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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市场经济理论范文1
在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下，不仅使美国遭到了创伤，还为全世界的经济带来了灾难。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世界各国都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但是还是没有阻止金融危机的蔓延。我国目前已加入WTO，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要重视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警示作用，提高警惕，主义防范风险。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对深入且全面的了解金融危机、创建应对多元化的国际金融形势有着深刻的意义。
一、浅析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
1.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本质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本质是生产过剩，将危机的基本现象和特征都显示了出来。这里的生产过程并不是绝对的生产过程，是相对性的生产过剩。马克思表示：总体来讲，其矛盾主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具有绝对发展生产力的趋势，并不重视价值和其中的剩余价值，也不重视资本主义生产中的社会关系；另外，它的主要目的就是保存现有资本价值，并且最大程度的是资本价值得到增值，它的性质就是将现有的资本价值最大限度的达到增值。这种资本主义私人占据和生产社会化的矛盾，是产生危机最重要的原因，也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矛盾的原因。马克思的最终结论是：不能将资本主义生产当做绝对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是历史性的物质生产条件在某个时期中做出合适的生产方式。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思想在不同的层次研究了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马克思表示，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是危机的表现，也就是社会性生产和私人生产占有的矛盾，这个矛盾会导致经济危机，在此基础上爆发金融危机。马克思表示，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是不可能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改善的，它是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
2.经济危机爆发的周期性
马克思在不少著作中都表示经济危机爆发具有周期性，在世界贸易初期，从1815年-1847年，每隔五年一个周期；从1847年-1867年，每隔十年一个周期。马克思还详细的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周期的阶段，包括危机、萧条、复苏、回涨。危机作为周期的重要阶段，不仅是一个周期的重点，也是一个周期的起点。
马克思还表示，经济周期的基础就是更新固定资产。所以，在整个社会中，危机很有可能成为下个周期的全新物质基础。这就表示，更新固定资产成为物质基础的主要原因就是，在市场经济萧条的时候，资本家就会进行全新的投资，将设备进行全面更新，以此促进经济的复苏，为经济回涨提供良好的物质条件。因为技术更新迅速，所以就要缩短固定资产的更新时间，要不然就得不到社会平均利润的超额利润。所以，经济危机爆发的周期也具有有效的缩短趋势。
3.信用制度作用
信用制度不仅加深资本主义的矛盾，还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噶站。经济危机就是在信用急速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信用促进并且强化了危机的进程。信用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债务的延伸和发展，改变了商品的市场。马克思认为，虽然偶然的实物借贷比货币更早出现，但是它并不是产生信用的基础，货币支付矛盾的积累促进了信用的发展。货币危机只能连续的进行支付或抵制支付，才能够使其获得发展，如果这个机构被扰乱，那么货币就会从纯粹的计算货币变为坚硬货币。在此背景下，货币中支付作用中的矛盾就会爆发。
信用使社会生产过剩进程进一步的发展，也激发了资本主义的矛盾。信用自身是资本主义生产周期中阶段变更的前提，促进危机其不是真正的原因。马克思表示，信用制度能够使具有伸缩性的再生产进一步强化，在信用和竞争中，资本积累能够扩展资本量、增长生产能力和产品、积累劳动贫困者，加大社会收入差距等。信用是商业过度投机和生产过剩的支撑点，在膨胀中进一步放大了消费能力。当买卖出现问题，不能进行货币支付的时候，就会发生经济危机。扩展信用，使商品生产和流通创新了传统的流通手段，从而实现了进一步扩展的正效应，但是也产生了泡沫经济的负效应。信用中具有潜在性的经济危机发生性，这个就是信用生产过剩和商业投机过度的表现。马克思表示信用不是经济危机的产生原因，它促进了经济危机和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使资本主义爆发危机的步伐加快了。
二、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作用
1.改革经济体制
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表示，生产和消费两者的矛盾是导致经济危机的前提。由于生产过剩导致的经济危机，和人民支付能力有着密切的联系。从社会生产角度分析，消费需求不是最终的需求，而是社会生产的起点。那么，如果没有需求，社会中就不会有生产，扩大需求能够有效降低经济危机为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
这次我国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小的原因主要在于，我们并没有将金融体制交给市场，目前的经济全球化增加了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关联性，中国亦是如此，所以就要改革和完善经济金融体制，能够有效避免金融体系起起落落的影响。
2.创新经济发展形势
目前，我国在不断的改革和创新经济体制，在此基础上也进一步对社会各阶层进行了调整，需求不足是阻碍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在扩大内需的基础上，还要使用有效的措施，提高社会工作人群的收入，使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完善，有效解决人民群众相关利益的问题，比如住房、医疗、教育等等，将民生放在首要位置。只要将这些问题都解决，才能够改变消费需求不足和生产过剩两者的矛盾，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才能够井然有序。
3.加强宏观调控
我国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将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相结合，创建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体制。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通过实践可以看出，具备条件的市场机制具有有效的基础性作用，这点应该予以肯定。但是，市场机制也存在一系列的缺点，在西方经济学中，这种称为失效。不断积累这种失效，那么就会产生经济危机。
首先，降低政府干预机率，如果市场能够在此领域发挥自身的作用，那么政府就不要干预；另外，只要是市场不能作用或者失效的领域，政府就应该补位。在面对金融危机的时候，政府要深入到达市场不能抵达的领域，进行合适的干预，降低宏观经济的冲击；最后，政府要全面分析国际经济市场的变化，提高改革经济的前瞻性和可持续性，从而扩大国内需求途径和方式，提高人民的消费能力。
三、结束语
马克思有着众多的经济理论，其危机理论是最受争议和关注的，主要原因是因为马克思没有完整的论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问题，所以只能通过后人对其的著作进行分析、总结，以此进行研究，在此过程中难免会产生各种结论。不管怎样，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研究和贡献是众所周知的，他具有时代性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姚倩.经济危机理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启示[J].商，2013（13）：160-160.
社会市场经济理论范文2
论文摘要：我国道德建设性中仍存在市场利己性与社会道德利他性的矛盾性难题，但社会自身体制的发展内在蕴含了市场对道德建设的要求，并有效的促成了市场与社会道德的融合，为我国社会道德的建设问题提出了新的原则。
近几十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这主要归功于经济体制上的改革，它解放了生产力本身，极大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但市场经济也给社会带来了些负面影响。如市场中的尔虞我诈、假货泛滥等现象，不但影响了市场的合理建设，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波及社会的和谐安定。
一
亚当斯密著名的“无形手”理论中提出了“经济人”的假设，“经济人”的趋利本性决定了他的理性原则:“付出最少，得到最多”。这条原则贯穿了一切商品经济活动，无论是商品经济阶段还是市场经济阶段，只要有商品交换行为，它就一定起作用。这是商品经济活动的利己本性决定的，换句话说，商品经济活动得以运行是以人的利己本性为基础的。诚如阿马蒂亚·森所说:“如果不是自利在我们的选择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正常的经济交易活动就会停止。所以，无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经济人现象必然存在，经济理性原则必然支配着现实人们的思想，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人们在市场活动中要想实现这一原则，只能通过不等价交换的手段来完成，而不等价交换行为活动又要求行为个体采取不合理的行为，这也就决定了经济活动必然是无道德而言的，换句话说，社会道德带不来经济效益。“求效率，就不讲道德;企求道德高尚，就会失去经济效率;没有剥削，便不会有利润，更谈不上资本的增殖。可见，经济与道德、利己和利他这两种截然相背的价值取向必然导致二者的二元互斥，而经济必然性又以其自身的铁的规律在漠视着人的道德情感中为自己开道。有些学者不无偏激地说，市场经济制度是建立在“性本恶”的前提假定下的，“市场经济之被推崇，不是由于它是多么的‘高尚’或‘高级’，相反，而是因为它的‘低级’一它不要求人们都是善良的君子，相反，它是一种可以使鸡鸣狗盗之徒相互交易、相互合作(通过交易合作)发展经济的制度;因为它依赖的不是道德教化，不是人的善行，相反，它处处假定你不善，假定你不讲‘道德’，只顾私利，然后在此假定下，处处用合同、法律等制度去防小人，防范恶行，以此来保证人们较为放心地交易、竞争并合作下去。”因此经济学“不讲道德也不应该讲道德。”因此，只要有经济活动的地方，就必然存在着不合理的行为，这也就是我国市场经济中难以杜绝不道德现象的原因。
可见，市场经济的本性利己与社会道德本性利他的二元互斥成为了道德建设的根本难题，因此，有些人提出了“代价论”，即市场经济，或泛义地说，经济发展的善总需以社会伦理道德的沦落的恶为代价。但这个论点受到了较多的批评。的确，假如市场经济根本不促进人们的人格与精神在某些方面的提高，那么单纯的更大的经济福利似乎不值得以伦理道德的牺牲去换取。此外，有些批评者还指出，亚当斯密的“经济人”的本性是抽象不现实的，人的真正的本性是社会性，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也就是说，人的本性是与社会制度本身联系的，一个合理的社会制度直接影响着个人的本性的发展。所以，他们认为“经济人”在社会主义国家根本不会存在，而巨他们甚至还提出了“公有人”的概念来取代“经济人”，但这很难让人信服，它无法解释人对经济利益追求的现实性。其实，亚当斯密“经济人”的本性利己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在以商品活动为基础的社会特定发展阶段，商品活动必然通过刺激人的这一本性来实现它自身的运转，但这只是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才有的现象，它不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最终目的，社会主义的发展必然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基础，而且即使在市场经济时代，市场的利己性也只是作为社会的一个基础层面而言的，它不代表社会的所有层面，换句话说，社会自身发展的全面性决定了市场的道德性是不能抹煞的。
二
市场经济社会非但不会因为市场自身的功利性而排斥道德建设的可能，而且道德作为社会的产物，社会发展自身体制中内在蕴含了对经济主体的道德要求。
首先，社会发展促成了市场经济生活中独立人格的发育，以及与止匕适应的自由、权利观念的发展，为现代人的道德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育班。自主、自尊、自强、自立的精神的发展不仅引导人改善其物质生活境况，而且引导人发展真精神价值。当然，我们不可能在古朴的高尚与现代的高尚之间划出严格的界限，纯朴的高尚与现代的高尚都具有永恒的道德价值，但现代人的高尚必定是人的自由选择的价值。独立人格及自由、权利、尊严观念的发展也剥吏现代人全面介人社会公共生活从而拓展这些生活领域并发展其价值的重要促因。而目现代社会的民主化进程离开了与之同步的道德价值的社会制度也是不可想象的。
其次，社会自身发展要求市场经济对道德的积极肯定，并使其参与到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承认社会存在的“善”价值，为其提供正当合理的价值辩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道德体系寻求更高更合理的伦理价值理想，也就是说，她不是一般地强调社会功利或效率，而是强调社会的共同福利和共同富裕，强调整个社会共同体的公正与和谐;伦理道德作为一种价值科学，其着眼点或根本价值导向总是指向社会整体的普遍价值和长远价值，高度关注各种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和谐，强调积极参与社会合作与实现个人自我完善的辩证统一;一定社会的伦醚德总是在社会生活实践的基础上，为各种社会关系的和谐和人的自我完善提拱一种渠埔蓬驻想的价修宣求目标，道德伦理的应然性理想对于凝聚社会民心、提升社会文化精神，从而最终为个人的全面发展构建提供必要而充分的精神资源。正是伦理道德的价值性、超越性和实践性构成了社会的价值支撑和精神力量。
最后，社会体制内在的经济生活中所要求的公平、诚实规则促成了个人支持公共生活中的社会正义这一核心价值。一个在市场经济生活中重视公平诚实规贝组的人往往倾向于在公共生活中对社会正义感的培养，而且也倾向于肯定道德德性的价值。虽然实际生活中也有反伦理地从事市场活动的人慷慨扶持公益的例子，但他们常常或者是对以往劣迹或某种其他用心的掩饰，或者是对池听经历的一种私辍的伦理上的转变的证明。所以，如果我在市场经济生活中是一个伦理的经济人，我可能在道德发展上有两种可能性。或者，我可能止步于做一个伦理的经济人，一个理智健全的通情达理的人，消极地遵守公平诚实的伦理准则，不去损害他人的正当利益，但当自己的正当权益受到侵犯时则必定起而维护之;虽然在此同时我也抱有同情心，并且欣赏高尚的道德，但不打算身体力行之。或者，我也可能在做一个伦理的经济人的同时，积极地发展公平诚实的伦理规则，发展自己的社会正义感，发展自己的道德德性、同情心、公益心、奉献精神，以及自己对社会的共同价值的领悟，拓展自己的道德精神世界，成为一个道德的人。
三
市场经济社会的发展离不开道德建设的要求，它是社会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与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相适应，而且，这种融于社会的适应性使社会道德本身不再是千古不变的僵死教条，而是与特定的社会阶段发展特点相结合下的新原则，有效地推动了社会的发展。所以，我国的市场经济道德原则也正是在这一原则下建设的，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平等原则
在市场上，交换双方的地位是平等的，不能把特殊的身份带入市场，任何牛争汉荀啥破坏等价交换的原则。平等就是指作为商品交换者权利的平等，在交换规则面前平等。交换关系中的平等膺测反映在政治领域，就是民主政洽，人们在政治权利与义务上，在政治地位上是平等的。如果说，在私有制条件下，由于人们在生产资料占有上的不平等，使得交换关系中的平等与政治上的民主萎琴育虚伪性的话，那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公有制，人们在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上的平等，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才成为现实。这种平等关系不仅体现在经济、政治领域，而且也体现在日常生活中，干群、父子、夫妻、兄弟、师生、朋友都是平等关系。平等原则成为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
2.自主原则
市场交换的主体具有独立性。这种独立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利益的独立性，主仲有自身的利益，正是这种私利成为主体参与市场竞争的强大动为;另一方面是主体权力的独立性，在不损害他人的前提下，主体有权根据自身的利益与意愿来决定自己的行动，并承担行为的后果。所谓自主原则就是承认主体独立性，要求人们在相互交往过程中浮碗人他人的私利，并尊重别人的权力，尊重别人的意愿，不能随意干涉别人。作为主体自身，必须对白己的行为负责。
3.诚信原则
在商品交换中，交换的商品必须货真价实，以假充真，以劣充优，必然损害等价交换的原则。在现代，信用成为最广泛的经济关系，甚至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诚信原则成为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诚即是真实，在人与人的交往中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清;诚的反面是伪，商品交换中的欺诈行为，人际关系中的虚情假意，即是伪。信即遵守诺言，言必信，行必果。诚信不仅是市场经济的要求，而且是人际交往的普遍要求，所以，自古以来诚信原则就是做人的翡梦卞准则。
4.人道原则
社会市场经济理论范文3
关键字： 公平，效率，竞争，市场经济，公平
目 次
一、导论—两个经济的启示
二、市场·竞争·效率
三、社会·分配·公平
四、经济法与民商法
五、
一、导论-两个经济时代的启示。
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二者最大的变化就是微观上从讲公平到讲效率，宏观上从讲公平到讲效率。（1）
计划经济时代已经过去，正处于社会主义初期市场经济阶段。反思两个经济时代，最大的区别就是二者利益分配目标不同了，微观和宏观领域的价值取向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计划经济时的利益分配目标：微观、初次分配的主要目标是公平优先、生存养人；宏观、再分配的经济目标是效率优先、追求国有资产最大化。政府除了是社会行政管理者之外，还同时兼有国有资产代表者的身份，甚至作为国企的直接投资者。它既要当市场的“裁判员”，又当市场主要的“运动员”，他经常要代替而直接去搞微观运作，它主要目标是为了追求具体企业的效率，因而往往失去了公平。但另一方面，企业—因为他们是国有企业，承担政府下达的社会行政目标，要解决就业和公平分配，要追求“生存养人”的利益目标。企业搞了公平，也就失去了效率。所以。计划经济最终是不公平也不效率的经济体制。
而市场经济的利益分配目标与计划经济截然相反。如下图所示：
微观宏观
计划经济 追求公平优先 生存养人 公平效率 追求（国有）资产最大化 效率公平
市场经济 追求企业资产最大化 追求社会公平 生存养人
当中国的市场经济最完善时，最强的市场力量和最强的政府宏观调控作用相结合，就逼近了这样一个成熟的目标：最有效率的初次分配和最公平的再分配相结合。（2）
而市场经济体制所达到的微观上的效率和宏观上的公平是需要相关的法律来调整的，。经济法便由运而生了。
二、市场·竞争·效率
竞争是提高生产率的最理想手段。
-艾哈德（3）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灵魂。缺乏了竞争的市场是一潭死水，散发着冲天的恶臭；是枯萎的花儿，低垂着丧气的脑袋；是无心的僵尸，失去了生命的灵魂。而充满竞争的市场犹如一泓泉眼，流淌着汩汩的生命之水；犹如一朵盛开的花儿，散发着扑面的清香；犹如健壮的青年，充满着朝气与活力。“任何真正的竞争都是高度主动积极创造型的竞争，这种竞争能最大限度的激发人的聪明才智，促使人奋发图强，大胆冒险，不断进取”（4）
竞争是动力。“如果说阶级冲突和阶级斗争是一切阶级社会进步的动力的话，那么在和平时期，人与人之间的合法的利益冲突和利益竞争同样是社会进步的动力，甚至是更一般、更持久的动力。”（5）列宁认为，竞争“在相当广阔的范围内配置进取心、毅力和大胆首创精神。”（6）
竞争是压力。适者生存，劣者淘汰-这是大普遍的法则。不进则退、不优则汰。在一个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每一个市场主体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而这种压力又转化为巨大的动力。
竞争是共赢。在良性竞争的环境中，竞争者之间在压力和动力的本能驱动下，不断提高生产效率，也就提高了整个市场的经济效益。“竞争的目的不是要消灭竞争者，而是通过更好的和更灵活的管理超过竞争对手，以造福消费者，从而也有利于自身的收入。”（7）熊彼特指出：“如果社会主义社会把经济刺激实行的远超过赛跑的马和机器所要求的限度，一定是大有所获的，这种刺激是有价值的社会性质的努力的推进器。”（8）
所以，竞争就意味着效率。“经济效率，是指经济资源的配置和产出状态。对于一个企业或社会来说，最高效率意味着资源处于最优配置状态，从而使特定范围内的需要得到最大满足，或福利得到最大增进，或财富得到最大增加。”（9）竞争使人尽其才。同时，竞争者必须以最低的成本生产提供最好的商品或服务，这有利于减少浪费、节约资源，是物尽其用。“竞争促使人们把事情做到极致，讲究效益。实践证明，竞争是效益制度，哪里没有竞争，哪里就没有效益”。（10）市场经济就是竞争经济，就是效率经济。这种经济体制的反向表述就是计划和垄断。这是两个相继发生在中国经济体制中的现象，是效率的对立物。
计划经济时期，前已论述，妄图通过计划达到微观领域的公平。“不管计划用最的能够多么详细地、迅速的和准确的计算出复杂的关系，计划还是要受矛盾的利益状况的，而没有市场机制，就会造成计划和现实经济的最优和现实发展之间的最大脱节”。（11）所以，计划经济并没有达到微观的公平。计划一切，使广大民众的自我设计权利、自我拼搏精神丧失，说到底是剥夺了人民的自由权利和自主权，是对芸芸众生的精神的蔑视。“当一个全面的计划成为社会一切经济决策基础的时候，个人的经济自由就被大大减少了，个人看不到自己的物质需要和愿望，作为经济活动的目标而被满足，而是论为实现计划目标的工具”。（12）
市场经济时期，竞争与垄断是一对天生的冤家。就中国的经济状况而言，垄断主要是行政垄断，而不是经济垄断。因为中国还没有哪家企业能强大到如此地步，能够控制某一行业和领域。行政垄断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因素，但最直接的动因莫过于对经济效益的追求：一方面为政府及所属部门甚至官员个人的利益；另一方面是受行政垄断保护的经济活动主体的利益。这可以用经济学中的“寻租”来解释。“经济学中的‘寻租’是指经济活动者为维护其既有利益而寻求政府管制，阻止其他主体竞争，保持自身垄断地位，以获取超过生产要素机会成本的收入的行为”。（13）参照公共选择学派理论，寻租活动存在的原因是人们把政府当做建立并保持垄断的工具，寻租活动导致资源配置不合理及浪费。“生产经营者寻得‘租值’就获得相当于法律上的垄断；从供给角度看，政府所属部门甚至官员个人为获得自身利益也会有意无意的去设租”。（14）即所谓“在权钱交易中，寻租活动具有双向性质”。（15）行政垄断，造成了市场经济部分领域的无效率。如电信行业：这是一个需求弹性很小的行业，垄断者-政府的宠儿可以随心所欲的收取费用，由此却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如果引入竞争机制，那么我相信消费者一定会得到低廉的价格，优质的服务。因为-竞争意味着效率。
三、·分配·公平
一切的基础是人具有两重性-经济人特性和社会人特性。所以也就有两种公平：从经济人角度看，公平是指竞争条件和机会的公平；从社会人角度看，公平是指结果的公平，即现实中的社会平等。（16）
在此，我仅站在社会人的角度来讨论结果的公平。因为机会的公平也即微观的公平形式的公平是和效率相一致的；而结果的公平也即宏观上的公平实质的公平却和效率不尽一致。
在横轴右半面的曲线向右上方倾斜。在这一阶段，社会处于逐步阶段，分配还不尽公平，随着生产力的提高，效率也越来越高。人们创造的社会财富也开始增多。人们生活水平越来越高。社会逐渐趋于公平。但是当效率达到一定水平时，公平达到了最高点A点时，如果效率继续提高，就以牺牲结果上的公平为代价了，社会分配相差越来越远了。
“每个社会秩序都面临着分配权利、限定权利范围、使一些权利与其他权利相协调的任务…在个人权利和社会福利之间创设一种适当的平衡，乃是有关正义的主要考虑之一”。（17）
而我们现在的人类社会大都已步入后阶段了。所以说当我们把社会福利当作经济活动的终级目标进行动态时，一个社会并非是效率越高越好，也不是社会收入分配越公平越好。“要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就要求公平与效率之间实现最优的组合，这种最优组合要求的条件是：公平的增加带来的社会福利的增加（边际社会福利）与因公平的增加引起的效率降低带来的社会福利的减少（边际社会福利）相等。或者说，效率的增加带来的社会福利的增加与因效率提高引起的公平的降低带来的社会福利的减少相等”（18）单纯依靠微观上市场经济的作用不能实现公平与效率的最优组合，市场能够保证效率的不断提高，但却必然带来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公平，这是市场失灵的一个重要表现。
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中，效率通过市场获得实现，公平是靠政府在再分配领域实现的。不能片面追求无效率的公平，也不能片面的追求无公平的效率。如果社会失去了效率，那么社会就失去了发展的基础；如果社会失去了公平，那么社会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社会的矛盾必须得到解决和缓和，社会的各方面利益必须得到平衡。“如果一个社会为发挥个人的积极性和自我肯定留有空间，那么在相互矛盾的个人利益之间，群体利益之间肯定会有冲突和碰撞…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调整及调衡上述种种相互冲突的利益，这在某种程度上必须通过颁布一些评价各种利益的重要性和提供调整这种种利益冲突标准的一般性规则方能实现”。（19）从这种角度上说，经济法是一部平衡利益，进行再分配的公平，达到社会正义的法律。
在此，我比较赞同罗尔斯关于正义的第二个原则……罗尔斯在《正义论》提出了他的著名的正义原则-“第一个原则：每一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力去拥有可以与别人的类似自由权并存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权；第二个原则：对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安排应能使这种不平等不但可以合理的指望符合每一个人的利益，而且与向所有人开放的地位和职务联系在一起。”（20）正义的第二个原则即差别原则，即允许人们在经济和社会福利方面存在差别。但这种差别要符合每一个人的利益，尤其是要符合地位最不利的人、境况最差的人的最大利益。差别原则旨在最大限度的提供地位最不利人的期望，是一种关心不幸、照顾弱者、辅助穷人的原则，因而也是一种博爱原则。
四、民商法与经济法。
作用于微观领域法律不仅有经济法，而且有民商法。我以为，民商法和经济法都旨在实现微观领域的公平和效率，但是所针对的对象是不同的：经济法是政府管理，通过政府规范来实现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是外部性的行为；而民商法是对自身的要求，是内部性的行为，民法规范企业与企业之间的活动；商法规范每个企业的资格和内部管理。
武汉大学的漆多俊教授是这样来评价民商法的“民商法虽然以个人为本位，重在维护个体利益，但它通过对个体自由和权益的维护，不仅有利于促进微观领域的公平和效率，而且由于它维持了市场的公平自由竞争秩序，使价值和市场机制能够充分发挥作用，因而能使社会经济在宏观和总体上得到调节。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说民商法是市场调节的法律保障，由民商法对微观经济领域的直接作用，以及它对宏观领域的间接（自发的、客观上的）作用，形成了一种完整和谐的社会经济秩序，这就是民商法秩序。”（21）
通过前述，我以为，作为完整的、和谐的社会经济秩序，应称之为民商经济法秩序了。
五、总 结
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的，都有一个产生发展的过程。们所要做的就是用历史的眼光去看待一切，用发展的视角去挖掘和遵循规律。经济法其实就是一个的产物：在西方国家是适应19世纪反垄断的需要而产生的；在是适应发展市场经济秩序的需要而产生的。后起的社会立法必然要借鉴吸取先行的民商法中的有益因素，为己所用，这就决定了社会立法的综合性。德尔马尔默尔利用一种鸡尾酒调制来说明经济法的综合性或者混合性：“取一个调酒器。放进一份商法；用社会发色素使之上色；加进大量的税法和行政法；用一撮民法调味；撒进大量的社会学和经济学；随意摇晃，然后作为冷饮，并为这种法律饮料取名经济法。”（22）正是由于经济法的时代性、综合性，意味着它必然担负着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历史使命。我相信，随着经济法这门学科的不断发展和完善，经济法一定会越来越趋近于它的价值理念和制度精神-市场效率和社会公平。
索 引：
（1） 解中国初期市场经济之谜（下册）》 何晓星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第612页。
（2）《破解中国初期市场经济之谜（下册）》 何晓星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第635页。
（3）《来自竞争的繁荣》 艾哈德著 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第154页。
（4）《自由竞争与秩序调控-经济法的基础建构与原理阐析》 邱本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第一版 第288页。
（5） 自由竞争与秩序调控-经济法的基础建构与原理阐析》 邱本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第一版 第122页。
（6）列宁选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375页。
（7）《一种未来的经济体制》 奥塔·稀客著 中国社会出版社1989年版 第2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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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程恩富 著 载法律网2004年。
（10）《自由竞争与秩序调控-经济法的基础建构与原理阐析》 邱本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第一版 第288页。
（11） 《一种未来的经济体制》 奥塔·稀客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第105页。
（12） 《理解市场经济》以萨克森登著 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第138页。
（13）《竞争法在中国：现状及展望》 盛杰民著 摘自《经济法》 杨紫烜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第一版 第299页。
（14）《竞争法在中国：现状及展望》 盛杰民著 摘自《经济法研究》 杨紫烜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第一版 第299页。
（15） 《经济学分析法学》张乃根著 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 第245页。
（16） 《破解中国初期市场经济之谜（下册）》何晓星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第615页。
（17） 《法：法律与法律方法》 博登海默著 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 年1月第一版 第298页。
（18）《公平、效率与社会福利》任太增著 摘自法律教育网 2003年6月18日。
（19）《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 博登海默著 邓正来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年1月第一版 第398页。
（20）《正义论》罗尔斯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 第66页。
（21）《经济法产生的社会根源》漆多俊著 载《经济法研究》杨紫烜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第一版 第105页。
（22）《经济法》 阿莱克西·雅克曼、居役·史朗斯著 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第52页。
书目
《自由竞争与秩序调控-经济法的基础建构与原理阐析》 邱本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第一版。
《破解中国期市场经济之谜（下册）》 何晓星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
《经济法研究》杨紫烜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第一版。
社会市场经济理论范文4
关键词：现代市场经济理论；古典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混合经济；政府干预；效率与公平
以凯恩斯为代表的现代市场经济理论，是在总结了古典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实践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种理论既继承了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理论的优点，又在相当程度上克服了其缺点，把市场调节与政府调控结合起来，把私人经济与政府经济结合起来，既保留了市场机制调节的效率，又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社会公平，是一种比较成熟、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理论。正是在凯恩斯主义的影响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才从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发展到现代市场经济。
凯恩斯的现代市场经济理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
1 混合经济
混合经济是一种由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相结合的经济。
凯恩斯认为，现代市场经济的产权基础不仅有私有产权的私人经济，而且还有政府经济以及私人经济与政府经济相混合的经济。他在《劝说集》中说道：“事业的性质不一，有些在技术上是属于社会的，有些在技术上是宜于个人经营的，对两者必须加以区别。有些事业个人已经在进行，已经有了成就，而有些事业则在个人活动范围以外，关于后一类，政府如果不做出决定，就再没有人来过问；政府最重要的任务是与后者而不是与前者有关的。在政府方面，主要不是在于去做那些个人已经在那里做的事体，不是在于比个人去做得好些或坏些，而是在于去做那些现在还没有人在那里做的事体。”
在《通论》中，凯恩斯的混合经济思想更为明确。他说：“我们对于经典学派理论之批评，倒不在发现其分析有什么逻辑错误，而在指出该理论所根据的几个暗中假定很少或从未满足，故不能用该理论解决实际问题。”他主张“让国家之权威与私人之策动力量互相合作”。
而古典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则认为，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只能是国家的保卫者，公共事业的管理者，货币发行与法定利息率的决策者以及征税人，而不能是市场主体，不能是经济运行的调节者。
现代市场经济的主体不仅有企业和居民，而且还有政府，政府也是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主体。萨缪尔逊就指出，市场经济的“全部主体”是消费者、厂商和政府。这种观点无疑是非常正确的。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像企业和居民一样，也进行投资生产（政府主要投资生产公共产品），进行采购和消费，它是市场经济中一个主要的投资者和生产者，也是一个主要的商品采购者和消费者。
对于新自由主义者来说，混合经济体制是难以忍受的。他们认为，只要有政府存在，就有垄断存在，就有计划存在，就有权力存在，就有垄断和计划的弊端存在，就有权力寻租存在。如此，则“看不见的手”就是受限制的，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就将继续存在，改革就是不彻底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经济学上的老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都把国家作为罪恶的渊源，其最彻底者甚至把欧美的福利国家也称为“通向奴役之路”。
事实上，任何务实的而不是极端的经济学家，都能认识到强政府干预的优缺点和纯自由市场的优缺点。当然，由于存在双重缺陷，混合经济体制既不像纯粹的自由市场经济那样能够得到市场神学的支持，也不像强政府干预那样，能够得到计划神学的支持。市场神学与计划神学都能够得到大多数头脑简单的人的支持。我们真正应该思考的，不是以自由市场排斥政府干预，或以强政府干预排斥市场调节，而是如何尽量减少混合经济体制的缺陷，尽可能发挥混合经济体制的优点。这是心态平和的、不走极端的结论。从这个意义上，各种类型的社全经济制度都具有一定的优势。
2 政府干预
凯恩斯革命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反对自由放任，主张国家调节经济生活。《通论》一书，在批判自由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现代国家干预主义的政府职能理论。
凯恩斯指出，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背后隐含着一个很重要的假设：市场机制是完全的。即市场机制符合以下条件：（1）每个当事人都拥有完全的经济信息，每个生产者或消费者都能够充分地了解市场的价格变化。在经济当事人之间经济信息是对称的；（2）存在着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没有任何一个生产者可以控制或影响价格，没有任何企业或集团在生产和销售上具有垄断的地位，也不存在几个大企业集团之间的垄断竞争；（3）规模报酬不变或递减，由于其他条件的约束，边际产品的增加量随投入增加而递减，增加产量不会减少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4）企业和个人的经济活动都不产生外部效应，不会对其他人的福利产生正的或负的影响；（5）交易成本很小，可以忽略不计；（6）经济当事人完全理性，即每个生产者都可以合理地追求利润最大化，消费者追求效益最大化。完全的市场机制是“看不见的手”充分发挥作用的基础。凯恩斯通过分析，得出完全竞争的市场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由此导致“市场的失灵”（marketfailures）。他指出，由于人们的经济行为总是受到三个基本心理因素（即“心理上的边际消费倾向”、“心理上的流动偏好”、“资本边际效率”）的影响，纯粹依靠市场调节的资本主义不可能导致社会供求的均衡，从而引发社会有效需求的不足，经济危机也就由此产生。
按照凯恩斯提出的“有效需求原理”，在小于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只要存在着一定量的总需求，社会就会产生相应数量的供给。既然“看不见的手”不能充分有效地对市场进行调节，那么就应当让政府担当起调节供求关系的部分责任。凯恩斯认为应当放弃古典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政府应当积极干预经济。应当扩大政府经济职能，用提高资本边际效率或降低利率的办法来提高投资意愿；或者直接增加政府投资来弥补民间的消费和投资不足；抛弃传统的节约观念，鼓励消费，扩大社会需求；扩大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政府应当通过宏观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手段来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鼓励消费，引导需求，以此克服市场缺陷所带来的种种经济困难；在增加有效需求，实现充分就业的过程中，政府甚至可以执行“举债支出”的赤字政策。
然而，进入20世纪70年代，西方各国的经济先后遇到了麻烦。先是通货膨胀加剧，随即出现了在物价总水平急剧上升的同时失业也大量增加的“滞胀”现象。这些问题的出现使人们对政府干预调节的功效失去了信心，特别是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严重地打击了西方各国的经济，动摇了凯恩斯主义的基础。“政府失效”的概念开始出现。
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相继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官方经济学。
他们针对“政府失效”，积极提倡自由企业制度。弗里德曼指出，西方国家干预的实践并不成功，它的实际效果与预期效果之间有着相当大的差距：正是国家的干预活动阻碍了市场的健康发展，导致了西方经济“滞胀”现象的出现；各种福利措施造成极大的浪费，降低了人们的工作积极性；更为重要的是，国家干预的过程中还包含着对公民个人自由的限制。因此，政府的干预必须减少而不是增多，它的主要职能在于“防御外来敌人的侵略，确保我们的每一个同胞不受其他人的强迫，调节我们内部的纠纷，以及使我们能一致同意我们应遵循的准则”。
20世纪80年代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斯蒂格利茨提出了较为温和的国家干预理论：市场与政府都不是完美的，需要二者的结合。一方面，公共产品、外部性、垄断等市场失灵现象的存在，需要政府进行干预；另一方面，政府经济行为低效率，需要采取措施增强竞争、削弱垄断、适度分散政府功能，加强政府干预的积极作用。
其实，各个历史阶段的理论纷争，是特定历史时期经济关系和社会矛盾的反映，不能简单地判定其正确或错误。它们之间相互吸收相互渗透的过程，表明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同样重要。争论的焦点和根本区别，只是市场与政府角色的主次、干预的方式和干预的范围程度问题。
事实上，无论是新自由主义学派还是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家们都在不断修正自己的观念，已经很少有哪个经济学家主张“纯粹”的自由经济或“纯粹的政府干预”。新自由主义者不可能完全否定政府干预的作用，他们主张的政府经济职能偏重于保护和完善市场的自由竞争，防止垄断的发生。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西方社会已悄然完成了政府经济职能的调整，就是综合自由市场经济与政府干预的优点，走向政府与市场结合的“混合型”经济。
3 效率与公平
公平与效率是经济学领域一对永恒的矛盾。
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创立者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写到:“每个人都试图用好他的资本,使其产出能实现最大的价值。一般说来,他既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也不知道他能够增进多少。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一己的安全或私利。但是,在他这样做的时候,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着他去帮助实现另外一种目标,尽管该目标并非是它的本意。追逐个人利益的结果,是他经常地增进社会的利益,其效果要比他真的想要增进社会的利益时要好”。从这一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看不见的手”即市场会自动配置资源而无需国家的干预；主观追求自利的“经济人”在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间接地使社会利益最大化了。 因此,斯密的主张就是如果遵从市场对资源的自发配置作用,就是有效率的,进而也就是公平的。
新古典学派也反对政府干预分配,认为任何试图使“结果均等”的努力都会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极大的损害。他们认为只有竞争的市场才是最有效率的,而竞争和自由是紧密联系的,如果政府干预,就等于没有了自由,市场竞争也无从谈起,效率也就随之消失。此外,他们认为效率本身就意味着公平,因为效率与个人能力和努力相关,效率反映了个人的勤奋程度与技术水平,收入多少正是给予他的最公平的回报。
而事实上，市场本身的缺陷要求政府对公平问题实行某种干预。凯恩斯曾这样说过:“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的显著特点是不能提供充分就业以及缺乏公平合理的财富和收入的分配。”在此他指出了自由放任市场经济存在着的两大弊端。因此，必须采取步骤进行改革，扩大政府的经济机能。在国家的管理控制和引导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和私人经济的作用。政府干预经济除了解决市场自发配置资源产生的低效率或无效率外,还可以减少由于市场的缺陷所造成的收入不平等问题。因为在市场经济中,人们在财产占有、接受教育机会和能力等方面机会不均等,竞争中不是处于同一条起跑线上,因此而造成的收入差别不是由于勤奋与懒惰造成的。他认为这样既“可以避免现行经济形态（即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之全部毁灭”，又可以促进私人策动??力得到适当的发挥；既可以医治有欠公平合理和不能充分就业的弊病，又可以保留效率与自由。
但总体来说凯恩斯也是一个效率优先的主张者,因为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一个事实是,政府干预经济理论的提出是基于市场的无效率前提,1929-1933年的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最好的证明。当然缩小不公平程度也是政府干预所要达到的目标之一,但重中之重还是效率。
萨缪尔逊也明确地把不公平看作是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缺陷。他说：“我们不要忘记，看不见的手有时会引导经济走上错误的道路”，“有效率的市场制度可能产生极大的不平等”，“虽然竞争具有一种理想的效率”，但它“对平等问题却是不闻不问。”“在市场经济下财富的分配是非常不平等的”。他认为，为了克服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这些缺陷，政府必须进入市场，把市场调节这只看不见的手与政府调节这只看得见的手结合起来，实行混合经济。只有这样，才能把效率同公平、稳定结合起来。
综上，我们不难总结出从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到凯恩斯经济学及萨缪尔逊,对于效率与公平的问题,他们主张的还是把效率放在第一位的,其中最大的区别表现在如何实现效率优先这一目标的手段上：
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主张效率是最重要的,但是这个效率是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实现的,他们同时也坚持公平,但是这种公平属于机会平等的那种公平,他们反对任何对收入结果进行再分配的政府干预行为。
凯恩斯经济学与新古典不同,他虽然也认为效率重要,但是他却认为这个效率依靠市场是不可能实现的,一定要政府干预,也就是说政府干预是实现经济效率的前提,当然政府干预的同时可以缩小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公平的程度。在公平的问题上萨缪尔逊这样说: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并不能答好像公平这类伦理的和规范性的问题,我们的市场收入中（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应该有多少份额转移给贫困家庭。这只是一个只能由投票箱去回答的政治问题。经济学不能回答多少贫困是可接受的或多少才是公平的,但它能有助于设计增加穷人收入的更有效率的方案。最后可以用萨缪尔森的话来做一个结语,一个有效率并讲人道的社会要求混合经济的两个方面——市场和政府都同时存在。如果没有市场或者没有政府,现代经济运作就会孤掌难鸣。
参考文献
［1］?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2］?凯恩斯.劝说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3］?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社会市场经济理论范文5
关键词：中国经济学；发展；认识；把握；探索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7－0001－02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多年尤其改革开放30余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国经济学也伴随着中国经济建设一路成长。中国经济建设实践中摸索出来的理论概括和经验总结，为中国经济学理论奠定了初步基础。随着改革向纵深领域的发展，中国经济建设的不断推进，构建一支完整的中国经济学体系，推动中国经济理论走向成熟，让理论更好地对实践加以引导，成为中国理论界和实践部门的共识。在如何推动中国经济学发展问题上，笔者认为，首先应科学认识中国经济学的发展现状，进而挖掘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内在规律，并在此基础上遵循规律，探索推动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有效途径，发挥理论的前瞻性和指导性作用，解决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中面临的挑战和难题，推动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不断发展、繁荣。
一、科学认识中国经济学的发展现状
（一）中国经济学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就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来看，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首先，中国经济思想源远流长，但却从未形成系统和逻辑的经济知识积累过程。无论与的经济体系还是与西方经济学体系相比，中国经济学都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其次，中国经济学是以经济学理论为理论和方法论基础的理论。随着经济理论在中国广泛传播，大批的经济学者运用经济理论认识中国问题，解决中国问题，并由此形成了中国化的经济理论。第三，中国经济学是在中国经济实践的过程中不断丰富完善的理论。随着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以及现代化建设的大规模展开，大批的经济学人立足于中国的现实，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制度变迁中，在大量的调查研究、实证分析、案例解析的基础上，通过归纳、总结、提升，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第四，中国经济学是在不断吸收借鉴世界经济理论成果基础上成长的经济理论。改革开放以后，大量世界经济学理论传入中国，中国大批的经济学者通过各种形式吸收和借鉴世界经济学理论的成果，丰富和发展中国经济学，形成了开放的经济理论。
（二）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与进步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国经济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获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中国经济学研究开始出现一些良好的开端，研究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规范性提高。随着经济学知识的普及，理论研究的深入，中国经济学在专业语言、分析工具和研究方法等方面逐步与国际接轨，研究规范性有了很大提高。第二，应用性增强。经济学是一门致用的科学。中国经济学正在摈弃对西方经济研究的简单移植，立足于中国问题，解决中国问题，走向基于中国问题导向的研究模式。面对中国经济发展出现很多需要研究的新特征、新问题，中国大批理论工作者从实际中研究问题，从理论高度上探讨解决问题的途径，目前已经形成了一批根植于中国经济建设实践的很有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的成果。第三，实用性增强。经济学不是挂在嘴边的术语的堆砌，而是实用的科学。经济学理论的实用性在于可以通过指导政策的制定，通过每一个经济主体的行为发挥理论的作用。2008年在发端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在经济理论指导下，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经济举措，平稳渡过艰难时期，率先实现经济复苏，可见中国经济学的实用性有所增强。
（三）中国经济学面临的挑战和问题
当然，中国经济学研究还存在许多有待改进和完善的地方，如：基础性研究和理论前沿研究还很缺乏；数据不完整和信息不透明制约了量化研究；专门研究机构的研究和实际部门的研究没能有机地融合，等等。此外，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建设快速发展，迫切需要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为经济建设提供一个坚实的理论支持，而与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相比，中国经济学的创建与发展还远远落后于实践，尚不足以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提供有力的理论指导。因此，如何推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选择怎样的路径来构建并完善中国经济学体系，成为摆在当代中国经济学理论界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二、把握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内在规律
中国经济学是以经济学理论为理论和方法论基础，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起来的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它本身具有特殊性和复杂性，同时，它的发展也具有内在独特的规律性。探索推动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有效路径，必须在科学认识中国经济学发展现状的基础上，遵循其发展的内在规律。
（一）中国经济学要坚持经济理论的指导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从中国经济学已经取得的成果来看，中国经济学要想取得新的进展，首先必须坚持经济学理论的指导地位，以经济学理论为“行动指南”。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出现了形形的经济理论“过时论”，一些人认为经济学已不能为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提供良方。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他们不能全面、准确、科学地理解经济学，并不善于在新的实践活动中丰富和发展它。经济理论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之所以这么说就在于它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它总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发展。中国经济学是以经济学为理论和方法论基础的，中国经济学要想实现发展，不仅要在坚持经济学理论的指导地位，还要不断地在中国经济建设的实践过程中丰富和发展经济理论，用发展了的经济理论来指导中国经济学体系的构建和完善。
（二）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要立足中国经济现实
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其自身特殊的文化传统与民族传统，都有其特殊的国情。中国经济学的构建和发展应立足本国国情，符合中国的发展需要。国情是中国经济学的基本出发点，中国经济学必须面对中国经济现实，为支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速工业化进程提供合理的理论依据。当前，中国的经济现实是：第一，中国的经济实践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进行的。第二，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人口多，且发展不均衡。第三，我国目前正处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关键阶段。制度的特殊性、国情的特殊性和发展阶段的特殊性，要求中国经济学要着眼中国现实，为解决中国问题提供明确注释。这种注释应该是建设性的，而不是滞后的；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是本质的，而不是表面的。发展中国经济学应当秉承实事求是的精神，坚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从中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中提炼和归纳出相应的中国经济学范畴、规律和理论体系。
（三）中国经济学要在兼收并蓄中丰富发展
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在构建过程中会遇到许多新问题和新矛盾，这就需要在立足本国国情的基础上，解放思想，充分吸收和借鉴世界经济学理论的有益成果，包括现代经济学的精髓。现代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它既经过了实践的检验，又对发达的市场经济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并为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研究提供了广阔的思维空间和方法论空间，这无疑对中国认识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构建中国经济学体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中国经济学的发展需要吸收和借鉴现代经济学中的有益成分，特别是利用其方法论上的优势。实践一再告诫我们，盲目信奉一种理论，把其推向终极地位，同时打击其他理论和思想，如盲目推崇西方经济学，或对西方经济学的持绝对排斥态度，都是错误的和有害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应该是开放、动态发展的理论体系，它的构建和发展需要处理好坚持经济学理论的指导地位与吸收、借鉴西方经济学有用成分之间的关系。
三、探索推动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有效路径
创建科学、系统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是诸多中国经济学理论工作者共同努力的方向，也是中国从理论界到实际工作部门的一项重大任务。然而成熟的理论来源于成熟的实践，中国特色的经济学体系的构建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都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系统工程，目前中国的经济建设仍处在发展和进行之中，因而不可能寄希望于在短期内形成完善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但理论上的个别突破是可行的也是必然的，这一点点的突破会逐渐构筑起中国经济学的宏伟大厦。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做大量的工作，至少应从研究方法、研究视野和研究方式等方面入手，从中探索推动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有效路径。
（一）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
运用什么样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中国经济学理论发展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对中国经济学者来说，需要立足在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实践基础上，既能熟练地掌握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还能运用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最新的研究成果，并将两者运用到推动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中，只有这样，才能为中国经济学研究提供科学的研究方法，奠定可行的知识基础。在研究方法上还应注意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以定性分析为体，定量分析为用，定量分析要服从和服务于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建立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在准确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引入西方经济学数学定量分析方法，为经济研究注入新的活力，以此来分析中国经济问题。此外，在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方法上，应鲜明的反对用西方范式理论来取代马克思逻辑体系构筑理论体系的言论，提倡借鉴范式理论的合理成分，把范式理论纳入马克思逻辑体系之中来共同构筑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
（二）拓宽研究视野
在构建中国经济学体系，推动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过程中，还要注意研究视野的拓宽。一是要从单纯的理论研究拓展到对现实经济改革和实践的提炼和总结上。加强调查研究、实证研究、案例研究，在大量的调查研究、实证分析、案例解析的基础上，通过归纳、总结、提升，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体系。二是要从对国内研究拓展到国际的比较研究。中国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样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工程，要完成这一工程，就需要在立足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大胆地研究和借鉴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组织和管理市场经济运行的成功经验，汲取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理论的发展有益的东西。三是要培养一批具有国际性视野的经济学专门人才，使他们从国内走出去，置身于国外的经济理论研究与实践中，融贯中西经济学知识，以中西结合的视角来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推动经济理论发展。
（三）应用创新研究方式
在研究方式上，要实现四个结合：一是在研究中要将经济学理论和西方经济学理论相结合，以经济学理论为魂，以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为体，以西方经济学理论为用。二是在具体经济问题研究中要将国内研究和国际研究相结合，既立足本国实情，从国内实际出发，又结合国际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组织和管理实践中的宝贵经验和教训。三是要将古今相结合，在经济学研究中，既充分注重现阶段经济理论的应用和发展，同时，还要继承中国传统经济理论中的宝贵资源，促使其为当代经济研究所用。四是要将传统的经济研究手段与现代先进的科技研究手段相结合，通过历史研究、比较研究、实证研究、案例解析、量化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式，在研究中实现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有机结合，从而为中国经济问题提供更为科学、准确的理论支持，更好地为中国经济理论的构建和发展所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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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张旭.社会科学方法论系统与中国经济学结构构建[J].学术月刊，1999，（8）.
[3] 覃巍.略论中国经济改革、现代经济学发展与中国经济学建立[J].广西大学学报，2007，（8）.
社会市场经济理论范文6
数理经济学严格来说是一门定性的学科，它研究一类可定量化的定性经济系统。数理经济中的公理化内容是严格定性的，它只追求形式上的同构性。它也研究经济变量并确定一定的经济关系，但只是给出它们之间质的联系，而无须确定其具体量是多少。
二、MathematicalEconomics一词在中国最早翻译为“数学经济学”或“经济数学”，数理经济学只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才正式引入到中国来。虽然早在40年代就有中国学者涉及到这一领域，但并未引起学术界注意。在50年代从欧美回国的留学学者，有极个别人曾从事过数理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并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但回国之后只能改做从事数学研究与教学工作。在相当一段时间，数理经济学既不是一门学科，也没有专门的研究人员，更没有正式的科研成果。时至今日，辞海尚未列入数理经济学一词。
进入90年代末，尽管在经济学科分类中，把数理经济学作为应用经济学学科中数理经济学一级学科里的二级学科，但是中国经济学界对数理经济学还是采取一种不接受的态度，在介绍和引进西方经济理论和学说时，极少有人予以关注，或一概斥之为“没有多少实质内容的”，“玩弄数学游戏的装饰品”。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不管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理论研究，还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理论建设，数理经济学起着或即将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国际经济学界自不必言，就是在中国，在向市场经济制度转轨当中与之后，数理经济学的重要性不会在我们习惯上所称的“西方经济学”之下。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更为重要。当面临着“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的理论危机而研究西方经济学理论时，中国经济学界非常注重两本著作，一是萨缪尔逊与诺德豪斯的《经济学》，二是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一致的评价是，认为前者将新古典的微观经济分析与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理论综合在一起，形成了“新古典综合”体系，后者以微观经济理论为基础，逻辑推导出宏观经济理论，使微观与宏观经济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成为一个具有内在逻辑一致性的理论体系，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了新古典理论范式的新综合。我们不得不佩服这种“戴高帽”式的研究方式的渲染作用。
其实，萨缪尔逊的《经济学》也好，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也罢，都只不过是大学一年级采用的初级经济学教科书，专为学生学习经济学方便而提供的一种入门式导论性课程而已。从研究的角度看，真正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的并非“范式”，而是西方经济学家研究问题时所采用的方式方法，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与进步缺少的也正是先进的研究方式与精确的研究方法。因为只有研究方法正确有效，才能真正能够解决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理论问题。比如说，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性问题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一个基本命题已被正式提出和认可，但是，采用中国传统经济学那种通常采用的思辨式论证方法就不能或根本不可能科学地解决这一问题。从近代经济思想史可以了解，阿罗（K·JArrow）和德布鲁（G·Debreu）采用公理化分析方法最终证明私有制与市场经济相容性问题，从1874年瓦尔拉斯提出一种一般经济均衡模型开始，到1954年阿罗和德布鲁共同建立了私有制经济的一般均衡模型，并首次利用不动点定理证明模型中均衡价格的存在性为止，其间经历了整整80年之久。那么，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容性问题应采用什么样的研究方法和运用什么样的工具才能有效
地解决这一问题呢？总不能说问题的提出就是问题的解决！根据不完全统计，就这一问题的讨论，全国发表在各种报刊杂志的文章、*不下500篇，许多人都自称他们已经解决了这一问题，中央电视台在中华学人节目中还专门报道了山东某高校一位学者已经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问题。根据本人的研究了解，在找到新的研究工具之前，是不可能圆满地解决这一问题的。
科斯说过，“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市场经济制度基础也只有私有制一种；但历史并没有对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证明其能否可行”，“如果在公有制制度的基础上也能建立市场经济，则这是真正的中国特色”。可见，这个问题并非一个简单的理论问题，而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的一个理论难题。为此，相对于“瓦尔拉斯之谜”，我们可以把科斯的这一论断称之为“新瓦尔拉斯之谜”！显然，一种难题就不可能靠用通常的简单的方法来解决，反之，能用通常的简单的方法来解决的问题就不能算是一种难题，这就需要寻找一种先进的研究方式或研究工具，那么它们又是什么呢？根据科学学的观点，一门学科存在的充分条件是要有自己的难题，一门学科存在的必要条件是它能够解决难题。要问“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它必须找到自己的难题，而且必须解决这一难题。解决难题必须靠严密的科学方法，萨缪尔逊的《经济学》能提供吗？不能，但萨缪尔逊的《经济分析基础》也许会对我们有所帮助。数理经济学能帮助我们学会如何找到一种正确的经济研究方法，这正是这门经济学科的科学价值所在。因此，重视对数理经济学的研究，不但对数理经济学学科本身，而且对促进中国经济学的进步与走向国际化是非常重要的。
三、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演化对经济理论的需求，我国经济理论研究的重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倾向于经济政策逐渐转到重视对基础理论、经济主体行为以及经济机制的研究。同时，经济理论工作者也越来越明显地意识到，过去经济理论研究中普遍采用的文字描述方法进行思辨式推理分析，很难保证对所讨论问题的前提的规范性，前后推理的逻辑一致性和严密性，同时也就极难保证研究结论的准确性、易实证性和理论体系的精密性，也无法更好地实现中国经济学科知识的积累与增长。显然，缺少严格的科学研究方法，是我国经济理论研究严重滞后于现实经济发展需要的重要原因，也是影响我国经济理论繁荣进步的一个重要原因。
经济学是一门用模型来思维的科学（凯恩斯语），而数理经济学则恰好是一门用数学模型方式来思维的经济学。现代数理经济学既是经济理论又是经济研究的方法论，借助于数学这一严密的语言，数理经济学把自亚当·斯密以来200多年发展起来的现有的经济理论精确化，把经济理论的基本概念与术语进行严格的形式化定义，构成可供严密思考的数学模型，形成严密的理论体系，并且在构造理论模型的同时，对理论工具（方法）本身来说，经过从“批判的武器到武器的批判”，在工具（方法）的选择过程中，逐渐淘汰落后的研究工具与方法，引进新的或改良已有的研究方法，使数理经济学充满息息生气，成为一门繁荣的科学。中国理论经济学的发展也应该吸取数理经济学的精华，不但要使自己的理论体系更加严密，而且还要使自己的理论也具有选择工具（方法）的功能，从而更好地实现中国经济学科知识的积累与增长。
科学进步理论的观点认为，用不同的方法获得不同的理论知识之后，理论还要经受检验才能成为真正的科学知识。如果把理论看成是一个相关的系统，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输入的是一些假设和条件，输出的是结论或观察结果，而中间则是一系列从假设推出结论的步骤，一种理论只有经受过对应性、一致性、可精简性和普适性检验之后，才能被认为是正确的，这就是模型构造的过程。模型的这种构造过程同时也是一种选择艺术。理论是抽象的，从而是现实的简化。换言之理论就是现实的模型。理论创造的目的是要使现实世界成为可以理解的，而不是用一个虚构的框架来取代现实世界，因此，理论又是具体的。数理经济学很好地融进了这种模型选择的艺术。现代数理经济学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的经济机制设计理论就体现了这种抽象与具体、科学与艺术的统一。经济机制设计理论产生的背景与本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那场著名的“社会主义计算的合理性”大论战有关。1920年，新奥地利学派著名代表人物米塞斯以《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计算》为题发表*，指出计划经济由于不存在市场，从而缺乏经济计算的标准，而没有计算就不可能获得维持经济运转的信息。
由于社会主义没有私有制和市场，因此不可能有经济上的合理性，从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存在是不合理的。哈耶克更进一步具体地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逻辑上虽然可以进行合理计算的，但社会主义经济机制是个高度集中化的中央计划，每一个基层单位或企业要先向中央机构传递有关技术、成本、消费需求等方面的信息，然后再由中央机构制定详细的计划下达给企业，这就需要知道消费者的偏好、企业的生产技术条件，并且还要列出几百万个以上的供给和需求联立方程式进行求解，但这似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即使知道这些信息并能解出这些方程式，但解出并得出结果之后，它们所依据的信息也已经过时了，这又需要重新计算它们。因此，社会主义在实际操作上是不可能的。但是以兰格和勒纳为代表的一方认为，社会主义摒弃私有制但可以利用市场机制，而且完全可以通过计划模拟市场的方法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这场大论战虽然以没有胜负的结果而结束，但是数理经济学家利奥·赫维茨（Leo·Hurwicz）则通过总结这场大论战的成果，利用构造模型的方式创立了经济机制设计理论。
赫维茨注意到，论战的双方尽管各执一方，但有几点却是共同的，就是信息及其信息分散是什么？它们应该包括哪些内容？在什么意义下认为信息成本是大还是小？数理经济学家不仅仅需要对这些概念的外延与内涵进行界定，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构造一个模型来讨论经济机制和信息之间的关系。人们需要一个统一的模型来研究什么是信息分散化经济机制，这一模型应能够包括信息分散化过程，信息集中过程，市场经济机制、计划经济机制，以及
它们之间的各种组合形式的机制，因为仅仅把一个个的机制如市场机制或计划经济机制分别加以研究是不够的。显然，模型的构造过程就是一种理论抽象过程，因为它不是简单地把它们拼凑在一起，而是用一个统一的模型把所有的经济机制放在一起进行研究的。经济机制设计理论把经济组织过程中的可设计性高度揭示出来，具有普遍的方法论上的意义。从整体性来说，这个理论是非常抽象的，它能把任何一个经济机制作为研究对象，例如它不但可以把市场机制、计划经济机制或它们的各种组合形式作为对象进行研究，同时还可以把无穷多种其他机制作为对象进行研究。从广度上来说它所研究的对象大到整个经济制度的一般均衡设计，小到对某个经济活动的局部均衡设计。从个别性来说，它又非常具体，对所要研究的具体机制，它能得出非常详细的结果。再进一步地，经济机制设计机理论推引出这样一种普遍性问题：任给一个目标（社会的或经济的）在分散化决策的前提下，如何设计一个经济机制（方式、规则、法令等），使得经济主体的个人利益和设计者的预定目标相一致呢？可见，经济机制设计理论同时满足了对应性、一致性、可精简性和普适性的检验。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数理经济学领域中所取得的每一进步，几乎全部可以概括为逐步改善对模型的选择，从而使它更加符合真实的经济世界。同时，我们也将领悟出一种理论创造的真谛。
四、构造数理经济学模型需要“原型”，这里的原型所指的就是经济理论的存在背景。在我国经济理论界，经过十几年艰难的理论探索，应该说理论的选择已经完成：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经济改革时期，各种理论的竞争是必然，理论的替代也是自然的，但是我们可以说，把中国数理经济学的“理论原型”确定为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背景应该是相对稳定的，现在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建立起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方法论，使构造的数理经济模型与我国的经济现实相符合。这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系统的基本性质及其研究的方法论，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律及其理论体系的方法论特征。
从理论模型方法的选择角度看，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的过程也就是探索理论选择的更合理方法的过程，与西方私有制市场经济理论体系是以一种完全竞争系统为研究的出发点不同，我们认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系统是一种竞争合作系统。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表明，在整个经济系统中，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具有较高程度的竞争性特征，而劳动市场则具有合作性特征，所以总体市场的特征恰恰是竞争合作的。竞争合作经济系统可以较为完备地描述公有制市场经济这种既竞争又合作的本质特征。与一般的社会冲突行为不同，经济主体的市场竞争行为的结果并不是零和性的，即一方所失就是另一方所得，而是得失之间有剩余。有剩余是经济系统与其他系统的主要区别。有剩余就要再次进行瓜分，于是就有商量、协商、谈判、勾结等既竞争又合作的行为。再者，从经济系统的结构来看，作为一种契约结构的企业“可以替代市场”（科斯语），使一种由有组织的基本单位为基础的经济体制具有更高程度的合作性质。完全竞争经济的概念对自由（无组织）的市场制度的描述是恰当的，但是，它对有组织（具有企业结构）的市场制度的描述则显得相当空泛，只不过是“自由商业领域中的一个空洞无物的花架子”（熊彼特语）。相形之下，竞争合作经济的概念内涵则要丰富得多。对竞争合作行为，对策论方法可以作出精确的描述与解释，并直接应用于经济理论研究。竞争合作经济正是基于对经济系统的这种本质认识，以及找到对策论这种恰当的研究方法的前提下提出来的。以竞争合作系统为研究出发点而得以发展的中国理论经济学将要证明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具有相容性这一理论难题。
合作对策论方法非常适合于竞争合作经济系统的研究，是研究该系统的有效理论工具。以数理经济学家夏普利（S·Shapley）、苏比克（M·Shubik）为首的耶鲁学派在合作对策论研究上积累了丰富的理论成果。合作对策与非合作对策方法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允许局中人事先形成协议而后者则不能。在非合作对策中，局中人不许事先商定如何选择策略，对已取得的收益（或报酬）也不许在局中人间进行重新分配。而在合作对策中，对局中人不作这些限制，他们可以进行充分的合作，允许事先商议，交流信息并协调他们的策略，在结局后并可以对局中人所得利益的总和进行重新分配。由此可见，非合作对策集中研究局中人的个人理性决策对博弈结果的影响，而合作对策则侧重于探讨如何取得合理的或公平的可能性条件对可接受结果的影响。合作对策论方法用来表达竞争合作经济系统，将会演绎出与传统经济理论许多不同的新的性质，为经济世界中丰富多样的各种竞争合作现象提供科学的解释。
五、在完成寻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原型和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系统的基本性质之后，构造数理经济学模型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再根据原型，运用“清醒的观察（凯恩斯语）选择性态良好的模型，这是数理经济学研究的一道程序。“清醒的观察”是什么意思？凯恩斯指出，好经济学家是很少的，因为运用清醒的观察选择好的模型的天才看来是非常少的，虽然这样做并不要求有高度专业化的知识技术。很显然，他所指的是经济学家敏锐的透视力，并利用它来理解模型的方法论特征的能力，而这一点，恰恰是非常困难的。正如前所述，一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原型和系统的基本性质已经确定，接下来的关键问题是要整理出认识公有制市场经济的规律及其理论体系的方法论特征，使所构造的数理经济学模型与我国的基本经济现实更加吻合。这也就是说，认识的方法论模式也必须通过筛选而确定下来，才能有利于模型构造者进行清醒的观察。
从认识方法的角度看，我们认为，与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体系的特征是非均衡的、集中化的、控制的和解释性的相反，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原型的中国经济学的新理论体系的特征应当是均衡的、分散化的、激励的和设计性的。
一般均衡理论家哈恩（
F·Hahn）曾经指出，均衡是个未能被人们、甚至未被经济学家充分理解的基本概念。均衡是一种只与市场相联系的理论概念，一个市场被看作处于均衡状态是指买卖双方都不打算改变他们的出价。然而，一般均衡理论关于均衡的含义却使用了一个限制性的定义，即认为假如成交价格是均衡价格，那么市场上买方按照价格愿意购买的数量恰好就等于卖方按照该价格愿意卖出的数量，这时市场就处于均衡状态。但是可以证明，从市场均衡的一般意义来说，市场的供需平衡只是一个充分条件，而不是一个充分必要条件。也就是说，单个市场极难保证处于均衡状态，只有各个市场间的相互作用才能确保均衡状态的存在。所以，均衡分析方法论主张通过找出一套相对价格，而不是单个的市场均衡价格来了解一个经济系统的性质。
市场均衡的最准确模型是由瓦尔拉斯的“拍卖喊价”形象地给出的，人们对外在环境发出的信号作出反应而进行讨价还价摸索地进行。没有任何一个集团可以控制这一过程，因为每个人的具体情况是如此复杂多样，以致没有一个“能人”能通过某些巨大的交换台或计算机，有意识作出与之对应的计划或安排。“拍卖喊价模型”能体现了均衡概念的最本质特征，不但具有非常广泛的社会科学意义，契约模型、合同模型、协商模型等多种不同种类的社会科学模型都只不过是它的不同表现形式而已，而且最重要的是它与社会系统的本质特征是同构的：社会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系统，系统中的个人间的相互适应，产生出一种“自发的秩序”，与生物过程一样通过自然过程形成的整体，体现了机能上的有机结合。但是人们的计算能力根本不可能完全预测和提供这种多样性的任务，而多样性正是自然力量的创造性特征。“清醒的观察”到这一模型的普遍性意义是经济学对社会科学作出的重大贡献，正如熊彼特所声称的，瓦尔拉斯在120年前所写的《纯粹经济学要义》一书中所阐发的这一模型，其意义可称得上是“精确的经济学的一部大”。
人们计算能力的有限性意味着分散化的合理性是其自然的特征，从经济学理论上看，这种分散化可以解释为信息分散、利益分散、决策权分散。特别是信息分散化问题把空间因素纳入经济模型的构造要件中来，通过特定经济机制的作用，信息从一个经济活动主体传递到另一个经济活动主体，这就造成了用于传递信息的空间。信息空间大小决定着传递质量的优劣与成本的高低，信息空间大，传递的信息量就大，速度就快，质量就好；相反，就会造成信息拥挤。但是大的信息空间将会提高信息传递的成本，影响信息传递的效率，因此人们总是在信息空间大小与信息传递的成本高低之间进行选择。数理经济学家把这种选择关系抽象为信息空间的维数与传递指标之间的关系问题，信息空间的维数决定着传递指标的多少，因而可以从信息空间的维数大小来评价经济效率的优劣。只有信息传递方式最为简洁同时信息空间维数最小的经济机制才是最有效率的。显然，分散化是构造市场经济理论模型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特征。
分散化必然导致激励的普遍存在。数理经济学研究的结果表明，激励是对称性经济结构破缺的产物。例如，经济结构的一种微观的经济利益结构就是这样，凡一个人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会有利益与代价，这种利益与代价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对称性的利益结构是利益与代价相等的结构。但是当利益与代价不对称时就会产生激励问题：利益大于代价时，他就会做并把它做好；当利益等于代价时，他可做可不做；当利益小于代价时他不做或不想把它做好。显然，个人、组织和社会的利益不可能完全一致，因此社会中每一个经济单位都会出现激励问题。从经济体制的转变上看，由于计划经济体制原有对称性的集中结构经历分散化过程形成了经济活动中不同层次上的不对称性，孕育了契约关系，特别是形成了委托关系，这就在体制中产生了一种博奕结构，于是就需要一种能够激励经济主体提供真实信息的内容和手段，这样就演化出了激励机制。具有博弈结构的经济制度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就是如何通过某种制度的安排促使或诱导人们努力工作。
某种能够把人们的自利行为和互利结构有机地结合起来的激励机制就称为激励兼容机制，它既是制度安排的结果又是一种制度优劣的检验标准。一个经济机制是否运行良好要看它能否提供内在的动力（激励）使人们努力工作并把工作做好，一个经济制度如果没有能够产生激励机制，就意味着这种制度力量正在衰竭，这个制度就不可能长期存活下去。但是，在自利的行为下，有效的资源配置和社会成员如实地显示他们的偏好，即使是在分散化私有制市场机制下也是不可能达到的，这就是著名的激励兼容不可能性定理。赫维茨证明了，即使对只有私有商品的经济社会，只要这个经济社会中的成员数量是有限的，就不可能存在任何经济机制，无论是市场机制，还是计划机制，能够导致帕累托最优配置，并且让每个社会成员激励出真实地显示自己的偏好。但是，有一种结论是肯定的，就是缺少激励机制的经济就更没有效率。集中化减少激励，分散化增加激励，而激励使分散更为有效，分散化链条使激励无限逼近激励兼容。数理经济学家在这方面的探索将会揭示出更多令人激励的崭新结论。
寻找激励兼容配置的等价形式导致了经济机制设计方法的广泛应用。正如前面分析得出的结论所指出的，设计性具有普遍的方法论特征，这一特征当然也应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所具有的。如何设计出一种方法、方案或机制，使得每个社会成员都不虚报自己的偏好与信息，从而使整个经济系统能够达到帕累托最优，资源配置有效，经济持续发展，这正是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中国经济体制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从而也就规定了中国理论经济研究的主要方向和主要内容。
经济机制的可设计性减少人们在经济改革过程中照搬某种现有的模式。经济学不像物理学一样具有很强的实验基础，经济实验的成本太大，代价太高，因而用设计代替实验，通过模型来理解经济现实，预测将来是唯一可行的方法。有关设计合理性的争论比起“事后诸葛亮”聪明的解释无疑将体现了中国经济理论研究的进步。
济体制的伟大实践，是一场前无古人的宏大制度革新系统工程。正因为如此，外国经济学家在不同场合、不同地点与不同对象跟中国经济学家进行学术交流时就同一问题问道：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理论是什么？这是使中国经济理论界感到十分尴尬的问题，因为直到现在似乎尚没有明确的答案。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没有找到自己的基础理论，但另一方面，却有如此众多的中国经济学家都在极力构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体系，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经济理论研究最不令人满意的事情，没有基础理论的理论体系不就是一座座空中理论楼阁而已！
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没有基础理论？这是中国经济学界最终要给予明确答复的理论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论证以公有制为主体，促进共同富裕的市场经济存在着其基础理论，是一项严肃的却又是相当艰难的研究课题，但又要必须极力予以解决。显然，寻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理论，只能靠中国经济学家来完成。我们不能期望西方经济学家来为我们解决这一问题。恰恰是在这一关键问题上，数理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可以为寻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理论这一重要的理论任务服务。
数理经济学注重分析经济系统的最优性、稳定性和存在性问题，三者之中存在性问题最主要。一个经济系统只有明确地说明它具有存在性，系统的最优性和稳定性才有着稳固的基础。如果一个经济系统无法找到它的存在性，论证它的最优性或稳定性是没有什么理论意义的。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集中化的计划经济体制，经过前苏联和东欧众多经济学家，其中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康托洛维奇在内几十年的不懈努力，找到了实现这种经济系统最优性、稳定性的基本条件，但却无法证明这种经济系统的存在性。如果说前苏联的解体宣告了集中化计划经济的失败（或它的制度运行的生命周期就为70年左右）不是某种政治力量的作用，或制度力量的衰竭，从经济理论方面来考察，恰恰说明了集中化的计划经济系统没有存在性。这充分显示了现代数理经济学方法的预示能力：遵循科学的方法建构的经济体制具有“永葆青春”的能力，违背经济科学规律构造的经济体制只有有限的“生命周期”。数理经济学理论的预示与现实的启迪都给予我们一个明确的结论，经济系统的存在性问题是最基本的理论问题。于是我们可以推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存在性问题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理论问题。
经济系统存在性的证明运用的是一种经济公理化分析工具。经济学的公理化研究由美籍法裔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德布鲁首创于1959年，迄今为止已有40年的历史，但现在尚不为大多数中国经济学家所熟悉。严格地说，经济公理化分析语言不是数学，而是经济学家用来进行严密思维的与集合论语言相类似的一种理论分析工具。中国经济学家必须熟练掌握运用这种严格的标准的现代经济分析方法，通过构造一个准确的公有制市场经济均衡模型并找到恰当的证明方法，才有可能科学地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系统的存在性问题。在这方面，数理经济学家可能会比其他经济学家做得更好。
七、早在80年代初，赫维茨在多次访问中国后说：“我所以对这个国家感兴趣，不仅仅因为它是一个美丽的国家，还因为我是一个经济学家。你们当然比我更清楚，最近几年内中国的经济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不久的将来还要进行很多重要的改革。我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对你们的经济改革是有帮助的，但现代数理经济学的帮助可能更大。我不是中国经济政策问题的专家不打算谈这方面的问题。我要讲的是一些分析问题的方法和技术，它们有助于研究经济改革的各种可能性和后果”。赫维茨指出了现代数理经济学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时期经济理论建设的作用。很可惜，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理论界有意无意地忽视数理经济学的这种重要性，使得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不能像其他科学一样进行有效的分工，推迟了中国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发展和研究力量的积蓄。
作为一个完整的学科系统，经济学也应像其他“直正的科学”一样，具有基础科学、应用科学和工程技术三个完整的层次。中国经济学家也应根据自己的兴趣与专长进行有效的选择，集中有限的研究资源和短暂的生命周期，在一两个学科领域里真正做点具有实质性意义的研究工作。这比现今那种无所不能、包打天下、追逐热点、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研究风气，无疑将是一种进步。从学科性质上看，数理经济应是经济学的基础科学，就如同理论物理是物理学的基础科学一样。重视对数理经济的研究，对于中国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深入，健全完整的经济学学科系统，形成经济研究分工机制，最终促进中国经济学研究水平的提高，都是非常重要的。【收稿日期】1999－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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