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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借贷的法律特征范文1
一、民间借贷概述
民间借贷是种复杂的金融现象，它具有地区性差异特征：在发达地区，民间借贷多属于一种商业性质的金融交易；在经济落后地区，具有更明显的互助合作性质。此外，民间借贷的发展程度并不相同，不同地区对资金的需求也有所差别。民间借贷的复杂性质决定了国家与之相配套的法律制度也应当保持足够的灵活性。
二、对民间借贷进行法律规制的缘由
（一）民间借贷的存在价值
民间借贷在我国存在已久，至今仍然没有随着经济现代化和金融自由化而自动消亡。这说明了我国正规金融部门依然不能完全满足企业和家庭的融资需求，社会对各种形式的民间融资仍然存在着强烈的需求。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以血缘、亲缘、地缘等社会关系为基础而存在的民间借贷有一定的合理性。从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结构的宏观层面看，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要有效配置经济资源和风险，需要采取多种多样的金融契约形式，建立满足市场不同层次需要的金融机构，即"多元融资"的路径。在微观层面上，民间借贷与其他金融交易一样，具有高度的信息不对称和责任不对等的特点，容易产生道德风险，但其特有的私人治理机制和非正式制度约束，可以在信息筛选、防范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方面有效降低交易风险。因此，不能因为民间借贷存在风险就否定其存在的合理性。
（二）民间借贷合法化的必要性
首先，民间借贷合法化可以解决在目前的"金融抑制"下，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困境。其次，民间借贷合法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要件之一。民间借贷的合法化能够有效遏制"虹吸"效应，使农村多余资金在农村范围内流动，从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再次，将民间借贷纳入国家金融监管体系不仅能引导民间借贷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而且能打击非法集资、高利放贷、洗钱等各种扰乱金融秩序的金融犯罪。将大量的民间游资纳入国家的金融体系，可以增强国家宏观调控的有效性。
三、我国民间借贷法律规制的现状分析
（一）我国现行民间借贷法律规制的特征
我国现行法对民间借贷进行规制的显著的特征在于按照主体的不同属性分别设定规则。具体可以分为以下三种主体组合：
其一，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借贷。根据我国现行法，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借贷关系被认定为无效，主要的理由在于金融活动的专营性。早在 1984 年中国工商银行制定的《关于国营工商企业流动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就确立了"不准企业之间相互借贷，收取利息"，后来又为1990年最高法院《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1996 年《贷款通则》等规则所强调和重申。
其二，企业与个人之间的借贷。在最高法院 1999年做出的《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中，企业与个人的借款只要是意思表示真实，即认定为有效。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3 年第 5 期中的案例"郭忠连诉青岛市卫生局、青岛市东部医院借款合同纠纷案"中③，对于个人与企业间的借款认定为"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应为有效"。
其三，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借贷。《合同法》第 210 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该条的自然前提就是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属于有效。
从上述的列举可以看出，我国法律对于民间借贷的三种主体组合所持态度并不一致，企业之间的借贷被否定，而个人之间的借贷被法律所肯定，个人与企业之间的借贷一般认为是有效的。然而，这一规定的实效性并不强，因为对于企业之间借贷的否认往往能通过个人与企业的模式进行规避。
（二）我国民间借贷法律规制的现存问题
1、民间借贷法律监管缺位
反观我国金融领域的法律法规，相关规定主要针对正规金融，目前尚没有针对民间借贷监管的制度设置。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最高院司法解释《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的批复》、《关于对企业借贷合同借款方逾期不归还借款的行为应如何处理的批复》等从民法角度对民间借贷做了简单的规定外，《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三部最重要的金融法均没针对民间借贷活动做出规定，对民间金融活动采取模糊处理的态度，致使民间借贷法律监管缺位。
2、民间借贷面临严重的法律风险
法律制度的缺失与冲突导致实践中难以准确把握合法的民间借贷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的界限，民间借贷面临严重的法律风险。
同时我国民间借贷监管制度长期坚持着国家本位主义，存在着两个基本价值上的偏差：一是坚持压制等于稳定和安全的理念，过分强调严格的压制；二是过分强调通过压制民间金融维护正式金融机构的垄断地位的目标。政府金融管制强度过高，忽视了市场自身对公平竞争和效益的需求。
四、完善民间借贷法律规制的制度构想
（一）加强立法，给予民间借贷以合法地位
鉴于目前民间借贷普遍存在且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国家或相关部门要尽快制定《民间借贷法规》或《民间借贷管理办法》，对民间借贷主体双方的权利义务、交易方式、契约要件、利率管制、税款征收、违约责任和权益保障等方面加以明确，严格界定什么是非法的民间融资行为，什么是正常的民间借贷行为，用法律手段规范、保护正常的民间借贷行为，引导民间借贷走上正常的运行轨道。
其次修改现行的法律。明确非法集资的规定；继续细化刑法修正案八中金融犯罪的相关规定；修改企业间借贷规则，制定切合实际的管理办法；修改有关社区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和资金互助社等金融机构的规定；合理界定民间贷款的准入与退出机制。
（二）拓宽融资渠道，建立多层次的融资体系
我国目前的社会融资结构直接融资比例过低，社会投融资过多依赖银行贷款。一方面，商业银行需要向企业提供大量的流动资金贷款，而相当部分流动资金贷款被作为企业铺底资金长期占用。另一方面，商业银行还承担着向企业投资项目提供大量中长期资本性投入的任务。在这样的情况下，市场风险极易转化为金融风险。融资结构单一将导致整个经济运行的不平衡。因此只有以法律规制途径规范民间融资，开拓银行以外的各种融资渠道，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小企业资本金不足、银行贷款困难的问题。应当利用市场经济成熟的做法，用疏导的办法解决民间融资问题，制定灵活的信贷政策引导商业银行设立小额信贷部和批准一些小额信贷组织专门做小额信贷业务，推动小额信贷市场的发展。
（三）强化法律监管体系，将民间借贷纳入到金融监测和监管体系中
目前民间借贷纠纷普遍存在且有逐渐扩大趋势，国家或相关部门要尽快制定民间借贷法规或民间借贷管理办法，让民间借贷按规矩办事、按规定操作，对一些乘人之危而攫取高额暴利的高利贷者则坚决予以打击、取缔，规范、保护正常的民间借贷行为，引导民间借贷走上正常的运行轨道，维护社会安定和金融秩序。同时职能部门应对民间借贷行为进行必要的监管和引导，既给以地位，也受法律约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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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借贷的法律特征范文2
关键词：民间借贷；双线多元；制度建立；金融监管
民间借贷是指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公民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属于民间自发形成的信用部门。在中国现有的金融体制下，国有大型企业或大型项目更容易得到以四大银行为代表的商业银行和邮政储蓄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而对于大多数中小型民营企业和个人融资来说，往往面临很大的困境。这就使得一些有发展潜力的中小企业面临着资金短缺的问题，资金的供给不平衡，阻碍了金融市场的发展与成熟，也有碍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而民间借贷恰恰提供了这个平台，来为中小企业融资。但其没有相应制度的管制，长期以“体制外”的形式运行，不可避免的产生较大风险，也造成了民间借贷的恶性发展，对我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了破坏。因此，建立合适的民间借贷监管制度势在必行。
1 我国民间借贷的特征
我国现今的金融制度下，国内普遍把企业的信贷活动分为正规借贷和民间借贷两类。正规信贷是指经国家工商管理部门登记，处于金融当局监管内的金融活动；而民间借贷是指处于正规金融监管之外、未被信贷管理部门记录的非正式金融活动。民间借贷包括多种金融呈现形式，既有直接融资类型的活动，也有保障性的互助互济，还包括金融中介活动。此外，地域性差异也是我国民间借贷的一个显著特征。在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和广大农村地区，民间借贷主要起互助合作的作用；而在经济发达地区，民间借贷主要用于商业性质的金融交易。其主要特点是不受政府和金融机构的管制，交易主体为民间组织和个人。
2 我国民间借贷的缺陷及其原因与隐患
2.1 我国民间借贷的缺陷及原因
虽然民间借贷在解决民间融资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民间借贷缺乏专门的法律规范和约束，自然存在缺陷和不健康发展的可能性。
其主要表现如下：
2.1.1 隐蔽性强
民间借贷常常游离于金融制度之外，多为个人与某组织或者个人与个人之间的金融交易，发生在局部区域内有很强的隐蔽性，监管部门很难直接触及民间借贷活动。由于民间借贷的主体为私人组织和个人，加上不同地区的文化风俗的差异，就造成了在各地区民间借贷的发展、方法和形式都有很大的区别，这就给民间借贷的监管造成了极大的难度。
2.1.2 风险性大
民间借贷属于私人信誉担保，加之民间借贷的高利率特性，使得民间借贷的投机性加大，风险性提高。据温州的有关银行统计，当地的民间借贷年利率平均水平为15%，一些短期周转资金的借贷利率可高达30%-60%，有些地区甚至高达120%，最高利率为300%。
2.1.3 管理性弱
我国有关民间借贷的法律性文书主要包括国务院出台的行政法规和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等颁布的一些部门文件，而这些文件对民间借贷活动的合法性没有清晰的界定，有些法律法规相互之间存在矛盾，对民间借贷活动的系统性法律条文迟迟不能出台，当局对民间借贷的监管总感觉力不从心。
2.2 我国民间借贷所存在的隐患
我国民间借贷所存在的各种问题如果不能及时得到解决，那么这些问题将逐步扩大，其潜在的隐患将给我国的发展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带来极大的影响。这些隐患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2.1 影响正常的金融体制
中国金融体制下，正规借贷的门槛较高，且手续十分复杂。很多企业即使达到了正规借贷的标准也宁愿选择手续相对简单的民间借贷。这种想法的驱使往往会促成民间借贷利率的攀升，从而对国家利率政策产生不利的影响，扰乱正规金融秩序。
2.2.2 影响社会的稳定
民间借贷的高利率加强了民间借贷市场的投机性。在利益的驱动下，许多人心存侥幸心理，为追逐高利率，非法吸收存款、发放高利。为了确保放出的资金回笼，保证地下信用体系的正常运转，一些地下金融组织往往依靠暴力手段去保障其金融交易的顺利进行，从而形成了具有黑社会性质的经济组织。
2.2.3 影响部分产业发展
民间借贷多数为中小企业为其自身发展进行融资所进行的信贷活动，而这种高利率、高风险的信贷方式从某种程度上帮助了企业发展，但是也给企业带来了较大的资金周转压力。同时大量资金在金融体制外的周转，会造成局部地区经济过热，给国家宏观调控带来难度。
3 民间借贷监管制度的国际比较
今天的世界是个开放的世界，信息的融通为我们了解世界各国的民间借贷监管制度提供了保证，我们完全可以通过与国外民间借贷发展状况的对比，融合我国民间借贷的独特之处，构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民间借贷发展之路。
3.1 美国：立法规范监管制度
在美国，正规金融与民间融资相互补充，为美国经济的繁荣发挥巨大作用。由于正规金融机构对借贷人在信用、还款能力等方面有着严格的考量，与中国相似，美国也存在中小企业或个人贷款难的困境。美国主要通过立法和设置银行业专门监管部门来规范民间借贷，并鼓励在合法合规的基础上，建立民间金融机构。
在美国，几乎所有的州都设置专门的机构或部门负责监管民间金融机构的放贷活动；同时，美国在鼓励发展民间借贷扩充民间融资渠道的同时，严格进行借贷利率的控制与监管，极力反对高利贷，实施高利贷限制监管，在大多数的州有州立法对民间借贷的利率作出限制性规定，即称为 “法定利率”，没有法律规定高利贷限制的一些州，放贷利率受联邦政府法律的限制。
3.2 日本：Mujin金融法案
日本政府主要依据是《Mujin金融法》对民间金融机构Mujin实施监管。该法包括44条，其对Mujin的准入原则、经营范围、资本额，主管机关的监督检查权等作了系统的规定，此法律也同时反映出日本对民间金融具有完善的监管制度并给予民间金融足够的重视。
3.3 德国：健全、高效的监管体系
德国民间融资主要通过独特的合作金融体系来实现，其由中央到地方分为三级，它们分别是最高层次的中央合作银行、合作银行以及合作信用社。
联邦金融监督局是德国最主要的金融监管部门，由于德国民间融资的渠道建设级别划分清晰，体系完整，因此在对民间金融进行控制监管时，联邦金融监督局主要采取与中央银行紧密配合、分工协作来完成监管的方式。其协作组织中央银行主要负责审核各种金融机构呈递的日常业务信息报表，并对资产风险和流动性的抵御能力进行监管。
由此，德国的监管模式是政府监管模式和自律性监管模式的统一，这种监管模式更适合复杂多变的市场需要。
4 建立双线多元的民间借贷监管模式
目前我国对于民间借贷的法律规范处于空白状态，伴随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及金融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民间借贷的需求空间越来越大，其在市场经济中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不容忽视，民间借贷合法化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民间借贷规范化是大势所趋。如何采取法律手段有效规范民间借贷，加强民间借贷的监管，更好地引导民间借贷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添砖加瓦，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4.1 民间借贷制度建立的思路
地域性差异是我国民间借贷的一个显著特征。在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和广大农村地区，民间借贷主要起互助合作的作用；而在经济发达地区，民间借贷主要用于商业性质的金融交易。结合我国金融市场结构的二元性和民间融资发展的现实状况，从我国政治制度与金融制度双方面考虑，来建立合适的民间借贷机制，从而监管民间借贷活动来保证我国经济的健康成长势在必行。
4.2 双线多元制度的建立
纵观世界，美国的民间借贷监管政策为州政府与联邦政府的双线监管制度，我国也可以借鉴美国的方法来对民间借贷进行监管。由于国家性质、社会发展程度、政治基础和金融制度的不同，我国可以将双线监管建设为金融管理部门与政府间的双线配合监管。从专业领域和政治领域两方面配合，以不同的角度对我国的民间借贷活动加以制度化的约束来创造一个优良的信贷环境，保证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
同时，建立多层次、多元化的民间借贷监管体系是双线监管下的一个必要条件。具体建议如下：
4.2.1 明确监管的双线主体
建立以金融监管机构和政府为民间借贷监管体系的监管主体。以专业领域和政治领域的协调为主导，明确双线机构的职权和程序，合理落实监管力度与范围。充分发挥民间金融行业协会的自律功能，建立风险监管与合规监管相结合的模式。
4.2.2 完善民间借贷的准入制度
市场准入机制制定应体现审慎监管原则，法律规范应力求全面而具体，把好入口关，以减少行政监管的随意性，降低经营中风险；同时，应坚持公平、公证，为民间借贷机构提供一个公平的竞争平台。具体可借鉴《公司法》、《破产法》中股份制企业的市场退出机制。
4.2.3 强化风险管理
民间借贷的监管当局应当对民间金融机构的信贷发放、管理运作和资金回收做出系统性的规定。如包括各个类别贷款的限额、信贷的整体限额等方面都应该有明确的规定。整体贷款限额可以通过规定贷款与资产比率、资产负债率等指标加以控制。构建民间借贷机构风险预警机制，按等级划分风险程度，对不良贷款随时进行甄别并发出预警等级，确保借贷双方利益。同时建立民间借贷组织的自律机构，加强自律管理降低借贷风险。
5 结束语
以正确的眼光对待民间借贷，发挥其对我国金融市场的积极作用，通过完善的监管体系来消除部分民间借贷活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和隐患。合理的民间借贷活动将不断促进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发展。增进国际间的信息交流，借鉴国外的先进方法结合中国国情，突出中国有特色的管理体制来趋利避害，发挥民间借贷的能量来使中国的经济实力与综合国力得到提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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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借贷的法律特征范文3
关键词：民间借贷；民间金融；金融监管；法律规制
文章编号：1003-4625（2014）09-0075-06 中图分类号：F832.38 文献标志码：A
前不久施行的《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在第三章从民间借贷合同登记报备、公证等角度用了7个条文对“民间借贷”进行规范。然而，7个条文未能也无法对民间借贷主体部分之一“民间借贷”进行重点规范。针对民间借贷活动，我国法律层面的规范仍为空白。民间借贷是专业形态的民间金融中最具社会影响力和亟待法律规制的一类，下文对民间信贷规制的重点、难点和法律路径予以论述。
一、民间借贷规制的重点和难点
民间借贷从法律效力上可区分为合法借贷与非法借贷，民间合法借贷中，主要根据放贷人主体是否以营利为目的采取经营的方式从事放贷业务为标准，可将其区分为民间民事借贷和民间商事借贷。在民间合法借贷的两大组成部分中，民间商事信贷对民间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影响较大，因而当然地成为民间信贷规范的重点。同时，法律认可的民间商事借贷是商事经营性质的民间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表现为机构形态的民间金融，而我国社会中还存在大量隐性的地下经营性借贷活动，其性质是非法的专业形态的民间金融，主要是尚未阳光化、合法化和规范化的地下经营性借贷活动和经营性高利贷，成为我国民间借贷规制的难点。我国地下经营性借贷和高利贷规模膨胀速度惊人，2007年其规模介于7405亿-8164亿元之间，而根据央行数据，截至2013年4月底，其规模高达2万亿至4万亿元，占全国总贷款额的7%。实践中，地下经营性借贷活动行为人往往采取各种手段掩盖其非法经营性借贷和非法经营性高利贷的本质，例如以不同的公民个人名义订立自然人借贷合同（包括欠条等），将其放贷行为“简化”为最简单的民事借贷，一是得以逃避经营成本、工商管理和金融监管，二是得以蒙蔽公安机关和司法机关而逃避法律责任。下文对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和民间商事借贷的法律规制予以重点论述。
在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活动出现的早期，自然放贷人以其个人名义从事经营性放贷活动，通常构成非法经营性高利贷活动，经过几年的放贷活动在同一法院累积了多起案件，行为人所在地区的受案法院统计后发现，以该放贷自然人为原告的借贷纠纷案件多达十几起，甚至几十起，与该放贷自然人相关的刑事案件也有多起，通常是人身伤害案件。主审法官根据多起案件案情的高相似度、案件证据的高相似度、案件之间的相互印证和关联关系等，可以推断此人是以经营放贷为业的职业放贷自然人，其行为可能涉嫌高利贷，并且债务人在抗辩理由中也提出放贷人（通常为原告）行为系高利贷，但债务人无法提供证明材料，放贷人追讨本利时容易与债务人发生纠纷和冲突，因而与不同债务人发生了多起借贷纠纷和人身伤害案件。非法经营性借贷活动经过一段时期发展后，“业务”老练的放贷人懂得如何从行为外观和证据上将非法经营性借贷（高利贷）行为伪装成合法的民事借贷。据笔者调研得知，在法院已经审理的多起非法经营性借贷（高利贷）案件中，放贷人提供的自然人借贷合同等证据材料从形式外观上完全合法，反映的借贷事实清楚，约定的利率也不超过商业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从法院审判的角度，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对原告（放贷人）要求被告（债务人）支付本金和利息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有的放贷人还在借贷合同上约定了违约金，审判机关早期的态度是：只要约定利息加上违约金的总额不超过商业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利息数额的均予以支持；如果超过商业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的，只是对超出的部分不予支持。例如，2009年《江苏高院审理非金融机构借贷合同案件意见》第6条规定：借贷合同当事人既约定借款利息又约定违约金的，人民法院根据《合同法》第114条的规定进行调整后的违约金与利息之和不得超过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四倍计算的利息。经法院调查后的真实案情是：被告（债务人）在向原告（放贷人）借款时，从原告那里仅拿到少于自然人借贷合同上的借款金额的现金，少拿的部分作为事先支付的利息（俗称“双头息”），然后还应在债务到期日归还本金和不超过四倍的利息，逾期不还的还应支付较高的违约金（俗称“砍三刀”）。从事实上说，这种情况显然构成了高利借贷，但是被告无法举证，有口难辩，法院也无可奈何，只得依法办案，支持原告的要求被告支付利息甚至部分违约金的诉求。
近年来，实践中还存在“旧据换新据”的案例，即放贷人在实施了上述“双头息”“砍三刀”高利借贷行为之后，在债务到期日向借款人追讨本利，若借款人暂时无力清偿债务，请求宽限期的，放贷人便让借款人重新出具一份新的更高欠款额的自然人借贷合同以换回先前旧的借贷合同，约定新的还款日期，给出一定的还款宽限期。事实上，放贷人没有提供新的借款给借款人，而是在原先的本利上来了个“利滚利”。“旧据换新据”也是一种新的高利贷形式。1991年最高院《审理借贷案件的意见》第7条明确规定：出借人不得将利息计人本金谋取高利。审理中发现债权人将利息计入本金计算复利的，其利率超出第6条规定的限度时，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但是在法院审查时，根本无法看出其非法性，借款人若不能提供相反证据，只能判定借款人偿还本金，并支付利息和违约金。调研中还发现，有的地区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中采取了更加灵活的处理方法，有时也是出于无奈，因为被告（债务人）及其家人在案件开庭审理后，强调对方行为系高利贷，不肯支付高利息和违约金，通过采取在政府门前静坐、到法院闹事、绝食等各种手段要求法院对高利息和违约金不予支持。主审法官出于判决的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统一考虑，又基于公平角度考虑，若能确定该案确系多起以同一人作为原告提起的借贷纠纷诉讼案件之一，且能推断原告为职业放贷人或涉嫌高利贷行为，而原告又无法举证证明因被告的违约行为致使其利益实际受损的，则认定：“双方额外约定的违约金属于变相提高利率的行为，违反了国家有关限制借贷利率的规定，该约定显失公平，对原告的违约金请求不予支持，对双方约定的利率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的部分也不予支持。”
如今，非法经营性借贷活动行为人更加有经验：为了规避法院推断出其行为的非法经营性和高利贷特征，不再以同一公民身份对外订立自然人借贷合同，而使用不同自然人的身份作为出借人，形成非法经营性借贷和高利贷活动组织，并通过注明不同的合同签订地、异地放贷、约定异地法院有管辖权等手段达到异地管辖的目的，从而使得在同一法院以同一自然人为原告（放贷人）的借贷纠纷案件大为减少；订立“阴阳合同”，例如在其订立的自然人借贷合同之外，另行达成口头协议，对实际执行的利率重新约定，通常该利率高于国家关于借贷利率的限制，放贷人预先从交付的本金中扣除该利率计算得出的高利息，使纸面利率沦为掩饰其高利贷性质和蒙蔽法院的形式；在订立的自然人借贷合同上花心思、大做文章，例如放贷人要求借款人提供保证人，并在借贷合同上作为借款人签字；在订立自然人借贷合同上写明“乙方（借款人）承诺以自己所有的某处房产作为抵押，甲乙双方签字后生效”，虽根据《物权法》第187条尚未取得房屋抵押权，但通常可以震慑并不精通法律的借款人；订立两份自然人借贷合同，一份是借款人出具的借条，写明借款人从放贷人处借到多少金额的现金，从而有利于放贷人作为诉讼请求的证据提供，而借款人因此根本无法提供反证，但实际上到手金额少于借条金额，一份是双方订立的借贷合同，是用来约定形式上借款人应支付的利息和违约金的，变相提高借贷利率，从而有利于放贷人作为请求支付利息和违约金的证据；为了避免借款人提出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而放贷人又无法提供证据证明自己因借款人违约到底遭受了多大的实际经济损失的情况，提前在借款协议上写明“乙方（借款人）确认约定的违约金低于甲方（放贷人）的损失”，以有利于原告（放贷人）在诉讼中要求被告（债务人）支付违约金，并且被告无法向法院申请降低违约金等。这些情况给法院审判带来很大的难度，通常难以识别简单民事借贷下掩盖着的非法借贷和高利贷，即使可以察觉，也由于证据原因而在对借款人利益的保护上显得无能为力，只能叹息被告（债务人）实在不懂得保护自身的利益，然后基本支持原告（放贷人）的诉讼请求。我国现有相关法律规范存在缺陷，无法规制和避免上述实践中发生的问题，只能要求借款人在订立借贷合同时学会自我利益保护，不去借高利贷，而这只是一种消极的期待，在借款人有急迫的资金需求而又无法从正规金融或其他更好的渠道获得融资时，不得不求助于非法借贷和高利贷，放贷人往往就是利用借款人急需资金而乘人之危、趁火打劫，根本无法遏制非法借贷和高利贷，也无法有效地保护借款人的合法利益。据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法官透露，近年来该法院在审判活动中遇到大量借贷纠纷相关案件，约占全部民事案件的1/8。根据法院受理的借贷纠纷案件情况来看，社会中的非法借贷和高利贷活动越来越猖獗。
二、民间信贷规制的法律路径
（一）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的法律规制
1.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的识别和认定
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活动十分活跃，主要表现为未经许可和登记，以营利为目的长期从事经营性的借贷活动，行为主体主要包括：（1）个体形态的职业放贷自然人、个体工商户；（2）组织形态的放贷合伙、合会等；（3）机构形态的非法经营借贷业务的企业法人等。由于我国对设立金融机构实施审批制，对从事金融业务实施特许制，未经相关金融监管部门审批和颁发金融业务许可证，不得擅自设立相关金融机构或从事相关金融业务，否则根据《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和非法金融机构取缔办法》对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予以取缔。然而，实践中少见采取毫无遮掩的方式开展非法金融活动的案例，大多是在地下从事着变相的、隐性存在着的非法金融活动，以降低成本、逃避金融监管和法律制裁？因此，实际上对非法金融活动的认定和识别成为金融监管部门和司法部门打击和惩治非法金融活动的前提，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使得金融监管部门和司法部门有法可依也十分必要。对于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的法律规制而言，确立法律上的认定标准和识别方法是金融监管部门和司法部门打击和惩治非法信贷和高利贷的基础。
关于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的主要特征，实践中，民间隐性借贷以非法行为居多，包括非法经营性借贷、高利贷、非法集资类借贷，否则行为人无须通过各种手段和方式来掩盖其行为性质，更无须通过隐蔽的方式在地下开展借贷活动，并且民间隐性借贷与非法集资类犯罪行为联系紧密，是一种长期的以营利为目的的非法金融活动，故其实际上为民间隐性的非法借贷活动。通过调研和案例总结可以得出结论：隐性、以营利为目的、经营性、违法性是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的主要特征。
关于如何识别和认定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与民间合法商事借贷的区别在于其违法性和隐性，行为人通常采取各种手段和方式掩盖其行为性质上的违法性，变相地、隐性地于地下开展活动，使其行为在形式上似乎具有合法的外观或不易被发现。理论上，就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的违法性识别问题而言，不管其表现为个体形态、组织形态还是机构形态，其必然在某些方面不符合法律的规定，譬如未经登记注册擅自经营借贷业务、未获得金融业务经营许可证而无借贷业务经营资格、违反国家关于借贷利率的限制性规定、资金来源和用途不合法以及违反国家金融监管规定的其他情形，只要能够证明其行为具有上述任一情形，即可认定其非法性。然而根据笔者调研获知，司法实践中识别和认定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困难重重，主要是由于此类非法信贷是“隐性的”开展，司法认定上往往遇到证据不足和法律依据不足的问题。如上文所述，一方面，只有在少数情况下发生在某个人名下的同一类借贷纠纷案件过多，才能推断出该人是从事隐性的经营性借贷活动，并结合借款人的口供和放贷人变相提高借贷利息的具体情况，才能识别出该人从事的是高利贷活动，这确实是司法实践总结得出的一种识别方法，但不是所有法院都有足够的勇气根据该方法裁判相关案件，因为我国尚无具体认定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的法律规定或司法解释，法院在法律适用和司法裁判上显得保守。另一方面，从事经营性借贷和高利贷活动的行为人在掩盖其行为非法性方面的“反侦察能力”不断提高，司法机关受理的案件通常在表面上看起来仅是简单的民事借贷纠纷或者债权债务纠纷，从证据角度往往难以认定其行为具有非法经营性或高利贷特征。
从事经营性借贷和高利贷的放贷人之所以能够掩盖其行为的非法性，重要原因之一是借款人明知而没有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从事实上放弃了诉诸法律保护的可能。放贷人往往利用借款人急需用钱的经济紧急状况乘人之危，提出苛刻的借款条件，双方真正执行的是放贷人提出的口头“霸王借贷合同”，变相提高利率的手法包括预先扣息、“换据”“利滚利”“双头息”“砍三刀”、借款反存、设立各种手续费等，为了蒙蔽司法机关和逃避法律责任，多以公民个人名义另立一个利率合法的民事借贷合同作为“外衣”，借款人因急需用钱却融资无道，被迫接受苛刻条件，所以借款人是明知利益受损却难以做到自我保护。纠纷发生后，由于整个借贷关系中非法的部分都以口头方式进行，因而借款人在诉讼中难以提供证据证明对方行为的非法性，又由于双方当事人均以公民身份确立借贷关系，借贷合同内容简单、模糊，从外观上看仅是简单的民事借贷关系，法院也难以认定放贷人行为具有非法经营性，故法院不得不支持放贷人的诉讼请求，而真正作为受害人的借款人的利益却得不到也无法得到保护。分析至此可以得出，实践中由于受多种条件的限制，难以找到理想的识别和认定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的方法，这也是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猖獗和打击不尽的主要原因之一。要想有效地遏制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规范和促进合法的民间借贷发展，一是要提高公民的自我法律保护意识，不与非法借贷活动发生交易往来，在投融资活动中注意留存相关证据材料；二是国家提供更多的投融资渠道，让资金需求者能够从合法的途径更容易地获得融资，为民间游资创造更多、有吸引力的投资渠道；三是在对商事信贷设定最高贷款年利率的前提下，推进有利率最高限制的利率市场化进程，让资金借贷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从而降低借贷的利润空间和回报，使得资金借贷本身不再是有吸引力的投资方式；四是为民间资本进入融资业提供通道，鼓励民间资本开展合法的经营性借贷业务，打击非法的借贷活动，明确非法借贷活动的法律责任，并应将其纳入常规的金融监管视野，我国《刑法》规定的非法经营罪可以适用于非法经营性借贷，未经登记许可从事经营性放贷业务的，应予取缔并给予相应的法律制裁。
2.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的阳光化、合法化和规范化改造
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活跃了市场经济，缓解了市场对投融资的需求，为中小企业经济和部分人的生活改善提供了资金支持，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这种不受监管和无序的金融活动更多的是带来了各方面的消极作用：一是其破坏了正常的金融秩序和民间信用，可能引发“民间金融危机”，不利于金融系统稳定和金融安全，从温州蔓延开来的民间借贷危机即是典型的一例；二是其往往导致金融违法犯罪和其他刑事犯罪，容易引发非法集资、高利贷、绑架、非法拘禁、故意伤害等犯罪，威胁着社会的稳定和人民人身、财产安全；三是整个债权债务关系从缔结到消灭都潜伏着各种风险，不利于债务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引发诸多法律纠纷，破坏了社会和谐，提高了司法成本和难度；四是作为借款人的中小企业和自然人若不能及时偿债，便面临着高息压力和人身威胁，往往导致中小企业破产和债务人自杀或逃亡的情况，反而破坏了中小企业经济的发展，增加了企业和个人的负担等。综上，我们应辩证地看待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对其法律规制也应采取辩证的手段，即以打击取缔非法借贷和高利贷、促进民间合法商事信贷发展为出发点，坚持“引导改造为主，打击取缔为辅”的原则，对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实施阳光化、合法化和规范化改造，改造能够和愿意被改造的部分，打击取缔不能或不愿被改造的部分。
（1）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的阳光化和合法化。
我国仅在相关法律法规中许可了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村镇银行、城市信用合作社、农村信用合作社等银行业金融机构以及小额贷款公司、贷款公司等非银行金融企业的信贷业务资格，自然人和其他组织一律不得经营信贷业务，只能从事非经营性质的民间民事借贷活动，未取得信贷业务资格的企业法人也不得经营信贷业务。实践中，囿于法律规定和资金条件等方面限制，社会闲散资金持有者为了赚取高额利息回报，或出于降低成本、逃避监管和法律责任等目的或因不符合信贷业务准入标准而无法通过设立信贷机构开展信贷业务，采取各种掩盖手段通过个体、组织、机构等形式隐性地开展信贷业务活动，根据1998年《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4条，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从事发放贷款业务的为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因此，实践中未经批准从事的隐性信贷业务活动均为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包括职业放贷自然人、经营借贷业务活动的组织、变相从事借贷业务活动的企业法人等从事的隐性信贷业务活动。我国关于民间借贷包括民间借贷的法律规范少、漏洞多，认识上有偏差，没有正确处理好金融监管、法律规制与市场投融资需求、信贷业发展之间的关系。我国要想正确处理好这种关系，必须对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实施阳光化、合法化和规范化改造，首先是要实现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的合法化和阳光化改造，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人手：
第一，扩大商事信贷经营主体范围，放宽信贷业务准入门槛。我国应扩大民间商事借贷经营主体范围以增强民间金融的主体力量，通过立法和修法许可个人（自然人、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合伙企业、其他组织等成为民间借贷经营主体，建立多形式、多层次的民间借贷经营主体结构，形成商法人、商合伙、商个人三类借贷业务经营主体并存、互相竞争又互为补充的发展局面，并针对不同类型放贷主体设定不同的准入门槛，在现有准入标准上适当宽松，使更多的隐性商事信贷得以合法化并开展阳光化运作，活跃资金供求市场。
第二，确立民间商事信贷的正当、合法地位，将商事借贷与非法借贷区别开来加以保护和促进。鼓励民间资金进入融资市场，保护由商事借贷行为形成的法律关系，对因商事借贷而取得的债权、担保物权、股权等予以保护，通过出台政策引导和促进商事信贷的发展，而对非法借贷关系不予保护，否定非法借贷行为确立的所谓权利义务关系，主要通过不当得利制度保障资金融出主体融出的资金得以返还。
第三，扩大民间融资渠道，为市场资金需求主体提供更多、更便利、更经济的融资方式，从而活跃民间金融市场，使得有偿还能力的资金需求主体无须求助于非法借贷即可快速地筹集低息贷款。非法借贷的贷款利率往往高于同类银行贷款利率以及民间商事信贷利率，非法经营者通过各种手段掩盖非法性质，通常采取预先扣息和订立“阴阳合同”等手段使得借款人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障，而且其收债方式不规范，往往掺和着暴力和威胁。扩大民间融资渠道能够使得非法借贷显得毫无竞争优势和生存空间，逐渐自生自灭或转化为合法借贷。
（2）民间借贷发展的规范化。
要实现民间借贷的规范化发展，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人手：
第一，建立商事借贷业务登记制度。对职业放贷自然人、组织和法人实施登记管理，对商事借贷经营主体的格式借贷合同实行审查和备案登记制，确立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为登记机关。
第二，建立风险备付金制度，将放贷人经营借贷业务的风险控制在可控范围内。风险备付金与放贷人的经营业务范围和经营规模成比例，并不得抽回或挪用，随着放贷人经营业务范围和经营规模的扩大，梯度提高风险备付金率或额度。有必要对职业放贷自然人、个人合伙、个体工商户、合伙企业和其他组织的风险备付金率或额度提出更高的要求，对他（它）们的经营范围和经营规模也应作出相应的限制。
第三，建立商事借贷市场资信系统，建立诚信管理档案。由金融监管机构对商事借贷经营主体的资信状况、偿付能力、经营风险、风险备付金情况进行实时监控和披露，对商事经营主体和借款人的在借贷活动中的诚信情况作出记录并建立诚信档案。
第四，建立商事借贷主体的退市制度，妥善处理各种债权债务关系，最大程度上维护债务人和债权人利益的平衡，维护信贷市场的信用和秩序，维护社会和谐和金融系统稳定。在个人破产制度尚未建立的情况下，对于职业放贷自然人、个人合伙、个体工商户等经营主体的市场退出制度应作出特别规定。
第五，将阳光化、合法化和规范化改造涉及的各项举措成文化、制度化。出台“放贷人条例”或“非银行信贷法”并修订《贷款通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制定相应的信贷机构设立或职业放贷个人登记、变更和市场退出规则，确立信贷业务经营规范、信贷利率限制、风险备付金制度、放贷人资信评价制度、放贷人和借款人诚信档案制度、监管机构及其职责、法律责任与罚则等。
（二）建构民间商事借贷监管机制
我国民间借贷已经初具资金规模，不可小觑而放任不管。截至2013年7月，根据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的《银行与家庭金融行为》调查结果显示，我国民间借贷参与率高，有33.5%的家庭参与了民间借贷活动，借贷总额达8.6万亿元。问题是，占8.6万亿元大部分的是隐性开展的未与民间民事借贷区别规制的民间商事借贷，而如此之大的民间商事借贷金融规模却未纳入常规的金融监管范围，民间金融风险容易失控，不利于防控借贷危机和金融危机。鉴于此，一方面，我国应将民间民事借贷与民间商事借贷区别规制，并确立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的识别和认定规则及其法律责任，为司法裁判提供依据；另一方面，建议我国完善相关法律规定，将民间商事借贷纳入常规的金融监管视野，建构我国商事信贷监管机制。建构我国商事信贷监管机制具体应做到以下几点：其一，制定“放贷人条例”或“非银行信贷法”并修订《贷款通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确立商事借贷的认定和监管规则，加强对变相、隐性的商事信贷监管，打击、取缔未能阳光化、合法化和规范化改造的非法借贷活动，确立银行业监管机构为商事信贷监管机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金融行政部门（金融办）一起协助商事信贷监管机构及其派出机构开展监管活动；其二，在法律中明确规定监管机构的权责，由监管机构对放贷人的资信、偿付能力及其存入托管机构的风险备付金实施实时监控，对其经营行为实施适当监管，在其风险发生后及时介入并采取接管、托管、重整、并购、清算、司法破产等监管措施；其三，在商事借贷经营主体市场退出方面，商事借贷监管机构应在放贷人发生严重信贷经营风险、尚未支付不能之前介入并对其采取市场退出监管措施，保障债权人利益和金融安全与秩序；其四，在常规的监管措施上，商事信贷监管机构应对发生经营风险、风险备付金不足、不诚信记录等问题的商事经营主体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直至停业整顿、吊销其业务经营许可证、责令关闭等，对借款人的不诚信行为进行记录并通告各信贷经营主体，建议借贷经营主体对于发生二次不诚信记录的借款人不再发放贷款等，涉嫌刑事犯罪的还应追究其刑事法律责任。只有建构我国商事借贷监管机制，才能更好地规范和促进民间借贷的发展，更好地发挥商事信贷对中小企业经济发展和个人生活改善的作用，最大程度上减少非法借贷活动，形成良好的民间金融秩序，防范民间金融危机。
（三）发挥政策在商事借贷发展中的引导作用
民间借贷的法律特征范文4
关键词：中国民间借贷 规范化发展 法律问题
民间借贷是指双方当事人根据真实情况达成的借款协议的行为，其中双方当事人包括法人与自然人、自然人与自然人和自然人与其他组织。民间借贷作为一种重要的民间金融形势可以作为直接投资的渠道。同时，在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大背景下迅速发展的民间借贷，在金融资源方面为农村经济和民营经济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但是由于我国金融业受到国家的严格管理，导致民间借贷在发展过程中难以得到相应法律和政策的足够支持，使民间借贷在实际运作的过程中出现利率过高的问题，极易引发刑事犯罪和破坏国家的金融秩序，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阻碍了民间借贷的健康发展，还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健康平衡发展。因此，对民间借贷存在的法律问题进行研究，促进其向规范化的方向进行发展是不可或缺的。另外，由于民间借贷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加之国家为了维护金融业的安全和秩序，制定了许多否定民间借贷发展的规定，导致民众将民间借贷认为是一种高利贷、非法集资和非法吸收公众的存款的行为，不利于民间借贷的发展。
一、 对民间借贷的认识
（一）民间借贷不等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民间借贷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其一，二者在目的上存在明显的差异。民间借贷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筹集足够的资金帮助筹集者解决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困境，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一种类似于民间借贷形式的犯罪行为，其主要目的是通过非法的手段进行牟利，并最终对获得的利益进行非法占有；其二，二者针对的对象存在差异。民间借贷的对象一般不会超出当地的范围，主要是借贷者的亲戚朋友、熟人和生意上的伙伴，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对针对的对象十分广泛，不仅包括本地范围还会涉及多个行政区；其三，二者的资金来源方向存在差异。民间借贷作为一种合法行为所使用的资金主要是放贷人的自有资金，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资金来源主要包括国外热钱和通过非法手段吸收和筹集的公众存款；其四，二者在受保护上存在差异。当发生纠纷时，只要民间借贷的贷款利率没有超过同期银行利率的四倍就会受到相应法律法规的保护，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旦被发现就会被彻底取缔，并且损失由参与者自己承担。
（二）民间借贷不等同于集资诈骗
民间借贷与集资诈骗之间的区别主要集中在“骗”字上，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其一，二者在归还问题上存在区别。民间借贷是要按照规定的日期归还给放贷者，而集资诈骗的主要目的是对筹集的资金进行非法占有，没有归还的打算；其二，在投资经营上存在区别。民间借贷的出发点是为了进行投资经营，实现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并且当使用民间借贷筹集的资金经营发生亏损时不会被定义为集资诈骗，而集资诈骗的根本目的是非法占有和不归还，并未用筹集的资金进行经营和投资，只是利用筹资的钱进行享受和挥霍，利用虚假经营的模式骗取投资者的金钱。
二、 中国民间借贷存在的问题
（一）相关的立法不够完善
目前我国在民间借贷方面存在的立法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其一，相关法律法规之间存在矛盾。当前与民间借贷有关的法律和法规的规定表现的十分宽泛和分散，加之立法技术的缺失和“政出多门”的不利影响，导致许多法律法规内容之间产生了冲突；其二，专门法律制度的不足。主要是金融市场退出机制的不完善、个人破产法律制度的缺失和征信法律体系的不健全，导致难以对民间借贷活动进行正确的引导和规范，无法实现民间借贷的运作和管理的规范化；其三，缺乏统一的标准。由于受到民间借贷立法不健全的影响，致使民间借贷过程出现判断标准模糊不清、操作性不强和司法机关手握自由裁量权过大的问题，使民间借贷主体的利益难以得到保障。
（二）不规范民间借贷的出现
民间借贷作为一种自发的信用活动，会出现民间借贷主体为了实现利益的最大化而采取投机行为，进而引发一系列的违法行为和债务纠纷。如果不对民间借贷进行有效的法律约束，建立完善的监管和跟踪机制，则会导致民间借贷出现严重的信用危机，一旦借贷方出现信用缺失的问题，就会对放贷者的资金造成极大的安全危害。
（三）可能出现民间借贷利率高的问题
在我国的法律法规中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高于当期的银行利率，但是不能超过银行同类贷款的4倍利率，超过同类银行贷款利率4倍而产生的利息将不会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通过调查发现当前的许多民间借贷利率都超过了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4倍，一旦出现纠纷放贷者的利益将受到损害。目前我国主要用是否高于银行贷款利率4倍的标准来衡量民间借贷活动是否合法，但是在民间借贷的实际操作中相关法律法规并未起到良好的约束作用，导致具有高利贷特征的民间借贷现象层出不穷，并且在民间借贷中形成了潜在的“行规”，即在借款时就已经将高额的利息反映到借款本金中，难以让执法者发现其中的问题。
（四）存在大量的非法放债转贷现象
由于在民间借贷的过程中可以赚取丰厚的利益，致使一些不法分子采用虚假的贷款条件和贷款理由进行贷款，进而将贷款取得的资金通过民间借贷的方式借贷给他人，从中赚取高额的贷款利益。这种非法的放债转贷现象对我国的金融秩序产生了不利影响，损害了金融机构的利益。
（五）民间借贷存在着较高的风险
由于民间借贷的利率明显高于银行的贷款利率，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企业的负担，容易使企业出现恶性循环使用高成本资金的现象。虽然企业通过付出高额利息筹集到资金解决了企业的困境，但是这只会进一步降低企业的效益，使企业难以按照日期归还债务，对企业的健康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同时又为高利贷提供生存的空间，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
三、 如何从法律角度促进中国民间借贷的规范化发展
（一）对现行法律法规的完善和监管力度的加强
其一，对民间借贷法律法规的完善。首先要对民间借贷的身份进行确认，弥补民间借贷的不足，主要包括完善业务范围、资金来源、法律责任、放贷人主体资格和放贷利率上限，其次从法律角度实现民间借贷的规范化，提高借贷双方正确认识民间借贷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为民间借贷创设良好的环境，实现在法律技术层面下的稳定发展；其二，加强法律监管的力度。在目前飞速发展的经济下，当民间借贷有关的法律法规得到完善之后，定将促进民间借贷的迅猛发展。为此，必须让各监管部门认识到自己责任，加强各部门间的协调合作。另外，随着民间借贷出现多元化发展的趋势，可能涉及保险、担保和证券等领域，故加强对民间借贷的监管是时展的需要；其三，严惩违法犯罪行为。随着民间借贷向合法化方向发展，会导致违法犯罪行为的产生，比如洗钱和非法集资等行为的出现。为此，在进行监管时要去除这些犯罪行为的合法外衣，对其实施严厉的打击，保障民间借贷的健康发展。
（二）对民间借贷进行正确的引导
在促进民间借贷的规范化发展时，要根据民间借贷的特点，进行正确的引导和规范。其一，加强宣传教育。通过对民间借贷的相关法规大力推广和宣传，让广大群众对民间借贷的政策和法律进行充分的认识，让群众严格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对自身的借贷行为进行规范；其二，对借贷程序进行规范。目前的民间借贷在规范化发展方面还严重不足，主要表现在没有明确规范借贷双方的义务和权利、没有具体规范凭据的内容。为此，在签订民间借贷的合同时，要对合同的相关事项进行明确和规范；其三，对民间借贷的利率和用途进行明确的规范。首先，借款人要出具借款事由说明书，对借款的用途进行细致明确的说明，防止借款人使用民间借贷筹集的资金开展非法行为；其次，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民间借贷利率的确定，避免高利贷行为的出现。
（三）对民间借贷实施严格的金融监管
为了进一步对民间借贷业务进行规范，实现民间借贷监管制度的完善。首先，可以吸取国外先进的经验，对民间借贷实施严格的金融监管，实现对投资者效益的保证，比如可以让工商管理部门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加强对民间借贷宣传广告的管理和对放贷人实施登记管理；其次，银监会要担当起监管职责，严厉打击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非法集资等违法行为，实现民间借贷的健康发展；最后，要建立完善的报警机制，实现对民间金融业的监测。比如可以对信息披露机制进行规范和建立民间借贷信息的统计机制，让借贷主体可以根据提供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借贷决策。
四、结束语
随着民间借贷在我国的快速发展，促进其规范化发展将是金融行业工作的重中之重。但是面对目前我国民间借贷存在的问题，只有在立法先行下对其进行按严格的金融监管，并对其业务的发展进行规划，才能促进民间借贷行业的健康发展，为企业经营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弥补正规金融行业发展的不足，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形式，促进我国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葛成.中国民间借贷规范化发展法律问题研究[D].湖南大学；2012-04-27
[2]王永利内蒙古农村牧区民间借贷规范化发展研究[D].内蒙古财经学院；2010-05-01
[3]闫琳.论民间借贷法律规制的完善[D].华东政法大学；2012-04-15
民间借贷的法律特征范文5
近年来，国际金融形式一直处于较为低迷的状态，我国中小企业特别是为主要依赖对外贸易为主的沿海地区的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新闻媒体也对中小企业融资状况而出现的情况进行了广泛的报道。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特别是“吴英案”死刑判决作出以来，金融界、法律界都对民间金融活动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现阶段，我国金融界和法律界虽未对民间金融的内涵达成共识，但对民间金融是“处于国家监管的正式金融体系之外的金融行为”的这一特征都是认可的。民间金融运行形式主要集中于私人借贷、私人钱庄、合会、企业连结贷款等，这些常见的运行形式也已被学界的专家学者们所认同。
在我国目前的刑法体系中，主要通过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的两个罪名进行严厉的打击，以维护银行系统对于金融行为的垄断地位以及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所以，本文主要就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对民间金融活动的入罪标准与刑事规则体系完善展开论述。
二、目前我国对民间金融活动的立法现状
（一）我国立法对民间金融活动合法地位确认的缺失
目前，我国所有从事金融业活动的经营主体或组织的设立都要经过我国金融业特许机关—央行或银监会的批准或审核。因此，除了对具有直接性私人合同关系（如个人借贷）的交易行为提出了法律上的明确合法地位之外，其他凡未经央行或银监会批准的从事和设立合会、私人钱庄、民间集资或其他形式的民间金融组织和活动均未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而且《中国人民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商业银行法》等也均不涉及民间金融相关法律地位确认内容。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导致一些合理且确有必要存在的民间金融交易形式由于法律地位确认的缺失而被认列入从事类似于非法集资、放高利贷等非法金融活动的非法金融机构之列。
（二）民事法律对民间金融活动的规定过于简单
以民间借贷为例，在民事法律中只是规定了普通的民间借贷关系，即自然人之间的借贷、自然人与法人之间的借贷、自然人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以及企业内部的集股融资进行了法律规定和确认[1]。所以，处理民间借贷纠纷时，虽然有民法通则、合同法、《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等法律法规与司法解释做依据，但是仍然缺少一部专门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法规，使得民间借贷和非法集资的边界依然模糊，判案时易引发分歧。
（三）行政法规对民间金融活动过多的否定
针对目前金融市场出现的各种民间金融组织，我国金融监管机关对其是否合法的判断依据主要是国务院制定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关于取缔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有关问题的答复》、《关于取缔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中有关问题的通知》等部门规章。其规定指出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中国人民银行依法批准，不得擅自设立金融机构或者擅自从事金融业务活动。这意味着我国的民间金融组织形式，如合会、私人钱庄等擅自向特定多数人或者不特定多数人从事或者主要从事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票据贴现等金融活动的机构都被视为非法金融活动和非法金融机构，一概不被法律所认可。[2]
三、民间金融活动入罪标准完善
（一）合理运用前置法认定民间金融活动罪与非罪界限
在实践中，长期以来一直存在“刑事问题刑法来解决，民事问题民法来解决”这样的固定思维方式，在犯罪的认定过程中，很少注意运用民法的前置分析。近年来，在刑法界引起广泛关注的“犯罪的二次性违法”理论，即主张在对不作为故意杀人、婚内、财产犯罪的认定中运用民法理论来分析刑法问题，并指出不能简单地直接从刑法中寻找依据，而是应当首先从能否构成犯罪的刑法规定赖于建立的其他前置性法律当中去寻找。笔者认为，基于刑法对民法的保障属性，在刑法与民法交错问题的处理中，要注重运用民法的前置分析。
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为例，行为人吸收公众存款用于货币、资本经营以外的正当的生产、经营活动的，是否构成犯罪？实践中存在肯定说和否定说，《非法集资解释》则采取了折中的态度：“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主要用于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能够及时清退吸收资金，可以免于刑事处罚；情节轻微的，不作为犯罪处理。”[3]对于上面所述情形运用民法前置处理是否更加妥当？答案是肯定的。对于这类情况，可以赋予被害人自行选择维权方式的权利。被害人可以选择到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来主张自己的债权，也可以让自己的“存款”继续“用于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二）常见民间金融活动入罪标准的确定
目前，我国对于非法集资行为进行认定的法律依据主要是2010年1月最高院出台的《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正如前文所述，该《解释》首次对非法集资相关行为从法律要件与实体要件两个方面进行界定，并首次提出了不以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判定行为，的确较之前的行为界定标准而言，具有较大的进步空间。然而，根据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与实践中的行为表现来看，该《解释》只是解决了部分应急性疑难问题，而且其部分规定也存在的一定的不合理之处。鉴于此，本文认为对非法集资与民间借贷的区分应从筹资本质、筹资影响、筹资基础三个部分进行界定。
在筹资本质方面认定，应把握非法集资和民间借贷行为的内在本质即行为方式和目的。既然是被视为非法从事金融业务行为，其行为运作特点和运作目的理应体现出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相同的金融特征，即吸收资金的用途是投资或转贷谋利。这在行为表述用的是“存款” 一词，而非“资金”也得以证明，“存款”在金融学中具有特定含义，是指类似于银行等金融机构对社会公众的剩余资金的一种吸收，与之相对应的是贷款。刑法第175条没有表述为非法吸收公众资金，而是表述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也是表明成立本罪要求行为人从事金融业务。如果将吸收公众存款用于货币、资本经营之外的生产、经营活动，认定本罪，实际上就意味着否定了部分民间借贷的合法性。[4]换言之，筹资人吸收资金的目的如果是用于自身生活或生产需要，则所吸收的资金不属于存款性质，应是资金或借款。但当筹资人吸收的资金是用于发放贷款谋利，则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如果不从行为运作特点和目的上严格界定去两者之间的区别，极易将民间借贷的合法筹资行为界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5]
在筹资影响方面，我国民间借贷行为范围相对比较窄，有一定的边界性，出借人一般是向亲戚、朋友等自己比较熟悉的人借款，其范围的扩展和延伸也具有相对的地域限制，而且其产生的影响相对较小。而非法集资行为多半是无范围限制和地域限制，大多数是向社会泛的采用散发小广告、发宣传单、派人劝说等非法方式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借款范围非常广泛，而且产生的影响较大。
在筹资的基础方面，民间借贷的交易双方之间是既基于金钱利益又基于人情因素，甚至有时候人情占主要原因。而非法集资的交易双方之间则纯粹是基于金钱利益为基础，投资者多半是受到非法集资一方的高利率许诺诱惑。
四、民间金融活动刑事规则体系完善
（一）制定法律确认民间借贷合法地位
现行的民间借贷存在监管缺位、法律地位不确定、风险不易监控以及容易滋生非法融资、洗钱犯罪等问题。笔者认为我国应借鉴日本和台湾做法，制定《民间借贷法》，确认民间借贷合法地位。例如，日本于1915年制定《无尽业法》，对无尽（合会）的会金总额、运转期限、成员数量都进行严格限定，从而规范了无尽的运营。根据台湾和日本的民间金融经验：对待民间金融既不能放任自流，也不能过份压制，而是在充分尊重金融市场运行规律的基础上，健全法律制度，赋予民间金融合法化地位并加强法律监管。
（二）设置前置处理程序
在实体法方面，对涉及民间借贷的罪名，可增设一个行政处理前置程序。可以参考《刑法修正案七》中对偷税罪的修改，对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等增加一个行政处理前置程序，可规定：犯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经公安机关通知，在限定期限内全额退还被害人本金及合法利息并依法缴纳罚款，受过行政处罚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相关行政处罚，可由行政法规来另行规定，比如规定：公安机关接到公众举报并查证属实后，可视情况责令嫌疑人在3至6个月内向被害人偿还本息，并要求其向金融主管部门缴纳罚款等。
注释：
①杨兴培、朱可人，《论民间融资行为的刑法应对与出入罪标准》，载《东方法学》2012年第4期。
②参见肖琼，《我国民间金融法律制度研究》，中南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5月，第62页。
③参见 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1年7月第四版，第687页。
④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1年7月第四版，第687页。
⑤参见肖琼，《我国民间金融法律制度研究》，中南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5月，第62页。
参考文献：
[1]肖琼，《我国民间金融法律制度研究》，中南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5月。
[2]腾昭君，《民间金融法律制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论文，2011年4月。
[3]胡运锋，《我国民间金融问题研究》，武汉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5月。
[4]杨兴培、刘慧伟，《论刑法介入民间金融活动的原则和界限》，载《海峡法学》，2012年9月第3期。
[5]杨兴培、朱可人，《论民间融资行为的刑法应对与出入证标准》，在《东方法学》，2012年第4期。
民间借贷的法律特征范文6
[关键词]经济自由 民间借贷 法律规制
一、经济自由视角下的民间借贷
“经济自由”这个词通常与古典自由主义（或自由市场）联系在一起，并且定义为“自由生产、贸易和消费任何商品与服务。这体现在法制、财产权和合约自由、以由外部和内部之开放性市场为特征、保护财产权利和经济干预之自由”①。“民间借贷”是目前我国存在最广泛的民间金融形式，民间借贷的利率问题应受经济自由之统摄。民间借贷主要包括公民之间的借贷、公民与法人之间、公民与非法人其它组织之间的借贷和金融企业之间的借贷。我国对对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制表现为：公民个人之间的借贷、金融企业之间的借贷是法律允许的，而法人、非法人其它组织之间的借贷基于对我国目前金融体系稳定性的考量，加之其本身存在较大的风险，因而是被法律所明文予以禁止的。
毋庸讳言，经济自由对民间借贷来说非常重要，然而正是出于经济自由的重要性之考虑，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背景下，经济自由却是难以界定的。根据经济自由主义学派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经济自由就是在经济领域中个人自由的表述。“个人自由就是认识到个人是自身利益的最好的判断者，因此可以自由行事；在这种意义上，个人自由可以指一切事情。个人自由保护权利的完整性，保护个人从一种状态进入另一种状态的能力”。②而在民间借贷领域，个人自由主要意味着个人可以与任何愿意与之签订借款意向的个人或组织缔结借款合同，且合同的履行不受外界干预，或者说意味着经济主体有权自主决定如何利用资源，这些资源包括各种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其中当然包括金融资本。
经济自由的意义取决于所涉及的经济活动的种类，具体到民间借贷的利率问题上，民间借贷的利率选择自由，即当事人双方自由选择利率的权利，这种选择应当是基于信用而产生的个人偏好的结果。经济自由实现的先决条件是契约自由，契约自由主要涉及交易伙伴与交易条件的选择，是自由地与他人谈判、缔结合同或不缔结合同的自由，这种合同的条款除非当事人相互同意以外，不受其他任何约束。由此出发，笔者认为民贷利率的上限，不限于或明示或暗示地包含于合同法等法律规定的一系列法律规定之中，而应当来源于该经济活动自身发展所需要的范围。
二、民间借贷利率问题法律规制方式的方向选择
经济自由不是绝对的，不受约束的，而是受制于法律的规制，受制于公共利益的考量。
比较而言，对经济自由的规范性干预比对其他基本权利或自由的干预更宽泛，因为，市场是通过制定规则构建起来的。在民间借贷的利率问题上，我国《合同法》第211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民间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与此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民发[1991]21号）第六条“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
干预经济自由的一般要求包括：干预具有合法性，相关公共利益的存在及证明，涉及包括尊重经济自由核心在内的公民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合理平衡等等。一方面，合法性形式上要求国家干预以颁布的可适用之法律为基础，并根据此种法律来实施。而且合法性也与法的品质相关联，要求其与法治相融合。另一方面，合法性基础的本身从来不能代替公共利益，公共利益是对法律和秩序、公共健康和道德、商品交易中的诚实信用的保护，它们引发了与市场经济相容的干预。此种公共利益非常重要，足以平衡特定情形中的私人利益。这就要求在具体的民贷个案之中，法官应当审视其利率是否“显失公平”或违反“诚信原则”、“公序良俗”，具体而言包括：借贷金额、还款时间、市场平均利率、当地的借贷环境、该笔贷款风险大小等因素。
三、结语
在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下，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离不开民间资本的活跃。这就需要，一方面对民间借贷利率管制的放开，利率上限“四倍红线”③的规定过于严苛，而应代之以不同情况区别对待的浮动上限政策；另一方面在审理个案时，应赋予法官更多自由裁量的权力。如此方能实现民间借贷的自由健康良性的发展。
注解：
① 引自维基百科。
② 【瑞士】T斯托福：《市场经济的宪法》，郑鹏程、郭兰英译，中国方正出版社2008年版，第43页。
③ 廖振中、高晋康：《我国民间借贷利率管制法治进路的检讨与选择》，《现代法学》2012年3月第二期。
参考文献：
[1][瑞士]T·斯托福.市场经济的宪法[M].郑鹏程，郭兰英译.中国方正出版社2008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