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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生的哲学思考范文1
关键词：哲学
一．哲学是什么？
教材上的定义是：哲学是对具体科学知识的归纳和总结。我国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却说：哲学就是对人生有系统的反思。两者的论述不同是因为角度不同。前者是从哲学的构成方面来说的，后者则强调了哲学对人生意义。相比之下，我更喜欢冯友兰先生的观点。学习哲学的目的是指导人生，只有学以致用才是哲学最高的境界。
二．比较各哲学流派，我觉得，哲学对人生的指导意义最为直接有效。
下面，我将简单论述哲学对人生的指导意义。
哲学开宗明义，他强调：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可以反作用于物质。他要求我们的实践活动都要坚持物质第一性，客观看待我们的世界。可以说，马克思的唯物论思想是对唯心主义最彻底的打击。他对人们的思考方式，实践方式都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人生是一个实践的过程，而实践的前提是认识我们的世界。有人把实践建立在“想当然”的基础上，因此有了空中楼阁这样的闹剧；有人把实践的成败寄托给“神仙魔法”，于是有了这样的社会毒瘤。可见，认识的偏失直接导致实践的失误。好在，用强有力的证据向我们展示了科学的认识方法，他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物质的，没有神仙魔法，要改变世界，要完善人生就只能靠自己去实践。因此，我相信，一个头脑清醒的人，才会有能力科学的规划自己的人生，而清醒的标准是什么？是能看清世界的本质，正确认识自我。可以说，唯物辩证法是哲学的精华。他不但指出了事物的联系，还提出了科学的方法论。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都表明唯物辩证法有着科学的本质和惊人的魅力。对人生而言，辨证的看待人生，规划人生也极为重要。比如，眼下正处于高中阶段的我，我要知道我所面对的主要矛盾是学习；在学习的过程中，我要学会抓住知识的重点；学科之间要统筹兼顾，清楚不同学科，不同知识点之间的联系，还要有举一反三的创新能力和发散思维。勿容置疑，生活里处处都是哲学，处处都有辩证法。
历史也告诉我们，一个人如果可以理解并运用这些辩证法，按规律办事，势必会有所斩获的。钱学森先生曾在一封信里说，哲学对他的工作和生活都起到了很大的指导作用。由此可见，一个懂得规划人生的人，就要辨证的看待自己的人生，为人生的不同阶段制定不同的目标，在不同人生的环境里用不同的方式自我发展。
另外，哲学对人格塑造也极有帮助。马克思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生的真正价值是贡献。历史也证明，任何违背人民意愿，伤害人民利益的行为都会被人民的力量所消灭。因此，教会我们如何去做一个有价值的人，如何去实现人生价值。作为一名普通的公民，作为这个国家的一员，我很欣赏里根总统的那句名言：不要问祖国给了你什么，先问问自己为祖国做过什么。是呀，当我们这样或那样抱怨我们的社会时，我们问过自己的责任吗？问过我们为国家贡献过什么吗？如果一个人的人生追求只是为了自己的功名利禄，这样的人生还算有意义吗？古往今来，死去的王侯将相多得多，但能被人记起的又有几人。能被人们记住是大义凌然的民族英雄，是甘于奉献的正人君子。
三．哲学是赋予人生以目的和意义的世界观。
哲学是人类心灵深层的伟大创造，其主旨即在于使人的精神境界不断地升华，在精神境界的升华中崇高起来。哲学的修养与创造，是人们追求崇高的过程，也是使人们自己崇高起来的过程。
参考文献：
《哲学常识》——人民教育出版社
对人生的哲学思考范文2
论文摘要:中国美学的实质，是为了探寻使人们的生活与生存如何成为艺术似的审美创造，体现着中国人对于人的生存意义、存在价值与人生境界的思考和追寻。中国传统美学的独特性在于特别关注人生，重视生命，强调体验，从而独具风采，它既是人生美学，又是生命美学，又是体验美学。中国传统美学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它对于现代美学的重要理论意义与价值，并且也体现于对于当代审美与文化、社会与人生所具有的重要的实践意义。
每一个民族的审美观念，都是在一定的民族文化背景、思维模式、生存方式、哲学观念以及感知方式等等多方面因子的影响、制约下，产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传统美学植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丰富而独特的土壤之中，而中国传统文化，“从其发展的表现上说，它是一个独特的文化系统。它有它的独特性与根源性。”因而，由此而孕育生发出来的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也有着它的独特品格，体现着中国人对于人生的特有的领悟、体味、理解与展露。
中国传统美学是在一种不同于西方文化的背景下孕育生成的一种很不同于西方传统美学思想的思想体系。中国美学的质，是为了探寻使人们的生活与生存如何成为艺术似的审美创造，它是从一个特殊的层面、特殊的角度来体现中国人对人生的思考和解决人生根本问题的努力，体现着中国人对于人的生存意义、存在价值与人生境界的思考和追寻。这一特质是深契于美学的根本精神的。美学在其实质上只能是存在的诗性之思。
一、人生哲学:中国传统美学的理论基础
中国传统美学思想，总是与人学思想有着血脉相关的联系，正如许复观所指出:中国文化特征是“在人的具体生命的心、性中，发掘出艺术的根源，把握到精神自由解放的关键。”中国古代美学是一种人生美学，中国古代美学思想是以人为中心，基于对人的生存意义、人格价值和人生境界，怎样才能达到这种精神境界，因此，中国古代美学具有极为鲜明和突出的重视人生并落实于人生的特点。
人生哲学是中国古代美学的理论基础。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现了中国人在究天人之际，于天与人之间关系的思考之中，确立人的地位，思考人与人的关系、人的理想、人格的确立、人性的美善等一系列问题，而这种哲学观念又影响到中国传统美学，使其在对于人于天地间的地位、人的道德精神、人的心灵世界、人的情感体验等方面的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探索的基础之长，形成独具特色的美学思想体系。以“仁学”为核心的原始儒家哲学，构成儒家美学的哲学基础。儒家美学所体现出的特征乃是以人为本，具有朴素人本主义特征的美学思想。
基于美根源于人、人心、人的义理、道德，因而，受儒家美学的影响，中国传统美学思想极为重视审美主体心理结构中的人格因素。道家美学将“道”视为美的最高境界。一方面，在道家看来，“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庄子·大宗师》)道是超越时空的、绝对的、无限的;另一方面道又是“无所不在” (《庄子·知北游》)，因而中国道家的思想，正如徐复观所指出的:“其出发点及其归宿点，依然是落实于现实人生之上”，“他们之所谓道，实际是一种最高的艺术精神。”体道、观道、游道，以便使人的现实生命获得安顿，转化为艺术化的人生。而道，则不过是人的安身立命的最终依据的设定而己。
禅宗美学也因其具有人生美学的内容而成为中国传统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禅”则体现着禅宗美学的一种人生境界与审美境界。禅宗美学是将禅视为人人所具有的本性，是人性的灵光，是生命之美的最集中的体现，是宇宙万物的法性，是万物生机勃勃的根源，是天地万物之美的最高体现。它既是禅宗所追求的理想的人生境界，又是禅宗所讴歌的最高的审美境界。禅宗美学使中国传统美学加深了对于人生、宇宙的诗性领悟，同时也使中国传统美学增添了于现世人生中使人生诗性化的内容与理论。
二、中国传统美学的独特性
中国传统美学特别关注人生，重视生命，强调体验，从而独具风采，它既是人生美学，又是生命美学，体验美学。
现实人生包含了生命与生活，人的生命世界与人的存在状态这样两个方面的内容。中国传统美学思想是直接从中国人的现世人生实践，生命感受，体验、反思之中孕育出来。无论汉字“美”的最始初的文字，还是许慎“羊大为美”之说，都与中国原始生殖崇拜文化有着内在的联系，都是在这一文化土壤中孕育出的观念，都鲜明地体现着中国美学作为生命美学的特征。
在中国古代思想家看来，“气”是生命的本质。庄子说:“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在中国传统美学看来，只有具有生命的特征，生气灌注，气韵流转，才有了文学艺术之美，而中国传统美学中许多重要的理论、范畴，也都是由生命的生气之美衍生而来的。
中国传统美学思想是在体验、关注和思考人的存在价值与生命意义的过程中生成并建构起来的，从而又体现出鲜明的体验美学的特征。中国传统美学的体验美学特征，强调由审美对象的外部形式的，深入到内部实质的领悟，并最终沉潜于深层生命意蕴的感悟，从而获得心灵的解放与自由。中国传统美学认为审美体验活动是主体对心灵自由的追求，是心与物、情与景、神与形、意与象、生命与活力的融合，是生命意义的瞬间感悟。因而，中国传统美学的审美体验过程是最为重要的问题。在中国传统美学中，把审美体验概括成 “味”，并发展出诸如“体味”、“玩味”、“寻味”、“品味”、“研味”等一系列丰富的范畴、理论，它们或表明审美体验的性质，或表明审美体验的深度与广度，或表明审美体验的不同方式。在审美体验活动中，中国传统美学又十分强调主体的积极参与，内缘己羽，外参群意，随大化氰氢流转，与宇宙生命息息相通，最终趋于心源与造化的大融，即所谓“物色之动，心亦摇焉”。中国传统美学的审美体验的意义在于通过对有限的现实时空的超越而获得一种永恒，无限的心灵自由与高蹈。而审美体验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生命体验，是生命体验的最高存在方式，是生命意义的瞬间感悟。
三、中国传统美学的人生美
中国传统美学的研究对象应该包括人生美与艺术美。如果说人生论是中国传统美学的哲学理论基础，是孕育和形成中国传统美学的文化土壤，那么，人生美则是中国传统美学(人生美学)的根与干，艺术美则是中国传统美学(人生美学)的花与果。对人生美与艺术美的研究形成中国传统美学独具特色的人生美论与艺术美论。人生论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在中国传统哲学看来，宇宙之中，人是最为宝贵的，“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佛教禅宗，都把对人与人生的探索放在首位，其他一切问题都是为了解决人的问题而展开的。所谓“天道远，人道迩”(《左传·昭公十八年》)。
中国传统美学发展出追求人的审美极境的审美境界论。认为美实际上是一种人生境界，是一种理想的人生审美境界。人生境界反映着人在寻求自身安身立命之所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精神状态，而审美活动，则通过澄心静虑，通过直观感悟，顿悟人生真谛，获得审美极境。因而中国传统美学的审美境界论与中国传统人学的人生境界论趋于合一。最高的人生境界(审美境界)是心灵的超越与升华。在中国传统美学中，无论是儒、道美学，还是佛教禅宗美学，都把人生的自由境界作为最高的审美理想与最高的审美境界。在道家美学中，老子把“同于道”作为人生的最高追求与一种极高的人生境界。庄子美学更有着对“无所待”而“逍遥游”的理想人生境界与审美境界的向往。佛教禅宗美学追求超越人世的烦恼，摆脱与功名利禄相千的利害计较，使心与真如合一，来达到绝对自山的人生境界。
由于各自思想的差异性及其宗旨、目标的不同，儒、道、释三家美学各自在对于人生的审美自由境界的追求中，发展出了各自不同的审美理想。儒家美学发展出了“和”的审美思想。强调美与善、情感与理智等方面的和谐统一。道家美学发展出关于“妙”的审美理想。强调审美体验并不仅仅在于对自然万物形式美的把握，而且在于体悟其中所蕴籍的作为美的生命的本体的“道”与“妙”。体现了禅宗美学重视对人的内在生命意义的体验，推崇对人生的一种随缘在运，自然适意，宁静淡远，而又圆满自足的自由审美境界。
中国传统美学对于人生审美境界的追求，也表现为一种 人生的审美价值取向。还体现为一种理想人格的追求。这种鬓追求因其超越利害关系的束缚而使心灵返朴归真，进入生命的澄明之境，而升华为一种审美人格。
四、中国传统美学的艺术美
如果说人生美构成了中国传统人生美学的深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的根与干，那么，艺术美则构成了中国传统美学绚烂的鲜花与丰硕的果实。这种中国传统美学中向诗性栖居的生成的关注与追求，现实地展开为两个基本向度。一方面，将个人不幸与家国忧思汇融一体，以诗发愤抒情;或者以诗排解内在心灵焦灼，安顿生命。从而诗(艺术)成为趋向诗性自下而上的重要方式。另一方面，在人性的发展、人格的养育与建构历程中，艺术又成为人生现实地超拔为诗性栖居的重要构成部分，所谓“兴于诗”、“成于乐”(《论语·泰伯》)、“游于艺”(《论语·述而》)。这种诗意栖居的向往与追求，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感性个体的审美趣味与审美理想的体现，而且也是文化知识群体共同的心声，从晋代的兰亭之会到宋代苏轼及苏门四学士等的西园雅集，都十分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点。
中国传统美学将艺术也看成同人一样的有机生命体，对于艺术美的看法具有明显的人化特征。刘翩说:“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文心雕龙·附会》)。基于人化的、以人拟艺的美学观念，中国传统美学形成、发展出了十分丰富、重要的并且具有独特特性的美学范畴、美学命题、美学理论。如“形”“神”“气”“韵”“风”“骨”“筋”“血”等等。这些范畴与思想之间相互关联而发展出了关于“形神”、“风骨”、 “气韵”等等，而这些丰富、繁多的理论范畴，又往往有着错综复杂的关联，形成一个十分宏大的美学理论体系与美学范畴体系，共同体现出了中国传统美学作为生命美学的一个突出方面。
中国传统美学不仅将艺术看成是一个犹如人一样的有机生命整体，从而以人拟艺，而且也将艺术生命的特征与艺术创造主体的特征相联系，因此，文如其人、诗品出于人品一类的美学命题与观念成为中国传统美学的一个重要构成方面。从而中国传统美学深入地探讨了艺术家的气质、才识、志趣、学养，乃至于情感、心理、生理、艺术创造力等等诸多因素与艺术作品之间的复杂关系。在中国传统美学看来，文学艺术从根本上而言，是为解决、思考诗化人生的重要手段与方式。并且，艺术也成为超越死亡，走向不朽的途径，如曹王所言:“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才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不托良史之辞，不假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典论·论文》)。通过艺术，人的生命获得了永恒。
五、中国传统美学的当代价值
中国传统美学体现出鲜明的生命美学与体验美学的特征，强调、肯定美总是肯定人生，肯定生命的。中国传统美学是基于对人的自下而上意义、向度、价值、方式以及人生境界等诸多问题的探索、体验、追求、领悟而建构起来的，突出体现为人生的审美化、诗化，同时将艺术生命化、人化。因而，中国传统美学在其理论意义上，不仅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宝藏的一个丰富、珍贵的重要方面，呈现出不同于西方美学思想发展的独特的思想意义与价值。同时，对于当代世界经济趋向一体化，世界政治格局步入后冷战时代的后现代文化背景下，在西方美学话语占有主导地位，中国美学处于边缘性话语地位，甚至有“失语”之忧的现代语境下，如何重构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美学理论体系与现代美学话语，都具有不容否认的重要理论意义。
毋庸讳言，中国当代美学的建构，离不开对西方美学思想成果的吸收、借鉴，离不开西方美学的参照系。然而，中国现代美学的建构同样也必须思考这样的问题:“我们究章要不要有自己的问题意识，即我们在自己的民族的文化建设过程中，要不要提出和解决自己的实际问题等一系列的重大理论原则。”如果我们的现代美学建构从自由民族文化的实际出发，而避免停留于对西方美学思想的追逐与模仿，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必须充分汲取中国传统美学思想资源的丰富养料，在对中国传统美学资源的深入透彻的研究基础之上，发展出自己民族的美学问题，并建构出特有的现代美学范畴、逻辑结构与思想体系。中国传统美学对于美的起源、美的本质的认识与看法，对于审美主体建构的高度重视，对于理想人格建构与审美人生境界的追寻，以及中国传统美学思维方式、特征，丰富的范畴体系等等，都将具有不可否认的理论价值。
中国传统美学的童要意义不仅在于它对于现代美学的重要理论意义与价值，并且也体现于对于当代审美与文化、社会与人生所具有的重要的实践意义。正如葛兆光所谈到的:“人文思想所指向的，常常是人自身的存在问题，人生在世总会遇到焦虑、紧张、恐惧、困惑，始终缠绕着人心。人怎么样自下而上是自古至今人们思考的老话题，古代人的思考并不一定比现代人的思考浅陋或简单。”美学思想同样如此，人生与审美所面临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并不随时代、环境的转移而消逝。中国传统美学的许多思想对于今日而言，并未失去有效性，仍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对人生的哲学思考范文3
女儿送我一本藏族活佛写的书，《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作者是加措，扎嘎寺的活佛。北京大学哲学系本科毕业生，一位80后的藏族青年。
我从翻开这本厚厚的书的扉页就被它的内容所吸引，大约花一周时间拜读完此书。合上书本感慨颇多，中国有句老话：人生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对人生的理解可谓是个严肃的话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个人对人生的理解需要前提，那就是要经过对人生的历练和品味。需要经过时间和空间的考验，需要磨难和挫折的考量，需要不断地用心去反思和斟酌。没有经历过黑暗就不懂得光明；没经过风雨就见不到彩虹；没摔过跟头就不懂道路的崎岖；没尝过梨子就不知道梨子的滋味。
加措活佛是一位用心智去解读人生的意义，他用智慧的心诠释人生的真谛。看来对人生的理解不仅仅是需要对生活的全部囊括，也绝非只有老者才有资格评说。净空法师讲过：一经通，一切经通。加措活佛用智慧的心去思考剖析人生，他把对生活的理解，对世间纷繁复杂的表象，用犀利的波若智慧洞穿其披在身上的外衣，看到内在的本质。用大众身边生活的实例解读是与非，用辩证的哲学道理告诉人们如何辨别事物的原本，认识了原本就是看破，知道了事物的本相，啊！原来如此，也就容易放下了。有许多事放不下，背着沉重的包袱，有的人背一辈子，一生都没有活明白，真是愚痴到了极处。
近十几年见到了各式各样的励志着作，外国的、中国的；营销的、赚钱的书铺天盖地，讲如何营销，如何推销自己。从羊皮卷到红顶商人，无不是讲盲从和赚钱。
对人生的哲学思考范文4
翻看王国维的传记或研究王国维的论著，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人们喜欢采用情感色彩类似的词来形容王国维的人生和心灵世界，如：“悲情”、“孤雁”、“苦魂”等。“多病的人生遭逢多难的时代”概述了王国维的生命悲剧。王国维出身在一个早已衰落了的社会地位底下的家庭， 四岁时母亲去世，父亲终日在外游宦，他和姐姐寄养在姑母和婶母家。王国维的身体非常不好，脚气病折磨了他很长时间,有时竟会感到“虚老之极”，“寸步难行”，此病甚至中断了王国维在日本的留学生涯。王国维的前半生多生活在贫病之中，常常靠人资助。幼年的岁月浸润着孤寂和哀愁，滋养了他忧郁与孤僻的心性。青少年时代的身体和生活的磨难加重这人生的悲苦，从他的诗词创作中可以感受到人生之苦带给王国维的心灵隐痛：“人间孤愤最难平，消得几回潮落又潮生”。忧郁之心处于乱世之秋，也加重了王国维的悲剧感。在新旧更迭，多元的社会、文化思潮碰撞的时代，王国维既没有传统文人的人生和文化归宿感，又不能在社会活动中寻找精神依持，他注定了是那个时代的一只“孤雁”。
正是“所感”于人生的种种悲苦，王国维长期“所思”便是“人生的问题”犹如他自己所说：“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人生中积累的太多感性体验引发他对生存本体的思索。鲁迅少年时代经历的家道中落的不幸引发他日后对中国人文环境以及国民性的思考，王国维所经历的病苦、孤寂、生死离别更带有人生的普遍性和本质性，引发的是王国维对人生本相的思索。这样的追索首先充满了人生的悲剧感。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缺乏穷究人生终极之理的精神，具有悲剧精神的思想和人物更少。王国维无法在传统内部得到思想资源以帮助他的思考，解除他心中的疑惑。他需要精神突围，他生活的年代恰逢近代史上各种政治势力、社会思潮、学术观念、人生理念的大冲突、大裂变、大融合，传统的根基在撼动，王国维早年就不喜“举子业”，对科举不甚用心，显示出一定的叛逆性，比较容易在传统之外去寻求答案。王国维与叔本华的接触可以说是“偶遇”， 后者提供了与他的个体生存体验极相吻合的理论，对生存本体、人的生命本相的思索成为王国维治哲学的一个重要动力。叔本华对人生之悲剧性以及根源的阐释，在情感上引起了王国维的极大的共鸣，并引发了他对哲学的兴趣。正如台湾学者早就指出来：“王静安对于西洋哲学并无深刻而有系统之研究，其喜叔本华之说而受其影响，乃自然之巧合。申言之，王静安之才性与叔本华盖多相近之点。在未读叔本华之前，其所思所感或已有冥符者……及读叔氏书必喜其先获我心。”
王国维是一个知性与感性都很发达的学者，对人生问题的探索不可能走上形而上的抽象的思索，王国维曾说哲学的事业是“探宇宙人生之真理而定教育之理想者。”他虽然在叔本华的哲学中找到了人生悲剧的答案，但这并不能减轻现实生命的悲苦感。反倒加重生命的悲剧感，因为“愈能看透生存意志的原形，那时便会了解我们人类竟是这一付可怜相，而油然兴起悲哀之念。”所以，他很快发出悲叹：“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而近日之嗜好所以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籍者也。”于是，1907年之后王国维又一度把主要精力转向文学。
《评论》被学界视为“破天荒借用西方批评理论和方法来评价一部中国古典文学杰作，现代文学批评的开端”。 该文第一章概说“人生与美术”之关系借助叔本华的理论为文艺作全新的诠释和定位：人生的本质在于欲望，欲望只能产生痛苦，因此欲望、生活、痛苦三者是同一的。美术的功能即在于使人类忘掉生活的痛苦，优美和壮美都能使我们离开生活的欲望而进入纯粹的知识。他还引用了歌德的一句诗：“凡人生中足以使人悲者，于美术中则吾人乐而观之。”《评论》全文对西方批评理论和方法的借用主要是引入了“欲”的概念。作者将《红楼梦》中宝玉之玉应对叔本华之“欲”，其阐释极其勉强，这种明显的附会不仅仅是为了“印证西方理论方法”而出现的误读，更重要的是王国维要以此为例证来说明文学艺术（美术）于痛苦人生的超越意义，他在《红楼梦》里找到了共鸣点。
即便到后期的《人间词话》中，他依然坚持这样的观点。他认为“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 在审美性质上无高下之分，因为它们都能够给人以美的享受，都能在审美享受中“使吾人离生活之欲”。 而且在《人间词话》中借助康德的“游戏说”进一步表明他的文学观：他赞同康德说的“文学美术亦不过成人之精神游戏”，“诗人视一切外物，皆游戏之材料也。”人的精力，用于生存竞争而有余，在现实生活中也无法表现，通过一定的文字手段发泄出来，就是文学，是超功利的也就是审美的。当然，超功利不是毫无目的，其目的在于“发表人类全体之感情”，文学“实为人类全体之喉舌”，在文学的审美中给人慰籍和超脱。王国维从哲学转向文学是从生存本体的思考对生命悲剧性的超越之路的探寻。希望后者实现对前者的超越和提升。原因就在于文学的超功利的无关乎利害的审美特性。
表面上，王国维反对儒家功利主义文学观，是由于叔本华、康德等外来思想因素的影响，但这种接受不是被动的，而是情感上的碰撞和共鸣，前提是近代以来对人生悲剧性处境和生命的悲剧本相的体认和直视。文学成为一条心灵的出路。因此，就不难理解，有着不同的西方学理背景的沈从文也会产生与王国维一致的思想。在1930年代沈从文的文学主张中还能听到较强的回应。在沈从文看来，创作是对现实人生羁绊的超越和逃离，写作作为与生命的痛苦体验的对抗，既是一种娱乐，一种表现，又为一种永生的欲望所驱动，成为生命重造的方式。因为“任何人对死亡想要逃避，势不可能。任何人对社会习惯有所否认，对生活想要击破藩篱，与事实对面时，也不免要被无情事实打倒。个人理想虽纯洁崇高，然而附于肉体的动物基本欲望，还不免把他弄得拖泥带水。生活在人于人相碍相撞的社会中，和多数人哺糟啜，已够觉痛苦了，更何况有时连这种贴近地面的平庸生活，也变得可望而不可及，有些人常常被社会所抛弃，所排斥，生活中竟只能有一点回忆，或竟只能作一点极可怜的白日梦……”
沈从文和王国维可以有不同的外来思想的背景，但他们都表达了相类似的文学主张。他们的一个共同点就是生命的悲剧感和借助文学的审美价值实现对这种悲剧的生命的超越。这样的文学主张首先来自于他们对当下的生活的理解，对生命的感悟。
近代以降，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人物立足于现实社会实践，将文学作为“开民智“的手段，作为实现民族富强的一个工具，开启了中国近现代的政治功利型的文学观。王国维反对文学的现实功用性，而提出文学对人的现实苦难、对人的现实羁绊的超越性价值、审美价值。他们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他律”与“自律”的两条文学道路。他们的思想都起源于中国近代以来的生存现实，前者侧重回应国家的忧患、民族的危机，后者深沉的表达了近代人的生存焦虑。
如此理解王国维的文学活动和成就呈现出了当下的意义和启示：其一：我们的理论研究不能让西方的理论话语架空，而脱离掉自身的生存语境，离开20世纪中国人独特的生命体验；其二，当社会不是那么急迫的需求文学来扮演一种社会角色的时候，文学独立的审美意义，之于人生的精神价值，便会重新得到彰显，今天沈从文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因为文学说到底还是通过审美的中介超越现世，成为人类的精神家园，然而沈从文不是孤立的，在这篇小文中我们就能看到王国维与沈从文的呼应，我们在重新梳理中国现代文学这一流脉的时候，应该将源头推溯到王国维这里，如此王国维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意义也就需要重新评价了。王国维以审美特性为核心建构近代的文学本体论，其中包含这对人自身的深刻关怀。
参考文献：
[1]陈 同：《悲情学人王国维》，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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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国维：《叔本华与尼采》，《王国维论学集》（傅杰编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6]王国维：《静安文集续编•自序二》，《王国维论学集》（傅杰编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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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国维：《人间词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对人生的哲学思考范文5
［关键词］基本原理大学生人文关怀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437（2014）06-0126-02
一、加强大学生人文关怀的必要性
教育的终极目标是培养健全的、和谐的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应该从科学和人文精神两个方面来抓。科学精神指导我们应该如何去做事，人文精神让我们修身修德，使我们懂得哪些事情是否该做。它们是互补的，不是相互排斥的。但是，在当下的中国，人们急于追赶所谓的现代文明，同时加之市场经济发展所引发的人们对功利的巨大渴求，导致了人文教育的缺失。长期以来，我们的高等教育就是专业教育，培养的是具有某种专业素质和能力的专门人才，把掌握科技知识当成教育的唯一目的，人文素质教育没有得到重视。
社会的进步，不仅仅要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还需要加强素质的培养和人文关怀。只重视科技的掌握，忽视人文精神的熏陶，这种教育模式必然会导致人格追求和社会责任的缺乏。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发展的失衡不仅阻碍了学生的全面发展，更不利于我国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学生对于人文知识的冷漠和急功近利，以及由此导致的道德、社会等问题，应当引起我们教育者认真的思考和足够的警觉。高等教育必须改变目前只重视专业技能、忽视人文精神的教育模式，否则，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只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北大教授钱理群）。这种人文教育的缺失，已经使我们开始付出代价。因此，作为大学人一定要重视大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重视对大学生人文关怀的倾注。
二、“马原”课与人文关怀的内在契合
人文关怀就是关注人的生存与发展，既要教育人、引导人、鼓舞人，又要尊重人、关心人、帮助人。广义上的人文关怀就是传承文明、传播文化，实现人类社会的持久发展。而“马原”恰好体现了这种人文关怀：对人的生存状况的关注，对人的尊严与符合人性的生活条件的肯定，对人类的解放与自由的追求，对超越个体的人类终极价值的关怀等。人文素质教育是一种发展人性、完善人格的教育，教育学生如何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处理自身信仰、理想、情感、价值取向等方面的问题。“马原”在向大学生提供人文知识的同时，也能够满足他们锻造思想、塑造人格的需要的功能，可以使大学生通过哲学思考，探究超越现实功利的人生理想和信仰，使他们能够正确理解人生的意义，获得人生的智慧，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并形成影响其一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基本原理是为人的哲学，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追求的最高理想，这也是教育的根本指导思想。因此，基本原理教育和人文素质教育是紧密联系的，和人文关怀是有内在契合性的。
三、“马原”课教学中倾注人文关怀的实现途径
（一）转变教学观念，重视“马原”课人文关怀的功能
在东西文化交融的时代，在商品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每个人都有失落、迷茫的时候，尤其是青年学生更是如此。在大学生的人文知识结构中，“马原”课具有基础性的地位。“马原”课教学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培养大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理想追求和道德意识等。然而，由于多方面原因，长时间以来我们不能讲人文关怀的教育功能进行很好的发挥。
当前的“马原”课教学偏向突出“马原”的阶级立场和政治色彩，只强调意识形态性和政治功能，导致的结果是使这门课远离尘世，远离学生最为真实的人生、生活和生命，忽视了课程自身的丰富性和人文性，忽视了对学生应有的人文关怀。要改变这种状况，我们教育者应努力挖掘“马原”自身的人文性，把人文关怀倾注到教学过程中，把人文关怀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切入点，提高学生对这门课的亲切感和认可度，为迷途的生命提供一种有意义的参考和指导。“马原”课为我们提供了如何去审视自己的一种方法，那就是站在理性思维高度，不断地反思，不断地批判。学会辩证地理性思维，就能够站得高望得远，能够使自己的人生更丰富，更有意义。 在今后的教学中我们应充分挖掘、发挥“原理”课应有的人文关怀功能。
（二）树立以学生为本的教育价值观
人文关怀的一个根本体现是以学生为本，以学生为本是现代教育的基本价值。以学生为本，就是以学生为根本，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尊重学生的利益，尊重学生的选择。“不把学生看成接受教育的客体，而应把学生当成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主体。”教育工作者也不应该把自己看作高高在上的传授者，而是带领学生共同探讨问题的引导者。引导学生不“唯上”、不“唯师”、不“唯书”，引导学生学会运用基本原理分析问题、判断问题，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鼓励学生说出自己的观点和想法，并且善于听取学生的观点和意见。
只有学生的主体性得到了充分发挥，才能使学生获得自我发展的持久动力。要真正实现以学生为本，就要想学生之所想，教学生之所需。教学的切入点应是学生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和迫切需要理解、解答的问题，做到“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联系学生思想与心理的实际情况，将人文关怀教育贯彻到学生学习及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让学生切实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人文关怀的思想，促进学生将学习到的理论能够有效地应用在分析与解决现实问题上。如果课堂讲授与学生实际相分离，就会导致大学生价值判断与行为选择上的偏差。因此，在理论教学中必须把握大学生思想道德观念的新动态，并及时回应这些新动态，及时解释发展变化的社会现实。这样才能解决因社会现实的变化而带给学生的迷茫与困惑，避免理论教育的盲点。
（三）把“马原”课和人生教育结合起来
基本原理作为对宏大的社会历史规律的把握并不排斥人生哲学。哲学作为“马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西方传统哲学的继承和超越，其内在精神依然是对智慧的不懈追求和对人生的关注。“人”在那里是“大写的人”，更多的表现在以天下为己任的博怀，对罪恶社会的勇敢批判，马克思关于人的哲学有利于学生反思自己的人生，学生通过该课程的哲学思考，能够在复杂多变的社会中正确地认识自己，发展自己。
“马原”课教学过程不仅仅是知识的相传，更重要的是引导学生从僵化的物质世界和纯粹功利的社会中解放出来，体会到生命的尊严和生活的美好，引导学生的生命走向完整、和谐的境界，保证生命发展的无限可能性，并且促使人生的价值得以充分显现。在教学过程中帮助学生形成对生命、生活以及人生的真正价值的一种正确理解；培养学生对生命的无限珍惜和对生活的热爱，对社会、对家庭、对自己的责任心。如何避免在物欲横流的浮华世界中保持自己生命的一片天地，如何将自己的人生有意义地贯彻到底，这些我们都可以在哲学那里找到启示或者答案。
（四）提高“马原”课教师的人文素养
教师的人文素养越高，其榜样作用就越强。教师自身要具备高雅的审美情趣、积极的人生态度、健康的心理素质、高尚的道德修养、博大的爱国情怀。这样的教师可以通过潜移默化、耳濡目染的方式实现对学生的人文关怀。学生从教师的传授过程中获得的不仅仅是知识和能力，更重要的是从教师的言行中获得一份人生的智慧和勇气，一种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人生执着的追求，一种崇高人格魅力的内在感召力。
人文关怀的思想，对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非常重要的启迪意义，充分挖掘、发挥“基本原理概论”课教学的人文关怀功能，不仅有利于丰富该课程的教学内容，增强其实效性，同时有助于大学生丰富其涵养，陶冶其情操，健全其人格，培养其创新能力，使其成为全面发展的适应社会需要的高素质人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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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雨燕，郭华.论“基本原理”课教学与理工科大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J］.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2011，（5）.
对人生的哲学思考范文6
近些年来，我在哲学上的努力似乎有了一个明确的方向，就是要突破学院化、概念化状态，使哲学关心人生根本，把哲学和诗沟通起来。尼采研究无非为我的追求提供了一种方便的学术表达方式而已。当然，我不否认，阅读尼采著作使我的一些想法更清晰了，但同时起作用的还有我的气质、性格、经历等因素，其中包括我过去的读书经历。
有的书改变了世界历史，有的书改变了个人命运。回想起来，书在我的生活中并无此类戏剧性效果，它们的作用是日积月累的。我说不出对我影响最大的书是什么，也不太相信形形的“世界之最”。我只能说，有一些书，它们在不同方面引起了我的强烈共鸣，在我的心灵历程中留下了痕迹。
中学毕业时，我报考北大哲学系，当时在我就学的上海中学算爆了个冷门，因为该校素有重理轻文传统，全班独我一人报考文科，而我一直是班里数学课代表，理科底子并不差。同学和老师差不多用一种怜悯的眼光看我，惋惜我误入了歧途。我不以为然，心想我反正不能一辈子生活在与人生无关的某个专业小角落里。怀着囊括人类全部知识的可笑的贪欲，我选择哲学这门“凌驾于一切科学的科学”，这门不是专业的专业。
然而，哲学系并不如我想象的那般有意思，刻板枯燥的哲学课程很快就使我厌烦了。我成了最不用功的学生之一，“不务正业”，耽于课外书的阅读。上课时，课桌上摆着艾思奇编的教科书，课桌下却是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易卜生等等，读得入迷。老师课堂提问点到我，我站起来问他有什么事，引得同学们哄堂大笑。说来惭愧，读了几年哲学系，哲学书没读几本，读得多的却是小说和诗。我还醉心于写诗，写日记，积累感受。现在看来，当年我在文学方面的这些阅读和习作并非徒劳，它们使我的精神取向发生了一个大转变，不再以知识为最高目标，而是更加珍视生活本身，珍视人生的体悟。这一点认识，对于我后来的哲学追求是重要的。
我上北大正值青春期，一个人在青春期读些什么书可不是件小事，书籍、友谊、自然环境三者构成了心灵发育的特殊氛围，其影响毕生不可磨灭。幸运的是，我在这三方面遭遇俱佳，卓越的外国文学名著、才华横溢的挚友和优美的燕园风光陪伴着我，启迪了我的求真爱美之心，使我愈发厌弃空洞丑陋的哲学教条。如果说我学了这么多年哲学而仍未被哲学败坏，则应当感谢文学。
我在哲学上的趣味大约是受文学熏陶而形成的。文学与人生有不解之缘，看重人的命运、个性和主观心境，我就在哲学中寻找类似的东西。最早使我领悟哲学之真谛的书是古希腊哲学家的一本著作残篇集，赫拉克利特的“我寻找过自己”，普罗塔哥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苏格拉底的“未经首察的人生不值得一过”，犹如抽象概念迷雾中耸立的三座灯塔，照亮了久被遮蔽的哲学古老航道。我还偏爱具有怀疑论倾向的哲学家，例如笛卡儿、休谟，因为他们教我对一切貌似客观的绝对真理体系怀着戒心。可惜的是，哲学家们在批判早于自己的哲学体系时往往充满怀疑精神，一旦构筑自己的体系却又容易陷入独断论。相比之下，文学艺术作品就更能保持多义性、不确定性、开放性，并不孜孜于给宇宙和人生之谜一个终极答案。
长期的文化禁锢使得我这个哲学系学生竟也无缘读到尼采或其他现代西方人的著作。上学时，只偶尔翻看过萧赣译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因为是用文言翻译，译文艰涩，未留下深刻印象。直到大学毕业以后很久，才有机会系统阅读尼采的作品。我的确感觉到一种发现的喜悦，因为我对人生的思考、对诗的爱好以及对学院哲学的怀疑都在其中找到了呼应。一时兴起，我搞起了尼采作品的翻译和研究，而今已三年有余。现在，我正准备同尼采告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