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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经济增长范文1
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是—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能够保持适度高速(年均8％左右)，增长速度不要大起大落，并且各主要决定因素能够支撑经济增长在中长时期内(10年以上)保持这种平稳高速增长态势的可能性。
二、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约束条件
从经济学角度讲，对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包括资源与环境方面的因素及社会方面的因素，前者主要是自然方面的因素与地理环境方面的因素，而后者主要指人口、文化传统与制度等方面的因素。这些约束条件主要表现：(1)资源；(2)环境；(3)人力资本；(4)经济增长方式；(5)自主创新能力；(6)现存的世界经济规则及世界列强对中国崛起的态度等等。
三、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发展对策
1、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在制约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诸多因素中，落后的经济增长方式是最为突出的。
发展方式问题，说到底是与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为谁生产等基本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2、强调发展循环经济
资源与环境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两大制约条件。而发展循环经济是破解这些制约的良策。循环经济要求把经济活动组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其特征是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提出循环经济应该包括四个要点。第一，资源的高效利用。也就是说，要节约资源，综合利用；要延长产品的寿命；尽可能不要使用一次性产品。第二，减少废物的排放。生产、消费过程中会有废水、废气、废渣的产生，首先要通过技术革新、生产进步尽量减少废物的排放。第三，把废物最大限度的转化为资源。对不得不排放的废水、废气、废渣等要进行必要的处理，对其中可以利用的东西要尽量提炼、回收加以利用。第四，对实在不能再用、再回收的废水、废气、废渣等，应该做无害化的处理，以减少对环境的破坏。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就要在这四个方面做出不懈的努力。
发展循环经济，需要制度建设加以保证。发展循环经济，还要大力发展新经济。例如，包括太阳能、风能、潮汐能等的新能源开发，包括物资回收、租赁业务、修补行业等在内的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3、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自主创新是可持续发展中又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提高国民的自主创新能力也是提升我国人力资本内在价值的重要体现。党的十七大报告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重大任务，提出“要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贯彻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这是关于我国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具体方针和要求，表明中央对自主创新问题的高度重视。
4、加强和谐社会建设
中国经济要可持续发展，还需要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也就是说要做好适应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配套建设。
首先必须将就业问题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就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社会稳定才能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同时，政府应该努力保持物价的基本稳定；一个社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应该保持物价的基本稳定，因为物价的基本稳定关系到千家万户，特别是对于低收入者，因为他们是经不起物价上涨冲击的。另外，政府还要在教育上有突破性的举措；教育不仅是缩短贫富差距最有效的手段，更是确保经济可持续增长所需要的高素质人力资本的主要推动力；未来的产业大军的受教育水平某种程度上直接关系到中国经济能否真正可持续地发展；另一方面，亟需加大对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投入，这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如德国的经验值得借鉴。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另一个配套支持条件是实现社会保障的真正全覆盖，为广大百姓提供底线经济安全感；政府应该加大在健康医疗和失业保障等方面的投入。
5、提升中国经济的世界影响力
现存世界经济规则及世界列强对中国崛起的态度也是制约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因素之一。如何提升中国经济的世界影响力，从而达到反制约的目的是我们应该考虑的对策之一。
目前席卷全球、特别是严重影响西方经济列强的金融危机既对中国经济发展造成影响，同时也为中国提升在世界经济中的影响力提供了机会。中国应该利用昔日优越感浓厚的美欧有求于中国的难逢良机，在为世界经济的稳定注入信心与力量的同时，争取在构建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过程中发挥建设性的领导作用，谋求与中国经济实力相称的话语权。中国在有效整合新兴经济体的力量与诉求的基础上，应该理直气壮地提出并实现自己的改革主张，同时积极参与并争取主导包括金融秩序在内的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塑。中国还应在充分了解西方底线的基础上，提出他们可接受的关于国际经济秩序尤其是金融体系改革的前瞻性议题，进而拿出细化议题的实施方案。推动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经济秩序，以改变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与金融格局中的边缘化地位，以真正提升中国经济的世界影响力。
国内经济增长范文2
关键词：内生增长理论；启示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及其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启示
收录日期：2014年4月9日
一、内生增长理论的演变过程
20世纪四十年代末期，哈罗德和多马分别根据凯恩斯的思想提出了经济增长模型，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很大影响，标志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产生。这一模型假定，一个经济只生产一种产品，而资本-产出比保持不变，同时，储蓄率、人口增长率保持不变，并且不存在技术进步和资本折旧。基本形式为G=s/v。式中，v为资本-产出比；s为储蓄率。模型表示，经济增长率与储蓄率成正比，与资本-产出成反比。哈罗德-多马模型得出的结论是，当实际经济增长等于资本家愿意的经济增长率并且等于人口增长率时，经济才能处于稳定增长状态，但同时认为，这一增长路径是一“刀锋”。新古典增长理论假设各要素边际报酬递减、规模报酬不变，认为经济是稳定增长的，而且这种稳态增长率是外生的，独立于储蓄率。索洛模型通过引入市场机制和改变资本-产出比率为常数的假定，发展了哈罗德-多马模型，但索洛仍然没将技术进步作为重要因素纳入模型，这是一个重大缺陷，因为技术进步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是现实中一个明显的事实。1960年，索洛和米德对该模型进行补充，在原有模型中引入了技术进步和时间因素。修正后的模型被称为“索洛-米德模型”，其基本公式为：
G=aK/K+（1-a）L/L+T/T
上式中T/T代表技术进步。索洛模型和之后的索洛-米德模型不仅体现了凯恩斯主义，而且体现了新古典学派的经济思想，常被称为新古典增长模型，该模型所阐述的增长理论被称为新古典增长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技术进步率外生的假定不符合现实，储蓄率外生化且与稳态增长率无关结论受到质疑，这些与人们对经济增长问题的实证研究经验存在很大差距，因此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基础上，产生内生增长理论，弥补上述的三个缺陷。
20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形成的新经济学认为，长期增长率是由内生因素解释的。在劳动投入过程中包含着因正规教育、培训等而形成的人力资本，在物质资本积累过程中包含着因研究与开发、发明、创新等活动而形成的技术进步，从而把技术进步等要素内生化，得到因技术进步的存在要素收益会递增而长期增长率是正的结论。以罗默、卢卡斯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内生增长理论，弥补了新增长理论的缺陷。
二、内生增长理论的主要内容
内生增长理论是产生于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一个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分支，其核心思想是认为经济能够不依赖外力推动实现持续增长，内生的技术进步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在解释经济的持续增长时导入了外生的技术进步，但是外生的技术进步率并没有能够从理论上说明持续经济增长的问题。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经济的长期增长率是正的，这种正的经济增长率能够解释为什么收益是递增的。内生增长理论的观点是把知识和人力资本引入到经济增长模型中，认为是由于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引起收益递增，强调了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罗默在阿罗的“干中学”基础上，提出了知识溢出模型，这种模型以知识生产和知识溢出为基础的。罗默假定代表性厂商的产出是该厂商的知识水平、其他有形投入（物质资本和原始劳动等）和总知识存量K的函数，而对于个别厂商的投入该生产函数表现出规模收益不变。但如果考虑K，这一生产函数对于代表性厂商和整个经济会产生不同的含义。对于代表性厂商，它将总知识水平K看作给定的变量，所以生产函数才表现为规模收益不变，但对于整个经济，假定整个经济是由N个同质的厂商组成的，生产函数表现为规模收益递增。在此，把总知识水平K作为外部性的来源。除此之外，罗默还假定了k的增长率取决于k水平和投资数额。因此，罗默模型和“干中学”模型都是通过知识积累产生收益的性质和知识存量产生的外部性得到了内生的经济增长。卢卡斯认为，技术变化是由于教育部门引起的，如果社会能向教育部门配置一定的资源，就能形成新知识或人力资本，形成的新知识能够提高生产率，并且能够被其他部门免费获得，从而提高了产出。所以，根本不需要外在的增长发动机，仅仅依靠人力资本的积累就能够带来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
新古典增长理论是把技术看成是外生的，而内生增长理论把知识或技术看作是一种生产要素，是与传统的生产要素劳动和资本是一样的，而且还是内生的，是由厂商的知识积累推动产生的。一国的经济要实现长期增长，主要是靠内生化的知识积累和人力资本水平来决定的。此外，知识和人力资本还具有外部效应，可以把投资与资本收益率作为知识存量和资本存量的增函数。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一个国家当前的知识存量越大，那么其投资与资本收益率越高，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也就越高。
三、内生增长理论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启示
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由于知识经济的兴起，各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一国经济能否实现持续稳定的增长主要取决于知识的发展。内生增长理论把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看作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强调了知识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因此，我们应逐步完善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政策措施。
（一）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的政策措施。现在中国一般劳动力并不缺乏，特别是在农村还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但缺乏较高素质的劳动力，只有通过发展教育来加快人力资本的形成，促进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教育投入不断增长，但总体投入水平仍然不足。因此，应进一步完善我国教育财政支持政策，加快人力资本的开发与积累。首先，政府应直接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使财政在教育发展中发挥主导作用；其次，政府应该提供税收刺激或财政补贴鼓励企业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最后，要优化教育资金的分配结构，促进各级各类教育的协调发展。
（二）增加研究与开发投资的政策措施。在新知识和新技术的创新过程中，由于知识积累和技术创新具有正的外部性，私人成本会大于社会成本或者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从而使创新活动难以继续维持下去。因此，政府应该制定促进技术创新、弥补私人收益的激励措施。这种措施可以通过产权保护、政府补助、政府和企业签订协议来实现。对于产权保护，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由于知识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特征，其他厂商只需花很少成本就能从别人的知识中获得利益。比如，当某人完成了一个新的发现，并由此产生更大的经济生产力时，其他的人（或公司）会从中获利。虽然发明者能通过价格收费，但他得到的仅仅是社会从这项发明中得到的全部利益中的一部分，其他厂商会模仿学习他。在个人研究者承担完成发明时，社会得到正的外部利益。如果从发明中得利的每个人都必须向发明者付费，那么将产生远比现在更为强烈的发明动机。因此，当新技术出现时，应通过专利和政府法律保护开发者的产权，增加其收益，提高创新的积极性。对于政府补助，内生增长理论认为企业在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载体。企业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具有外溢效应，能够促进技术的扩散和发展。因此，政府应制定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比如免除其应缴的全部或部分税款，或者按照其缴纳税款的一定比例给予返还等。这些税收优惠能够降低企业技术创新的私人成本，从而能够抵消由于知识和技术外溢带来的收益减少，能够激励企业加大人力资本的投资。企业在技术的创新和研发过程中，新产品由于具有“投入大、周期长、风险大”的特点，因此研发创新就成为一种持续过程，产品回报期较长，容易面临资金短缺困境。所以，政府应通过直接向企业提供税收优惠或者通过财政补贴，减缓企业开发新技术过程中面临的资金短缺的困境，提高企业增加研究与开发投资的积极性。通过政府与私人企业签订协约，积极引导和推动技术创新活动。对一些基础设施等社会收益率较高的产业或项目，由于其回收期长，前期回收率低，流动性差，又缺乏一定的盈利模式，很难吸引企业去投资，对这些项目应由政府直接投资研究与开发。同时，知识、技术的内生积累与外生扩散是相互促进的，因此政府不仅要对基础研究予以资助，还要对企业的应用研究和技术改造提供财税方面的优惠，从而推动新技术的广泛扩散。
（三）坚持长期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进一步加深，不仅能通过自主研发实现技术创新，并且能够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利用技术的后发优势获得和接触新技术。卢卡斯认为，各国的经济增长是由于产业革命科技扩散引起的。通过引进技术，并在本国积极传播，能大幅度地节约成本尤其是减少时间成本。自主创新是必要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合理利用引进的大量技术资源，会大大提高我国的生产力水平，缩短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当然，我们在引进技术时，要进行科学的选择，避免重复引进，经过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有效扩散，提升产品的竞争力。为了能更有效地引进技术，政府应制定相关的贸易和税收政策，为对外技术交流和合作提供广阔的平台。然而，从引进技术到在经济中扩散、使用，并不是一个简单重复的过程，必须要有制度作保证。因此，政府要构建一个吸收、使用、消化新技术的制度环境。比如，对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加大资助，提供诸如技术信息、技术培训等公共服务，促进新技术的广泛传播和使用；在人才队伍结构方面，既需要高层次的创新人才，更需要大批有文化、有知识并能够将先进科技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职业技术人才和高素质的劳动者。因此，除了要发展普通高等教育外，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也成为提高劳动者知识水平和技术素养的重要途径。这对于引进和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开发本国技术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制定和运用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内生增长理论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应该侧重于推动技术进步，政策不能把注意力都集中在经济周期的治理上，而忽视促进发展新技术的各种政策。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我国经济增长的格局将会发生变化，会由物质资本主导逐步转变为由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主导。与此相适应，国家应积极调整包括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在内的经济增长政策，构建促进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投资的激励机制。但研究表明，我国目前经济增长技术进步的贡献率非常低，经济增长主要还是由资本和劳动投入决定的。因此，在制定经济政策时，既要能够刺激资本积累的形成，又能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和促进技术进步，就是把促进二者共同发展经济政策结合起来。宏观经济政策应同时关注短期和长期经济增长，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主要关注的是短期的经济增长，而内生增长理论更加关注的是长期经济增长以及相关的因素，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不是由外生因素决定的，而是由内生的技术进步决定的，同时强调政府的宏观政策在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中发挥的积极作用。
主要参考文献：
[1]丁建微.内生增长理论与我国经济增长.经济研究导刊，2009.14.
国内经济增长范文3
新型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强大引擎
从我国经济的内生动力构成情况看，城镇化将成为推动我国经济新一轮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强劲动力。加快城镇化建设，对于扩大内需、优化城乡经济结构、促进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近几年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已步入快速发展期。城镇人口从1978年的1.7亿增加到2012年的7.1亿，30多年来增加了5亿人，其中有相当数量是进城的农民工。城镇人口比重由1978年的17.9%提高到2012年的52.6%；农村人口比重由82.1%下降到47.4%。2012年，城镇人口达71182万人，比上年增加2103万人，城镇人口比重达52.6%，与上年相比上升1.3个百分点；乡村人口64222万人，减少1434万人。城镇人口比乡村人口多6960万人。
从世界城镇化发展的历史看，城镇化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城镇化率处于30%-70%之间是城镇化中期阶段，发展速度相对较快。2002年至2012年，我国城镇化率以平均每年1.4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加2000万人左右。
而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城镇化并不是孤立的，常常和工业化联系在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讲，工业化是创造供给，城镇化则主要是创造需求，是扩大内需、拉动增长的持久动力。城镇化带动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带来消费需求的大幅增加，同时还产生庞大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以及住房建设等投资需求。因此，如果安排得当，城镇化将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从国际经验看，城镇化率只有达到70%左右，一个地区的城镇化进程才会稳定下来。目前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刚刚超过50%，如果城镇化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需要近20年的时间才能达到发达国家70%的水平。因此，即便在世界经济衰退长期化的大背景下，我国的城镇化仍能长期有效地支撑我国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民生性基础设施投资需求持久
近年来，国家将改善民生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加大对民生工程的投入、改善居民生活质量、增强消费能力、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发展，这是在新形势下我国实施的一项利国利民的重大战略政策，意义重大。
其一，加快民生工程建设，能更快、更直接地促进广大消费者、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的消费。
近年来，各级政府加大了民生工程的建设力度，居民从中受益很大，但在一些民生领域仍存在“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好学校难”等问题，给居民家庭带来了较大的压力和经济负担。因此，需要继续加大政府投资力度，改善民生，减轻居民的后顾之忧。
按照需求收入弹性原理，人均同样增加100元的收入，低收入群体用于直接消费的比例要大大高于中、高收入阶层。集中财力，充分借助市场化手段加快办成几件经济社会发展急需、人民群众热切期盼的大事实事，既是高质量扩大内需的最佳选择，又是稳当前、利长远的重大举措。
对老百姓来说，上学有好学校，就业能找到工作，生病有好医院，结婚生子有房住，老了有社保养老等等，都是大家共同的期盼。随着更多像棚户区改造、节能环保、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民生工程的实施，内需空间将进一步拓展，居民将得到更多的实惠。
其二，民生工程建设可达到经济和社会效应“双丰收”。
多年来，我国经济主要依靠生产性投资拉动。由于政府主导的投资产生的“后遗症”较多，容易造成产能过剩和资源浪费，所以应鼓励民间投资投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战略性新兴产业、保障房建设、棚户区改造以及教育、养老、医疗等领域，以解决看病难、停车难、养老难等民生问题。
由于民生问题是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家庭幸福以及对未来发展的希望，政府将民生作为经济增长点，既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又有利于推动结构调整；既有利于拉动当前经济增长，又有利于增强经济发展后劲；既有效扩大投资，又积极拉动消费。居民收入得到提高，民生状况得到改善，可以达到经济和社会效应“双丰收”。
经济增长点向内地扩散形成新动力
从区域结构看，近年来内陆地区经济增长要快于沿海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快于城镇居民，经济增长的新动力逐渐显现。内陆地区的工业、投资等多数指标的增速均快于东部沿海地区，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进一步得到改善，充分显示出我国内陆地区的潜能正在逐步释放。
从统计数据看，近年来沿海地区的制造业资本正在向中西部内陆地区转移，而内陆地区的经济以每年超过10%的速度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资本跨地区的流动。
承接来自东部沿海地区的生产性投资和企业的转移，已经成为内陆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内陆地区的生产率正因为资本积累的加快而不断提高，与沿海地区的差距也在缩小。未来5-10年，内陆地区对GDP增长的贡献将会提高，对经济增长的支撑力会越来越强。
一是中国地域广阔，内陆地区的后发优势比较明显。
按照国家统计局综合发展指数计算，内陆地区比沿海地区至少要落后5-10年。内陆地区如果达到沿海地区的发展和生活水平，需要增加的投资和释放出的消费能量将是十分可观的。
近年来，得益于国家投资重点和政策向内陆地区倾斜，内陆地区投资增幅出现快于沿海地区的局面，预计这一态势将会延续。今后几年国家支持投资的重点仍将是基础设施以及民生方面，并将继续向内陆地区倾斜，发展空间更大。
加之近年来内陆地区投资环境逐步改善、承接产业转移能力增强，为内陆地区投资继续保持较高增幅创造了条件。目前内陆地区施工和新开工项目较多，计划投资额较大，按时完工在建项目仍需要大量投资，未来投资增长惯性较大。
二是内陆地区的资源优势将得到充分发挥。
内陆地区发展潜力巨大，战略资源非常丰富。内陆地区煤炭探明储量占全国的67%，天然气可开采储量占全国的66%，水能可开发装机容量占全国的82%，以及风能、太阳能、特色产业优势、旅游优势、沿边开发开放优势。内陆地区的人口占全国四分之一，但消费份额占全国消费市场的份额不足18%，开发潜力巨大。
新一轮的大开发将会使内陆地区在税收方面享受更加优惠的政策，尤其是下一步的资源性产品价格的改革，会使内陆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再依靠国家的巨大投资和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发挥资源优势将是内陆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方向。
三是从发展机遇期看，今后10年将是内陆地区的黄金发展期。
内陆地区地域广大，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从区域发展看，加快内陆地区发展在区域总体战略中将具有优先地位，是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
经过30多年的改革与发展，我国东部沿海地区越来越受到市场、资源、环境等各方面的制约，相当一部分资金、技术和人才资源需要寻找新的发展空间，特别是在当前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必须加快内陆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促进各种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流动，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和巨大的推动力量。
消费升级为经济提供续航动力
国际经验表明，消费对GDP拉动的主导地位往往在人均国民收入达到3000～5000美元得到确立并逐步加强。2012年，我国人均GDP已超过6000美元，总体上进入消费加速转型阶段。
随着居民消费能力的提高，消费升级不断加快，主要表现是居民消费由原有的简单数量增长演变为数量增长与质量提高并行，消费结构向更高层次转化，即由生活必需品到耐用消费品的升级；由私人产品到公共产品的需求升级。
目前，中国正处在消费结构升级的关键阶段。居民的消费结构正在由吃、穿等生存型消费向以住、行、教育、旅游等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过渡，信息消费也有巨大的空间。
从耐用消费品的拥有量来看，汽车的消费仍然有很大的空间。如2012年底我国城镇居民每百户汽车拥有量是21.5辆，而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发达国家每百户早已超过150辆，大大高于我国居民汽车的拥有水平。目前居民买新车、买好车的意愿强烈，车型的更新换代速度也在加快，今年上半年SUV销售量增长了50%左右，表明居民对汽车的更新和需求档次均在不断提速。
另据统计，2013年8月底，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超过40万亿元，人均储蓄存款达3万多元。储蓄代表未来消费潜力，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居民消费潜力远未得到充分发挥，需求结构还有较大的改善空间，消费升级有望进一步加快。因此，创造良好消费环境，引导居民消费，促进储蓄向消费进一步转化，对释放消费潜力有重要意义。
通过多种因素分析，未来几年消费热点将集中在安全消费、绿色低碳循环消费、服务消费、品牌消费、信息消费、信用消费等六大方面，主要是以推动信息消费为重要突破口的消费政策将催生新的消费增长点。多种因素表明，国家重点培育的信息消费，将会激发出消费新动力。
信息消费是直接或间接以信息产品或服务为消费对象的消费活动。涵盖的领域十分广泛，包括生产消费、生活消费、管理消费等领域，覆盖信息服务，如语音通信、互联网数据及接入服务、信息内容和应用服务、软件等多种服务形态，覆盖手机、平板电脑、智能电视等多种信息产品，还包括基于信息平台的电子商务、云服务等间接拉动消费的新型信息服务模式。
目前，信息消费已成为近年来最活跃的消费热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信息消费每增加100亿元，将带动国民经济增长338亿元。2012年我国信息消费市场规模已达1.7万亿元，带动相关行业新增产出近9300亿元。电子商务交易规模高达8万亿元，其中网络零售额达到1.3万亿元，拉动新增消费5070亿元。2013年上半年，全国信息消费规模呈现20%以上的高速增长。
《国务院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若干意见》中，规划出信息消费增长的主要目标为：到2015年，信息消费规模超过3.2万亿元，年均增长20%以上，带动相关行业新增产出超过1.2万亿元，其中基于互联网的新型信息消费规模达到2.4万亿元，年均增长30%以上。基于电子商务、云计算等信息平台的消费快速增长，电子商务交易额超过18万亿元，网络零售交易额突破3万亿元。
从宏观来看，蓬勃发展的信息消费正日益成为我国新时期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战略重点，对内需的强力拉动作用将日益显现。信息消费具有结构层次高、绿色无污染、带动作用强等特点，是各国重点培育的新兴消费热点，随着我国信息化水平的提升和居民对信息服务的旺盛需求，信息消费有望成为今后我国扩大内需的着力点和新引擎。
第三产业将为经济升级版发力
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是衡量经济社会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其快速发展有利于扩大就业、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有利于引导居民消费结构由传统的以吃、穿等为主的生存型消费，向以住、行、教育、旅游等发展型消费过渡，也有利于降低单位GDP能耗水平，推动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
据国家工商总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市场主体平稳健康发展，企业实有户数持续增长。第三产业企业户数达到1013.2万户，占全国企业总数的71.9%，比去年同期提高1.1个百分点，增幅虽然不大，但绝对数量跨过了1000万户的台阶，表明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正成为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重要力量之一。
国内经济增长范文4
20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的以罗默(romer)、卢卡斯(lucas)等人为代表的新经济增长理论，为这个难题找到了答案。他们认为，索洛的经济增长模型忽视了生产要素的异质性以及它们在质量上的变化，所以无法衡量资本的溢出效应。实际上，相同数量的生产要素投入不一定能带来同等的产出，因为所投入的生产要素质量并不相同。产出的增长率应等于生产要素数量增长率与生产要素质量增长率之和。他们认为推动经济长期增长的技术因素实际上是内生决定的，所以新兴的经济增长理论被称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一、模型的建立
本文拟建立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将索洛经济增长模型中的劳动力和资本两个生产要素做了进一步的细分，根据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又分出了劳动力质量要素和资本质量要素。
(一)劳动力质量要素
阿罗(allow)最早用边干边学模型(learning-ly-doing)来解释劳动力质量的提高。他利用飞机制造的生产率改进的例子来分析，认为技术和知识都是在生产过程中积累下来的，是传统经济活动的副产品。罗默借用了阿罗的分析框架建立模型，假设知识的创造就是投资的副产品，而技术是由知识积累决定的。所以在罗默的模型中，技术是由经济体内生得到的，它，与资本和劳动力共同促进了经济的增长。罗默认为，企业在增加投资的同时也学会了如何更有效率地生产，而且由于知识溢出效应的存在，可以克服资本要素边际报酬递减，推动经济的长期增长。
本文沿袭了阿罗和罗默的建模思路，并假设在生产过程中劳动力质量得到了提高，而这个过程的实现需要企业的投资。在企业增加其资本存量的过程中，也同时增加了知识的存量。本文还假设每个企业的知识都是公共品，任何其他企业都可以无偿获得，这就是说一个企业的投资会带来整个社会劳动力质量的提高。所以，劳动力质量要素的增长率与总的资本存量的增长率成比例。根据上面的两个假设，可以得到劳动力质量(lq)与资本存量(k)的函数关系，即：
lq＝kφ
(1)
式中，φ为资本对劳动力质量的影响系数，在资本存量中，投入到教育和研发等方面的资本比重越高，φ越大。
(二)资本质量要素
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中，人们的研究普遍集中在劳动力质量上，关于资本质量的研究文献相对较少。内尔森(nelson)在他的经济增长模型中首先提到了资本质量的概念，他认为新资本投资促进的技术改进将增加经济增长率对于资本要素增长的弹性。内尔森在他的模型中假设不同时间投入的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不同的。他还提出了质量权数的概念，认为新投入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要大于以前投入的资本，其质量权数较大。资本的使用时间越长，它对于经济增长贡献的权数就越小。最后，内尔森通过推导得出结论，由于存在资本质量的提高，所以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弹性要超过其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但是，内尔森只是在理论上推导出这一结论，并没有在他的论文中通过实际的数据拟合得到确切的资本对产出的弹性系数。
本文建立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参考了内尔森的建模思路，在模型中加入了资本质量要素。模型假设新投入的资本要比以前投入的资本有更高的质量，资本的质量与资本存量的平均使用时间成反比。根据推导可以证明(限于篇幅，推导过程略)，资本存量的平均使用时间与资本存量的增长率成反比例关系。所以，在本文的模型中用资本存量的增长率(k／k)来表示资本质量(kq)。
(三)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建立
综合上面的两个假设，本文在索洛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加入了劳动力质量要素和资本质量要素，所构建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的表达式为：
式中，y表示总产出；a表示中性技术变化；kq表示资本质量；k表示资本数量；lq表示劳动力质量。l表示劳动力数量；α表示劳动力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相对份额；β表示资本质量对产出的影响系数；φ为资本存量对劳动力质量的影响系数。
不同于原有的索洛模型，本文的模型把索洛模型中的技术分解为中性技术变化(a)、资本质量（kq)和劳动力质量(lq)等三个生产要素的乘积，而其中的资本质量(kq)和劳动力质量(lq)是由经济体自身内生出来的，所以本文建立的模型是一个内生经济增长模型。
二、模型的估计
(一)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选取中、美、日三国1994年第1季度-2004年第1季度的宏观经济季度数据，分别估计各国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参数。此外，资本存量的数据根据式(3)累积计算得到。
式中，kt表示当期资本存量；kt-1表示前一期资本存量；δ表示固定资本折旧率；it表示当期投资。本文设定三个国家的年固定资本折旧率为5%。
在进行模型估计之前，首先对总产出、资本存量和劳动力进行标准化，没定2000年平均值为100，以统一各变量的量纲。
(二)模型估计
首先，对式(2)的左右两边取对数，得到：
由于是已知的，所以可以将式(4)右边αlog(l)移项到等号左边，并令k／k≈log(kt)-log(kt-1)。这样我们分别用中、美、日三国的数据对{log(y)-αlog(l)}、{log[log(kt)-log(kt-1)]}和{log(k)}三个变量做回归，由于中国和日本的部分数据没有进行季节性调整，所以在回归过程中分别加入了季节性哑变量seasona11，seasona12，seasona13来加以调整。
中国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为：
估计方程的标准误差为：0.0403864；
拟合优度r2为：0.985833；
f统计量为：f(5，38)＝528.9[0.000]；
对数似然估计统计量为：81.9995。
美国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为：
估计方程的标准误差为：0.00447219；
拟合优度r2为：0.996404；
f统计量为：f(2，41)＝5680[0.000]；
对数似然估计统计量为：177.155。
日本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为：
估计方程的标准误差为：0.0138921；
拟合优度r2为：0.849841；
f统计量为：f(3，40)＝75.46[0.000]
对数似然估计统计量为：127.827。
上面的结果显示，本文建立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在代入中、美、日三国的实际数据进行分析后，都得到了较好的拟合，估计出来的各参数都处在模型所规定的范围内。
三、比较分析中美日三国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根据方程估计得到的结果，我们可以把产出按要素性质的不同进行分解，以观测各生产；要素对各国经济增长的贡献。
从资本质量要素的变化看，如图1左上图所示，中国在2000年以前资本质量持续降低，而与此同时，美国的资本质量在持续提高。但从2001年开始，这个趋势呈完全反向变化，中国的资本质量在不断提高，而美国的资本质量却有所下降，直到2003年下半年美国的资本质量才有小幅的改善。但从总体来说，在观察期的11年里，美国的资本质量小幅提高，中国则略有下降。而在这11年期间，日本的资本质量却是持续地下降。
从资本数量要素的变化看，如图1右上图所示，中国的资本数量要素在观察期有显著的增幅，而美国和日本的资本数量要素变化则相对平缓。
从劳动力质量要素的变化看，如图1左下图所示，中国的增幅仍然是最明显的，但其增长幅度明显落后于资本数量要素。而美国和日本两国的劳动力质量要素提高要略大于资本数量的提高。这一结论从式(5)、式(6)、式(7)式的系数上可以得到证明，三个国家劳动力质量的指数αφ，只有中国小于资本数量的指数，而美日两国则明显要高于本国资本数量的指数。
从劳动力数量要素的变化看，如图1右下图所示，三个国家的波动都很平稳，日本的劳动力数量要素略有厂降。
如表1所示，1994-2004年，中、美、日三国的年平均同比增长率分别为10.03%，3.12%和1.23%。在各国的产出份额中劳动力数量要素的比例都是最高的，分别为52.40%，74.02%和79.17%，但是劳动力数量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却远远低于它在产出中所占的份额，美国劳动力数量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高为27.65%，中国为6.18%。尽管日本的劳动力数量要素在产出中的份额是三个国家中最高的，但它对日本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却为-0.26%。从这组数据显示，日本的人口老龄化在1994-2004年成为抑制日本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在三个国家中，美国的人口结构是最好的，所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是最高的；中国也正在面临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劳动力数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很小并呈下降趋势，如表2所示，1994-1999年的平均贡献率为7.33%，2000-2004年的平均贡献率就已经下降到5.18%。
从表1可以看出，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率最高的是资本数量要素，它的平均贡献率为64.58%，远远高于美国的29.77%和日本的38.07%。但是，如表2所示，我国在1994-1999年资本数量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79.05%，而进入21世纪以后该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已下降到52.02%。
与中国不同，发达国家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于劳动力质量要素的贡献。如表1所示，美国的劳动力质量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3.5%，日本高达67.95%，中国为27.66%。但中国劳动力质量要素的实际增长率为2.77%，要高于日本的0.84%和美国的1.04%，劳动力质量的提高也是促进我国现今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其贡献率仅次于资本数量要素。
从表1还可以看出，资本质量要素对中美两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明显，其贡献率分别为-2.28%和7.72%；但对日本经济增长的影响却很显著，在观察期内资本质量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2.63%，这是造成日本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萧条的最主要原因。
如果把资本质量要素、资本数量要素、劳动力质量要素和劳动力数量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加总起来，中国达到了96.13%，美国达到了98.64%，日本达到了83.2%。可见本文建立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解释了中、美、日三国大部分的经济增长，只有日本还有大约16.8%的经济增长没有在模型中得到反映，这需要在今后作更进一步的研究。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根据前面的分析，中国在1994-2004年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来自于资本数量的提高和劳动力质量的改善。受我国人口逐渐老龄化趋势的影响，劳动力数量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相对减弱，并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20世纪90年代后期受我国持续通货紧缩的影响，资本存量的增速出现递减，从而造成我国资本存量的平均使用年限的提高和资本质量的小幅下滑，这种局面在2000年后已得到改善，但可以预见，资本质量因素在短期内仍不会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依据本文建立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并结合美日两国经济增长的经验，要保持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首先，要保持我国投资的平稳增长。从日本的模型可以观察到，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在于，在此期间国内产业投资空洞化，新增资本在资本存量中的比例逐年递减，造成其资本存量的平均使用年限提高，国内的资本质量下降。要避免这种局面的发生就应该合理分配投资，促进产业结构调整，鼓励发展高科技产业和新兴产业，不断创造新的投资增长点。
其次，要注重劳动力质量的提高。在当前，我国国民收入中劳动力份额占的比重远远小于美日两国，这主要是因为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均国民收入还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仍然以劳动密集型工业为主。但是，随着我国资本投入的不断增加，资本数量要素的边际报酬逐渐递减，这种局面将逐渐被打破。而随着我国老龄化的到来，劳动力将不再成为相对丰富的资源。可以预测，在未来，我国劳动力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a)将会不断提高。可以预见，在未来，资本数量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将会减弱，劳动力质量要素将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要保持我国经济长期平稳增长，就要增加资本在改善劳动力质量方面的投入，不断提高中等、高等教育人数在我国人口中的比重，有效转变我国的产业结构，逐渐推进劳动密集型工业向资本密集型工业的转型。
国内经济增长范文5
关键词：能源消费；经济增长；协整经验；Granger因果检验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09-0006-02
一、数据来源与预处理
本文在研究中国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内在关系时，沿用前人的经验用法，经济增长用国内生产总值（GDP）表示，能源消费用能源消费总量表示。本文选取了1990—2006年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和能源消费总量时间序列数据，样本观察值各为17个，1990—2006年的能源消费总量数据来自《中国能源统计年鉴》（1990—2006），记为EC，单位是万吨标准煤。1990—2006年的名义GDP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90—2006），为了使数据具有可比性，将名义GDP数据按照1990年不变价格进行了调整，得到消除了价格因素的实际GDP，记为EGDP单位是亿元人民币。
二、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和实际GDP序列的平稳性检验
为了排除异方差性，使序列变得更加容易平稳，本文对时间序列变量取自然对数，记取对数后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序列和能源消耗总量序列分别为LEGDP和LEC。
为了检验检验变量的平稳性，使用ADF检验对这两个时间序列分别进行单位根检验，以判断单整阶数。检验中的方程选取的是不含有常数项且不含有时间趋势项的限制回归方程形式。滞后阶数由SIC准则来确定，在10%的显著水平下，序列LEGDP和LEC的ADF检验值（LEGDP的ADF：1.383466，LEC的ADF值：2.114414）大于临界值（LEGDP的临界值：-1.624392，LEC：-1.602922）。因此可以判定序列LEGDP和LEEC是非平稳的。然后，对这组序列进行一阶差分，得到新的序列DLEGDP和DLEC，然后再进行单位根检验，可以看出，在10%的显著水平下，序列LEGDP1和LEC1的ADF检验仍然大于临界值，所以他们仍然是不平稳的，于是，再进行二阶差分，得到一组新的序列LEGDP2和LEC2，在10%的显著水平下，序列DLEGDP和DLEC的ADF检验小于临界值，所以此时序列是平稳的。即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与能源消费总量是二阶差分平稳序列。
三、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和实际GDP序列的协整性检验
由单位根检验结果可知，时间序列LGDP2和LEC2均为二阶单整序列，接下来采用Engle-Granger两步检验法分别对其进行协整检验，看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着协整性。
首先，建立LGDP2和LEC2之间的协整方程，通过最小二乘回归得到两者之间的协整回归方程为：
LEC2t=4.561951+0.718106*LEGDP2t+■t
由上述协整方程可以看出，能源消费总量和实际GDP之间存在着正的自相关关系，且关系显著。然后对上面的回归方程的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由回归方程估计结果可得到残差■t为：
■t=LEC2t-4.561951-0.718106*LEGDP2t
对■t进行单位根检验，选择无截距项，也也无趋势项的检验模型，由SIC信息准则确定滞后阶数为3，检验结果如下所示：ADF检验值：-2.893205，5%显著水平临界值：-1.9700978，结论：不存在单位根。
检验结果显示，残差序列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原假设，即接受不存在单位根的结论，因此可以确定■t为平稳序列，即■t～I（0）。上述结果表明：1990—2006年间的LGDP2和LEC2时间序列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即能源消费总量和实际GDP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保持着长期的共同趋势。由协整方程可以看出，国内生产总值每增加1%，总的能源消费量就增加0.718106%。
四、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和实际GDP之间的因果关系
通过上述的协整检验，得到了能源消费总量和实际GDO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为了更清楚地了解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需要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来判定能源消费总量和实际GDP之间存在着何种因果关系。得到的Granger因果关系结果如下所示：LEC不是LGDP的原因F统计量为1.646685，P值为0.439，LGDP不是LEC的原因的F统计量为5.135731，P值：0.0767。
由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可以拒绝“LGDP不是LEC的原因”这一原假设，接受“LGDP是LEC的原因”这个结论。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得出实际GDP对能源消费总量存在着单向的因果关系，即经济增长带动着能源的消费。
五、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和实际GDP之间的误差修正模型即模型分析
根据Granger 定理，一组具有协整关系的变量具有误差修正模型的表达形式，误差修正模型的作用在于不依赖于某些解释变量，而是仅仅依靠解释变量与因变量之间长期关系的偏差以及对因变量的调整，便可以解释经济中不同变量之间的长期稳定均衡关系及其自身的变化过程。
通过上面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可以得出：LEC2和LGDP2存在着长期的协整关系，而且LGDP2对LEC2存在着单向的因果关系。因此，下面建立中国能源消费与实际GDP之间的误差修正模型，并对模型的结果进行分析。
1. 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和实际GDP之间的误差修正模型
首先建立误差修正模型的标准形式，通过OLS回归得到误差修正模型为：
ΔLEC2t=3.376498+0.835331*ΔLGDP2t+1.093385*ECMt-1
ECMt-1＝LEC2t-1-4.561951-0.718106*LEGDP2t-1
其中，1.093385*ECMt-1项称为误差修正项。由上面的误差修正模型的D-W值可以看出模型存在着正自相关，所以，需要在模型中加入足够多的滞后项来消除自相关，与此同时，也要相应加大误差修正项的滞后期。为了消除自相关，在上式中加入ΔLEC2t和ΔLGDP2t的滞后一期变量。同时将误差修正项改为滞后两期，通过OLS回归得到新的误差修正模型：
ΔLEC2t=-3.397+0.6613*ΔLGDP2t-1.0816*ΔLGDP2t-1+
1.6472*ΔLGDP2t-1-0.7248*ECMt-2
ECMt-2=LEC2t-2-4.561951-0.718106*LEGDP2t-2
由R2可以看出判决系数得到了提高，由于修改后的模型中加入了滞后项，这里不能再用D-W值来判断模型是否存在着自相关，这里我们使用LM相关性检验来判断是否存在自相关，LM检验结果如下所示：F统计量：0.082269，P值：0.7807；T>R^2统计量：0.135873，P值：0.7124。
由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加入了滞后项后的误差修正模型已经不能再一阶自相关，而且模型中的各项系数均通过了检验，而且拟合优度相当高，同时，由修改过的误差修正模型可以看出，对于误差修正项0.7248*ECMt-2，若t-2时刻的LEC大于其长期均衡解即4.561951+0.718106*LEGDP2t-2，则ECMt-2为正，ΔLEC2t将减少；反之，如果t-2时刻的LEC小于其长期均衡解即4.561951+0.718106*LEGDP2t-2，则ECMt-2为负，ΔLEC2t将增加。所以，这是符合反向修正机制的，体现了长期非均衡误差对LEC的控制。下面对模型的结果进行分析。
2. 模型结果分析
模型中所有作为解释变量的各差分享系数反映了各变量短期波动对能源消费量短期波动的影响。根据估计结果可知，短期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将引起能源消费总量的相同方向的变化，当中国当期的国内生产总值变化1%时，将引起能源消费总量同方向变化0.6613%；在其他自变量不变的条件下，上一期的能源消费每增加1%，当期的能源消费会增加1.6472%；在其他自变量不变的条件下，上一期的国内生产总值增加1%，当期的能源消费将会减少1.0816%。
误差修正项反映了各变量间关系偏离长期均衡状态对短期波动的影响，系数反映了对偏离长期均衡方程的调整力度。上式中的误差修正系数为-0.7248，符合反向修正机制，说明了上两期GDP与能源消费的非均衡误差以0.7248的比率对当期的能源消费总量作出调整。
六、结论
中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而且是单向的从经济增长到能源消费的因果关系，即经济增长拉动着能源消费。从误差修正模型看，当期实际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就会拉动能源消费增加0.6613个百分点，说明能源消费要以经济增长为前提，这主要是因为经济增长促成了能源的大规模开发和利用。因此中国要顺利实现经济的增长目标就必须要有增长的能源供给作为保障。面对中国当前所面对的能源供应压力，必须重视能源供给，来保障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参考文献：
[1] 张晓峒.计量经济学软件Eviews使用指南[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
[2] 国家统计局.1990—2006:中国统计年鉴[K].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
国内经济增长范文6
关键词：AK模型；金融发展；经济增长
根据（5）式，假定折旧率固定，经济增长率被表示为三个变量的乘积：资本生产效率、储蓄率、储蓄-投资转化率。透过这个模型，可以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分解为三个途径：提高储蓄、提高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提高资本的生产效率。
二、指标选择和计算结果
为了利用AK模型对中国金融支持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进行研究，需要确定几个关键指标的取值：产出（Y）：用每年的GDP数据表示；储蓄（S）：定义储蓄为产出扣除最终消费支出和净出口之后的余额，相当于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下的资本形成总额项；投资（I）：用每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数据表示；折旧率（δ）：参考Young（2000），取6%；资本生产效率（A）：由Y、S、I可以求得g、s、θ，代入（5）式，便可求出A的数值。
图1和图2分别展示了1980-2011年中国g、s、θ和A的波动趋势。可以发现，过去30多年以来，中国的储蓄率和储蓄-投资转化率基本上一直保持增长的势头，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持力量；而资本的生产效率在1994年之前持续提高，1994年至1999年下降明显，然后在2000之后略有回升但再也无法达到1994年之前的水平。资本生产效率也成为了造成经济增长率波动的主要原因。
三、结论
本文通过AK模型对经济增长率进行了分解，用以分析金融支持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结果显示，中国金融发展很好地促进了储蓄率和储蓄-投资转化率的提高，但是对资本生产效率提高的作用则存在阶段性差异，90年代中期以后金融发展已经不能促进资本生产效率的改善了。这意味着，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的过渡期之后，当前中国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内在机制主要是扩大K，而不提高A。
中国作为世界上储蓄率和投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继续扩大储蓄和投资的空间已经不大，这就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使经济增长不再依赖于资本规模的扩大而是依靠资本生产效率的提高。因此，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支持机制也应相应深化，从注重数量转向主动质量。
参考文献：
[1]Pagano M. Financial Market and Growth：An Overview[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1993（37）：613-6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