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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新阶段范文1
记者：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那么从“增长”到“发展”，一词改变有何深刻的内涵？
刘世锦：增长是量的描述，发展是质的规定，高增长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带来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国际上对增长和发展的关系也有不少讨论。增长并不等于发展，有些国家就曾经出现过“有增长而无发展”的情况。十七大报告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重要论断，是在探索和把握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的重要方针，也是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
记者：当前，为什么要提出这一重大战略呢？
刘世锦：我国经济保持年均9%以上增长率已经近30年了。从工业化历史上看，能够在40年的时间内持续保持平均7%以上增长率的经济体只有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地区。由于历史背景不同，发达国家和地区实现工业化所经历的时间是不同的。工业化先行国家所经历的时间长一些，但平均增长速度相对要低。二战以后，世界出现了一批增长速度较高、但时间相对缩短的经济体。总的看来，能够在三四十年的时间内持续保持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并不多。一些经济体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快速增长后，陷入停滞状态，如拉美的巴西、阿根廷等国。即便是被视为成功典型的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也遭遇了1997年严重金融危机的冲击。再早一些，老牌工业化国家也都曾因经济危机和战乱，而使其发展进程中断或受到重创。
上面提到的在40年时间内保持快速增长的3个国家和地区，都是相对较小的经济体，大的经济体尚无先例。在中国经济保持了长时间的快速增长，总量规模迅速扩大的时候，国内外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出现一些正面或负面的议论，比如“中国机遇论”、“中国崩溃论”、“中国”等，是有其必然性的。就中国经济本身看，近几年来确实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具有转折含义的重要变化。从2003年开始，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已经连续4年达到10%以上。2006年，经济总量超过了21万亿人民币；人均收入在超过了1000美元后不久，又达到了2000美元；财政收入新增部分超过7000亿人民币，接近于10年全部财政收入。但是，必须看到，在总量规模变化的同时，结构性的变化和矛盾也更为显著。
记者：那么这些结构性的变化和矛盾具体有哪些呢？
刘世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这些变化和矛盾：
――能源和其他重要资源的生产和消耗增长迅速。例如过去曾认为中国的钢产量1亿多吨就够了，而2006年钢材产量则超过4.6亿吨。
――环境压力空前增大。如果说资源可以通过进口和替代有一定调节空间的话，环境容量由于其不可移动性，没有多少调节余地。
――过去构成中国经济增长低成本优势的诸多生产要素，特别是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格上升。据东南沿海一些地区调查，普通劳动力工资近年来年均增长15~20%；土地价格涨幅更大，有些地区仅生产性用地涨幅也达一倍以上。
――在整个国民经济保持快速增长的同时，原有的地区发展差距并没有缩小，有些方面还在扩大。在地区发展差距的背后，主要是城乡发展差距。
――社会矛盾在某些方面有所增加，由拆迁、征地、职工下岗、社会保障、干部和腐败等引发的时有出现，社会不稳定因素不容忽视。
――中国正在以日益增长的规模介入国际经济活动，“中国因素”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外汇储备超过1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近两年的贸易顺差超过千亿美元，国际贸易摩擦增加，贸易不平衡构成很大挑战。
以上列举的当然不是新变化的全部。就这些现象而言，大部分以前也都存在，之所以称其为“新变化”，是因为它们在某种意义上进入了一个“转折点”。需要考虑两个相关的问题：一是我们是否正在或已经进入与以往有较大不同的新的发展阶段，二是如果是进入这样一个新阶段的话，现有的发展方式能否有效应对所面临的诸多矛盾和挑战，使中国经济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势头。
可以给出的判断是，我们已经或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当然，对这一新阶段如何概括，还可以探讨；这一新阶段所出现的矛盾和挑战，在已有的发展方式空间内，是难以包容和应对的。发展方式的转型势在必行。
二、以自主创新赢得新的竞争优势
记者：近年来，我们党非常强调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那么提出这一战略有何重要背景？
刘世锦：近年来，我们党提出加强自主创新的一个重要背景，是当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价格上升以后，持续了20多年的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正在逐步削弱，需要培育起技术进步为基础的新的竞争优势，实现竞争优势的转换。这是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内容。进入新世纪后，我国人均收入越过一千美元关口，现在又达到两千美元，当然是好事，同时也是“双刃剑”，因为这既是收入水平提高，也意味着要素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也相应减弱了我国劳动力的国际比较优势。低成本优势的减弱在各地都逐步表现出来，在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最为明显。在这些地区，一些对低成本敏感的企业开始向外转移，留下来的企业则要通过研发、设计、品牌、营销渠道等环节的努力向产业链中高端升级。当然，低成本优势的减弱将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我国幅员辽阔，地区间发展水平差异大，还会有一些地区继续呈现低成本优势，一个较长时期内我国将保持多种竞争优势并存的格局。但从中长期看，低成本优势削弱后的调整不可避免。通过创新形成新的竞争优势，是一个关系到我国产业中长期竞争力，因而也是关系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
记者：如何理解自主创新的含义？
刘世锦：我们把自主创新概括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吸收消化再创新。与过去关起门来搞研究不同，这几种类型的创新都是在日益扩大的开放条件下进行的。如何认识自主创新，近年来也有一些讨论。有的行业围绕“合资企业进行的创新算不算自主创新”展开争论。对这个问题，还是要从全局和战略的眼光来观察和理解。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资金的“引进来”和“走出去”，纯粹内资的企业将越来越少。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实行多元化的股份制结构，其中包括引入外资。国有经济比重最高的基础行业，如电力、电信、金融等行业中的国有大企业，也越来越多地在境内外上市。所以，按照企业资本来源来界定，不符合开放经济的实际，也存在很大的技术上的困难。比如，某企业的直接投资者是内资，但再从这个投资者向上追溯，可能会找到外资踪迹。外资企业的研发活动到中国来，虽然会对内资企业形成竞争，同时也有技术信息扩散、人员培训、促进产业配套条件形成等积极作用，总体上说利大于弊。可借鉴的国际经验和我国多年来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从内外资企业的角度看，我们所说的自主创新可以有两个要点：一是内资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一是外资企业研发能力向中国的转移。当然，前一个要点是重点，我们讲自主创新，立足点和重心都是内资企业。有一些东西，特别是那些关键性、基础性的技术，仅仅靠开放是拿不到的，必须靠自己来搞，对此我们必须要有清醒认识。但是，这与鼓励外资企业研发能力向中国转移不矛盾。这两件事情是互动的，一定程度上是互补的。外资企业是在中国仅仅搞加工制造好呢，还是把研发能力也转移到中国来好呢？还是应该鼓励它们向中国转移。在这个问题上，能不能这样来认识：我们讲自主创新，这个“自主”的主体应该是中国经济的大局，全球化、市场化背景下中国经济的大局。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合法注册、经营的企业所进行的有利于提高中国经济创新能力的活动，都应该得到鼓励，一定程度上也都可以划入“自主创新”的范围。这是一个宽松的、包容量很大的定义。这样看问题，对提高我国经济总体创新能力有好处，也正是新时期提高吸收外资质量和水平的政策所要求的。
三、更加关注人均实际收入水平
记者：我国经济发展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地区发展不平衡，那么，今后我们将采取哪些措施来逐步缓解这种状况？
刘世锦：这些年通过实施地区重点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等战略），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但尚不足以改变地区发展差距扩大的态势。近年来影响地区发展格局的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城市化进程加快，一些大的城市带、城市圈的形成，如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湾城市圈，内地沿大的交通通道形成的城市带等。二是产业的区域集中加快，过去一个新产业出来，各地都要搞，遍地开花。一些年来通过市场竞争，产业的区域集中度显著提高，如彩电生产，过去一度20几个省都在生产，现在大部分集中到珠三角地区；汽车生产也正在逐步集中到为数不多的几个区域。城市带的形成与产业区域集中往往是重合的，产业集中为城市发展提供了支撑。这些变化总体上说符合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规律，是积极的、可持续的，但必然影响到原有的地区发展格局，不仅表现在大的行政区划之间，也表现在这些行政区划内部。
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的新一轮增长中，出现了某些有利于缓解地区发展不平衡的趋向或因素。例如，在重化工业增长加快、比重提高的背景下，对能源、原材料、装备工业产品等的需求迅速增长，拉动了具有资源优势和重工业基础较好的中西部与东北的部分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又如，东南沿海地区要素成本上升后，一些企业开始向北部沿海地区和中部部分地区转移，部分国际转移产业也将承接地更多地转向要素成本较低地区。这些趋向或因素的稳定和增长，将会对促进地区平衡发展发挥更多的基础性作用。
记者：评价地区发展平衡一般采用什么指标？
刘世锦：对地区平衡发展有一个正确理解和评价的方法问题。当一个国家进入工业化的快速增长阶段后，发展条件好的地区将率先发展，吸引各种资源向这些地区集中，其中包括人员流动。劳动力由落后地区流动到发展快的地区，找到了工作，增加了收入，也减少了落后地区的人口基数，落后地区人均收入水平相应有所提高。反之，发展快的地区人口基数增加，人均收入水平相应有所下降。我们讲地区发展差距，所关心的是这些地区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所以，“人均实际收入水平”是一个适宜的比较性指标。这个指标除了关注货币收入外，还考虑到剔除不同地区物价水平差异后的实际购买力水平。在劳动力和其他人口合理流动的情况下，不同地区“人均实际收入水平”将逐步趋于缩小。我们要注意地区经济总量增长速度差距、不同地区户籍人口货币收入差距等指标，更需要关注不同地区实际生活和就业人口的“人均实际收入水平”指标的变化。从这一角度出发，将有助于正确观察和理解地区之间关系发展的动态过程。
记者：地区不平衡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城乡发展不平衡。那么，改变城乡发展不平衡的根本途径是什么？
刘世锦：改革开放以来，原有的城乡隔离状态被打破，大批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和非农产业，不仅显著增加了农民收入，而且改变了原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这是改变城乡发展不平衡，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是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一条主线。我们的各种政策，不论产生于何种背景，都应当促进而不是延缓这一进程。当然，这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早期工业化国家曾经历上百年时间。我国目前的城市化率接近50%，大体完成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过程，至少还需要30年时间。在这一过程中，始终面临着两方面的任务：一方面要促进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和非农产业，使之“出得去”、“留得住”，包括拓宽就业渠道，改善农村人口在城市生存、发展的制度和政策环境；另一方面，要通过多种途径，包括转移支付等方式，提高仍然居住在农村人口的收入水平，改善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使之与城市人口，包括已转移至城市的原农村人口的收入差距逐步缩小，至少要让他们“过得去”。近年来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
四、发展中的问题和矛盾只能通过进一步的更好发展来解决
记者：这些年来，我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社会问题和矛盾却有所增加，在有些方面甚至激化。您对此怎么看？
刘世锦：这种反差很值得深思。从国际经验看，一国经济进入快速增长阶段后，也同时进入经济和社会结构、重大利益关系剧烈调整的阶段，社会矛盾的类型和数量增加，有些领域的矛盾趋于尖锐，处理不好还可能引发社会动荡和危机。当发展到一个较高水平，社会上较大比例成员进入所谓“中产阶级”状态后，社会的稳定程度将会显著提高。现阶段我国总体上处在经济快速增长、经济体制转型、社会矛盾增加的时期，大量的社会问题和矛盾属于发展中的问题和矛盾。例如，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征用农民土地、城市拆迁、水库移民等所引发的矛盾；国有企业改革中职工下岗和再就业、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滞后等引发的问题；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权力腐败、干部等引发的问题等。
在这种背景下，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立足国情和长远的重大战略决策。对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和矛盾，应当也只能通过进一步更好的发展来解决。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历史已经证明，吃“大锅饭”既不利于效率，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实现社会公平。当然，我们讲进一步的发展，不能是短期化、片面化、高代价的发展，而应当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不仅要重视经济发展，同时要比过去更多的精力重视社会发展；要集中力量抓紧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深层体制性、结构性矛盾，从源头上治理导致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既要重视经济发展对社会发展的基础作用，也要重视通过社会发展为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的环境条件。更加重视社会发展，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对多年来我们所倡导和实行的发展观的一个拓展和完善，体现了我们党在发展问题上认识的深化和进步。
更加重视社会发展，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面对的矛盾和问题不少，应该和能够有所作为的事情也不少。如何把好事办好，如何在解决一些问题时不致于引出更多的问题，如何在处理一些矛盾时，既要照顾眼前，更要有利于长远，还需要把握好一些原则。
记者：这些原则主要有哪些呢？
刘世锦：一是既要治标，更要立足于治本。比如扶贫工作，通过转移支付等办法给贫困人口一些补贴，是必要的，但更重要是拓宽就业渠道，加强就业培训，使他们获得通过就业增加收入的机会，这是解决贫困问题的治本之策。
二是既要有承诺，又不能脱离现阶段国情，作不切实际的过高承诺。比如养老、医疗保障，城乡、地区之间差别很大，是全面保障，还是在农村先做到对困难者救助，即使全面保障，保到什么程度，这些都不能脱离现阶段的实际。承诺过高，兑现不了，老百姓还是不满意，还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欧洲福利国家保得过多，也在寻求改革。这方面的经验教训需要研究和汲取。
三是既要有短期措施，更要注重制度建设。对短期内的突出问题，如困难人口救助、调解，需要采取某些短期措施，以稳定局面。更重要的是制度建设。好的制度建设以稳定的可预期的程序处理问题，可以提高效率；不是针对个别事件和少数人，而是对所有人具有普适性；不仅要解决已经出现的矛盾，而且要治理产生矛盾的根源。
五、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
记者：十七大报告中提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如何深入理解这一论断的深刻涵义？
刘世锦：这一重要论断已为我国近30年来的实践所证明。我国近30年的经济发展，是以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为背景的。改革开放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活力和制度基础。毫无疑义，没有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今天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是不可能出现的。与其他经济转轨国家相比，我国经济改革走出一条独特而富有成效的道路，形成了一些有意义的经验。例如，改革是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而不是对旧体制的修修补补；在改革国有经济的同时，放开一块，鼓励发展多种类型的非国有经济；鼓励不同改革方式的试验和竞争，先试点，取得经验然后推广，所谓“摸着石头过河”；把改革与开放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开放引入新的体制要素而推动改革；保持党对改革过程的坚强领导，把改革、发展和稳定有机结合起来，为改革和发展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通过改革和发展进一步促进稳定，等等。经过不懈努力，我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重大成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开放型经济体制初步确立，市场开始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
解决新阶段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诸多矛盾和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这些矛盾和问题的存在，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很大程度上还是体制上的。体制上的问题，部分属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至今尚未得到根本解决的，部分属于体制转轨过程中新出现的，还有的是由于体制建设滞后所引起的。这几种情况往往交织在一起，使问题相当复杂。比如，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政府职能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企不分转向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但在将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以后，一些地方出现了片面追求GDP增长、片面强调经济增长指标而忽视社会发展等倾向。如何在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形成一套能够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考核指标和行为机制，是体制建设的重要任务。又如，深化收入分配领域改革，要求由传统体制下的平均主义“大锅饭”转向初次分配按劳动和生产要素贡献分配、再分配更加重视社会公平，但由于多方面体制性、结构性矛盾的影响，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问题突出起来。如何从我国国情出发，将效率与公平有机结合起来，使收入分配差距保持在合理的、可承受的范围内，并逐步趋向共同富裕的目标，也是体制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
因此，改革开放仍然很重要。我们所面临的诸多深层矛盾的化解，发展方式的实质性转变，和谐社会的建设，都不可能离开深化改革（从一定意义上说，开放也是改革，讲深化改革也包含了进一步扩大和深化开放）。在这个问题上，必须要有清醒认识，不能松懈，更不能动摇。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和偏差，需要警觉和纠正，其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推进改革，而不是走回头路。改革是为了发展，最终要由发展的成果来检验。
经济发展新阶段范文2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取得了巨大发展，综合国力大幅提升。GDP总量由1978年的3645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40.1万亿元，跃居世界第二位，按不变价格计算，增长了18倍，年均增长9.9%。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基础上，经济结构调整步伐加快，人民生活明显改善，体制改革有序推进，我国的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发展的成就为世界瞩目。
同时，进入新世纪以来，实现我国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面临诸多障碍，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十二五”时期，我国将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如果说建国六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主要围绕经济总量增长为核心的话，未来将是总量与结构并举、数量与质量并重、增长与发展并行的伟大变革时期。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判断
判断经济发展阶段的主要依据有人均收入、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工业化水平、城镇化水平等，总体判断，我国处于由工业化中后期迈向工业化后期、由中等收入国家迈向中上等国家的阶段。在成功实现“低成本优势―中低端制造业―投资＋生产”推动的第一次增长浪潮之后，我国面临能否成功迈进由“创新优势―高端制造＋服务业―创新＋消费”推动的第二次增长浪潮的重大机遇期，处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
我国已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经过半个多世纪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探索和实践，我国社会经济发生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阶段性变化。1952～2010年的59年中，我国经济总量保持了年均8.3%的增长。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0.1万亿元，已经超过日本，经济规模居于世界第二位。2010年我国财政收入达到8.31万亿元，具备了比较雄厚的物资基础。2010年按当年汇率计算，我国人均GDP已达到5880美元，已经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我国已实现经济起飞二十多年
纵观世界各国现代化历史，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现代化大体上都经历了起飞准备、起飞、走向成熟和大众消费时代等几个阶段。我国在上世纪80年代完成了起飞准备阶段，已经成功实现经济起飞二十多年。当前我国已经积累了较多的支持经济较快增长的条件，包括消费结构变化、中间需求变化支持国内需求增长加快；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导致产业结构变动和资金、劳动力在产业间活跃重组；资金和劳动力供给增加；具备了支持供给持续增长的物质技术基础，形成了支持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制度及社会环境；具备稳定开放的国际环境，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战略推动外贸结构变化，促进比较优势转变等等。
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
从我国产业结构、制造业实力以及出口结构来看，可以认为我国已经由工业化初期阶段进入中期阶段。主要根据是：第一，在农产品总量迅速增加的前提下，第一产业的产值比重明显下降到2010年的10.1%。第二，在人口总量增加3亿的情况下，农村人口比重下降到2010年的50.05%，城镇化率达到49.95%。第三，已经建成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生产制造能力比较强大。第四，农产品等初级产品在出口量迅速增加的情况下，在出口商品构成中所占比重大幅度下降，工业制成品所占比重则大幅度提高。第五，经济结构的变动，呈现出由满足基本需求为主转向逐步适应消费升级和需求多样化的趋势，这是工业化加速阶段的新特征。
消费和出口提速带动产业结构快速升级
1998～2010年间，我国工业化、城镇化步伐加快，居民住行消费升级提速，融入全球化以后世界经济长期景气带动外需高速增长，资源禀赋优势带来全球产业转移，经济增长的双轮驱动特征形成，带动产业结构快速升级。在此期间，高速增长行业明显增加，经济增长热点显著增多，增长较快的行业主要有：房地产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冶金工业、煤炭工业、建材及其他非金属矿工业、石油工业、建筑业、金融业等。
“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外部环境
“十二五”时期，世界经济将处于金融危机及其后续的调整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将更趋复杂和不确定，同时也蕴含着重大机遇。
世界经济复苏进程仍存在很大不确定性
经过世界各国政府努力，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影响已被初步稳定，一段时期内呈现出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双轨恢复”的迹象。但发展模式和经济结构方面长期累积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并未得到解决，世界经济的复苏进程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美国不仅没有解决其全球竞争力下滑的问题，反而由于过度依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进一步侵蚀了全球对美元的信心。部分新兴经济体刺激过度，引发了房地产泡沫、地方债务风险等诸多新的问题。国际上，全球经济和贸易失衡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危机后的全球治理格局并未体现新兴经济体不断上升的实力和影响力。因此，不仅大震之后必有“余震”，而且如果全球不进行彻底有效改革，或许需要更大的一次危机来释放风险。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将在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
长期来看全球化不仅不会倒退，还会在新的基础上继续深化。现代交通、通信技术的发展，将使跨国、跨境交易更加便利。随着全球经济逐渐复苏，全球贸易和投资还会继续增长。这将有利于我国继续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优化资源和要素配置，释放增长潜力，加快发展进程；有利于我国充分吸收国际资本、国际技术和国际人才，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增强竞争优势；也有利于我国扩大对外直接投资，获取重要国际资源和技术。但近期看，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各种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仍会抬头，贸易保护措施可能增加。
当前正处于康氏周期的低谷，全球新一轮技术革命正处于“萌芽期”
为了重新获得竞争力，发达国家都重新回归再制造化，并正在新能源技术、节能减排技术、信息技术（比如传感网、物联网、智慧地球、云计算）等若干重要领域酝酿新的突破。在实现技术赶超及利用新技术加快发展等方面，我国具有潜在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比较完整等优势，可以藉此在某些技术领域迈入领先行列。另一方面，新一轮技术革命时机还不成熟，目前的一些新技术尚难以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依靠技术进步推动的实体经济恢复还没有形成。
应对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压力将不断增大
随着全球减排责任体系和制度安排的逐步形成，以及相关领域技术进步的迅速发展，低碳经济有可能成为今后一个时期重要的发展趋势或发展模式。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碳排放国之一，我国面临的减排压力将会不断增大。同时也面临着新的机遇，减排将促进能源和环保领域的技术创新，有利于我们发挥后发优势，转变发展方式，在新技术的基础上实现跨越式发展。
国际产业分工和贸易格局将在新的背景和条件下出现较大幅度调整
新技术、新产业的发展，将会改变各国的比较优势和国家之间的竞争关系，并对全球产业分工及贸易格局产生影响。我国面临发达国家转移部分资金密集、技术含量高的制造业的新机遇。非洲、南美洲、中亚等地区的一些历史上比较落后的国家工业化进程将会加快，以印度、巴西、南非和中东某些国家等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仍会继续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这既对我国构成了竞争压力，又为我国扩大外部市场空间创造了条件。
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必将迟早引发全球政治格局的重新洗牌，我国发展的外部阻力将增加
一流国家在世界事务中的相对地位总是不断变化，这既是军事斗争的结果，更是经济发展竞争的结果。如果说21世纪全球格局正在走向多极化的话，那么这种变化首先是从经济格局开始的。如果全球经济大国之间实力差距日趋缩小，美国若要继续主导全球政治格局将越来越困难。按照历史的经验，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随后必将迟早引发全球政治格局的重新洗牌。核时代到来以后，世界大国间相互自杀式的战争已不太可能，取而代之以“经济战”为主，在国际贸易、国际金融、能源资源、区域组织等领域广泛开展竞争。未来全球地缘冲突可能增多，我国发展的外部阻力增加。
“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分析
从国内条件看，“十二五”时期是我国“促改革、转方式、调结构”的关键时期，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的基本条件和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不会发生根本改变。与此同时，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社会稳定等方面的压力将有可能持续加大。
我国仍然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时期，内需潜力巨大，但释放内需面临一系列体制性制约
“十二五”及更长时期内，我国仍将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时期和居民消费结构的快速升级时期，巨大的需求潜力能够为我国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特别是，我国发展的不平衡性，可以使庞大的需求潜力分阶段释放，从而使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持续更长时间。但另一方面，在收入分配、财税体制、社会保障、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等方面还存在不少缺陷，工业化升级和城镇化潜力的释放还面临诸多障碍。
“十二五”时期将是我国内外需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引擎转换的重要转折点
“十二五”时期将是我国内外需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在此背景下外贸增长将稳步趋缓，相应地内贸比重将稳步上升。我国的对外贸易地区结构中，北美的地位将下降，周边陆上邻国和各大洲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将提升。内贸结构方面，随着国内各大经济区间分工的细化和合作的加深，国内区域间的贸易将日益活跃。
居民消费结构将继续较快升级，消费需求持续较快增长
预计“十二五”期间以住、行改善为主的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活动会继续较快推进，消费需求会继续较快增长。预计“十二五”期间城镇人均住房面积年均增长4.5%左右；年均新建住宅11亿平方米左右，较2003～2008年的年均水平增加4亿平方米左右。预计家庭轿车保有量年均增长25%（2003～2008年为51%），2015年全国私人轿车保有量将达到5139万辆左右，较2008年（1938万辆）增加1.65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12%左右（不包含价格因素）。
区域发展格局日益合理，区域功能定位日益明确，区域发展差异逐步缩小
“十二五”时期，中部地区将成为崛起最快的区域，占全国的GDP比重将由2009年的19.3%上升到2015年的22%。西部开发区将由18.3%上升至19%，东北振兴区将由8.5%上升至9%，东部沿海地区将由53.8%下降至50%，但是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的质量将明显提高。国内各大经济区之间分工日益专业化和细化，区域功能定位日益凸显，中部地区在承接东部制造业基地转移的过程中将迎来高速成长期。
人力资源新优势正在形成，但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也将逐步显现
未来几十年我国总人口仍然保持增长状态。2010年和2020年的人口总量将分别达到13.6亿人和14.5亿人。预计2015～2016年，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将达到峰值10.1亿人。随着高等教育普及率的不断提高，我国高素质劳动者群体队伍预计将不断壮大。此外人口老龄化将加快到来，根据联合国的预测，2020年中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总数将高达1.69亿，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11.9%。
生态环境状况局部改善，但对经济发展的约束进一步增强
“十一五”以来，全社会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提高，治理和保护的力度明显加大，一些地方的生态环境状况有所改善甚至有明显改善。但生态总体恶化的趋势尚未根本扭转，控制污染物排放、环境治理任务依然艰巨。与此同时，近年来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等呈现增多趋势，造成的社会危害和经济损失越来越大。“十二五”期间工业化与城镇化持续快速推进的形势，将使资源需求和环境压力进一步加大。
经济体制具有独特优势，但深层体制矛盾依然突出，深化改革任务更为迫切，难度也更大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特别是近年来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我们已经形成了既独具特色和优势、又符合市场经济通行规则的经济体制，有力地支持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但同时也要看到，我国现行的经济体制还存在不少深层次的问题。经济发展方式弊端的深层次原因集中于体制与机制方面，涉及收入分配、财税体制、投融资体制、行政管理体制、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等各方面。
经济发展新阶段范文3
进入新世纪以来，从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城镇化率、社会结构的变化来看，我国已开始由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过渡。在这个特定的发展阶段，全社会面临的生存性压力在逐步减弱，发展性压力在全面增强。减轻新阶段的发展性压力，需要进一步突破制约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体制。
发展性压力增大的矛盾和问题，涉及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也涉及到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体制改革，还涉及到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的变革和创新。适应新阶段发展的要求，应当由以经济领域为重点的改革转向全面改革。
新阶段全面改革的主要任务包括以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为目标深化市场化改革，以发展民主政治为目标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以实现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服务为重点加快社会体制改革，以丰富和创新文化为目标的文化体制改革，以及实行更为积极主动的对外开放战略。
近几年，虽然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有了一定的进展，但同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进程相比，总体上来说是相对滞后的。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公共治理结构中的一些矛盾凸显，这些都对改善公共治理提出新的要求。
改善公共治理的关键是加快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现实诸多案例表明，在初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由政府直接投资或干预微观经济的行为既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不利于宏观经济稳定。为此，应当加快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台机制。同时，要强化政府社会性公共服务职能，适应全社会公共服务的需求，需要进一步明确中央与地方的公共服务分工。在确保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中主体责任的同时，应当注重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鼓励和支持民间组织在公共服务供给中扮演重要角色。为使公共政策能够始终代表和体现公平正义，还应加快建立有效的政府监督体制，严格规范行政立法程序。
在新阶段全面改革当中，全面调整利益关系成为重大任务。随着经济转轨、社会转型逐步深入，利益主体多元化是大趋势。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利益博弈不仅从经济领域扩展到社会领域，甚至扩展到政治领域。新阶段的全面改革不仅涉及到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协调，还涉及到中央与地方利益的协调。因此，改革调整利益关系的难度加大。
在推进全面改革中调整利益关系，一方面要加快市场化改革，同时要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并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尤其是干部制度改革和社会监管机制的建立，为调整重大利益关系提供政治保障。
新阶段的全面改革涉及的矛盾和问题比以往更复杂、更深刻，既需要坚持“渐进式”的改革路径，也需要“阶段的突破”。由此，才能实现改革攻坚的目标。
当前，我国利益关系的深刻性、复杂性对统筹协调机制的需求十分迫切。客观地分析，某些改革的不到位、“走形变样”，在很大程度上与改革统筹协调机制难以适应当前改革的现实需求直接相关。在全面改革的新阶段，与全面利益关系调整相适应，建立一个由中央直接领导的、超脱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的改革协调机制是十分重要的。
经济发展新阶段范文4
山西读者：王烁
王烁同志，您好！
今年5月，在河南考察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新常态”这一词汇开始进入中国百姓的视野。
那么，什么是“新常态”？按照字面意思理解，“新”就是“有异于旧的”；“常态”就是经常持续的状态。新常态就是不同于以往的、相对稳定的状态。这是一种趋势性、不可逆的发展状态，意味着中国经济已进入一个与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期不同的新阶段，意味着中国经济这辆快车已经换挡行驶，而且将是一个相对稳定的速度。
实际上，作为近年来重要的经济术语，“新常态”一词最早由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总裁埃里安（Mohamed El-Erian）提出。尽管在不同领域有不同含义，但“新常态”在宏观经济领域被西方舆论普遍形容为危机之后经济恢复的缓慢而痛苦的过程。
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出现，同西方国家的“新常态”有很大的不同。首先，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是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标志，而不是由国际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其次，这种“新常态”的出现，始终处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许可的正常运行区间，从根本上有利于全面深化改革，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转型升级。
2012年，国际评级机构惠誉表示，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数据符合“新常态”增长率。惠誉同时认为，中国经济将避免“硬着陆”。
那么，“新常态”对于中国来说，是不是一个悲观的描述？我想不是。
经济发展新阶段范文5
一、如何全面把握实现可持续发展面临的现实压力
如何理解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内涵？我先讲一个来自越南的故事。越南有一种野生水稻，很适合人们食用。后来，当这种野生水稻越长越快时，人们发现它已含有对人体有害的物质而不能食用。科学研究的结论是，只要保持这种野生水稻适当的生长速度，它的有害物质会自然消除。这说明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快”是有限度的，超出一定限度的“快”，事物的发展常常会走向反面，甚至演变为一种灾害。把这个道理引用于研究可持续发展问题，我认为，新阶段实现可持续发展应当有两个基本性目标：一是建立在质量和效益基础上的较快发展；二是要以人为本，发展的成果要服务于人的基本需求。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的可持续发展面临着两大压力：一是资源环境约束的压力越来越大，二是全社会基本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的压力正在凸显。面对现实的两大压力，新阶段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把握两大原则。
1、经济增长要在资源与环境可承受的条件与约束下进行。就是说，在现实资源环境约束加大的情况下，过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不是好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快速经济增长不仅会大大削弱中长期可持续发展能力，还将不断加大经济社会风险。为此，不能以GDP的快速增长掩盖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型经济发展问题；不能以当前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发展态势掩盖经济结构的扭曲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不能以发展重化工业来掩盖能源利用的低效率。此外，也不能以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成绩掩盖其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上的某些职责缺位。目前，有的地方资源环境的损失已明显大于经济增长收益。
2、经济增长要在广大社会成员基本公共需求满足程度的条件与约束下进行。进入改革发展的新阶段，在全社会基本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的现实约束下，重视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发展的路很难走远，因为能否逐步满足全社会的基本公共需求不仅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更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应当清醒地看到，我国消费率长期过低，收入差距、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有所加剧，都与基本公共服务不到位、基本公共产品短缺直接相关，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制约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两大压力下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实质是新阶段政府作用的有效性问题。适应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要把政府工作的中心和重点放到基本公共服务上，以创造良好的经济社会环境、关注民生为目标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全面实现政府转型。
二、如何客观估计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在2003年SARS危机中，我们提出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要实现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近几年的实践说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滞后，是新阶段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1、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成为新阶段可持续发展的主要体制障碍。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过程中，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是多年来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但随着改革发展的不断推进，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负面作用越来越突出，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近几年经济过热、土地失控、资源浪费、环境恶化以及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原因。进入改革发展新阶段，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及其运行机制，已经是弊大于利，非改不可。以两个问题为例。
（1）由于政府对要素配置与定价不适当的行政控制，要素部门的市场化改革严重滞后于产品部门的市场化改革进程，造成要素市场的扭曲与失衡，资源环境的约束性矛盾明显突出。
（2）由政府主导的投资过快增长的体制性问题尚未根本解决，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因此，稳定投资增长的关键是稳定政府主导的投资增长。
2、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不利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价格信号为主导的市场机制比政府不适当的行政干预更为有效。当前，由于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和运行机制尚未根本改变，政府仍掌握着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并严格控制重要的生产要素价格，使得资源的价格不能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和市场供求关系，不能反映生产和使用过程中环境污染等外部成本。这不仅误导了企业，而且破坏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相反，如果资源的稀缺性、环境的成本能通过价格信号反映在企业内部成本中，如果资源要素价格能够充分反映市场竞争的实际需求，企业的行为、政府的投资冲动就会受到市场机制的有效制约。
应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内在要求出发，为形成良好的市场机制创造条件。例如：第一，推进资源价格等相关改革，建立以市场为主导的资源要素价格形成机制；第二，在严格环境监管的同时注重利用市场机制，形成环境成本内部化的制度安排和促进节能减排的体制机制建设；第三，加快推进投资体制改革，落实企业投资的主体地位，进一步规范政府的投资行为，尽快建立政府投资决策责任追究制度；第四，加快垄断行业改革，严格限定国有垄断经营的范围，引入竞争。
当前，人们关注社会领域的公平问题比较多，但也要看到，由于行政垄断、权力寻租造成的经济运行中的某些不公平性问题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更大，它既损害了经济发展的整体效率，又放大了社会领域的不公平。为此，应当充分估计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大作用。
三、如何通过体制改革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
进入新阶段，着力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已成为制度创新的重点。面对新阶段可持续发展的现实压力和突出问题，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已成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之一。
1、强化政府的经济性公共服务职能。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的新阶段，政府应提供良好的经济性公共服务，为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制度环境，充分发挥在可持续发展中的有效性。从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需求看，要重点强化国家的经济战略职能。同时，要加强政府的市场监管职能，实现市场监管的有效性；实现政府主要以政策工具调控市场，以使宏观调控沿市场化方向推进。
2、加快建立公共服务体制。按照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加快建立公共服务体制，不仅可以有效地缓解城乡差距、贫富差距，还可以在提升人力资本、促进消费、拉动内需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从改革的现实需求看，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加快建立公共服务体制，能够尽快建立可靠的社会“安全网”，形成解决民生问题的体制保障，使市场化改革获得更为广泛的社会支持。从新阶段的可持续发展和建设和谐社会的现实需求出发，应把建立公共服务体制作为新阶段改革的基本目标之一。
经济发展新阶段范文6
2009年宏观经济形势严峻
根据我们的研究，2009年宏观经济形势。上半年会比较严峻：下半年在各项政策的刺激下会逐步平稳，并有所回升，全年保8问题不大。但总体上，对2009年宏观经济形势，需要估计得严重一些，决不能掉以轻心。第一，必须充分估计国际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冲击。从当前形势看，国际金融危机对全球实体经济的影响还没有见底。美国经济有可能形成“大L型”，这对中国出口将产生长远影响。第二，2009年宏观经济将面临三重压力。一是上面提到的全球经济下行周期；二是中国在持续五年高增长后的自然回落周期：三是几年来以紧缩投资为重点的宏观调控政策正在发挥作用。第三，近期中国出台了一系列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的政策。但从近年的发展来看，消费增长率基本上是每年一个百分点，除非有大的改革措施出台，消费率很难在短期内有较大提高。
基于以上出口、投资和消费的判断，要充分估计2009年宏观经济面临的困难，在某些方面甚至需要谨慎悲观。
保增长重在深化改革
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缓解经济压力。宏观经济政策的基点已经放到“保增长”上。从现实情况看。保增长，不仅需要财政货币政策的松动，更需要深化改革。尽快解决体制性弊端。
第一，2009年，宏观经济面临的问题主要根源于国内体制积累的矛盾与问题。一是发展的目标更多地注重GDP增长，而忽视了GDP增长的方式，客观上形成了政府主导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二是多年来经济增长主要依赖“投资一出口”，消费率持续走低，这与公共服务体制建设滞后直接相关；三是一些重大改革远滞后于现实需求。例如，垄断行业改革迟迟没有破题，在新一轮投资的背景下甚至有进一步固化的倾向。第二，从历史经验看，10年前我们同样面临保增长的重大挑战。当时不仅实施了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更重要的是推进了相关领域的改革，包括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外贸体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国有银行改革等。第三，最近中央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有助于缓解当前经济困难，但宏观政策只能缓解问题而不能根除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推进改革。
要以更大的勇气和魄力推进改革
当前，我们需要以更大的勇气和魄力推进改革，不仅在于改革远未完成，改革仍需打好攻坚战。而且更在于改革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从中国经济社会面临的现实矛盾看，要科学设计改革方案，在政策调整中不断深化改革。
一方面，进入新阶段，要客观地看到，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不断增强。我院的问卷调查显示，75.41％的专家认为新阶段的改革共识正在弱化，改革动力日益不足，受既得利益掣肘的现象逐步严重。如果说过去改革的干预主要来源于“左”和“右”的话，那么，新阶段改革的阻力更多的来源于社会分化背景下利益因素的掣肘，这使得推进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大大增加。
另一方面，要把政策调整与体制改革有机结合起来，着力推进改革。一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财税体制改革相结合，增量财政支出应主要放在城乡一体化建设和基本公共服务上。二是税收减免政策的出台要与税收体制改革相结合，既着眼于减轻企业负担的短期需要，又考虑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长远需求。三是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与金融改革相结合，使增量资金能够流入到民营经济、中小企业、农村和落后地区。四是积极的社会政策与公共服务体制建设相结合。在增加基本公共服务投入的同时，应当着力完善中央与地方的基本公共服务分工体系，加快事业单位改革，提高投入的实际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