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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经济发展范文1
关键词：中国古代园林 文化内涵 哲理
中国古代园林被誉为“无声的诗”、“立体的画”、“自然山水式园林”，明代造园家计成在《园治》起首篇提出，中国古代园林的最高境界是“m由人作，宛自天开”。
一、中国古代园林的发展简况
商周时代，初期造园阶段园林的形式是囿。春秋战国时期，自然山水园林已经萌芽，而且在园林中构亭营桥，种植花木。秦汉时期出现了以宫室建筑为主的宫苑，并开始模仿自然山水，人为造山。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发展转折时期，佛教的传入及老庄哲学的流行及文学艺术的探求，使园林风格崇尚自然，促进了园林艺术的转变。贵族官僚的私家园林表现出了源于自然，又高于自然的意境。而文人名士的园林则表现出归隐山林、追求怡性畅情的倾向。
唐宋时期，园林已达到成熟阶段，这时期的园林除为满足居憩游的功能之外，人们已更注重园林陶冶情性、抒发襟怀的功效。珍奇花木，满园皆是，自然美与艺术美巧妙结合，山水画、山水诗文、山水园林这三个艺术门类已有互相渗透的迹象，诗画的情趣开始形成。
明清时期，园林则已多是溶豪壮、雅逸、俗乐于一体，造园已达到“意境高超，笔法简练”的高度。这一时期文人著书立说成为一种时尚，多有刊行问世讨论园林问题的鸿篇巨作。这些专职从业文人和工匠出身的造园师汇合成一股新的推动力量，激发了造园事业向更高层次发展。
近现代时期，中国古代园林已然开始衰微，同时自然风景区便于开始凸显。中国古代园林的萌生和发达，完全是为当时帝王、官宦、富商和文人服务的，用人工的办法来完成所谓“非常之观”，也就成了唯一的选择。在近现代社会里，人们思想改变了，交通发达了，回归自然成为可能。人们以极大的热情要求寻访自然风景和自然风景区。因此中国古代园林的衰微也是必然的了。
二、中国古代园林的文化艺术特征
（一）造园强调“师法自然”，顺自然之理，得自然之趣，同时也强调“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要求，高于自然，融于自然。造园力求在总体布局、组合上要合乎自然，每个山水景象要合乎自然规律，分隔空间强调融于自然，园林建筑强调顺应自然，树木花卉强调表现自然等。
（二）刻意表现自然式山水风景的特点，园林布局有定法而无定式。我国古代园林深受我国文化传统和艺术的影响，形成了寄情于景的特点，以客观存在的山水为范本，经过艺术加工提炼，将真山抽象化、典型化缩移摹写，托物言志，情景交融，实现自然美与人工美的高度统一。在整体布局上，充分利用原有山水形胜，在空间处理上，则追求分割、通连、伸缩、虚实等手法，使大者不感其旷，小者不觉其促。
（三）创造出一种可以游玩、可以居住、可以聚会的生活空间环境。园林是根据现实之中的实物实景，并依照自己的理想建造出来。是古人为满足寄情山水、雅好自然的需要而创造的最佳生态环境。历代官宦、文人也都把园林作为修身养性、隐居生活及怡养天年的最佳环境。
（四）追求“生境”、“画境”、“意境”三种境界。中国古代园林最突出的特色并不仅仅在于巧妙、精湛的规划设计，更在于其所蕴含的深刻意味，也就是意境文化。宗白华先生在他的著作《美学与意境》当中说道：中国园林无论是借景，对景，隔景还是分景，都是通过布置空间，组织空间，创造空间，扩大空间的种种手法，丰富美的感受，创造了艺术意境，中国园林艺术在这方面有特殊的表现，它是理解中华民族的美感特点的一个重要领域。
三、中国古代园林的精神文化内涵
园林文化艺术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双重体现，是物化了的文化伦理和审美意识，能够形象地传达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和一个时代的文化心理特征。
中国古代园林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程。从最初的囿，老子的“自然而然，无为而治”、孔子的“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寄情山水的隐逸风格，以及唐宋的山水画、山水诗文、山水园林，明清的精雕细琢、意境高超。经过漫长的文化积淀，使我国古代园林从建园者到赏园者，无不透露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与哲学的深奥。
（一）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使中国古代园林蕴涵人生理想、美学意识和人文关怀。儒家文化倡导“仁山智水”、“安贫乐道”等思想及文人名士的“身在野而心在朝”的抒情情结，深刻地影响着历代文人名士。文人士大夫在园林设计上更追求“师法自然”，高于自然，融于自然。不可概述为追求“天人合一”。因为明确提出“天人之间，合而为一”观点的是西汉的董仲舒，“天人合一”的核心是“君权神授”，主要目的是为巩固汉代的封建统治。但是“天人合一”思想起源于先秦时代，《周易》中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又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因此中华文化在天人关系问题上走的是一条“循天道”的路线。园林这一本质与孔子的礼乐人生架构互为表里并演变为人格养成和心灵净化的现实教育环境。
（二）释、道文化使中国古代园林富含人生韵味、生活哲理。中国古代园林将佛教思想中对于美的表达、美的传播、美的享受融入中国园林设计之中，使人们在园林之中能够感悟佛理，体悟生死轮回的道理。认为园林中山水、建筑、花木的摆放，会直接影响到人们内心的佛性。这种审美观，与中国古代园林在艺术境界追求上“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相契合。通过精心创造出这种浑然天成的美，来带给人们平和、寂静的心境。
道家思想重视清静无为，追求“自然而然，无为而治”，倡导个体自由。在人与自然的循环中，达到合一，摆脱物对人的奴役，达到精神的绝对自由。将自然山水拟人化，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以文人名士为代表的私家园林则表现出归隐山林、追求怡性畅情的倾向，强调人心之审美。如南朝刘勰 《文心雕龙》 中的“情在辞外”、“物色尽而情有余”，东晋顾恺之主张“以形写神”、“迁想妙得”等。“中国园林意在含蓄，一山一石耐人寻味”，也符合作为道家思想的物我之观念。通过对于物的审美，升华到人对于自然的审美。
（三）辩证思想使中国古代园林更添情趣、提升境界。中国古代园林遵循虚实相生、置阵布势的章法。正如清代文人沈复在《浮生六记》中所说“若夫园亭楼阁，套室四廊，叠石成山，栽花取势，又在大中见小，小中见大，虚中有实，实中有虚，或藏或露，或深或浅，不仅在‘周回去折’四字，又在地广石多，徒烦工整。”园林结构就虚实而言，山为实、水为虚；景处为实、空处为虚；现于显要景观为实、藏于假山屋后隐景为虚等。就曲直而言，曲为主，直为辅。就大小而言，大中见小，小中见大。就开合而言，小园林的水以集聚为主，让人有宽阔连续之感，大园林的水以分散为主，有连绵不尽之意。这种把大自然景色经过取舍、提炼、加工、概况以后形成的园林更具境界。
参考文献
[1]汪菊渊.中国古代园林史[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2；5-6.
[2]刘立夫.“天人合一”不能规约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J].哲学研究，2007（2）.
古代经济发展范文2
关键词: 高中历史复习经济发展原因
历史科高考的重要内容之一是经济史。而在经济史的考查中又常常涉及经济发展的原因、表现、从中得到的启示等。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经济发展的具体表现和原因是各不相同的,很多学生会觉得多而乱,但是只要我们在复习中注意总结规律便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首先,经济发展的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概括:环境、技术、市场、政策、资金、劳动力、资源。
其次,高中历史包括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近现代史。中国古代史讲述了中国从先秦时期到清朝前期的历史,中国古代社会是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国近现代史则讲述了1840年到20世纪90年代的历史,是中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过渡的历史;而世界近现史则讲述了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包括经济工业化、政治民主化及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历程。在分析古代经济及近现代经济发展原因时的侧重点是不完全相同的。
一
在中国古代史中,对于经济发展的原因,我们主要从环境、政策、技术、市场、劳动力等方面分析,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国家统一,社会安定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如汉朝、隋唐、元明清;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朝相对安定,江南地区得到开发。
(二)统治政策对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统治者对土地政策、赋税政策的调整都影响到经济的发展。如西汉初期汉高祖、汉文帝、汉景帝的休养生息政策使汉初经济得到恢复发展,为汉武帝的大一统提供了物质基础;唐太宗轻徭薄赋,劝课农桑,武则天重视发展生产,这为后来“开元盛世”的出现做了准备;清朝的更名田、地丁银等都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三)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经济的发展。它包括生产技术的进步、水利工程的兴修、生产工具的改进、作物品种的引进等。如商周时期我国人民已经会用绿肥和粪肥,战国时期的都江堰、郑国渠,唐朝的曲辕犁、筒车,宋朝引进占城稻,明朝引进玉米等都促进了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
(四)经济的交流带来双赢的效果。它包括:1.中外经济交流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繁荣。如隋唐时期、宋元时期频繁的对外贸易扩大了中国产品的海外市场,促进了我国手工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及手工业和商业、城市的繁荣。2.国内各民族间的交流既促进了边疆地区开发,又使中原地区得到了发展。
(五)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
二
在近现代史中,对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原因,我们侧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环境、技术、资金、市场、资源、劳动力、政策等。
(一)环境。和平的国际环境,安定的国内环境,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都是一国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如二战后欧洲、亚洲国家经济发展就得益于和平的环境。两次世界大战中英法德等国家经济发展都受到严重破坏,而美国经济实力更强,其重要原因就在于大战中美国本土远离战场。
(二)技术和资金。科学技术是第一生力,现代国际竞争实际是科学技术人才的竞争;而资金的缺乏也会严重影响经济的运行。如工业革命使英国成为世界工厂,在于它积极地运用了最新的科技成果;19世纪晚期英国经济发展速度慢于美国和德国,工业产值由世界第一下降到世界第三,其原因就在于英国的资本家不愿对国内的老企业进行设备的更新及采用新技术,同时把大量资金输往殖民地以获得高额利润。二战后联邦德国及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原因在于两国都重视采用新技术,重视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都实行国民经济非军事化,把资金最大限度地运用于经济发展上。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经济发展迅速,除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原因外,也在于对外开放,引进了外国先进的技术及资金。
(三)市场。统一的国内市场,广阔的海外市场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如殖民扩张使英国成为世界最大的殖民帝国,广阔的市场需求成为英国率先进行工业革命的直接原因。美国内战,德意志统一,日本明治维新等都为本国经济发展提供了统一的国内市场,促进了本国经济的发展。
(四)资源。19世纪晚期美国经济发展的原因之一是西部领土的开发提供了更丰富的、资源的、更广阔的市场;德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也得益于从法国得到的阿尔萨斯和洛林的矿藏资源。1973年西亚国家提高石油价格引起了二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五)劳动力。1861―1865年美国内战废除了奴隶制度,为美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劳动力;19世纪晚期美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之一是欧亚移民的涌入提供了劳动力,并带来了必要的技术和经验。而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同样促进了俄国经济的发展。
古代经济发展范文3
一、职校历史教材章节子目结构的解读
以人教版职校历史教材为例，首先谈谈对教材章节子目结构的解读。教材必修一政治史部分，有9章（教材称之为专题，其中5个专题是中国史内容，4个是世界史的内容）、28节（课本前言上称之为学习内容）、98个子目；必修二经济史有8个专题（其中中国史、世界史各占4个）、26个学习内容、82个学习子目；教材必修三思想文化科技史有8个专题（其中中国史5个、世界史3个）、28个学习内容、101个学习子目。教材编排先中国史后世界史，无论中国史还是世界史，学习内容又按古代、近代、现代的时间顺序安排教学，政治史、经济史和思想文化科技史之间既自成体系又相互关联，体现了编者对教材整体性、专题性、时序性的考虑。围绕教材的每个专题，编者又精心选排了子目的内容，力图以点代线，以线连面。教师了解了教材的编排指导思想，通过章节子目形成知识框架，就可以帮助学生领略教材的布局轮廓，进一步使学生形成古今贯通、中外关联的思维，从而建构起对人类文明史发展脉络的认识。
二、职校历史教材章节子目的标题例读
高明的教学者、学习者往往在关注教材编排体系的同时，还要仔细推敲、理解章节子目标题的内涵，因为标题是文章主要内容的高度浓缩，是精华，是文章的眼睛。
下面以教材专题一为例，谈谈对教材章节子目标题的解读。
专题一标题是《古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与特点》，下面几节的标题分别是《古代中国的农业经济》《古代中国的手工业经济》《古代中国的商业经济》，每个标题含义丰富，既各自独立又相互关联。
在学习这一专题前，老师要引导学生仔细解读专题的标题，可以把它分为“古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特点”三个组成部分，先界定出“古代”的时间范围，再通过让学生阅读目录和导语了解“经济的基本结构”，进而初步得出传统经济的基本“特点”。
1.本专题的课程标准
（1）知道古代中国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和土地制度，了解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
（2）列举古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的基本史实，认识古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的特征。
（3）概述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概貌，了解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特点。
（4）了解“重农抑商”“海禁”等政策及其影响，分析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原因。
2.本专题的知识结构
（1）古代中国的农业。①农业在古代中国被统治者看做是最基本的经济形式（农业的地位）。②比较成熟和相对完备，成为中国古代经济突出的特征之一（农业的特征）。③古代中国以先进的农业技术闻名于世，中国人在农业方面的创造对文明的进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农业发展的影响）。④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的基本形式，也是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为自给自足的中国经济的基本形态（农业的基本形式和基本形态）。⑤农业发明和技术改进在农业经济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农业发展的关键）。⑥农民承担着沉重的压力，历史上关系农业经济发展的制度和政策主要是土地政策和土地制度，统治者大多限制大地主对土地的控制，保证对农业经济的直接控制（中国古代农民的负担和土地制度）。
（2）古代中国的手工业。以一些关键部门和行业为主，历朝手工业都有严格的管理规定。
（3）古代中国的商业。商业增强了中国古代经济的活力，但由于传统重农轻商的偏见，商人的收入低，长期受到鄙视和抑制。
古代经济发展范文4
[关键词]巴蜀；战国后期；秦国征服；社会经济改革
巴蜀经济文明历史悠久，巴蜀地区的发展自商周开始，放眼于整个华夏，其农耕文明都较为先进，秦国为了一统天下而首先入蜀，对蜀地大力发展，为秦灭六国和西汉文明发展都有着极大的影响。
一、巴蜀的地理概况
巴蜀地区在古代，从农耕条件来看其较为优越。古代的巴蜀是当时华夏的农耕良域，而在我国古代，农业乃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在《后汉书》有评说：“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器械之饶，不可胜用。又有鱼盐铜银之利。”这就全面地评述了古代巴蜀地区优越的农耕自然地理环境。从其中的土壤条件看，巴蜀地区的土壤有多种类型，存在黄壤、紫色土、棕壤等，这就使得这一地区适合多种农作物的培育生长，且产量较大。其中存在的紫色土以及由河流冲积形成的潮土占面积最为广大，而紫土则主要是黄土壤形成的主要来源，而潮土则是种植水稻最佳的土壤。这就奠定了其农耕最为基本的条件，那就是所谓“膏腴”之地。在灌溉方面，巴蜀地区的水源丰富，河流贯穿整个境内的河流主要有岷江、嘉陵江等大的河流。《华阳志》中记载，“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其“泉源深盛，为四渎之首，而分为九江。”巴蜀地区特殊地形也有利于降雨的形成，在四川盆地的中部，全年的降水量达到一千多毫米，并且向四周有着逐渐增大的趋势，水分蒸发量远远低于降水量，这就使得巴蜀地区水量充沛。为农耕发展提供了物质，地理，天时等各方面优越条件。
二、秦汉对巴蜀的征服及其社会经济改革
直到公元前285年，秦帝国最终平灭了巴蜀人的反秦活动，将蜀国改为蜀郡，最终实行郡县制，秦帝国政府派官员实施了管辖统治，最终将巴蜀地区的割据状态结束。秦政府将《秦田律》在巴蜀地区大力的推行，下设盐、铁、市官等机构来稳定其对巴蜀地区的封建统治，建立起了正常的封建秩序，最终进一步地促进四川地区的发展。
秦对巴蜀的统治方案中，其一方面主要就是继承原有政治和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则就是挑战来自根深蒂固的旧势力的落后观念，在政策上主要就是体现为军事上的镇压和制度上的更建，实行井田制和郡县制，而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则主要就是将秦人移民到巴蜀地区，统一文字、修建跟咸阳同建制的城邑），对巴蜀地区苦心经营。对于那些散落地聚集于崇山峻岭之中的大大小小的部落，无论其有无必要，当时的秦国也无法对其直接统治。秦国对其主要还是采用怀柔政策，施以恩惠，并且进行友待，进而换取兵源合作以及战略要道安全保障等方面的战略合作，这跟秦帝国夺取巴蜀地区的真正目的有关系，《史记》中记载，伐蜀“取其地，足以广国；得其财，足以富民。”，秦国所看中是巴蜀地的丰沃国土以及其庞大的财富，以及兵员和战略通道，其最终的剑锋主要是直指诸侯强国楚国，最终实现中原一统。
在对巴蜀地区的统治中，秦的改造除了对原有政治经济的继承，还主要是通过几个方面来进行，其一就是迁入秦民，《华阳国志》中记载，戎伯尚族，乃移秦民万家实之，在其后的西汉时期的移民有同样意义，目的主要就是从事生产，对原有的资源进行开发，同时也进行一种同化式的教化，利用中原较为符合封建的生产方式以及风俗习惯去影响并加速“蜀地”的改革。秦国对蜀的首次秦民移入是发生在公元前314年，有记载表明，移民规模达到了五万多人。其中大多数是到达成都，也有部分移民入蜀而沿途扎根进行安居。
除了移民就是兴建封建城市和封建制度，在秦国灭巴蜀后，在川东地区，主要以平都、枳、江州、阆中等为都城，并形成了早期的城市体系建制，主要是以都城为中心，在川中以及川西，主要是以成都为中心而形成辐射四川整个盆地及周边地区的城市体系，这两个城市体系带动整个巴蜀地区经济文化繁荣发展。
在秦灭巴蜀以后，以及后来的汉政权建立，封建政府都在巴蜀地区兴修了大量水利工程，进一步促进巴蜀地区的农耕经济发展，在我国古代，巴蜀地区雨量充沛，其地面径流十分地丰富，但往往会出现排泄不畅的困局，进而造成大范围的水灾，严重地影响到了百姓正常的生活以及当地经济发展，因此秦国在统一了巴蜀后，大力兴修水利工程，其中较为有代表的就是蜀郡守李冰都江堰工程，李冰带领蜀中百姓兴建都江堰，修整了南安沫水一直到岷江会流处的水道，疏通了岷江宜宾沙滩等。
三、结束语
巴蜀地区存在的两个古老民族，在秦国进行封建化改革、文字统一以及迁移等改革政策的直接影响之下，居住在巴蜀地区原来的巴蜀人和中原地区的文化迅速进行融入，到西汉的中期，巴蜀民族特征通过百年融合不再具有原始特征，也正是秦汉在巴蜀地区的经济政策使得巴蜀经济于原基础之上登上了新台阶，对后期秦灭六国和汉代中兴都立下了汗马功劳，同时也使得巴蜀在自身经济发展之中创造了各方面的条件。
参考文献：
[1]马银行.远古至秦汉间汝颍水流域社会经济发展[J].平顶山学院学报.2008.02
[2]罗君.秦汉时期巴郡的政治和经济[J].涪陵师范学院学报.2004.02
[3]刘瑛.试论商品经济对秦汉乡村社会的影响[M].江西师范大学.2003.05
古代经济发展范文5
关键词：古代城市；制度变迁；体制内；体制外
本文受上海高校青年教师培养资助计划（项目编号：ZZGCD15023）；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科研启动项目（2015-37）资助
中图分类号：F29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古代中西方城市的比较――基于制度层面的分析
收录日期：2016年11月16日
中国与西欧的古代城市虽然都是经济繁荣的区域，但是其成因、内部制度以及人口规模和主体都有着本质的不同，反映出中国与西欧在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各自的制度特征。与此相关的研究也很多，复旦大学的赵建民教授曾经从中国与西欧封建城市的区别中寻找中西封建社会解体缓速的主要原因，并分别从中西城市建立的目的、与封建统治的关系、在封建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刘景华比较了封建时代中西城市产生的过程，二者在“城市”的概念内涵方面的差异，以及在城市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行会等民众组织，从而得出西欧中世纪城市能蓄积起冲击封建政治体系的力量，而中国封建城市更多意义上是在封建政治体系中起着堡垒作用。李培、习亚哲从城市人口特征与地域分布、农业和商品经济对城市发展的影响以及城市内部规则演变等角度对西欧封建型城市与中国封建型城市进行比较研究，并概括两者的类别特征。张南、周伊将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城市和古典希腊城市作比较，从城市的兴起，城市的功能以及城市的历史地位方面讨论了二者的不同。
近年来，关于古代中西方城市的研究比较多，运用丰富的史料从不同的方面进行了分析，然而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史料学的分析方法占绝大多数，通过对史实的描述总结，从而得出结论；但是经济学的理论利用较少，没能将理论经济学与经济史学有机地结合起来。自从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兴起之后，不断的有人将制度变迁理论运用到经济史的研究中，其中以诺斯为代表，本文通过描述古代中西方城市的特征，尝试运用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相关理论进行分析，得出古代中西方城市在制度变迁方面沿着不同的道路。城市作为这一过程中的产物，它不仅体现了制度变迁的不同结果――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产物，而且体现了不同的制度变迁路径导向不同的社会形态――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
一、城市的起源
中古中期的欧洲，随着封建制经济的发展，以及长子继承制等制度因素，一部分人开始从事手工业及商业活动，起初他们在领主的土地上进行交易，由领主对其提供一定的保护，并收取相应的税收等管理费用，随着贸易活动的频繁与贸易规模的扩大，自由的商品交易与领主的管理约束相互冲突，为了脱离封建领主的管制，11世纪之后，意大利、法国的一些“城市”为了争取独立的权利，开始进行反抗领主的斗争。经过长期的斗争，他们获得了不同程度的自治权，最终挣脱了封建束缚。关于我国古代城市的起源，学界有很多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城市是防御外部侵略，保护内部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目的而建立的；另一种观点认为城市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人们为了交易的目的聚集在一起便形成了城市的雏形“集市”；再一种观点则从地理因素出发，认为在交通要道，水利枢纽或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自然发展形成了城市。第一种观点可概括为政治上的原因，例如建立城墙，组织军队等硬件设施，从而使得一个地区貌似一个“城市”，但是这种早期的城市与欧洲中世纪的城市有着本质的区别，它并没有相对发达的手工业和繁荣的商业，而是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经济活动，与真正意义上的城市还有一定的距离；第二种观点与欧洲的城市兴起原因有相似之处，但突出的区别在于，古代中国的城市服从于封建政权的统治，而欧洲的城市则是独立于封建政权的统治。因此，个人权利在古代的欧洲城市远远大于其在中国；第三种观点认为的起源，更加体现了城市是一个自然的制度变迁的结果，不像欧洲的城市，需要制度上的彻底变革，摆脱旧制度，建立新制度。
因此，从中西方城市的起源来看，古代中国的城市是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是封建体制内的产物；而中世纪欧洲的城市，通过赎买或与封建领主的斗争，创建了新的制度，游离于主流体制之外，成为封建体制中的一种异己的力量。产生这两种结果的原因之一是，不同的意识形态对制度变迁的过程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根据林毅夫的观点，一个社会不同阶级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别如果足够大，那么有可能会引起革命。在古代的中国，等级观念强于西方，对于自身利益的诉求更多的寄希望于有一个“清官”，能够为老百姓带来福祉。由于这种强烈的等级观念，即意识形态的资本比较大，剥夺的时间也相对较长，也就是说，即使没有这样的“父母官”，人民对严苛的税赋，残酷的统治的承受能力也远远高于西方。西方历来强调平等，私人产权不容侵犯。因而，如果一项制度安排侵犯了这种权利，就可能引起制度变迁，有些学者称之为制度“刚性”（相对于制度的“弹性”）。
二、城市的制度
中世纪的欧洲城市是自由的象征，农奴为了摆脱被奴役的地位一般会逃往城市，居住一年零一天以上，便成为自由人，因此有“城市里流动着自由的空气”的谚语。同时，城市还拥有租税权、司法审判权、行政和军事等独立的自治权利。市民是城市的主人，在城市中拥有话语权，通过选举和市民大会参与城市的管理和监督。在具体的商业领域，有第三方组织――行会协调和规范经济行为。纵观历史，只有在集权或的程度较弱的社会发展阶段，经济活动相对自由的情况下，第三方组织才能发挥积极的作用。因此，与领主的庄园形成鲜明对比的欧洲城市，完全独立于周围的“封建农村”，充分体现了自由民主。而古代中国的城市，虽然大多既是政治中心又是经济中心，但是其商业功能是依附于政治功能的。与自下而上建立起来的欧洲城市不同，中国的城市往往是因为统治当局的因素，自上而下建立的。北宋的城市也是由于政府取消了坊和市的区分而变得更加繁荣。城市的空间结构，建筑布局，功能定位无不体现当权者的意志。城市中的人民完全处于被统治地位，没有任何表达自身意愿，获取相关权利的途径，即使遇到涉及个人利益的情况，也只能诉诸于官府。封建当局的权力是绝对的，不受挑战的。既然城市的居民无所谓自由与权利，也就没有类似于西欧的农民逃往城市的现象，人们走到哪里都是一样的。中国古代社会结构是一元的，没有独立发展的工商业，城市与乡村一体化，城市统治着农村。官府运用行政手段对城市商业经济进行直接的管理监督，调节市场的价格水平，供求状况甚至规定交易商品的种类，同时收取一定的税赋。另外，中国在唐宋时期，虽然也出现了行会，但与西欧的行会有所不同，中国的行会向官府缴纳税收，并借助官府的权威管理行会，体现了政府对经济的间接干预，可被视为政治权力在经济领域的延伸。
综上，从古代中西方城市的制度特征来看，欧洲中世纪存在着领主庄园的封建专制制度和城市的自由民主制度两种截然不同的制度类型，而在古代的中国，国家对城市和农村拥有绝对的统治权力。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看，古代欧洲城市的制度是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结果，而古代中国的城市制度带有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色彩。在古代欧洲，受其意识形态的影响以及政府有限理性的制约，政府实施强制性制度安排的成本远远大于其收益，因此没有设置新的制度安排的动机，相反城市的市民阶层有充分的自由以较低的成本创造适合城市经济运行的制度。这种由市场自发形成的制度是由于封建体制中的制度不均衡才产生的，所以是与封建制度格格不入的。而在古代的中国，影响国家设置制度安排成本的一个重要因素――统治的合法性远高于欧洲，国家有强烈的动机，通过低成本的制度安排，获得更高的税赋收入、提高自身的威望等制度的收益，强制性的制度变迁首先是符合国家利益的。因此，西欧的城市是摧毁封建统治的力量，而古代中国的城市是巩固封建统治的堡垒。
三、城市的主体
城市的主体指的是城市的政治经济活动以某一个群体为核心，他们能够控制城市的发展方向，并不是指城市中何种人口数量最多。中世纪的西欧城市是国内外贸易的中心，城市的主体是从事工商业的自由市民。由分工和专业化发展而产生的商品交换支撑起城市的经济。并且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交易规模的扩大，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因此对农产品的需求也相应增加，于是吸引了周围农村居民带着剩余农产品来到城市进行商品交换，降低了农奴对封建领主的依附；另一方面，封建领主对工业产品和奢侈品的需求也对实物地租向货币地租的转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农奴与领主与城市经济发展的联系越来越大，封建的生产关系受到严重的威胁。
而中国的城市，不仅有手工业者和商人，更重要的是封建的官僚、贵族和高利贷者，他们的消费活动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动力。南宋的临安城随着首都的迁入，人口由40万增加到124万，超过了当时的开封。同时，随着官僚贵族的加入，城市的服务业也得到发展，酒楼、茶坊、瓦子等休闲娱乐行业迎合了统治阶级的需要，有时甚至通宵营业，被称为“鬼市”；另一方面，封建官僚、地主和高利贷者在农村拥有大量的田产，他们通过封建的地租和税赋对周围的农村进行剥削，更重要的是他们掌握着国家机器，通过封建政治制度进行权利寻租，因此他们有加强和巩固封建政权和生产关系的强烈动机。
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看，欧洲城市的制度安排最初是市民根据市场发展的需要而设置的，随后的发展也由市场起主导作用，其结果也是交易成本最低，最适合市场经济发展的制度被创造出来，原来的封建体制也会受其影响，被不自觉地纳入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中，无形之中促进了封建体制的瓦解。而古代中国的城市制度由统治阶级根据自身的需要而设置，之后由市场规律加以实现，那么资源配置会倾向于统治阶级的利益，其结果必然是巩固了统治阶级的地位，进而对封建体制的依赖性越来越强。由此可见，古代中西方城市的主体，一个是封建统治阶级本身，一个是其对立阶级，封建体制外的这一阶级主体就注定了二者的制度变迁道路将走向不同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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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经济发展范文6
【关键词】古代丝绸之路 经济全球化 “一带一路” “三位一体”理念 包容性塑造外交
【作者简介】金应忠，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F114.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568-（2015）02-0085-12
【DOI编号】10.13851/ki.gjzw.201502006
2013年9月，主席访问哈萨克斯坦时提出沿着古代丝绸之路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同年10月访问印度尼西亚时又提出沿着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同年年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这些倡议正式列入决议，使“一带一路”建设成为中国国家战略。事实上，“一带一路”建设并非只是中国的国家战略，欧亚非三大洲越来越多国家对此倡议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热情，纷纷提出相关建议和方案，这表明“一带一路”建设已超越中国的国家战略，成为更多沿带、沿路国家的国家战略，甚至成为欧亚非三大洲的共同发展战略也是可能的。这种可能的实现将成为当代世界和平发展新的切入点和增长点，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动力。这样的趋向为我们研究“一带一路”战略提供了新的视角，因此需要研究这种趋向的动力是什么？促使这种趋向形成合力的理念是什么？中国的作用是什么？研究这些问题与研究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具有相辅相成的意义，本文拟就此展开讨论。
一、凝结欧亚非的历史记忆，
承载欧亚非的和平发展梦想
古代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可以统称为古代丝绸之路，这不仅是中国先民走出来的，而且是欧亚非三大洲先民共同走出来的。古代丝绸之路建设的壮举与风采不仅在当代中国人中，而且在欧亚非的民众中都凝结着历史记忆。“丝绸之路”概念最早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 Von Richhofen）于1877年出版的《中国》一书中提出。 然而欧亚非的先民将通往中国之路与“丝”、“丝织品”联系在一起却是早已有之。据称在公元前10世纪，中国的丝织品就已到达古埃及。古希腊人对欧亚大陆的东方生产丝与丝织品的国家也早有耳闻，并以“赛里斯”（seres）称呼中国，用“赛里斯人”称呼中国人似乎与“丝”的译音相契合。 对丝织品、瓷器及其他产品的好感激发了“西方”人对中国的向往，试图开拓通往中国之路，犹如唐朝高僧玄奘因对佛教的敬仰造就了赴印度取经的壮举。欧亚非三大洲先民各自对对方的向往、好感以及互利推动了东西方之间的联系与交往。在数千年前，人们不得不利用双脚或借助畜力去跨越崇山峻岭、草原大漠的阻隔，也不得不依靠风帆搏击浩瀚海洋上的惊涛骇浪，实现互联互通的艰难可想而知，然而古代丝绸之路仍然在艰难中联通数千年。
欧亚非三大洲先民走出数千年传承的古代丝绸之路，学者黄仁伟认为是以相互发现对方为主要特征的人类历史第一次地理大发现为标志。 正是地理大发现增进了相互了解、互赏互鉴，使相互联系、交往不断增多，贸易、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漫漫的古代丝绸之路互联互通为欧亚非古代先民建构了广袤无垠的生活圈，既有商人的往来，又有民族的迁徙；既有改善生活品质的追求，又有躲避灾难的需要；既有物质的互通有无，又有文明、文化的沟通交融；为各自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多样的机会。
近生的第二次地理大发现导致欧洲少数列强对非洲、亚洲的殖民与掠夺。而在此之前的数千年中，尽管古代丝绸之路的发展也不可避免地发生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冲突，但是在陆上与海上仍然不断拓展与延续，总体上对欧亚非三大洲的先民是有益的。古代犹太人在摩西带领下走出埃及、越过红海来到西亚，在“流着奶与蜜”的地方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古犹太国在“第二圣殿”被毁之后，其中一个支族沿着古代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并在开封定居，在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过程中繁衍生息，形成了“七姓家”的社会群体，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成为犹太历史中独一无二的奇迹。公元610年，伊斯兰先知来到麦加传教，他曾说“知识，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既肯定中国的文化价值，又鼓励双方相互交流。穆圣的后裔沿着古丝绸之路来到中国，既成就事业，又繁衍生息，成为世界最伟大航海家郑和的祖先。
中国汉朝使者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唐朝高僧玄奘到“西天”取经，郑和奉明朝皇帝之命在28年内率庞大船队七下“西洋”，多次远航至非洲东岸……诸如此类的往来至今都给所到达的国家留下美好的回忆，值得当代人珍惜。古代丝绸之路不仅惠及欧亚非三大洲先民，而且至今依然是相关国家民心相通的桥梁，发展和平友好关系的楷模，共建“一带一路”的历史明灯。
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古代丝绸之路源远流长，延续数千年，传承的是坚韧不拔的毅力、互赏互鉴的态度，并在优势互补的交往联系中提升各国人民的福祉的精神。这种亲和力和精神在相关国家民众的历史记忆中历久弥新，是当代共建“一带一路”的民心基础、动力源泉，这也成为相关国家追求共同梦想的历史依据。这种亲和力和精神表明“一带一路”是沿带、沿路各国共同的发展战略，而且随着经济发展项目逐渐完工，经济开发区逐步建成，新兴城市集群快速兴起，新兴经济走廊不断形成，……由此带来的互联互通、经济一体化发展，不仅为发达国家带来更大的发展空间，而且将带动新兴经济体实现群体性崛起。
弘扬古代丝绸之路的亲和力与精神，共建当代“一带一路”是欧亚非各国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历史趋向、维护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的需要。
首先，共建“一带一路”反映了当代欧亚非各国推动经济健康、稳定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的强烈愿望。我们正处在要和平而不要战争、要合作而不要互斗、要稳定而不要动乱、要富强而不要贫弱的和平发展时代。不仅发展中国家要实现和平发展，同样发达国家也要提振经济，扩大出口、增加就业机会、改善人民福祉、提升内部的稳定性等。古代丝绸之路给了欧亚非三大洲相遇的机会，共建“一带一路”又使三大洲获得了合作的契机。因此这不仅是复兴与重振古代丝绸之路的伟大工程，而且将为世界提供和平与稳定之锚，为增进人民福祉提供机会之窗，也为各国实现和平发展的目标准备了条件。
其次，共建“一带一路”为沿线国家创造了相互发现并再发现自己的机会。这可以用黄仁伟所说的人类社会的第三次地理大发现来表述。 古希腊人在见到中国人之前，地理学家克泰西亚斯（Ctesias）在公元前397年所著的《旅行者》的著作中这样描述中国人：“男高十二骨尺（中指之端至肘为一骨尺），寿逾二百岁”， 犹如今人对外空人的想象。尽管今人对地球上同胞的描述已不需要这类想象，但是对对方的发现乃至自我发现依然存在着极大的空间。
从认识论的视角来看，社会是一种共生关系，人是在共生关系的相互发现中发现自己的；如果不善于发现他者与自身的真实关系，很难发现自己的存在。受到传统国际政治、地缘政治观念以及历史与现实矛盾和分歧的束缚，国家之间的相互认知以及对自我的认知往往是不完整、有偏差的，由此导致合作的潜能往往被忽视。而这些潜能或潜力的挖掘可能为相关国家带来广阔的发展空间。
而弘扬古代丝绸之路精神，共建“一带一路”可以为应对上述问题提供新的视角。认识的转变需要从新的视角来思考，共建“一带一路”对欧亚非各国都具有内生性，植根于对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记忆。从古代丝绸之路到共建“一带一路”是一脉相承的，如果说古代丝绸之路因给相关国家相互发现并发现自己带来了繁荣，那么共建“一带一路”同样将带来新的辉煌。路是走出来的，新的辉煌就在脚下，因此需要我们高瞻远瞩、迈开脚步。
第三，共建“一带一路”为欧亚非各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建构战略主动地位提供了新的契机。从“大航海时代”开启的经济全球化以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兴衰相依”的发展趋势愈加明显，共同发展、共担风险的要求也愈加强烈。这不仅需要研究如何实现共生、共同发展，而且需要思考如何建构相互合作抵御风险的平台。
共建“一带一路”既是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是建立应对经济全球化风险的重要战略依托的需要。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超级大国或许是经济全球化风险的策源地，但是由于其资源与实力的体量较大，因此客观上自身可以建立应对风险的战略依托。1997年，金融危机席卷亚洲并波及欧洲，而美国却岿然不动。2008年，爆发于美国的金融危机，目前来看美国比其他国家更早走上复苏道路。欧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也使欧洲获得了类似的体量，但是抗御风险的能力却与美国相差甚远，表明其体量还不够大、不够强。
因此对众多欧亚非国家而言，应对经济全球化风险，要善于共同建构足够大、足够强的战略依托。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人可以走得快，众多人在一起可以走得远。当然这里的战略依托不是传统国际政治概念，也不针对谁、攻击谁，而主要是促进相关国家经济稳定发展的需要。发展中国家需要有战略依托，发达国家也同样需要，日本经济发展经历的波折也证明了这一点。尽管日本曾为建构自己与东亚国家经济关系的“雁行模式”而骄傲，但是日本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依然失之于未能使东亚国家成为其经济稳定发展的战略依托。尽管日本曾经提出建立“心心相印”关系的说法，但这仅仅是一种外交辞令，事实上一直秉承使东亚国家落后自己十年的理念，因此无法建立抵御风险的战略依托。上世纪80年代的“广场协议”使日本经济一蹶不振，表明“脱亚入欧”不能使日本获得战略依托，跟随美国也不能使日本获得真正的战略依托。经济问题必须依靠经济办法来解决，没有经济领域的战略依托，日本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再复兴是没有希望的。
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的发展趋势都是当代世界的客观事实，各国相互依赖、利益交融同样是当代世界发展的客观事实，如何合作应对经济全球化的风险是各国的共同需求，就此而言，共建“一带一路”为沿线国家提供了确立战略主动地位的新契机。
二、将是21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再复兴工程
对于古代丝绸之路的起点与终点问题，主要是指“官路”，即使在当代讨论也涉及各种因素。太仓浏河港与上海港在历史上都在现江苏省内，明朝郑和率船队七次下西洋，都是从该地起航。上海宝山也因当年曾建造烽火台“宝山”、为郑和船队导航而得名。这说明当今的上海港在历史上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至于“民路”的起点与终点更为多样，古代丝绸之路途径欧亚非各地，许多城市或地区都是连接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这是因为各地都有加强经济交往联系的内在动力，也有展示自身魅力与优势的内生需求。在这种内生动力与需求的驱使下，使得古代丝绸之路在欧亚非三大洲纵横交错、相互联结，而且延续数千年。
当代的“‘一带一路’是世界上跨度最长的经济走廊，包括亚太、欧洲、非洲等多个经济圈”， 是经济全球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和动力之一，同样也将是沿线国家共同努力、循序渐进实现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何处为起点、何地为终点、何处联何地接，将由沿线国家按照经济发展规律、社会发展需要作出选择。将沿线所有经济圈互联互通起来，实现经济一体化。当然，“一带一路”建设即使用100年时间来完成也不为过，与用数千年时间走出的古代丝绸之路相比，100年或许只是弹指一挥间。当代“一带一路”建设，各国有自己的原则构想，即使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也对此有自己的抱负，这是很正常的。“一带一路”建设在客观上可以视为欧亚非三大洲人民实现共同梦想的过程。互联互通的价值最终都将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得到体现。因此这项历史性工程的进展如何，将在根本上取决于沿线国家在此过程中相互认知的深化与合作。
尽管“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之间确实存在大量历史与现实的矛盾与分歧，但是这些矛盾和分歧并非不可调和，需要通过建设责任共同体来加以应对，包括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来处理相关问题，维护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整体发展。如果说国家之间的矛盾、分歧具有客观性，那么建构责任共同体就显得十分必要且重要。尽管各国家之间的利益有所差别，相互之间的矛盾在所难免，但共同利益或互补利益并非独立存在，而是与个体利益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任何个体利益均具有双重属性，即与他者个体利益的矛盾性与同一性、自主性与共生性。如果说其中的自主性、矛盾性带来与他者的矛盾与分歧，那么其中的同一性、共生性则要求发现与他者个体利益之间的共同利益或互补利益，承认与他者合作、协作的必要性，也因此需要建立在某种底线上的责任共同体来管控、弥合、化解相关矛盾和分歧，为各自拓展个体利益开辟空间、带来实惠。
按照上述理论，各个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认识、发现自己，归根到底要求在认识、发现与他者之间的矛盾、分歧的基础上，寻求有效的应对途径，建构具有规范性的相互责任制度和机制。就此而言，共建“一带一路”首要的问题是避免使沿线国家之间的矛盾、分歧影响合作的前景，要用塑造性思维寻求构建责任共同体，以此来管控、弥合、化解矛盾与分歧。在该问题上，尽管面临经济优先抑或政治优先的选择，但是发展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硬道理，所以以责任共同体为指导来建构经济与政治的统一性是最佳的选择。如果说欧亚非三大洲先民共同创造的古代丝绸之路是勇气与智慧的体现，主要是对高山峻岭、荒漠草原乃至惊涛骇浪等自然条件和物理障碍的克服，那么当代人共建“一带一路”同样需要以高度的勇气与智慧来塑造责任共同体，以便管控与化解相互间的矛盾与分歧，提高利益共同体的安全性，塑造和平共处、和谐共生的环境，为建立命运共同体创造良好的条件。
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三位一体的理念源于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特征，国家之间在安全、发展方面的合作都是全球化进程中的伙伴关系的内容。具体而言，国家之间在诸如经济、贸易、金融、投资、公共服务、环境卫生、社会领域的相互联系也是对伙伴关系内涵的丰富与拓展。伙伴关系也强调兴衰相伴、命运与共。根据《辞海》的解释，“伙伴”是由“火伴”延伸而来，是指同吃一锅饭。伙伴关系既是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基础，同时也是外在形式。
此外，伙伴关系也强调国家之间关系的平等与均衡化。第一，平等就是要相互尊重对方的发展利益与权利，不能以大欺小、以强凌弱，更不能损害对方的利益和权利为代价而谋求自身利益。另外，在伙伴关系的建设中，也面临利益优先还是道义优先的困惑，这需要建立责任共同体来维持两者之间的统一性，既不能为了道义而舍弃合理的利益，也不能为了利益而舍弃道义，要实现二者的平衡，需要树立正确的义利观。
第二，发展的均衡性，是指中国在发展过程中要使相关各方都能从自身的发展中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更多的财富增长机会，因此需要我们为落后国家、不发达国家提供适度的帮助，包括相应的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经验方面的支持等。只有其他国家发展了，才能为我们自身的发展创造新的机遇；只有在共同发展、共同增长的过程中，才能赋予伙伴关系实际意义。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际政治经济不平衡问题日益突出，因而加剧了全球性危机爆发的风险，因此需要以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建设来实现同舟共济、权责共担，从而增进人类共同利益。“一带一路”战略正是对此问题的回应，该战略将为欧亚非三大洲的有关国家实现多侧面、多层次的广泛互联互通，共同发展、共同增长提供机会，以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当代需要，因而具有很强的战略前瞻性。
总体而言，“一带一路”建设作为中国的国家战略，适应了中国和平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中国融入欧亚非三大洲一体化发展的战略选择。但是在此过程中，“一带一路”建设又不仅仅是中国自身的事业和战略，也是欧亚非三大洲各国的共同事业、共同的发展战略，因此不仅需要共商、共建，而且需要各国共同出力，形成合力，因为这符合各国的现实发展与长远利益。此外，在共商、共建的过程中，也要共同分享由此带来的利益，实现各自的战略目标、战略价值以及实现对国际体系的战略再塑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