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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与哲学的区别范文1
政治问题是个古老的话题，政治学科却是门年轻的学科，具有不成熟性，它需要不断地发展与完善。人们误把理论的发展性当成是追求时髦。
然而，政治学科也确实存在一些近似于追求时髦的问题。1、政治学科构成的知识体系复杂，有经济、政治、哲学、法律、心理学、社会发展简史、思想品德等等，给人的感觉是政治学科什么内容都涉及，把其他学科的知识也包含进政治学科，没有相对独立的学科体系，成为一门“杂科”。政治学科的内容什么都包括的同时，也表现为政治学科的知识体系具有不确定性，教材经常更换。频繁地更换教材，甚至一年一套的教材，连政治老师自己也不能讲清楚政治到底教了些什么和应该教什么了。政治学科没有形成自己固定的学科体系，给人假象是政治学科属于“伪科学”。2、政治学科的具体知识内容也是经常调整更新，虽然政治理论应该与时俱进，需要不断地发展、丰富与完善，但是知识更新走向了一天一个说法，过于时代化的极端。有时为了体现政治教学的时政性的特点，在中高考的政治问答题中，还要把考试前几个月的某个政治家的言论作为政治题的标准答案，在以考试为指挥棒的教学中，难免要渗透时政理论，并且尽量地把最新的政治理论安排进教材。朝令夕改的理论与政策在中学教学中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负面的效应，让人们的思想无所适从。尤其是学过政治学科的一些“过来人”更是困惑于政治理论的朝秦暮楚。政治教师夹在中间，只能顺应形式的发展，政治学科从某种程度上讲变成了永远追逐时代浪尖的学科。理论是需要有一定时间的研究与检验，如果缺少必要的思考与沉淀，理论难免会有些浅薄甚至错误。
二、政治理论是“假大空”的学说吗？
政治学科是一门学科，它介绍的是关于的政治理论知识，具有知识性和科学性的特征。政治学科还是一门社会学科，研究的对象是社会，它不同于物理、化学、数学等自然学科，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和人文性等特征。
政治理论具有理论性的抽象性，人们总是很难认清它的本来面貌，常常对政治学科容易产生“伪科学论”和“无用论”，并把政治理论看成是假、大、空的学说。
首先，政治理论具有抽象性，理论虽然反映现实，但是，理论不等于现实，理论是相对独立存在的思想体系。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关系表现为本质与现象之间的关系，即个性与共性之间的关系。理论与现实既有统一性，理论与现实之间也往往存在差距，现象能反映本质，但理论与现象本身不是亦步亦趋的，理论可能超前于现实，也可能滞后于现实。如理论上讲社会主义的民主的性质高于资本主义的民主性质，我们看到的现象却是我国民主发展程度较低。对理论产生迷惑，主要原因是不能正确理解哲学上的现象与本质的关系，所以不能理解政治理论与现实的差距，把理论与现实的差距性当作是政治理论是虚假性。
其次，政治理论常常以理论的形式来介绍国事，天下事。有些人一看到条条是道的理论就先入为主，觉得是大道理，从内心里排斥它。其实，政治理论谈得就是我们身边的事，说大也大，说小也小。不能把身边的道理看成是“大”道理。
第三，政治理论区别于现实，具有抽象性，抽象的东西使人理解起来使人感到理论晦涩。同时，目前教材中政治理论的阐述一般表现为条条框框，教材的教条化编写模式使得教师教“条条”，学生背“条条”，考试考“条条”。再加上教学方法的陈旧落后，把政治教育当成是纯粹的思想灌输，具有空洞说教的特点。致使人们误认为政治理论是空洞的、言之无物的大道理。把思想性当成是空洞的理论。政治理论的抽象性，
于是有人认为学习政治理论主要是应付考试，假如不要考试，就不要教与学了。如果把政治理论的作用的眼光仅仅局限于应付考试的话，考完后，政治学科难免要遭受“兔死狗烹”甚至“掘棺抽尸”的命运。还有人认为学了政治理论后，社会中的思想政治问题仍然很多，所以学习政治毫无用处。这种观点属于典型的 “伪科学论”与“无用论”，实质上是否定了政治学科的科学性与社会功能，否定了社会领域中社会理论的价值作用。否定社会学科，显然是陷入了思想认识的浅薄与功利的色彩，甚至反映了一个民族急功近利、浮躁心理，是民族心理不成熟的表现。政治理论本来就只是理论，它本身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科学的理论只能指导人们正确地处理问题。
三、政治理论是为了美化社会吗？
政治理论和其他学科一样，具有社会教育的功能。政治学科又不同于其它的学科的社会教育功能，它具有鲜明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
有人认为因为社会上存在许多不良的思想，所以要加强政治学科的学习。这种观点看到了政治理论的积极作用，但是夸大了政治学科的教育功能，政治学科和其他学科一样除了具有教育的积极功能，也不可避免它带来的某些教育负面效应。其实政治学科和其他学科一样，只是一门学科，它研究的是社会中的一些现象。虽说具有思想政治教育等特点，但政治学科的理论并不是“万金油”，不能包治社会中的各种疑难病症，政治学科不应该也不能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
政治学与哲学的区别范文2
一、把握世界的真、善、美多维视角
经典思想家在论述哲学知识类别或人类知识谱系时，曾在各自不同思维体系中给出了不同的知识划分类别。从这些知识类别中，我们大体可以看出人类思想史上对世界的把握方式及其相关认识。
柏拉图在他的理念论体系中，为我们构建的是善理念统领一切知识的谱系。善理念据诸理念之最高，各种理念在善的支配下构成了一个理念世界，最下层是各种具体事物的理念，之上一层是数的理念，更上一层是艺术和道德的理念，如美、智慧、勇敢、机智和正义，最高一层是“善”理念。柏拉图有时候认为这个最高的善理念就是神，有时又把善理念看作是神创造世界所需要的‘绝对本质”;认为‘善理念”是宇宙秩序的本质，是所有事物、知识和行动的最高原则，也是所有伦理规范的最后根据，它规定着人类生活的总体和谐与终极目的。柏拉图在《理想国〉的第六卷中说:“如果不知道善的理念，知识再多也没有任何益处。没有一个人在知道善之前能充分地知道正义和美。”而且在柏拉图看来，把伦理学仅仅看成是寻求个人幸福的学问，这种看法是幼稚的。
在亚里士多德思想中科学被分为三类:一是理论的科学(sophia理论智慧）包括数学、自然科学和“第一哲学”;二是实践的科学(phronesis实践智慧）主要有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战略学;三是创造的科学即诗学等。还有一部包括亚里士多德若干篇逻辑著作的《工具论》，是一种认识的工具，属于方法论。很显然，在亚里士多德知识体系中，伦理学被表达为实践科学的一部分。然而实践科学又被亚氏确定为是关乎善的学科类别，“伦理学”与‘政治学”虽属并列类别但在他的(〈政治学》中，“善”和‘善政”都是非常核心的范畴。在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思维中，政治学高于伦理学因为国家的善治是更大更高的善。不难看到，在亚里士多德这里伦理学是在双重意义上使用的广义上他用实践科学即“实践智慧”(phionesis)做指称在狭义上也就是在人的德性品质意义上他直接用了“伦理学’(Ethics)来指秣就狭义伦理学而言，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更是一种‘美德伦理学”。
神学伦理学汲取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思想中客观理念的思想部分，认为神的德性是世界的本质。用神这样一个偶像象征代表世界善的本质。当然这是一种被神化了或者说是被曲解了的客观理念论或德性论。
善理念在柏拉图那里表达人类世界的最高本质。在康德话语系统中，善被表达为“绝对命令”。这个德性的“绝对命令”虽然有点类似于柏拉图的“善理念”，属于一种客观的超验的至善本体但不同的是它并不表达自然世界的实然本质，它只是人类社会的应然本质。德性绝对命令在康德思维中属于“心中的道德律”这部分，它没有表达“头上的星空”一自然世界的本质。康德认为，自在世界物自体是人类无法认识的，但人类世界的“道德律”却由人类主体自己确立。康德的“道德律”就是人为自己立法的道德法则的表达，道德绝对命令对于人的世界的意义，在他的知识谱系中也可以反映出来。
康德在他的(纯粹理性批判》中把知识智慧及其研究中心概括为三个问题:一是“我们能够了解什么”，二是‘我们应该做什么”，三是“我们可以期望什么”。①理论哲学解决的是第一个问题，实践理性即伦理学解决的是第二个问题，宗教哲学解决的是第三个问题。康德认为，它们扮别构成了人类精神的三种能力，即理论理性、实践理性和判断力。在三部相关著作中，《纯粹理性批判》主要论述认识论《实践理性批判〉主要论述伦理学《判断力批判注要论述美学和目的论基本对应于人类的真、善、美的目的。“我们应该做什么”，这是一个典型的“应然”学科定位范式在真、善、美视界坐标中，它属于“善”的维度。也就是说康德把关乎善的问题域概括为“应该做什么”的问题而伦理学即实践理性就是回答解决这个问题的学问。
康德不仅认为人类把握世界的方式是多维的，而且实践理性即伦理学把握世界的方式是被置于其他理性把握方式之上的。康德强调实践理性“优先”于理论理性，认为哲学应被理解为“求达至善之术”。
黑格尔也把伦理的“善”看作是世界秩序或理想王国的本质精神，它是一种最后的绝对的精神，其中也内涵了对柏拉图、康德的先验客观理念思想的继承。在黑格尔理论中，伦理是一种客观实体理念，即人的完善的自由意志。这个自由意志最初显现是通过外在的物一财产的占有的自由而表达存在的，善自由意志在这个阶段表现为他律的“抽象法”的形式。善自由意志借助外物即财产来实现自身形成抽象法，自由意志在内心的实现就形成了“道德”,道德是主观意志的法则。善自由意志在借助外物和内心分别实现自己后，就进入通过外物和内心的结合实现自己的“伦理”环节。伦理是抽象的法和道德的统一，是善自由意志这个客观精神的完善显现。从中可见黑格尔客观理念论中的“绝对精神”是一种先验存在的善的精神实体。在这个善自由意志精神逻辑和历史的显现过程中，表明了人类世界秩序或理想王国的最后本质就是善的自由意志就是伦理实体。
总之，在真、善、美以及信仰把握世界的诸种方式中，善是其中一种重要的方式，善理念在一些思想家思维体系中甚至具有客观本体的意义。可以说，在人类思想史上，德性论思想大多都在自觉不自觉地追寻世界的善本质的回归。现代美德论大师麦金泰尔呼唤人的德性本质，中国儒家伦理学也强调人性向善和德性的回归诉求。美德论可以看作伦理学中一个主要论域和理论，是对善本体在人性本质方面的折射和体现善是否人类世界本体暂且不理论但善的维度确实应该是伦理学的一个本质定位。
二、善视界应然价值特殊本质及其特征
在人类思想史上多数经典作家认为人类是通过‘真”、“善”、“美’三种方式来把握世界的也有思想家提出还存在宗教信仰把握世界的方式。经典作家在这个问题上既有和思想史相衔接的一面又有自己独特的世界观和知识分类方法。认为，人类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构成了以研究客体自然为中心的认知理性也形成了以研究人类及其社会应然理念为中心的价值理性，也即关于善的德性理性。两种理性各具魅力和独特功能，共同构成人类认识、改造世界的理性能力。
理性是人类认识把握世界、创造人类生活的主体能动力量是人在本质方面的重要特征。理性是人独有的自觉意识和能力。认识世界探究自然，是人的一种理性能力;研究社会，认识人自己，给社会设定理想价值目的并给人自己立法也是人的理性能力。马克思认为，人类思维在不同的领域掌握世界的本质有不同的方式他说：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想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于世界的艺术精神的，宗教精神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也就是说，马克思也认为人类是通过真、善、美等方式来把握世界的。“真”是以客体规定为主要方面的把握式，“善”和“美”则是以主体规定为主要方面的把握方式;“真”的特性根本上说是由客体规定的而‘美’和“善”的特性从根本上说是由主体规定的。认知理性主要回答世界‘是什么'“怎么样”的问题，它探究自然规律并能动地运用这些已掌握的规律创造出为人类服务的科学技术及物质财富。相对而言，认知理性所驾驭的世界是一个‘真”的领域这是一个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域。“善”和‘美’，是人类应然价值理性所诉诸的领域主要研究世界“应当怎样”的问题。人类的世界和自然的世界完全不同在这里有许多种甚至是无数种可能性，需要人类利用理性智慧去权衡、判断并作出符合人类善与美的理想愿望的选择道德理性在其本质上就是这样一种代表善价值判断和选择的人类理性智慧。
在此，相对于两种理性能力的功能目的的区别丄我们可以把人类理性分为两种:一种是认知理性另一种是价值理f性人类高出其他动物的标志之一，即他不是被动地适应生存环境，而是积极主动地认识、利用、改造生存的环境;人类并非只要自己的生存需求得以满足就够了，人类一方面认识客观自然探究规律一方面在认识利用客观自然的过程中总在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的意图、愿望投射进去，自觉不自觉地给事物以意义和评价。人在自己的活动中追求合自己目的的结果，在不违抗自然必然性的范围内，总试图在自己所把握的选择范围内作出最好的选择这就是人类理性的功能一在认识自然、积极顺应自然客观必然规律的活动中，发展起了求真的科学技术和人类认知世界的理性能力;而在追求合人类目的、合主体理想的过程中，发展出了善、美等代表人类主体选择的价值应当理性。如果说前一种理性表达的更多是一种客观必然性，后一种理性则更多表达一种主观善价值的合理性。这两种理性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马克思等经典作家所强调的关于人类生产的两种“尺度”。马克思曾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认知理性属于马克思所说的动物的“种的尺度”，而价值理性属于表达人类主体选择的人的“内在的尺度’。在西方思想史上，经典作家曾把认知理性称作理论智慧(亚里士多德)，或“纯粹理性”（康德)，而把价值理性称作实践智慧(亚里士多德)，或“实践理性”(康德）在中国思想史中，虽没有明确提出“理性”这个概念，但在儒家提出的“力命”、‘义命”不同关系范畴中，已内在包含了人的两种理性能力。
善价值维度的理性从人类世界“应当是什么”、“怎样才更合理’的视角考虑问题，它主要给人类世界一个善和美的价值引导，给认识、征服、开发、利用自然的活动一个合理的可持续发展的愿景规划。人类的善价值理性也正是在认识改变客观现实活动中，在用人的“内在的尺度’去引导、把握“种的尺度’的能动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没有善价值理性的规划J和关怀，人类的纯粹认知理性要么仅仅局限于认识世界，不能创建美好世界;要么发展为一种盲目的力量，而这种有缺陷的力量往往可能把人引向非人，把人类世界引向真善美的反面甚至毁灭。
三、善视界与伦理学一-伦理学的广义与狭义
在真、善、美或还有信仰视界中，善是把握世界的一种重要方式，而伦理学在传统学科分类中的基本定位是关于善的学问的维度。事实上，我们也看到思想史上的经典作家们对伦理学或善理念论往往是在不同层次、领域和意义上使用的。概括言之，第一类是在世界本体意义上定位善或善理念，如柏拉图及神命论等;第二类是在人类世界即人类社会秩序本体领域定位善或道德律令，如康德、黑格尔及儒家学说等;第三类是在人性品德领域意义定位善本质的，或许这可算作人性美德本体论，如亚里士多德(在双重意义上使用伦理学)、麦金泰尔等。
我们不难发现在第三类意义上，伦理学重点关乎人性美德，这是一种不涵盖政治学和法律学的狭义伦理学。而在第一类和第二类意义上的伦理学，实际上都是在广义上界定的，即伦理学这门善的学问或善的理念维度覆盖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法律等领域甚至覆盖整个世界，伦理学不仅关系成就人性品德,也成就社会和国家的善治，不仅关系社会秩序甚至直接就是人类社会政治与法治的“应然”善的本体。笔者在此想强调的是，对伦理学这门学科的把握、研究和运甩应该充分注意到它的广义含义和狭义含义，不能忽略伦理学这门关于善的学问在人类社会各领域的善的应然的引导。事实上，伦理学在价值取向和精神理念层面，的确也渗透和显现在社会各个领域规则之中。
伦理学与法律的关系在古希腊思想家的专门论述中比较有限因为法律学是包括在政治学中的。但在亚里士多德著述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他关于伦理德性是法律的基础和依据的观点伦理被认为是‘人为法”的基础。康德伦理学属于广义上的建构，康德善的“绝对命令”就是通过内在法和外在法强制形式作不同表达的。黑格尔的“法哲学”含义广泛它并非只指一般的狭义的法学，而是指向整个社会制度和秩序的至善应然取向;黑格尔是把法律、道德、伦理三个逻辑环节作为至善绝对精神的发展显现阶段来论述的。当代伦理学家哈贝马斯认为，具有理性法根源的道德原则现已经成为实证法的组成部分，现代法律的原贝蹴像“我们从宪法那里可以很容易地表明那样，同时既具有法律性质，也具有道德性质，自然法的道德原则在现代立宪国家中己经成为实证法”。且不论有没有明确说明，事实上，格林、哈耶克、罗尔斯等现代政治学者都把伦理善治当作了国家治理的基本出发点。正如我们通常所理解的那样法律、道德都是真、善、美视域中善维度中的法则表现，只不过道德所确立的是人的内心法，法律确立的是外h在法。
伦理学与政治学在柏拉图那里具有的密切关系，他把得到正义作为最高的善，灵魂的正义和国家的正义都是善理念的表现政治学是寻求国家的善。亚里士多德认为，实践科学中的政治学是最高的学科，因为政治学寻求的是最高最大的善或者说，是最高善或伦理学在社会治理方面的使命，“政治科学，作为一个完整的道德社会(在这个社会追求充分的善这只有通过共同行动才能实现)的学问，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就是最高的伦理学”。黑格尔的政治学植根于他的“绝对精神”理念体系，他认为社会治理及其发展就是伦理实体即“绝对精神”的客观化或外在显现的一部分，社会政治不过是伦理精神的一个外在表现和现实空间表达而已;伦理精神在发展过程中，抽象变为了具体个人进入了社会意志为了实现自由，构建了制度为保证。在霍布斯那里，哲学被分为自然哲学与公民哲学伦理学与政治学是公民哲学中的主要领域内容。从‘公民哲学”含义中，我们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至善的实践科学的思雄痕迹。
此外，西季威克!(伦理学方法》和梯利〈伦理学概论对伦理学与政治学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都有相关论述梯利甚至表达说，伦理学是政治学的另一个名称。相对而言，伦理学规定着人类的普遍应然目的而政治学则是一门关于实现该目的的方法的学问。在当代伦理学与政治哲学的学科区分也越来越不明显—罗尔斯、哈贝马斯、麦金泰尔等，既是政治学家又是伦理学家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以及社群主义既是政治学讨论的问题，也是伦理学讨论的问题。
政治学与哲学的区别范文3
【摘 要 题】新思潮
【关 键 词】政治学/政治制度/行为主义/理性选择
【 正 文】【作者简介】张桂琳(1955-)，女，安徽蚌埠人，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教授，政治学博士。（北京 100088）
一
现代政治学源于政治哲学和政治制度研究。然而，20世纪的欧美，尤其是美国，开始了一场旨在把政治学改造成政治科学的方法论变革。这场变革的结果是，政治科学轻视或拒绝政治制度研究，转而更加注重两种建立在个人主义假定的研究范式，即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这两种研究范式都假定：个人作为个人自主地进行政治活动，其政治活动的主要依据是个人的社会——心理特征或者个人对自身利益的理性计算。在这两种理论研究中，个人不被或很少被正式的、非正式的制度所限制，因而可以自我决定。同时，这两种理论研究也同样看重外因对政治过程的作用。除了在研究范式的变革以外，这场变革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一种强烈的、不断增长的对精确的研究方法的使用和清晰的经验性政治研究理论的构建的偏好。很显然，这些研究范式和理论构建方面的关注排斥和拒绝传统的政治制度研究。（注：关于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最好的解释是Eulau(1963)和Riker(1973)的作品。）
然而，一场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兴趣和研究范式的反攻(counter-reformation)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并使得政治学研究又开始关注传统政治学一直关注的正式的和非正式政治制度、公共权力和国家的角色和作用。尽管制度性的描述和解释在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研究领域里非常流行，政治制度研究者也同样关注对个体行为的制度性说明。这一“新制度政治学”不仅恢复了许多“老制度政治学”用来理解和解释政治现象的特征，它也在许多理论和个人体验层面发展了政治学研究。（注：笔者在本文中使用的“制度政治学”，与“政治制度学”并无实质的区别，调换词序的目的主要是想强调它的方法论意义。）它使用了许多传统制度政治学的基本假定，同时又在研究方法和手段上丰富了传统政治制度研究。它更加关注理论的构建和解释的明确与清晰，而这些恰恰是传统政治制度研究所欠缺的。
本文将以西方政治制度研究文献为对象，对政治制度研究的新趋向进行解释和分析，并尝试回答两个问题。第一，新制度政治学对老制度政治学有哪些继承与发展？第二，新制度政治学与所谓的政治科学（行为主义政治学和理性选择政治学）有什么关系？显然，这两个问题是很难分开的。因此，本文预先做一个前提假定，并以此假定为基础展开论述。这个假定就是：新制度政治学实际上是政治学者在结合传统政治学与政治科学方面的一次尝试。
二
尽管传统制度政治学或者老制度政治学对政治和政治制度有着丰富和深刻的描述和说明，但是，它缺乏理论的灵感和动机，而建立理论是现代科学的重要特征，因此，许多人不认为老制度政治学不是“科学”。另外，老制度政治学所采用的研究范式是“以智者的眼光和超凡的观察力，用具象的词句，尝试描述和理解研究者身边的政治世界”。老制度政治学的文献非常丰富。
追述一下西方政治思想史，不难发现，早期的思想家在思考人类的政治生活问题时提出的主要问题倾向于关注能够影响个人政治行为的统治机构的性质，并且往往致力于建立好政府或好政治制度。狡猾多变的个人行为以及把分散的个人行为引导成有集体主义目的的行为的需要，是建立政治制度和机构的主要理由和依据。最早的政治哲学家发现和分霄某些政治统治机构和制度的成功之处，然后，根据他们的观察和分析，设计出好的政治制度并向统治者提出制度设计方面的建议。亚里士多德等早期西方政治哲学家就是以这种方式开展研究的。尽管他们的制度设计和建议几乎完全是以道德说教的方式表达的，他们的确通过对政治制度和政治制度对社会的影响的系统分析开创了政治学研究。
这种制度分析的传统被后继的思想家和学者不断地继承和发扬。有些学者尝试着用社会组织的观点分析政治制度在社会中的作用。霍布斯生活在社会政治生活混乱和转变的英国大革命时期，因此，他坚决主张建立强有力的政治制度，在道德和秩序的失败中来拯救人类。洛克提出了一个关于政府和政治制度的契约论主张，开拓一条朝向民主制度的研究道路。孟德斯鸠关注权力的制衡和自由的保障，他的理论后来被北美政治实践者用作美国权力分立的理论基础，以防止专制政府的出现。我们还可以开列一些政治思想家名单，但是，基本问题没有变：政治思想和研究的目的是分析政治制度和设计政治制度。
19世纪末期，政治学逐渐开始作为一门独立的学术专业而存在了，而在此之前，它只是历史学和哲学、伦理学的一个部分。即使如此，政治学的基本问题还是“老问题”：制度和规范（法律与道德）。政治学就是关于政府和法律的研究，其主要领域是统治体系的运行机制。另外，政治学的研究目标和目的也主要是规范性的（伦理和道德）：在既定的政治体系中，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最好？因而，政治学在很大程度上是服务于国家的。
英美政治传统和欧洲大陆国家的政治学比较而言，对国家的依赖要小一点，但是，英美政治制度研究者也同样非常关注正式的政府制度。比如在美国，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是19世纪80年代美国政治学会会长、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后来还成为美国总统。他的学术著作主要是关于美国政治制度和比较政治制度。他在1887年发表的关于文官制度的著名论文指出，美国政府可以向欧洲大陆国家学习，尽管大陆国家缺乏像美国一样的政治参与文化。他的其他作品，如《国家：政治历史和政治实践的方方面面》(The State:Elements of Historical and Practical Politics)也主要讨论的是政治制度。美国政治学的另一个前沿人物是沃尔塞(T.D Woolsey)，其代表作是《政治科学或对国家的理论和实践思考》(Political Science or The State Theoretically and Practically Considered)，也是政治制度分析的专业著作。可以认为，当时这些政治学界的顶尖人物就是把政治学看成是国家和政府研究。
在欧洲，刚刚出现的现代政治学和美国的状况也没有太大区别，所不同的大概是它更加和其他学科（如法学）结合在一起，更少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存在。这使得欧洲大陆政治学的中心是对于政治制度和国家性质的研究。从本质上说，国家（政府）是法律的应用和外在形式，而政治只是这种应用的一个部分。欧洲学者对政治制度研究的倾向和依赖还被另一个事实或现象所影响，这就是，欧洲政治基本上还是精英政治，大众政治参与还刚刚起步。因此，欧洲学者的目光很自然地落在比较正式的政府制度和法律制度上。更甚之，欧洲国家似乎更加看重“法治”，更以法律的意义理解国家，所以法律就更成为社会行为规范和学术研究的重点。对于欧洲学者来说，尤其是对于德国学者来说，政治学就是国家学，任何社会结构只有得到国家的承认才具有合理合法性(legitimacy)。
我们可以将老制度政治学的基本特征做简要的总结，归结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老制度政治学注重法律，把法律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第二，老制度政治学注重正式的政治结构，认为是这些正式的政治结构决定着人们的政治行为；第三，老制度政治学研究具有整体性的特征，无论是对本国政治和法律制度进行分析还是进行政治制度的比较分析，都是力求对政治制度的完整和全面的把握；第四，老制度政治学研究具有历史性的特点，总是把历史做为分析问题的基础；第五，老制度政治学研究明显表现出伦理道德倾向，往往对先行的政治制度作出价值评判。
三
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的行为主义政治学导致政治学，在某种程度上也导致社会学的重大转变，甚至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导致了学术革命。这一转变或革命的确引起了许多重要的大学和研究机构（特别是美国的）在研究方法上的变化，也最后引领出一个更具影响力的政治学方法论的变革，即理性选择政治学的出现。尽管行为主义政治学和理性选择政治学本身有很多不同，但它们也具有许多共同点，正是这些共同点深刻地改变了政治学这一学科。这些共同点包括：对理论和方法论的关注(concern with theory and methodology)；反对政治学研究中的道德伦理倾向(anti-normative bias)；个体决定论的基本假定(assumptions of inpidualism)；强调政治输入(inputism)。（注：这里的翻译不是直译，而是根据上下文的意义做的翻译。）转贴于
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公开表达出来的对理论构建的关注。它的基本论点是：如果政治学研究要想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它就必须构建自己的理论。这就是说，政治学必须发展和构建“一般理论”，也就是“内在一致的命题”，这些一般理论应该可以用来解释和说明不同社会环境和背景中的政治现象；仅仅对一些国家的政治现象进行描述并做出有意思的解释是不够的；对政治现象的描述、解释和说明必须符合一般理论。随着行为主义政治学研究不断深入，一些前沿人物开始提出自己的一般理论并接受检验。比如，在比较政治学领域，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就成为主要的一般理论。[1]另一种理论关注影响投票行为的心理因素，如政党情感依附等等。[2]另外，在立法活动、[3]审判活动[4]和行政活动[5]领域也有不同的一般理论产生。根据上述理论，政治生活是个人特征的一种功能，但主要是一种个人的现象；假如我们要想理解政治，我们必须观察个人并问他们为什么这样或那样做。
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确有构建理论的倾向，然而，当理性选择政治学兴起的时候，这种构建理论的倾向就更为明显和强烈了。理性选择理论家们把政治行为看成是经济利益和经济计算的产物。更准确地说，政治行为者和政治集团被假定为理性的个别利益的最大化的主体，比如，政治家用寻求再当选的办法保证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6]根据这种观点，政党的纲领和政府的政策是争取再次当选的手段，而不是政治活动的目的。[7]
消除政治学研究中的价值或道德因素的愿望是伴随着把政治学改造成为“科学”的努力产生的。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老制度政治学有非常明显的对于政治制度的价值倾向，经常使用“好坏善恶”这样的词汇描述政府和政府的政策。行为主义政治学对老制度政治学的批评是：它对政治制度的描述既不清晰也不明确，而且带有太多的价值倾向和暗示。这些暗示对于建立一个好政府并没有太多的积极作用。特别是，老制度政治学的批评者指出，政治制度的研究者往往带有对工业化国家和民主政治的偏好，主观上把工业化和民主当成“好”政治制度的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对正式的法律制度的强调还会把那些虽然非正式但对政治活动有重大影响的政治安排排除在政治研究之外。但是，很有趣的是，当行为主义政治学这样指责老制度政治学时，有学者也同样指责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偏见”，说这种“偏见”只不过伪装得更好罢了。
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的又一个特征是它们都坚持方法论上的个人决定论。它们的理由是，政治环境中的真正演员是个人，因此，真正的政治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个人和他们的行为。在行为主义的研究中，个体决定论不仅有方法论上的理由，而且还与这类研究的焦点经常是个人的事实有关。也就是说，行为主义研究的对象经常是一个投票人、一个提意见或建议的公民、一个行政官员或者一个政治家。对于理性选择研究来说，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假定是研究的基础，不论在讨论个人或个人的集合时，它都能增强研究者的分析和研究能力。这样的研究方法或范式有一个非常充分坚定的立场，即，个人或政治个体是社会和政治分析的适当的对象。社会集体，如政党、利益集团、议会等等不会做决定，真正做决定的是集体中的个人。然而，集体中的个人不是任意决定，他们也必须遵守规则。
最后，与老制度政治学不同，行为主义政治学反对把注意力放在正式的政府制度和宪法上，主张更加关注社会对政治系统的“输入”(the inputs from society to the political system)。根据这种观点，政治生活中真正起作用的是投票行为、利益集团活动、大众媒体的报道，而不是“人造”的法律形式。[8]公共政策是这些输入的“输出”。至于理性选择政治学，它的研究范式本身就对老制度政治学有某种“敌意”。理性选择理论运用它的研究范式和模型不仅分析个体行为，也分析集体决策，但它总是假定：制度只不过是一种把愿意做让步和妥协的个体的要求聚合在一起的机制或手段。根据这种观点，制度的确对政治参与者有现实意义和影响，假如没有其他理由，制度和法律规则可以构成个体行为的限制因素。[9]这里，理性选择理论试图否认的是制度在决定政治参与者的意见过程中的作用。
四
正当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盛行并达到无所不在的程度时，作为一种批评和反对力量，新制度政治学出现了。最早的新制度政治学的倡导者，如马奇(March)和奥森(Johan Olsen)不仅命名了这一理论，而且从一开始就明确表达了他们对经验性的政治学研究的看法。[10]、[11]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一方面提出许多对于政治学研究现状的批评意见，另一方面也指明了政治学误入歧途的原因。他们没有要求政治学完全复归到传统制度政治学，但是他们的确清楚地表明了对老制度政治学的某些特点的关注。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他们认为，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的研究范式有以下重大缺陷：过分强调社会因素(contextualism)；忽略集体行为的意义(reductionalism)；功能主义的滥用(functionalism)；功利主义论(utilitarianism)和工具论(instrumentalism)。（注：同前面一样，这里也是根据上下文进行的翻译。）
首先，行为主义理论过分重视社会因素的政治意义。当代政治学理论降低了政治现象的意义并使它们在政治研究中边缘化，与此同时，过分强调其他社会现象，如经济增长、阶级结构和社会——经济分立的政治意义。更重要的是，一反政治学认为社会依赖国家的传统，当代政治学（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认为社会高于国家、国家依赖社会。以此为依据，当代政治科学才会大谈特谈“让国家缩回去”的话题。其次，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都有强调个人行为的倾向，因而都忽略了集体政治行为。按照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集体的行为是由个体的选择组成的，在个人选择面前，集体行为的意义已经丧失，甚至连制度的价值、规范和法律约束在个人选择面前都起不到主要作用。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坚持这样一种看法：集体性的输出是依赖个体的互动的。这种看法如果不是把集体行为的政治意义完全否认，也是降到了最小程度。再其次，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都有功利主义的倾向，但理性选择更为明显。理性选择的基本假定是：人们通过政治行为来实现自我利益的最大化。但是，问题在于人们投身政治活动不一定完全是为了实现自我利益，对于制度政治学的拥护者来说，政治活动的动机也可以是集体的或者政治价值层面上的。因此，即使人们完全按照制度的要求去进行决策，也是完全“理性”的。第四，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假定历史是一个有效的、达到某种程度平衡的过程，因此，比较政治学中的结构功能主义主张社会是一个政治组织形式。在这种政治组织形式中，任何能够影响政治平衡的因素都是“政治”的。制度政治学反对这种主张，认为政治要比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家所假定的麻烦得多。最后，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还有工具论的缺点，它们太关注政治输入和输出，而忽略了政治过程、政治特征和社会政治价值的作用，把这一切仅仅看成获得有利于自己的政治输出的工具，都只是“政治符号”，都服务于一定的政治目的。
在这样的对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的批评基础上，制度政治学的拥护者公开地呼吁建立一个新的制度政治学研究范式。马奇和奥森宣称，新制度政治学将用一种新的范式弥补现在处于领导地位但却有明显缺点的主流政治学的五个方面的不足，这种范式将集体行动置于政治学研究的中心并将重新考察政治集体行为与政治环境的关系。
新制度政治学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对“政治制度”的界定。在一份研究报告中，制度政治学的倡导者们列举了制度的基本特征：第一，任何社会都有某种结构特征，尽管这种结构可能是正式的，也可能是非正式的；第二，这种结构要成为制度还必须满足一个要求：稳定。社会结构只有在一定时期内稳定存在才是制度；第三，只有某种社会结构影响到人们的政治活动时，它才是政治制度；第四，制度必须有比较的意义，可以和其他的社会结构相对照，并且在这个制度的成员中存在某种共有的观念或价值。
但是，对于新制度政治学的倡导者来说，问题并没有结束。因为他们为自己开辟的研究领域本身非常复杂，也因为他们每个人的出发点不同（有的甚至是来自行为主义或理性选择理论的阵营），所以，新制度政治学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整齐划一的研究范式，新制度政治学派也不是意见完全一致的学术群体。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目前新制度政治学派的主要思想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马奇和奥森是新制度政治学的主要倡导者，他们代表着一种有明显价值取向的研究方向。在他们的许多著述中[10]、[11]价值和制度的规范作用一直被关注。这些价值和规范可以被个体社会成员用来当成个人行为的参考，也可以被学者用来当作评价政治行为的参照。
与有价值取向的制度政治学不同，有许多学者坚持理性选择理论的某些观点，同时又关注制度的作用。这些学者认为，政治学研究不能被政治价值迷惑，政治制度是规则系统和行为的指导，通过政治制度，人们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12]政治制度可以解释理性选择理论无法解释的问题：在一系列互相冲突的理性选择中，如何达到平衡？在这个意义上，政治制度的确满足了社会和经济的需要。[13]
另外有一些学者强调了历史的重要性，他们认为，政治制度分析的最好出发点是导致某种政策产生的最早政治选择。这些最早的政治选择以及从中产生的各种活动，决定了以后的所有政治和政策。假如我们不理解最早的政治和政策，那么，我们也很难理解政策发展的逻辑。比如，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多学者同意政策有路径依赖的特点的说法。经验性制度政治学(empirical institutionalism)是最接近老制度政治学的一种研究取向，经验性制度政治学者认为，政治制度在政策制定的政府决策过程中有很大影响。政治学研究的中心应该是政治制度和相关因素。但是他们的研究手段显然借助了当代政治学的分析成果。
五
通过对新制度政治学的产生历史的回顾和主要内容的分析，特别是通过对新制度政治学和老制度政治学、行为主义政治学和理性选择理论的对比，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就像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的兴起反映了学术界对老制度政治学的不满一样，新制度政治学的产生也是学者们对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过度膨胀的一种反击。但是，很明显，这一反击与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的理论革命相比，其研究范式和方法论的意义不是很大。换句话来说，新制度政治学的批判性高于它的建设性。另外，我们从上述的分析中也看到了思想的交流和结合，实际上，新制度政治学是当代政治学者在充分了解了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的优点和缺点之后，把当代的分析手段运用于老制度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之上。
同样需要指出的是，新制度政治学是一次政治学研究范式的变革尝试，表面上是对政治制度的研究兴趣的回归，但是，正如我们已经证明的那样，新制度政治学决不是简单地恢复了老制度政治学，而是一种更新，是一种在新的背景中对政治制度和集体政治行为的关注。
但是，考虑到新制度政治学是一个在最近20年中兴起的研究范式的变革，我们可以说，任何对它的批评都显得太早和太不充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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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与哲学的区别范文4
关键词：速率 效果 政治课堂笔记 创造性转化
中图分类号：G633.2 文献标识码： C 文章编号：1672-1578（2013）09-0127-03
随着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全国各地中学政治教学逐渐呈现出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但值得深思的是，思想政治作为文科，研究者大多集中在“政治自主探究合作学习的途径”、“分析和阐述政治问题的方法”等方面，对传统政治教和学的一些有效方法却关注不多，笔记就是其中之一。事实上，看书、听讲、笔记、温习是政治学习一般过程和经典方法，如果能从新课程的角度对这些传统的经典过程和经典方法进行继承、改造、创新，借用林毓生教授论述中国传统文化时提出的概念，实现经典学习过程和方法的“创造性转化”，笔者试以课堂笔记为例进行剖析和讨论。
1 从速率、效果角度审视政治课堂笔记的功能
无庸讳言，政治课堂笔记曾经长期是应试教育的奴婢，“上课记笔记，考前背笔记，考后全忘记”，这是对传统的接受式政治学习的辛辣讽刺。于是乎，在课程改革不断推进的今天，政治课堂笔记成了“应试教育”的殉葬品，在政治教学研究中倍遭冷遇，鲜有提及。其实，传统政治教学很重视课堂笔记，一般认为笔记有课堂再现、查漏补缺、释疑解惑等三大功能，这主要是基于政治知识掌握的认知角度看问题。如果从速率、效果的角度重新审视政治课堂笔记的功能，可以获得一些新的认识。
1.1笔记是最经典的政治学习方法之一
一般而言，政治学习方法既包括各学科通用的一些方法，如阅读、听课、笔记、思考、解题、讨论等，也包括政治学科的独特学习方法，如汲取、鉴别、整理、归纳政治信息的方法等。近些年来，对后一类学习方法研究逐渐深入，但结合学科特点对前一类方法的研究却很少。其实，与其他学科相比，看书、听讲、笔记、思考等传统的学习方法在政治学科中的运用显得更重要，换句话说，这些学习方法在政治学习中更具有“经典性”，笔记就是这样一种经典的政治学习方法，学会记笔记的方法不仅在学生时代有意义，更将为学生的终身学习提供重要的梯航。
1.2笔记是记录政治学习过程的主要载体
政治学习中，阅读教材、上课听讲、思考问题、同伴讨论等过程都不能“事无春风了无痕”。勾勾画画、写写记记可以记录阅读政治教科书的感受体会，可以记录教师授课过程中形成的政治知识框架，可以记录思考和讨论政治问题的过程和收获，可以记录政治作业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方案……，因此，政治课堂笔记是记录政治学习过程的主要载体。
由此观之，积极引导学生记好笔记、用好笔记，不仅能便利复习、巩固政治知识，更是养成良好的政治学习习惯、获得政治学习方法的重要途径，是实现政治学习方式转变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2 从速率、效果角度剖析政治课堂笔记的现状
事实上，大多数政治教师都比较注重学生课堂笔记习惯的培养，但着眼点却只关注教师讲授的知识结构和知识体系，对学生政治学习中思考、感悟、交流、讨论的笔记关注不够；只关注课堂的笔记，不关注整个政治学习过程中的笔记，重视了“政治课堂笔记”，不重视“政治学习笔记”。从学生的角度看，很多学生仍然没有养成良好的笔记习惯，把笔记当作任务、课堂笔记利用效率不高的现象普遍存在，即使有较好笔记习惯的学生，“上课记笔记、考前背笔记、考后全忘记”仍是不少学生的尴尬境地。以下试结合政治课堂笔记的几种类型作一简要分析。
2.1教材目录型笔记
试看如下的《生活与哲学》笔记片段：
例1：人民版政治必修四第二单元第五课框题一《意识的本质》
1、意识是物质世界长期发展的产物
2、意识是人脑的机能
3、意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
这种形式的笔记主要是教材目录的整理记录，可能对学生宏观把握教材知识体系和结构有一定的作用。但总的来说比较随意，太过简略。从记笔记的角度看，只是教材目录的简单抄写，既没有对教师讲解的记录，也没有思维含量，对理解政治问题、形成知识体系帮助不大；从用笔记的角度看，这一类笔记在任何一个复习环节都不能代替政治教科书，起不到很好地课堂再现、知识整合的作用。从速率、效果的角度看，记这类笔记的学生既不能因为笔记而保证认真听讲，也不能通过笔记而掌握一种记录笔记、整理笔记的方法，他们只在于形式上笔记的有无和心理的自我安慰――我的学习态度是端正的，课堂笔记本记录认真清楚的，政治学不好我很无辜！
2.2知识结构型笔记
有些学生的笔记记录比较详细。如：
例2：人民版政治必修四第二单元第五课框题二《意识的作用》
1、人能够能动地认识世界：
（1）意识活动具有目的性
（2）意识活动具有自觉选择性和主动创造性
（3）世界上只有尚未认识之物，而没有不可认识之物
2、人能够能动地改造世界：
（1）意识对改造客观世界具有指导作用
（2）意识对于人体生理活动具有调节和控制作用
3、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1）含义
（2）基本要求：
①发挥主观能动性（略）
②“两个结合”
③“两个反对”
这类笔记比前一类更清晰和详备，基本上较好地囊括了需要掌握的主要知识点，也有助于学生把握哲学知识的框架结构。（有些教师喜欢用各种示意图、表格来呈现政治知识结构，相应的表格式、图示式的笔记在本质上仍是属于知识结构型的。）在课后政治学习和复习的某些环节中，可以用看笔记代替看教科书，达到“把书读薄”的要求，发挥政治笔记“课堂再现、查漏补缺、释疑解惑”的功能。从笔记的过程看，这类笔记所花的时间较多，如果是随堂记录的，听课时必须非常认真，因而，笔记与听课相辅相成，体现了呈现学习过程的作用。调查发现，做这类笔记的学生学习比较认真，形成习惯后，多数学生也不会因做笔记而影响听课；部分学生笔记速度较慢，需要课后结合教材和其他同学的笔记加以补充，通过认真的笔记，能把课堂内的听课、笔记等学习活动与课后的笔记整理、课堂回忆、同学讨论等学习活动结合起来，使政治学习的过程更充实。无论从政治知识掌握的角度，还是从速率、效果的角度，都对学生政治学习有不小的帮助。但这种笔记仍是基于接受式学习的，对政治问题的质疑、探究明显欠缺，有待进一步改进。
2.3标注教材型笔记
有些学生不是把笔记记在专门的笔记本上，而是在教科书上做各种标注。
例3：人教版必修1《经济生活》第九课框题一《市场配置资源》。
计划和市场是资源配置的两种基本手段。（批注：资源配置的基本手段）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经济是市场经济。（批注：市场经济的含义）在市场经济中，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只要是通过价格的涨落以及供求的变化由市场来调节的。（批注：市场配置资源的信号：价格、供求、竞争）哪种商品在市场上好卖，人们就扩大上产；哪种生产要素的价格昂贵、供应紧张，人们就减少这种要素的使用。市场中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着商品生产者、经营者，调节人、财、物在全社会的配置。（批注：“无形的手”――市场）
这类笔记做起来比较容易，上课相对轻松，主要功能是帮助理清教材的知识结构。很多学生选择这种形式的听课笔记，有划划写写在书页旁边的（如上例），有用不同颜色涂出相应文字的。从速率、效果的角度看，这种笔记方式一定程度上能保证认真听讲的时间，又可以通过对教科书的批注学会看书，找出书中的关键词句和信息，对后续的复习也有一些作用。但整本书划划写写的，有时会重点不够突出。这类笔记形式同样是基于接受式学习的，不能反映学生合作学习、探究学习的过程，在提出问题、讨论问题方面明显不足。
2.4问题重点型笔记
有些学生的政治课堂笔记除了记录主要知识结构外，还记录一些思考的问题。如：
例4：人教版必修2《政治生活》第七课框题三《我国的宗教政策》
1、我国宗教掠影――现状分析。
2、全面正确地理解我国的宗教政策。
（1）自由政策（思考：地位、内涵、为什么是一项基本权利而不是基本政治权利？――详见P-9）
（2）政府依法管理宗教事务（正常――保护，不正常――制止、打击和抵御等）
（3）宗教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联系宗教方针：自传自养）
（4）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思考：为什么不是与社会主义相适应？）
3、弘扬科学精神。
（1）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形成崇尚科学的社会风尚（思考：宗教与迷信的区别）
（2）中学生要接受无神论宣传教育，树立科学世界观（思考：为什么中学要接受的是无神论？）
比较而言，这类笔记既有一定的知识结构，也记录了值得思考、探究的问题。不仅能反映听讲的情况，还能反映思考、探究政治问题的过程，说明这类学生在政治课堂上听课很积极、思维很活跃，初步具备了探究学习的习惯。调查发现学生中这样的笔记比较少，多数学生认为这样的笔记知识点太少，参考答案记录不够，不利于阶段性复习。说明由于应试的大背景下，学生有浓厚的“标准答案情节”；另外，这类笔记的后续探究也没有跟上，由于整体上应试教育的模式没有改变，学生作业负担重，政治学科又不受重视，学生在课外没有精力和条件去开展进一步的探究学习，探究止步于课堂中的这些问题。
综合考察以上四种类型的笔记，总体上还是基于听课的，体现的仍然是接受式学习为主的政治学习方式。从速率、效果的角度看，作为经典政治学习方法的功能发挥不充分，基于看书的笔记、基于思考的笔记、基于讨论的笔记、基于探究的笔记等都付之阙如，这方面做得最好的问题重点型笔记，也是浅尝辄止，效果并不理想。作为政治学习过程的重要载体，多数学生的课堂笔记主要是课堂听讲和考前复习的载体，积极思考的过程、合作讨论的过程、课外探究学习的过程体现不够。
3 从速率、效果角度实现政治课堂笔记的“创造性转化”
政治课堂笔记之所以存在上述问题，既有传统教学方法和学习方法惯性力量的原因，也受应试教育大环境的影响。在应试教育大格局很难根本改变的形势下，在课程改革不断深入的今天，既要重视课堂笔记在政治知识掌握和巩固等认知领域的作用，更应不断开发政治课堂笔记在速率、效果方面的功能，实现课堂笔记的“创造性转化”。
3.1使笔记从听课备考的载体向学习过程的载体转化
实现政治课堂笔记的创造性转化就要重新审视政治课堂笔记的功能，使课堂笔记从听课备考的载体向政治学习过程的载体转变。从笔记的功能看，要让笔记不仅成为复习巩固工具，还要成为保证听讲、启发思考、记录过程的载体。从笔记的内容看，要改变只记知识点、知识结构的传统，增加笔记的内涵，特别是要记录阅读所得、听课所感、思考所悟，反映整个政治学习的过程。从笔记的形式上，可以设计符合自身特色的分栏目笔记形式，例如，可以通过知识结构、问题探讨、错题集锦等笔记栏目，记录政治学习过程的点点滴滴，使笔记成为自己复习巩固的好帮手，也成为政治思维发展的成长记录册。
3.2从作为学习任务的笔记向作为学习方法的笔记转化
很多政治老师规定上课必须记好笔记，有时还要加以检查，很多学生因此把笔记作为一项政治学习的“任务”来完成。有不少政治成绩好的同学笔记比较“随意”，有的根本没有笔记本，把很多重要的内容、问题标在课本上，但他们上课时从容听讲，踊跃回答老师的提问，有些还在教科书的天头地角记了很多自己思考的问题，学习非常主动。这一现实告诉我们：笔记不在于形式问题，不要把笔记变成一项学习任务，教师和学生都不必对笔记本的具体形式有硬性要求，不能被形式主义的那一套束缚了手脚。
政治学习的一项“看家本领”就是会记笔记，要从方法的角度引导学生学会笔记：包括如何记录阅读和听讲中的关键信息，如何记录阅读和听讲中发现的问题，如何记录思考和讨论中思维的火花……，笔记一旦成为习惯，本身就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终身受用学习方法。
3.3从封闭的政治课堂笔记向开放的学习笔记转化从速率、高效的角度看，学习笔记不仅是课堂学习的记录，还包括课后整理、摘抄、阅读、思考的过程。因此，笔记就不能只记老师列的知识提纲，更不能只记板书，要养成把自己的学习过程记录下来的习惯，从课堂笔记向学习笔记转变。看书时勾勾画画地做笔记，听讲中梳理知识做笔记，做题时结合思考做笔记，讨论时深入交流做笔记，充分发挥学习笔记在记录学习过程中的作用。因此，要处理好课堂记录与课后整理、摘抄、阅读、思考的关系。
课堂记录的内容主要是老师所讲解的知识框架、线索和重难点问题，也应该包括听讲过程中的所思、所想、所感、所悟和疑难批注等许多内容。课后整理就是把课堂笔记进行整理，在原笔记基础上进行补充、修改、完善，这也是一个知识巩固和再回顾、再领悟的过程。还可以把读外阅读中获得的政治知识、思考的政治问题记录在笔记上，拓展自己的政治视野，尤其要把平时对政治问题的思考、探究、讨论记录下来，让自己对政治的“思想灵光”记录在笔记上，使笔记成为思维成长中的一笔财富。
总之， 养成记课堂笔记的习惯不仅是一种学习方法， 更是一种正确的学习态度。记笔记不是目的， 而是促进思考、 反思、归纳的手段， 而引导学生养成常思考、爱分析总结的好习惯， 不仅仅是为了提高他们的学习成绩， 更是为了让他们在以后的工作中、人生道路上过得更精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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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与哲学的区别范文5
【关键词】语言艺术；政治课堂；生动有趣
思想政治课程是高中阶段学生的必修课程之一，它承担着智育与德育的双重任务，是对学生进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的主要途径。作为一门理论性较强的学科，语言讲授是政治学科最为主要的教学方式，因此，在讲课的过程中，语言艺术的运用相较于其它学科就显得更为重要。如果教师的语言贫乏无力，缺乏新意，政治教学就容易陷入枯燥乏味的境地，倘若教师善用语言艺术，语言表达生动活泼，即使同样的内容，教师也能够把课上的极具吸引力。因此，作为一名高中思想政治教师，一定要学会把握语言艺术，令政治课堂在美妙的语言艺术下熠熠生辉。
一、注意语言的准确规范性
教学语言与一般的语言相比，其最主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准确规范性，再加上政治学科本身就是一门理论性较强的学科，在学科中存有大量的专业术语，很多的概念、原理的表述一定要准确规范才能够反应出问题的本质。如果教师在讲课的过程中语言缺乏准确性，模棱两可，会给学生的理解带来很多误区。例如，在《政治生活》中，关于“民主”一词，教师在讲解的时候一定要准确表述民主是“一定阶级范围内”的民主，它只属于“统治阶级”，没有所谓超阶级的民主，这样，学生才能真正把握“民主”一词的内涵；又比如，“公民”和“人民”这两个词语表面看起来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公民属于法律概念，而人民则属于政治概念，如果教师在讲解的时候说得不清楚，很容易给学生造成概念上的混淆。所以说，在讲解的过程中，语言的准确规范是需要遵循的第一原则。
二、注意语言的简洁精炼性
在讲课的过程中，一些教师常常因为担心学生听不懂，而习惯反复讲解，从而令课堂教学语言表达显得繁琐异常。这样不仅白白浪费了宝贵的课堂时间，还容易给学生在记忆方面带来更多的负担，导致学生产生厌学的心理，影响了学习的效果。作为教师，在备课之前就要反复琢磨，想办法对教学内容进行概括总结，使得教学语言简洁精练，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和学生的学习效果。例如，在讲到我国的政府职能时，笔者就在课前备课的时候把四个政府职能概括为政治职能、经济职能、文化职能、社会公共服务职能。由于语言精练简洁，在当堂课，学生就已经熟练地掌握了这些内容，从而对学习效率的提升起到了明显的作用。
三、注意语言的逻辑性
在高中思想政治学科中，很多的内容都带有很强的抽象性和逻辑性，尤其是涉及到有关哲学的问题时，对于教师语言的逻辑性要求会更高。例如，在讲到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原理时，我们在表述其关系的时候会把他们的关系表述成共性与个性的关系。但是有的教师在表述的时候经常会出现一些逻辑颠倒的问题，如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是个性和共性的关系，这样，很多学生在理解的时候就会把普遍性当成个性，而把特殊性当成是共性，从而在做题目的时候发生错误。由此可见，在政治课堂上，语言的逻辑性也至关重要。
四、注意语言的生动趣味性
很多学生一想到思想政治学科，头脑中出现的第一印象就是枯燥、乏味，里面的内容都是一些非常严肃的话题。诚然，思想政治学科的内容相对来说比较偏向于理论化，很多的内容在讲解的时候稍不小心就很容易陷入枯燥乏味、空讲大道理的境地。但是政治课堂枯燥的氛围并非“无药可救”，只要教师在语言上稍加改变，适当运用一些生动趣味的语言来调节课堂气氛，这样整个课堂气氛立刻会出现明显的变化。在课堂上，教师可以采取一些比喻、拟人的修辞手法，也可以穿一些笑话、幽默词汇等，通过语言风格的改变，来改变政治课堂的枯燥乏味问题。例如，笔者在给学生讲到“生产力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时，就在讲解的时候把生产力比喻成“脚”，把生产关系比喻成“鞋”。然后问学生：我们在买鞋子的时候，应该是根据脚的大小来选择鞋子呢，还是先买上一双鞋子，然后根据鞋子的大小来决定脚的大小呢？毋庸置疑，买鞋子当然要依据脚的大小。同样道理，在选择生产关系的时候，当然要以当前社会的生产力为依据。如果我们买的鞋子不合脚，太大或者太小，走路就会不舒服甚至会摔跟头，同样，如果根据当下的生产力选择了不适宜的生产关系，不但无法推动社会的进步，反而会导致社会的倒退。通过这样一个简单的比喻，原本很绕脑子的问题一下子变得明朗起来，并且通过这种幽默的比喻，也让课堂气氛显得轻松异常。
语言作为课堂教学中的第一工具，它的选择恰当与否势必会对整个课堂教学产生直接的影响。因此，作为教师，我们一定要重视语言素养的积累，要注意在课堂上恰当的运用语言艺术，通过美妙的语言来为课堂教学加分，为教学目标的实现加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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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与哲学的区别范文6
【关键词】迁移理论；高中政治教学；策略；运用
中图分类号：G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68（2017）06-0064-02
当前，复杂抽象的理论基础知识和繁琐的课程结构成为高中生政治学习的首要难题，并且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能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这意味着传统的政治教学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当前政治教学的发展要求，必须对高中政治教学模式进行革新。随着“迁移理论”在高中课堂中的普遍应用，政治课堂也掀起了一股教学改革热潮，充分利用迁移理论可以帮助学生在知识学习中举一反三，这对高中学生学习政治学科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迁移理论概述
实践证明，迁移理论能够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和学习质量，是学生充分掌握和运用知识的重要手段，也是应试教育转变为素质教育的重要体现。在迁移学习过程中，主要是将教学内容的相关知识理论和概念进行迁移，其中一种学习知识对另一种学习知识造成了障碍，将其称之为负迁移；相反，在迁移过程中产生了推动作用，则称之为正迁移，正迁移是教学中所追寻的教学目标。正迁移发挥的作用越大，就表明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顺应教学环境和处理问题的能力越强，教学效果越明显。
二、迁移理论的特点
迁移理论在知识学习运用中分为横向迁移和纵向迁移，横向迁移是指充分利用其他学科的知识体系，包括文、史、地在内的学科进行政治知识的迁移，同时也包括相关学科思想和能力的迁移；纵向迁移是指新知识和旧知识的迁移，利用政治课堂中的旧知识促进新知识，通过新知识巩固旧知识的学习过程。
1. 迁移理论中知识的转移
学生通过政治教材内容建立知识结构体系，全面、系统、牢固地掌握教材知识结构体系，在此过程中会逐渐暴露新问题。其中，具备迁移的能力越强，迁移范围就越广，学习效果就越明显。部分教师在实践教学过程中对新课程的教学模式理解成对传统教学模式的全盘否定，忽视了相应基础知识的掌握，这样的教学认知是错误的。高中政治课堂的总体教学目标是：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生能够用的基本观点及方式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建立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情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由此可知，新课程教学的目的不是去除基础知识，而是不断帮助学生巩固基础知识，建立稳固的基础知识结构体系。
知识概念及原理是形成知识结构体系的重要因素，美国心理学家及教育学家――杰罗姆・布鲁{认为：迁移的主要途径是掌握一般的概念及原理。实现迁移的主要原因是学生在掌握基础知识理论的同时，加强技能方面的培养，这就要求高中政治教师要紧抓理论概念和原理，加强对教学难点的重视，注重将知识结构体系与现实问题进行紧密的联系。高中政治学科的知识体系具有一定的逻辑性，将各个知识点、基本原理、理论概念梳理清晰，并将其运用到实际问题中。政治基础知识学习环节中，教师要帮助学生建立完整、全面、系统的关于章节、单元、课时、概念、原理的知识框架，通过围绕知识主线将相关知识串联在一起，让学生能够明确所学知识的层次及脉络，并能够根据知识网将前后知识进行紧密结合，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学习迁移。
例如，高中政治教材在讲解政府一节课程时，教师可引导和帮助学生建立这样的知识网：我国的国家性质，我国政府的职能、作用、权力，我国政府内部系统及外部系统对政治权利的监督和制约，让学生全方位、多角度地了解我国政府。学生在学习新知识的过程中，要学会将已学知识与新知识进行融会贯通，分析其中的区别和联系，吸取有利因素，进而实现政治理论知识的迁移。
高中政治学科与很多学科之间都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和相通性，例如，在选修课“国家与国际组织常识”中讲解英、法、美国家的政治体制时，需要结合相关的历史知识进行讲解；“生活与哲学”讲解过程中涉及语文知识中的成语、谚语、歇后语、名人名言等；“文化生活”中讲解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及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时，需要结合历史知识及地理知识进行解析。所以，高中政治学习过程中必然会运用到迁移理论中的横向迁移和纵向迁移，具备这样的迁移能力不仅可以突出新旧知识的相同因素，还能帮助学生有效的复习、巩固旧知识，了解、促进新知识，形成举一反三的良好局面，进而更好地完成知识学习的正迁移。
2. 迁移理论中能力的转移
高中政治学习过程中，全面掌握理论基础知识固然重要，但是单纯掌握知识是没有价值的，掌握知识的同时，还要不断提升自身的能力。教师作为教学知识的传播者，不能单纯进行知识传授，还要承担相应的责任。高中政治课堂教学中要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阅读材料的能力、收集及整理信息的能力、语言表达能力、辨别问题的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及实践创新能力。教师要转变传统教学观念和教学方法，打破“填鸭式”和“灌输式”教学模式，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和教师的主导作用，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断提高以下两种能力：
（1）阅读材料的能力。现在的政治材料与以往的教材相比具有一定的可读性，教材从实际角度出发，更加理性化和具体化，通过典型的案例和生动的故事解释教学观点和理论，更能让学生熟悉知识发展规律，加深对材料的了解。阅读能力在教学实践中发挥的作用不可小觑，教师在引导学生了解课堂内容时，要根据教学目标和教学安排指导学生进行阅读，以便更好地加强学生对课程内容的理解和感知。
（2）社会实践能力。政治课不仅是理论知识的学习，还要将所学知识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去，服务于生活，这也是教学的最终目的。高中政治教学为了培养和加强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让学生运用所学解决社会问题，必须将课内教学与课外教学有效地结合起来，通过组织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学生走出课堂，去工厂、社区、企业等机关单位进行实践锻炼，通过参观、调查及研究培养社会实践能力。
3. 迁移理论中道德品质的转移
高中时期是学生树立人生观及价值观的重要阶段，思想道德品质、行为习惯及心理素质的养成对学生今后的生活及学习有重要的影响。受年龄、生理特征、心理特点、学习环境、生活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学生的思想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具有较强的可塑性。高中政治教学过程中，要着重培养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心理素质，发挥政治课的思想作用，将学生培养成新时代有思想、有文化、有素质的人才。首先，要了解学生的思维方式，这是加强政治课程教学的前提，也是进行德育的重要途径。教师在制定教学方案的过程中，要深入了解学生的思维方式和思维特征，结合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教学活动；其次，教师在备课时，要充分挖掘教材的思想内容，以德育教学为目标，突出其在课堂教学中的地位。
4. 迁移理论中思想内容的转移
高中学生正处于青春期，对学生的德育教育和习惯教育进行正确的引导，对学生今后的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今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发展还不够完善，思想教育的难度大且效果不明显。政治课堂教学中，要发挥思想政治课德育的重要作用，将学生培养成有抱负、有纪律、有文明、有道德的人才，这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核心。如何才能在教学过程中实现学生思想觉悟方面的有效迁移呢？首先，教师在备课过程中要理清学生的思想，结合教学实际情况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同时将教学方法和教材内容渗透到学生的思想中，进而找到思想教育的重点内容，有针对性地进行教学；其次，有效地挖掘政治教材中关于思想教育的内容，进而确定德育目标，并将其有效地反映在课堂中。
三、迁移理论在高中政治教学中运用的实施策略
1. 利用形象化的教学情境，促进学习知识的迁移
高中政治课堂的理论知识比较抽象，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有一定的难度，借助形象化的教学情境能够塑造具体的政治现象，将政治理论的学习通过丰富的案例进行教学，是高中政治教学中促进学生知识迁移的有效方法。
2. 加强政治学科与其他学科的横向联系，促进学习知识的迁移
政治学科在教学过程中，要想促进学生政治理论的感知，必须培养学生分析政治生活的能力，政治学科涉及很多学科知识，政治课能够顺利开展不可避免地要联系其他学科的知识，因此，要利用政治学科与其他学科的横向联系，促进学习知识的迁移。
3. 创造轻松、活跃的课堂氛围，促进学习知识的迁移
知识迁移的前提条件是全面、系统地掌握知识理论，学生只有充分发挥逻辑思维能力，才能促进知识的迁移。因此，课堂教学活动中要营造轻松、活跃的课堂氛围，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使学生积极参与到课堂活动中来，通过小组划分的形式，针对教师提出的课堂问题进行讨论，在讨论环节开发头脑风暴，勇于探索，大胆发言，促进学习知识的迁移。
总而言之，迁移理论在高中政治学教学的学习方式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学生通过横向迁移和纵向迁移，不断提高自主学习能力和实践创新能力。同时，有效运用迁移理论，能够帮助学生充分掌握理论基础知识，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及价值观，对学生以后的生活和学习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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