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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研究范文1
第一，社会经济发展过程表现为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四个环节同时存在并且相互转化的过程。这四个环节之间存在着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对立统一关系，但是生产在其中始终起着支配的作用，社会生产过程的性质和特点始终决定着经济发展的性质和特点。因而，必须始终重视生产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地位，同时又必须高度重视分配、流通和消费对于生产的巨大反作用。认识经济发展问题，必须始终坚持从生产出发去进行分析的方法论原则。颠倒生产与其他几个环节的关系的观点是错误的。第二，在社会生产中，始终存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个方面及其对立统一关系。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过程来看，生产力的不同发展阶段决定着生产关系的不同性质；但是，在一定的社会形态下，生产关系及其具体形式对生产力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甚至决定性作用。因而，片面强调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是一种庸俗机械的唯物主义观点，片面强调生产关系的反作用或决定作用则是一种唯意志论和唯心主义观点。第三，社会经济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其中既存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运动这样的一般规律，同时，不同性质和阶段的社会条件下的经济发展又具有不同的特殊规律。因而，仅仅从抽象的、一般意义上去谈经济发展是没有意义的；仅仅从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出发去解释和解决特殊条件下的经济发展问题则是无效的。第四，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经济发展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其特殊性在于它以追求无止境的价值增殖或赚钱为目的，因而，剩余价值规律支配着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全部过程，剩余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发展生产力是资本获得剩余价值的手段，与此同时，生产力的发展又与资本的内在要求相矛盾。第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表现在各个方面：（1）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含义正在于同一劳动时间内生产的商品更多，从而单位商品的劳动量及价值量必然下降，可是资本追求的恰好是剩余价值，而不是物质财富。这样，资本生产的商品越多，单位商品的价值以及剩余价值就越少，从而平均利润率具有一种下降的内在趋势，这就迫使资本更快地积累并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使同一单位的资本获取的剩余价值会更少，平均利润率进一步趋于下降。这就形成一种循环，正是这一循环推动着资本主义的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2）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的实现以及剩余价值的实现需要一系列严格的前提条件，这些条件最重要的是：必须有足够的市场购买能力能够消化或购买大量生产出来的商品。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恰好不能保证这一点，原因在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与生产供给相比总是不足的，因为资本积累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必然造成财富占有在资本一方和劳动一方的两极分化。除此之外，资本主义生产表现为一种无政府状态，即使是资本之间的相互需求也具有不确定性和经常的不平衡。因而，生产之间的矛盾以及生产与最终消费之间的矛盾，是一个标准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型无法解决的问题。于是，这些矛盾总是以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方法来进行一种强制性的解决。（3）资本为了获得利润或收益的最大化，在职能资本的基础上又发展出一个庞大的信用制度和信用系统。信用的发展一方面促进了资本的集中和一定阶段的经济增长，但是另一方面它又创造出一套投机和欺诈机制，使现实资本更多地转化为虚拟资本，从而产生了国民经济金融化，并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最终必然产生金融危机并进一步引发经济危机。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自1825年以来，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的矛盾产生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于是，产生了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但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以及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所以，出现了1970年代长达十年的滞胀。滞胀之后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又采取新自由主义政策，虽然短时间内经济增长状况有所改观，但是最终又产生了新的国际金融经济危机和经济发展的持续低迷。政治经济学关于经济发展的基本理论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实践都表明：迷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没有出路的。因此，在我国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必须坚决反对新自由主义的理解和思路，必须坚持以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只有这样，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向。
二、经济体制的改革才是治本之策
之所以必须坚持运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来看待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问题，不仅是因为政治经济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理论基础，而且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中国经济发展状况越来越接近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做的分析。概括起来说，由于中国选择了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同时又发展出大量的私人资本，并且公有的生产资料也采取了资本的形式，市场与资本叠加，使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更加接近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进行的分析及其所得出的基本结论。因而，运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分析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具有现实性和有效性。但是，我们不能将中国经济完全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这是因为中国不仅存在大量的公有企业和农村土地集体公有制，而且我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始终起着主导性作用。这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实践表明，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同时又必须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从理论上来说，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决定了一定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模式。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角度来看，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在于地方政府在实际职能上的企业化。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一方面造就了中国经济在一定阶段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又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体制性根源。自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表现出一系列问题：对外贸易增长乏力、部分产能严重过剩、产业结构失调、技术创新能力不足、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脱节、资源生态危机等等。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些问题都具有供给侧的性质。因而，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符合实际的。但必须深究的问题是，产生供给侧问题的原因又是什么呢？不找出产生问题的真正原因，必然只能是治标不治本。对于当前的中国经济问题，可以从多种不同的角度去分析，但是，必须抓住中国经济发展的“牛鼻子”，这个“牛鼻子”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特殊经济体制以及由此产生的特殊经济增长模式。正如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中指出的那样，全面深化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是进一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其中，如何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尤为重要。因而，改革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模式才是治本之策。因而，改革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特别是改革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如何通过改革，使地方政府一方面在经济增长中继续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又能够贯彻落实中央制定的综合改革和发展目标，这是能否解决供给侧问题以及能否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重要环节和关键。
三、全面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政治经济学研究范文2
20世纪80年代，学界在对传统教科书体系进行整体性反思的过程中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哲学的本质是什么?在这场讨论中，与人本主义的关系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焦点问题，而首先展开的是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在这场争论中逐渐形成了三种代表性的研究路向与理论兴趣:一是人学研究思路。代表性的学者是吉林大学的高清海先生，他受到马克思关于人或社会的三种形态理论的启发，即最初的人类以族群为本位(“人的依赖关系”形态)，经过个体本位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形态)，才能到达人的最高发展形态(即“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形态)，即由人的“类”本性决定其必然去向，由此形成了“类哲学”的思路。［1］二是实践唯物主义研究思路。有许多学者基于对苏联理论体系的反思提出了实践唯物主义的问题。他们在文本层面上以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等经典论著关于“实践”的论述为立足点和出发点;在理论层面上以“实践”为核心概念来重新解释哲学，以“实践的唯物主义”来概括哲学的特征本质，形成了一股颇具影响的哲学思潮。三是哲学史的研究思路。从学理上讲，关于哲学本质的回答需要回到经典作家即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发展进程中进行考察;因此，人学与实践唯物主义的研究路向之争便直接引发了哲学史研究的重大理论分歧之争。其争论焦点是，代表马克思成熟思想的经典著作，到底是人学韵味浓厚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还是更为强调现实实践逻辑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或《德意志意识形态》?此外，还有一些学者无意识地突破了人学与实践哲学的范式之争，十分敏锐地提出，马克思晚年关于历史学、人类学的转向以及人类学这个问题。从现在的理论视野来看，关于历史学、人类学的转向以及人类学这个问题，显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研究动向，也是哲学研究中无法绕过的问题;但在当时，这一问题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事实上，在20世纪80年代末，俞吾金先生便已将思考的目光定位在人类学问题上，他当时提出马克思对社会人类学问题的思考贯穿其一生，在思想发展上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哲学阶段、政治经济学阶段和文化学阶段。［2］但总的来说，在当时人类学问题对于重新认识和理解马克思整个学说的重要性并没有引起整个学界的充分重视，因此学界未能进一步对马克思的人学与人类学思想进行系统研究。其原因有许多方面，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是我们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解局限于传统教科书体系(即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有关。哲学的发展需要政治经济学与政治学的研究突破作为支撑(正如马克思本人哲学思想的发展与他的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实践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哲学一个重要理论特质;在当时，政治经济学与政治哲学(科学社会主义)等相关学科并未同时取得与哲学一样的进展，因此单纯依靠哲学界的自我革新很难实现理论的整体性创新。
在无法获得政治经济学与政治学学科支持的情况下，哲学单兵突破的局面必然受挫，从而使得当时的人学与类哲学等问题的讨论不能突破哲学的学科意识束缚，走向更广阔的理论天地。当前学界所热议的理论整体性问题以及“现代学术建制和理论研究的学科化对理论整体性的影响”正是针对这种学术分工体制的弊端提出的。［3］从研究范式转换的角度来看，80年代的一个重要成果是中国的哲学研究开始摆脱教科书的“体系意识”来思考自己的“问题意识”。不过，从现在的理论视野来看，这种问题意识其实是一种基于学科视角的问题意识。这种基于学科视角的问题意识开启了中国化哲学的学理性思考与学科建构，到了20世纪90年代，在学科建设意识的主导下，哲学研究呈现专门化与学术化的趋势，的哲学与政治经济学以及政治学(科学社会主义)等相关学科的发展越来越专业，但与此同时彼此之间也越走越远，甚至有分道扬镳的苗头与趋势。从哲学变革与发展的历史来看，其最重要的经验是打破经院哲学(即所谓的学院哲学)的束缚，而其最重要的理论支持则是来自政治经济学。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中指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剩余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到科学的理论前提之一，因为“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4］161。哲学学科意识的束缚以及理论研究中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的缺失，对于当时的人学与类哲学研究而言，直接导致的问题是没有理解马克思“历史科学”(即历史唯物主义)与人学、类哲学的重要关系，同时也没能与西方学者的文化研究、人类学研究等相关学科进行有效对话。
二、如何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人学思想
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马克思的历史科学与人类学具有密切的关系。人类学把自己的学科定义为“研究人类的本质的学科”，这一学科体系的形成，虽然与殖民主义在全球的扩张紧密相连———它在19世纪的学科分工体系中被定位为对原始社会或文化的研究;但是，随着殖民体系的解体，人类学已突破异文化研究的局限性，正在重新定义其对人类整体多样性的研究。正如有学者所认为的，人类学学科除了从某一学科的角度进行人类学研究，更为前提性的则是哲学层面的理论基础，即涉关存在论———基于人作为一种存在来探讨人类发展的起源、人类发展的动力、人类创造的文化、人类发展的规律、人类前进的方向等。［5］人的本质是什么，不仅是人学研究所关注的哲学问题，实际上也是一个人类学问题。在古希腊哲学中，有些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倾向的思想家把人看作自然的一部分，而智者学派把人定义为具有智慧和美德的政治动物。基督教神学则认为人是上帝按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绝不可能是像动物一样的自然存在物，使人学回落到神学逻辑中。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重要思想成就是以人为中心对抗基督教神学的以神为中心，它不仅重视人的自然本性，也关注人类的理性和意志，从而引发了近代哲学的“主体性”问题大讨论。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进化学派观点把人看作是由猿猴进化而来，从而将自然主义人学推向了极端;作为自然主义人学思潮的反向运动，欧洲大陆的思想家们则在对宗教神学的反思中发展出了理性主义人学思潮，这一基于人类理性的本体论思想在笛卡尔著名的“我思故我在”命题中被准确地表达出来———“我思”是人的本质特征，“我思”是人与动物的关键性区别。这种人类理性的本体论思想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发展到了某种理论上的极致。德国古典哲学不仅把“我思”(观念)理解成人的本质，而且把它作为哲学的对象来进行研究，从而建构起庞大的观念论思想体系，并最终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达到顶点。而在德国的观念论思想之外，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研究路向，即发现人不仅是一种自然动物，而且也是一种文化与历史的产物，因而提出了“历史哲学”的问题，这一问题域在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康德和黑格尔等思想家的不断探索下，逐渐形成了一种具有深厚历史感和历史哲学韵味的人类学思潮。这种具有深厚历史感的人类学思想路向，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便是历史科学。今天，随着马克思哲学研究以及国外研究的深入，我们应当重新拾起一度中断的人学与类哲学的话题并将这种反思推向一个自主性的理论建构。这是中国学界走向理论自信的表现。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学术经过20多年的发展，在政治经济学、社会学(包括人类学)、政治学等学科上获得了长足的进展，为我们重拾人学与类哲学的话题提供了极好的学科背景。我们应当在这个基础上将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类哲学)有效沟通起来，以打开哲学与人类学研究的新视野。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提出的人类学只是一个在学科意识的束缚之下不得不采用的“名称”———因为学科话语体系似乎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学者的行规。换言之，人类学这一提法只是一个“方便法门”，读者可以不必拘泥于这一名称本身，重要的是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关于这个问题，涉及两个重要的理论:一是我们应当如何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二是我们应当如何理解马克思的人学(人道主义)思想。关于第一个问题，即如何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过去我们之所以无法把政治经济学与类哲学有效结合起来，是因为我们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解受限于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体系。实际上，在马恩经典著作中，他们所阐发的政治经济学跟苏联所编撰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有差异的，其重大差异我们可以用恩格斯的定义来解释一下。恩格斯认为，政治经济学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广义层面，一个是狭义层面。狭义政治经济学指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一般规律的科学。因此，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里面谈论的劳动价值论、资本、货币、商品等这些实际上是隶属于狭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关于狭义政治经济学的设想，马克思有一个宏大的理论构想，但并没有完成，只出版了其中的一卷(即《资本论》第1卷)。根据马克思在1859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设想，狭义的政治经济学应当有六大部分，分别为资本(这部分后来演化为《资本论》的整个体系)、国家、土地、国际市场、国际贸易，还有一部分是关于劳动的问题。换言之，苏联学界所理解的政治经济学，只是马克思本人关于狭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一小部分而已，马克思生前还没有来得及把他整个思想完整地建构出来。而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实际是历史科学，按照恩格斯的定义，它指的是对整个人类社会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规律的研究。广义政治经济学在研究对象和范围上更为广阔，它不仅仅包含资本主义社会，也包含前资本主义社会，另外还包含东方社会，这是一个更大的范畴。这一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恰恰与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相重合，而狭义政治经济学则与经济人类学具有诸多共同之处。关于第二个问题，即如何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人学思想。关于马克思的人学思想不得不提到他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在此我们主要以康德和费尔巴哈为例来说明。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性人物康德最后出版的著作便是《实用人类学》，邓晓芒认为它“是康德二十多年讲授‘人类学’课程讲稿，也是康德本人自己整理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康德毕生的书斋生涯其实都是以人的现实生活为背景，他那一切令人生畏的思辨最终都有一个集中的主题，这就是人的存在和使命”;因此，“仅仅从认识论上的‘批判哲学’来看待康德哲学已经显得过于狭隘，必须从人类学的立场来考察康德整个哲学体系”。［6］1－2从这一角度来看，康德哲学的重要贡献是将神学(宗教问题)人类学化。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这一思考路向显然深深地影响了马克思。费尔巴哈作为直接影响马克思的思想家，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中对宗教哲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以期恢复人在哲学中的地位，这使马克思豁然开朗。
政治经济学研究范文3
关键词：影视编导；竞争机制；团队协作
影视技术是20世纪末迅猛发展起来的一门新技术，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对于感官享受有了更多的追求，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全世界影视技术的迅猛发展。在西方，视觉艺术教育成为包容面很广的艺术教育，在中国，体现中国文化的影视作品不断出现，也适应了时代视觉传播的需要。[1]国内外经验证明，高质量的影视艺术作品不仅对开拓广泛的经济市场有益，而且对加大一个民族的思想文化影响力、提高该民族在国际社会中的整体形象，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2]反过来，不良的影视作品对人们的误导也不可忽视。遗憾的是，目前中国影视行业基本上还是处于引进来的阶段，很少有优秀影片能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引导世界的影视潮流。所以，笔者深切感受到影视教育的迫切性，在此对影视技术教学做一些探讨。
一、温州及其周边地区影视技术的发展现状
温州经济的发展虽然迅猛，但在该地区，中小企业仍然是温州企业的主体。而中小企业的品牌意识非常薄弱，基本上还是处于产业链的中下游阶段，经济效益不容乐观。笔者于近几年走访了温州市及周边区域36家广告策划、影视宣传相关媒体设计公司，对146位影视技术从业人员及管理人员进行了问卷调查，并与其中的27位项目经理及部门技术经理进行了深入访谈，了解到温州地区的影视技术发展较为缓慢，各中小企业主要采用经济效益明显的宣传方式而不重视影视宣传等方式。部分项目经理表示：在前几年，企业订单还是以平面宣传为主，近几年尤其是今年，随着3G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重视影视宣传，设计公司接到影视宣传片、产品宣传片的订单越来越多，但本地从事影视技术专业人才的匮乏使我们不得不千里迢迢去外地招聘影视技术人才，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企业的用人成本和运营成本。同时，也正是因为人才匮乏，而该行业对于人才的需求又极大，两者的冲突直接导致本地区本行业的公司很难发展壮大，这也就意味着行业龙头企业难以出现。整体行业的竞争处于无序与不利的地位，从而使更多优秀的影视技术设计人员向外地发展，而物价和生活成本的不断提高也使人才流失的现象更进一步恶化。因此，我们希望通过校企合作的方式为温州地区影视技术人才的培养创建一个良好的商业化平台。
通过沟通不难发现，影视技术人才的匮乏正日益成为制约温州及周边地区区域经济发展的瓶颈之一。因此，如何有效地通过影视编导课程建设和课程改革为社会输送有用的影视技术人才已经成为温州地区广告、传媒、企事业单位发展的重要一环。
二、高职院校影视编导课程的教学现状、竞争机制的构建过程及方法
高职院校影视编导课程开设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数字媒体技术专业的学生能更好地掌握影视拍摄与编辑能力。其意义在于加强和巩固学生课堂所学影视相关课程的理论知识，增强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和应用操作能力，重点培养学生的独立编导能力、独立设计能力、独立编辑能力和综合运用影视相关知识的能力，全面掌握影像视频作品的创作、拍摄和简单编辑等影视技术能力，为后续课程的学习和全面掌握影视领域的知识打下扎实基础。
高职院校影视技术教育发展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该技术相关课程的发展一直较为滞后。有些院校因为资金问题，未能采购足够的影视设备，将这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课程硬生生地上成了影视欣赏课。[3]还有些院校因为各种原因未能较好地与当地经济发展相结合，课堂授课与社会实际需求脱节，所教授出来学生的水平可想而知。此外，该课程是一门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的课程，而就目前情况来看，该课程大部分的教材都是理论性非常强、仅适合本科教学与研究生教学的教材，在市面上较难找到一本适合高职院校教学的教材，因此，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高职院校影视编导课程的教学效果。以温州科技职业学院数字媒体技术专业为例，该课程是为数字媒体技术学生开设的一门专业主干课程，该专业学生普遍反映教材内容因循守旧，教学内容与社会实际需求有所脱节、教学效果不甚理想。
考虑到以上原因，在影视编导课程中建立一整套完整的竞争机制正是顺应了社会的需求。当学生学完影视技术的基础知识后，通过团队之间竞争机制的引入和构建来切实提高学生学习影视技术的兴趣，从而有能力做出精美且具有个性化的影视作品。在我国高职院校教育领域，致力于影视编导课程教学改革的教师不多，因为受到教学环境、实训条件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影视编导课程的教学改革进程一直较为缓慢。但随着影视技术跟生活越来越贴近，越来越多的影视爱好者已不再满足于影视作品的欣赏，开始纷纷走上自主创作影视作品的道路。互联网上有不少的文章涉及如何利用数码摄像机来实现影视作品的创作，这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笔者改革影视编导课程的决心。笔者尝试采用循序渐进的“四部曲”的方式改革本门课程的教学。
1.序曲部分，在项目化教学过程中引入分组教学的方式
为了更好地提高课程教学的教学效果，笔者撰写了《影视编导课程实训指导书》，将每次实训项目化、将每个项目具体化。影视编导课程是一门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专业课程。该课程的特点是如果没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即使手中有设备也无法拍摄出满足市场需求、满足商业化运作要求的影视作品。同时，如果仅仅掌握理论知识而从未实践的话又无异于纸上谈兵。因此，笔者希望通过该实训指导书的指导，加强数字媒体技术专业学生对影视编导课程理论知识的理解，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培养学生独立完成影视作品拍摄的能力，同时培养数字媒体技术专业学生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独立设计影视稿本的能力、团队协作沟通的能力等。为了更好地提升项目化教学的效果，笔者对每位参与项目的学生提出了以下三方面的要求。
首先，学生要根据项目主题要求查阅、参考相关资料，提前进行认真预习，初步弄懂实训项目的目的、内容，并撰写项目报告。项目报告应包括基本的项目目的和内容，基本项目步骤、过程以及操作记录，对于自主创作的项目要提前准备好设计方案（包括故事梗概、文学剧本、分镜头剧本、团队分工名单等拍摄前必需的文字材料）。其次，进入实训室后，学生要搞清本次实训项目需使用的设备，每种设备在项目中所起的作用，合理、正确地选择使用相关设备。根据已设计的实训项目步骤在经教师同意后开始项目运作，项目组原则上为3-6人一组，学生要认真做好操作前的准备，准备好相关文字材料。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项目操作中出现的问题。最后，学生在完成项目后，科学、真实、完整地撰写项目报告，对本次实训项目加以总结。
通过不断地备课、模拟教学，笔者在数字媒体技术专业学生影视编导课程的授课过程中充分运用了分组教学的教学方法，将团队精神与竞争机制贯穿到整个教学过程的始终。在课程教学之前，按照学号顺序进行分组，同时微调各小组男女比例，将全体学生以3-6人为一组的方式组建10个创作团队，每个团队推举1名团队负责人牵头整个团队的整体运作与协调工作。之后，再由每个团队自行讨论产生导演、演员、监制、编剧、剧务、音效、后期等角色分工，以确保每位学生都能积极参与到项目团队的运作中。通过不同的分工将团队内每位学生的特长发挥出来，以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另外，采用按照学号进行分组而不是自由分组的方式，主要是为了更好地锻炼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当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后会遇到形形、不同性格、不同工作作风的搭档，不可能永远和自己熟悉、默契的人协同工作，因此通过按学号分配的方式能更逼真地模拟真实的工作环境，对学生与人沟通、团队协作等各方面能力的培养起到积极的带动作用。
2.曲中部分，指导学生创作项目化作品的故事梗概、文学剧本和分镜头剧本，通过竞争的方式引导项目团队创作优秀作品[4]
在教学初期，笔者不断地向学生展示优秀的影视作品，并以“拉片”的手法让学生通过欣赏、模仿的方式掌握拍摄的技巧和镜头剪辑的方法，同时也将学生从对影视剧情的关注转移到对影视镜头及影视技巧的关注中去。所谓拉片，就是一种对影片“精读”的过程。它要求学生运用非线性编辑系统将影片中的一些重点内容逐帧逐句反复观看。在观看的同时将影片镜头的景别、时长、技巧、转场等信息详细地记录下来。通过对整部影片的“精读”来完成针对性的总结提炼，并撰写出相对应的故事梗概、文学剧本和分镜头剧本等内容。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教师可提供系列影片供学生选择，由学生自主选择感兴趣的一部影片进行拉片分析，教师在整个分析的过程中进行相应的量化指导。[5]让学生通过模仿、揣摩的方式更快、更有效地掌握剧本的撰写、镜头的处理及作品的拍摄技巧。
在教学中后期，每次实训前教师都指定一个主题或方向，由每个创作团队构思、设计并准备好前期文字材料，在整个设计过程中，教师会同本专业教师、企业影视从业人员组建“影视创作指导小组”以商业化运作的标准对每个作品进行批改、指导、反馈，直到每个作品都能满足拍摄的要求、商业化运作的要求，在审核通过后方才允许该团队成员动手进行拍摄。例如，笔者曾要求学生创作数字媒体技术专业的宣传片，该项目来源于温州科技职业学院的招生宣传需求及相关院级教研课题，通过两个班级约20个影视创作团队近1个月的不懈努力，终于创作出了符合学院要求的商业化作品。
3.部分，指导学生自编自导自演创作小成本校园影视短片，在竞争机制中孕育优秀作品
以项目创作团队为单位，拟定一个主题让学生自编自导自演创作小成本的校园影视短片。同时，在创作的过程中，引入商业化的运作手段，指导学生通过插播广告宣传的方式吸引校园周边商铺进行商业化投资。例如，笔者指导学生创作的校园影视短片——《尚炒饭面试记》获得了一鸣真鲜奶吧温科院分店的商业化投资，在作品中自然穿插加入了该商铺的商业化广告，通过院系各级网站、各级影视制作大赛、互联网推广等方式，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商业化运作取得了初步的成功。当然，并不是每个创作团队的作品都有资格获得商业投资，该作品也是通过竞争，在20多个影视团队中脱颖而出的。而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本专业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让学生对影视技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4.曲终部分，通过校企合作为学生搭建影视创作平台，实现校企“零距离接触”，真正做到校企合作无缝衔接
通过校企合作的方式，将企业的入职培训引入到影视编导课程中。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将企业中的入职培训人员请到学校里以讲座的方式让学生的学习与企业需求零距离接触。同时，以企业订单跟单的方式，让有能力、有兴趣的学生到企业中接订单做，让学生在实战中增长能力，同时也为企业创造财富，实现校企合作的双赢。例如，数字媒体专业部分创作团队已接手温州天彩科技有限公司的订单——“正泰集团产品宣传片”，将课堂所学知识及时转化为社会生产力，为企业增添经济效益、为学院增添社会效应、也为自己积累丰富的实战经验，为今后高质量就业、高薪就业提供了扎实的技术支持和能力支撑。
三、教改效果调查与反馈
在教学改革措施实施以后，笔者于2012年对本院2011级数字媒体技术专业两个班学生做了针对性的影视编导课程改革问卷调查，此次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80份，其中男生41人，女生39人，男女生比例接近1∶1。通过调查发现，占总人数68.2%的学生认为采用分组教学模式真正起到了人尽其才的效果；占总人数56.5%的学生认为《影视编导课程实训指导书》对于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占总人数68.2%的学生认为课程实训内容对于自身影视能力的培养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占总人数90.6%的学生认为分组教学模式对于学生团队协作能力的培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从本次问卷调查的分析报告中可以看出，学生对于本门课程包括课程ppt的设计、实训内容的安排、实训指导书的撰写、课程教材的选定、分组教学模式的应用等各方面的教学改革措施认可度还是比较高的。当然，整个教学过程中仍然存在许多不足，希望通过今后的教学不断地予以改进。
笔者通过改革影视编导课程的学习模式和教学方法，通过竞争机制的创建让学生从以往的“要我学”模式逐渐转变为“我要学”模式，以增强学生学习该课程的兴趣，最终全面提高学生的影视制作能力。通过研究、改革当前的教学现状，让分组教学的应用、竞争机制的构建成为课程建设的新亮点。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不仅学到了新的知识，而且能使影视创作成为生活的一个新乐趣，从而激发学生学习影技术的兴趣，进一步提高他们创作优秀影视作品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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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李成林.广播电视编导专业“作品观摩与探讨”课程拉
政治经济学研究范文4
理想，是培养学生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和追求，是人生奋斗的有实现可能的目标。它具有非凡的魅力，人们赞美它，向往它，追求它，因为他给人们带来希望和力量，使人们对未来充满信心和希望。在浩瀚的人生中，理想决定着一个人努力的方向，大的理想决定着一个人的存在价值。在当前改革开放的形式下，树立远大的理想是开拓进取，变革现实，战胜邪恶、抵制腐朽思想侵蚀的精神支柱。所以强化理想教育，将理想教育与政治课教学融为一体、置于一身，成为政治课教学的重要课题。在进行思想教育中，举办各种形式的报告会、讲座、展览，以英雄为榜样，使学生认识到我们先烈不惜牺牲一切，不是钱的动力，而是他们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热爱。那么多的科学家不被金钱的诱惑，拒绝重金聘请，毅然从外国归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这是多么高尚的情操啊！金钱的诱惑力，只能在意志薄弱、心理不健康的人身上起作用，而当代的青少年应如何对待金钱和事业的关系，怎样选择暂时的优裕生活和长远的理想的现实，在学生中引起反响。他们基本上能确定地认清了学习目的，对自己的理想抉择也有了方向。
二、商品经济意识的培养
意识是行为的先导。培养学生良好的商品经济意识，为将来参与商品经济发展与竞争做准备一个地区规范较大的市场，它应该是该地区经济发展的基地。有意识地组织学生去参观，从服装、餐饮、百货、建材等市场，学生看到市场的繁荣景象，了解了乡镇企业和个体经济的状况，然后组织学生对家乡的市场进行调查，从历史上看这个仅占一隅之地的小市场到现在的规模诺大的大市场；从十几年前的小草房到现在青砖大瓦房和一栋栋拔地而起的五、六层住宅楼，学生都会深感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家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学生根据从工商部门得出各种数据，确信未来社会将是市场经济更加繁荣发展的时代。市场经济的大潮中需要勇敢的竞争者，怯懦自卑只能是时代的弃儿。我们应该让学生认识到在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中，各行各业都存在竞争，优胜劣汰。要参与竞争，就要有实力。所以从青少年时期就要练习与同学竞争，与自我竞争，不断自我完善。当然也要强调社会主义的竞争与资本主义竞争本质区别。学生将来要参与市场经济竞争，培养他们的质量意识和良好的信誉观念是当务之急。组织学生参加工商部门举办的打击伪劣假冒商品现场会。会上，工商部门领导介绍当前市场伪劣假冒商品大量出现的现实，不法商贩销售伪劣，假冒商品给人们造成的危害，将使学生认识到质量在市场经济发展中是竞争者成功失败的关键。更主要的是这些不良风气是缺乏社会公德和违法行为，使学生懂得以质量求生存，以信誉求发展的经上准则。结合思想政治课教学进行强化教育，开展“怎样提高学习质量”的讨论会，教育学生要提高商品质量必须提高人的素质，具备一定的知识水平，必须提高学习质量。要竞争就要拼搏进取。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注定要有恶浪险滩，这就需要竞争者具有坚韧不拔的意志，不甘居中游，更不甘落后，要进取就要拼搏，在逆境时要拼搏，在顺境时也要拼搏，防止松口气的盲目乐观和骄傲自满情绪。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利用他们的事迹对学生进行教育，能起到良好的效果。
三、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加强学生思想素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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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马克思在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一些基本经济范畴的同时,赋予了这些范畴科学内涵,由此实现了对古典政治经济学核心命题的变革,使政治经济学发展成为一门严格的科学,实现了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说根本性的超越。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实现这种根本性的超越,其首要原因是马克思找到了分析纷繁复杂经济现象的支点,即理论分析的逻辑起点———商品。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在17世纪将人口、民族或者国家作为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后来他们从这些生动具体的实存中分析出一些抽象范畴,如分工、货币和价值,但没有将商品作为理论分析的逻辑起点。马克思之所以把“商品”作为其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出发点,这是因为在马克思看来,科学研究的特点就是按照正确的逻辑思维方法通过概念、范畴的展开进行,而逻辑范畴的推演必须从最简单、最抽象、最基本的概念谈起,因为任何一个复杂事物中最简单的东西也就是最抽象的东西,它虽然抽象,但却是复杂事物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而对马克思来说,“商品”概念就是他用理论的方式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起点。“商品”是一种怪诞的存在,用马克思的话说,它是一个“可感觉而又超感觉”③的物:说它可感觉,是因为它是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一种突出表现:“庞大的商品的堆积”;说它超感觉,主要是由于它“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
④马克思以桌子为例来说明这种怪诞,在他看来,桌子的怪诞不是源于它的使用价值,也不是源于价值,而是源于商品形式本身,即商品所具有的社会关系属性需要以一定的物质载体反映出来。物质载体在反映商品的社会关系本质时,造成了对商品本质的一种遮蔽,使私有制下的分工交换关系采取了一种物与物之间关系的虚幻形式,从而产生了商品拜物教。正是这种商品拜物教现象,使古典经济学家就此止步。他们将商品形式视为人类永恒的形式,没有追问商品的价值为何要采取交换价值的形式,即商品所内涵的社会关系本质为何需要借助于其他商品表现出来。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时就已经深刻地认识到这个问题了。而消除商品拜物教,马克思致力于解决的问题是:为什么两种不同质的商品之间能够互相交换,它们之间质的等同性,也就是说两者之间能够互相交换比较的第三者是什么?马克思通过分析商品的使用价值,交换价值,由交换价值进一步发现了价值,价值和使用价值是商品的两个属性,它们分别由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生产出来。正是对劳动二重性的发现,使马克思避免了大卫?李嘉图价值理论的缺陷。由此可见,正是由于马克思从商品这一概念范畴的分析入手,才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样的劳动形成价值,为什么形成价值和怎样形成价值的问题,并进一步由商品的内在矛盾研究了价值形式,考察了从简单价值形式到扩大价值形式、再到一般价值形式、最后到货币形成的发展历史,为科学的货币理论乃至他整个的政治经济学找到了最基础的逻辑起点。从外在表现上看,马克思从“商品”开始建构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具有鲜明的黑格尔把握问题的逻辑理路:从概念入手,通过概念的逻辑自我展开环节完成对于问题的理解和把握。这好像仍然是一个“头脚倒立”的体系,但马克思认为,这是叙述方法与研究方法的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①
也就是说作为科学上正确的叙述方法,它不同于充分地占有材料进行分析的研究过程。因此作为已完成对黑格尔“头脚倒立”体系颠倒过来的马克思来说,商品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中已不再仅仅是一个概念,而是对资本主义现实世界的最准确概括。这一点和黑格尔是根本不同的。这种不同从根本上说就是“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而在马克思看来,“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②正是由于这种根本的不同,商品内涵的这一社会“基因”伴随着马克思对商品概念的具体逻辑展开过程,在深层次上展现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
经济学研究与人的价值立场休戚相关。由于理论旨趣的不同,马克思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在研究目的上具有根本差异:古典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就是研究财富如何增长的问题,而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关系。”③虽然古典经济学家接触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和人的阶级关系,但是他们并没有将研究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相反,他们对经济生活的研究更多的是停留在物与物之间关系的层面,例如从商品和商品之间的关系去研究经济范畴。这就使他们抽象掉了物与物之间发生关系的历史情境,客观上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普世化和永恒化了。而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学“一开始就以系统地概括经济科学的全部复杂内容,并且在联系中阐述资产阶级生产和资产阶级交换的规律为目的。”
④因此,在马克思看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的生产关系。也就是说马克思认为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目的不是像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那样,要揭示财富增加的源泉,而是通过对这种经济关系的研究,揭示这种“物”的关系背后“人与人”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研究怎样改变这种“物”关系背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我们需要再一次强调商品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一种普遍存在的特殊性。“商品”的本质不是能满足人们生活需要的物,而是它具有价值。而价值的实质是抽象的一般人类劳动,它体现的是在私有制下由于劳动分工的存在,商品所有者在社会分工纽结上占有一定的位置,因此他的私人劳动同时内在的具有社会性质。但是要把这种社会性质体现出来,需要通过市场的交换来完成。由此可见,在马克思看来,商品和价值二者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而二者的纽结点就是货币,正是货币把价值的本质最深刻的体现了出来。
在马克思看来,商品、货币是私有制和分工存在的社会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实现的一种方式。资本的出现,则标志着一种新型社会关系的出现,它的存在以劳动力转化为商品为前提。正是借助于雇佣劳动者的剩余劳动,资本实现了增殖,由此货币摇身一变而成为资本,而资本生产关系在本质上讲是一种权力关系,它以资本对劳动的支配和剥削为基础,由此造成的结果是劳动者虽然创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然而它自身却一无所有。资本家以这种支配关系和权力关系实现了对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马克思正是通过恢复被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抽象掉时间维度和社会关系维度的经济范畴,揭示了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存在状态。由此我们发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逻辑是以商品为起点,依商品-货币-资本的演进逻辑分析资本的产生;进而从生产领域转向流通领域,剖析资本周转、循环和流通的本质和规律;最后从整个资本主义总生产的高度通过分析利润的分配提出剩余价值理论,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这样马克思透过物的表层分析内在的生产关系,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为主线,由价值、使用价值、剩余价值、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等构成了其基本分析框架,通过对“劳动力”的分析,阐明了剩余价值的来源,从根本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是怎么产生的,并为工人如何摆脱这种悖论式的生存状态指明了方向。
马克思在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合理因素的过程中,以科学的唯物辩证法实现了对古典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的变革和理论立场的转变。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里说:“《资本论》是把辩证法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次尝试。”
①如果我们从方法论的层面审视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继承与超越关系,我们认为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具体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二是马克思理论的整体方法论。从具体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来看,马克思在宏观上主要运用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在微观上主要运用的是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二者紧密结合,共同构成了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首先从宏观上来看,这主要表现为马克思运用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建构了一个圆圈式的政治经济学的整体架构。以《资本论》为例:从总体上看,《资本论》是由三个不同等级的圆圈构成一个大圆圈。《资本论》共分三大卷,第一卷论述“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卷论述“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卷论述“资本主义生产(经济)的总过程”。这三卷中的每一卷各是一个独立的开放式的圆圈,分别论述一个圆圈的内容,同时这三个圆圈之间又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一体。这三个圆圈的关系是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关系。第一个圆圈是第二个圆圈的基因,而第二个圆圈是第一个圆圈发展的必然结果,第三个圆圈是对第一、第二个圆圈的否定之否定,是在更高基础上向第一个圆圈的回归。因此可以说这三个圆圈是由三个不同等级的圆圈构成的一个大圆圈。其次,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具体方法来看,马克思主要运用的是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马克思指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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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异同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在的理论体系中占据着极端重要地位的学科，是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由于理论体系本身的重要历史地位与政治地位，所以人们通常会在研究中把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做以区分，挖掘其中的个性和共性。而且，搞清楚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区别，对于正确看待这两个不同的经济学说以及正确理解和处理当前经济体制改革中的矛盾来说，都有很大的意义。首先要说明的是，本文的经济学是指马克思的《资本论》学说，西方经济学是指从19世纪70年代边际革命以后到目前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所发展起来的占主流地位的经济学说，以塞缪尔森、斯蒂格利茨、曼昆等人的《经济学》为代表。
一、起源与轨迹差异
众所周知，古典经济学是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两者共同的起源，其代表人物是英国人亚当•斯密。亚当•斯密在其经典著作《国富论》中以劳动分工为起点，详细地研究了资本主义发展初始的分配规律和生产模式。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认为亚当•斯密为自己提供了思想的灵感和来源，只是这两个经济学在后续的发展和继承中走上了分岔路而已。马克思认为，亚当•斯密在描述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问题上是准确的，但受限于他的时代，亚当•斯密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制度生产关系发展将被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取代这一历史规律。马克思通过改进这一学说使之能够伴随历史进步而坚持其正确性。但西方经济学家们在亚当•斯密原有理论基础上，通过对思想具化和数学建模的方式对古典经济学中的缺陷不断修缮完善，像类似不对称信息、外部性理论等，类似凯恩斯主义则是回应经济失灵现象。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只是从不同的视角对亚当•斯密的理论做了发展完善，它们只是在同一理论源头发生而形成的不同理论。
二、理论形成路径的差异
政治经济学几乎可以算是马恩两人的合作的成果。《资本论》真正的创作时间，应从1844年马克思把研究重点从哲学转入政治经济学后起始，直到1865年底第三部分草稿写作完结，至1867年第1卷的出版，大约20年时间；后期第2和第3卷的写作和修订持续到19世纪70年代，总共大约40年时间。所以说，马克思本人对《资本论》核心思想的创作应该集中在19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这段时间。而西方经济学是由西方众多经济学家共同积累而成的。自1870年边际革命的蓬勃，马歇尔的集成，到张伯伦等对微观部分的完成，自凯恩斯开创宏观体系，希克斯等人的完善，到塞缪尔森的整合，再到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对自由主义的回归和供给曲线对宏观经济学的革命，大约经历了一个世纪。正是由于这种不同的创作史的路径，相对于经济来说，西方经济学发展经历的时空跨度更大更长，所以流派缤纷，但是西经的内在体系逻辑不如马经的清晰连贯。
三、研究对象上的差异
虽然政治经济学认为，经济活动由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这四部分组成，而西方经济学也包括这四部分。然而对于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来说，可以援引塞缪尔森在他《经济学》著作里的话：“经济学研究人和社会如何做出最终决定，在使用或不使用货币的情况下，来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生产性资源在现在或将来生产各种商品，并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或集团消费之用。”简而言之，经济学研究的是如何通过资源在各种不同用途中合理配置而使人类需求获得最大满足的一个社会科学；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通过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表述我们可以窥见一斑：“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由此便知，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的看法是有明显差异的。通常来讲，“生产关系”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并与生产力建立联系来探究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关系，而西方经济学把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和政策问题作为其研究对象。相比较而言，马经因为其建立的经济范畴都反映一定的社会关系，故而它对经济现象背后的本质性的社会关系更为重视，但西经则对解释和预测表层经济现象更为重视。
四、利益和立场上的差异
经济学其实是一种社会科学，所以它有一定利益立场。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就代表着不同的阶级利益立场。从阶级性上讲，政治经济学代表着工人阶级利益，力证社会财富是工人阶级劳动创造的，那些被资产阶级占有的财富理应重归工人阶级所有。而西方经济学的阶级立场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古典主义，通过表现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关系有利于提高效率、有利于全民福利、有利于把财富这块蛋糕做大等优势来证明其合理性。但双方无论从彼此汲取多少对自己有益的成分，都不能从本质上改变自身的本质属性和阶级立场。历史和实践向我们明示，经济学家总会主动或被动地去接受代表自我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代表自我阶级的利益，维护自我阶级的立场，选择符合特定阶级利益的价值判断等态度去研究、解释和解决经济问题，鲜有例外。
五、研究内容上的差异
劳动价值论是政治经济学建立的基础。由于劳动价值论认为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的大小，商品价格只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政治经济学还认为，虽然变化的供求关系会对商品的价格产生影响，但商品的价值才是商品价格的最终决定因素，供求关系只会使价格围绕价值波动。而西方经济学的价值理论是以供求均衡为基础的，它不像马经那样存在独立于价格之外并决定价格的抽象的价值本质，而将商品的价值视作商品的交换价值，是一种商品实物交换比例，在货币条件下表现为商品供求均衡时的价格，这样价值就与均衡价格完全一样了。正是因为把价值定义成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所以在政治经济学的视野里，对雇佣工人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转化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的一切非劳动收入，工人工资只是劳动力商品价值的转化，全部价值均由工人的劳动所创造。而西方经济学把“经济人”视作起点来研究，认为商品价值是由包括劳动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共同创造的，仅把劳动当作一种生产要素进行研究。所以说西方经济学将工人的工资视同如利息、地租一样的生产要素对生产贡献的报酬，因而不存在对工人剥削的问题，认为这只是社会成员各方自发自愿交换的结果。
六、研究方式上的差异
通过运用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政治经济学认为无论哪种社会形态都不会一直稳定永恒，所以视社会发展为一个由客观规律决定的社会经济形态的演进过程，认为社会经济形态总会向更高级的形态更替。但是西方经济学始终坚持理性主义和唯心史观的方法论，由于西方经济学基于这样的方法论，因而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将永恒稳定的存在，构建了一种确定性的经济社会观。政治经济学对规范分析也十分重视，用抽象定性的方法研究掩盖在物与物的关系下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它的经济制度本质规定，要特别注重对经济关系运动的规律性分析。但西方经济学却重实证分析，通过描述、推理、计量、检验等方式，对商品经济与市场的具体资源配置、分配制度、运行规律、运行机制、宏观和微观的市场调控方法进行探究，可达到为经济主体和政府提供政策建议的目的。
七、结论上的差异
综上所述，不管是起源轨迹、理论路径、还是具体研究对象的确定，抑或是研究方法的选择，总之以上多种差异，最终归结为马经和西经关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结论上的不同。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问题的阐述是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进行的，它更着重于通过概括经济规律而使企业和社会利润最大化。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却是通过研究生产力、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特点来揭示资本主义的黑暗以达到弘扬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目的。简而言之，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市场经济和供求关系，但政治经济学则着重考虑资本再分配问题，把资本在整个社会生产中以利润最大化为流通方向的整个过程作为研究重点。
参考文献
[1]彭德林.新制度经济学[M].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塞缪尔森.经济学[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8.
[4]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