、结论
沿着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脉络，不难发现自然资源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经历了从主角到逐渐淡出主流经济学的视野，到成为抑制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诅咒”，再到在自然资源普遍短缺的社会重新获得关注这一过程。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将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划分为三个阶段，分析不同阶段自然资源在经济增长中的角色和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反映二者关系的倒U曲线假说，认为随着自然资源开发规模的不断扩大，经济增长速度总体上呈现先快速上升后逐步下降的过程。本文以1998―2011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面板数据为样本，结合面板回归分析法为理论假说寻找经验证据。在控制了制度质量并有效克服内生性问题之后，本文发现自然资源开发规模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确实表现出了显著的倒U型关系。
本文的研究结论能够为地方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尤其是自然资源丰裕地区的发展战略制定提供一定的参考。从对人类社会整体的作用角度考虑，自然资源始终是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物质基础。但具体到国家或地区层面，由于资源利用模式方面的差异使得自然资源出现了“福音”与“诅咒”的区别。对于那些有着丰裕自然资源但初始技术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地区，发展资源型产业能够实现原始资本的快速积累和工业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因而在经济发展初期是一种最优选择。但与此同时，必须高度重视技术创新、人力资本、储蓄投资和制度安排等构成经济持续发展的核心要素，防止这些要素因为“资源诅咒”发生机制而遭到“侵蚀”。对于资源型地区而言，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适时转型，必须在资源经济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及时改变发展模式，重视人力资本的积累，鼓励企业研发创新，完善制度安排，走依靠产业升级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但经济发展模式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这在自然资源丰裕的地区体现得更为明显。同时，在晋升锦标赛的官员提拔体制下，自然资源丰裕地区的官员很难有足够的激励去舍弃高边际回报率的资源型产业，而他们往往是产业转型的关键所在。因此，如何选择转型的时机，并获得足够的动力来推动转型，是一个亟待研究的课题。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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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ural Resources and Economic Growth： An Inverted U-shaped Hypothesis
Yun-Liang1；Yaqing-Zheng2
（1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Trade，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BengBu AnHui 233010， China；
2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BengBu AnHui 233010， China）
经济增长阶段论范文4
关键词：红利变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供给管理
中图分类号：F014.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12）04—0010—04
一、红利变化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供给约束
为了研究红利变化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供给约束，我们有必要研究各种红利空间的变化给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所带来的影响，同时对需要中国当前经济发展的所处阶段进行准确判断，并概括总结该阶段的新特征。
根据西方发展经济学家对经济发展阶段的研究，划分经济发展阶段的标准观点分为三类：（1）结构主义观点。认为经济发展的本质是生产结构的变动，通过设置结构性指标体系划分经济发展的阶段，代表人物是霍夫曼和罗斯托。（2）总量主义观点。认为经济发展过程最终是一个总量扩张的过程。因此，经济发展阶段划分的方法是采用诸如人均GDP等总量指标。代表人物是西蒙·库兹涅茨。（3）综合主义观点。认为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标准不应该是唯一的，而是若干指标的综合。代表人物是井村干男。另外，关于经济发展阶段划分的内容因划分的阶段数不同，各阶段的顺序和名称也不尽相同，分为三阶段论、四阶段论、五阶段论和六阶段论。而中国正处于经济总量不断增长和经济结构变化的总体扩张状态，长期看来，宏观经济发展已经逐步由利用外生经济机会向利用内生经济机会转变，为了对这个经济发展阶段进行准确界定，本文依据划分经济发展阶段的经济总量标准、经济结构标准、制度水平标准和创新水平标准，构建了一组指标体系来衡量经济发展阶段的特征见表1。
通过计算指标的权重系数来计算经济发展度，其中经济发展度的计算公式为：
根据权重计算出各年的经济发展度并进行阶段划分得到结论：我国目前处于工业化逐渐成熟、开始迈进工业化高级阶段和经济稳定增长阶段。目前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特征：第一，当前经济发展具有“双重制度变迁”的特征，一方面完成由贫穷落后向富裕状态的发展，另一方面在加速实现传统工业化的同时迎接信息化时代工业化的挑战；第二，产业结构、城乡结构、消费结构、需求结构等的调整成为新阶段经济发展的主题；第三，以知识为基础的相关产业均呈现明显的规模报酬递增现象；第四，就业服务、社会保障、医疗卫生、食品安全等公共服务的需求进一步加强；第五，经济发展中短期需求因素的作用在下降，而长期供给因素的作用在进一步提升。
在目前经济发展新阶段的背景下，中国体制转轨红利、投资红利、人口红利、资源红利、外资红利和外贸红利等六大红利变化对当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出了新要求。这些红利空间的变化分析表明我国目前处在红利变化的大背景下，而且红利的增加或减少都是经济发展至特定阶段的产物，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变化的红利会对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产生更新的要求，一些红利的消退也为新红利空间的创造提供了现实条件。
红利变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发展呈现经济结构变化速度快、物价波动不稳定的局面，又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双重制度变迁”“结构调整”等特征。这些特征使中国经济发展方式面临着一系列供给约束：第一，生产技术滞后造成技术供给缺乏，技术供给可以直接影响产品的生产质量，从而约束经济增长质量，不仅表现为高技术、人力资本投资的滞后，还严重表现在食品安全、环境卫生等领域，因此在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技术创新的要求迫在眉睫；第二，生产要素的供给约束，包括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电力供应紧张、部分行业劳动力缺乏等；国家统计局2011年《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显示，超过30岁的农民工比例高达61%，其中41—50岁占比24.7%，50岁以上农民工占14.3%。劳动力供应年龄结构的变化，是导致十年民工荒的原因。制造业和服务业最需要的是年轻农民工，而劳动力蓄水池中绝大部分是中老年农民工。第三，制度供给缺乏导致生产效率低下，规模报酬递增的经济效益不能完全发挥；第四，自然资源和环境的供给约束，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带来经济的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在资源环境问题上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当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自然资源和环境的供给约束成为制约我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红利变化背景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需求管理的局限性
经济增长阶段论范文5
关键词：实际利率水平；经济增长；金融深化
一、引言
实际利率（RealInterestRate）是资金的价格，是借贷的成本，也是经济活动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变量。对于作为资本市场关键变量的实际利率，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和什么方向上对经济增长发生作用，理论界长期意见不一。传统的以凯恩斯学派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派一直强调利率与经济增长的反向变动关系。凯恩斯（1936）认为，实物投资的效益体现为“资本的边际效率”(MarginalEfficiencyofCapital)，投资成本为利率水平。资本边际效率递减的性质决定了利率水平必须相应下调，才能保证实物投资的利润，否则会出现投资需求不足进而导致经济衰退。因此，为了促进经济增长，政府必须采取以降低利率为主的货币政策才能达到扩张需求、刺激产出增加之目的。麦金农（1973）和肖（1973）则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时存在“金融抑制”现象，经济严重分割，不存在发达的资本市场，缺乏金融工具，在不同的资金市场存在不同的利率。大企业较易融资，而大量的中小企业以“内源融资”为主，融资渠道单一，甚至难以获得发展所必要的资金。作为资本价格信号的实际利率被严重低估，储蓄和投资受到抑制。因此，提高实际利率水平有助于增加储蓄和投资、推动经济增长。
1978年以来，我国的利率变动比较频繁并且波动幅度较大：1978-1989年是利率水平逐步提高阶段。在这一阶段，央行先后7次调高了储蓄存款利率，1年期定期储蓄存款利率达到了11.34%的历史最高点；1990～1995年是利率适应性调整阶段。在此期间，利率短时间内3次下调又3次上调，存贷款利率差距拉大；1996～2003年利率下调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人民银行连续8次下调存贷款利率，1年期储蓄存款利率由1995年的10.98%下调至1.98%，1年期贷款利率由12.06%下调至5.31%，降至改革开放后的最低点；2004年至今是利率上调阶段。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2次上调，表明开始进入一轮新的加息通道。本文所要分析的，是我国利率频繁和大幅度变动，究竟对经济增长在什么方向上和多大程度上产生作用。
本文以下的安排是：第二节是实际利率水平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文献综述，第三节是研究指标的选取与所用数据的描述；第四节是实际利率水平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第五节是结论及其政策含义。
二、实际利率水平与经济增长研究文献综述
货币政策行动通过利率途径对经济产生影响是凯恩斯学派的观点，关于利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国内外学者作了大量的研究。
McCallum（1983）实证研究认为利率是比货币总量更好的货币政策行为指标，因为利率吸收了货币总量预测力(Litterman&Weiss，1985)。Lanyi和Samcoglu(1983)对发展中国家的利率政策进行研究时发现，实际利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着强正相关关系，即实际利率高的国家，经济增长率也高。Gellb（1989）利用34个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数据对实际利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作了更加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发现实际利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并认为较高实际利率主要是通过资本产出效率的改善而使经济获得较高的实际增长的。世界银行（1990）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发现，1965-1985年期间经济增长率与实际利率水平呈正相关。Taylor（1993）认为在各种影响物价水平和经济增长率的因素中，真实利率是惟一能够与物价和经济增长保持长期稳定关系的变量。调整真实利率，应成为货币当局的主要操作方式，即泰勒规则。
商德文和王惠平（1996）对我国1985-1993年的数据进行分析，认为中国存在“金融抑制”现象，利率被人为压低，不能反映出资本的实际价格，实际利率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宾国强（1999）对1978-1996年中国的宏观数据进行研究，得出了实际利率每提高1%，金融深化速度提高0.784%，经济增长速度提高0.879%的结论。研究忽视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实际利率与增长率之间关系出现背离的现实，没有考虑市场背景的变化可能使现实脱离原有的理论研究范围，将近20年的数据进行笼统地处理，从而导致其结论的显著性降低。沈坤荣、汪建（2000）运用1978-1998年的中国数据，对实际利率水平、利率传导机制与中国经济增长进行经济计量检验，发现1989年以前的十年间,实际利率与经济增长同步，较高的实际利率水平推动了当期的经济实际增长，而1991-1998年实际利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却不存在相关关系。
三、指标的选取与数据描述
在利率的选择方面，主要选取能够对宏观经济产生直接影响的利率，即商业银行对市场主体的存贷款利率。以年利率为分析对象，按人民银行规定的一年定期存贷款利率为基准进行月度加权平均而得到，实际存贷款利率等于年名义存贷款利率减去当年通货膨胀率再除以1加上通货膨胀率。与其他研究不同的是，本文选取实际贷款利率作为解释变量，因为传统经济学理论在分析实际利率水平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时，所指的利率一般是实际贷款利率，因为利率传导机制为：利率投资经济增长，影响投资的利率为贷款利率。
选取GDP作为影响市场化利率的宏观经济变量，它同利率之间存在间接的传导关系，选取年度GDP作为经济增长的变量。通货膨胀率指标方面，国内通常用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与商品零售价格指数(RPI)衡量通货膨胀率。本文选取消费者价格指数作为衡量通货膨胀率指标，因为商品零售价格指数的计算剔除了第三产业的变化，剔除了服务价格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不足以反映一般价格水平的变化，而消费者价格指数包含了服务，更全面反映中国物价变化的程度。二者与GDP之间的相关程度不同，消费者价格指数与GDP之间关系更密切。现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采用消费者价格指数来反映通货膨胀率，而且消费者价格指数还具有可得性。名义和实际存贷款利率与GDP增长率参见表1：
注：1.名义利率为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按实行的时间作加权平均；2.实际存/贷款利率=(名义存/贷款利率-通货膨胀率)/(1+通货膨胀率)。3.通货膨胀率等于消费者物价指数减去1。
四、实际利率水平和经济增长关系实证分析
首先对观察实际贷款利率、实际存款利率与GDP增长率的关系。从图1中可以看出，在1990年以前，实际贷款利率、实际存款利率与GDP增长率呈同向变动关系，而在1990年以后没有这种明显的相关关系。
在建立模型时，考虑到图1所显示的分时期特点，分别以1978-1990和1991-2005年作为考察期，来检验利率与经济增长的整体相关关系。考虑到货币政策的滞后性，将实际存贷款利率的滞后一期也纳入模型，建立模型如下：
从回归的结果来看，第一阶段的实际存款利率每增加1%，GDP增长率将降低0.233个百分点，说明我国的实际存款利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符合传统经济理论。实际存款利率的滞后一期的值每增加1%，GDP增长率将增加0.726个百分点，这一点符合实际利率的提高有解除金融抑制、促进增长的重要作用，同时也说明货币政策具有较强的滞后效应。但是，也要看到的是，第一阶段的线性拟合效果不太好；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较好，实际存款利率每增加1%，GDP增长率将降低1.272个百分点，实际存款利率的滞后一期的值每增加1%，GDP增长率将增加0.145个百分点，说明我国的实际存款利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符合传统经济理论，并且现期的货币政策效应更大。实际贷款利率的值每增加1%，GDP增长率将减少1.397个百分点。
五、结论及政策含义
本文的研究发现，1978-1990年较高的实际存款利率水平降低了当期经济增长，反而推动滞后一期的经济增长。可以认为，货币政策实施时，较高的实际存款利率确实降低了投资意愿。但是，由于当时我国仍处于短缺经济时代，商品短缺、资金紧张、市场均衡利率高，而实际利率被压低，此时提高低估的利率符合金融深化理论。实际存款利率之所以对滞后一期的经济增长起作用，是因为货币政策实施的滞后性。
1991年-2005年，实际存款利率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符合金融深化理论的观点，实际贷款利率水平与经济增长的负相关关系更加符合传统经济理论的观点。说明1991年以后,我国逐渐摆脱了短缺经济，由卖方市场走向买方市场。产品供给开始大于需求，投资利润率降低，市场资金逐渐过剩，市场均衡利率开始下降，提高实际贷款利率将导致投资意愿下降和储蓄意愿的上升。其中的政策含义在于，提高实际存款利率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而提高实际贷款利率有助于给过热的经济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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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阶段论范文6
宏观调控是政府干预经济运行的重要手段，它已有较长的发展历史，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盲目性较大的干预阶段。其特点是在经济运行严重偏离适度区间后，才被迫采取高强度措施，予以纠正，因而经常出现经济增长的大起大落，表现为强幅波动。第二阶段是理性干预阶段。其特点是在经济运行刚一偏离适度区间，就能采取中等强度措施加以纠正，经济周期的波动幅度大大减小，表现为中幅波动。第三阶段是精确干预阶段。其特点是运用微调手段将经济运行控制在适度区间以内，实现经济周期波动平滑化，表现为微幅波动。微调是指政府小幅度地反复使用某一政策工具来对付经济惯性等因素引起的小冲击、小扰动，将经济运行控制在适度区间。发达国家的经济调控已进入第三阶段，并主要以利率为手段进行微调。例如，美联储为了抑制经济过热或过冷，有时连续十几次提高或降低利率，每次变动利率的幅度很小，一般为0.25个百分点。
我国的宏观调控的水平也在不断提高。过去，我们往往在出现严重通胀后才被迫采取高强度紧缩措施，造成经济大起大落。而此次宏观调控在经济出现过热苗头时，就迅速采取紧缩措施，不仅避免了经济强幅震荡，而且保持了平稳快速增长。这说明我国宏观调控已过渡到第二阶段。现在的任务是如何掌握利用微调来调控经济，将其控制在适度区间的方法和技巧。
我国此次宏观调控实际上是中等程度干预，它的效果虽然好于高强度干预，但低于微调。与后者相比，它有三个弱点。一是滞后性。它往往在经济运行已经偏离适度区间，过热或过冷初步形成后才进行干预，错过了最佳时机，有些失之过迟。二是力度偏大。由于经济运行已偏离适度区间，要将它扭转回适度区间，需较大的调控力度，这容易引起经济震荡。三是缺乏灵活性，不能对付经济惯性的冲击。
经济运行有两大特点，一是方向的变动性，即其总是交替向上或向下运动，不会停止在某一点上。二是惯性，当经济向上或向下运行时，有一种冲力，即使加以抑制，也会在原有轨道运行一段时间后才会停下来。例如，当经济处于上升趋势或上升通道时，经济惯性会使经济增长速度越来越快，如果不加以阻止，会很快越过潜在增长率和适度区间，进入经济过热。但如果采取强干预，则由于力度太大，产生矫枉过正的偏差，即不仅阻止了经济趋向过热，而且使之转为过冷，引起经济震荡。只有采取微调手段，才能适度减缓经济惯性的冲击，将经济稳定在适度区间。由此可见，宏观调控有两个任务：一是扭转经济运行方向，即在经济过热（或过冷）时，采取高强度或中等强度措施，使之由上升（或下降）转为下降（或上升）。二是使用微调手段来阻击和抑制经济惯性的冲击，将经济增长率控制在适度区间。如果第二个任务完成的好，第一个任务也就不需要了。
二、宏观调控的微调工具和技巧
从我国的宏观调控历史来看，我们比较善于高强度和中等强度调控，对于微调还比较生疏，缺乏深刻的认识。其原因之一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微调工具。要掌握微调技巧，需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微调工具，确定微调幅度和频率，正确判断微调启动时机，三者缺一不可。
（一）微调工具
发达国家选择的是利率，这与它们已建立起相当成熟的市场经济分不开。而我国刚刚建立起市场经济，还不完备，利率也没有实现市场化，因而无法以利率为主要微调手段。更何况，利率的调控空间小、时滞长，既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局限性较大，并不是最理想的工具。
与之相比，投资贷款增长率具有很多优点。经济增长从短期来看，主要是靠投资拉动的，而投资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投资资金的多寡，特别是投资贷款的多少。因此，抓住了投资贷款增长率（即信贷闸门）也就抓住了经济增长的“牛鼻子”和要害，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实际上，利率也是通过投资贷款增长率来间接影响经济的，即利率的升降影响投资贷款增长率的增减，进而影响投资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从我国此次宏观调控来看，正是管住了信贷这个闸门，才及时制止了经济过热。
央行直接调控投资贷款增长率是行政手段还是经济手段呢？它实际上是经济手段。一般来说，在货币领域，凡是央行只控制总量不管资金具体使用，而由商业银行或经济主体自行决定的，都属于经济手段。以这个标准来衡量，贷款增长率，特别是投资贷款增长率与银行准备金率一样，都属于货币政策工具，所不同的是它的作用更直接，效果也更显著。
（二）微调幅度和频率的确定
发达国家微调的幅度是每次变动利率0.25个百分点，属于小幅调整。对投资贷款增长率的调整也应如此，以小幅调整为主，每次变动0.25―0.5个百分点为宜。微调的频率不宜过快，要有一定的间隔，以观察效果。如果微调频率过快，间隔过短，等于几个微调叠加在一起，成为“重调”，容易引起经济较大波动。特别是投资贷款增长率，它的调整要半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影响经济增长率，因此每次调整后，应等一下，观察效果，不可操之过急，频繁调整。
从微调的实际效果来看，美国运用的比较成功。例如，为对付通胀压力（即经济增长率越出适度区间上限的压力），美联储从2004年6月到2005年12月，连续13次提高利率，使之从2%提高到4.5%。这些经验值得借鉴。对于我国来说，在进行微调时，无论是提高还是降低投资贷款增长率，都要一点一点地进行，走一步看一下，宁可慢一些，要有足够的耐心。
（三）微调启动时机的判断
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在经济运行处于上升（或下降）趋势的情况下，当经济增长率高于（或低于）潜在增长率时，启动微调，阻击经济惯性，将其控制在潜在增长率附近，至少不能偏离适度区间；另一种情况是经济过热，政府采取紧缩措施，使经济增长率由上升转为下降，但由于阻力太大，经济增长率迟迟不能回归适度区间。这时，就要启动微调来加速回归进程。
掌握微调启动时机，首先需要确定经济增长适度区间。经济增长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扩大再生产过程。决定扩大再生产的因素主要是投资和生产技术效率。由于后者在短期内相对稳定，因此投资量的变动对扩大再生产至关重要。从这一点出发，扩大再生产过程可分为以下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企业筹措投资资金阶段(简称筹资阶段)。由于我国企业投资资金很大一部分，甚至主要部分来自银行贷款，而它又容易为政府所调控，因此，投资贷款增长率成为该阶段的核心指标。第二阶段是企业使用筹集来的资金进行实际投资阶段(简称投资阶段)，核心指标是投资增长率。第三阶段是投资拉动经济增长阶段(简称经济增长阶段)，核心指标是经济增长率。第四阶段是经济增长率影响总量均衡阶段(简称总量均衡阶段或通胀阶段)，核心指标是通胀率。这四个阶段及其核心指标，组成了新的经济运行评价指标体系的主干。从其相互联系来看，投资贷款增长率是先行指标，投资增长率是次先行指标，经济增长率是同步指标，通胀率是滞后指标。
三、我国经济运行评价指标体系的参考数值和政策选择
从我国情况看，根据经济模型测算，上述四个阶段达到均衡时核心指标的参考数值是：通胀率为3%，适度区间为1―3%；适度经济增长率或潜在经济增长率为9.3%，适度区间为9―9.6%；适度投资增长率为16.5%，适度区间为15―20%；适度投资贷款增长率为6%，适度区间为5―9%。
运用上述参考指标来观察我国2005年经济运行态势，可以发现通胀率比2004年同期下降2.1个百分点，达到1.8%；经济增长率为9.9%，比2004年同期下降0.2个百分点，但高于适度区间的上限；投资增长率为25.7%，比2004年同期下降0.9个百分点，仍明显高于适度区间的上限；投资贷款增长率（由于我国没有投资贷款的统计,因此只能以贷款总额减去消费贷款后的余额来代表之）连续下降，从2004年12月的13.5%回落到2005年12月的10%，向适度区间的上限靠拢。
上述四个核心指标都有不同程度下降，说明政府的宏观调控产生了积极效果。但经济增长率、投资增长率和投资贷款增长率都不同程度地高于适度区间上限，说明投资膨胀的反弹压力仍然很大，政府决定继续采取双稳健政策是正确的。它有两层含义：一是保持紧缩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防止投资膨胀反弹。二是紧缩力度不可过大，要平稳过渡，防止经济大幅下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