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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污染的认识范文1
关键词：环境污染责任、适用范围
一、环境污染范围界定
由于侵权责任法的主要功能在于其损害补偿功能，即对受到损害的合法权利和利益给予某种适当的补偿，使其尽可能回复到受损害前的状态，因此侵权责任的认定均以损害为构成要件，无损害即无责任。[2]在环境污染责任中，由于环境污染是导致损害结果的原因，因此界定环境污染的范围对认定环境污染责任至关重要。
从人与环境的关系看，环境损害可以分为“生活环境的损害”与“生态环境的损害”。“生活环境的损害”是以环境为媒介给他人造成的人身伤害、财产损失、精神损害或纯经济损失等；“生态环境的损害”是指对土壤、水、空气、气候和景观以及生存于其中的动植物和它们相互作用的损害，是对生态系统及其组成部分和凝载在生态环境上的社会公共利益(生态利益)人为的显著损伤。[3]“生活环境的损害”属于法律规定的环境污染的范围在学术界没有争议，但“生态环境的损害”是否属于法律规定的环境污染的范围在学术界存在较大的分歧。有学者认为，生态损害不宜由侵权责任法调整，而应由环境保护法本身来解决。[4]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侵权责任法(草案)》第1、2次审议稿均将生态损害排斥在外。虽然《侵权责任法(草案)》第3次征求意见稿第65条将生态损害纳入其中，即“因污染生活、生态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法律规定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依照其规定”，但在《侵权责任法》正式颁布时，关于生态损害的规定又被删除，从而使环境污染的范围是否包含“生态环境的损害”仍然没有能够在立法上加以解决。
对环境污染的理解不应当局限于《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例如，从作为规制环境污染基本法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环境保护法》)第2条的规定可以看出，该法对环境的界定不限于生活环境，而是包括生态环境。因此，将《侵权责任法》中的“环境污染”理解为包括生态环境才不至于与《环境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发生冲突，同时也与逐步扩大保护客体的侵权责任法的发展趋势相吻合。[5]此外，环境保护法的规范并不足以应对日趋严重的环境问题，并且《环境保护法》也不能取代《侵权责任法》在规制环境污染方面的积极作用。因此，将生态损害纳入《侵权责任法》第65条规定的“污染环境造成的损害”的范围是必要且合理的，[6]再说这一观念已经为我国立法部门的工作人员所认识并接受。[7]
二、环境污染责任解析
《侵权责任法》第8章的标题是“环境污染责任”。在对该标题的理解中，有学者提出存在3种理解可能：(1)要求行为人承担责任是因为行为人的行为引起的环境污染造成了权利人的利益损害；(2)要求行为人承担责任是因为行为人的行为引起的环境污染造成损害，而这种损害包括对权利人的利益损害，法律只要求行为人对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损害中的权利人损害承担责任；(3)要求行为人承担责任是因为行为人的行为引起了环境污染损害和权利人的利益损害，而所谓的侵权责任并不特指对权利人的权利或利益造成损害而承担的责任，而是一般意义上的责任，相当于对侵权行为承担责任。[8]根据英美法系国家采用的立法标题技术，在确立立法意图时，标题对其后面的条款起说明作用。[9]而在我国，将标题理解为是对后面条款意旨的归纳也是没有疑问的。但是，法律中的标题虽然对于相关法律条文具有一定的解释作用，但毕竟只是理解法律条文的辅助资料，只有在对法律条文的理解存在疑义时才有必要结合标题来进行解释。因此，对“环境污染责任”的理解完全可以根据《侵权责任法》的具体规定来进行。
根据《侵权责任法》第65条的规定，环境污染责任是作为特殊侵权责任加以规定的，其含义较为含糊，只能看成是对《侵权责任法》第8章标题的说明，并没有解决上述关于“环境污染责任”理解的分歧。由于在法律中没有一个法律条文能够独立存在，往往只有当法律条文处于与它有关的所有条文的整体之中才彰显其真正的含义，有时将该条文与同一法律中的其他条款加以比较，含义也就明确了，[10]因此，对“环境污染责任”的理解不应当局限于《侵权责任法》第8章的4个条文，而应当结合《侵权责任法》的其他相关条文来理解。
从《侵权责任法》第1条关于立法目的的规定看，充分保护民事主体享有的合法权益是该法最主要的目的。《侵权责任法》第2条对侵权责任法保护的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进行了列举。由于权利是人的权利，换言之，权利总是依附于特定的主体，因此《侵权责任法》第3条规定“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从《侵权责任法》这3个条文的规定看，无论是一般侵权责任还是特殊侵权责任，均以侵权人侵害特定主体的民事权益为条件。[11]结合《侵权责任法》第1-3条的规定可知，对《侵权责任法》第65条不应作如下理解：(1)只要行为人的行为污染了环境即应当承担责任；(2)除行为人的行为因污染环境造成他人的权益受到损害应承担责任外，行为人的行为污染了环境没有造成他人权益损害的也应当承担责任。因为上述理解均不妥当，也不符合侵权责任法的立法宗旨。
综上所述，“环境污染责任”是指行为人的行为造成生活环境或生态环境的污染导致他人的人身、财产权益损害而应当承担的侵权责任。如果行为人的行为只是造成生活环境或生态环境的污染，那么就不属于《侵权责任法》第8章规制的范围，而应当由环境保护法加以规制。对“环境污染责任”作如此界定，既可以发挥运用侵权责任手段保护环境和民事主体合法权益的积极作用，又能够避免侵权责任制度功能的不适当扩大，进而避免侵权责任法与环境保护法在适用中产生抵触。
环境污染的认识范文2
【关键词】指导意见；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强制
2013年2月21日，环保部与保监会联合印发了《关于开展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环发【2013】10号）。近年来，人们的环保意识正逐步加强，环保问题成为不可回避的社会民生问题。同时，十中首次把“美丽中国”作为未来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然而，大规模的环境污染的事件却时有发生，如2010年轰动一时的紫金矿业污染事件赔偿案，2011年中海油渤海湾漏油事故等等。这些污染事件不仅对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给民众的人身健康带来了危害，而且巨额赔偿也给相关企业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一、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发展及现状概述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是以企业发生污染事故对第三者造成的损害依法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为标的的保险。当前，我国正处于典型的发展中国家集中全力发展经济的进程中，也处于环境污染事故的高发期，大规模、频繁的环境污染问题引发了诸多的社会矛盾。将保险工具与环保治理相结合有利于发挥保险的社会管理机制，也有助于分散企业的经营风险，减少政府处理环境污染的棘手问题，更能使受害人得到及时的赔偿，可谓一举多得。我国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实施的，由环保部门和保险公司合作承保，在大连、沈阳、长春、吉林等几个北方城市进行试点。但经过十几年时间的检验，此次试点并未达到理想效果：企业投保率低、保险赔付率低、承保机构缺乏经验等问题凸显。2008年，由于昊华公司发生氯化氢气体泄露，导致周边村民的农田受到污染，中国平安产险承保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及时对村民进行了1.1万元的理赔。2011年，保监会确定了“政府推动、政策引导、市场运作、立法强制”的原则来指导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实施。中国保监会的数据显示，我国开展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5年来，投保企业达2000多家，承保金额近200亿元。
二、解读新《指导意见》的内容创新与不足
今年2月环保部门联合保监会的《关于开展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工作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对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进一步推动实施具有重要意义。与第一次（2007年）的指导意见相比，时隔五年多后，新的指导意见在内容方面呈现多处创新，也存在一些不足。创新点主要包括：
1、新的《指导意见》中，强制投保成为一大亮点。强制投保的企业涉及两种类型，一是涉重金属企业；二是按地方有关规定应当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企业；此外，其他高环境风险企业则是被鼓励投保。而在2007年的《指导意见》中，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工作开展仍是以指导性为主，并无强制措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成为继机动车第三者强制责任保险后，我国推广实施的第二个全国性强制险种，由此不难看出我国治理环境污染问题，发展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决心。至此，我国以自愿保险为主，以强制保险为辅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基本建立，即一般由企业自主决定是否就环境污染责任投保，但法律规定必须投保的则强制投保。
2、新的《指导意见》中，首次明确提出了哪些企业需要强制投保，而哪些企业采取鼓励式的自愿投保。其中涉重金属企业（包括重有色金属矿（含伴生矿）采选业、重有色金属冶炼业铅蓄电池制造业、皮革及其制品业等高环境危害行业）和按地方有关规定应当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企业需强制投保；同时，国家鼓励石化行业、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等化工企业投保。而2007年的《指导意见》只是广泛的提出了指导意见，并未明确具体有哪些行业需要投保，与其相比，新《指导意见》在投保对象方面更加具体明确，对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进一步实施增强了可操作性。
三、保险公司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新《指导意见》的，对保险公司、企业、政府和民众来说都具有积极的正面意义。本文仅从保险公司的角度来看，该意见对保险公司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经营带来了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挑战。其中带来的机遇是显而易见的。由于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实施，可以有效降低保险公司的逆选择风险，从而能够降低保险公司的精算费率，反过来吸引更多的企业投保，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同时强制参保有利于“大数法则”的实施。由于强制参保企业数量巨大，有效的增加了经验数据的规模，从而有利于大数法则的实施，以稳定赔付率，有助于保险公司定价和承保盈利的稳定。再者，虽然保险的目的是补偿，但是最好的方法是控制风险事故不发生，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更能够体现出“防灾防损”社会意义。保险公司在承保时，会到污染企业进行实地考察，向企业提出相关的整改措施，并在保险存续期间不断完善防范措施，这在一定程度能够促进企业自身风险的管控，从而产生更大的社会意义。当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公司能及时的根据合同规定进行理赔，对受害者进行补偿，这有助于树立保险行业口碑，提高保险的行业地位，体现保险行业的社会公益性。
但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的实施也对保险公司带来了较大挑战。目前国内责任保险规模很小，盈利能力很差。2011年，中国财产保险业责任保险保费收入148.01 亿元，在财产保险业务收入中的占比只有3.21%。2008-2010 年我国责任保险一直处于全行业亏损状态，2011 年全行业扭亏为盈，但是承保利润率只有1.3%。保险公司并无激励去推广责任保险，对经验缺乏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更无承保动力。保险公司在具体经营环境污染责任强制保险的过程中也同样面临挑战
环境污染的认识范文3
“环境激素”作祟
大家知道，激素是人体内分泌器官分泌出来的微量物质，尽管数量极少，但对人体却具有重要而又特殊的生理功能。例如，性激素可刺激生长发育和生殖系统的成熟。那么，什么是“环境激素”呢?其实“环境激素”的概念早在1977年就由日本学者提出来了，它是指释放到环境中能导致内分泌障碍的化学物质，它包括大量人工合成的激素、农药、灭菌剂、洗涤剂、森林防护剂以及一些生产塑料的化工原料、垃圾焚烧处理时排出的有害物质等，现已查明有70余种，其中40多种是农药的有效成分，它们大都具有与雌激素分子相似的化学结构，如DDT(氯苯乙烷)、二(口英)PCB(多氯联廿)和聚碳酸酯等。它们释放到环境中，对大气、水源、土壤造成污染，再通过饮食、呼吸等途径进入人体，产生类似于激素的作用，破坏人体原有的平衡机制，影响人体正常的激素分泌，干扰人体的正常生理功能，导致男性数量减少，活性下降，畸胎率上升，不育症增多。丹麦内分泌学专家尼・斯卡凯贝克经多年调查后发现，近60年来，欧美等国男性平均减少了50％以上。美国科学家科・伯恩的研究结果揭示，美国格雷特湖由于受到严重化学污染，栖息在这个湖内的鱼类、鸟类和哺乳类等多种动物的后代生长发育出现障碍，已到了不能生长至成年的地步，即使有少量发育成熟，也丧失了生育后代的能力。我国科学家的研究结果也证实，我国男性的平均数量已由40年代每毫升6000万个下降到现在的2000万个，50年下降了三分之二，活力也大幅度减退，造成每8对夫妻中就有1对不育!
自由基侵袭
男性出现危机，既有“环境激素”引发的内分泌失调的生理因素，也有自由基侵袭的影响。国内外自由基生物学专家指出，“环境激素”及一些物理因素(如臭氧层变薄引起紫外线照射增强等)的作用，使机体受到损害，往往与自由基分子的攻击作用有关。就而言，一方面为了维持人的的正常功能，自由基是不可或缺的；另一方面，如果自由基过多，将会造成的损伤。而环境污染是引起人体自由基增多的元凶之一。这已成为男性不育症的重要病因。据美国一位对此很有研究的科学家预测，如果环境污染得不到有效控制，到本世纪末或下个世纪初，将有50％的美国男子失去生育能力!
人类应该觉醒了
环境污染的认识范文4
我国环保险起步较晚，但国外此类业务已发展得相当健全。我们可以通过借鉴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来推动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发展。2010年3月22日《中国保险报》题为《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模式探讨》一文指出，目前国际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主要有两种模式：以美国、瑞典和德国为代表的强制责任保险制度；以法国和英国为代表的任意责任保险制度为主、强制责任保险为辅的制度。但从目前趋势来看，世界各国都倾向采用强制保险。但就我国具体情况而言，环保压力大，环境污染突发事件频繁，但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同时企业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意识淡薄且很多企业受经济效益的限制，还不具备全面实行强制保险的基础，建议采用强制保险为主，自愿保险为辅的保险方式。具体企业的投保方式要着眼于其对环境危害的大小：对环境污染严重、环境风险大的行业（如石油化工、水泥、造纸）以及地理位置特殊的企业（如临近重要河道）实行强制保险，以使保险公司扩充投保基数，充分分散风险，同时使企业规避环境风险和保障潜在受害者的利益；对污染较轻的行业和企业（如电子科技、食品），应由政府给予其积极引导，促使其自愿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一方面使受害者得到有效赔偿，也能减轻企业不必要的经济负担。同时要引入奖惩费率，对于自动采用高新环保技术，降低污染等级和积极自愿投保的企业给予费率上的优待，激发企业自觉保护环境和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积极性。
至于承保机构的体系，国际上主要有三种模式：美国式的专业保险机构，即1988年成立的环境保护保险公司；意大利式的联保集团，即1990年由76家保险公司组成的联合承保集团；英国式的非特殊承保机构，其环境侵权责任保险由现有的财产保险公司自愿承保。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成立什么样的承保机构，应当根据各行业的风险高低和保险事故的不同性质区别对待。对于高风险行业和连续性的环境事故可以借鉴美国模式，建立专业性的保险机构，或者在一般公司内开展业务的同时政府给予政策或资金上的支持。对于风险较低的行业和突发性环境事故，可以借鉴英国模式，采用一般保险公司自愿承保的方式。
2010年7月1日《中国保险报》题为《关于开展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几点思考》的文章进一步指出，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在我国还处于试点推广阶段。实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从表面上看，是企业为易发的污染事故事先支付了费用，一旦环境污染事故发生，造成的损失由保险公司来埋单，以确保生态环境或者受害方能够得到及时补偿。但是，认真分析，企业的环境责任和忧患意识反而需要增强，因为一旦发生污染事故，企业的污染责任是转嫁不出去的，肯定还会落到企业的头上。经济上给予严厉处罚不说，光是评先创优、企业环境行为评定、绿色信贷等给肇事企业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够企业“吃不了兜着走”的。如果出现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还会追究企业领导的刑事责任。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说，推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不是放松对企业排污行为的管理，而是更多了一份严格约束排污行为的责任。因此，相关部门要加大宣传力度，必要时应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督促具有排污性的企业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将投保污染责任险视为企业降低环境风险的一种有效手段。同时，对投保企业在申请环保专项资金、扩改项目环评审查、行业准入、排污许可等方面给予优先。
对那些易发生污染事故的高危企业来说，强制推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说到底，还是对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负责。一旦出现了重大污染事故，从支付赔偿到经济重罚等，有可能使得企业倾家荡产，甚至被当地政府责令关闭。企业加入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不但使企业理赔有了保障，填补了“谁来埋单”的空缺，维护了社会安定秩序，也有利于企业的生存。所以，企业负责人应该更新观念，改变思路，冷静和理性地看待推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
环境污染的认识范文5
1.1调查对象的一般情况调查对象平均年龄为(55±14)岁,最大88岁,最小21岁。女性98人(57.6%),男性72人(42.4%)。矿区村民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小学及未上过学120人(70.6%);少数民族72人(42.4%)。调查对象民族间文化程度经秩和检验,Z值为-5.554,P>0.05,差异无显着性,可认为不同民族的调查对象的文化程度无差异。性别与文化程度之间经秩和检验,Z值为-4.402,P<0.05,有显着性差异,可认为男女性别受教育程度存在差异,男性受教育程度高于女性见表1。
1.2调查对象对铅锌矿区环境污染的自我感知调查的矿区居民对尾矿堆积、水质、耕地面积减少等直观感性的问题有明显的认识,但是对空气质量、农作物质量、植被破坏等不可直观的方面认识不足见表2。由表3可知,65.3%的调查对象认为开矿对当地的环境污染造成了较大影响。34.7%认为矿区的空气质量受到了较大影响,55.9%认为开矿对农作物产量造成的影响较小,39.4%认为对农作物的质量影响较小。矿区的河水贯穿村庄,直观可见,因此37.1%认为开矿对村里的河水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45.8%认为影响较大。当地的饮用水采自山里的井水与泉水,45.3%认为开矿对饮用水有一些影响,原因是开矿使他们的井变干了,泉水减少了。矿区居民认为开矿对房屋安全的影响与开矿点距离自家的距离有关,距离远的居民认为没有影响,占21.1%。噪音对整个矿区影响较大,仅有5.3%认为没有影响。在治理环境污染问题上,62.4%的矿区居民自感自己和家人不能避免环境污染带来的危害,仅有17.1%认为自己村能治理好环境污染,见表4。
1.3调查对象认为矿业开采对健康影响的自我感知调查发现,58.8%的调查对象自感开矿活动对村民的健康有影响,48.2%认为开矿对家人健康有影响,21.2%认为开矿对下一代的智力产生了影响,见表5。调查对象自我报告了最近十年来的患病种类,患病例数集中在关节骨骼类疾病、肠胃疾病和心脑血管疾病,见表6。将性别做卡方检验获知P>0.05,差异无显着性,可认为不同性别调查对象的患病种类之间无差异。
1.4对矿业开采引起的环境污染与健康危害之间关联情况的认知调查发现,77.1%的矿区居民有家庭成员参与过采矿,自我报告的患病率为66.5%。对被调查对象家人是否参与过采矿同患病情况进行卡方检验,P>0.05,差异无显着性,可认为是否参与采矿与患病之间无差异,见表7。自我报告的高患病率与调查对象自我报告的准确度以及认知能力有关,是否与矿区居民长期居住于该矿区,长期处于矿区污染环境有关,有待进一步调查。分析矿区居民自认为的患病原因可知,仅有17.6%的居民认为自身患病的原因与矿区的环境有关。但据前期在当地的研究可知,该矿区内的居民生活环境存在一定的Hg、Pb、Cd、As等重金属污染,当地存在着较高环境重金属暴露的非致癌和致癌风险,见表8。
2结论
2.1矿区居民对矿业开采对环境污染的影响认知不足湘西凤凰铅锌矿有70多年开采历史,在开发过程中产生的废气、粉尘、废水、裸露的岩矿、废石及尾矿围绕着农田村落随处排放或堆放。65.3%的调查对象认为开矿对当地的环境污染造成了较大影响,但是对矿业开采引起的不同环境污染问题的影响程度认知不足。据调查显示,矿区居民对于河水水质、噪声、地质灾害等直观感性的问题有明显的认识,但是对土壤污染、粮食产量、农作物质量、空气质量等方面感官不能感知的问题认识不足。但姬艳芳等既往对该地区的调查发现,由于原铅锌矿选矿厂和矿井里排除的废水已不同程度地污染了矿区附近大部分农田,致使当地种植的稻谷、蔬菜中镉、铅、锌、汞等超过卫生部《食品卫生标准》的相关限制,其中以Cd污染最为突出,其次为Zn、Hg、As和Pb,分别为国家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值的9.0、2.7、2.6、1.6和1.1倍。可见,矿区的居民对环境污染的认识不全面具体,对于感官能感受到的污染认识较高,而对于感官不能感知的污染缺乏认识。从而增加了当地矿区居民通过饮食、呼吸等途径的重金属暴露致癌风险与非致癌风险。
环境污染的认识范文6
区别对待说。该说认为，不同情况应做不同对待，特殊情况下加害人即使未违反法律规定也应当承担污染环境责任。上述学说对于违法性要件的不同理解源于《民法通则》与《环境保护法》的规定不一致。国家环保局《关于确定环境污染损害赔偿责任问题的复函》中指出，“承担污染赔偿责任的法定条件，就是排污单位造成环境污染危害并使其他单位或个人遭受损失。现有法律法规并未将有无过错以及污染物的排放是否超过标准，作为确定排污单位是否承担赔偿责任的条件。至于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只是环保部门决定排污单位是否需要缴纳超标排污费和进行环境管理的依据，而不是确定排污单位是否承担责任的界限。”
二、对违法性的认识
从法律效果上来说，违法性要件不要说与广义违法性要件说本质相同，对受害人保护最有力，区别对待说和违法性要件必要说对受害人的保护依次减弱。鉴于我国《侵权责任法》并没有将环境污染行为违法性规定为侵权责任的成立要件，广义违法性说中的实质违法说认为侵权责任成立以违法性为必要条件，与《侵权责任法》规定不符。笔者认为，关于污染环境行为是否应当具备违法性的争论是没有必要的。因为，首先，污染环境的行为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所以法律并不禁止排污行为，而是对其规定一定的标准，要求排污者在标准内排污以免超过环境自净能力造成污染。其次，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企业必定会加强科技创新以降低排污成本，这在一定意义上鼓励了科技发展。因此，可以说排污行为是一定程度内容许的危险，虽然会造成环境污染，但其本身不具有违法性。但这并不代表排污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就无须承担侵权责任，即使排污行为符合法律规定，但致人损害的，也应成担损害赔偿责任。笔者认为，环境污染责任不是过错责任，而应是一种危险责任。
危险责任，是指从事某种危险活动，或者持有、经营某种具有危险的物品、设备的人，在因其活动或物品、设备造成他人损害时，无论过错均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随着社会发展，危险活动日益增多，即使人们尽到注意义务，目前的科技水平也难以阻止或预防损害的发生，也就是说，为了弥补过错归责原则的不足，危险责任逐渐发展起来。危险责任的设立并不是禁止危险活动，也不是为了惩罚加害人，而是本着公平原则，由伴随危险产生的利益的受益者来承担风险，赔偿受害人的损失，依此来实现公平正义。因而环境污染行为的违法性并不是危险责任成立的要件，因为这些危险活动是为社会发展所容忍的，因而判断其违法性是否为环境污染责任构成要件是没有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