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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论文范文1
【关键词】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 新型农村社区 思想文化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0407.2016.03.173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新农村思想文化建设过程中的重要意义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城镇化建设工作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在当前，农村人口在全国人口中的比重仍旧是相当大的。农村人口仍旧占据着全国人口的绝大部分，所以新型农村社区思想文化建设工作显得尤为重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新农村的树立，直接关系到他们的思想意识以及价值取向。因此，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新型农村思想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具有重要意义。
二、新型农村社区思想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一）道德文化缺失
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人口流动的规模越来越大，传统的农村秩序已经解体，传统道德对于人们的约束力越来越薄弱。同时，因为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对于物质生活水平进一步侧重，从而导致生活中功利化、物质化的观念加重。拜金主义与享乐主义悄然盛行，这些对于农村思想道德造成了很大的冲击。此外，随着城镇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传统的农村格局已经破裂，传统的农村思想道德秩序受到冲击，道德的约束力进一步变弱。
（二）文化设施缺失
文化设施是新型农村思想文化建设的基础，只有健全的文化设施建设，才能促进新型农村思想文化全面发展。但是当前，由于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在新型农村社区思想文化建设方面的资金投入严重不足，从而导致了进行文化活动的空间不足，文艺设施缺失。在某些地方，农村社区的文化站甚至是安排在破旧的校舍和厂房中，其中的文化活动设施大多破旧或者损坏，无法使用，严重影响了新型农村社区文化活动。
（三）文化人才缺少
当前，在新型农村社区思想文化建设方面，普遍存在人才数量不足的问题。这对于文化建设工作的进行，造成了十分不利的影响。此外，农村文化人员还普遍存在整体文化素质不高的现象。且多数文化人员属于兼职，在日常生活中，无暇顾及文化活动的组织与开展。
（四）文化经费投入不足
新型农村社区思想文化的发展，是要以经济为基础的。在农村文化建设方面，普遍的存在资金投入不足、经费缺少等现象，严重限制了新农村思想文化建设的发展。
（五）公共文化产品质量低
国家文化体系在新型农村社区思想文化建设方面的投入不足，尤其是艺术表演团体深入农村演出的次数较少，各种文化下乡的形式和内容不能满足农民的需求。此外，在时间安排上，也不尽合理，不能在农民空闲时间较多的时候，合理的安排文化演出。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新型农村社区思想文化建设的建议
（一）弘扬传统文化精髓
我国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传统文化中保留了许多的文化精髓和精神财富。比如勤劳节俭、自强不息等文化精髓，对于当前的农村社区思想文化建设具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农村社区思想文化建设过程当中，对于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应该大力弘扬，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中心的前提下，全面推动农村社区思想文化建设。
（二）加强干部道德建设
在农村新社区思想文化建设过程当中，党员干部的带头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他们的一言一行，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引导作用。所以在新农村思想文化建设过程当中，一定要注重党员干部的思想道德建设，提高其思想道德水平，加强对党员干部思想道德约束，规范其道德行为，让党员干部的一言一行都成为新农村社区思想文化建设过程中的模范。
（三）推进乡民制度建设
新农村社区思想道德建设过程中，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导，树立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风气，强化社会主义道德观念对村民的约束作用，建立科学合理的民俗民规，对村民的日常行为作进一步的引导。从而起到规范、引导、约束的作用。
（四）推进思想道德实践
推进新农村社区思想文焕建设有序发展，需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将良好的思想道德观念全面推行到生活实践中去。例如，挖掘身边的道德模范事例，并且进行大力宣传，并开展学习先进模范的工作。让新农村社区的思想道德建设由被动变主动，有个体变普遍，从而全面推动思想文焕事业的开展。
（五）加强正确舆论引导
舆论引导对于价值观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正确的舆论引导对于新型农村社区的思想文化建设工作的进行，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这一过程当中，要正确对待舆论的引导作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导，进行引导宣传，在丰富新农村思想文化内容的同时，正确引导村民的价值观，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的建设，做出贡献。
综上所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导，进一步加强新型农村社区思想文化建设，对于提高农村人口思想道德素质，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着重要作用。在此过程中，一定要采取科学合理方式，促进新农村思想文化的健康、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薛明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新农村先进文化建设实现机制[J].江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3：392-397.
乡村振兴论文范文2
关键词：乡村旅游；气象景观；讲解员
乡村是具有自然、社会、经济特征的地域综合体，兼具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等多重功能，与城镇互促互进、共生共存，共同构成人类活动的主要空间。乡村兴则国家兴，乡村衰则国家衰。近年来，乡村旅游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模式，通过到乡村旅游了解真实的风土人情、礼仪风俗，从而带动整个乡村的行业发展和脱贫致富。其中，乡村旅游讲解员是建设乡村旅游的一道亮丽风景线，是人们对乡村的第一印象。乡村旅游讲解员在讲解的过程中，涉及乡村风土人情、自然景观等多个方面，其中气象景观也是他们进行讲解的重要内容。本文从乡村旅游讲解员和气象景观的基本概念出发，通过对于二者的理论阐述，结合实例分析得到当前乡村旅游讲解员对于气象景观内容讲解的具体策略，以便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升乡村旅游讲解员的专项内容服务讲解水平，进一步促进乡村旅游服务业的发展。
旅游讲解员及相关概念阐述
解说，翻译自英文interpretation。早在公元前460年，《哈利加诺斯的希罗多德》一书中就记载了有关于埃及金字塔的导游的工作记录。在公元2世纪的时候，罗马人发现荷马时期各地已经有解说者的身影[1]。16世纪60年代，西方贵族家庭的年轻人在外出旅游时总会有解说人员的陪同。1957年FreemanTilden在《解说我们的遗产》一书中对解说下了定义：解说是一种教育活动，目的在经由原始事物的使用，以指示其意义与关联，并强调亲身的经验和运用说明性方法或媒体，而不仅仅是传达一些事实性知识[2]。在中国最早倡议讲解服务的是南通博物苑的创建者张骞。他在1905年向清政府建议，在建设帝室博物馆时，要“遴派视察员、招待员，用为纠监导观之助”[3]。当前，我国学界对于讲解员的研究尚处于初步阶段，研究领域大多集中在旅游管理专业，缺乏延伸和拓展。其中，在旅游管理方面的讲解员相关研究，又集中在博物馆及相关文创产业的讲解员管理建设层面，研究案例较为单一，研究重复性较大。讲解员作为面对面沟通交流的角色，在人际传播层面的价值可见一斑。将对旅游讲解员的研究与传播学相关理论知识进行勾连，是学科交叉发展的重要体现，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乡村旅游中的气象景观
前人在研究中曾对乡村旅游给出了清晰界定：乡村旅游是以乡野农村的风光和活动为吸引物，以都市居民为目标市场，以满足旅游者娱乐、求知和回归自然等方面需求为目的的一种旅游方式[4]。在乡村旅游不断建设发展的过程中，除了对自然景观、风土人情、礼仪习俗的关注以外，气象景观也是乡村旅游建设的重要范畴。国内学界对于乡村旅游的气象景观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研究内容停留在微观层面，更多的是关注某地区的气候适宜度问题，这与本文所探讨的气象景观研究差别较大。相较于自然景观、人文景观，气象景观资源指可作为独立观赏或利用的气象旅游资源基本类型的单独个体，一切能够引起人们进行审美与游览活动的大气现象及其衍生资源，包括自然气象景观、人文气象景观。也就是说，能够将本地区旅游资源与气象特色相结合，开发出相应的新型旅游资源的，便是气象景观。对气象景观服务的强调，其实也是看到了气象因素对于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影响。阴晴雨雪正在持续影响着乡村的旅游生态，对当地旅游资源、景观造成了不可磨灭的重要影响。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气象对乡村旅游自然景观的影响，其二是气象对乡村旅游人文景观的影响。从乡村旅游的自然景观来看，山岳、湖泊、植被、动物等乡村旅游的重要组成要素，都离不开气象的影响。气象的影响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例如，春季春暖花开，万物复苏，适合在乡村踏青出游。而如果此时出现干旱（短期的异常干旱）可造成空气过分干燥、土壤水分亏缺，危害植物资源生长，影响旅游资源的开发。在这样的情况下，根据当地气象条件合理开发适宜季节气候变化的乡村旅游资源，便成了当地有关部门进行旅游开发建设的重点。例如，因为独特的纬度条件在三四月份会形成独特油菜花田风景的江西婺源，根据自身的气象条件，打造出了独属于婺源县的自然景观，也打响了当地乡村旅游的招牌。从乡村旅游的人文景观来看，当地的气象条件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这种景观不同于自然景观是清晰可见的，它更多的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例如，不同地区的气象条件决定了当地原住民的生活习惯、状态、风俗等方面。北方人民爱面食，南方人民爱精米，这既是因为南北方种植作物的不同，更是因为南北方气候条件的不同而造成的人文习惯的差异。对于乡村旅游而言也是如此，在土家族、苗族聚集的地区，吊脚楼建筑别具一格，而正是因为这些地区潮湿多雨，当地人民才建造了这种建筑，这种建筑也成为乡村旅游中一道亮丽独特的风景线。在乡村旅游中，气象景观展现出了重要作用。那么在乡村旅游讲解员的口中，是如何去呈现这些气象景观，又如何将其与当地旅游产业相结合，通过人际传播的方式达到更好的宣传效果，将是本文接下来进行论述的主要内容。
讲解内容原生态
乡村旅游讲解员是能够真正站在乡村角度，向旅游者讲解乡村历史和文化的讲解人才[5]。因此乡村旅游讲解员在讲解内容时不同于寻常的旅游讲解，其讲解内容既不是如同博物馆讲解员那般对古往今来的历史进行溯源，也不像自然景观讲解员一样注重对整体环境的阐述，更多的是针对乡村中富有特色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进行介绍。而在对这些对象的概述中，其展现出了独属于乡村旅游讲解员的特质。笔者在走访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土家女儿城景区的讲解员后发现，他们在进行讲解内容培训时，相较于博物馆讲解员对内容上专业性和严谨性的重视，更看重的是讲解内容的本土化效果，也就是原生态。长期在女儿城担任志愿讲解员的L表示：“女儿城本身就是一个体现本地少数民族特色的景区，所以我们在向游客介绍的时候以当地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为主，其实也没有特别高大上的讲解内容。”在女儿城内有一家民俗博物馆，展现的就是原汁原味的土家族、苗族人民的日常生活。L表示，讲解员在向游客进行介绍时，会尽量避免书面化和烦琐的讲解用词，而是简单直白地把恩施少数民族生活状况介绍清楚即可。通过原生态的内容呈现，让游客直观感受到乡村旅游资源的“原真性”，从而产生对当地的留恋情感，成为回头客。乡村性应该是界定乡村旅游的最重要标志。如果对乡村旅游概念中乡村性这个特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就可能导致乡村旅游概念的模糊，这既不利于构建乡村旅游研究的理论体系，也可能会降低乡村旅游的丰富性[6]。尽管都市旅游者参加乡村旅游的动机是多方面的，但其中对乡野农村风光、生活和氛围的追求却是共通的，这就要求乡村旅游的经营者应保持乡村旅游活动中乡土气息的浓郁性和真实性[7]。乡村旅游讲解内容的突出特征亦是如此，讲解员只有重视原生态内容，在进行人际传播时注重对于接近性内容的传播，才能唤醒游客内心对“乡村”这一概念的深层认知，从而达到情感上的共鸣，起到较好的讲解传播效果。在这样的基础上，聚焦于对本土气象景观的传播，将会更加突出原生态的特征。乡村旅游讲解员在介绍当地气象景观时，往往是根据本地自然特色和人文特色，结合气象特征进行说明讲解。讲解过程中尽可能避免内容上的过度专业化，而是将专业术语转换成口头语言表达给受众，从而达到讲解内容上的无门槛，让每一个人都能听懂相关的乡村旅游气象景观讲解内容。
讲解手段交互性
在讲解手段方面，可以看到如今旅游行业的不断革新。如今大部分博物馆都推出了二维码扫码自动收听讲解的服务，在讲解手段上呈现出了科技性的特征。反观乡村旅游的讲解员，其在讲解手段上展现出了与其他旅游讲解截然不同的观感。对于乡村旅游讲解员而言，其所进行的讲解内容传播属于面对面的人际传播。同时，可以看到，就乡村旅游的需求方面而言，旅游者无外乎是以下几种需求：第一，对于田园风光的向往；第二，扩大知识视野；第三，各种类型的旧地重游；第四，复合型的旅游需求[8]。基于以上方面的因素，乡村旅游讲解员在使用讲解手段时，更在乎是否能够达到有效交流，也就是讲解的交互性。所谓交互性，其重点在于传播的传受过程中传者与受者之间能够进行充分的交流互动。其中，传者指的是乡村旅游讲解员，受者自然是那些有着以上乡村旅游需求的游客。二者之间对于交互性的要求，自然决定了讲解员在进行讲解时多多注重与游客的互动交流。尤其是在讲解有关气象景观方面的内容时，由于涉及大量本土性、原生态的内容，同时，气象景观内容上具有聚焦性和专业性，这就决定了讲解员在讲解手段的使用上一定要注意旅游者的接收度。因此在讲解时更要注意与游客的直接交流，随时根据游客的反应和态度而及时调整传递手段。例如，在发现游客明显对某一讲解话题不感兴趣时，及时转换话题，直到发现游客的兴趣点所在。只有把游客的反应放在首位，站在游客角度调整讲解手段，才能够产生更好的交互作用，从而改善传播效果。综上所述，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社会大背景下，乡村旅游传播是重点研究方向，而讲解员是在整个乡村旅游传播活动中起到重要作用的灵魂角色。乡村旅游的蓬勃发展，离不开每一位深耕于基层和一线的乡村旅游讲解员。他们用多样化传播手段开展对乡村旅游文化的编码解码活动，让更多游客感受到乡村自然风光与风土人情中蕴含的独特魅力。本文重点探讨乡村旅游讲解员在乡村气象景观讲解层面的具体策略，通过实地考察与相关资料收集整理发现，气象景观作为乡村旅游景观中的重要维度，同样是讲解员在进行旅游传播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深入探究讲解员在这一维度的传播策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研究发现，乡村旅游讲解员在进行相关内容传播时，主要展现出讲解内容原生态和讲解手段交互性的特征。此类特征符合乡村旅游传播的特点，也贴合了乡村旅游受众的信息获取需求。本文仅对其气象景观的讲解策略展开了分析，在研究时也有不足之处，实地考察样本少、资料收集不全面等问题也持续存在。未来乡村旅游产业的持续发展，离不开每一位乡村旅游讲解员在工作岗位上的努力。因此，对于乡村旅游讲解员的研究，尤其是对其在具体传播过程中的讲解策略研究，是建设乡村旅游传播良性生态的重要一环。
参考文献：
[1][5]刘立成,解辉.乡村旅游讲解员的历史演变及特征研究[J].中国地市报人,2019(7):43-45.
[2]徐柯健.地质公园解说标识系统研究:以野三坡世界地质公园百里峡景区为例[C]//中国地质学会旅游地学与地质公园研究分会.旅游地学与地质公园建设:旅游地学论文集第十六集.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09:105-110.
[3]孙鑫.解说系统与解说员研究[J].学理论,2012(18):106-108.
[6]何景明,李立华.关于“乡村旅游”概念的探讨[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5):125-128.
乡村振兴论文范文3
关键词：应用型人才；混合式教学；多维赋能；《中国建筑史》
1问题的提出
《中国建筑史》属建筑学专业理论课程，为检验教学质量的重要内容之一。课程内容涵盖建筑的技艺、文史、艺术诸多方面知识，拥有理论、实践两大教学体系。一是作为理论课，使学生系统学习建筑理论，了解和掌握中国建筑历史发展的脉络、特点和成就，培养其社会责任、创新意识和人文修养等综合素质；二是作为实践课，使学生学习建筑营建技艺，初步掌握本土建筑的类型及其建造方式，具备分析、评价、借鉴我国传统建筑典型实例构造方式和创作思想的实际能力，进而提升其建筑设计和实际动手水平。当下，随着建筑行业与学科专业的发展，各高校的办学方针、培养目标、教学模式、质量评估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尤其需要开展注重能力培养的课程教学改革，培养学生正确地、创造性地应用理论知识解决具体实际问题的能力[1]。显然，传统的中国建筑史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效果大多难以达到课程所制定的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与要求。鉴于此，“教育观的一个重要转变，就是由重知识走向重能力”[2]，课程赋能教学改革也势在必行。
2“多维赋能”的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
2.1“多维赋能”教学模式
地方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就是要使学生“获得发展自身、奉献社会、造福人民的能力”[3]；坚持知行合一、学以致用。所谓教学“赋能”，意即培养能力。就建筑学人才培养来说，即要着力赋予学生活学活用建筑史论，具备高阶思维、综合应用、动手操作、创新创造、适应社会等能力，践行“德育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3]的现代教育理念。《中国建筑史》教学“多维赋能”何以可能？改革实际探索表明：在教学目标赋能、教学内容赋能、教学方法赋能、教学实践赋能、教学评价赋能等方面均可有所作为，并收到预期成效。
2.2“多维赋能”教学改革与实践
2.2.1教学目标赋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指出：要“坚持能力为重。优化知识结构、丰富社会实践、强化能力培养。”2018版《全国高等学校建筑学专业教育评估文件》也明确了建筑学专业建筑史本科教育必须达到的基本要求；一方面掌握中外建筑历史发展的过程与基本史实，熟悉各个历史时期建筑的发展状态、特点和风格的成因，熟悉当代主要建筑理论及代表人物与作品；另一方面熟悉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既存建筑利用的重要性与基本原则，能够进行建筑的调查、测绘以及初步的保护或改造设计。课程改革立足应用型人才的能力培养，多维赋能在目标定位上下功夫，使建筑学应用型本科人才能力培养达到预定的毕业要求。2.2.2教学内容赋能中国建筑史课程的教学内容分为必修和选修两个部分。内容赋能通过专题化教学来承担，以此加强学科专业关联性、提升教学计划灵活性、适应教学目标多样性，扩大教学资源开放性[4]，达到多维赋能的效率要求。教学内容分如下5个阶段：第一阶段：砥砺前行——中国建筑史序言。从建筑史代表性作品，到建筑、建筑学发展过程及其演变规律，综述厚重的中国建筑历史，进而汲取前人经验，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责任感；开启活学活用建筑史论至建筑设计的能动意识。第二阶段：中国传统建筑的理念、特征、演变、成就以及知识的表达。分为上栋下宇——中国古代建筑特征、源广流长——古代建筑发展概况、天人合一——建筑意匠3个专题。采用先线上预习，后线下讲授和研讨的教学方法。课后要求学生梳理、拓展所学知识，绘制知识点谱系图表，学习知识的整体架构、相互联系以及逻辑结构图文表达。第三阶段：中国传统建筑与文化的实例与价值。分为匠人营国、乡土中国、庙堂高远、华夏瑰宝、咫尺山林5个专题。内涵认知与体验、分析与解码、转译与思辨，并联系实际安排学生对古城绍兴等地的系列古建筑开展调查，提高学生对传统建筑与文化的价值认知度。第四阶段：中国传统建筑的本土营造技艺的解读与体验。古建“文法”——宋、清建筑做法专题，在史论讲授、研讨的基础上安排学生搭建若干典型古建模型的实践环节，学生撰写小论文，并交流、分享实际动手操作成果与心得体会。第五阶段：近代中国建筑形式和建筑思潮的传承、革新以及本土重构。对近代中国“西风东渐”建筑思潮开展课前线上导读和课堂讨论，探究中国传统建筑理念及其营造技艺以及中西方理念融合的当代价值和创新应用。课后布置建筑小设计作业，将古建思想和技艺在当代建筑的创新应用作为成绩的核心评价指标，最后完成分享、讨论、评价学生设计作品，同步师生教学反思。在以上教学内容设计中，引入现场考察、制作、设计；文献检索、论文写作、图文表达等环节，把更多的赋能训练融入到课程教学中，完成理论联系实际并向提升应用能力和实践能力转化。与此同时，教学还自然融入课程思政元素进行德育赋能，突出思想引领和价值功能，探索立德与树人、育人与立才相统一的教育实践路径[5]。教学融入央视栏目国家宝藏中的“样式雷”视频，探讨“工匠精神”；融入梁思成、林徽因发现唐代佛光寺的过程，探讨“家国情怀”；尤其是在实践训练的过程中，让学生走进古村、古街、古镇，自觉成为传统建筑与文化的保护者、传承者、创新者。2.2.3教学方法赋能课程主要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契合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需求，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以培养学生应用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为基本取向开展教学方法改革[6]。依托超星学习通平台①，整合了线上+线下的教学资源，改变单一史论教学模式和传统作业形式，融入历史街区的保护与改造、美丽乡村建设与乡村振兴等实际案例讲授，同时强化建筑实地调研、古建模型制作、地域建筑设计等实践环节，理论联系实际，有效赋予学生高阶思维、综合应用、动手操作、创新创造、适应社会的实践应用能力。就教学方法赋能而言，改革实践别注重运用以下几个方法的实际运用，培养应用型创新创造人才：一是自主学习法，在教师引导下，通过学生线上线下自主查询资料、选择学习内容、整合信息资源、研讨交流，提升专业高阶思维能力；二是团队合作法，学生自行选择成员组建实践团队，以团队合作形式进行相关建筑的考察调研、研讨交流、设计制作、成果展示，培养学生团队合作精神、创新创造思维、项目集体攻关能力；三是任务驱动法，任务驱动除了增加课堂教学实践环节以外，还课内课外联动，借助第二课堂有效补充，鼓励学生参加各类竞赛、比赛，开展理论、实践、创新一体化运作，提高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和综合应用、实践创新的能力（图1）。2.2.4教学评价赋能应用型地方高校的教学评价赋能，需要转变观念、勇于创新。不以卷面考试成绩作为评价学生的唯一标准，把教学实践环节以及学生的实际能力纳入评价范围。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健全综合评价，积极探索对学生自身能力纵向进步与发展的增值评价[7]。改革教学评价中加强赋能，则十分有利于提升专业学习效果和能力培养水平。首先，个性化多元评价赋能。为助力应用型人才培养，开展地域特色的建筑设计实践教学环节，从选题的创新性、理论知识转化应用、绘图质量、语言表达、视频效果等方面，对学生建筑设计能力进行评价考核。基于学生自我发展诸多个性差异，个性化多元评价赋能是在教学评价中一一对应，帮助学生发现兴趣、挖掘潜力、发展特长、大胆创新。其次，全过程纵向评价赋能。教学的全过程是在课内课外、线上线下进行的，具有生成性和发展性，学生求知的日常性、训练的自律性、成长的动态性，其本身蕴含着各种能力的生长，这就需要对其全过程纵向评价赋能，在线自主学习指导、课内外能力实训、地域传统元素批判、设计创新思维形成等方面均可有所作为。再次，开放式激励评价赋能。激励评价是一门艺术，特别需要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师生与领导之间开放式互动。激励评价赋能展示的正能量，强调“以德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坚持面向人人、因材施教、知行合一”[8]；而开放式相互激励评价，可创设出学生的能力感和自信感，进而形成“比学赶帮超”的良好学习氛围。
3实际成效与问题反思
乡村振兴论文范文4
【关键词】旅游文化产业 农家乐旅游产业 可持续发展
一 研究背景
文化产业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不仅反映国际竞争力，而且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旅游文化产业作为烟台市文化产业中一支重要的生力军，因其良好的宣传作用和经济效益的可观性，长久以来受到了各级政府的广泛重视。而农家乐旅游产业作为新兴旅游产业，积极推动了农村多种副业的发展，有效地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和农民的致富问题，同时也促进了城市文明向农村延伸和城乡一体化进程。因此如何更好地做好、做大、做强烟台市农家乐旅游产业，对振兴烟台市文化产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 烟台地区农家乐旅游产业的发展现状
1．总体概况
目前烟台地区的乡村旅游开发均向着融观光、考察、学习、参与、康体、休闲、度假、娱乐于一体的综合型方向发展，尤其是作为苹果、樱桃等各类水果的主要产地，到了每年的5～6月份水果采摘的旺季，随着各采摘基地也纷纷对外开放营业，果园菜园采摘配合美食购物、特色民俗风情体验、传统节庆活动体验等立体式体验之旅更成为山东乃至全国都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农家乐旅游产业品牌，形成了烟台休闲、浪漫旅游独树一帜的特点。
2．面临的问题
整体上看，烟台地区农家乐旅游产业开发还正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在经营管理等各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概括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项目建设趋同性较强，缺乏品牌建设战略。由于农民的思维特征是实用理性，造成了在实际操作中创新性不强，盲目趋同性做法较多。另外，农家乐旅游产业缺乏品牌建设战略，作为营业者仅仅将收入看成经营成功的唯一标准，忽略了品牌建设、人文精神内涵建设、可持续发展建设。举例说明，烟台福山盛产烟台品质最好的樱桃，到了采摘季节，福山地区各处销售的都是名为“烟台大樱桃”的果盒，使外地顾客对福山当地的认同感不强，仅仅停留在对烟台整个市的认识层面，而不会对福山情有独钟，自然宣传效果会大打折扣。
第二，基础设施不完善，各自为战居多。纵观烟台农家乐旅游产业现状，由于受到了市政基础建设、周边环境建设、交通等方面的制约，造成了大部分原始的农家乐均为未得到深入挖掘，而农家乐最为吸引游客的恰恰正是其原始性、自然性。另外，烟台地区的农家乐多半是独门独户经营，各自为战，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农家乐体验的原始性，但是由于经营规模的难以保证、经营理念的缺失势必会造成经营很难大踏步向前。
第三，卫生等状况不容乐观，破坏环境现象时有发生。烟台大部分农村地区，由于受长期以来的卫生习惯及卫生基础条件欠缺等原因，农家乐旅游的卫生状况不是很令人满意，加之部分地区相关监管部门的管理缺失，更会造成多数游客的顾虑，形成农家乐不敢乐，游客望而却步的现状。另外，农家乐经营者在面对大量顾客时往往采用的是粗犷性经营，即不考虑污染、不考虑可持续经营、不考虑顾客感受。他们抱有的思想往往是来一波算一波，一切向“钱”看，而非向“前”看，破坏环境的行为将会越演越烈。
三 烟台地区农家乐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1．加大扶持力度，着力形成合力推动“农家乐”快速发展的工作格局
当地政府应统一思想，审时度势，站在可持续发展的长远角度，大力扶植当地农家乐旅游产业发展。具体方法可参考如下：一是认真调研分析，找到当地农家乐旅游产业发展过程中的瓶颈，通过产业引导、规划编制、税收、工商登记、土地使用、金融信贷、行业培训政策的有利偏移，必要时减免有关管理费用，从而加大扶持力度，解决好农家乐经营者的后顾之忧。二是设立专项扶植资金，帮助农家乐经营者有效宣传，通过合理的考核评选机制，当地政府应适时评出“农家乐”特色村和“农家乐”重点乡镇，以及优秀经营者，对这些地区和个人进行专项资金扶持。三是在当地畅通完善农家乐旅游产业沟通渠道，组织政府配套部门如公安、卫生、消防积极配合农家乐旅游产业发展。最终形成合力推动“农家乐”快速发展的工作格局
2．积极改善农村各项基础建设，加强服务管理
首先，当地政府及相关部门应统筹规划当地农家乐发展建设，整合独门独户经营者资源。根据区域发展的基本需要，统一规划交通建设、市政建设、公共基础服务等建设项目，加强品牌战略指导。其次，应积极强化内部管理，加强对当地乡村农家乐产业的统一监管，做到卫生达标、服务达标，让旅游者吃的放心、玩的舒心，提升旅游地环境的整体质量，使当地农家乐旅游产业持续稳定发展。
3．明确定位，强化特色化的服务项目建设
根据烟有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应在发展农家乐旅游产业的同时，把握烟台特有的“名片”作用，注重突出以下特色。一是突出民间文化、红色文化，例如，深度挖掘民间艺术品精髓及烟台戏、民风民俗的内涵，将这些资源合理有效地融入到农家乐旅游产业中来，让游客在享受乐趣的同时，感受到人文关怀。二是突出休闲、浪漫体验。通过基础设施及服务的完善，以及到位的宣传，吸引游客前来住农家屋、吃农饭、干农家活、享农家乐。
乡村振兴论文范文5
[论文摘要]云南是民族文化大省，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和民俗文化资源。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民俗文化开发的市场化程度也越来越高。其中从经济学、人类学等方面，对云南民俗文化的市场化研究状况作了总结，可资参考。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交通的便捷和人们生活消费观念的转变，越来越多的人对民俗文化发生浓厚的兴趣，客观上在促进民俗旅游产业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将其推向了市场化的境地。与此同时，对以丰富的民俗资源著称的云南进行有关市场化的研究也有了很大的进展，内容涉及经济学、人类学等多方面，现将其研究成果综述如下。
一、国内的研究状况综述
(一)文献典籍中的记载
民俗文化市场化是经济进步和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故国内早期专门研究民俗文化市场化的著作几乎没有，但关注商品市场与民俗文化之间关系的观念中国早已有之。从历史典籍记载进程来看，《庄子·逍遥游》记载:“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用“章甫”(帽子)这个商品因民俗文化的不同而在市场上无法流通的事例，记载民俗与商业贸易之间的关系。司马迁在《史记》中专辟“货殖列传”专栏，以区域性民俗特点作为该传的基本框架。把各地物产概括为山东、山西、江南和江北四区，然后结合各地的民俗来阐述当时的商业活动规律，认为古代风土人情对区域贸易的影响很大。潘雄先生对此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认为，如果经济民俗学或民俗经济学能正式成为一门应用科学的话，那么这一学科的先驱者应该是中国的司马迁。此后的《风俗通义》、《荆楚岁时记》等文献也对一些民俗文化事象展开论述，但未见将民俗文化与市场相结合进行叙述的内容。
(二)经济学角度的研究
目前，关于民俗文化市场化有系统研究的成果甚少，从可以查阅到的资料来看，专著类的成果有:何学威所著的《经济民俗学》，围绕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等方面展开，阐释经济生活中的民俗文化因素，首次提出了民俗文化产业理论与实践的问题，从经济开发角度系统地研究民俗文化，将民俗文化与文化产业挂钩。民俗文化与文化产业的关系实质为民俗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民俗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相辅相成，作者提出以经济腾飞带动民族民俗文化发展，以传统民俗文化的发扬光大促进经济繁荣的观点。该著对民俗文化在经济的冲击下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没有做深人地探讨与分析。论文类的成果，最典型而且最具代表性的是潘雄的《民俗研究在商业贸易中的重要性)(载于张紫晨选编《民俗调查与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一文。该文作者运用对比研究的方法，追述了中国民俗与贸易之间关系研究的最早典籍记载，见于《庄子》与《史记》，同时与马林诺斯基的“库拉”制度研究作对比分析，以实例论证的方式，阐释了民俗在商业贸易中的巨大作用:作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商人来说，只有翔实具体地了解民俗事象，才能在商品交易中获利与成功。该文只是着重论述民俗在商业化中的重要作用，对市场化给民俗事象带来的影响没有涉及。
(三)人类学角度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旅游经济正式纳人国民经济计划，作为旅游资源当中极为重要的部分，民俗文化资源随着旅游文化的发展，渐渐走向产业化道路。目前，真正对民俗文化市场化进行的研究，也着重从民俗旅游和产业化角度进行研究与分析。
从民俗旅游角度对文化资源开发进行研究、分析的成果较多。王德刚的《民俗旅游开发模式研究—基于实践的民俗资源开发利用模式探讨》(载于《民俗研究》，2003年第1期)一文，通过对民俗旅游发展经验研究，总结出了民俗旅游开发的六种模式:品牌经营模式、社区一历史(传统)街区模式、乡村模式、“生态博物馆”模式、主题公园模式、节庆活动模式。同喜琴的《论民俗旅游对旅游地民俗文化的“污染”与防治)(载于《贵州民族研究》，X006，_年第1期)，阐述了民俗旅游对旅游地民俗文化的“污染”:由于过于关注民俗文化的形式，常常导致民俗文化精神内核的丧失;伪民俗大量涌现，破坏了旅游地民俗文化的
和谐性等方面。李彬，包磊的《旅游商品化对民俗旅游本真性影响研究》(载于《商场现代化》2008年3月(下旬刊))文，着力探讨民俗旅游本真性和商品化的内涵，并力图寻求二者之间的内在张力，提出解决的建议，以获得民俗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此外，徐赣丽的《民俗旅游的表演化倾向及其影响》(载于《民俗研究》2006第3期)，李正欢，黄远水的《解读民俗旅游本真性与商品化的内在张力》(载于《哈尔滨学院学报)，2002年第11期)，邱扶东的《论民俗旅游资源的保护原则与方法》(载于《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等一系列文章，对民俗文化旅游开发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作了探讨与研究。
从产业开发角度进行研究的，主要有何学威的《民俗文化产业与振兴民族经济》，(载于《中南工业大学学报》，2000年第6卷第2期)，把民俗文化当作一种隐藏在人民生活与思想中的象征符号，研究民俗文化产业在振兴民族经济中的作用及可行性。姜继为，吕桂兰的《试论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的相互融合》(载于《河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主要论述了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相互融合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相互融合的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民俗文化的生命力与市场经济的生长点的问题。此外，张来芳的《民俗文化产业化的构想》(《江西社会科学》，200()年第5期)，邱扶东的《论民俗旅游资源的保护原则与方法》(《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等论文都相应分析了民俗文化产业化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可实践性。
(二)国外的研究状况综述
国外旅游产业发展较早，对民俗文化商品化、市场化研究的论著也较多，美国旅游人类学家格林伍德(Greenwood. 1977)就对旅游文化的商品化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他认为，文化旅游的开展必然带来文化的商品化，但若是把文化完完全全按照商品来进行包装，就会带来极大的消极意义，因为这实际上“剥夺了文化的内涵”，同时也剥夺了构成文化的方方面面。商品化使文化失去真实性，使民俗生活置于舞台化和戏剧化之中，故格林伍德反对民俗文化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将民俗事项商品化，提倡对文化的市场持一种理性的态度。但是，也有学者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待民俗文化的商品化。以色列著名的旅游人类学家埃里克·科恩(Erik Cohen)就认为，民俗文化商品化、市场化使其真实性丧失的说法是不贴切和荒谬的。一种新的商品化了的民族文化，可以随时被接受为是真实的，哪怕仅仅只是市场化了的真实，同时这种商品还会得益于悠久的民族文化所赋予的深厚内涵，成为更具吸引力和市场的商品。由于有了商品经济效益带来的资金支撑，又反过来使文化产品的生产更加完善和进步，进而促进民俗文化的推广和发展。
此外，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现代旅游规模的日益扩大，民俗文化的市场化程度也不断加深，由此而带来旅游开发对旅游目的地及民俗文化所造成的影响，尤其是负面的影响越发引起学者的关注。这些负面影响大多发生在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涉及到社会文化和环境影响问题，成为20世纪70年代学术界最感兴趣的领域。随着民俗旅游商品化倾向的日益严重，国外很多学者开始在“真实性”和“舞台性”两方面展开了研究，试图寻找民俗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出路。在这方面，影响最为深远的理论就是马康纳(MaCannel)的“舞台真实”理论，较系统的探讨了关于旅游景观系统的六种舞台类型。国内对民俗文化市场化的境遇研究，较少有比较系统论述的著作，大多只是在民俗旅游的研究中有所涉及。虽然有一定数量的文章谈及民俗文化的市场化，但是对于民俗文化市场化进行实例探讨的文章并不多，在笔者涉猎的文献中尚未发现从市场化境遇角度出发来研究云南民俗文化发展的专题性论著。
乡村振兴论文范文6
一 元代社会史研究
族群关系：元朝是多元族群、多元文化的社会，萧启庆（清华大学台湾新竹）的《元代多族士人网络中的师生关系》以师生关系为主干，论述了蒙古、色目族群中士人群体的形成及其与汉族士人在文化上频繁的互动关系。饭山知保（日本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用地域史的研究方法，结合大量石刻资料，探讨了金末元初蒙古统治在华北确立过程中汉地精英层的变化以及他们和蒙古的关系，指出这一阶段不同地区历史变迁的不同面貌（《蒙元统治与汉地地方精英层的变动——以山西忻州定襄县的事例为中心》）。洪丽珠（清华大学台湾新竹）以《至顺镇江志》为主要资料，通过统计的方法分析了镇江路及其所辖州县的长官、佐贰官的族群组成，论述了元朝在江南地区进行统治的特点（蒙元镇江路官员的族群分析刍议——地方基层统治文化的讨论）。张沛之（天津师范大学）的《元代汪古马氏的汉化问题》通过社会交往、诗文作品、礼俗、信仰等方面分析了汪古马氏的汉化倾向。
社会阶层与社会组织：刁培俊（南开大学）在《试论元代乡村精英与社会控制——兼与宋代的比较研究》中从元朝乡、都等乡村行政管理体系、乡村家族与宗族、乡村中的游离分子等几个方面讨论了国家与民众之间的过渡阶层，指出这些社会群体对于社会控制的重要意义。许守泯（成功大学台湾？）从士人网络的角度对元代浦江郑氏的经营发展做了详细的研究（《江南第一家：元代浦江郑氏的发展及其士人网络》）。吴小红（江西师范大学）注意到江西抚州地方势力在进入元代之后所发生的变化，指出当地政府中有大量官员出自平民，这可以从元代官制、抚州的地方性来进行解释（《元代布衣阶层的兴起——以抚州路为中心的探讨》）。
社会经济：孟繁清（河北师范大学）的《元代的契本》将文献记载与黑城出土的元代契本残件相结合，论述了元代的商业税收制度及其社会影响。赵华富（安徽大学）集中讨论了明抄本《婺源茶院朱氏家谱》中的元代契尾，对它的标题、年代、文字做了说明（《〈元代契尾翻印件的发现〉三点说明》）。王秀丽（华南师范大学）的《元代文人笔下的江南贾客》一文利用大量元人诗文集、笔记的资料对元代江南地区商人的活动及其日见增长的社会地位做了论述，颇有新意。
社会生活：吴海涛（安徽阜阳师范学院）注意到自然灾害对社会生活造成的重要影响，指出元代黄河水患造成皖北地区社会矛盾的激化和秘密宗教的流行（《元代河患与皖北社会》）。周萍萍（南京晓庄学院）利用来华外国人的记载，讨论了元代的酒文化（《蒙元时期外国人眼中的中国饮料——酒》）。内蒙古师范大学的王风雷研究了元朝政府对野生动物的保护（《元代野生动物保护法再探》）。
婚姻与妇女问题是社会生活史研究的重要内容。王晓清（武汉电视台）的《元代赘婿婚制述论》讨论了元代比较常见的赘婿婚制，对出舍女婿、养老女婿等类别进行了研究。马彩霞（河北师范大学）论述了元代和尚娶妻的现象，从教义、物质生活等方面分析了原因（《试论元代和尚娶妻现象普遍的原因》）。谭晓玲（首都博物馆）的《元代列女人数之分析》指出《元史列女传》中列女数量的提升有多方面的原因，包括修史者的观念、元代的社会变乱和妇女的从众心理等等。
二 元代文化史研究
通贯的文化问题：陈高华（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元代出版史略论》中指出元代的书籍出版比较自由，没有严格的管制。蒙古国时期的编修所、经籍所不是元代出版事业的开端。该文对《元史艺文志》、《元史艺文志辑本》的优缺点做了评论。白翠琴、杜倩萍（中国社会科学院）从蒙古习俗与汉地传统相结合的角度分析了元朝的皇家建筑，讨论了藏传佛教、中亚和西亚文化对元朝居住文化的影响（《论蒙古统治者居住理念的演变及元朝建筑特点》）。杨硌堂（南开大学）提出对于元代文人绘画中体现的“士气”不应仅从“书法入画”的技术范畴来理解，而要从画家心理层面的精神追求来把握（《元代文人画士气精神论略》）。
儒学与士人的研究：王建军（华南师范大学）的《教育与政治：元朝国子监创办之争》分析了至元前期设置国子监的经过，指出汉族官僚集团坚持设置国子监是为了坚守汉法文治的政治方向。沈仁国（江苏教育学院）用丰富的史料对元延祐年间的进士做了考证，并对钱大昕《元进士考》的性质做了新的说明（《元延祐进士再探》）。元代儒士是儒学的积极传播者，周鑫（南开大学）以抚州儒士为主，分析了仁孝思想得以发展的社会背景和思想原因（《出处进退必有道——宋元之际抚州儒士研究》）。士人中的“隐士”引起了学界较多关注，本次会议有两篇论文讨论这个问题。许佳君（河海大学）《元朝前期北方的汉族隐士》、申万里（武汉大学）《元代江南隐士考述》分别研究了元代北方、南方的隐士问题。申万里从隐士特征、谋生手段、心态、社会活动、社会地位等方面对江南隐士做了深入研究。高荣盛（南京大学）则注意到元代士人积极入世的方面，他通过对元代“游士”北上自荐，求取功名的分析，揭示了元代文化史另一个复杂侧面（《元代“游士”论》）。张斐怡（清华大学台湾新竹）从《录鬼薄》、《青楼集》入手，论述了元杂剧的创作群体和消费群体，分析了元代士人的生活状态和创作活动（《创作与消费——元代杂剧文化中的士人生活》）。
部分会议论文研究了元代儒学的重要人物。刘晓（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金遗民张本事迹考》考证了金末儒士张本的生平和寄予遗民思想的作品。张帆（北京大学）从刘因《退斋记》入手，考证了刘因对许衡的抨击确为事实，指出两人思想上的深刻矛盾可以从人生经历、性格、思想和政治背景等方面找到原因（《〈退斋记〉与许衡、刘因的出处进退——元代儒士境遇心态之一斑》）。王梅堂（国家图书馆）通过对赵孟頫与西域籍大臣的文化交往探索了当时以儒学为核心的文化交流（《元人赵孟頫与朝中西域籍大臣》）。
元代宗教：宗教史的研究是本次会议的热点之一。在佛教方面，陈育宁、汤晓芳（？）研究了蒙古统一战争前后西夏的藏传佛教（《13世纪蒙古统一战争与藏传佛教》）。乙坂智子（日本横滨市立大学）的《西藏佛教与元代汉族社会》也对元代藏传佛教进行了研究，重点分析了杨琏真加掘毁宋朝帝陵的事件及其对汉人的影响。马明达（暨南大学）从诗文、佛道关系等方面研究了元初少林寺长老性英（《金末元初的少林寺长老性英粹中》）。王頲（暨南大学）的《清凉着奇——五台山与元代的佛教崇奉》以五台山为中心，论述了五台山在元代宗教活动和生活生活中的影响。
在伊斯兰教方面，姚大力（复旦大学）对元代泉州清净寺碑碑了比勘和复原（《元代泉州清净寺碑的文本复原》）。杨晓春（南京大学）指出河北定州清真寺的所谓元碑《重建礼拜寺记》实际上是明人所作，时间下限是正德十六年（《河北定州清真寺所谓元碑〈重建礼拜寺记〉为明人所作再考》）。马娟（南开大学）用三通元代清真寺石刻资料对当时的伊斯兰教信仰、经典翻译、文化认同做了分析（《试析元代汉人对伊斯兰教的“解读”——以清真寺碑刻资料为例》）。刘迎胜（南京大学）从元代回回人的称谓、分类、语言文字、谋生手段等几个方面分析了元代回回人的文化面貌和社会适应能力（《有关元代回回人语言问题》）。
在道教方面，樱井智美（日本明治大学）用石刻资料研究了上都的早期建设和北方道教中正一教的地位问题（《〈创建开平府祭告济渎记〉考释》）。在基督教方面，佟洵（北京联合大学）研究了元代景教的传播与消亡（《也里可温在蒙元帝国的再次传入以及消亡原因初探》）。
元代科技技术：刘秋果（河北邢台郭守敬纪念馆）通过对元代历法的研究，肯定了王徇对元代科学的贡献（《浅谈王徇对元代科技文化发展的贡献》）。韩志远（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元人邹铉的著作为主，论述了汉族养生保健科学的发展（《邹铉及〈寿亲养老新书〉》）。陈广恩（暨南大学）以泾渠为主，研究了元代的水利建设和相关社会问题（《〈长安志图〉与元代泾渠水利建设》）。尚刚（清华大学）的《蒙元织锦》分别研究了汉地蜀锦和自西域传来的撒答剌欺的织造及匠作机构。杨玲（南开大学）运用大量实物资料研究了元代一种特殊的服装“辫线袄”（《元代的辫线袄》）。
三 元世祖忽必烈研究
陈学霖（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对《元史》中的忽必烈形象进行了分析，并与历史文献中的唐太宗、金世宗进行了对比（《忽必烈汗的“皇帝”塑形及评价问题》）。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的舒振邦和河北师范大学的陈志英分别研究了忽必烈中统至元初期的统治政策（《元世祖忽必烈与中统至元之初治》、《元世祖朝转运司沿革及其职能衰落原因考》）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卢明辉和北京联合大学朱耀廷分别从个案分析和宏观视角研究了忽必烈时期的文化取向（《浅谈元世祖忽必烈与帝师八思巴》、《征服与被征服——从忽必烈“治天下”的制度措施看军事政府与经济文化征服的关系》）。内蒙古师范大学的李迪、河北邢台郭守敬纪念馆的胡考尚、谢剑荣研究了忽必烈时期的科学技术状况（《论忽必烈的科技政策》、《从郭守敬的伟大看忽必烈的英明》）。杨德华、石坚军（云南师范大学）以云南行省为例，分析了忽必烈对边远民族地区的政策（《忽必烈与云南行省》）。
郭万平（南京大学）介绍了日本学术界关于忽必烈时期元朝入侵日本的研究情况（《日本的“蒙古袭来”研究》）。中岛乐章、四日市康博（日本早稻田大学）利用日本海出土的元军战船遗物分析进攻日本的元军构成及装备情况（《元朝新附军与海外经略》）。向正树（日本大阪大学）的《忽必烈时代的朝贡与元朝的南海信息》研究了忽必烈时期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地区广泛的物质文化交流。
四 政治史研究
政治史一直是元史学界关注的重要领域。在政治制度方面，洪金富（中央研究院台北）对元朝皇帝的蒙古语称号究竟是死后的庙号还是生前的尊号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元朝皇帝的蒙古语称号问题》）。舩田善之（日本东京大学）利用石刻资料，研究了元代圣旨的翻译和传递过程（《灵岩寺执照碑碑阳所刻公牍之价值》）。李治安（南开大学）的《元代的官吏贪赃》从蒙汉二元的官僚体制和蒙古旧俗等方面研究了元代官吏的贪赃现象、惩贪政策和有关政策失败的社会原因。屈文军（暨南大学）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分析了元朝君臣关系的特点及其对中国整体历史发展走向的影响（《论元代君臣关系的主奴化》）。王敬松（广播电视出版社）研究了元朝频繁出现的大赦和有关原因（《浅谈元代的赦》）。党宝海（北京大学）的《论元朝的站户制度及其性质》通过对站户制度各层面的分析，指出其制度根源是蒙元时期汗权的强大与主奴关系的泛化。特木勒（南京大学）利用明朝和高丽文献，研究了高丽与北元、明朝错综复杂的关系（《高丽在北元明朝之间》）。
在重要的政治人物和家族的研究方面，张金铣（安徽大学）考证了泰定帝的生年与排行（《元泰定帝生年及其他》）。王献军（海南师范学院）的《元文宗图帖睦尔出居南海考》考订了元文宗出居南海的时间、年龄、原因、侍从人员、历史影响等。王晓欣（南开大学）考证了海都之父合失的“太子”身份问题，并对海都政治影响力的来源提出了新的说明（《合失身份问题再考》）。内蒙古大学的瞿大风研究了元代山西蒙古诸王的封地、待遇和社会影响（《有元一带山西地区的蒙古诸王》）。内蒙古师范大学贺咏梅对以木华黎家族为代表的札剌亦儿部的政治地位进行了探讨，分析了不同入世途径对蒙古人的影响（《札剌亦儿部勋臣世胄的仕进情况及其与蒙元政治的关系》）。赵文坦（山东大学）的《大蒙古国时期的顺天张氏》研究了张柔家族在当时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事务中发挥的影响。张国旺（南开大学）利用新出墓志对真定史氏的姻亲家族崔氏进行了研究（《元代真定崔氏家族及其与史氏相关的两个问题》）。
在行政区划的研究方面，薛磊（南开大学）、杜立典（解放军军事交通学院）分别就东北地区和福建台湾地区的政区建置进行了探讨（《元代的开元路和水达达路》、《再论澎湖巡检司与台湾岛的关系》）。赵琦（南京大学）对《元史》中的“朵怜赤”、“大千户部”、“野马川”等名词进行了考证（《释〈元史〉中的几个与蒙古相关的名词》）。内蒙古大学薄音湖对包头市明隆庆四年美岱召泰和门汉文石刻中的人名、称号、国名做了详细的考释（《关于美岱召泰和门石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