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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的阶段范文1
关键词：潜在增长率；增长阶段；新动力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3）09—0005—03
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经济增速年均达到9.8%，比全球同期平均增速超过6个百分点。1978—2012年，我国人均GDP由154美元上升到6060美元，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由220国际元上升到9100国际元，由低收入国家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货物贸易占世界份额由不足1%，到成为全球第一货物出口大国；制造业总产值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GDP总量达到8.2万亿美元，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高速增长并不能永远持续，受内外环境、发展阶段和国际经济格局变化影响，我国经济增长已呈现不同以往的特征，中长期经济潜在增长率开始逐步下移，经济运行的脆弱性有所增加，一个充满挑战同时更加接近高收入社会的新阶段正在开启。
一、潜在增长率将逐步下降，发展进入新增长阶段
（一）低劳动力成本优势削弱，储蓄率和投资率呈下降态势
近年来，我国人口呈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特点，劳动年龄人口峰值预计将在2015年达到，老龄人口抚养比将快速上升。长期以来形成的低劳动力成本优势将明显削弱，居民储蓄率将会下降，进而使投资率下降。国际经验表明，投资率的峰值期与经济增速的峰值期基本同步。
（二）现成可利用的技术空间缩小
追赶型国家之所以可在短时间内走完先行国家多年走过的道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可以利用现成的先进技术和制度，以推进其全要素生产率（TFP）快速提升。但当自身技术逐步向技术前沿靠近时，那些可以低成本获取的前沿技术和经验就可能逐步减少。根据国际经验，追赶型国家的TFP增长速度呈现阶梯式下降的趋势，尤其是当人均GDP达到10000国际元左右后，TFP会出现明显下降。当快速追赶学习期结束，技术上快速跨越的步伐将明显放缓，表现为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下降。
（三）工业化特征的内需增长空间逐步变小
工业化的基本特征是产品生产的标准化、规模化，工业内部分工不断细化，中间投入不断提高。一方面，对重要工业品和资本品的需求快速增长，如钢铁、电力、汽车、水泥、家电等产量快速增加。另一方面，人口和要素的集聚，国内市场日趋一体化，城市化率快速提升，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巨大。经验证明，当人均GDP达到11000国际元左右时，主要工业品生产的峰值也将同时出现，而且城市化率增速趋于放缓。根据这一规律和我国现有人均重要工业产品水平推算，钢铁、水泥、建筑、汽车产量的绝对峰值或增速峰值会在2015年后逐步出现。
（四）出口增长速度有所放慢
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后，外需空间得到快速拓展，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动力。值得注意的是，我国贸易占世界份额已经与日本、德国历史峰值水平相当。随着我国产业的升级，“两头挤压”的情况日渐明显。一方面，随着我国出口产品进一步升级，竞争对手将更加强大（主要是欧美日等发达国家），错位竞争将变为同质竞争，抢占国际市场空间的难度不断增加。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劳动力成本不断攀升，传统出口优势来自新兴国家的竞争也日益激烈，加上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进入相对低速增长期，这都将使我国出口增速逐渐放缓，预计原来超过20%的年均增长将下降到10%左右，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趋于减弱。
二、追赶型经济体经历高速增长期后，增速会出现两类不同性质的回落
工业革命以来各国（经济体）的增长历史显示，经济有起飞，就有降落，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永远保持高速增长。其中，追赶型经济体往往能利用技术、管理、市场、制度等方面的现成经验，经济增速在一段时间内会明显提高，与先行经济体相比，达到一定发展水平所用的时间明显缩短，呈现出压缩式快速增长特点。如，人均GDP从1800—11000国际元，英国用了141年，美国用了109年，日本用了54年，新加坡用了37年，中国香港用了31年，韩国和中国台湾用了27年。而且追赶型经济体的初始人均GDP水平越低，追赶进程中经济平均增速就越高；起飞的时间越靠后，达到特定发展水平所用时间就越短。
历史经验表明，不是每个能起飞的经济体，都能顺利实现工业化并平稳降落，追赶过程中不少经济体会中途掉队。1960年以来，全球有101个国家或地区经过短期快速增长，进入中等收入国家或地区行列，但到2008年只有其中13个国家或地区成功迈入高收入行列，基本完成追赶任务。如，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波多黎各、毛里求斯、新加坡和以色列等。而大多数国家并没有顺利完成这一过程，在追赶的中途掉队，因种种原因导致经济增长停滞甚至倒退，跌入“中等收入陷阱”。
经济追赶中高速增长期的结束，存在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情况。一种是成功实现工业化，基本完成追赶任务后的增长减速，钢铁、水泥、基础设施等产量或增速峰值也大致出现在同一时期，回落发生的时点一般在人均GDP达到11000—12000国际元。日本、韩国等都是二战后实现成功追赶的国家，基本都符合这一规律。另一种则是追赶任务并没有完成，却因经济体制、发展战略、社会分化或其他原因，追赶进程中断，经济长期陷入停滞或倒退。回落时点往往发生在人均GDP4000—6500国际元时段，工业化并没有完成，且经济增速回落幅度更大，多数超过5%甚至50%，经济发展长期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三、中国经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可能性小，但风险因素犹存
那些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体的共性原因是：发展战略或体制长期僵化，适应能力下降；没有使更多人参与到现代产业的发展中；收入分配恶化且缺乏有效的调节机制；社会分化使达成社会共识难度增加；等等。目前，我国这方面的问题也有所凸显。首先，受改革复杂性增加和利益集团干扰，近年来我国改革步伐有所放缓，部分体制僵化、束缚经济发展潜力释放的问题有所突出。其次，收入分配不公问题有所恶化，基尼系数持续高位，个人发展对家庭地位和社会关系网的依赖度增加，社会纵向流动性有所下降，腐败和司法不公问题比较突出。再次，虽然我们没有形成拉美、南非式的贫民窟，城市新二元问题确实开始突出，大量农业转移人口进城后并没有真正融入城市。这些问题若处理不好，再与经济增速下行叠加，社会不满情绪会放大，存在落人“中等收入陷阱”的潜在危险。同时也应看到，从发展阶段看，当前我国人均GDP水平已经远远超越落人“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期（4000—6500国际元）。更重要的是我国发展战略总体仍保持灵活，并具备做出适应性调整的能力。深化体制改革的共识仍在，改革的总体方向并没有出现严重分歧，社会主流期盼深化改革、拥护全球化、支持进一步开放。这就决定了改革有条件达成共识，而且新一届领导也展现了改革的更大勇气和决心。因此，我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总体较小，至少具备迈过这一关口的基础条件。
四、我国经济增长阶段转化呈现混合特征
当前，我国人均GDP为9100国际元，低于成功追赶经济体自然回落时点的11000～12000国际元，又高于落人“中等收入陷阱”经济体的4000—6500国际元，但这并不能说明我国经济是一个例外。
首先，11000—12000国际元是一个平均规律，不同国家存在一定波动范围。按照相对较低增长和汇率升值速度，3年左右时间我国经济就会进入这一平均范围。其次，以上落人“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因素，对我国经济潜力释放形成一定约束。更重要的是，与很多市场化改革比较彻底的成功追赶国家相比，中国市场化改革进展并不平衡。要素领域价格不顺、市场分割，基础产业开放不够、准人不公平、竞争不足的问题依然突出，市场机制难以发挥基础性作用，政府对经济干预过多问题依然突出。在微观上导致资源错配和低效利用，在宏观上则出现了产能过剩与供给能力不足并存，严重抑制规模依然可观的增长空间的释放，从而使经济运行显示出增长提前下台阶的一些特征。
当前，我国经济表现出增长阶段转换的特征，是由快速追赶期后的增长逐步自然回落的中长期趋势因素主导，加上需求周期波动的短期因素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因素共同作用使然。表面看不符合国际经验，实质上并不例外，而且具有混合特征，中长期潜在增长率下降将不可避免。
五、有条件形成新动力和新优势，实现更长时期的健康发展
经济增长的阶段范文2
[关键词] 要素投入 经济增长 实证研究
一、有关要素投入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综述
经济增长关系到一个社会的根本。经济增长问题的渊源至少可上溯至古代财富增长的思想，以亚当・斯密为代表提出了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把国民财富的增长归结为分工的发展与资本的积累，认为劳动是国民财富的源泉并要更有效的发挥资本的作用，以更多的增加社会财富；以哈罗德，多马，索洛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在假定技术水平不变的前提下，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具有决定作用；而以卢卡斯，罗默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将经济增长源泉完全内生化认为技术进步是长期经济增长机制的关键，而技术进步又是知识积累的结果，所以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综上所述，从经济增长思想和理论的研究分析，可归纳得出劳动资本积累、知识积累、技术进步等因素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与源泉。
二、指标选取与模型的建立
通过以上理论综述，我们首先选取国内生产总值（GDP）、固定资产投资（K）、劳动力（L）人力资本（H）几个指标来分析劳动、资本积累、知识积累、技术进步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其中数据可从统计年鉴中找到，而人力资本存量（H）我们采用受教育年限累计法。
其次，我们采用以下两个经济增长模型对湖南省经济增长进行分析：1.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其一般形式为。本文将采用双对数经济计量模型估计各种要素的产出弹性，其回归方程为;2.有效劳动模型。为估计要素产出弹性，采用的双对数回归方程为。
三、湖南省要素投入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阶段性实证分析
湖南省的经济增长在改革开放后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根据GDP增长率态势我们可将湖南省的经济发展状况分为两个阶段来研究，第一个阶段为改革开放初期阶段（1978～1990）；第二阶段为改革开放的深入阶段（1991～2005），数据收集截至到2005年。
根据收集整理的数据，在湖南省两个阶段的发展进程中，分别运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和有效劳动模型，通过OLS回归得到各因素的产出弹性系数。具体情况如下表：
下面根据估计的模型结果进行如下分析：
1.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要素分析。对于物质资本要素、劳动力要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可得出：在改革开放的第一阶段劳动投入的贡献率（产出弹性）（1.33）远远大于物质资本的贡献率（0.24）；在改革开放的第
二个阶段劳动力变量产出系数t检验未能通过，劳动力的贡献被挤出，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变为零，但在改革开放的总过程中劳动力要素的贡献率（0.66）要大于物质资本要素的贡献率（0.56）。这说明，在改革开放初期湖南省在加大物质资本投入的同时，不断提供新的就业岗位，从而加大从业人员的数量，湖南省的经济有个突飞猛进的发展势头，但随着改革的深化，劳动力要素的贡献为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实际上这种情况在国内外同内研究中均有出现，这当然有其他原因，例如劳动相对资本相对富余或本阶段经济增长依靠物质资本积累所推动，但仅仅用劳动力数量作为测度劳动投入的指标只能反应劳动投入的数量而不能反应其质量，因此去改进选择既能反应劳动者人数有能反应其素质的人力资本存量作为劳动投入的指标。
2.有效劳动模型的要素分析。对于物质资本要素、人力资本要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改革开放的第一及第二阶段物质资本的贡献率（0.23，0.35）均小于人力资本的贡献率（0.87，1.32），总过程中人力资本的贡献率也优于物质资本的贡献率。
这种模型的分析结果更能反应湖南经济增长的支撑点，即越来越依赖于人力资本的投入说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对湖南经济增长的作用愈加明显与重要，人力资本即人才资源将日益发挥收益递增作用。由于这个模型既考虑了劳动者数量又考虑了他们的素质――人均受教育程度，因此能够真正反映出有效劳动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四、湖南省经济增长政策建议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从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到技术密集型转变是其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为此，提供以下建议：
1.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发展教育科技，加强人力资源管理。“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新经济增长理论证明了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是知识与人力资本积累这样一些内生因素。上述实证结论也显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日益明显。无论是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湖南省的人力资源在全国都占据前列，湖南省要充分利用这种比较优势提高教育质量鼓励创新，发展高科技，加强人才资源管理，实现人才强省的腾飞。
2.扩大资本积累优化融资机制。资本积累对推动湖南经济增长功不可没，资本积累的扩大与知识技术相结合必定产生巨大推动力。湖南省储蓄率较高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不畅，造成巨额的资金闲散与浪费，不利于经济的增长。因此，政府必须改革融资体制简化或取消先行审批过程，推进投资主体多元化，优化融资机制，推进经济增长。
3.推进制度创新，加强政府管理。任何的经济增长过程都是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与制度安排中发生，制度因素贯穿于经济增长的全过程，不同的制度安排可以影响和改变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及作用程度，从目前来看，束缚经济发展和生产率提高的制度因素还有不少计划经济体制，政府管理中的短视行为、趋利行为、寻租腐败行为等问题尚未较好解决，要通过行政体制改革来改善政府的治理模式，为经济增长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总之，正确选择经济发展政策对经济长期增长至关重要，要素投入不仅要求数量上的优势，更应强调其质量上及组合上的效益，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经济长期持续增长。
参考文献:
[1]张一力: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增长――温州与苏州比较实证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
[2]贺东伟:经济增长、要素投入与发展战略选择.西安财经学报，2007（1）
[3]龚六堂:经济增长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
[4]湖南统计年鉴（2005）
经济增长的阶段范文3
【关键词】金融发展 经济增长 格兰杰因果检验
关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学术界存在的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大多基于一国的实践，很少从中国转轨经济的实际出发探讨在两者的关系，由此得出的结论就不能直接用于中国实际。而今，中国经济走到了一个重要的拐点，金融改革也到了一个关键的时期，迫切需要从理论的角度来来回答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给中国金融改革的实践给予理论支撑。本文拟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双向关系论”进行分析，探讨其在中国实际情况下的适用性，并选取中国相关数据设计实验对两者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一、文献综述
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其滥觞可以追溯到Hicks（1987）、Roussean和Sylla（1999）。他们从经济史的角度，分别从工业革命和1790～1840年美国金融系统的发展来讨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得出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是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的结论。
从国家层面，对两者关系进行研究的是戈德·史密斯（1969），其研究表明在大多数国家，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大致平行的关系”，但是其没有解决两者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他不能确定“到底是金融因素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抑或金融发展是由其他因素引起的经济增长的反映[1]。”McKinnon和Shaw（1973）一起研究了受抑制发展中经济，得出了著名的“金融深化理论”，他指出在所有情况下，“金融抑制”都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而金融深化总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金融自由化对经济发展非常重要。之后，King与Levine（1993）在1993年，设计了四个金融发展指标和四个经济发展指标对80个国家在1960～1989年的数据进行了跨国回归。他们发现，不仅同期经济增长指标和金融发展指标是正相关，而且在10年初的金融发展指标和随后10年的经济增长指标也是正相关的。他们断言，金融并非是仅仅跟在经济发展的后面，而是金融导致了经济增长[2]。Rioja和Valev（2004）对74个国家1966～1995的数据研究表明，在不同的阶段，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同。在金融发展的初级阶段，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确定；在中级阶段，对经济增长又较大的正向作用；在高级阶段，其虽是正向作用，但比中级阶段作用要小。
一些学者从行业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Jayaratne和Strahan在1996年研究了美国银行业改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他们认为放松管制是金融发展的一个跳跃，金融发展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Rajan与Zingales（1998）考察了金融发展水平对不同产业的影响，进而分析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另一些学者从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角度进行研究。Levine（2002）年通过对48个国家1980～1995年大量数据进行了跨国分析，发现市场与银行对经济增长都很重要，难以确定与经济增长相联系的是哪一种金融体制。Beck和Levine（2004）采用GMM技术处理了遗漏变量和因果关系，其结果依然与上面相同。Carline和Mayer（2003）研究表明，在经济不同的发展阶段，应采取不同的金融机构。早期应当建立有效的银行体系；后期应当关注透明、高效的股票市场。
这些理论纷繁复杂，但其结论无外乎为以下几种：
一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无关，这多为新古典经济学家所持有。
二是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但却是其障碍。其原因是金融泡沫与货币危机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
三是需求遵从论（demand—following），即认为经济增长导致经济发展，经济增长带来金融结构的变化，促使金融市场的建立与发展。
四是供给主导论（supply—leading），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决定因素，金融的发展促进了经济的增长。
五是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有双向关系。这种观点认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取决于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两者的关系可以是需求遵从也可以是供给主导。
二、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
关于上述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的观点，笔者认为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之间的双向关系更为符合新兴的经济转型国家。虽然这种理论考虑到了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但是没有考虑一国具体实际的理论不能用来指导一国的实践，还需要根据一国的实际加以调整才能用于分析中国转轨经济下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帕特里克（Patrick）[3]对需求遵从、供给主导进行了总结，并对他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论述，进而提出了双向关系论。他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取决于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在发展早期，金融部门的扩张通过金融机构的产生与金融服务的供给来促进经济增长，至于“供给主导”的观点一致。但是在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金融部门则处于“需求遵从”的地位，即经济增长诱导金融发展。
金融部门在生产中的主要功能是为生产部门的生产进行融资。随着经济的增长，必然产生基于实际生产需要的资金需求，这些资金很多时候需要从金融市场获得，且不论这种需求的满足是金融市场量的扩张还是质的提高。因此，首先要区分的概念是金融的发展仅是指量的增长还是包含了质的提高。若指前者，则经济的增长必然导致“金融发展”；但若是指后者，显然不是所有金融增长都是金融发展，帕克里特认为，在经济发展的低级阶段，这种促进往往反映为量的扩张；只有在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才表现为质的提高。但从实际情况来看，两者的区分有往往不是那么明显，往往是量增长的同时伴随着质的提高。可以这样解释：经济增长所导致的金融发展过程中，首先体现在量的增长，在资金来源的潜力都被挖掘几近殆尽时，其量的扩充没法进行下去，这时就要求其内在效率的提高，即金融质的提高。因此，其内在逻辑是经济发展金融量的扩张金融质的提高。
发展中国家经济起点较低，往往处于金融量的扩张阶段，而发达国家其量的扩张潜力有限，很多时候表现是金融质的提高。因此，无论从量还是质的角度来说，都是由于经济发展所导致。仅仅认为是供给主导了经济增长的观点忽视了只有实际需求才是导致经济增长的最根本力量，当没有实际的需求时，提供再多的金融供给，只会造成金融市场的泡沫，而不会促进经济的增长。供给主导发挥作用往往是需求未被满足（这种需求可以是“潜在需求”，即在现有的技术、制度等外在约束的条件下，本可以满足而现实未满足的需求）的条件下，这个结论无论是从金融角度还是在经济学的角度都是如此。
然而，不是所有的金融发展都会促进经济的增长。金融的发展，会使融资更有效率。资金更易或者以更低的成本获得，这样就可以更好地满足生产部门对资金需求，促进经济的增长。但是，没有反映或者超出了经济需求的金融发展，仅仅是会产生泡沫。一旦泡沫破裂，会对实体经济产生较大的冲击，阻碍经济的发展。
因此，最终的结论是经济增长导致金融发展，金融发展在一定条件下促进经济增长。从理论上分析是如此，但其正确与否，还需要实证进行检验。下面以中国来进行实证分析来验证这个结论是否正确。
三、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一）实证方案的设计
1.实证目的。实证的主要目的是检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但是，这需要两者之间具有长期稳定的关系，如果两者之间不存在稳定的长期关系，就无法去验证两者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因此，实验的必须要经历两个阶段，其一是检验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是否具有长期均衡；其次是在两者均衡的基础上检验是否具有因果关系。
2.数据和变量选取。变量选取采用了两个指标麦金农指标：M2/GDP，来表示经济的货币化程度[4]。戈德·史密斯指标：FIR，即金融相关程度指标，FIR=（M2+L+S）/GDP，其中L为各种贷款（包括向政府提供的贷款）；S为有价证券（包括政府债券、企业债券、金融债券、保险费及股票市值等）[5]。
检验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96—2011），部分来自其他论文及网站。原始数据。
3.实证方法。考虑到实证的目的，采用Granger因果检验法来检验金融发展变量和经济增长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6]。首先对数据进行平稳检验，如果数据平稳，可以直接进行因果检验；如果数据不平稳，先对数据进行差分后进行协整检验，再采用Granger因果检验法来检验。本文分析借助与EVIEWS76.0完成。
（二）实证分析过程
1.描述性统计。从描述性统计可以发现GDP、M2/GDP、FIR的波动都比较大，分别为108439.3、1.009881、0.071583。于是对有关变量取对数，一方面可以减轻波动，另一方面可以消除异方差性。
2.变量的单位根检验。使用ADF检验法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即检验数据是否具有平稳性（即不存在单位根），若数据是平稳的，就可以直接对数据进行格兰杰检验，以确定因果关系；若数据不平稳，此时可以对数据差分项进行ADF检验，检验差分项是否平稳，若协整阶数一致，则数据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所谓的协整关系是指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
通过ADF检验可知，LGDP，LM2/GDP，LFIR均不平稳；而其一阶差分项DLGDP，DLM2/GDP，DLFIR却是平稳的。因此，对三个平稳变量进行协整检验，以确定三者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
3.Johanson极大似然检验。在检验协整关系时采用Johanson极大似然协整法来测定协整关系。相比较E-G两步法，Johanson极大似然协整法的误差更小，并且可以测定两个以上变量的协整关系。
在进行协整检验之前，首先要确定VAR模型结构，这里选取带截距不带趋势项的VAR模型，选择滞后阶数为2，得到实验所需的模型。
当滞后阶数选择2时，由检验可知不存在单位根，所以VAR系统是平稳的，可以进行协整检验。由协整检验可知，没有一个、仅有一个协整关系的假设通过了检验；至少有两个协整关系没有通过检验。由此可以得出三个变量之间存在两个协整关系。
4.格兰杰检验。由Jonhanson检验可以知道，三个变量之间存在着两个协整关系，可以对他们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以确定他们之间的因果关系。
因为上述VAR模型我们选择滞后阶数为2，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得出DLGDP与DLFIR存在单项因果关系，DLM2G与DLGDP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因此，得到结论，DLGDP与DLFIR存在单向因果关系，而DLM2G与DLGDP存在双向因果关系。
四、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M2/GDP与GDP成反比，这与谈儒勇[7]（1999），曹啸，吴军（2002）的结论相仿，他们对此的解释是货币当局逆风向操作引起。另外，M2/GDP和FIR更多是从量而非质的角度来说明，并且无法说明在何种条件下金融发展引致经济发展。未考虑通胀因素。在选取指标时，存量指标未剔除通胀。事实上[8]，在把通胀作为一个变量考虑时，其结论往往会有很大不同。
参考文献
[1]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与增长[M].浦寿海、毛晓威、王巍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341.
[2]King，Robert.G.Levine，Ross，“Finance and Growth： theory and evidence”[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93（32）：515-542.
[3]Patrick，H.T.，“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Undeveloped Countries”[J]，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1966（34）：174-189.
[4]姚耀军.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经济科学，2004（5）：24-31.
[5]武志.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的经验分析[J].金融研究，2010（5）：58-67.
[6]范学俊.金融体系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的实证检验[J].金融研究，2006（3）：57-66.
[7]谈儒勇.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1999（10）：45-62.
经济增长的阶段范文4
摘要：在经济高速增长的今天，我们不仅关注经济增长的速度，更关注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率，而全要素生产率作为测量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率的最为流行的指标，在测算过程中，存在着一些不足。本文在借鉴相应学者关于全要生产率研究的基础上，总结了全要素生产率的不足，并提出了相应改进方法。
关键词：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增长；测算方法
时至今日，我们关于经济发展的认识，已不再局限于过去单纯依托经济发展的规模与数量作为衡量经济增长成果的标准的状况，而逐渐关注经济增长的效率、质量等。我们不仅希望经济能够在数量上增长，更希望通过经济增长能够提高民众的福利，改善民众的生活。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随着我国经济几十年的飞速增长，随之而来的却是越来越多的问题的产生。为此，我们不禁反思，经济增长真的只是从GDP增长总量数据就可以判断经济增长的效率与质量吗？对于衡量经济增长质量与效率的迫切需要，客观上也促进了利用全要素生产率，即TFP（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衡量与评价经济增长质量与效率的发展，如今，利用TFP衡量经济增长已成为国内最为流行的一种测算方法之一。
1. TFP内涵
自索洛提出了规模报酬不变的生产函数以及由此推导出来的增长方程，通过将产出增长率中超出资本与劳动力生产要素投入增长率的扣除（索洛余值）形成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并将全要素生产率来源定义为由技术进步引起的产出增长。由索洛余值的求解可以看出，全要素生产率除了包括技术进步引起的产出增长，还包括没有识别的经济增长因素以及由此产生的误差。
它的一般含义是指一定时间内生产活动的开发利用的效率，等同于一定时间内各种生产要素与总产量之间的比值，可以衡量一个国家在一定时间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率，也是关于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作用的综合反映，但是因为TFP还包括未识别的经济增长因素以及测量误差，因此，TFP对技术进步的衡量只是一种近似测量。TFP的来源除了包括技术进步，还包括效率提升与规模效应，比如组织创新、专业化以及生产创新等。但是，在索洛模型中，假定技术进步是外生变量，并没有考虑知识进步以及人力资本提升对于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在没有考虑技术进步的外部性情况下，因为边际产量递减规律，最终技术进步带来的产出效应会为零。这显然与现实生活中，通过改进技术水平，从而带来边际产量递增的现象不符，这也使全要素生产率的解释能力与借鉴意义大打折扣，即全要素成产率成为“黑箱”。[1]
2. TFP测算方法的缺陷
TFP的测算方法虽然简单可行，但是其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影响着TFP作为衡量一国经济增长质量与效率指标的有效性与代表性。
2.1 用于测算TFP的要素投入数据为存量数据
在对TFP进行测算时，必须考虑要素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而根据新古典生产理论，一定时期的投入带来一定时期的产出，换言之，我们所要考虑的要素投入只是某段时期的投入量，即该段时期的流量数据，而不是某一时点上的存量数据。但是，从目前关于资本的指标统计口径来看，我们将资本分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用固定资本的存量数据代替资本的流量数据，其中隐含了固定资本某一时点上的存量与其在此段时期内的资本流量成正比的关系，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假设显然是不一定成立的。综上所述，因为，用于衡量相应变量的指标，尤其是资本，在统计口径以上存在局限，造成计算结果投入与产出的不一致，从而使TFP的测量值偏离真实结果。
2.2 TFP自身的“黑箱”使其内涵含混，需要进一步分解
TFP既包括劳动生产率，又包括资本生产率，那么如果求接触TFP，如何看出其中到底是劳动生产率的作用比较显著，还是资本生产率的作用比较显著呢？显然，并不能一概而论，并且TFP自身的“黑箱”特点还使其包括不能识别的经济增长因素与由此带来的误差，所以对TFP进一步分解，将其分解为其中影响较大的影响因素的综合作用，可以进一步分析技术进步的外部性的如何作用。技术进步自身也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中性技术进步、资本扩张型技术进步以及劳动扩张型技术进步。例如，管理方式的改进，可以促进资本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属于中性技术进步；而机器设备的投资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属于资本扩张型技术进步；劳动者人力资本的提升，可以促进投资利用率的提升，属于劳动扩张型技术进步。针对不同类型的技术进步，TFP作为衡量技术进步的最佳指标，也有必要进一步分解，从而判断技术进步的类型。
2.3 TFP测算弱化一国阶段性经济增长方式特点
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必然会经历一个从粗放型经济增长再到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过程，在经济增长的初期，由于对于资源的利用率不高，投入一单位的资源，带来的边际产出较大，因此，必然会带来要素累积，例如资本累积，当要素累积到一定阶段，就可以进行更大规模的生产，而随着要素投入的逐渐增长，要素投入的技术系数即各种生产要素的配合比例会接近一个最佳技术系数。当资源配合比例达到最佳系数，如果继续增加要素投入量，就会带来边际产出递减的结果，这个时候开始从粗放型经济增长逐渐步入集约型经济增长，边际产出会逐渐递减为零，此时达到总产出的最大值。为了发挥生产的规模效应，在集约型经济增长阶段，我们可以通过改良生产技术，提升人力资本，遏制边际产出递减的趋势，甚至到达边际产出递增的结果。因此，如果一国处于粗放型经济增长阶段，那么用于要素累积的部分必然较大，而TFP是扣除要素投入对产出影响的这一部分，所以粗放型经济增长阶段的TFP较集约型经济增长阶段TFP低。而发展中国家大部分是属于粗放型经济增长阶段，如果盲目将发展中国家的TFP与发达国家的TFP进行对比，所得出的结论必然欠妥。[4]
另外，上文中提到TFP既包括劳动生产率，又包括资本生产率，且三种不同类型的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与资本生产率的变化是不一致，除此之外，三种不同类型的技术进步一般也在不同的经济增长阶段处于主导地位。例如，在一开始的工业经济阶段，通过增加物质的投资带来的边际产出是递增的，但是随着物质投资的增大，最终，物质投资带来的边际产出会趋于零。因此，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对人力资本的提升将会成为主导力量，且人力资本的提升是没有上限的。而TFP的测算，显然没有考虑技术进步的类型，以及其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特点，这也使得TFP的计算结果过于模糊。（作者单位：贵州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易纲等.关于中国经济增长与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思考[J].经济研究，2003（8）：13-20.
经济增长的阶段范文5
关键词：产业结构；经济增长；灰色关联分析
一、 引言
产业结构是指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或提供某种劳务的各个行业或部门的关联方式和数量对比关系。产业结构直接反映了一个民族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我国民族地区要加速发展，实现经济现代化，必须因地制宜地选择适合本地区或本民族区情与族情的产业结构，并根据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与经济现代化的要求，不断改造传统产业，实现产业的升级换代。因此，厘清民族地区产业结构演变和区域经济增长情况两者之间的关系是解决以上问题的基础和首要任务。
根据“配第-克拉克定理”，最高级的产业结构会呈现“三、二、一”的结构状态。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以此作为理论基础对各类论点进行阐述，逐渐得出这样的结论：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的调整过程密切相关。事实上，经济增长问题本身就具有复杂的系统性，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的诸多方面相互关联作用。本文将灰色关联分析作为理论与方法的支撑，以为例，对本地的产业结构演变情况和区域经济增长进行以下分阶段的灰色关联计算与分析，动态地、定量地反映各因素的关联程度大小，为经济社会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决策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二、 内蒙古经济提升的产业结构变动趋势探讨
近二三十年以来，内蒙古经济发展水平出现大幅跃进，三次产业比例关系出现明显阶段性差异。本文选取了内蒙古1995年～2014年共20年的地区生产总值即GDP作为参考序列，并将每一年的三次产业的产值作为比较序列。
分别计算三次产业在当年GDP所占比重，并据以画出折线图，如图1，可以清楚地观察各产业产值比重的走势。
根据表1和图1，内蒙古产业结构的变化在这20年间出现明显的阶段差异，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95年～2003年）：此阶段内第一产业占GDP比重呈现递减态势，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各自占GDP比重有所上升。第二阶段（2004年～2010年）：以工业为主导，第二产业明显超过第三产业而迅速提升，并创历史最高水平，突破55.9% ，第一产业比重仍在下降。三次产业格局调整为“二、三、一”。第三阶段（2011年～2014年）： 第一产业比重趋于平稳，第二产业比重明显下降，第三产业开始逐步上升，有望在未来出现“三、二、一”的产业格局。
综上所述，内蒙古过去20年的三次产业结构突破了“二、三、一”形态，与前文理论分析结果基本保持一致：产业结构的变动与地区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联系，并且产业结构调整的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区域经济发展阶段与发展能力，因而我们可以基本认定为区域经济的发展实质上是通过经济社会产业结构的转化升级进行的。
三、 实证分析检验
1. 灰色关联分析方法简介。灰色关联分析是对系统中各因素间关联程度的量化比较，用以分析灰色系统主行为因子与相关行为因子的关系密切程度，判断该系统发展的主要因素和次要因素。因此它实际上也是对动态过程发展态势的量化分析。该方法对样本多少和样本有无规律都同样适用。本文采用邓氏关联度指标作为分析工具。
2. 实证分析。
（1）选取数据，确定分析序列。前面已经阐明本文选取的是内蒙古20年的相关数据构成参考序列和比较序列。根据灰色关联分析步骤，要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方能使用。根据上文的分析，我们已将原始数据分成三个阶段，再对数据进行初值化的处理，便能够得到研究内蒙古经济增长问题和产业结构的动态系统的灰色关联分析序列。
（2）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经济序列数据通常采用初值化方法处理。处理后得到的分段序列如表2所示。
根据公式1和公式2分别求出三个阶段各次产业的灰色关联系数和关联度，构成各阶段灰色关联动态矩阵（见表3）。
（5）对关联序进行排列。根据γ0i的大小进行排序，可以显而易见所研究问题中两者关联程度的大小。γ0i的值越大，表示关联程度越大；反之，γ0i的值越小，则关联程度越小。
根据表3的数据，分别上述三个阶段中不同产业灰色关联度进行排列，形成以下三组关联序。第一阶段：γ02>γ03>γ01；第二阶段：γ03>γ02>γ01；第三阶段：γ01>γ02>γ03。第一产业的灰色关联度在第一、二阶段一直处于末位，但在第三阶段升到首位，说明1995-2010年间包括农业在内的第一产业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拉动地区经济的最大因素；第二产业与地区经济增长的灰色关联度在三个阶段始终处于相对较前的位置，足以说明其对经济增长有着较强的推动作用；第三产业尽管在第二阶段对经济产生显著影响，但在第一、三阶段其影响作用没有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强，这说明其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的拉动效应是阶段性的。直观地反映在变动趋势折线图中（如图2所示）。
从变动趋势折线图中得出，三条灰色关联度曲线的上、中、下位置并没有特别规律性的变动趋势。其中，第二产业在三个阶段对经济的影响力一直处在较高水平，关联度最高甚至突破0.9，曲线一直在下降，只是下降趋势逐渐放缓，之后又有小幅度提升，这表明第二产业在经济中的影响力不断减弱并逐渐趋于稳定；而第一产业的灰色关联度曲线变动趋势与第三产业的变动恰好相反，小幅度下降后大幅上扬，第三阶段的第一产业关联度较之于第二、三产业明显偏高。
针对这一现象，我认为第一产业对经济的影响可能会表现为持续上升一段时间，但不会无限延续，最终达到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因为第一产业作为国民经济中具有基础性地位的产业类型，其增长规模也有一定限度。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可能导致第一产业对经济影响的畸高，那就是在选取数据的时候第三阶段年份较少，使之在这一小阶段内出现误差。
除此之外，作者认为根据边际报酬递减规律，随着规模的扩大，边际产量呈不断下降趋势，因此对于第二、三产业来说，其灰色关联度的变化就表现为在一定阶段先下降、随之在达到“饱和点”之后回落。
四、 结论
基于上文对内蒙古产业结构演变与区域经济增长两者关系的实证分析与检验，结果表明：首先，本文研究的内蒙古过去20年间的产业结构演化趋势与配第-克拉克定律大致相符，但一致性不高，这说明内蒙古的产业结构有待改进或者需要结合自身地理条件以充分发挥区域优势，找到适合促进经济平稳增长的产业结构布局。这也是本文有待进一步研究的地方。另一方面，在本地区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保持第一产业的基础性地位、巩固和提升第二产业的主导性作用，同时发展具有带动社会创新作用的第三产业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整体性、系统性工程。因此要正确把握产业结构的演进与三次产业间的相互制约关系，适当调整各个产业在本地区经济结构中所占比重，以使产业结构朝着更加适应本地区经济发展的方向转型升级。过分重视抑或忽略某些产业势必会带来产业间的非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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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的阶段范文6
【关键词】经济周期；经济增长；通货膨胀
一、引言
宏观经济学主要讨论经济社会中总体经济的运行，一国经济运行主要包括三大类问题：经济增长问题、经济波动问题和经济政策问题。经济的增长主要是指社会中劳动力的收入增加，创造就业机会。经济的波动问题主要是指存在的工人失业问题和物价上涨的通货膨胀问题。经济政策问题主要是指政府能否对经济出现的波动进行干预，通过制定相关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熨平经济的波动，从而改善经济的运行。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相互联系和补充，微观经济学主要研究的内容是以微观的个体活动为研究对象，在社会资源总量既定的情况下，个体在进行经济活动目的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研究个体的所采取的行为，根据经济活动的后果说明市场机制如何实现社会中各种资源的最优配置。宏观经济学是从宏观层面在社会中资源配置方式既定的情况下研究经济中各相关总量的决定及其变化。微观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个体经济活动的参与者所采取的经济行及其造成的后果，主要对市场机制下各种资源的有效配置问题。微观经济学是基于价格理论，通关观察商品价格的波动，利用个量分析的方法对个体经济行为进行研究。
宏观经济学主要研究社会总体的经济行为及其后果，侧重讨论社会资源的充分利用问题。宏观经济学主要依靠的理论是国民收入决定理论，研究的方法是总量分析。宏观经济学主要包括三类经济模型，其中分析经济增长的模型，以及反映经济波动的长期总供给和总需求模型和短期总供给——总需求模型。经济增长模型研究的核心内容主要包括经济社会中资本的历史性积累和技术进步，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各国增长率差异造成的原因，以及分析要素投入的积累和技术进步对提高生活水平产生的影响。总供给—总需求模型主要研究经济社会中物价的波动对产出造成的影响，总供给水平是指经济社会在资源和技术条件不变的条件下，经济能偶生产的商品产出量。总需求水平是经济社会对商品消费、政府进行投资、政府采购以及商品出口的需求水平。长期总供给曲线是垂直的，与社会中价格水平无关，取决于生产能力提高，其中价格水平取决于总供给曲线和总需求曲线的相互作用。短期中总供给曲线是水平的，是指在技术水平一定的情况下，就业机会充裕，不存在失业，经济社会提供商品的数量保持不变。
二、宏观经济周期与理论经济
周期是指国民收入波动获经济总量波动，总体经济活动存在交替型的扩张和收缩的过程。在现代社会中经济周期的波从主要衡量指标是经济增长率的上升和下降，而不是经济总量的上下起伏。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主要包括四个阶段，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在繁荣阶段经济得到不断提升，通过发展到达顶峰。衰退阶段主要是指当经济社会达到繁荣阶段的顶峰时，经济社会趋于平衡的状态，当经济处于收缩阶段时，才是正是处于经济的衰退阶段。在周期中萧条阶段，经济出现急剧的收缩和下降，经济活动很快从最高点下滑到最低点。
在复苏阶段，经济活动开始由低估逐渐上升，经济中的活动量不断提高，随着经济活动的不断进步经济周期慢慢趋向繁荣。经济增长理论一国国民收入增长的理论，代表国家总产量的增加，战后经济增长理论主要分为三个主要时期：第一个时期是20世纪50年代，这一时期主要研究内容是建立各种经济增长模型，主要包括哈罗德-多马模型、新古典增长模型和内生增长模型。第二个时期是20时期60年代，这一时期主要定量分析研究各种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需求经济增长的途径。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主要研究经济增长的极限。
三、宏观经济中的通货紧缩和膨胀
通货紧缩是指经济社会中流动的货币供给量小于社会需求量而导致一般物价水平的持续下跌。从本质上而言，通货紧缩属于货币现象，通货紧缩在实体经济中主要反映在总需求相对于总供给的偏离，即实际经济增长率相对于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偏离。当实际增长率持续小于潜在的经济增长率时，总需求持续小于总供给，经济就会出现通货膨胀的现象。通货紧缩往往与经济衰退相伴随，主要表现在投资的机会减少和投资所带来的边际收益降低，属于实体经济的现象。
因为投资收益降低造成银行信用的紧缩，信贷增长缺乏动力，货币供给量增长持续下降，消费者的需求和投资积极性降低，企业生产能力降低，非自愿失业增加，社会中消费者的收入继续放慢，经济市场发展较缓慢，因此通货紧缩也是一种普遍的经济现象。通货膨胀主要是指社会中一般物价水平的普遍提高，因为中央银行发行的货币超过为支付商品流动所需要实际货币量，进一步引起货币的贬值现象。纸币发行量不能超过所代表的金银货币量，一旦超过所代表的金银货币量就会出现货币的贬值进而引起货币价值降低，物价上涨从而出现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在金银流动的经济社会中不会发生，只有在纸币流动的社会中才会可能出现。因为金银货币本身具有储藏价值的功能，由于本身具有使用的价值，因此可以自发地调节流动中的货币量，从而使得金银货币供给量与商品流动所需要的货币量相适应。因为纸币不具备储藏价值，自身也不具备价值，当纸币发行量过多，从而超过市场中金银货币量，从而出现货币贬值，物价水平持续上涨出现通货膨胀现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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