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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经济发展史范文1
关键词：金融危机 经济 计划 中国
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加深，中国经济同世界经济融为一体的趋势进一步增强。作为东西方两个不同的经济大国，现在的中美经济诚如中美经济战略对话时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说的那样，关系紧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美国发生剧烈的金融危机，一定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影响。
一、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
这种影响的第一个层面是显性的。首先是不少投资机构，尤其是我国金融企业对美国投行的投资，随着投行的倒闭或经营不景气而蒙受损失；另外，一些走出去企业与美国本土企业合资或合作因危机影响将导致一定的利润缩减。其次，华尔街金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美国经济衰退，抑制美国市场的消费需求，从而影响到中国的出口业增长。在我国传统的外向型经济地区广东和浙江等地，由于外需的萎缩，很多企业已经十分艰难，甚至有一些企业面临倒闭的困境。
另一个层面的影响是隐性的，就是通过不断的经济传导来实现。比方，美国政府救市和即将可能发生的美国经济衰退，将成为美元贬值的动因。汇率的变化不仅削弱我国外向型企业出口利润的增长，增加出口成本，而且会直接导致汇兑损失。在我国长期依靠投资、出口和消费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中，后两个动力都会因华尔街金融危机的传导而受到挤压。
说华尔街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有限，是基于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构成以及中美经济相关度的考虑。从增长动力构成看，上半年，我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出口和消费都表现出较好的势头，企业利润进一步增长。初步核算，今年前三季度GDP达到201631亿元，同比增长9.9%。宏观经济运行情况表明，目前，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并未因华尔街金融风暴而受到根本性削弱，我国经济基本面也并未因华尔街金融风暴而更改。所以，下半年，中国经济依然会保持9%以上的速度增长，实现GDP26万亿-27万亿元应在情理之中。从中美经济相关度看，虽然两国经济发展互有咬合，但中国经济涉足美国经济程度毕竟不很深，中国金融体系相对独立和稳定，中国工农业生产形势稳定，内需强劲，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日益提高。
二、当前我国金融体制中存在的问题
1.流动性过剩
以我国目前的情况来说，2007年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40.3万亿元，同比增长16.7%。狭义货币供应量M1余额为15.3万亿元，同比增长21%。流通中现金M0余额3万亿元，同比增长12.1%，全年累计现金净投放3303亿元，比上年多投放262亿元。货币的供应相对与需求显得“过剩”。不受控制的流动性过剩，其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大量的流动性集中于金融体系，增加了金融企业多发放贷款的冲动和压力。
2.资产泡沫
房地产开发商的资产负债率普遍较高，对银行贷款非常依赖，而且往往通过土地或者房产本身来获得抵押贷款。一旦房地产市场崩溃，那么开发商的资金链条将会发生断裂，从而难以偿还银行债务。一旦房地产市场崩溃，那么个人违约率的上升将给商业银行的房地产金融部门造成毁灭性打击。同样，银行难以通过变卖贬值的抵押品来收回贷款，从而形成债务危机和银行偿债压力。
3.金融体系风险
当前，中国银行业无论是在产品服务种类、服务质量方面，还是科技水平、经营管理能力方面较以前都有很大的提高和改进。但是我国国有银行在风险管理上的差距，给将来与国外商业银行展开全面竞争带来巨大挑战。另外，虽然股份制改造已基本完成，但是离建立真正的现代金融企业的目标还是存在较大距离，特别是在经营管理、激励约束等机制上还存在不足。
三、我国防范金融危机的措施
1.继续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变革
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给我国宏观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实际上，这场金融危机把中国更加彻底地推到经济发展模式必须转变的十字路口，中国经济应主动调整为靠国内消费、投资的增长来带动。我们需采取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研究、规划、落实以消费为主导模式的发展战略，出台有针对性的财税、信贷、外贸等政策措施，活跃消费，拓展内需，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改革完善教育和卫生以及养老等社会保险制度，继续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积极主动地采取措施挖掘消费的潜力，特别是激活农民购买力，不断把潜在消费市场转化为现实的消费市场，就能够为经济增长创造长期不竭的动力，促进我国经济的良性循环发展。应更好地控制住金融开放的业务范围和节奏，加强跨境资本的管制，积极干预和监管短期国际游资的流入。
2.理智发展房地产金融业务
对房地产而言，重新审视现行的住房开发贷款和按揭贷款管理制度，最大限度地估计房地产泡沫破裂引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尽管奥运会后，全国楼市成交量持续在低位徘徊，但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加快发展阶段，政府也提出了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的措施。所以，从中长期的趋势看，房地产市场经过目前的合理调整，仍将会呈现良好的发展趋势。从美国金融危机的教训来看，房价的快速上涨往往会掩盖大量的风险。所以，我国应主动挤掉房地产泡沫。银行一定要重视房地产市场发展中的各类金融风险，特别应关注个人住房按揭贷款风险，建立健全抵押保险和担保制度，加强对房贷市场的监管。
3.大力开展整顿金融会计秩序活动
针对目前一些金融机构，借助于会计手段，通过乱用会计科目、假造账表、私设账外账等方式进行违规经营，致使会计信息失真较为严重的现象，要在金融会计部门开展打“三假”，创“三铁”活动，并将这项活动经常化、制度化。
近代经济发展史范文2
关键词：市场经济；政策性金融；政策性金融机构；有效性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096(2002)06-0045-03
政策性金融对一国经济发展究竟是否是必需的?作 为其载体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是否是必需的?如何评价这种制度安排的有效性?在市场经济环境 中政策性金融及其机构如何存续?要弄清楚这些问题，必须重新认识政策性金融这一范畴。
一、政策性金融的现状：理论与现实的冲突
政策性金融是伴随着政府为主体进行资源配置的方式的出现而产生的，理论界对其存在的合 理性和必要性的解释，实质上是以市场机制和国家干预之间的关系为基础的。如果说商业性 金融是市场配置资源方式在金融领域中的体现，那么政策性金融就体现着政府对金融资源的 配置。二者在性质、职能、目标、运行机制、资金来源、资金运用等方面各有特色。简言之 ， 政策性金融是市场机制的某种"缺陷"、"失灵"或"缺失"的产物，虽为市场机制的辅助 但举足轻重，不可取代，并通过弥补商业性金融功能的不足，共同健全、完善和优化一国金 融资源配置调节体系，最终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均衡和稳定发展。基于此，政策性金融 往往被当做是宏观与微观、"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的巧妙结合。
尽管西方主流经济学对政府干预还是自由放任的论争直到今天仍未有最后的定论，但是在政 府干预方面，双方的分歧已经大大缩小，其焦点已不再主要是政府干预应不应该有或有无必 要 ，而是集中于政府干预的范围、方式和有效性方面，因为市场的不完善性已经得到了双方的 基本认可，当今世界的市场经济完全由"看不见的手"自发调节和完全由"看得见的手"调 节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两者有机结合，共同调节资源配置，兼顾经济有效性和社会合 理性，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在这一背景之下，直接涉及政府干预的政策性金融 的必要性问题基本无可争议。然而，无论从发达国家还是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实践来看，政 策性金融的状况都不令人乐观。发达国家的政策性金融普遍存在着一种商业化的发展趋势， 政策性业务的规模大大减少，其中直接进行融资的比重也越来越小。如法国的农业信贷银行 已基本转为商业银行，就连政策性金融比较发达的日本也已有两三家政策性银行变成了商业 性长期信用银行。与之相反，发展中国家的政策性金融虽然比例较高，但存在着规模过度膨 胀、效率低下、经营困难等问题。在印度、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家，明显存在着商业性金 融 政策化的倾向，政策性金融已超越了作为"商业性金融的补充"这一作用范围。其结果使得 资金运用效率低下，不良资产日益累积，并进一步加大了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的风险。1995年 世界银行在对全球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进行评估后认为，其中的80%是失败的。
反观我国，尽管三大政策性银行自1994年成立以来，其资产和投融资规模迅速扩大，在 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重要，但同时潜伏着巨大的经营风险。这既包括先天性的政策性风险 ，也有后天性的经营管理风险(王兰军，张合金，2001)。而且，由于其定位不准、性质不明 确，实际部门在经营过程中对许多问题(诸如"保本微利"原则的可操作性、经营手段的市 场化等)至今存在较大争议，由此导致三大政策性银行在经营管理上各自为政，经营目标有 很大的盲目性。
上述这些情况不禁容易使人产生疑问：伴随着市场经济的概念在世界范围内的日益深化和趋 同，政策性金融是否最终将被商业性金融所取代?政策性金融对一国经济发展究竟有多大作 用?
应该看到，政策性金融的存在是一国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一国经济要取得发 展，既离不开商业性金融的推动，也离不开政策性金融的支持。金融作为经济发展的推动因 素其重要性在不断增强，目前已经达到足以影响甚至决定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程度(王文谦 ，1999)。但是，一国政策性金融的规模和比例的大小与社会经济体制以及市场经济发达程 度有很大关系。而且，政策性金融有效作用的空间是有限的，政策性金融的存在并不必然保 证经济的发展(后文专门论述政策金融的有效性问题)。进一步讲，政策性金融如果不能很好 地把握与商业性金融的关系的话，反而会阻碍经济的发展。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机制 的不断完善，商业性金融的效率及增长率必然会不断提高，政策性金融在整个金融活动中所 占的比重将趋于缩小，但这并不意味着政策性金融在绝对量上不增长，只是相对缩小；而且 ，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比率在现实中会趋于一个比较小的"均衡值"，也就是政策性 金融仍在金融活动中占有一定的比例，只不过这个均衡比例即使在将来也会随条件的变化而 不断变化。
二、如何看待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变迁
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普遍产生和发展是在二战以后。但从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经济、金融的 一体化，金融竞争日趋激烈。在此背景下，各个国家纷纷改革金融体系(包括金融机构和金 融市场)，政策性金融机构也受到很大冲击，并发生了深刻变化。有的政策性金融机构被兼 并，有的因经营无力或难以为继而关闭，有的则转化为商业性金融机构。还有一些政策性金 融机构虽然保留下来，但进行了相应的业务调整或重组。此番变迁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 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设立与运营，去探索在开放的市场经济运行环境中，政策性金融机构如何 存续和发展。
政策性金融机构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它是政策性金融活动的载体，是政策性金融功能的具体 实施者。按照近来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理论界较为流行的"功能观点"(Functional Perspe ctive)的解释，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变化很微小，具有相对稳定性，但不同金融机构的构成 及形式却是不断变化的。金融机构的形式和内容的易变性表现在以下3点：(1)很容易随着时 间的推 移发生改变，即使金融机构名称相同，金融机构的性质和职能也可能发生很大改变；(2)不 同地域、法律和政策安排、人文传统下，对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限定、职能定位可能会出现 偏差；(3)对金融的基本功能而言，执行某项功能的载体有许多，而同一机构也可能执行不 同的金融功能。以我国为例，1994年以前，我国虽无政策性金融机构，但政策性金融活动却 长期存在，政策金融的功能主要由4家专业银行承担。随着专业银行的商业化改革，要求建 立一个适应市场经济环境需求的、有利于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完善的金融体制和投 融资体制，要求商业性金融与政策性金融相分离，于是政策性金融机构应运而生。但在经营 初期，受业务规模以及交易成本等因素的影响，政策性金融机构在业务上实行普遍的制 ，实际上商业性金融机构仍部分承担着政策金融的功能。直至今天为止，一些具有一定政策 性金融特征的消费信用活动(如住房贷款、助学贷款)仍是由商业性金融机构承担着。
如果从功能角度来看，一国金融机构改革的最终目的是使金融体系更好地履行其功能，改进 制度绩效，降低交易成本，由此就不应该将现存的机构和组织结构作为既定的、固化的前提 ，而应该让市场机制自主决定金融机构如何履行金融功能问题。政策当局不能人为划定某类 金融机构的功能，限定来自其他机构和市场的竞争，因为这样做最终会因过度保护而导致无 效率。从经营层面看，某种金融经营活动往往是几种金融功能的组合体，随着市场环境的变 化，某类金融业务出现功能性分化或重新组合都是十分合理和正常的现象。以此为出发点， 要想使金融体系更有效率地执行政策金融基本功能，我们应该致力于改善金融基础设施和公 共政策，而不是将精力放在机构的设立和撤并上，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供给应自然顺应市场对 它的需求，并同时兼顾机构设立(或撤并)的成本与效益。
三、如何看待政策性金融的有效性
检验一种制度是否有效，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看这种制度能否给组织带来适应效率，即能否 用制度减少不确定性和降低风险。评价政策性金融的有效性，或者衡量它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可以从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两个方面入手，即通过政策性融资提高企业资金利用的可能性 和政策金融的低利性带来的补效果，以及政策性金融对商业金融产生的诱导效果(瞿强 ，2000)。
由于经济发展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政策金融只是其中之一，而且政策金融总是与其他因 素结合在一起发挥作用，因此单独分析政策性金融的作用相当困难。自80年代中后期以来， 尤其是近些年，日本的一些学者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 种思路。首先，在考察政策金融的直接作用时，通过利用不同产业的市场实际利率与政策金 融贷款利率的利差，去乘以政策金融贷款的平均余额，可以得到政策金融贷款所带来的利 息减轻额，由此来衡量政策金融的低利性所带来的补效果；或者通过计算各产业设备 资金中政策资金的占比，考察财政投融资对各产业设备规模的影响，以此分析政策性金融提 高企业资金利用的可能性(小椋・吉野，1985)。但从数据显示结果看，在日本经济高增长时 期，政策性金融重点分配于难以筹措长期资金的夕阳产业，难以得出对成长前景较好的产业 也积极参与的结论。也就是说，财政投融资对产业政策相关领域的投资比重并不很大。从企 业层面所得到的数据检验结果来看，政策性金融对企业设备投资的重要功能的确是不可否认 的 。其次，在考察政策性金融的间接效果，亦即政策性金融对民间金融机构的诱导作用时，可 以从信息不对称角度进行分析。由于在贷款市场上存在着信息不对称性，金融机构通过贷款 审查活动所生产出来的有关企业的各种信息，从市场整体来看，存在着过小化倾向。在这种 情况下，不以利润最大化为行动原则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介入金融市场，提供信息服务，就可 以缓解整个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提高资金配置的效率。所谓政策性金融的诱导效应，就 是 通过这样一种机制发挥作用的。但是来自产业层面的数据检验结果很难证实政策性金融对在 市场上起主导作用的商业金融的资金供给行为起到有效控制的作用。
为什么基于理论分析所产生的对于政策性金融的期望在统计数据面前会被打了如此大的折扣 呢?我们是否能够仅由此就可以推断政策金融的命运呢?笔者认为有必要进一步分析。理 论与现实之间矛盾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比如在现实经济中，政策性金融机构代替民间金 融机构收集信息实际上比较困难；具体实施政策金融目标的诱因难以从组织上予以保证；金 融基础设施(法律体系、会计制度、交易组织、监管结构等)和公共政策不健全。这些问题不 仅需要进行规范分析，也要进行实证分析；不仅要从金融的视角分析，也要从财政、产业发 展等多视角进行分析。从国内外学界的研究来看，对于政策性金融有效性问题的探讨只是近 几年才开始，主要以日本为代表，我国致力于此领域研究的学者并不多，而且仅限于定性的 、规 范的分析。对政策性金融的有效性进行实证的定量的分析，应该成为我们今后研究的重要方 向之一。尽管我国政策性金融机构存在的时间并不长，有关方面的统计数据和资料不太完备 ；尽管商业性金融将是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主角，但是我们没有理由在政策性金融的研究领域 中裹足不前，因为政策性金融风险的积聚并不单纯会导致个别政策性金融机构经营的恶化， 还有可能会使国家背上沉重的债务包袱，引起整个宏观经济形势的恶化，从而严重影响经济 活动。
参考文献：
［1］瞿强经济发展中的政策性金融［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4)
［2］陈元中国政策性金融的理论与实践［J］金融科学，2000-04
［3］Crane:"The Global Financial System:A Functional Perspecive"，Harva 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4］白钦先，薛誉华我国政策性银行的运行障碍及对策思考［J］财贸经济，2 001，(2)
How to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of Policy-based Finance in Market Economy
ZHAO Zi-jian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y, Beijing 100081, China )
Abstract: With the worldwide market economy being strengthened wi dely and deeply , policy-based finance and its institute are confronted with more and more shock s and ordeals. There is a great conflict between the theoretic necessity and pra ctical experience of policy-based finance,but the relative research is not enou gh and empirical analysis is still in its initial stage. It should be one of the focuses of our research in the future to analyze the efficiency of policy-based finance empirically, which will contribute to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role of policy-based financ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will help to avoid risks of po licy-based finance to undermine state macro-economy.
Key words: market economy; policy-based finance; policy-based finan cial institute; efficiency
近代经济发展史范文3
关键词：后金融危机时代 经济复苏 区域差异
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经济运行的整体情况
2008年全球经济遭遇了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的严重肆虐，这场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甚至更深层次的影响了世界政治格局。而随着经济触底反弹，全球经济逐渐步入复苏轨道，在过去的时间里，全球经济大体上都经历了一个GDP增长的“V”形变化。目前，我们越来越倾向于用“后金融危机时代”来描述当前的国际及国内经济形势。
在全球经济复苏的道路上，中国走在世界的前列，中国为促进世界经济复苏贡献了巨大力量。在严峻的经济形势下，2009年中国顺利完成了经济增长“保八”的目标，成为世界各国效仿、学习的榜样。从GDP增速来看，且不管全球大部分国家的GDP增速绝对低于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2008年第1季度我国GDP增速为10.6%，持续下降到2009年第1季度的6.1%，然后持续上升到2010年第1季度的11.9%，中国经济在过去的一年时间中经历了典型的“V”形变化。目前，全球各地虽然早已脱离金融危机的严重直接影响，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后续影响并没远走，其影子影响依然存留在现今世界多个国家，各国的各项产业也都处于调整与复苏时期，因此我们仍有必要回过头来对在刚刚经历了金融危机后的国家进行一次较为深刻的认识和分析。
后金融危机时代经济复苏的区域差异
此次金融危机主要通过进出口传导机制由东向西对我国经济尤其是工业生产造成严重冲击，呈现出东强西弱的显著特征，因此本文使用GIS地理信息技术将选取指标图形化以形象说明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大陆地区经济复苏的区域差异，其中选取的指标包括：GDP复苏能力、工业复苏能力、固定资产投资复苏能力、社零复苏能力、出口复苏能力。同时通过与金融危机肆虐各省市时各相应指标受损值在图上的区域差异比较，对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大陆地区经济复苏的不同区域差异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
（一）GDP复苏能力的区域差异
2010年第1季度我国大陆地区绝大部分省市的GDP增速都突破了10%（GDP增速为8.9%），增速最快的海南省达到25.1%。相比2009年第1季度的GDP增速后从图1中可以发现，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大陆各省市GDP复苏能力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块状分布特征：山西以27.5%的复苏速度一枝独秀，高高在上；复苏次之的是处于10.3%-19.69%之间的西部三省甘肃、宁夏、重庆，以及东部三省浙江、海南、上海；复苏能力处于2.5%-10.29%之间的18个省市则覆盖东中西部，尤其东部片区较为密集；复苏能力最小的区域则集中在西部的、广西、内蒙、贵州四省以及中部湖南，东部的天津。
（二）工业复苏能力的区域差异
2010年第1季度我国大陆地区绝大部分省市的工业增加值都以两位数的正速度在增长，增速最快的山西省达到了39.8%。从图2可看出，2010年第1季度大陆地区各省市的工业复苏能力在图上呈现较为明显的块状分布：工业复苏能力最大的区域仅有山西62.2%，对照反映在图1中的白色部分；复苏能力次之处于20.00%-40.40%的区域集中于我国大陆地区中间地带的甘肃、宁夏、陕西、重庆、河南一片及东部的上海和浙江；复苏能力在5.10%-19.99之间的区域则分布较广，主要集中于三大片区-北部的东北三省、内蒙、河北、山东等地，南部的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广东、广西、福建、海南等地，以及西部的新疆、青海、四川、云南一线；复苏能力最小的区域则是西部的和贵州两省。
（三）固定资产投资复苏能力的区域差异
后金融危机时期全国各地区经济逐步复苏，危机前期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在拉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效应也逐步显现。从图3看出，固定资产投资复苏能力所呈现出的分布特征与GDP和工业有所不同，带状分布特征不如工业增加值增幅变化的带状分布明显。北京复苏能力最强，较之上年GDP增速复苏了54.10%；复苏能力在1.2%-30.27%之间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华东华南的几大省市以及山西和湖北等八个省市；全国其他地区均呈现出负增长，复苏能力在1.19%- -24.03%之间的区域主要集中在西部的陕、甘、宁、川、渝、藏等省市，华南的湘、赣、桂、琼，华北的津、冀、内蒙古，东北的吉林以及华东的安徽等16个省市；复苏能力最小的区域主要集中在西部的新、青、贵、滇以及东北的黑、辽，复苏能力处在-30.28%--24.04%之间。
（四）社零复苏能力的区域差异
2010年第1季度我国各地区的社会零售额总额较去年同期波动幅度不大，从图4可知，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大陆各省市社零复苏能力总体上表现出内陆小沿海大的区域特征。社会零售复苏能力出现最大负值，达到-9.50%；复苏能力处于
-2.70%-0.01%之间的区域，包括华北-西北的陕西、甘肃、青海、内蒙古、山西、河北、天津，中部的河南、湖北、安徽、湖南、江西，东北三省以及云南、海南等17省市；全国其他地区均呈现出正复苏能力，复苏能力处于0.01%-1.59%的区域为西南的四川、重庆、贵州、广西四省，以及散布在全国的新疆、宁夏、山东三省；复苏能力最强劲的区域为北京、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六省市，复苏能力处于1.60%-5.70%之间。
（五）出口复苏能力的区域差异
随着金融危机消退，我国经济率先突围，尤其是出口经济得到迅速提升。从图5可以看出出口复苏能力表现出的块状或条状分布不如工业和社零的分布明显，但仍呈现出一定的特征。出口复苏最快的是西部的甘肃、青海和片区以及中部的山西；复苏能力次之的区域包括东部的吉林-福建的东部沿海一线省份、中部的安徽、河南、湖南、湖北四省、西部的广西、云南、重庆、内蒙、宁夏、陕西六省市；复苏能力处于-4.18%-42.29%的区域则分散呈三角形势，东北的黑龙江、西北的新疆以及南部的海南和广东；而复苏能力处于负值-50.70%--4.19%的区域则仅有贵州一省，其出口增速同比变化达到-50.7%，也是2010年第1季度我国大陆地区唯一一个出口总额增速呈负增长的省份。
后金融危机时代区域复苏差异的原因分析
通过以上的图形和数据综合分析不难发现，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的经济复苏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究其背后的原因，是经济成熟度、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或是地区的产业结构特征？值得我们一一分析。
（一）GDP复苏区域差异的原因分析
GDP复苏能力从-3.7%-27.5%跨越了31.2个百分点，这与我国经济大环境整体好转、各省市经济基础不一、企业创新能力不同等密切相关。山西以27.5%的GDP复苏能力独领，是因为山西煤炭能源基地经济底子雄厚、产业基础扎实。GDP复苏能力次之的区域中甘肃、宁夏、重庆主要得力于关中—天水经济区、成渝经济区内部的协作发展，较好的承接了东部的产业转移；东部的上海和浙江经济成熟度处于较高水平，金融危机中逐步转移传统产业，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是我国实行经济转型的典型代表；海南则主要是因为打造国际旅游岛所带来的旅游业飞跃。GDP复苏能力处于2.5%-10.29%之间的大部分省市正处于探索发展方式转型时期，经济增长效用并没有得到快速显现，只是逐步回到了金融危机之前的正常增长速度。GDP复苏能力最低的天津、湖南和内蒙有特殊原因，而贵州和两省产业结构较为单一，在新一轮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因其区位劣势、经济基础较差等原因难以大规模招商引资发展地区经济。
（二）工业复苏区域差异的原因分析
工业复苏能力从1.4%-62.2%跨越了60.8个百分点，变化差异较大，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国家投资拉动和政策支撑，与去年同期基数较低分不开。山西工业以62.2%的复苏能力傲视群雄，归因于整体经济大环境好转，政府加大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扶持力度，全省工业产品价格逐步上涨，加上市场需求旺盛，产品销量前景看好，使得全省工业迅速增长。工业复苏能力次之的甘肃、宁夏、陕西、重庆、河南几省工业增幅较大与其战略地位提升，划定新的经济区刺激经济发展密切相关；而上海和浙江则得益于金融危机后迅速进行产业转型，发展新型工业，上海世博会带来的工业发展契机也不容小视。复苏能力处于5.10%-19.99%的三大片区中东北三省及东部沿海的福建、广东等地在经历金融危机后传统工业发展势头逐步回升，新型产业开始逐步兴起；西部和中部各省主要因为获得政府较多优惠政策后区域之间内部协作加强，承接国际产业和我国东部的转移产业较为成功；海南省则受益于国际旅游岛的打造从而拉动一批新型工业、食品加工业、旅游产品加工业等的快速发展。工业复苏能力最小的一方面由于自身工业发展基础相对薄弱，另一方面上年该指标基数较大，导致增幅空间较小；贵州省遭遇特大干旱，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已相当不错。
（三）固定资产投资复苏区域差异的原因分析
固定资产投资复苏能力从-41.2%-54.1%跨越了95.3个百分点，变化比较大，主要归因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规范地方投融资平台会使其融资受到一定抑制，政策性投资增长的效应会有所减弱，产能过剩矛盾凸现也会抑制投资增长。北京市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复苏能力最强归因于北京市上年同期基数较低且受2010年第1季度中央房地产开发大项目，房地产企业土地购置费大幅度增加，中央投资增速快于地方投资增速影响，致使全市第1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高位开局。鲁、苏、沪、浙、闽、粤六个沿海省市及晋、鄂两省份固定资产投资复苏能力次之，原因在于国家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八省份继续得到了国债项目的支持，进一步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及中央扩大投资项目建设；微观方面，金融危机过后，八省市投资环境进一步得到改善，对外制造业投资受出口复苏带动有所加速，民间投资表现活跃，新开工项目和规模实现“双增”，为后续投资增长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社零复苏区域差异的原因分析
社零复苏能力从-9.50%-5.70%仅跨越了15.2个百分点，是跨越幅度最小的指标，源于后金融危机时代来临国内经济复苏路径加快，居民消费水平基本趋于稳定。社会零售品复苏能力最大的区域为北京、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六省市，复苏能力在1.60%-5.70%之间；西南的四川、重庆、贵州、广西四省，以及散布在全国的新疆、宁夏、山东三省等区域复苏能力处于0.01%-1.59%之间，呈现出正增长趋势，其原因是受燃油价格上涨和汽车消费需求上升因素影响，该区域消费需求保持强劲态势，城镇化进程加快，服务消费进入快速增长的黄金期 。社零复苏较慢是由于受季节性和节假日密集等因素的影响，住宿业零售额增速下滑，再加上去年同期基数较高（全国最高，达到27.5%）；复苏能力在-2.70%--0.01%之间的区域则主要因为云南省受干旱、北部大部分地区受低温雨雪天气等影响较大，与天气密切相关的食品消费价格明显上涨，致使部分居民在收入并未大幅增长的前提下采取适度紧缩消费行为，从而抑制了消费的快速增长，减缓了社会零售品增长幅度。
（五）出口复苏区域差异的原因分析
出口复苏能力从-50.7%-135.3%跨越了186个百分点，是跨越幅度最大的指标，归因于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经济稳定增长的拉动力由2009年的主要依靠投资转向消费、投资、出口均衡拉动，推行经济增长方式由投资驱动型向消费驱动型和出口导向型转变。受国家宏观政策的影响及电价和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发热影响，导致国内生产成本不断提高，贵州省化肥、磷矿石、烤烟等重点商品出口在国外市场上失去了竞争的优势，生产企业基本处于停产状态，导致该省出口复苏能力最小。其他地区出口则出现不同幅度正复苏，其中复苏最快的地区为甘、藏、青、晋四省市自治区，分别达到135.30、126.20、116.40以及114.50个百分点。究其原因在于国外市场需求回暖并逐步恢复到常态。具体分析来看：一是2009年全国各地区出口受金融危机影响巨大，除川、贵、赣三省市外其他地区出口较之2008年第1季度均出现较大幅度的负增长，因此较之2010年第1季度出口增速相对而言基数较小，回升空间巨大；二是危机后随着全球经济的逐步复苏，国内各省市企业出口订单迅速增加，出口预期逐步转好；三是随着欧美国家经济及消费者市场信心逐渐恢复，经过一年多的国际消费市场的萎缩，国外市场需求将在更大程度上呈现刚性需求拉动，同时国内各省市出口企业不断采取提高产品附加值、努力优化产品结构、积极研发自主品牌、转化出口贸易方式等措施也是出口产品逐步走高的因素。
结论
文章通过从GDP复苏能力、工业复苏能力、固定资产投资复苏能力、社零复苏能力、出口复苏能力五个方面来对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经济发展所出现的区域差异及差异背后的原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和分析研究。不难发现，从这五个方面都能找到金融危机当中留下的影子和金融危机过后各地区尽力发展摆脱其影响的努力。而这其中尤其是关于工业和社会零售额这两个方面所呈现的区域差异最为明显，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仍是工业这一模块。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在最大程度方面受到压制和打击的是工业，而能够在短时间内让国家和各地区通过加大民生投入、刺激居民消费来达到大力发展经济的因素就是社会零售能力，一般来说金融危机后某个地区若是能在较大程度上来刺激其居民消费和民生工程发展等就能在较短时间内将金融危机的影响稍微降低。
某种程度上来说，此次发轫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使得我们必须及时总结和反思中国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从中国发展的具体国情出发，在经济全球化日益紧密的背景下，要在产业结构升级、金融管理模式、政府监管、金融体系建设等方面做出更加成熟的转变和发展，以此来加固自身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发展。
参考文献：
近代经济发展史范文4
关键词：后金融危机时代；入境旅游；态势；对策
“后金融危机时代”是指2009年末到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基本消除、世界经济完全复苏之间的时间段。在这一时期，随着金融危机冲击烈度的逐渐减缓，世界经济和金融市场进入一个相对平稳期。对于我国入境旅游来说，尽管此番危机直接导致出现入境人数、外汇收入直接下滑，重点客源市场严重受挫，并对部分领域、单位产生了负面影响，但我国旅游业在经历了2008年、2009年的全年性低谷后，2010年实现了总体增长。更加重要的是，以应对金融危机为契机，各方给予了旅游业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从而使其以更快的速度和更高的高度进入了国家战略。
一、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入境旅游概况
1.入境旅游人数总量稳健增长
2010年是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入境旅游人数首次出现恢复增长的一年，当年我国入境过夜旅游人数位居世界第三位，入境旅游人数1.34亿人次，同比增长5.76%，入境过夜旅游人数5566万人次，同比增长9.4%，外国入境旅游者2613万人次，旅游外汇收入458亿美元，同比增长15.5%。
总体来看，2003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人数呈现稳步上升的规律性波动，而在金融危机影响下，2008年、2009年两年出现全年性低谷，2009年11月至今，入境旅游市场迅速恢复，外国人入境市场全面反弹，同比增长21.46%，这和2009年外国人市场大幅下挫、2010年上海世博会举办有关，同时反映了外国人市场波动性强的特征。
2.港澳台地区入境旅游人数逐渐恢复
一直以来，港澳台是对我国入境旅游贡献最大的客源地区，尽管近几年，港澳台入境人数占总入境人数的比重有所下降，但依然是最大的客源地区。在2008年，港澳台入境人数占总入境人数的比例仍能够达到81.29%。但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港澳台市场亦不能独善其身，股市低迷、经济受挫、疲态尽显，包括澳门、台湾市场亦不乐观，连续出现持续长达一年多的负增长，2008年10月至2009年10月份仅完成498.56万人次，同比下降率高达4.04%。自2010年1月以来，这一形势随着内地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香港和澳门同胞入境旅游人数2010年为676.13万人次和197.11万人次，分别同比增长4.3%和增长2.77%；台湾同胞2010年7月份入境旅游人数同比增长23.06%，达到50.55万人次，较上年同期增幅扩大20.15个百分点。从数据来看，我国港澳台同胞入境旅游情况基本恢复到或接近于金融危机以前的状态。
3.外汇收入与入境人数回升，外汇收入减速放缓
1980年以来，我国国际旅游外汇收入持续增长（除2003、2008、2009三年），虽然2008年、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下，入境旅游市场受挫，但在2010年，这一情况得到好转，2010年我国旅游外汇收入大幅回升，见图1、图2。
图1 1980年～2010年国际旅游外汇收入情况
图2 2000年～2010年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增长率、
入境旅游人次数增长率情况
4.调控政策效果显现，市场整体向好
随着国家将旅游业提升至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重要战略性产业，积极推出政策加快发展旅游业，目前旅游市场进入快速发展时期，随着各地区因地制宜重点推进休闲度假旅游产品，依托重大项目建设提升旅游产业核心竞争力，全国范围内包括食、住、行、游、购、娱在内的完整的旅游产业体系正在形成。2008年，我国旅游业面对严峻的市场形势，全行业总体上保持了平稳发展。全年共接待入境游客1.30亿人次，实现国际旅游外汇收入408.43亿美元，分别比上年下降1.4%和2.6%；2009年-2010年，我国旅游业逐渐回升，旅游总收入实现较大幅度增长。同时，旅游投资规模大幅增长，企业经营业绩开始回升，旅游产业对经济社会带动作用进一步加强。初步统计2010年旅游总收入约为126万亿元，比上年增长9%。
2010年，我国旅游经济运行总体良好，增长动力比较充足，旅游消费保持旺盛，旅游市场较快增长，企业经营效益明显好转。据统计，仅2010年上半年，国内旅游人数就达10.97亿人次，比上年同期增长86%；国内旅游收入6055亿元，增长20.6%。入境人数6550万人次，增长5.5%；旅游外汇收入215亿美元，增长14.5%。旅游总收入7500亿元，增长19%。上海世博会有效带动了东部地区旅游客源增长，但对东北和中西部地区客源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分流效应；人民币升值进一步影响出、入境的旅游。
二、现阶段我国入境旅游存在的问题
1.主要客源地单一
目前我国入境游客客源以亚洲为主，特别是华侨，香港、澳门及台湾游客占了绝大部分，入境旅游市场未能真正意义上展开。由2009年中国旅游年鉴可知，在从1978年—2008年的30年间外国人入境所占的比例，始终是少数，在2008年，来我国的13002.74万人次的入境游客中，外国游客只占18.7%，而在这些外国游客中，亚洲的外国游客又占了52.5%。
2.人均消费较低
2009年，我国接待的国际旅游者人均创汇为272美元，而据有关资料统计，早在1996年，美国国际旅游者人均创汇即达1334美元。主要原因在于国际游客到我国仍以观光旅游为主，旅游者参与程度低，度假游的基础设施配备不齐全，加上旅行时间短，在中国的消费较少。
3.旅游产品内容老化，产品缺乏参与性和趣味性
中外文化、审美观念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外国游客享受中国旅游产品的旅游效果，再加上我国在旅游产品开发上固有的本位主义思想，认为只要我们觉得好，就会得到外国游客的认可，在产品的提供上更是以展示的方式为主，互动环节、游客参与少，不能从外国游客的审美角度来设计产品，自然大大降低了外国游客的旅游效果。
4.设施配套不足，服务水平仍需提高
虽然通过国家宏观调控和旅游部门的自身努力，在2008年、2009年两年对旅游基础设施进行了一些投入，但是由于相应软件的缺失致使作用还未发挥出来。对入境游客来讲到了旅游目的地更多的是要得到身心的感受，这些感受应该是全方位的，既包括硬件，也包括像便捷的信息网络等软件，还有优质的服务。
三、后金融危机时期我国入境旅游的发展对策及方向
1.发挥自身优势，开发多元化旅游市场
目前，国际游客对于旅游目的地的选择也更多地考虑安全因素。我们要继续巩固和强化中国是最安全的旅游胜地的形象，把安全是旅游业的生命线，没有安全就没有旅游的观念贯穿到旅游工作的各个环节中去，认真落实，继续维护中国旅游安全的良好形象。另外，由于地缘关系，我国入境旅游客源主要来自于香港、澳门、台湾、韩国、日本、俄罗斯以及东南亚等周边地区和国家。在继续巩固港澳台、东南亚等近程市场的同时，要重视美、日、韩、欧等发达国家旅游客源的传统市场的进一步开发，更要有远见地开拓印度、非洲、拉美等发展中国家的旅游客源，使我国入境旅游呈多元化、多层次发展。如果能解决拓展外国客源量，尤其是亚洲外的游客来华，达到我国国际旅游的真正全面发展和有效刺激国际游客在旅游中的旅游消费的问题，势必能促进我国游业和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2.以提升入境旅游的产业地位为途径的策略
提升我国入境旅游产业的地位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入手。从宏观层面，国家在制定旅游政策时应体现扶持旅游业发展的倾向性，加大对旅游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宏观调控时应更具针对性，鼓励资金流入旅游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以提高旅游业的就业带动效应；加强对外宣传，特别是在欧美和其他地区加大宣传力度，利用尽可能多的渠道宣传中国，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在宣传中应着重宣传具有中国特色的风景、饮食、文化等内容，提高对外国人吸引度；在对入境旅游的管理体制上，应简化入境旅游者的入境手续，建立紧急事件处理预案以及时有效地对紧急事件进行处理，让入境旅客有安全感。在微观层面上，应加强旅游景区及其相关配套设施的规划和建设，提高入境旅游者的旅游质量和休闲享受的满意度；学习和借鉴国外特别是美国、日本等人均旅游消费水平较高的国家发展旅游业的先进经验，研究其开发的旅游产品及服务，加速入境旅游服务与国际接轨。
3.国际市场调结构，高端市场树品牌
从世界范围来看，旅游的模式在发生变化。一是新媒介的作用使旅游的发展过程中一些行业内部发生变化，网络和多媒体等信息技术的应用使竞争向高层次发展。我国各旅游企业和相关部门应密切关注和紧跟这一发展趋势，调整旅游业的产业结构，增强旅游软件的开发和竞争力。二是从我国入境旅游的整体布局来看，入境旅游产业国际竞争力地区间发展不平衡，东部地区发展普遍较好，中西部地区的入境旅游产业国际竞争力还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要实现我国成为国际入境旅游竞争强国的目标，任重道远。在当前形势下，核心客源市场仍有拓展的空间，核心客源市场在中国入境旅游的外国客源市场中重要地位将继续保持下去。因此，要采取加强市场调研和宣传促销等措施来深入开发这些核心客源市场，增加来华外国游客数量，促进中国入境旅游的进一步深入发展，并向有条件的国家和地区提供高品质的旅游项目，做有针对性的营销，树立我国旅游的高端品牌。
4.开发旅游纪念品，提升旅游附加值
每年全世界旅游纪念品收入约占旅游总收入的25%，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比例更高，而我国大部分地区旅游纪念品的销售收入占旅游总收入的比例还比较低，旅游纪念品的开发还处于初级阶段。要大力提高旅游商品、旅游纪念品在旅游消费中的比重，对旅游纪念品推陈出新，尤其是要开发具有民族与地域特色的旅游商品和旅游纪念品，刺激游客的消费热情，增加外汇收入，拉动旅游经济的提升。
5.加快基础建设和项目建设，重点完善配套设施建设
建设旅游道路、景区停车场、游客服务中心、旅游安全以及资源环境保护等基础设施，实施旅游厕所改扩建工程。加强主要景区连接交通干线的旅游公路建设，确保景区和交通沿线通信顺畅。加快和完善布达拉宫大昭寺罗布林卡文化遗产旅游景区、黄河三角洲湿地、鸭绿江旅游风光带等一批国家级、省级重点旅游项目的建设，改善旅游业发展的基础设施条件，提高旅游产业素质。
6.扩大文化交流，加大海外旅游营销力度
一直以来，鉴于价值观和文化上的差异，国外媒体对中国的非客观报道比较多。加强文化上的沟通与交流，可以增强政治互信、消除隔阂和偏见，促进国家整体形象的确立与改善，从而也促进旅游业的发展。海外旅游营销是扩大中国旅游知名度、调动旅游需求者积极性、促进旅游需求者成行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和手段。因此，有必要成立专门的入境旅游海外营销组织，与国际相关组织进行交流与合作，加大国家旅游营销力度。
7.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培训和规范
我国的入境旅游业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有必要进一步提升。首先，要加强旅游服务人员培训，在服务礼仪、服务态度、旅游专业知识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培训；其次，在对旅游从业人员的资格认证方面，要做到严格把关，并采用定期审核制度，对取得资格的旅游服务人员进行等级评定，并通过等级评定制度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另外，对酒店等相关产业的从业人员进行培训和考核，以提高整个旅游业产业链的服务水平。
四、结 语
尽管全球经济依然面临许多不确定因素，但我国旅游业面临的重大机遇和基本环境没有改变，旅游业总体发展趋势也不可能改变或逆转，旅游业发展的动力依然强劲。同时，2009年12月1日，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正式，首次提出了把旅游业培育成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提出的5大措施指明了旅游产业升级方向。2013年2月，备受关注的《国民旅游休闲纲要》正式，明确提出了带薪休假制度的建设和落实。2013年10月1日以《旅游法》的颁布实施为契机，将全面提升我国依法治旅兴旅水平。这些都将为我国旅游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旅游业需要更多的理性、更多的勇气、更多的智慧，按照把旅游业培育成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的总体目标，进行通盘谋划和切实推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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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经济发展史范文5
事 件
12家银行跌破净资产
上周四银行股遭遇了黑色星期四。截至2013年12月26日收盘，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等A股均跌逾1%。其中，工商银行收盘价为3.55元，资料显示其三季度末净资产3.51元，考虑到年末净资产上升尚未体现，号称全球最大银行的工行股价实际已经破净。至此，四大行全面破净。有业内人士调侃称，“现在的银行股不仅是白菜价，甚至跌得仅剩裤衩了”。
据大智慧终端数据，相较12月20日，12月26日16家上市银行中破净家数已增至13家，新增的两家为平安银行和招商银行，当日市净率均为0.99倍。截至12月26日，建设银行市净率0.98倍，农业银行市净率0.96倍，中国银行市净率最低仅为0.83倍，民生银行暂为市净率最高的一家，市净率为1.13倍。截至上周四，除工商银行、宁波银行和民生银行，其余银行股均纷纷破净。不过本周一，招商银行A股股价逆势上涨2.81%，重返每股净资产之上，也就是说，截至本周一，共有12家银行跌破净资产。
事实上，银行股近期持续疲弱似乎还暂时没到尽头。从一定程度上说，16家上市银行或即将步入全面破净时代。分析人士认为，银行股整体市净率水平还不到1.2倍，甚至已经明显低于2010年以及2008年市场最为忧虑银行资产质量时的水平。
探 因
资金面仍不乐观
上周二央行重启7天期逆回购之后，周四央行却未继续“放水”而是继续暂停14天逆回购的操作。显然，空头又逮住了做空的理由。实际上，上周央行在公开市场实际净投放290亿元，已经较此前两周的连续“零操作”有所宽松。不过，市场对资金面预期仍然不乐观，展望IPO重启和债券市场等直接融资的发展也需要资金面的支持。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指出，每股净资产是股价的最后防线，股价跌破每股净资产反映了银行股的低迷与市场恐慌引起的超跌。这与年末银行资金紧张、银行今年增速放缓以及最新的经济形势相关。
一位券商银行业分析师表示，银行股近来的持续下跌，一方面是因为市场对于地方债风险的担忧日益加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将防控和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列为重点任务。而地方债审计的官方结果的延期，更是让市场忧虑升级。
有不少分析认为，有必要改变现在流动性过度紧张的局面，采取包括降准在内的货币政策手段，以利于市场恢复元气。
9号文将出台规范同业业务
据媒体报道，近日，各方消息透露，银监会等有关部门起草的《商业银行同业融资管理办法》简称“9号文”即将公布，并于2014年2月1日开始执行。银行业内部人士称，根据银监会以往惯例，此次“9号文”或将在近两天出台。受此消息影响，上周到本周一，银行股持续下跌。
实际上，市场传言的银监会9号文使得近来持续膨胀的银行同业业务被迫进行主动收缩，再加上前几年高速增长的信贷业务的坏账开始大量涌现，银行股的业绩高速成长期已然结束，后续将进入还此前欠账的时期了。尽管从目前来看银行股开始集体“破净”，但净资产中水分其实还没挤干净，并不能就此认为银行股估值已低，只有能成功消化此前坏账的银行股才可能重新崛起。
据了解，“9号文”或将对银行同业融资业务的品种、会计核算、金融资产类型、信息披露、统计、开展同业业务的体系建设等进行规范。这其中最为引人关注的就是对银行同业业务的监管，标志着监管层再次对银行非标资产打出重拳。
统计数据显示，农行是国内银行中同业资产规模最大的银行，2013年上半年余额达到了1.54万亿元，而中行上半年余额1.62万亿，工行紧随其后，为1.61万亿元。近两年来，银行同业业务一度出现了爆发式增长，不少银行的资产规模借此迅速扩张，兴业银行、民生银行更是借此突破了3万亿元的资产规模。
互联网金融冲击传统银行业
年末的流动性紧张其实并非新鲜事儿，但2013年表现更明显。除了美联储计划缩减QE带来的冲击之外，有分析认为，银行目前正经历前所未有的阵痛，“银行股这几天连续下跌有几个原因，一个是年底市场流动性不足，虽然央行及时注入资金，但还是杯水车薪。”
南方基金首席策略分析师杨德龙认为，来自互联网金融的压力不可小视。“现在互联网金融很厉害，像余额宝等很多渠道都在分流银行存款。这使得银行的存款成本大幅上升。银行只有百分之零点几的利率，现在理财产品都达到6%、7%。”
因此，在杨德龙看来，目前的趋势让银行吸收存款的成本飙升，对未来业绩有较大的负面冲击。
财经评论员余荩表示，银行利润主要来自于存贷利差，但这两天余额宝的预期收益率在不断上涨，加快了活期存款从银行流出的速度，有投资者开始担心银行的业绩可能会不及预期，一定程度上对银行股造成了压力，成为银行股走低的原因之一。
展 望
2014年银行业利润难言乐观
华泰证券研究报告指出，银行股集体跌破净资产是对未来行业发展的一种悲观预期，除了坏账风险之外未来的一个时期，中国商业银行将持续面临利率市场化、行业准入限制放宽和互联网金融四大挑战。银行股近期走势持续低迷也并非没有原因。
报告指出，作为顺周期行业，银行业绩增速有放缓趋势，行业景气度短期难以出现趋势性的拐点，在净息差水平企稳在2.50%、不良率抬升至1.05%并且全额计提拨备的情形下，预计2014年上市银行净利润增速将在10%左右。
银行股未来反弹高度有限
连续下跌让银行股估值再次进入历史底部，有行业分析师认为，从基本面看，银行股下行压力并未解除，“但从技术上看，可能存在超跌后的小幅反弹预期。工商银行已经连续16天没有阳线，这在历史上很罕见。”一位券商银行分析师表示。但整体看，该分析师认为，受制于宏观经济增速变化，市场对未来银行股的反弹高度不宜有过高的希望。
不过，也有业内人士指出，在关注了银行股下跌的很多利空因素之后，对银行股未来的走势也不能“一棒子打死”，虽然银行股存在种种不利预期，但是同时也存在一个巨大利好，这个利好便是优先股，若是银行股凭借优先股的发行，实现资本的快速扩充，那么优先股的推出也将抵消诸多利空消息，因此可以关注一些具有优先股推出预期的银行股。
银行转型应对市场化挑战
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研究报告指出，中国银行业在2010年到2012年期间经历高速增长后，由于新资本规定的推出，未来将面临较大的补充资本压力。
对于应对利率市场化挑战，毕马威称，中国银行业正在采取提高定价能力、发展中间业务、加强客户细分、发展人民币利率衍生产品业务、中小企业业务创新以及建立研究、交易团队等措施，应对利率市场化的挑战。此外，毕马威还表示，取消利率管制并不一定导致银行间激烈的价格战，从中国央行今年7月取消贷款利率下限后并没有引起贷款定价较大的差异可以看出来。另外，在最终放开存款利率前，央行下一步可能会逐步提高存款利率上限。
近代经济发展史范文6
论文摘要:本文从中印经贸合作的现实意义入手,分析了金融危机使印度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并加剧了两国发展模式之争等影响两国经贸合作发展的障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挖掘经济互补性,加强相互投资合作等对策。
一、中印经贸合作现实意义
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和印度不仅是亚洲地区的重要经济体,而且在全球经济发展中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两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对亚太地区的经贸合作,乃至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据中国海关统计,2008年中印双边贸易总额为518亿美元,是2000年的17.8倍。据印度《金融快报》报道,2009年7月27日,印度商工部部长表示,由于对来自美国产品需求疲软,而对中国产品需求旺盛,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印度第一大贸易伙伴。
在国际金融危机蔓延的背景下,中国和印度两国的贸易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但仍保持了较为旺盛的活力。中国和印度是在此轮全球金融危机阴霾之下发展最快的两个国家,而这两个经济体的发展模式却迥然不同。印度力图仿效中国的成功,希望在制造业领域为其日益庞大的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而中国则试图仿效印度在IT、医药产业等知识含量比较高的领域取得成功。中印经贸关系的迅速发展已经成为中印关系的新亮点,也有助于提升亚太地区应对金融风暴袭击的信心。
二、金融危机对中印经贸合作的影响
当前,世界经济面临金融危机和经济发展周期的双重打压,在此情况下,中印两国虽然经济仍在增长,但增速明显下降,外部金融动荡加剧,经济发展环境明显恶化。中印经贸合作的主要行为体是企业,但是,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民众消费信心下降,企业资金周转出现困难,导致大量企业倒闭,许多企业收缩生产规模。一些已经上马的工程被迫停工,一些原先签署的协议可能作废,中印经贸合作受到冲击。例如中国是全球铁矿石第一大需求国,印度是继澳大利亚、巴西之后中国的第三大铁矿石来源国,其铁矿石出口的80%销往中国,并占据其对华贸易的70%以上。经济危机使中国钢铁生产大幅下滑,尽管全球铁矿石价格已大跌,但中国企业的铁矿石需求整体萎靡,对印度铁矿石的需求也呈下降趋势,从而进一步增加印度对华贸易逆差,印度则求助于对中国出口的其他商品采取反倾销政策,冲击两国经贸关系。经济危机主要带来的不良影响是:
(一) 印度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中印贸易虽然发展迅速,但印度对中国的商品准入和企业投资长期持怀疑态度,并频繁采取投资审查和反倾销等措施。相关资料显示,印度对华实施反倾销的数量仅次于美国。
金融危机发生后,全球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呈上升趋势。印度虽然自诩自身增长模式是内需驱动型,一度自认所受金融危机影响相对较小,甚至认为金融危机为其提供了赶超中国的机会,因为依靠出口驱动增长的中国受到冲击较大。但现实情况是,印度并未能在危机中独善其身。印度经济也遭遇卢比贬值、股市缩水、企业倒闭、资本流动性紧张等问题。
为了刺激本国经济增长、扶持本国企业生存,印度采取了一系列贸易保护措施,尤其针对中国发起了多起反倾销行动。特别是在2009年 1月23日,印度宣布禁止从中国进口玩具,后虽对部分产品放宽条件,但其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不言自明。
(二) 发展模式之争加剧
目前,国际社会上的发展模式主要有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欧盟为代表的福利资本主义、日本为代表的发展型国家资本主义及新兴国家的中国模式和印度模式。由于20世纪90年代后,欧日经济问题较多,其发展模式已偏向美国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美国模式”即“华盛顿共识”,其宗旨是强调市场自由原则,主张政府角色最小化,完全的自由化、市场化。“中国模式”特指在维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主动创新、大胆实践,从而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社会的协调发展、国家的和平发展的一整套思路、经验和理论。中国模式强调务实,反对意识形态为纲;强调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自力更生和对外开放相结合;强调统筹政府和市场两个大局。“印度模式”与中国不同,其基本思路是在民主体制下推进经济的自由化,逐步放松传统的政府管制,鼓励私营企业、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并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
三、金融危机下中印经贸合作的对策
(一)挖掘经济互补性,深化经贸合作
与“安全困境”相比,经济领域的共赢机会更多。中印发展模式虽然不同,但互补性强。中国劳动力效率高,印度资本效率高,两者结合将产生“经济增效”作用。未来双方可着重加强以下领域的合作。一是商品结构的互补。从商品构成看,印度向中国出口的商品仍以原材料或低附加值产品为主,中国出口的商品更加多样化,且附加值较高,如重型机械。由于双方经济的整体发展模式及具体产业发展层次存在差异,这种商品贸易的互补性可以持续下去。二是相同产业内的互补。两国在相似部门如化学药品、机械设备及纺织业等领域开展产业内贸易也完全有可能。两国可结合自己的发展特色,不断提高各自在相似产品价值链的不同层面上的比较优势,不断扩大同一产业内的互补性。例如,中印在纺织品出口领域的竞争使中国企业从印度进口纺织原料,而自己生产和出口服装。这样,两国通过纺织业内部贸易得以将竞争转化为合作的新机遇。三是IT服务领域的互补。印度软件发达,中国硬件发达,两国在IT领域建立合资企业有相当广阔的前景。
(二)推动企业走出去,加强相互投资合作
印度对中国始终抱有戒心,在诸多“敏感”领域对中资企业投资设限。金融危机发生后,印度为疏缓严重的资本流动性紧张问题,放宽部分领域的外资进入限制,并鼓励企业海外融资。2008年10月,印度证券管理委员会宣布解除对外资最高40%的投资限额规定,以“挽留”正迅速流出的国外资金。 2009年2月,印度政府表示将放宽外国资本对印度的直接投资,凡是印度资本占 50%以上的合资企业所建新的企业一律被看做印度企业。按照原来的法规,凡有外资加入的印度企业建立的新企业仍被看做合资企业。按照新规定,所有印度资本占多数的新建企业将不受到政府关于外资对不同行业投资比例的限制。印度政府的上述举措无疑为中国企业进军印度提供了机遇,经济上相互依存度的提升势必可作为双边关系的稳定器。另外,两国大企业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实力较以前大为提升,并加快“走出去”步伐。印度私企实力雄厚,在经济生活中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仅塔塔和安巴尼两家家族企业的销售额就占印度GDP约5%。与此同时,中国企业也可凭借雄厚财力,通过注资、并购和直接投资等方式,加快进军国际市场。国际金融危机下,许多西方大公司资产缩水,甚至面临破产,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较之前大幅下挫,为中印企业进军国际市场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参考文献
[1]文富德. 印度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对策及其经济前景分析[J]. 四川大学学报, 2009(4).
[2]齐玮. 印度对外贸易现状与中印经贸关系分析[J]. 北方经贸, 200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