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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文学改编的方法范文1
自1895年电影诞生以后短短一百年左右时间里,如狂飙之风般改变着人类的阅读方式感知方式。随着新的科技手段的推波助澜,影视大有超越文学、艺术等门类成为霸主之势。为什么我们会喜欢看电影?为什么会对银幕上的一幕幕活剧激动不已?这个看似简单而可笑的问题也是很多电影人与理论家们争论不休的问题。从人的视觉原理上看,人的眼球对活动图像的感知较文字语言更具优势,因而从生理上人更倾向于活动的图像而不是静止的文字。作为“传媒符号”的影视也以其直观、生动、形象的画面带给人享受、放松和娱乐,这种感召力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文字阅读。相反,具体到外国文学领域,经典名着的命运就江河日下。影视的强烈冲击,加上我国由生产型向消费性、享受型社会的转化,大学生群体思想躁动,世俗化、功利化、实用化等随着滚滚商品大潮汹涌泛起。外国文学名着丰富的内在世界被沸腾躁动的世界和影视狂欢遮蔽,神圣的文学被除魅,通俗读物、休闲娱乐读物、图文本等文化快餐代替了经典文本,许多经典名着被冷落。一些学者通过这方面问卷调查发现,大学生更喜欢翻阅文化快餐、休闲类读物,在网上看娱乐视频。当前,大学生不读名着已经是极为普遍的现象。名着的命运从侧面反映出高校人文精神的失落。社会大环境的变化引发小环境和学生内环境的变化,给外国文学教学造成了一定的困境。
2外国文学教学中如何处理好名着影视和经典文本关系
2.1大量可资利用的名着影视资源
影视在叙事、人物形象、视听等方面存在重合因素,文学中的大量空白也为影视改编提供了可能。由外国文学经典文本或作家生平改编影视作品是一笔巨大的资源,如由卡夫卡和左拉生平改编的电影《卡夫卡》、《左拉传》,法国人自己拍摄的巴尔扎克的生平传奇《巴尔扎克》等;根据文学名着《伊里亚特》改编的电影《特洛伊》,根据俄狄浦斯王的故事改编的电影《俄狄浦斯》,根据中世纪《亚瑟王传奇》改编的《亚瑟王》,由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改编的同名电影,由莎士比亚戏剧《哈姆雷特》、《罗密欧与朱丽叶》改编的同名电影,由歌德诗体巨着《浮士德》改编的电影,由雨果的小说《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改编的同名电影,由奥斯丁小说改编的电影《傲慢与偏见》,由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改编的同名电影,由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改编电影,由小仲马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茶花女》,由勃朗特姐妹的小说改编的《简?爱》、《呼啸山庄》,由司汤达小说改编的《红与黑》,由莫泊桑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项链》,由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改编的同名电影,普鲁斯特同名小说改编的《追忆逝水年华》,由海明威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老人与海》、《丧钟为谁而鸣》,由肖洛霍夫作品改编的电影《静静的顿河》,由卡夫卡作品改编的同名电影《乡村医生》、《变形记》,由乔伊斯的《死者》改编的电影,由海勒的黑色幽默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第二十二条军规》,贝克特作品改编的《等待戈多》等等,可以说,由外国文学名着改编的电影几乎覆盖了外国文学课程教学任务中代表性作家作品,是一笔巨大的可资利用的教学资源和财富。名着影视融合了文学与电影两种不同类型的艺术门类彼此的优长之势,既有“读”的优长,又有“看”的优长,可作用于欣赏者的视觉、听觉。
2.2名着影视和经典文本的优势与局限探讨
外国文学改编的名着影视和文学文本像双胞胎姐妹,虽然在相貌上有着极强的相似性,但却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影视艺术的最大魅力在于能够以经典文本为依托,通过光影、色彩、音响、声音交汇的生动逼真的动感时空直观地诉诸人的视听,展现外国文学经典文本中所描绘的生动丰富的社会生活场景,给人极大的视听享受。外国文学教学中一些文化背景、特定时空等通过影视要比口头讲授更容易接受,“影视文化的心理亲和力和传统的强制性灌输相比,更能渗透进大学生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之中”,①学生的接受路径是由影像到文本,②先接触名着影视,之后才回头看作品的,名着影视起到了普及文学名着的作用,这对我们的教学也不无启发。名着影视和经典文本相比也存在不同,改编毕竟是再创造,是另一种艺术创作,“原着加我”、“我”加原着、原着淡去,突出自主意识等改编观念,③使名着影视的情况和经典文本相比变得复杂,改编或围绕原着小范围作改动,或利用原着表达编导的新意图,或只从取原着的一个点生发成一个全新的故事;或参照原着但很多地方进行大删大改,如黑泽明的《白痴》是根据陀斯妥耶夫斯基同名小说改编,《乱》取材于莎土比亚的戏剧《李尔王》,但都与原作大相径庭。那些忠实于原着的改编,有些也会在基本情节上随着改编的需要作一定改动和调整。此外,因影片时长的限制,在情节、线索、语言、镜头上的信息量需要尽量简明,必须限制信息量的提供,因而文本中大量抒情、心理活动、超现实、抽象、议论性、缺少可视性的段落和文字甚至诸多细节描写,在改编过程中都被删去,因而显得单一扁平,如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中关于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因私情被妻子斥责时的窘境中的神态的描绘,其中许多描写都不具备视觉造型性,只有最后一句“不由自主地突然浮出了他那素常的,善良的,因而痴愚的微笑”能够被表现在银幕上,其他都被舍弃。另外,观众在欣赏过程中只要带上耳朵和眼睛就行了,其主体意识和身心在欣赏电影时都被“感觉剥夺”,美国学者宾克莱曾使用过一个概念叫“委身”。名着影视在教学中有其优势所在,但名着影视只是了解原着的一种方法和途径,它和原着之间不能划等号,也不能代替经典文本的阅读。我们在以之作为教学片时,要慎重对待,首先要根据其改编风格进行筛选,尽量选取那些较忠实于原着、改编的比较好的影视资料运用于教学,对原着作全新改编的也可选取少量作为片例,因势利导,同样能收到预期效果。英伽登和伊瑟尔等理论家指出,文学作品存在大量空白,必须依靠读者自己去体验去“填空”,在可能的范围内去再创造。经典文本以语言文字为媒介,可以有多线索、复杂情节、细密的描述;文本通过间接方式生成艺术形象,即所谓的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经典文本展示给我们更大历史和生活空间,古今中外各式人生百态、社会风情、形形人物,使我们能透视复杂多变的人性,了解人隐在的内心世界和感受方式。阅读能滋养人的身心和灵魂,阅读可以让人成熟、成长,我们可在名着的海洋中一千次一万次地成长,获得丰厚的人生经验和积淀。不可否认,随着时代的发展,农业社会那种悠闲的阅读方式遭遇到读图挑战,外国文学名着中那些大部头尤其是鸿篇巨作如《追忆逝水年华》、《战争与和平》、《尤利西斯》等被束之高阁,情节淡化没有情节的作品少人问津,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新小说、意识流小说等作品更是曲高寡合。
2.3针对不同专业,教学中名着影视和经典文本各有侧重
适应读图时代的趋势,因势利导在外国文学的教学中利用名着影视也不失为良策。外国文学教学中要面临“本土经验”和文化隔膜,教师在讲解作品的文化背景、宗教环境时如果运用电影片段作为辅助,有助于学生的接受和打破隔膜,能使学生在短时间内大致了解原着情节内容、风格、历史背景、人物等,还能使学生进入教学的规定情景,跟上老师讲解的节奏。但名着影视要针对不同的专业和学生有所侧重,首先,对于传统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我们要坚持以经典文本为主,以名着电影为辅助的原则。经典文本阅读是教学最基础的环节,没有文本阅读的支撑,学生根本无法获得对文本最直接的体悟,那么对文本思想内容、艺术特点更是摸不着头脑,听课味同嚼蜡,只能机械地死记硬背。因此,任课教师要提前给学生列出一份必读书目,鉴于学生学情不同于以往,书目中经典作品的数量可以在五十部上下,按照教学节奏让学生提前阅读。为有效督促学生阅读,每次课前抽出五到十分钟,由一到两位同学谈读书心得;或采用让同学们记读书笔记的方式,不定期检查;还可以在课堂上进行经典文本精彩片段欣赏,让学生作声情并茂的朗读,直接感受经典文本的艺术魅力;另外在教学中可以引入名着电影作为辅助手段,因为课时的限制,有些改编的比较好的名着影视可以用两个小时给学生在课堂上放映,也可以展示其中一些片段,尤其是那些精彩的或有悬念的片段,一方面让学生获得感性的认识,引起学生的兴趣,使他们能在课下主动找原着阅读,另一方面激活学生的经验世界,打通隔膜,使名着电影在教学中起到预期的作用,还能拓展学生的知识领域。对于其他专业如戏剧与影视文学专业和播音与主持专业,外国文学是非专业课程,开设一学期共51个学时;我院戏剧影视文学专业、播音与主持专业招收的学生是艺术类二本生源,学生整体素质和汉本的学生存在差距,因而在教学中立足文学史、文化背景、作家作品时更多地运用一些名着影视作配合,更容易为学生接受,也容易引起他们的学习兴趣。教师要对一些名着影视和原着有较好的了解,对文学和影视各自的艺术特性及改编有一定掌握。在课堂上给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的学生多看一些改编得比较好的,或基本忠实于原着的电影如《高老头》、《简?爱》、《呼啸山庄》、《红与黑》、《德伯家的苔丝》等电影或里面的一些精彩片段,比如《红与黑》中于连在法庭上对封建贵族一针见血的批判和控诉,极具感染力,电影中简?爱在花园中与罗切斯特精彩的对白等,学生可以通过这些片段和老师的讲述能了解原着的大致内容、风格、人物等。对那些侧重表现编导主观意图、对原着改动较多的影片,我们可以在教学中拿它和原着作进行异同比照,从中提出问题,培养同学们发现问题、思考问题的能力。
影视文学改编的方法范文2
关键词： 文学创作 电影 改编 互文性
一、引言
电影是一种比较直白的艺术表达方式，它拥有广泛的受众和较大的影响面，其影响力远远超出其他艺术表达方式。电影既是商业产品，又是艺术作品。如何命名电影作品名称十分关键，它直接影响到观众对其的第一感知和评价，成功的电影命名能够在第一时间内牢牢吸引观众的注意力，提高影响力。随着西方影视作品不断涌入国内，如何正确合理翻译这类电影片名成为业界广泛关注的焦点。电影内容十分丰富，它取材于不同的社会领域和行业。电影片名是故事情节的概括总结，对观众注意力有很大的影响， 在实际工作中，不少外国电影片面带有浓厚的西方文化色彩，具有互文性的特点。互文性理论产生于语言符号学，它是影视评论界广泛关注的焦点。语言翻译由表及里都带有明显的互文性色彩。一般来说，互文性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同一个文本中的不同内容之间的联系；另一种是不同文本中内容之间的联系。互文性分析的目的不是要探究“历史客观体系”内部的规律或者发展趋势，而是分析不同关系对整体价值的影响，例如是否创造价值、营造独特的氛围或者不一样的视觉冲击。因此，对西方电影片名的翻译，关键是做好互文性分析，翻译者要从国内观众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念出发，比较分析两种文化之间的价值差异，做好文字识别、含义转换，以将其真实的文化含义和价值观呈现给国内观众，为他们带来原汁原味的外国文化体验。
二、电影与文学创作互文性现状概述
（一）“互文性”概念解读
本文在深入研究之前，首先要全面认识“互文”的正确定义和涵义。本文研究采用了广义上的互文定义，是指在一个宏观的文化体系当中，从文学与电影两种角度理解艺术表达人性的方法和手段，分析二者之间在表现方面存在的互补性。“互文”主要强调两个方面的关系，首先是电影与文学作品之间的本质联系，其次是在特殊的社会发展时期两种艺术表达方式之间存在的互补性和兼容性。文学作品与电影之间的互文性，是文化创新和发展的基础。在电影作品创造过程中，文学作品是十分重要的素材来源，这其中的转换就是体现互文性的过程。国内外学者对将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过程中的互文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例如欧洲著名影视评论家巴赞认为，将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主要有三种主要互文方式：以文学作品中的人物角色作为背景、在文学作品中人物角色基础上进行电影元素丰富和发展、将文学作品照搬转化为电影。他十分赞成最后一种方式。美国著名影视评论家杰・瓦格纳认为，可以从以下方面实现文学作品与电影作品之间的互文性：利用自然的移植方式将文学作品转移到电影屏幕上；或者处于情节发展需要将部分文学作品内容稍加调整和变动，使其更具观赏性；也可以从表达技巧方面出发，用现代主义电影展现手法将文学作品细节放大，使其与文学作品区别开来，带给观众不同的感受。
（二）文学作品电影改编的现状
美国著名影视评论家路易斯・贾斯汀认为，主要有三种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方法：随意性改编、忠实性改编和原封不动改编：随意性改编主要是以文学作品中的某个情节和细节为蓝本，在此基础上丰富和发展。忠实性改编即严格按照文学作品情节编写电影情节，力求真实体现原文。电影改编过程中，主要处理好电影文本与文学文本之间的互文性关系，一般主要从情节、情境和精神等方面着手。在改变电影作品过程中，也会遇到文学作品与电影之间的相同性问题，例如人物形象描写、中心思想表述和渲染情感氛围等。由于文字语言与视觉表达方式存在较大区别，这就使得二者在表现效果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例如在文学作品中，人物心理活动刻画是最深刻、最准确的表述方式，电影中要达到这个效果就很难。文学作品中对宏观场景的表达稍微薄弱，远不如电影具有直观震撼性。因此，电影与文学作品的转换过程中会遇到互文的相似性和差异性，需要改编者正确处理这些关系。接下来，本文将从时空变换角度出发，对这方面开展深入的研究。
三、影视作品与文学作品互文中的差异性分析
影视作品与文学作品之间的互文共通性，主要表现在时空变换方面，采用多元化表现手法诠释故事情节，让故事情节更具吸引力和观赏性。电影是社会科技革命的产物，它与现代技术密不可分。一般来说，影视作品与文学作品在时空互文中的差异性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理解：
（一）电影的可视化特点与文学描写的区别
电影采用直观的内容呈现方式，文学作品采用文字描述，需要读者发挥主观能动性想象故事情境，它更擅长对人物内心活动的描述。影视作品对人物内心活动的描述，主要是通过外部情境，例如人物脸部表情、不同场合和氛围环境烘托出来，需要观众综合运用自身情感分析工具。矛盾关系、人物外在行为等都是文学作品的独特展示对象，影视作品在这方面存在较大的薄弱环节。同时，文学作品与传统绘画中的“留白”特征有共通之处，言有尽而意无穷，加大了读者对文学语言的理解难度。电影作为一种直接的呈现方式，它将模棱两可的语言描述转为直观的场景，用电影镜头替换了一段段生涩含糊的表述。影视作品的可视性特征实现了时空的完美融合，大大拓展了故事内涵。
（二）影视作品与文学在时间值与空间值方面存在不一致性
电影是一种时间刻画方式，文学作品的文字语言通过激发人们的想象实现时空流转和变化。影视作品具有直观性特点，它采用各种镜头场景帮助人们感受时空切换变化。从前面关于影视作品与文学作品改编中的互文性特点分析可以知道，在叙事性表达方式中，时间具有很强的伸缩性，镜头时间可以更好地表达文字语言内容。相同的，影视作品与文学作品的互文差异性，也可以从镜头时间变化体现，例如时间值与空间值存在不一致性问题。时间值在特定的空间范围内扭曲和伸缩，文学作品中的时间值主要来自叙述过程需要，影视作品中的时间伸缩旨在刻画人物内心活动变化，突出人物微妙的态度变化。时空值不一致性采用了高速拼接方式，形成了静止空间中变化的时间运动；时空值的不一致性采用逻辑关系表述，形成了空间与时间的共同发展和相互转换。
（三）影视作品与文学文本中空间想象性的区别
电影是在空间上动态演示的，文学作品中空间的想象性与建构性，影视作品中的空间采用直观的呈现方式将情境展示在观众眼前，将文学中的虚幻性空间变成了直接的视觉感受。空间不是文字语言的唯一描述对象，在电影片段中，空间与时间突破了时空限制，在静止的空间中将变化的时间完整地表达了出来。文学文本中的空间是故事情节变化的平台，它需要读者发挥主观想象力来体验和感知，但是影视作品采用了直观的屏幕表达方式，给观众带来了独特的视觉体验。
四、结语
文学与影视是两种不同的艺术表达手法，在展现过程中经历了不同时空变化和发展。文学超越了口头语言的时空限制，融入了诗歌的浪漫元素，将时空永久的定格在了字行里间。影视作品在文学基础上融入了绘画元素，打破了静态描述的局限性，用画面艺术将时空转换过程清晰地呈现在屏幕上。电影与文学各有优缺点，文学采用文字语言描述故事情节变化，忽视了时空变化的细节，对故事情节中的元素进行陈列式的表述。文学与影视之间的差异性，导致两种艺术表现手法存在较大区别，这种差别源自于艺术审美差异，文字与画面的高度统一丰富了故事的时空内容，提高了可观赏性。在对于人性刻画、人在时空中的发展思考方面，二者都通过自我反思发掘审美情趣。从宏观文化生态学角度来看，后现代文学正面临文学与文化的变异与锐变，文学在文化的生态圈中好比森林里的草木，电影同样是矗立在文化森林里的大树。二者具有独特的艺术特点，具有很强的艺术互补性和共通性，共同推进文化的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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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文学改编的方法范文3
关键词 改编，形象，存在，异化
一、从作品改编看文学在影视中的存在
文学(主要是小说)和电影可以说都是叙事艺术的典型。文学就是以语言为物质媒介，以文字为基本载体，反映和表达人们审美感知的语言艺术。电影是以影像为基本叙事单位，通过声画的不同组合来表达主题，阐发思想的。较之干文学的叙事载体的单纯，“电影在表面上要丰富许多，比如它可以借助景别，景深、时空转换、镜头组接，切换、音乐、灯光以及各种蒙太奇手法和以感觉形式呈现的节奏、韵律、影调、色彩等手段组成不同的叙事结构，并且随着高科技的加盟，电影在叙事手法上更加变幻莫测。”两种艺术形式最本质的相似性在于叙事，从美学形态上的相似性来看，电影和文学主要的叙事因素都包含着叙事主体、叙事客体、叙事手段三个关键元素。它们都是借助与叙事的感性特质虚构或者再造了一个有别于现实真实世界的虚拟空间，而这个空间是对于现实世界一种美学意义上的重现或者补偿。正是二者存在着这种共同性才可能通过“改编”这一桥梁获得一个共通性。
改编也是创作，但它是在原著的基础上进行的创作，因此也有人称之为再创作。电影对文学作品的改编又不同于电影对于原先存在的另一部电影的改编(翻拍)，后者相对来说其创造性更多在于技术上的选择与处理，其内容上的创新相对来说偏弱。而前者需要导演、编剧、演员及整个团队的集体智慧创造，这创造首先会基于对原著的理解、接受、认识上。同一部小说或戏剧，在不同的编者的笔下，可以成为风格迥异，甚至连内容都有很大差别的电影作品。正是由于文学和电影都是要求具有丰满情节的叙事艺术，这为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提供了基本的物质基础，但文学和电影在叙事手法上的截然不同，注定了从一部为文学名著到改编成一部经典影片是一条貌似有章可循实际上却是“改编共性”与“编导个性”互动相生的艺术创造过程。
中外许多影评理论家曾经就文学改编谈到自己的心得与见解，美国电影理论家杰佛里・瓦格纳在他的论文《改编的三种方式》中曾经提出影视改编的三种方法，即移植法、近似法和注释法。移植法是几乎不改变小说原著的故事时间和叙事时间顺序，编导者几乎完全忠实于原著的人、情、事的发展流程，这种方法被他戏称为“把古典小说简化成古典连环画册”，近似法是把原著作为一个宏观的故事框架，而在改编过程中更多地体现导演的创意，而使改编后电影的风貌与原著的真实性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也是对于原著的艺术再现，例如布努艾尔的《白昼美人》，罗贝尔・布莱松对陀斯妥耶夫斯基《白夜》的改编，注释法是电影编导者比较钟爱的一种改编方式，它不像第一种方式那样呆板拘谨，也不像第二种方式那样天马行空，而是运用编导者的个人化风格和文学素养，对于原著中的情节和人物重新进行“电影式”的取舍再现，这包括叙事线索的重排，叙事人物的增删，叙事情节冲突的转换与重构等。在我国第五代导演中张艺谋是成功运用此法的导演之一，对于张艺谋而言。所有的小说只是他电影创作起步的基石，小说于他只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具有吸引力的故事框架，作品的真正灵魂是导演所赋予的。所以面对每一部小说，张艺谋几乎都做到了“不忠实”于原著，这不但包括不照搬原著的人物构成和人物发展命运、故事情节和叙事线索，而且更多地体现为不忠实于原著的风格和灵魂。因此他的改编制作总是体现着一个导演个人化的艺术风格，他的“伤筋动骨”的改编使人很少想到被他所用的原著，人们更多地觉得这是一部具有原创意义的艺术作品。张艺谋对莫言小说《红高粱》的改编便是成功运用注释法改编文学作品的案例。1987年张艺谋借用这部小说的故事框架重新构成了一部影片，将原著的故事精神改而化之，原著本来是以抗日为基本主线，“爷爷和奶奶”之间的爱情故事为辅线，在改编时，张艺谋中意于小说中所表现的那种生命的骚动不安，热烈狂放，而提炼出另一个电影故事主题，将故事的讲述偏移到对于爷爷奶奶在爱情过程中表现出的生命力的张扬上，因此一部以表现战争和民族精神为重点的小说在张艺谋的镜头下变成了“一支生命的赞歌”。
当然，也并非说电影的制造都得靠对文学文本的改编得来，早期无声电影《摩登时代》便是在没有剧本的情况下产生的经典影片，直到现在还深为观众们所喜爱。但电影作为一类叙事造型艺术它本身就已经在运用文学的表达思维与技巧了。即使没有剧本我们也仍然可以在电影中见到文学的影子。而当下越来越多作者的“触电”更是将文学直接引入到电影中，这既是电影思想与灵魂得到升华的机会，也是文学借助于另一种全新的艺术得以更为普及大众的机会。一部好的文学作品最后成为一部好的影视作品这当然是在视听时代文学与电影的双赢。
二、文学形象在屏幕上的异化
小说中人物的形象、性格是靠读者的想象来完成的，这一点与电影中人物形象的塑造并不一样，直观性是电影的第一要求，通过人物的活动、语言来展示人物形象、性格。电影表演又叫“演戏”，戏剧的“戏”只在舞台上完成，而电影则是在真实或虚拟的拍摄场地完成。戏的决定因素则是人物个性形象的塑造。文学强调“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而电影同样需要塑造屏幕上的“典型人物”。中外各类经典电影，都为我们留下了一系列电影典型人物画廊。所谓典型，就是具有高度概括能力并现实了某类本质性特征的人物形象。从名著改编后依然保持了原著特色，并继续获得成功的电影典型形象很多，我国现代文学著作的典型阿Q、骆驼祥子、繁漪、觉新等在电影中得到了完美的表现。即使非名著改编的电影，一些典型形象也永远根植数代观众的心目中。潘冬子、胡汉三、董永、七仙女等在人们心目中成了永久的艺术典型。电影典型形象的塑造，依然需要在“戏”的典型冲突与典型环境中去展示，去通过一个个独特构思的镜头，从外在与人物内心推动冲突，完成人物个性的典型化。张艺谋的电影典型“我奶奶”、“我爷爷”、“秋菊”都具有独特的个性和生活情感体验，是典型环境中真实人物的再现，人物形象与个性非常独特丰满。
“如果说由于媒介的差异，文学作品尚可以用心理描写、外貌描写来刻画人物性格的话，那么影视作品就必须用人物的行动、语言来完成形象的塑造。要想使人的行动，语言符合其性格特征就必须用一个又一个细节来构建起人物形象的血肉，人物形象由细节累积而成。”因此电影对文学作品改编中，首先要注意原著中有关人物描写的细节，在深入理解每一个细节所起的独特作用的基础上 进行屏幕转化，同时也依据人物性格展开丰富的想象，进一步拓展、丰富细节表现，使原著中的人物形象完整地展现在屏幕之上。但是从实践情况来看，屏幕上的人物形象与原著中的人物形象也不可能是完全地吻合，常常会出现比原著更精彩或者更逊色的情况。这种从文学形象到屏幕形象的转化是否成功也许并不能以是否对原著形象的忠实而作标尺。毕竟电影是具有其本身特质的独立艺术形式，它遵循着电影本身的创作规律与法则，在蒙太奇的世界里对人物形象塑造的要求与效果必然也有别于单纯的文字编排。也许通过两个案例的分析我们更能理解这一点。在此笔者特意选择两个人们耳熟能详的文学形象被改编成屏幕形象的案例：《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和《水浒传》中的林冲。这两个人物的屏幕形象都有别于小说中的形象，而观众对他们的评价则是曹操的形象较之小说有更精彩之处，而林冲的屏幕形象则逊色于小说中的形象。
在小说《三国演义》中，曹操的形象历来被认为是最成功的艺术形象之一，但也是争议最多的一个形象。罗贯中遵循“拥刘反曹”的历史倾向，按照“七实三虚”的原则，将曹操塑造成为一个“乱世奸雄”的形象。虽然这一形象也不乏英雄的一面，但奸诈成为其性格的主要特点，使这一人物成为奸臣的象征。而电视剧《三国演义》在对小说中曹操形象进行塑造时，一方面遵循了原著对曹操形象的描写，用大量的情节演绎了曹操“奸邪诈伪阴险凶残”的性格特点，如渲染他杀吕伯奢一家、借粮官王厘之头以稳定军心、杀谋士杨修、梦中杀人等，使曹操的形象符合观众心目中“乱世奸雄”的性格特点；另一方面编者又在曹操形象中注入了新质，这些新质融合了我们对历史人物曹操的新评价，展示了曹操慧眼识英才、统一北方的雄才大略，使这一形象具有封建政治家的品质。这种新的定位使曹操的形象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比如在小说中“祭袁绍”这一节，作者仅用不到二百字进行简单描写，主要回顾了曹操与袁绍的友情，曹操的表现也不过“哭甚哀”而已。编剧对这一段的改编则除了表现曹操对袁绍墓跪拜，又加了两个情节，一是曹操命令： “将沮授、审配、辛评及河北义士的灵牌摆上”，二是命陈琳在袁绍墓前重读当年袁绍所写的讨曹操檄文。此时众将一起跪下劝阻，曹操却执意要念，陈琳只得在战战兢兢中把檄文读完。在这个细节中，曹操敢于将辱及自己祖、父的檄文重新当众宣读，表现了曹操悼念河北义士的宽广胸襟，体现出他作为一个政治家、战略家安抚人心的高超技巧。体现了其性格复杂性的一面，也改变了原著中曹操形象单一的弊病。
小说《水浒传》对林冲的形象塑造是极为成功一例，作者借情节的波澜起伏，展示其性格的前后变化，摇曳生姿。可惜在电视剧《水浒传》中，由于对林冲这一人物性格特征把握欠准，对有关情节裁剪失当，这些极具艺术魅力之处，没有能够很好地表现出来。
影视文学改编的方法范文4
关键词：影视作品；名著；改编
中图分类号：G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20-0152-02
当你打开电视机观看影视剧作品的时候，不知你会否发觉有越来越多题材迥异、类型多样的影视剧作竞相搬上荧屏，令我们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它一方面使广大电视观众有了更多项的选择，另一方面也满足着不同层面受众的审美需求。如若你再仔细观察，便不难发现，它们大都出身于“名家”。像《红楼梦》根据曹雪芹同名小说改编，《阿Q正传》根据鲁迅同名小说改编，《雷雨》根据同名话剧改编，《边城》根据沈从文同名小说改编，《红高粱》根据莫言同名小说改编，《半生缘》根据张爱玲同名小说改编，等等。
一、名著“改编热”现象出现的原因
（一）市场因素
按理说，在新的文化语境和技术条件都不断前进的今天，影视作品的创作也应是不断发掘潜力、推陈出新的，然而，近些年来一些曾经的名著名篇却被越来越多地搬上荧屏，成为导演和编剧们争相改编的新宠。且不说有多少部名家名作已被改编成影视剧作，也不说这些被改编的作品的成与败，单就这一现象便足以令我们思考，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股名著改编的热潮？
文学界和影视界的专家学者存在不同意见。执导电视剧《啼笑姻缘》的著名导演黄蜀芹认为，名著相继被搬上荧屏，说明名著有其独特的魅力。电视剧比文学、电影等艺术形式更容易使名著得到传播，也可以使名著更好地传承下去。但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汪涌豪尖锐地指出，名著改编之所以会成为一股热潮，是因为目前缺少优秀的原创作品。编剧们纷纷把目光投向名著，恰恰说明当下文艺工作者进取心的丧失和创造力的贫乏。另外，汪教授指出，人们热衷于与现实生活差异较大的名著，是为了追求一种文化上的“陌生感”，这也是名著以多种样式被不断演绎的原因之一。中山大学中文系黄伟宗教授则认为，改编之风盛行，是影视作品市场需要越来越大的结果。根据最近一份民意调查显示，“受经济利益驱动”（67.2%的观众提及）和“跟风”（51%的观众提及）是近年来出现“经典著作改编热”的主要原因。可以说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文化程度与消费观念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于一些美的事物的欣赏水平也有所要求，这便无形当中给改编者增加了压力，因为一部由名著改编的影视剧作，要想既要“叫好”，又要“叫座”实在是令创作者们最头疼的事情。作为改编者无论从对原著的选择，到改编的方式、方法，甚至包括是否忠实于原著作品，他都不可能脱离市场经济这一轨道而独行，毕竟，满足广大受众的审美口味，迎合市场利益需求是生活在今天的每一个改编者不得不考虑的问题。简单说，倘若没有了票房，又何谈盈利呢？
（二）受众因素
近日，在某网站上就有一道关于“衡量名著改编成功的标志是什么”的多选题，其中，70%的人认为衡量名著改编的标志是观众满意度高；55.2%的人则认为是忠实于原著的程度高；49.8%的人认为是收视率高；仅有5.4%的人认为名著改编只要能为观众提供娱乐就可以了；同样只有3.4%的人认为这类作品只要跟着收视效果走，保证收回投资就可以了。
由此看来，这种名著改编热现象的出现绝非偶然。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大众文化日益勃兴的背景下，在改编时选择适合的媒介并适应大众的需要就成了改编者不得不首先面对的问题。而穿越历史长河积淀下来的一系列古典小说名著，民众认知程度高，为人耳熟能详，在当代社会仍然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同时这种经典名著改编热的现象也是当今影视作品市场激烈竞争，优胜劣汰的结果。与其让舞台和荧屏被胡编滥造的戏说剧、言情剧给占领，还不如多一些名著改编的剧目，至少名著的文学价值还能使改编后作品的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保障。
二、名著改编及改编的关键
多少年来，“忠实于原著”一直是改编的基本原则，同时，它又是改编的一种实践。比如，英国的电影改编者，常常把是否“忠实于原著”作为衡量改编成败的尺子。改编莎士比亚的作品，历来有人主张神圣不可侵犯。著名编剧兼制片人麦克・比克特改编《仲夏夜之梦》时场景的安排、语言的节拍、诗句的速度，几乎一切保持原样，全剧只删去在舞台上可行，而在影片里显得重复的几句台词。法国导演布莱松改编《乡村牧师的日记》时，更是把“忠于原著”的原则推向了极致。他决定逐字逐句完全忠实于贝尔纳的小说，以画外音作为讲故事的主要手段，让牧师在写日记的时候以画外音的形式把内容读给观众听。巴赞对于布莱松的这一改编方法是十分赞赏的。
在我国，的改编理论对改编者有重大影响。他主张“忠实于原著”，主张“不伤害原作的主题思想和原有风格”。但他同时又提出改编“必须在某些带有关键性的问题上做一些必要的修改，也就是所谓必要的革新”。他改编《祝福》、《林家铺子》就是本着这一原则进行的。说到对鲁迅小说《祝福》的改编，他甚至显得小心翼翼，“稍加一点也是战战兢兢的”，而说到对《林家铺子》的改编，则不讳言“对林老板这个人物也有点小的改动”。对这点“小的改动”他是这样辩护的：为什么改编鲁迅就一定战战兢兢，改编茅盾就可以理直气壮？我想这个由表现出来的矛盾行为，恰恰暴露了所谓“忠实原著”的虚伪性。不是所有原著都应该被忠实的，应该被忠实的，只有那些被我们视为经典，戴着神圣光环的作品，可见，忠实原著也并不是一个客观标准，忠实的程度是要视原著在我们心中的神圣地位而定的。拿鲁迅和茅盾相比，我想绝大多数人都会认为鲁迅当然更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
前一阵子由李少红执导的《橘子红了》，把一本4万字的小说改成了25集长篇电视剧，随着电视剧《橘子红了》的播出，很快使一些人大为不满，因为这是一部4万字的自述式作品，要把它拉长25集，改编者需要增加许多东西，不可能完全忠实原著，甚至完全不能忠实原著。按照这些忠实论者的逻辑，不忠实原著的作品一定不是好作品。在这方面《橘子红了》受到太多的指责。同样，电视剧《我这一辈子》播出后的反响，相对《橘子红了》只能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人们对改编后作品的意见很快就在媒体上反映出来。有人认为这部电视剧“顶多半个老舍”；有人批评该剧“不过打着老舍的幌子”。一些评判意见中，老舍之子舒乙的意见最具代表性。最初，他并没有直接批评《我这一辈子》，只是说在所有根据老舍作品改编的电视剧中最令人满意的是《四世同堂》，因为它绝对忠实原著。实际上，他在这里已经暗示了对《我这一辈子》的不满，其原因显然是《我这一辈子》没有忠实于原著。因此，这种脱离原著的改编，要特别小心，艺术形式可以改，但必须非常忠实于原著。其实，通过名著改编的影视作品是不大容易讨好的。任何一部根据名著改编的作品，要避免观众拿原作和新作做比较几乎都是不可能的。因为永远有一本名著高高的悬挂在我们头顶。在那些捍卫传统的人看来，经典名著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是不容置疑的。
当然，“忠实于原著”的提法并不意味着限制改编者应有的创作自由。忠实不是亦步亦趋地完全照搬，它同样需要大胆的虚构、独特的发现和不拘一格的风格。说到这里便不能不提及，在“第五代”导演中，张艺谋和他的电影。张艺谋步入影坛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正是“文学和电影的关系”争论正酣之际，当陈凯歌等人要尝试摆脱文学的时候，张艺谋一直坚信电影应与文学保持密切的关系，他强调电影“离不开文学这根拐杖”，并坦言自己“离不开小说”，由他所导演的成功之作都是根据当代作家的优秀小说改编而成的。从他改编的第一部处女作《红高粱》开始，张艺谋就不是个“忠实于原著”的改编者，他不仅要把小说拍成电影，更要把它们拍成“张艺谋电影”。为了使他的影片极富视觉冲击力，强烈地表现那种源自生命深处的感性精神，张艺谋对原著的情节结构做了很大的“手术”。正如他自己所说，如果按照原著的叙事重心拍下去，很可能拍成了一部战争题材的影片，那么就不会有今天我们看到的电影《红高粱》了，对于这部电影，我所要表达的方式就是要像小说那样“唱一支生命的赞歌”。
所以说评价改编是否成功的核心尺度不应是忠实原著的程度，而应是一种再创造。这种再创造是与原著有关联又有别于原著的新作品，是建立在正确理解原著精神，吃透原作，熟悉作品表现的时代风貌的基础之上的。如果脱离了对小说本身的理解，改编只是对原作的一种模仿和克隆，那它还如何吸引众多艺术人才为它奉献毕生的艺术才华？我想，这无论是对于观众还是对于原作来说都是一种亵渎。因此，所有改编或多或少总要对原著有所改变并作出新的解释。舒乙所谓“必须非常忠实于原著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必要的。”俗话说，踩在巨人的肩膀上，用这句话来形容名著改编，我觉得最恰如其分。
三、我国由名著改编的影视剧的发展现状
近一段时间，由名著改编的现实题材的影视剧目，引起了广大观众的热情瞩目，唤起了许多共和国同龄人的怀旧情怀，也引起广大青少年观众的浓厚兴趣。这部分现实题材的影视剧作涉及社会生活领域广泛，主题多样深刻，类型丰富而不乏创新。例如：表现农村现实题材作品《插树岭》、《圣水湖畔》、《都市外乡人》；表现工业和改革题材的作品《大工匠》、《铁色高原》；还有就是表现革命和历史题材的作品《历史的天空》、《亮剑》、《暗算》等等。这些作品的涌现，说明我国影视剧创作在审美形式方面日趋成熟，通过一些新事物、新人物、新思想的变化，给艺术家们的创作带来了新的激情和灵感，配合好的制作班底，利用自身的地域文化优势，与打造特色文化品牌战略相结合，创造出一大批优秀国产影视剧。这也预示了我国影视剧创作在审美形式上自觉追求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的统一，让主流价值观在好看的形式中潜移默化地传达给观众，将成为我国影视剧创作和市场运作过程中一个越来越强劲的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影视文学改编的方法范文5
[关键词] 东西 小说 影视 改编 艺术手法
当今文坛，“触电”似乎已成为一个小说家为文坛认可、为大众接受的标志与途径。就一个作家在社会上的影响而言，小说与根据其内容改编的影视作品，二者互为作用，相得益彰。根据著名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因原著的影响而吸引更多的观众，扩充影视观众的群落；原著因影视的改编而加强影响，小说读者群迅速扩大，人们对其小说价值的认识进一步加深。故不少作家在小说与影视两界“双栖”，轮番作业和收获于两块相邻的土地。
著名青年作家东西的小说，在《没有语言的生活>趿首届鲁迅文学大奖之后，不仅引起小说界的重视，而且引起了影视界的关注。然而，东西的小说作品文体探索意识极强，风格诡异，改编为影视剧，具有相当的难度，但是，如能将其小说内核大众化、通俗化，那么，这样的电视剧又将别具一格。同时，在影视观众欣赏水平日益提高的今天，电影以卖座率比高低，电视剧以收视率论英雄，影视作品要讲角度，讲技巧，讲深度，否则就卖不动。影视作品竞争越来越激烈，构思精巧、富有内涵和风格突出的小说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影视改编的选择对象。正是基于这种富有挑战性的原因，使得影视界对将东西的小说转化为影视剧跃跃欲试。于是，东西的小说便得到影视界的青睐，与影视界结下不解之缘。
首先是《没有语言的生活》被搬上银幕，著名蒋钦民将这部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改编为《天上的恋人》。这部在东西家乡广西天峨大石山区拍摄的电影，由著名演员刘烨、董洁、陶虹主演，该片在2003年第十五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上大放异彩。作为唯一一部入围的华语影片，《天上的恋人》被定为电影节首映片子。硕大的红气球在蓝天白云间飘荡，爱情的花朵在重峦叠嶂的山村开放……据报道，影片放映之时，影场座无虚席；放映结束时，全场掌声雷动。这部影片深受日本观众的赞赏，被誉为“景美丽的爱情故事”，并荣获“最佳艺术贡献奖”，受到评委的高度评价：“本片具有很好的感情世界和人文主义情怀”，其影像如“一幅中国画画卷”唯美高贵。
《天上的恋人》将东西推进了影视圈，亦为东西一下增添了不少“人气”。东西的编剧才华，随后在《永远有多远》的改编得到证实。东西应邀将著名女作家铁凝的中篇小说改编为二十集同名电视连续剧。铁凝曾说，她对“东西的东西”放心。
而真正使东西在影视圈中站稳脚跟，在影视观众中扬名的，大约要算长篇小说《耳光响亮》的改编。《耳光响亮》被改编为二十集电视连续剧《响亮》和电影《姐姐词典》。片子的拍摄，创造了三个“第一”：第一次在广西大规模斥巨资拍摄广西著名作家的作品；第一次组织了包括国内著名影视导演明星在内的强大主创阵容，在广西全景拍摄第一次在国内采用高清的高科技技术套拍影视剧。剧本的精心改编、著名导演蒋钦民的再度默契合作和著名演员蒋勤勤等人的出色表演，使同期套拍的电影和电视剧取得很大的成功。蒋勤勤因出色扮演剧中人牛红梅而获得第二十四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主角提名。片子一经播出和放映，誉满京华，很快就红遍大江南北。
同样取得巨大成功的是根据短篇小说《我们的父亲》改编的二十集同名电视连续剧。从小说到电视连续剧，内容大大扩充。该剧讲述的是一位勤劳、善良的乡下父亲，晚年却往复城乡，忙碌于儿女之间，用自己特殊的方式解决三个在城里生活的儿女的家庭生活问题。然而，他的好心介入却使儿女们的生活更加混乱，父亲为儿女一次次无私的付出，产生的结果却事与愿违。电视剧《我们的父亲》始终贯穿着对父辈亲情的思念和追悔，表现子辈们对自我的反思和批判，既是一曲亲情的颂歌，又是一把解剖人们心灵的利刃。这部连续剧与《响亮卜样，以令人深思的内容和朴实的艺术手法深深地打动了电视观众。
除此之外，东西的影视作品还有由中篇小说《美丽金边的衣裳》改编的电视连续剧《放爱一条生路》、由《没有语言的生活》改编的二十集电视连续剧和由《猜到尽头》改编的电影《猜猜猜》等等。一时之间，东西的小说成了影视界紧盯不放并努力开采的矿场。
按照东西的自己的说法，他是不知不觉地被“触电”，影视剧的写作只是偶尔为之。从小说到影视剧，是一种艺术再创作。这种再创作，需要付出艰辛的劳动。而改编作为再创造，当然有可能出现新意和得到新的收获，但与此同时也完全可能要做出某种选择，并付出某些代价。从东西小说现已改编的几个影视作品，我们都不难看出这种客观事实的存在。
客观而论，《天上的恋人》无论是在内容还是风格上，与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都存在相当大的差异：极端的苦难被淡化，贫困与美丽同在，苦难与爱情相依。多了几分画面的美感，少了一份生活的沉重；多了一种诗意的情境，少了一种生存的严峻。小溯我们的父亲》的本意，是在于表达作家对当今这个时代的理解：一个没有父权的时代，没有了绝对的权力。而在电视剧中，由于电视剧自身的特点和迎合观众的心理、打动观众情感的需要，小说的立意和主题作了一定的收缩，大众化地改为父子亲情的叙事，反映对时解的“思考小说”变成了一部“家庭伦理剧”。虽然对于小说艺术本身而言，或许可说是一种“伤损”，而从电视剧制作争取收视率的角度来看，则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应该算是一种成功。
我们必须承认，根据长篇小说改编的影视剧，都很穷尽原著的丰富意蕴，也相当难以达到原著所表达的思想深度，尤其是对于那些经典名著的改编，往往是吃力而不讨好，这种现象不乏其例。相对而言，作家自己改编自己的作品，情况要好得多，更好考虑取舍去留，能够更准确和集中地体现自己小说原著的思想核心和精华部分。
从《耳光响亮》到《响亮》，东西在改编的过程中切实忍痛割爱，抛开了小说中不少的内容，将剧情集中在牛红梅的遭遇这一主线之上，将对家庭生活的全面关注，转向主要对个人遭遇的描述，从家庭叙事到个人叙事角度的改变，应该说是一种十分明智的成功选择。个人叙事突出了牛红梅作为主要人物的中心地位，使得演员蒋勤勤尽可能地发挥她的演技与创造力，将一个具有善良与“野蛮”双重并存性格的“蛊惑女”、一个具有顽强生命力的七十年代普通家庭出身的原生态“姐姐”，款款地推到观众的面前。牛红梅真实而生动的形象，深深地印刻在观众的脑海和心头上。同期套拍的电影《姐姐词典》，则在连续剧故事的基础上，充分运用电影手法和电影话语，精致地剪接而成。“初恋”、“鞭炮”、“宝宝”、……等关于“姐姐”的二十二个词语，不仅让我们温习和体会中国 语言的博大精深和词义多解，而且也巧妙地概括了人物生命中的重要段落。二十二个词语的连缀，是一种人生的“词典”形式，也作为电影的蒙太奇结构形式，新颖独到。这些字面上与人生美好青春相关联的词语，内容中却充满了伤心和疼痛，甚至绝望。电影震撼人心的力量也就由此而生。牛红梅无疑是中国银幕和银屏上一个与众不同的年轻女性的形象----无知、善良、野性和顽强聚于一身，青春亮丽和悲痛绝望集于一体文本人物性格的刻画和影视形象性格的塑造与展现，都显得真实朴素，大胆的写真几乎让人看不到那种人工刻意雕琢和打磨的痕迹。牛红梅绝非名花贵卉，而是生机蓬勃的野草。这个原生态“姐姐”的形象就这样在我们的脑海中浮现，却之不得，挥之不去。
在我看来，《耳光响亮》影视剧改编的成功，主要来之于故事的朴素、场景与细节的逼真和人物的写实。除此之外，导演蒋钦民还指出，作品赢得众多观众的原因还在于其题材本身，作品讲述的是上世纪60年代左右出生的那一代人的故事，而这一代人，现在四五十岁，正是社会的主体，而同时，他们的后辈即当今的年轻人也对自己父辈的经历充满了兴趣，有着好奇而强烈的了解欲望，故而作品的受众范围也就自然十分广泛。一种原料，多种做法，“一菜多吃”。《耳光响亮》的影视成功改编，为我们提供了一定的经验与足够的启示。
不少人都有这样一种担忧：一个优秀的小说家若过多地热衷于影视剧的写作，恐怕会使他丢失对于小说文体的敏感，从而使自己的小说水平降低。关注东西小说创作的人们同样从这一问题的角度关注东西。这种担忧，说来不是完全没有一点道理。小说与影视毕竟是两种不同的艺术。鲁迅、茅盾、巴金和沈从文等一代小说大师们的文学使命，是创作出经典小说，提升小说的水准，而把将他们经典小说改编成影视剧的事情留给了别人。
只是时代已经不同。当今时代，商品化的文化市场正让作家们陷入一种文学理想与现实生存的矛盾之中，一方面，为了生存而去写迎合市场的文字，另一方面，似乎又难以割舍自己对纯文学的崇高追求。这种理想与现实、追求与行为的矛盾现象，在于东西也不例外。
正由于这一原因，包括东西在内的不少作家都抱着“作家触电可以自救文学”的观点而进入影视圈。一方面是为了适应商品化文化市场的客观变化，谋求较高的收入另一方面，就是需要通过“触电”，使自己的作品得到大众的认可。事实上，我们也应该承认，近年来由于一些有思考、有才华的小说家的加盟，在很大的程度上提高了影视剧的质量，提升了影视观众的文学接受与欣赏水平。同时，小说家在参与创作影视作品的过程中，也使得小说与影视剧创作观念、谢作技巧和艺术手法的相互借鉴与相互打通成为一种可能。
从根本上看，东西文学创作的真正优势在于小说。他奇妙的构思、强烈的文本探索意识、诡异的风格和幽默的语言优势，在影视剧创作和改编中都难以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反之，东西在影视剧写作过程中积累下来的经验和艺术手法，却被他运用于他的小说创作当中，进一步丰富了他小说创作的艺术手段。如他的长篇小说《后悔录》，就借用了一些影视剧创作方法，比如观察和描写的视觉角度，场景的描写和人物的对话等等。与东西过去的小说相比，《后悔录》结构更为简洁紧凑，描写的角度和手法更丰富，人物的对话也更准确。这对于东西的小说创作，实际上不无裨益。
在很大程度上，东西小说的影视改编，使他的小说为更多的人们所重视和熟悉，因此而扩大了他小说的读者群体，促进了他小说的销售量，刺激了出版商对他小说出版的热情。而东西本人对于自己的小说创作优势向来都具有清醒的认识，对于小说创作的探索情有独钟，对于小说艺术的追求锲而不舍，这在他近期的小说创作和不少报刊关于他的访谈中都已得到了证实。
影视文学改编的方法范文6
关键词：文学；电影
电影在诞生之后，不断受到文学的影响，从文学作品中汲取灵感和素材成为电影发展史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作家和编导通过自己的努力，试图描绘他们所处时代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展现他们视野中人物的悲欢离合。文学用文字表述事情和思想，电影通过音乐、蒙太奇和3D技术等声、光、触的手段来展现特定的场面，文学改编成电影使得文学作品在当代社会中以图像符号形式得以普及和延续。关注当我国代文学作品在电影发展中的轨迹，对于研究我国当代文学和当代电影都大有裨益。
一、当代电影改编文学作品取得的发展和理论局限
进入80年代后，研究文学改编电影的人员日益增多，数量和层次明显异于解放前和解放之初。许多高校开设了影视文学研究、电影与文学等与文学改编电影相关的课程，他们的研究必然对我国电影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人们打开电脑欣赏某一部影视作品时，在影片信息下面往往有观众的各种评论，这些评论是普通观众基于自己的感悟而写的，其中不乏一些独到之处。此外，文学作家也因为自己的作品已经或将要被改编成电影而或深或浅地进行研究，电影的编导更会直接和深入地参与到某个具体改编实例的研究中去。
我国现在的理论研究大多还是基于西方的理论，在目前来看无论是改编实践水平和改编理论研究深度还没有脱出西方的范式而自成系统。这是因为电影最早起源于西方并在世界电影发展史上一直占据统治地位有关，这些西方的改编理论深深影响了对电影改编形式的分类。人们对电影改编方式的评析大多是基于在多大程度上对原著进行分类，具体描述形式可能有所差异，但都可以找到相关的西方理论基础。比如克莱・派克认为，改编“不仅仅是通过摄影机、剪辑、表演、布景和音乐把原作作相对的变形，而且是根据独特的电影法则和惯例、文化的表意元素，以及根据制片人和导演的理解作相对的转化。”在改编的研究方法上，既有理论研究法，也有比较法和个例分析法等，分别从研究的本体、叙事的手法、运用修辞的手段和具体改编案例等进行分析，得出自己的结论。
二、电影改编文学作品的模式
文学改编成电影，在我国当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大部分是以能否带来丰厚回报的模式进行操作的。所以，首先是制片人和影视公司选择题材，导演决定表现形式，演员则进行表演，编剧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很小，这一模式既有其优势，也有其弊端：优势是能确保电影的票房收入，导演能自由和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华；弊端在于由于编剧的弱势地位导致电影的叙事情节单薄，叙述缺乏流畅的起承转合，结果本来有丰盛的食材，却做成了不知何味的杂烩。这一点，我国需要借鉴好莱坞的改编模式。
具体改编时，需要界定电影的主题、确定电影的风格、选择情节结构和增删人物。主题起着提纲挈领的作用，好的主题能升华电影的品味，具有人文关照情怀。任何一个电影故事的展开必须围绕一个共同的主题，否则观众看后会不知所云。文学改编为电影时，文学的主题可以作为电影的主题，电影也可以结合时代赋予新的主题，或者采用主次双主题。风格，根据百度百科，是指文学创作中表现出来的一种带有综合性的总体特点，一部作品、―个作家、―个流派、一个时代、一个民族，都可以有自己的风格。电影的风格主要是由导演的艺术追求决定的，其次还会受到市场导向的影响，所以不同的导演对同一部文学作品改编时会出现不同的风格，尤其体现在细节的表现上。选择情节结构是为了表现电影主题和吸引观众，因此必须有―个完整和有趣的故事结构，包括开始、发展、和结局几个部分。改编文学作品时往往需要在故事结构上下功夫，因为文学作品故事容量大，故事情节可以有很多个，电影却只能有一个明显的主线来贯穿始终。大部分电影是沿用开始（提出问题或争端）、发展（为解决问题而努力）、（问题解决）和结局（大团圆或启示）这几个环节组成的顺序进行的。最后是塑造人物。围绕电影主题和演绎故事结构，必须塑造电影中的人物，这些人物有主次之分，但是必须能够各有代表性和能吸引观众，因此导演或编剧可以依据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有针对性选择，可以删去一些可有可无的人物，也可以增加人物，也可以将人物的主次进行调整，或者将文学中的人物进行糅合和赋予新的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