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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式范文1
在公共管理学研究的方向中，要想找出新的研究途径，就必须研究行政学的内容，公共管理的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观点，一是要作为政府的组织机构；二是要以发现具有实效性的原则和管理方法为重点；三是以执行力作为重点；四是在相关的领域要取得一定的进展。无论是从行政的角度去分析，还是从公共管理的方法去分析，都能够对传统的管理方法进行革新，能够对过时的理论做出一定的反应，20世纪60-70年代形成的理论是在行政学范式的基础上，还是传统的行政学理论，其主要的应用对象是官僚体制，是以组织为基础的，其注重机构，在公共管理的过程中过分得讲究程序和原则，片面的追求行政效率。在20世纪70-80年代，公共管理的方法得到了创新，在美国的商学院进行研究，相关的研究人员发现了多种不同的公共管理方法，一种是采用政策的方法进行管理，还有一种是采用商业的方法进行管理。但是，新的公共管理方法在实践中也发现了缺点，管理只是注重政策的制定，但是政策在执行方面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而且没有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定量的分析，也没有对重大的政策进行设计。公共管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规模，形成了新的范式。在1991年，公共管理研讨会中，将不同的公共管理方法结合起来，对最新的公共管理成果加以关注，通过对理论的分析，找出公共管理存在的局限性，并可以针对实际的工作管理，实现了公共管理政策的交流，形成了公共管理的新范式。
2.公共管理的特点
公共管理新范式兴起后就展现出了新的特点，主要在公共管理研讨会呈现出来，当时公共管理研究者们对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相关的学者认为公共管理是一门全新的学科，是一种管理的新途径，其与政策的分析还是存在不同的，而且会在实际的应用中得到经验。
2.1拒斥公共行政学和执行分析
公共管理学从刚研究出来就对公共行政学和执行方面提出了异议，是一种反传统的研究，大多数公共管理学家都不是行政学家，而且也不是研究政治的，公共管理学者是来自不同的领域，他们具有广博的知识，不仅仅局限于行政背景，他们在所学的知识的基础上，加以创新，研究出新的理论，他们刻意将公共行政学和政治学放在一边，站在其他的角度去分析公共管理，他们认为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对公共管理没有较大的指导意义，而且在传统的行政管理学中描述的内容比较晦涩难懂，而且所描述的场景比较消极，不利于人们工作。很多公共管理研究者都是经商的，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公共管理学是从商学院发展起来的。
2.2乐观规范的研究领域
公共管理学不同于其他的行政研究，而且二者的政策和目标也存在着差别，从而产生的结果也是不同的，在进行执行研究的时候，强调的是对执行力的研究，公共管理学的研究是政府绩效的关键。2.3以最高层的管理人员的决策为重点公共管理的执行单位是以最高层的管理者为重点的，是由高层管理者制定策略，但是，公共行政学却是由部门的管理者来决策的，现在对实践者起不了太大的作用，而且不能获得较好的结果。
2.4通过案例的分析来拓展领域
公共管理在研究的过程中，可以通过数学演绎的方法、情景再现的方法将一些案例摆出来，从案例中获得经验。公共管理的研究者认为，不通过案例是很难做出决策的，仅仅通过观察不能推出管理者所运用的方法。
2.5为管理研究取得与决策研究做贡献
在公共管理研究中，对政策的分析是十分重要的，这部分内容在经济学中也是核心内容，决策在任何的管理中都是重点问题，通过对成功的政策分析，在管理中要重点对决策进行分析，让单位做出正确的决策，公共管理在实施的过程中，既应该注重发展战略，又应该注重实施的过程，将焦点以外部的形式呈现，要注重管理方法，而且要注重技术分析，也要结合实际的政治环境和市场环境，而且要着重发展资深的公共管理人员，在公共管理中，应该把握好“公共”一词的定义，将非营利组织和私人企业也划分到其中，注重对理论的分析。公共管理应该根据不同的场合进行分析，对实际的应用进行概括，要提供理论和规范，要理清管理的脉络，可以采用干预的形式来指导，而且要确保有充分的执行能力。在公共管理的过程中，都可以分清事情的因果关系，然后按照流程对事件进行干预。
3.结语
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式范文2
2005年，公共管理专业成为教育部学科设置中的一级学科。在看到进步和成绩的同时，也必须看到其中的“隐忧”。首要的无疑是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状况。在这一方面，我们认为，目前存在以下值得重视的问题:
1.发展时间较短，知识积累尚嫌不足。如前所述，公共管理学科是上世纪80年代才出现的。虽然威尔逊1887年《行政之研究》一文的发表已经标志着行政学的诞生，但是由于公共管理实践的阶段性特征鲜明，以前的行政学研究范式对当前公共管理实践的指导意义有限，因此，作为适应上世纪80年代以来市场化改革潮流发展的需要而出现的公共管理学科(也可称为公共行政学研究的一种新范式)，却是最近才形成的一门“新兴学科”，难免存在知识积累不足的问题。一些研究者和学习者感到，就90年代以后国内兴起的公共管理学科而言，其包含的知识还不够丰富，重要的理论、学说较少，整个学科没有像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一级学科那样各种理论层出不穷、异彩纷呈、引人入胜的状况。在教学活动中，不同课程往往有重复的内容出现，而有些课程又内容浅显、欠缺学理性，难以引起学习者知识探究的兴趣。换言之，与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发展成熟、积累深厚的一级学科相比，公共管理学科还显得单薄，没有形成由多种理论、学说构成的丰满的知识体系，分支学科尚未孕育出来，学科的基础还不够深厚和稳固。
2.理论更新跟不上实践发展。公共管理学科自兴起以来，形成了公共产品理论、多元治理理论等新理论，对科学界定政府职能，改善政府管理绩效，发挥政府和市场、公民社会的功能，协同解决“公地悲剧”难题发挥了有益的作用。但是，经过十几年的教育和传播，这些理论已经为许多人所熟悉，一些观点、主张也已经为政府或社会所实行，公共管理学科的理论成果似乎正在失去初创时期的新鲜感，实践指导作用和思维启迪作用下降。理论要指导实践，就必须走在实践的前面，这是一般的道理，尤其对公共管理这种与实践结合紧密的学科来说更是如此。然而，与快速变化的社会现实相比，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显得滞后，对社会变化的反应迟缓，理论更新的速度慢于社会变迁的速度，不能不引起该学科专业人员的重视。
3.知识积累不足，学科独立性不强。公共管理学科是在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交叉学科，许多内容都吸收了这些学科的知识，对这些学科的依赖性较大。但是，对于一门新兴学科而言，尽管可以而且应该吸收其它学科的知识，但却必须将其作为“引玉之砖”，展开对自己学科研究对象的多角度、多方法分析，建立起自己的基础理论和知识体系，并形成自我维持、自我发展的机制，否则，学科的独立性必然受到影响。但是，国内公共管理学科目前的发展显然没有做到这一点。比如，在教学过程中，我们感到，虽然该专业的好几门课程都涉及到公共选择理论、新制度主义、交易成本等知识，但只是介绍一些最核心的观点，而如何从这些理论出发，展开对社会公共性、公共事务、公共问题治理的深度分析，建构起属于公共管理学科的基础理论和分析框架，则进展不大，迄今也没有纯粹的公共管理基础理论出现，更不用说不同理论间的争鸣了。当然，有人可能认为，公共管理学或公共行政学从科学管理主义、官僚制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中都获得了改善公共管理学科的启示，分析了这些理论对于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意义，但是，笔者这里想问的是，像政治学中的各种国家理论、民主理论和经济学中的自由竞争理论、国家干预理论那样，纯粹属于公共管理学科的基础性理论有哪些?这些基础性理论揭示了公共事务的什么特性?相互之间有没有激烈的争鸣?公共管理学科又为其它学科提供了哪些可以借用的概念和分析框架?如果不能对这些问题给予肯定的回答，就说明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还不够成熟，对整个社会科学的贡献率还有待提高。
4.理论本土化不足。在公共行政学发展的早期，人们曾经致力于发掘具有普适性的管理规则、规律和组织构造的原则与模式。到了20世纪60、70年代，人们开始对这种研究思路进行了反思。公共管理范式的兴起，本身也是对这种观点的纠偏，因为它同样坚持理性的有限性，反对一成不变的管理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讲，公共管理这门学科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必须适应本土环境，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符合其“注重管理的外部效果而不是内部构造”的自我期待。但不幸的是，目前国内公共管理学科的基本理论、观点都是直接搬用国外的成果，本土化的成分太少，与公共管理学科注重实践的属性相悖。毕竟，中国社会与西方国家有很大差异，公共管理面临的突出问题、可以依赖的资源、解决公共问题的习惯方式、文化传统和社会心理都有所不同。因此，如何建立中国本土的公共管理学科?如何使公共管理学科的普遍理论与中国社会的实际更好地结合?如何增强理论的应用性、针对性?在经过20年左右的学习和引进后，中国的公共管理研究者该思考这样问题了。以上这些问题形成的原因，既和公共管理是一门新兴学科、发展时间较短有关，又和它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交叉学科、视野相对狭窄、研究主题集中且受到时代的较大限制有关，更和国内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落后有关。可以说，主要由于“目前我国公共管理学科的教学与研究仍然比较落后”，才导致了“学科边界模糊，学科视野狭窄，基础不牢，学科知识体系单一，研究方法陈旧单一，知识创新不足，理论研究落后于实践发展，针对性、应用性不强，对国外公共管理领域的新思潮、新流派、新理论和新方法的跟踪研究还不够等方面的问题”［1］，造成了公共管理学科目前这种不能令人满意的局面。另外，指出存在的问题并不代表我们怀疑公共管理学科的价值。实际上，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公共问题越来越多，资源和制度的公共属性日益强烈，甚至以前被认为供给无限的空气、水、外太空领域，现在也有科学管理、合理分配的必要了。因此，可以说现在正是公共管理学科大显身手的时候。具体到国内，社会转型带来的复杂矛盾更对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提出了迫切的要求。从理论角度看，公与私、义与利、个人和社会、权利与权力等自古以来就是人类关注和思考的重要问题，公共管理只不过是这些话题在当代语境下的再现而已。这些问题的恒久性，也决定了研究公共管理的恒久意义。只有加快学科的发展，为社会贡献更多有创见的理论成果，才能赢得公共管理学科应有的地位。
二、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的基本要求与存在的不足
公共管理人才，即具备公共管理的先进理念和公共服务精神，掌握公共管理的知识、方法和能力，从事公共管理职业的人才。公共管理学科的价值和意义，既通过运用本学科知识、提供智力服务、促进公共管理实践表现出来，更通过培养和输送大量受过专业教育的公共管理人才，从根本上提高公共事务的管理水平表现出来。那么，公共管理人才需要具备哪些素质?在人才培养方面，目前又存在哪些问题?
(一)从事公共管理活动的专业人才应该具备的素质
1.具有公共服务的精神和品格。这里的公共服务精神和品格，不同于一般理解的公而忘私、献身集体、自我牺牲等崇高的个人品德，而是指关心公共事务、乐于服务社会、善于与人合作、具有较强参与意识和志愿精神，自主、理性、自信的“公民精神”。在公共管理学科的视野内，崇高的个人品德固然可贵，但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公共事务要真正得到良好的治理，就不能将希望寄托在良好的人性上，而必须基于复杂的人性这一现实，培养普通公民具有“恰当理解的个人主义”意识(托克维尔)。也即:认识到公共的事务、公共的利益不是与己无关的，而是自我利益的一部分。因此，关心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就是在关心自己的事务和自己的利益。具有了这种意识，才知道与他人联合的必要性，自主、理性地参与公共事务的治理，在维护自己权利的同时主动承担作为公民的责任。只有这种“公民精神”在全社会真正扎下根，公共事务的治理从根本上才是可以向往的。对于公共管理学科所培养的人才来说，经过了几年的专业教育，即作为公共事务的专业管理者要为社会服务，必须具有更多的“公民精神”。他们应该更具有服务社会、关心公益、自主自信、善于合作、尊重和勇于维护权利、自觉承担公民责任的品格。具有“让人民变得伟大，而不是只想着为人民做伟大的事情”这种适应公民社会需要的为政理念［2］，实现从传统的依靠士大夫的一己美德与个人智慧治理公共事务向现代社会依靠千百万成熟的公民自我治理公共事务的理念上的转变。
2.掌握公共管理的原则、方法和能力。公共管理与一般的管理行为在管理对象、管理目的、管理原则、管理方法、管理效果等方面都有所不同。它的管理对象具有广泛性(包括人的广泛性和事务的广泛性);管理目的具有多元性(追求公平、民主、效率等多重价值目标);管理原则包括必须服从公共意志、必须依法管理、具有严格的程序、必须接受监督、保障公民的权利等;管理方法包括要发挥政府、非营利组织、企业、社区、公民的作用实行多元治理，引进市场机制实现多种方式供给公共产品，以及管理理论中所讲的其它具体方法;管理效果具有影响的广泛性、效益的间接性、收益的公共性。所有这些特征，决定了公共管理相对于一般的管理行为来讲，过程更加复杂，程序更为严格，更加依赖管理队伍整体的作用，也对公共管理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应该对民主政治下政府的职能、活动方式与原则以及政府权能的有限性有更加清楚的认识，对公共社会有更高的期待，更具有法治观念、程序意识、权利观念，更加自觉地接受社会的监督，更能包容批评意见，更加相信科学决策并掌握其方法。至于其它的组织指挥能力、沟通协调能力、表达动员能力等，更是无需多言。
3.真正了解社会。与其它管理活动相比，公共管理是一种与社会结合最紧密的管理活动。公共管理者要接触社会各个方面的人群，要依靠社会资源、按照社会认可的方式处理社会矛盾和问题，要由社会公众对自己的工作做出最终评判。因此，熟悉民情，了解民意、民愿，认清社会发展的潮流，清楚群众的心理，能够洞察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具有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能力，总之，能够更深刻地理解社会，才能做好公共事务的管理，也即公共管理专业的人才必须更能读懂社会这本大书。
(二)目前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养存在的不足
与这些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应具备的素质相对照，可以看到，当前公共管理专业在人才培养方面存在的不足:
1.公民精神的培养不足。公民精神或公民美德是公共事务能够得到良好治理的根本依靠，这是众多思想家反复阐述过的道理，也被人类历史的发展所证明。道理很简单，社会是政府及其它社会组织赖以存在的土壤。如果社会构造得不好，那么，无论什么形式的政府和多么巧妙的管理都难以产生良好的结果。在中国公民社会加速形成的背景下，公民精神的培养或公民教育是一项全社会都必须高度重视的基础工程。作为专业研究公共事务治理问题的公共管理学科，更要把公民精神的培养作为学生素质养成的基本任务，切实做好，否则，我们培养的学生将会从一开始就是不合格的“半成品”。但是，据我们了解，在现有的公共管理人才培养过程中，公民精神的教育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只是在有限的几门课程中，涉及到公民教育的内容，但也只占很小的比例。而其它课程，都是将专业知识的传授作为重点，甚至是唯一的目标，很少将公民精神渗透在其中。诚如罗尔斯所说，“政治哲学的永恒主题是公民社会”［3］。公共管理教育如果不能为使社会———而不单是政府———变得更加优良做出自己的贡献，那么，可以说就是它最大的失误。但是现在，我们的许多学生，甚至一些老师，对于公民精神都不甚了了，这不能不说是严重的问题。
2.实践锻炼的机会不足。公共管理学科的实践性很强，本身就是为了应对政府或公共事务管理过程中的问题而产生的应用性学科。因此，对于公共管理专业的学生来说，接触公共管理的实践，接受实际的公共管理训练，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可是，在目前的公共管理人才培养过程中，学生缺乏实践锻炼机会的现象比较普遍。(1)学校与政府及其它公共部门的“距离远”，学生难以真正参与到这些单位的工作过程中去。即使在这些单位实习，也只能从事一些最简单、最基本的工作，如接听电话、打字、收发文件等，了解不到真正重要的工作内容。(2)教学活动中实践课程少，理论灌输占了太大的比例。最多是请政府部门的领导来做报告或到这些单位去参观，了解到的仍然是比较肤浅、表面的情况。(3)非常重要的毕业实习环节在一些学校有形式化、走过场的现象。(4)案例教学的开展情况不佳。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除了学校、教师的责任以外，现有的职称评审制度中对教学的轻忽、大学生的就业压力、浮躁的社会风气等也是重要因素。此外，公共管理总是包括人、资源、问题、环境等要素在内的真实过程，就像其它社会科学一样，不可能人为制造一个场景，让学生亲身进行“管理”。但是，尽管有以上原因，却不能成为学生实践机会不足的借口。相反，正因如此，我们才要克服困难，尽可能为学生接受实践锻炼创造条件。
3.专业著作的阅读不足。每一门社会科学都有大量必须阅读的专业著作。这些著作大体包括两类，一类是各门社会科学的治学者都有必要阅读专业的经典著作，另一类是在本学科具有重要地位的专业学术著作。经典著作是人类社会历经千百年大浪淘沙留存下来的具有重要思想启发价值，甚至影响了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著作，是人类思想宝库中的“精华”。研读这些作品，无论对于哪个学科，都具有启发思维、启迪心灵、加深对社会和人性的认识，从中寻找精神和智力资源解决特定领域里问题的作用。专业学术著作是在专业领域具有重要地位和较高声誉，在研究范式、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等方面有重要创新，从而对一门学科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的著作。研读这些著作，能够深化对专业问题的认识，获得教科书所不具备的教益，对于专业学习和专业研究有重要作用。大学生活期间，大学生的心智已完全成熟，又没有家庭的压力和拖累，专门用四年甚至更长时间进行专业学习，如果不阅读大量经典著作、学术专著以及论文，对问题的认识程度势必只停留在教科书的层次，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损失［4］。但是，据我们了解，目前，公共管理学科的学生，一方面与其它专业的学生一样，花费大量时间用于背诵英语单词、考托福、考GRE，考各种资格证书。另一方面满足于教材知识的掌握，临考试前突击背诵老师的课堂笔记，以应付考试，或者满足于短平快的“快餐类”期刊杂志，是比较普遍的现象。
4.接触社会的机会不足。社会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大书。要成为真正合格的公共管理人才，就必须经常、深入地接触社会。随着高校扩招、大学生自主择业以及互联网的发展，应该说，现在的大学生已经不像改革开放初期的大学生那样，完全将自己的大学生活局限在校园内了。他们与社会交往的途径更多、主动性更强。但是，从人才培养的角度来说，接触社会应该有一定的目的性，即带着发现问题的眼光、研究问题的头脑，有准备地去接触社会，而这样想法的人就不多了。繁重的考研、考证压力，浮躁的社会风气，重理论轻实践的教学方式，本科教育由专业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变带来的专业与职业之间的脱离趋向，甚至学校对学生人身安全的考虑，所有这些，都限制了学生从专业角度真正接触社会。
三、结语
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式范文3
内容摘要:公共管理学科是在不断克服“身份危机”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100多年的公共管理发展史使其呈现出学术繁荣与多元格局,这与公共管理思想流派的争锋有很大关系。本文从不同思想流派着手分析公共管理的发展历程,明晰了公共管理理论的内在逻辑,以期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参考与借鉴。
关键词:公共行政 公共管理 流派
流派归类与公共管理理论的历史沿革
(一)公共管理原则导向的流派
White(1926)的《公共行政学导论》和Willoughby(1927)的《公共行政学原则》使公共行政学者都相信公共行政存在着指导行政现象的科学原则;Max Weber(1978)的《论官僚制度》探讨了现代组织原则与规范,发明了层级制。Gulick、Urwick(1937)等人的《行政科学论文集》,深入探讨了法约尔管理过程与管理原则。
首先为古典管理学派,该学派主要关注行政效率,寻求为行政管理提供一系列方法与技术,为提高行政效率而在操作层面上进行科学研究及组织工作。该学派为公共行政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Taylor将科学引入管理领域,提高管理理论的科学性。Taylor(1911)在《科学管理原则》中提出共同利益为基础的科学管理原则,并指出:“科学管理原则普遍适用于各种人类活动”。科学管理理论强化了人们对消除浪费和提高效率的关注,从而成为了公共行政的核心价值追求。
其次为行政管理学派,该学派从管理实务出发,建立了一套管理理论和规则,作为管理者的行为准则。Henri Fayol的主要贡献是开创了组织研究领域,拓宽了科学管理的研究领域。Gulick对行政功能和组织的规范与实证研究,并提出了一体化组织原则与行政七职能理论。James D. Mooney提出了组织四大原则,即协调原则、层级链原则、职能原则和职员原则,结合组织与原则分析。
最后为官僚制度学派,Weber的管理制度理论的产生与其历史时代有着直接的联系。Weber的官僚模型有着高度结构化、标准化、非人格化、理想形态等特征的行政组织体系,是强制控制的合理手段,能够达到最高程度的效率,因而是对人类行使权威的最理性工具。
(二)公共管理“理性”质疑的流派
20世纪30年代,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派理论受到了挑战。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把组织视为机械形式,把人当机器,只是片面的追求组织结构和法律、法规的遵守。这是传统公共行政学不可推脱的缺点。理性的挑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对“政治-行政”二分法的反对;二是认为行政原则本身存在逻辑矛盾。John M.Gaus(1950)在《公共行政》精辟地论述了当时的情形:“现时的公共行政学理论也就是政治学理论”。这把原本认为政治与行政分离的传统理论又纠缠在一起。
社会系统学派从系统、整体性等社会学观点来研究管理,摆脱了传统行政管理理论的缺陷,并试图改造传统的权威概念、创造出一种协调合作精神。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Mary P Follett(1937)最早系统而深入地研究行政管理过程中人的问题,他通过对群体的心理因素的考察来分析作为民主群体基础的“协商一致”机制的性质。
理性决策理论学派代表人物Simon(1988)把管理行为分为“决策制定过程”和“决策执行过程”,并把管理研究重点集中在“决策制定过程”的分析。既丰富了管理学的思想,也揭示了管理的本质特点。理性决策模式提供了分析决策问题基本思路,同时也强调“理性”是指最小化成本和最大化利益的理性。
(三)公共管理多元化扩散流派
20世纪60年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原子能技术、空间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利用和发展为主要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客观上造就了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理论的应用和发展,拓宽了管理思维,也促进了管理现代化,更是给行政科学注入了新血液。公共行政学的管理科学成为了一门融管理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理论、方法于一体的综合性学科。公共行政学的研究也就从纯理论转型到结合应用的研究。
系统论认为任何组织都同其周围环境相互联系、相互作用,都不可能孤立地存在和发展,拓展了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围。公共管理对于公共性的理解也从官僚制度和政府机构发展转变为注重公共利益,即政府与社会其他组织之间的政治关系,以及注重组织工作环境对公共组织的影响力,政府被置身于社会外部大系统中,公共管理从制度定义发展为规范定义和组织定义。
系统管理学派是以系统为研究对象,研究自然、社会和思维领域中各种系统的运动规律并据此来认识和改造世界。其代表人物有L.V Bertalanffy、Talcott Parsons和James E. Rosenzwig等。其核心观点是不同变量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一个变量的细微变化可能引起其他变量的重大变化。这种非线性关系增加了人们对组织认识的复杂性。受系统理论的影响,任何组织都被视为相互关系之中,任何变量都可能对其他变量产生影响。行政组织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必须持续地与环境产生互动,并在适应环境变化的过程中处于动态均衡状态。
行政生态学派,借用生态学研究生命体与其环境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行政系统与各种环境变量间的相互关系。最早提出行政生态的学者是哈佛大学教授John M. Gaus。其追随者Fred W. Riggs10余年后提出了行政生态类型的发展连续体。行政生态学借用“结构-功能”方法来分析行政行为及其与环境的关系,为公共管理学开辟了新的领域,使其摆脱了那种抽象地讨论行政原则的纯理论作风,用生态观点来考察行政是正确的认识路径。
(四)公共管理价值重塑流派
历史与科学的局限性导致了传统的公共管理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迷信于管理的技术手段,而抹煞了人性存在的意义、价值、自由等内涵,也导致了公共管理学的价值危机。20世纪60年代,以Dwight Waldo等为首的新公共行政学派,除了致力于民主行政的推动,还大力提倡社会正义、自由、民主等价值,这也就突破了科学实证主义的限制,走向了人文精神与价值的复兴之路。
Waldo(1971)在《走向新公共行政学:明诺布鲁克观点》的序言中指出,“新公共行政学产生于‘事态严峻、情势紧急’时代”,它的产生本身就是为了解决问题。新公共行政学派的主要观点在于:第一,由单纯的法理或制度性研究方法向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成果和研究方法转变;第二,抛弃“政治-行政”二分法,把政治或政策与行政看成是政府管理中的连续或交融过程,开始重视政府管理中的政策问题研究;第三,公共管理学由以效率研究为核心转向更关注公平、责任和伦理等行政民主性价值取向的研究。
Gary Wamsley的《黑堡宣言》发表,奠定了黑堡学派的政府再造的独特观点。其强调,行政价值的重塑与社会变迁的推动都需要由“集体持有的价值、认知、态度以及行为等”改变,行政人员与官僚体系共同努力才能提高行政绩效。
(五)公共管理思路创新流派
任何思想流派的发生,除了寻找之身的历史、传统等渊源之外,时代的风云际会也可能成为其产生发展的土壤。公共选择学派、新公共管理学、新公共服务、治理学派等学派的出现与不断探索,极大丰富了公共行政学的内容和方法论。
公共选择学派将经济学的理论用于非市场的决策之中,它认为国家机关亦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参与利益的竞逐。公共选择学派以个人自由主义为基础,关注个人利益,将人类社会分割为两个市场:经济市场与政治市场,它们都有着共同的特点,都受自生自发秩序的制约。该学派对于公共行政的启示主要体现在:扩大公众参与;最大化行政职能分权化;简化行政程序与层级节制;彻底将公共行政经济化,并进行可行性评估,而不是以“公共物品”或社会公正为衡量基础;对于公共部门的扩张、行政裁量以及公共组织的目的进行严格的控制;削弱公共部门的领导角色,将其界定为专家或技术人员。
20世纪70年代末期,新公共管理理论在受到公共政策学科范式和企业管理学科范式的影响而在新公共行政学的基础上形成。它更重视从经济学角度来研究公共管理问题,在重视定性分析的同时更强调定理分析。新公共管理以公共部门管理问题的解决为核心,采用经济学理论和私人部门管理方法,创立一个新的公共管理的知识框架。如:更加关注绩效-激励的行政模式,建立绩效导向型的制度、结构与管理等行政原则;建立了关于政府设计和行政改革的国际对话和比较机制;经济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以及其他先进概念框架的综合与启发性使用。
新公共服务理论主张和现实求解,主要是针对新公共管理的缺失而提出来的一种理论。该理论指出,一味的放任政府治理走向市场化与竞争化将导致公共利益与公民尊严的丧失,并试图提出新的理论解释和实践工具来弥补这种趋势所造成的恶果。它提出通过由公民与政府双方的共同治理来提高治理的质量,并带给社会更高的收益,这些都体现了新公共服务理论的思想进步。
意义及启示
公共管理流派纷争,其主线主要集中在下面三部分:
(一)政治与行政
公共机构的任务,即政策的制定必须由政治家来完成;而行政者则贯彻执行这些政策措施,即所谓的“政治-行政”二分法。尽管有学者对于政治与行政是否能分离表示怀疑,但二分法使得人们可以撇开政治条件与政治因素来把握行政的实质与意义,促成了对政治与行政边界的认知。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共部门改革发展使得政治与行政的边界日益模糊,主要是因为公共部门采用了众多的组织形式,政治势力日益渗入行政领域。政治与行政界限的模糊导致责任处于游离状态,使得传统的政治价值难以追寻,并产生了许多问题。
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式范文4
1.管理学的价值性困境：回顾、争鸣与评论
2.再问管理学——“管理学在中国”质疑
3.秘书学具有鲜明的管理学学科属性
4.中国管理学发展方向之管见
5.实践视角下的管理学学科属性
6.管理学的基本概念与学科地位
7.中国管理学反思与发展思路
8.管理学批判理论述评
9.安全系统管理学的建构研究
10.管理学百年回顾与展望——第4届“管理学在中国”学术研讨会述评
11.走向21世纪的管理学
12.管理学百年与中国管理学创新发展
13.国内外管理学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的比较分析：2001～2009
14.管理学如何才能“致用”——管理学技术化及其方法论
15.PBL教学法在《护理管理学》教学中的应用
16.管理学：科学主义还是人本主义
17.寻找管理学理论的科学性
18.基于文献计量学的管理学学科半衰期研究
19.元管理学：研究对象、内容与意义
20.“管理学在中国”研究的理论反思与实践探索
21.论管理学的普适性及其构建
22.基于知识图谱的管理学理论前沿分析
23.管理学的学科属性与学科定位
24.东方管理学视角的企业知识型员工管理
25.从管理学到公共管理学——历史角度的考量
26.管理学的元问题与管理哲学
27.管理学范式理论述评
28.经济学与管理学区别和联系的再思考
29.试论我国教育管理学的理论类型
30.比较安全管理学研究
31.基于CSSCI的我国管理学研究热点可视化分析
32.管理学课程的案例教学法改革与设计
33.中国战略管理学研究的发展述评
34.“管理学在中国”研究：概念、问题与方向
35.构建中国管理学理论自信之路——从个体、团队到学术社区的跨层次对话过程理论
36.调节变量在中国管理学研究中的应用
37.中国管理学发展进程：1978～2008
38.中国管理学研究情境化的概念、内涵和路径
39.中国管理学构建问题的再思考
40.试问管理学——管理学在中国侧议
41.科学观之演进与管理学科学属性之争
42.扎根理论研究法与管理学研究
43.基于管理学视角的旅游规划失灵分析及对策
44.管理学案例教学法实践与思考
45.管理学方法与经济学方法的借鉴、融合
46.中国当代行政管理学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改革分析
47.再思管理学学科性质与使命——管理学价值分析方法论探索之导引
48.管理学门类的诞生：知识划界与学科体系
49.个人知识交互现象及管理学意义
50.中国教育管理学30年：成就、特点与问题
51.西方管理学属性之争对中国管理学元研究的启示
52.论教育管理学的社会科学属性
53.网络范式下的管理学研究及前沿热点
54.公共管理学：定位与使命
55.中国情境下的管理学研究探索——基于理论发展脉络的视角
56.管理学合法化运动的历史、危机与前瞻
57.混沌理论对管理学发展的启示
58.中国战略管理学研究现状评估
59.本土化管理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回顾与展望
60.管理学研究中的社会网络范式：基于研究方法视角的12个管理学顶级期刊(2001～2010)文献研究
61.经济学视角下管理学研究方法建构探究
62.管理学的意义虚无、境界考察及价值反思
63.学术期刊核心编委群体识别和测度——以管理学CSSCI期刊为例
64.财务管理学的困境与出路
65.管理学学科属性的定位——基于交叉学科的视角
66.管理学研究的理性回归和道德坚守——管理学在中国的历史与现实
67.中国战略管理学的近期发展：一种本土视角的回顾与前瞻
68.论基于能力培养的管理学教学改革
69.中国管理学发展进程：1977—2006
70.管理学视角下的民营化现象：一个多层面的研究框架
71.对2000年以来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方式的考察——基于805篇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的内容分析
72.论管理学范式革命
73.“管理学在中国”——本土化学科建构几个关键问题的探讨
74.管理学发展的历史逻辑
75.论管理学的现代主义遗产与后现代精神
76.浅议管理学中的案例研究方法——特点、方法设计与有效性讨论
77.“中国管理学”发展中的范式问题
78.面向中国问题的管理学研究
79.从公共行政学、新公共行政学到公共管理学——西方政府管理研究领域的“范式”变化
80.2009年我国管理学热点问题研究
81.我国信息管理学发展现状与趋势
82.管理学研究方法：基于人的特殊性视角
83.论本土实践经验对中国管理学的理论建构
84.学术期刊开放存取现状与模式研究——CSSCI管理学期刊案例分析
85.管理学的历史演进：研究范式的角度
86.中国管理学案例研究：综述与评估
87.问题与抉择：高等教育管理学发展中的反思
88.西蒙管理学研究方法论探微
89.基于引文分析的文献老化研究——以图书情报和管理学为例
90.管理学在我国的发展：回顾与展望
91.论教育管理学的性质
92.西方管理学流派的重新划分
93.经济学和管理学：研究对象与方法及其相互借鉴
94.图书馆学、情报学与信息科学、信息管理学等学科的关系问题
95.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管理学——从陶行知的教育管理思想与实践说开去
96.论中庸管理学理论体系的构建
97.论教育经济与管理学是关于公共教育管理的科学
98.管理学的研究现状及其发展趋势分析
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式范文5
西方公共行政学理论发展概述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进入了工业化、城市化行列，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过渡。这一时期，不仅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使政府管理经济社会公共事务活动变得越来越重要，而且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公共事务问题。为了加强对经济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缓和、解决各种社会问题，政府开始转变过去那种消极、被动的状态，进而积极、主动地干预经济社会公共事务，推行社会福利计划，增进全民福利，政府成为一种所谓的“全能政府”。尤其是随着市场机制的失灵，西方国家原有的政府管理方式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迫切需要有一门专门的行政学，即公共行政学来指导政府管理经济社会公共事务的活动，创建健康的社会公共生活，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公共行政学的基本理论方式是由威尔逊和马克思・韦伯等人奠定的。现代美国行政学家威尔逊在其著作
《行政学研究》中，提出了“政治、行政”二分的思想，确定了公共行政研究的理论前提。在他看来，公共行政研究首先要发现政府能恰当而成功地做什么事情，以及如何以最高的效率和最低的成本做好这些恰当的事情。在威尔逊之后，美国行政学家古德诺扬弃了政治学上的立法、司法和行政的三分法，对威尔逊提出的政治与行政二分思想作了进一步的阐释和发挥，确立了公共行政学的理论前提。他认为，“政治是民意的表现，亦是政策的决定，行政是民意的执行，亦是政策的执行。”后来，美国行政学家怀特进一步强调，“政治不应该侵入行政，管理自身就是一种科研对象，公共行政自身能够成为一种超越价值的科学，行政学的目的是做到经济和效率。”从此，人们便把政府管理经济社会公共事务作为一个科学的事实研究领域，开始了更加专门地集中研究政府及公共管理问题，以期在经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领域最大限度地实现经济和效率，从而创立了公共行政学的管理行政范式。所谓公共行政学就是指专门研究现代政府管理经济社会公共事务的科学。所谓范式就是指一定的科学共同体所共有的信念、观念和方法的模式和框架。范式的作用在于对科学研究的定向和规范。马克思・韦伯通过对官僚制理论的建构，把威尔逊等人所创立的行政管理原则变成了可以实施的制度性方案。在他看来，随着传统社会结构的解体，新兴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各种社会组织的发展，最关键的问题应是使组织合理化，管理合理化，从而为新的资本主义政府管理方式提供所需的效率，而官僚集权组织恰恰是可以满足这种需要的组织形式。为此，他详细分析了官僚组织的功能、结构和管理方法，揭示了行政组织的许多重要特征和管理原则，探索了公共行政的科学化、技术化出路。例如，关于专业分工、职责、权限、层级节制、考试录用、人际关系的非人格化、工作报酬等。他把政府管理问题和效率问题紧紧结合在一起，主张政府管理的实质就是最大限度地追求效率。这些行政观念和原则构成了公共行政学的基本理论内涵，反映了前期共公行政学的理论研究成果。
随着公共行政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前期公共行政学的缺陷越来越凸显出来。人们发现政治与行政、事实与价值并非是决然分开的，效率原则的过分推崇遮蔽了公共行政的社会公平价值。因此，公共行政学者开始强调应把社会公平作为公共行政所追求的目标，倡导一种社会性效率，即效率必须与公共利益、个人价值、平等自由等价值目标结合起来。例如，西蒙通过引入行为主义研究方法和决策概念对以往的公共行政学所主张的政府管理经济社会公共事务原则进行了批评和改革。他认为行政行为中也必然包含某些决策活动，有决策就很难避免决策者的价值观念。他试图确立一种以决策过程为核心的新公共行政学理论。受其影响，行政学研究的焦点由对制度、结构等静态层面的研究转变为对决策过程的动态研究。也有人主张用“公共政策”来取代“公共行政”。一种以行政决策为主导的公共行政学研究逐渐成为西方行政学的一个重要潮流。
总之，公共行政学开始更多关注价值观、伦理等问题，逐渐走向了既独立于政治学又独立于管理学的新公共行政学。由于新公共行政学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前期公共行政学的理论方式，只是在理论论域方面作一些拓展和调整，因而我们将之称为后期公共行政学。后期公共行政学以公平为核心，以好的管理为目标，寻求具有灵活性的行政组织结构或官僚组织结构形成。后期公共行政学的出现既是公共行政学自身发展的逻辑后果，也是20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公共行政改革在公共行政学研究上的一种回应。如果说前期公共行政学是一种官僚行政理论，那后期就是一种民主行政理论。无论是官僚行政理论，还是民主行政理论，都还属于管理行政范式。
政府职能转变与公共行政学研究转向分析
到了20世纪70年代，英美等西方各国政府对经济社会公共事务的过度干涉引发了低经济增长、高通货膨胀、高财政赤字和高失业率同时并存的“滞涨”现象，政府管理成本增大、效率低下。人们称之为“政府失灵”。广大民众对政府丧失了信心，现实对既有的公共行政学理论构成了挑战。新自由主义乘机兴起，强调“经济自由”，反对政府对经济社会事务进行干预。人们要求限制政府干预的呼声逐渐增强。于是，从20世纪80年代起，西方兴起了一场政府改革运动。这场改革运动表现为：重新调整政府与社会、市场的关系，优化政府职能，以求使政府“管的少一些但要管的好一些”；改革政府部门内部管理体制，实行分权管理，实施顾客导向，建立扁平状的政府组织机构体系，以提高政府部门的工作效率和为社会服务的质量，从而使政府彻底走出财政危机、管理危机和信任危机的困境。政府要尽可能地实现社会自我管理，把一部分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任务交给社会非政府组织，并引入竞争机制，实施政府部门业务合同出租制；政府努力寻求经济社会公共事务的市场调节和政府干预的最佳结合点。由此来看，政府的基本职能转变为公共政策的制定和监督执行。这场政府改革运动反映了一个历史趋势，那就是政府公共政策化和公共管理社会化，最终将走向公共服务化，公民参与制度化、经常化，个别领域乃至志愿化，将公共管理变成一种公共服务，使提供公共服务成为公共行政的本质之所在。
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式范文6
彼得•德鲁克(PeterF.Drucker)：现代管理大师，对世人贡献卓越，影响深远，被尊为“大师中的大师”、“现代管理之父”。2002年6月20日，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宣布彼得•德鲁克成为当年的“总统自由勋章”的获得者，这是美国公民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他的《卓有成效的管理者》被世人视为经典之作。他在六十年代就提出一些现代化管理的观点。《卓有成效的管理者》的基本观念：对组织负有责任，能影响组织经营成果的人，就是管理者；管理者，就必须卓有成效；卓有成效是可以学会的！如此，一群平凡的人，就做出不平凡的事。从某种意义上说，一线管理者对于职业发展来说，是一种机会，也是一种风险，能正确把握角色转换，处理好工作与个人发展的关系，就可以很顺利的过渡到高级管理者，但如果不能正确把握机会，却有可能造成高不成，低不就的恶果。尤其是工作单位发生变化时，找工作时的心态就很难处理了。其实我的观点倒不是说高级管理岗位一定是个人职场追求的目标，技术方面的专家也是一条不错的发展道路，但不管如何发展，正确把握自己的目标和组织的期望之间的关系，是个人能在组织中健康愉快工作的关键。
管理的层次越高，任务越多越重，越显出这种能力的重要性。如果你看到某位管理者看起来每天都被下属包围着，那么要么就是授权没做好，要么就是下属的工作能力太差。某种程度上说，德鲁克的存在就是社会承认其价值的标志之一。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德鲁克以90多岁的高龄，依然能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在“创新为王”、“年轻就是资本”的年代，动辄受到变革频仍、经营环境日益动荡的现代企业的认真、驻足聆听，也是一种悲哀。后辈们站在杜拉克的肩膀上作了什么？要事优先，也就是分出工作任务的先后次序，实际上应该说是和时间管理关系比较密切的一个话题。能从众多的任务中进行分解筛选，通过授权或其他方式排出该亲历而为的工作，是管理者必须具备而且要表现优秀的一种能力。
评价管理的唯一角度是“有效”，如果没有效果，尽管理论上很完美，但依然不能证明是有价值的；如果有效，尽管没有足够的理论证明，但仍然值得我们研究后借鉴。管理并不复杂，只要我们回到了本原上来。怎样才能有效，看看做了一辈子局外人、观察者的德鲁克的总结吧！
当行政管理的方式被推广到非政府部门的时候，传统的行政管理方式出现了许多不适应的情况，因而需要改革和调整。一方面，使传统的行政管理方式被改造为适应非政府公共部门管理的管理方式；另一方面，这种管理方式在非政府部门的成功又对政府部门的行政管理提出了改革的要求，要求政府部门的管理也采纳非政府部门的管理经验。这样，就出现了公共管理这个特殊的管理形式。可见，公共管理是从传统的行政管理中发展而来的，但又不能根据传统的行政管理的理论和观念来认识它，它是一种新型的管理形式，根据管理学的术语，干脆把这种管理形式称作为管理的新模式。
从逻辑上讲，管理的历史是与人类的历史一样久远的，有了人也就有了管理。因为，人在今天已经被公认地称作为社会的动物。从人类历史的形成来看，单个的人是不能被称作为人的。我们无法设想，一个单个的人可以从猿进化为人，从猿到人的转变必然是一个整体进化的过程。人是在社会的整体中才能成为人和被看作为人，离开了社会的整体，就无法理解人与动物还有什么本质性的差别。而人作为社会的人，他的最为基本的存在形式就是他们之间的集体活动和协同作业。这之中，必然包含着管理关系。也许在人类社会的早期，这种管理关系是极其简单的。但无论它多么简单，毕竟是作为一种管理关系而存在的。所以，我们说，即使在最为原始的人类社会中，也必然存在着管理关系，有着管理活动。
行政管理是随着国家的出现而出现的。当然，在一些“类国家”的原始部落中就已经开始出现了行政管理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原始部落称作为“类国家”的话，那么我们也同样可以把这种初级形式的行政管理称作为“类行政管理”。因为我们谈论行政管理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是把包含着这样几项内容的管理形式称作为行政管理的：(1)有着相对固定的行政等级序列；(2)有着相对固定的行政管理人员；(3)有着相对稳定的自上而下的行政授权；(4)最为根本的，还是出于社会秩序的需要而从事的管理，这一点是它区别于其它形式的管理的根本。用现代观念来看，行政管理在本质上是一种以非盈利为目的的管理，它所服务的是社会长远利益或根本利益，在迄今为止的社会历史过程中，这种所渭社会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也可以被直观地理解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或主导地位的那部分社会群体的利益。
行政管理的出现标志着管理领域和管理类型的分化，或者说，行政管理的出现是社会分化的结果，当社会分化为不同的领域，社会成员生活内容的多元化以及扮演的社会角色的多样化，都提出了多重管理形式的要求。如果说在国家形成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行政管理都是服务于一个特定集团的统治的要求的，是服务于阶级利益的实现的。这种行政管理的范围，也主要表现为以对官吏的管理为基本内容的管理，它的外部功能极其有限，在国家政权的运作体系之外，存在着相对自主的经济生活、家族式的社会团体生活、宗教团体生活等等，这些管理与行政管理联系并不紧密，同时存在很大差异。当然，从历史上看，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惟有行政管理发展比较充分，其它形式的管理对于管理史的研究来说，都具有加以考察的价值。
从抽象的意义上说，行政的历史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在近代社会出现以前的漫长历史时期内，行政管理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而存在，一切行政管理的活动都从属于统治的目的。所以我们把这一历史时期中的行政管理称作为统治行政。这一行政管理类型的主要特征是它的职位继承制和强烈的排外性，虽然在中国发明了科举考试，对于校正行政管理的排外性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它并不意味着在本质上改变了统治行政的排外性特征。近代社会以来，随着服务于统治目的的行政管理的出现，出于管理社会公共事务要求的行政管理开始迅速增长。我们把这种历史趋势的成熟形态称作为管理行政。在管理行政服务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这一目的之中，包含着行政管理更多地接受公共的参与，更多地接受社会的监督，甚至存在行政管理社会化的可能性。在某种意义上，管理行政已经可以称得上是公共行政了。所以，近年来，人们把近代成长起来的管理行政称作为公共行政。但是，管理行政并不是人类行政管理的终极形态，更高级的行政管理模式应当是服务行政，对于这种全新类型的行政模式来说，国家的行政体系对于社会的作用不仅远远告别了统治的功能，而且也不再是凌驾于社会之上而对社会所实施的管理，它是一种从属于服务的目的而建立起来的，不仅在客观的制度或体制设置上体现了为社会服务的目的，而且在行政人员的主观动机中深深地蕴含着时时处处从公共利益出发，为公众、为社会服务的强烈愿望。服务行政是完成了的公共行政，只有这种行政模式才能充分体现出自身的公共性质。服务行政并不是空想，在20世纪后期的行政改革中，我们常常看到这种理论渴求和呼吁，而且行政体制的重塑，在许多方面反映出了这种趋势。
行政管理学的提出，本身就意味着行政管理从自然发展走上了自觉建构的进程。也就是说，自威尔逊开始，行政管理的组织、体制、程序以及行政人员的作用，都进入了学者们的研究范围，成为专门研究的对象。这样一来，行政管理的经验可以得到及时的总结和概括，而行政管理学的研究又极大地促进了行政管理实践的发展。所以，对20世纪行政管理的研究，往往可以通过研究它的理论形态而得到一个完整的概观。
行政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出现以后，为学者们开辟了一个巨大的科学畅想空间，使学者们积极地投身到行政学理论模型的建构中来，从而推动了行政学的发展。近年来，人们开始研究行政（管理）学100多年来的发展历史，提出了所谓行政学的范式转型的历史构想。其实，近100多年来，行政学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虽然这种渐进与其它学科相比，速度是极快的，但如果说在这100多年中已经存在着多次范式转型，则有着夸大的嫌疑。因为，就其根本来说，行政学的理论一直还停留在对管理行政模式的描述和理解上。即使在今天，行政管理的概念已经泛化，行政管理的形式已经社会化，人们不满足于沿用行政管理这个称谓来对这种管理形式加以描述，而是发明了“公共管理”这个概念。但是，这在很大程度上只能看作是行政管理内容的扩展和形式的推广，与库恩所讲的“科学结构的革命”这样的要求相比，还不能称得上是严格意义上的范式革命。只有当服务行政的观念和科学体系建立起来之后，我们才能说，行政管理学实现了一场范式革命。
在这里，我们也按照当前流行的“范式研究”的学术倾向来思考行政学发展的历史。我们认为，在这期间并不存在着5次或更多的范式转型。根据我们看法，在管理行政的理论模式中，如果根据不同理论之间的一些差异而把它们称作为不同的理论范式的话，那么，是存在着三个理论范式的。他们分别是“威尔逊—韦伯范式”；“西蒙范式”；新公共管理运动所代表的“公共管理范式”。它们一道构成了行政学从宏观建构到微观思考、从制度安排到个人价值的张扬、从管理的效率目标到管理质量评估、从管理者的自我中心主义到管理对象中心化等等这样一个发展进程。
我们提出“西蒙范式”，是由于西蒙的管理思想中包含着一个可能会从根本上提出要求变革威尔逊—韦伯理论的内容。这些内容的核心表述就是所谓“管理就是决策的”的论断。从行政学的角度看，西蒙关于“管理就是决策”的论断的意义就在于提出了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科学与价值的统合问题。尽管在微观的管理活动中，管理学家们强调研究目标的科学依据问题，但是，认真地考虑起来，任何目标的指向都只能从价值的意义来加以把握。而且，我们可以说，目标本身就是一定的价值体现。管理活动愈是在宏观范围内展开，其价值特征也就愈益突出。所以，任何决策都是以突出价值因素为特征的，无论怎样强调决策的科学化，都无可否认决策的价值考量和决策的价值旨归。对于公共政策的制定来说，价值考量和价值旨归是首要的和第一位的。可见，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中持有价值的视角是无需置疑的。问题是传统的政治与行政二分是把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公共政策的执行孤立开来了，就在理论上导出了公共行政排斥一切价值的考量，只有在公共行政之外，即为公共行政的行为体系提供动力的源头，才会考虑价值的问题。西蒙的论断却打破了这种二元分立的神话，虽然他并没有对政治与行政之间的关系发表更多的意见，只是在《管理行为》等著作中对政治与行政二分这一经典原则作了一些象征性的批判。但是，当西蒙的理论认为决策与执行是一个统一的过程时，实际上是逻辑地包含着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是一个统一过程的内涵的。而进一步的逻辑推论就是，对于整个公共行政的体系而言，科学与价值是相统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