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农村经济发展案例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农村经济发展案例范文1
【关键词】“三农”；农村经济发展；问题；对策
我国的农村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我国用世界上百分之七的土地养活了百分之二十一的人口，解决了接近14亿人口吃饭穿衣的问题，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农民的收入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也水涨船高，农业、农村、农民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近几年来，中国农村社会空心化严重、农业生产水平不断下降、农民增收困难等诸多问题日益显现，为“三农”事业的发展、新农村建设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这些问题的解决对于农村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至关重要，也是涉农工作的突破口。
一、农村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农业生产基础设施不完善
1、水利设施破旧。长期以来，在中国农村，很多的水利实施成为摆设，有的还得到人为的破坏而未能给及时的修缮，导致水利设施的抗旱、排涝等功能逐步丢失，大量的塘坝、小型水库等水利实施投入不足，农业生产基本上靠“天”吃饭。
2、基本农田遭到破坏。农田是农民口粮保障基础，也是农村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基础条件之一，但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中国乡镇一级的政府大肆搞工业园，发展工业获取财政税收，为了获取工业发展所需的土地，不得不将手伸到基本农田，将基本农田直接或变相的变更为工业用地，导致农业生产用地越来越少，农业生产产出不断降低，“十八亿亩农田”岌岌可危，红线已经被超越。
3、农业生产配套措施严重不足。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业生产越来越不被重视，农业生产所需的道路、供电、水利、信息化建设等配套措施严重不足，农业生产基础十分脆弱。
（二）农村集体经济基础脆弱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是提高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手段，也是确保“三农”事业稳健发展的基础，是文化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举措，但长期以来，农村集体经济基础十分脆弱，抗市场风险能力低下，经不住市场风雨的考验，很多的农村集体经济融资困难、经营不善，面临关门歇业，甚至有的背上沉重的债务抱负，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拦路石”。从中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轨迹看，大多数农村集体经济撑不过五年，鲜有华西村、南山村这样成功的案例。
（三）农村土地政策不合理
农村社会空心化的问题日益严重，很多的农村青壮年都外出进城务工，农村人口逐步被转移到城镇，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大多数是妇老病弱，大量的农田被限制，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尽管我国已经出台了土地流转制度，但这项制度仍然不成熟，不科学，不完善。在农村，很多的村民宁愿落荒，也不愿意将自己家的土地流转出去，因为流转土地的政策不透明，产权不清晰，收益分配不明确。
二、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对策
（一）加大农村经济发展基础设施投入
基础设施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双翼，完善的基础设施能够让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得以迅速提升。因此，我国的各级乡镇政府应高度重视农村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主动承担起农村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的责任和义务，重点做好农村道路、农村通信、农村信息化建设、农村供电、农村水利设施的投入，不断改善农村经济发展条件，将每一分财政资金都花到“农村经济发展基础设施”这个刀刃上，为农村经济发展保驾护航，提供政策上的、资金上的支持。
（二）增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实力
发展和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实力，是确保农民增收的关键所在，也是推动新农村建设、在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因此农村基层管理者赢想尽一切办法来搞活农村集体经济，增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实力，从而更有力的推动农村经济不断发展：
1、采取多元化模式。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过程当中，鼓励有实力的农民开展合作社模式的集体经济发展，采取多元化发展模式，比如建立特色种植合作社、特色养殖合作社、工艺品加工合作社等，引导农村集体经济“百花齐放”，增强市场抗风性的能力。
2、采取规模化发展模式。规模化发展能够彰显规模效益，从而带来一个上下游和终端消费完成产业链的形成，对于农村经济发展来说可以说是如虎添翼。基层乡镇政府要大力培育农村集体经济龙头企业，依靠龙头企业来吸引更多的投资，使得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逐步走上产业化、规模化、集约化发展，不断壮大农村经济发展的实力。
3、加强政策扶持力度。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离不开政策支持和资金支持。作为乡镇政府，要积极主动的加强与农村信用社、农行、农业发展银行、村镇银行等涉农金融机构的协调沟通交流，提供政策支持，为农村集体经济提供更多的融资贷款，确保农村集体经济“供血充足”。
（三）提高农业生产力
农业生产是农村经济的基础和“秤砣”，有着“四两拨千斤”的作用，鉴于农村农业生产基础薄弱，人才匮乏的问题，我们要加强劳动力的培训工作，加大农村实用技术的培训力度，定期组织开展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让农村留守人员掌握一技之长，提高他们的农业生产能力，帮助他们掌握一技之长，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增强农业生产的连续性和可持续性，提高农业生产力，推动农村经济不断向前发展。
三、结语
总之，我国的农村经济发展质量不高，速度不快，模式单一，形式粗放，体量不大，还存在着空间狭小、资金和政策短缺、劳动力素质不高、人才匮乏、基础设施薄弱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制约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农村经济发展工作，将农村经济发展提升到国家安全、社会和谐稳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上，大力支持、扶持农村经济发展，让农村经济发展突破瓶颈，跨越式、稳健发展。
作者简介：郝琛玮（1987-），女，汉族，湖南衡阳，研究生在读，湖南省衡阳衡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从事金融行业工作。
参考文献：
农村经济发展案例范文2
(一)随着这些年农村产业结构不断调整，生产经营体制的不断变更和发展，以前的救灾救济方式已经难以发挥对农村居民生活和农业生产的风险保障作用。商业保险的引入，能够让农村新的风险保障体系得到健全，同时还能够有效的维护农村居民的基本生存需求，从而繁荣农村经济，促进农业生产发展。
(二)商业保险在农村中的发展能够帮助农村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很多问题。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中的数据表明，农村中人口老龄化的情况要严重的高于城镇的情况，已经成为了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商业保险的发展，能够有效的解决老年人的养老和医疗问题，减轻人口老龄化对于农村经济发展的负担，从而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三)商业保险的发展，能够有效的防范和化解农民因为意外伤害和疾病等因素而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减少了农村居民因病返贫的现象产生，让农村社会更加稳定，还有一些自然灾害而引起的问题，如子女教育问题等等。商业保险在政府补贴的基础上，少部分的资金投入，同样能解决很多问题。
(四)商业保险资金投资功能的发挥，支持了农村的一些基础建设，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从而让农村的经济发展和农村居民的增收增加和拓宽了渠道。同时在农村中，商业保险的发展还减轻了政府的压力和费用，在很大程度上防止了养老基金亏空等问题。
二、商业保险在服务“三农问题”，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中问题
(一)农村居民保险知识贫乏，导致商业保险发展缓慢
对于农村居民来说，他们有着对保险的需求，但是因为各方面因素的限制，农村居民虽然听说过保险，但是真正对保险的了解可谓少之又少，并没有把保险当做是一种有效的风险防范手段，因此他们的投保率及底。
(二)商业保险公司的经营本质是利益的最大化的追求
商业保险工作是一个企业，而企业是属于盈利性的组织，其存在和发展的意义是利益最大化的创造和追求。而农业商业保险中，因为自然灾害和一些设施的简陋等等造成了商业保险的高赔付，这就和商业保险的目标相悖。再加上农村保险跨越的地域面积大。单笔保费低、业务分散等等，导致了商业保险公司服务成本的增加。
(三)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和供给不足
农村所需要的保险产品一般是那种缴费低、覆盖广、缴费灵活以及保障高的保险产品。而商业保险公司目前所经营的保险产品中，对于这类保险产品还比较缺乏。再加上农村居民的收入普遍较低，对于保险金的支付还存在着一定的困难，虽然国家近五年来对农村的农业发展和农民个人通过保险财政补贴方式，鼓励和支持农民通过商业保险转嫁经营风险，对农业发展和农民个人利益起到了很大的保障作用，但由于农民对保险认识的局限性，就导致了农业保险的覆盖范围较窄，规模不大，风险集中，商业保险不能在其中直接获取经济利益。
三、增强商业保险服务“三农问题”，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能力
(一)加强商业保险知识的宣传教育，让农村居民的投保意识增强
商业保险能够有效的服务“三农问题”，促进新农村的建设。能够得到农村中，各级政府部门的支持，商业保险要利用好乡、镇政府部门，积极的做好农村保险知识的宣传工作，加深农村居民对于保险的认识，比如可以在乡镇的街道上、各村的村委办公点以及各个村落的重要路口等进行农村保险宣传专栏的设置，宣传当前的保险基础知识、保险法规以及承保和理赔中的重要事项等等。还可以通过乡镇的相关干部进行集中的保险知识以及典型案例的宣传，增加农村居民的投保意识。同时还要结合当地的教育机构进行保险知识的宣传，特别是农村的中小学，让他们从小就能够得到保险知识的普及。
(二)处理好三种关系，确保农村保险市场的有序发展
一是要处理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之间的关系。保险公司要把效益放在首位，但同时要服从、服务于国家，在获得经济效益的同时，还要兼顾到社会的利益，在为服务“三农问题”，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中得到生存，求得发展。二是保险公司要处理好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之间的关系。虽然从目前来看，农村保险的见效慢、成本高以及费用大。但从长远的利益来讲，农村保险业务才刚刚开放，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三是保险公司要处理好企业本身和国家大局之间的关系。目前国家正在进行农村的社会保障问题的研究，农村急需的医疗、养老以及意外保险保障等，为商业保险公司的发展带来了良好的机遇。
(三)把商业保险资金投入到新农村的建设中，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商业的保险的货币增值是靠保险资金的投资来实现的。随着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产业化进程的加快，多样的经营形式的出现，农村可以进行投资的各种资源异常丰富。比如农村的畜牧业的发展，农产品的开发、沿海养鱼业的发展各种闲置土地的开发利用等等，都为商业保险公司提供了广阔的投资方向和资金运用的天地。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保险公司把资金投入到一些前景好的企业中，这样就能够实现农村经济和企业经济的双丰收为“三农问题”服务。
农村经济发展案例范文3
摘要：随着农业产业集聚化，资金、技术、人才等社会资源的作用在农业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日趋重要。本文按照温州市农业社会资源的特点和农业发展对资源依赖程度，以实现农业农村经济稳定发展为目标，从政策资源、物资资源、人力资源、智力资源、资本资源等5个方面，构建一个全面、合理地农业社会资源评价指标体系，准确地了解和把握在发展农业农村经济的实际进程中的各方面情况，并分析了温州市农业社会经济发展的现状。
关键词 ：温州市；农村农业经济；农业社会资源；资源评价
一、研究背景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农村的繁荣和稳定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发展。经过“十一五、十二五”时期的快速发展，温州的农业发展已由资源制约型转变为资源和市场双重制约，温州出现了农产品价格下跌、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等新情况，是农业农村经济发展阶段性变化的反映。同时，在资源开发利用方面，温州还存在着资源不合理利用进而导致的资源破坏、水土流失等现象，农业资源承受的压力日益加大。因此，要保持农业农村经济持续发展，必须充分了解新形势下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特点，以便采取及时有效的应对之策。基于以上原因，本文从温州的实际出发，构建一个全面、合理地农业社会资源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准确了解和把握在发展农业农村经济的实际进程中的各方面情况，明确现实工作的重点、难点及努力方向，从而为制定有关决策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本文以实现农业农村经济稳定发展为目标，从政策资源、物资资源、人力资源、智力资源、资本资源等5个方面构建农村社会资源评价体系。
二、农业社会资源评价体系的构建
农业资源评价系统是一个由社会、经济、生态和农业发展等多个方面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系统。20 世纪20～30 年代，鉴于农业生产资源的约束，我国大多数研究都侧重于对气温、光照、降水、土地和生物等农业自然资源的综合考察、分类、评价和区划等。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探讨农业社会资源对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如徐保根等（2001）指出要实现农业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国家必须要从技术装备、公众素质、专业人才、法律法规、管理制度与体制与政策等方面考虑。因此，为了科学评价温州市农业社会资源发展情况，本文运用层次分析法的原理建立了温州市农业社会资源评价指标体系。指标体系主要包括政策资源、资本资源、物资资源、人力资源、智力资源等5 大类评价指标9个具体指标，如图1。
三、温州市农业社会资源现状分析
结合上述评价指标的构成，采用专家评价法确定指标权重，下文将针对温州市农业社会资源的现状进行分析。
（一）政策资源
“十二五”以来，温州出台了一系列惠农政策，如制定了《温州市现代农业发展“十二五”规划(2011～2015年)》、《温州市农业功能区总体规划（2010～2020）》、《关于建立温州市垦造耕地地力提升基金的通知》、《关于实施促进农民收入持续普遍较快增长十大行动的意见》、《温州市设施农用地管理实施细则》等，加大农业扶持力度，促进农业设施准备提升，为助推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保障。
（二）资本资源
农业投入力度加大，增强了农业发展后劲。2013年全市农林水事务支出54.09亿元，比2010年增长85.62%，市本级财政支农支出年初预算安排1.89 亿元，实际完成110.64%。此外，省市级还安排支援不发达地区支出4.29亿元。同时，市财政积极拓宽支农资金的投入渠道，通过财政贴息等政策措施，引导社会各方面资金投入于农业生产，从而形成了多渠道的农业资金投入体系。“十二五”以来，推动了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土地流转规模经营和农产品标准化。据统计，全市有157家农业龙头企业、254家专业合作社、60 个种养大户等新型农业主体参与农业“两区”建设，辐射带动面积71.37 万亩，带动周边农户增加年收益8.3 亿元，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被认定为全国无公害农产品223 个、绿色食品65 个、有机食品80个，农产品抽检合格率名列全省前茅；获省知名商标84 件、著名商标51 件、驰名商标2 件，市名牌产品（农产品）21 个，涵盖了我市十大农业主导产业。此外，全市已建成市级以上现代农业园区251 个、面积51.89万亩，年产值60余亿元，比实施前增收20%以上。
（三）物资资源
农业装备水平提高，推进了农业现代化进程。2013年，全市拥有农机总动力222.73 万千瓦，农业机械总值达17.80 亿元。拥有耕作机械16843 台，种植机械1256台，排灌机械52553 台，植保机械14677 台，联合收割机2078 台，冷藏保鲜设备196 套，设施农业设备3283 万平方米。全市农机经营总收入15.88 亿元，总利润8.16亿元。“十二五”以来，温州先后完成了瓯江、飞云江、鳌江、楠溪江及清江洪水预警报系统，受益面积为8180.56平方公里，受益人口338.145 万人，大大提高了全市防洪工作的科学性和预见性。截止2014 年6月底统计，全市粮食生产功能区新建和修复排灌渠道1242.0 公里，机耕路798.43 公里，泵站518 座，农机下田坡5030 处，新置大小农机具2352 台套；现代农业园区已累计建成大棚2.99 万亩、喷滴灌设施6.25 万亩、蓄水池12.73 万立方、农机化设备3999 台套、畜禽栏舍24.45 万平方米、高标准鱼塘0.46 万亩、园区道路693.49 米、生产配套用房5.65 万平方米、保鲜冷库9.02万立方米。
（四）人力资源
农民增收农村稳定，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2013 年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16194 元，比2010 年末增加了4778 元，年均实际增长13.95%。农业从业人员达到92.03 万人，实现总产值187.87 亿元，比2010 期末增长154.12％，年均增长7.3％。县（市、区）和市级功能区“低保”标准提高到5000 元以上，低收入农户人均教育、医疗消费实际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与当地农村居民平均水平的差距明显缩小，困难群众住房救助全面覆盖，低收入农户劳动力实现普遍就业。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较大改善，全市行政村基本实现通电、通广播电视，100%的行政村通公路，99.9%的行政村通电话，98.6%的行政村用上了安全卫生饮用水。“十二五”以来，温州进一步加大了农村人才培训工作力度，每年优化组建市、县产业技术创新与推广服务团队10个，新增培育农业科技示范户4800 户，组织现代农业领军人才生源20 名，新增农业教育培训法人化单位5 个，大力发展农村成人教育和实用技术培训。继续实施农村劳动力素质提升工程，累计培训人数超过21 万人次，造就了一大批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农村科技致富带头人。
（五）智力资源
科教兴农蓬勃发展，提高了农村经济整体素质和效益。全市已拥有地市级以上农业科研机构3 个，农技推广机构300 个，农技研究推广人员0.31 万人，农民技术协会325个，民间农业科研机构50多家。已初步形成了市、县、乡三级农业教育和农民技术培训网络。我市全面实施“绿色证书”工程，全市有4.3 多万人参加了“绿色证书”培训，其中3.8 万人取得“绿色证书”，100 人获得农民技术职称。“十二五”以来，11 个县（市、区）、108 个乡镇先后成立了农科教结合组织机构，分别占县、乡的100％、100％。市、县、乡三级农技推广机构进一步健全，农业新技术、新品种推广取得明显成效，共实施农科教结合项目30 项。当前，温州正在推广以沼气为纽带的大中型畜禽养殖厂能源环境工程模式和“猪沼果”等能源生态模式。如永嘉的“稻田养鱼”的种植模式，既能保证一定的粮食产量，又能使淡水养鱼取得经济效益，真正做到了有粮又有钱，深受农民欢迎。实施“沃土工程”，以示范推广秸杆腐化技术为重点，扩大发展经济绿肥，扶持商品化有机肥的生产。同时，推广以平衡施肥为中心的“精准施肥”，提高肥料的利用率；模拟自然生态系统形态结构而设计的农业立体种植、养殖技术；培育和采用抗病、抗虫的农作物、畜禽品种技术；利用昆虫天敌等生物防治病虫害的农业生态系统技术等。
四、小结与展望
本文针对温州市农村社会资源特点构建了农业社会资源评价指标体系，从目标层、评价指标和具体指标3个层次选取富有代表性的9 项指标，客观地反映了农业社会资源的情况。温州事农业农村的建设正处于提速提效中，而农村社会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必须要与实际的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相适应，才能有效发挥其对农业农村发展的促进和引导作用，在未来的研究中，农村社会经济评价指标体系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提高：
第一，随着温州市农业“两区”建设水平的提高，相应的评价指标也应该与时俱进、定期更新，促进和引导温州市农业农村发展提速提效。
第二，本文评价的侧重点在农村社会资源。但是，农业资源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需要从系统的、动态的角度分析农业资源现状。今后要充分借鉴其他地区最新研究成果，将农业自然资源与农业社会资源统一纳入农业资源系统进行整体评价，为农业资源利用研究提供新的尝试方向。
第三，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资源的短缺将会更加突出。由此，农业稳定发展还需要考虑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及保护、资源优化配置和区域合理布局。今后应搞好区域资源优化配置和合理布局研究，加强农业资源更新调查和动态监测，加强农业和农村可持续发展研究，加快农业资源管理法制化建设，为农业和农村经济中长期发展规划服务，为农业宏观调控和科学决策服务，为实现农业“十三五”计划目标服务，更对推进温州现代农业发展进程奠定坚实基础。
项目来源：
温州市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课题（14jd16）。
参考文献：
[1]贾蕊，梁银河，朱新民等.山西省农业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评价与对策研究. 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2007(4)，112-115.
[2]刘爱民，封志明.农业资源利用模式间的转换及案例分析[J].自然资源学报，1998，13(3):193-197.
[3]徐保根，雷锦霞，李艾兰.农业资源利用方式评估理论、方法及其应用研究———以山西省耕地利用方式评估为例[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1（52）：114-117.
[4]徐勇.农业资源高效利用评价指标体系初步研究[J].地理科学进展，2001，20(3)，240-246.
[5]于鹏飞，李悦.基于DEA模型的山东省环保投入效率分析[J].科技信息，2009(33):728-729.
农村经济发展案例范文4
关键词:金融生态;金融结构;经济发展;农村金融体系建构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6(04)-0040-09
一、引 言
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正面促进作用已得到大量理论、特别是实证研究的支持。近年来,国内外相关研究领域多聚焦于从不同金融结构间的差异入手,来探讨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两种主要类型金融体系对经济体的不同作用机制。然而,此类研究多从跨国层面、转轨国家宏观层面视角来研究不同金融结构的作用机制,而针对那些存在显著“二元经济”分割现象的转轨经济体内部,特别是针对处于弱势地位农村区域经济发展中金融体系结构及其动态演化规律的研究,涉及得相当少。事实上,在存在“二元经济”分割的发展中国家农村区域经济中,厘清差异化的金融结构对经济发展的相关作用以及金融体系内在的动态演化规律,对我国当前的农村金融制度改革和“三农”问题的解决具有更为现实的紧迫需求。
众多发达、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及发展中国家的实践和理论研究都表明,以小企业为核心的民营经济部门对一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乃至农村经济、社会制度的变迁与建构都起着相当重要的直接或间接作用。且在缓解就业压力,维护社会经济稳定,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农村经济起飞的核心要素―――企业家精神创造、示范、扩散和组织、技术创新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Kayanula and Quartey 2000,;Mead and Liedholm 1998,; Schreiner 2002)[1]。小企业的生存和成长必须依赖于有效的金融体系。这种有效的金融体系在农村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是多样化的,既可以是依赖以银行金融中介机构为主的金融体系,也可以是非正式金融起相当作用的金融体系,甚至是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分工协作的竞争性金融体系。一种金融结构与制度安排是否适当,归根结底要以其是否能有效服务于该社会的客观金融需求为评判标准。在我国以区域经济为发展模式的工业化进程中,各农村地区间经济发展程度存在很大差异,甚至在同一地区内,各乡各镇的经济发展程度与发展方式都有较大差异。农村区域金融生态的成长水平并不取决于该地区金融机构的人为简单扩张或收缩,而取决于当地金融资源的数量与质量以及与之相应的资本形成水平,或者换言之,取决于该农村地区的工业化进程与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
从国内现有文献来看,多数研究仅仅从农村经济中经营传统农业生产农户的金融需求角度来解析农村金融市场中的信贷约束、金融制度安排和设计等一系列问题,而忽略了从决定农村金融市场中现代商业性质金融体系能否有效运行的中小微型工商体系视角来进行分析的思路。更为重要的是,即使是以银行中介为主体的金融体系中,究竟是以大银行为主,还是以地区性中小银行为主;是以集中垄断型的银行结构为主,还是以竞争分散型的银行结构为主,厘清这些冲突对我国现阶段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制度设计具有特别重大的指导意义。实质上,从农村地区的金融需求主体来看,只有农村经济中出现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工业企业后,现代商业性质的银行或金融机构才能得以健康地生存、发展和演化。这就是农村金融体系建构的关键性因素。单纯的农户性质的金融需求是不能孕育出现代商业性质的金融体系。基于这些事实,本文拟从农村经济中企业体系的金融需求特征入手,从工业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角度入手,通过对中国地区农村金融生态和金融体系发展的差异性解析,利用解剖“麻雀”式案例研究方法来探寻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中微观层面交易主体和金融机构的行为选择交互影响因素和机理,进而为我国日显紧迫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体系建构提供一个可供借鉴的解答。
二、交易主体、经济发展和农村金融体系的适应性互动
金融发展很大程度上表现出金融体系结构的差异,对于中介主导性金融体系和市场主导性金融体系究竟哪种金融结构更有利于经济发展,依赖于经济发展自身的内在特性(Allen and Gale)[2]。以银行体系为主的中介主导性金融体系在信息收集、风险监管、企业外部治理机制替代方面具有优势;市场主导性金融体系在风险分散、创新企业成长、企业内部治理机制方面具有较强优势。
一个重要且易被忽略的事实是,高风险、高创新、技术创新路径不确定性高和产品需求不确定性高的经济体系适宜于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的功能发挥,而以传统轻加工型制造业为主体、技术创新路径不确定性低的经济体系适合于中介主导性金融体系。由此,根据经济体发展水平和发展特征的现实情形来确定适合金融体系的组织和制度安排是极为关键的问题。与以债券市场、股票市场为核心的金融市场相比,在一个不具备信息有效生产、披露、利用的经济体中,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中介机构的金融体系在交易成本与资源配置效率上具有相对优势(林毅夫)[3]。换言之,可以这样认为,在一个现代金融制度还没有完全构建起来的经济体中,由于缺乏信息生产的专门分工,导致信息交易的成本极高,即借款人与贷款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情形更为严重,此时,以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中介机构能够利用与企业长期交易所培育起来的互动关系来有效识别企业借款项目与经营情况的风险信息(Guzman)[4]。银行通过与企业建立的长期信任合作关系,存在投入资金和精力去收集所贷款企业风险信息的激励,并把这部分投资费用分摊到一个更长时期内,从而降低每笔贷款的平均信息成本。这实质上就解答了为什么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在现发展阶段的改革取向只能是以建立地方性专业化商业银行为取向的深层制度因素,而不能是不切实际的金融市场跨越。而且,这种长期关系所带来的“锁定效应”可能会给银行对企业信息的掌控产生垄断,进而造成银行对企业榨取“准租金”。所以,经营良好的大规模企业并不会仅仅依赖金融中介机构融资。这种情形所造成的现实结果就是农村金融体系所面临的客户只能“锁定”于中小微型企业工商业及小农农户。
以上分析实质上也就揭示了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现阶段所面临的整体交易主体类型及其风险特征。
由上面的分析可知,农村金融市场中的交易主
体容易“锁定”于农村地域中小微型企业及小工商户,因此,农村金融体系所面临的系统风险特征远远大于工商业发达的城市金融体系,这就决定了农村正式金融体系发展的相对滞后性与单一性。这种情形在发展中转型国家尤显特出。农村正式金融体系发展的这种内在滞后型与单一性从一定程度上也就决定了其必然不能满足具有需求多种层次性的农村金融,也从另一角度反映了农村信贷市场中“信贷配给”广泛存在的必然性。更为重要的是,这会产生一种两难冲突:源于高系统风险的农村金融体系供给不足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所需的金融需求力度之间的两难矛盾。何以解决这种两难冲突?市场的内在交易力量进化出两种解决思路。一种是收益风险对称机制。高风险对应高收益,农村银行等金融机构可以通过提高贷款的收益指标―――利率来弥补其较高的风险。由此显见,农村金融市场有着利率自由浮动与自由定价的内在需要。
然而,如果一国或地区的农村金融政策是限制利率的浮动区间,特别是规定贷款利率的上限,最有可能造成的后果是农村正式金融体系发展的严重阻碍与效率不足。理论研究表明,即使是利率可自由定价的信贷市场中,银行作为金融中介也不可能满足所有有效金融需求。Stiglitz andWeiss[5]的经典研究证明:在一个只要存在信息不对称的信贷市场内,单纯的利率机制并不能满足信贷市场的需求与供给的“出清”,也就是说,即使某些借款者所提出的利率无限大,也不能从银行机构中获取贷款,根源在于这些借款者的风险类别与银行的利润最大化目标函数之间存在内在的不可匹配性。这就是著名的“均衡信贷配给”理论。他们还进一步指出,这种“信贷配给”现象典型存在于中小企业信贷市场。因此,这就需要另一种解决思路的出现。抵押担保机制作为一种最重要的非利率手段就成为银行等金融机构控制风险、减轻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的最有效手段之一。
美国约80%的小企业贷款是通过抵押担保形式获取的(Glassman, 1982),近70%的工商业贷款使用了担保(Berger and Udell )[6]。我国的商业银行法也明文规定所有银行贷款都必须以抵押或担保的形式发放。担保抵押与贷款利率、规模、期限的组合形成了债务合约结构。银行通过这些合约要素条款对借款人进行筛选与甄别,来进行风险与收益的配置。作为最重要的非利率因素,担保抵押与其他方式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共同构成了银行金融中介机构的有效手段。从理论角度来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企业中担保抵押的存在与否影响了相应金融体系的发展程度,这对农村金融体系的发展尤显重要。Bester[7]的研究表明,银行可将担保和利率按相反的方向来设计信贷合约组合,低风险的借贷人选择低利率、高担保合约,而高风险的借款人选择高利率、低担保合约,从而使银行根据借款人的风险类型对其分离和筛选。但是,担保抵押所蕴含的这种有效分离与筛选机制仅仅在充分竞争的信贷市场中有效,而在卖方垄断的信贷市场中却可能发生“失灵”现象(Besanko and Thakor)[8]。在信贷市场是充分竞争条件下,由于利率必须补偿成本,高风险的借款人必须支付比低风险的借款人更高的利率。如果其伪装成低风险的借款人选择低利率、高担保的合约,其在竞争市场中由于自身可抵押担保品的限制无法提供足够的担保抵押,从而被阻止选择低风险合约,因此,担保抵押机制在这种情形下可以发挥其筛选甄别机制作用。相反,在卖方垄断信贷市场条件下,银行由于其垄断地位存在向有较高还款能力(低风险)借款人索取更高利率的动力,因为低风险借款人的创利能力要高于高风险借款人,这样可能的结果是低风险借款人所面临合约中的利率要求要高于高风险借款人所面临合约中的利率要求,迫使低风险借款人去选择高风险借款人的合约,因为低风险借款人首要关注的是利率的高低,而不是合约中担保品要求的多少。因此,担保抵押机制在卖方垄断信贷市场中就可能不是一个有用的筛选工具。Bes-ter(1987)还有一个重要发现,借款人可担保财富的普遍不足同样会导致筛选机制的失灵。我国农村信贷市场中的交易主体主要为中小微型企业,从事劳动密集型比较优势为主体的中小微型企业中可供高质量的抵押担保物品严重不足,国有银行(主要为农业银行或农村信用合作社)在信贷市场中占据绝对卖方垄断地位,而且存在利率管制以及以商业银行法律条文规制下的强制信贷担保抵押要求。由此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现阶段,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正式金融体系发展的严重阻滞与效率低下,经济发展所需的金融支撑的严重不足及农村金融体系中正式金融与非正式金融的现实分割。
三、金融结构与农村经济发展匹配性的一般逻辑
按照林毅夫[9]的最优金融结构理论,从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的互动关系来看,在不同的经济发展特定阶段,一个经济体金融结构的优劣取决于:金融结构中各种金融制度安排的特性和按要素比较禀赋结构的特性所决定的实体经济结构中企业资金规模,以及生产技术创新程度和产品市场中不确定性等特性的匹配程度,“当三者的特性相互匹配,能够使金融体系所动员起来的资金实现最优配置,进而使金融体系能够最大地动员资金,这样的金融结构就是最利于经济发展的最优金融结构”。进一步分析,金融体系的微观结构安排也必须是与实体经济体的发展状况和内在风险特征相匹配的。这就意味着我国的农村金融制度改革需要一个多层次、金融安排并存的灵活农村金融制度设计。其中,既应该有直接金融也应该有间接金融体系,既有正式金融组织也应该有非正式金融组织,既要有适合落后地区的政策性金融与扶助式金融,也要有适合发达地区完全商业性质的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
Berger和Udell[10]这对研究组合首次从小企业信贷的可获得性、关系性贷款与银行规模和内部组织结构的相关关联关系入手来研究银行金融中介的行为选择与效率问题。其研究思路首先从银企间的多层委托关系展开,认为存在小企业主银行客户经理(信贷员)银行高层管理层银行股东银行债权人与监管机构的多层委托逻辑链条,同时技术创新,信息基础设施,法制、法规环境及商业环境,市场结构四维外部因素制约着每层委托关系的执行效率。银行的规模与组织结构的差异影响着信息在这些委托逻辑链条中的传递成本。大规模、多部门科层制银行由于规模经济的需要和复杂的组织结构而导致委托链条过长,使其擅长于处理基于易于观察、鉴别、传输的“硬数据”(公开的财务报表或资信记录)“交易驱动型”的大企业贷款业务,这就天然地产生了银行对小企业融的资歧视现象;而且,大银行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时,单位资金的交易成本相对较高,既包括资信和项目事前审查成本,也包括事后监督、控制、再谈判成本,这就严重削弱了大银行向中小企业贷款的动机。另一方面,中小企业从大银行融入频率高的
小额资金时,大银行由于其规模大,必须采取多级的分支行委托机制,造成审批手续繁杂,周期过长,与中小企业生产经营特征所内含的资金需求规模小,频率高、周期短、流动资金为主、且要求服务快捷方便等融资需求特征不相匹配,因此也就严重削弱了中小企业向大银行借款的动机。相比而言,小型地方性专业银行由于组织机构设置简单,能够通过减少“软信息”传递所需的委托层次,减少管理层对客户经理的干涉,通过银行业务流程中的相关信息和小企业主与客户经理建立长期信任合作关系获取的有效信息,来监管贷款实施中的风险,以达到降低或缓解小企业中严重信息不对称的目的。由此给我们提供了思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的着眼点应放在地方性小型专业银行的作用上去,同时作为客户和银行放贷决策者之间的信息连接者―――客户经理在地方性小型专业银行中的地位与作用应得到足够全面地认识。事实上,我国很多农村基层银行机构对信贷员的监管、激励机制的普遍严重缺位,加剧了企业和银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状况,迫使银行贷款行为更多地依靠可抵押担保要求。
从市场竞争本身的功能来看,一般地研究认为,垄断的、银行集中度高的金融体系通常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效应。相反,充分竞争、银行集中度低的金融结构往往伴随着较高的经济增长(DewatripontandMaskin, 1995; Guzman et al)[11]。然而,从经济发展的动态过程来看,并非充分竞争、分散型的银行结构始终如一的有利于信贷市场资源配置功能的发挥,有利于经济增长(Cetorelli and Gambera)[12]。特别是对处于资源有限的“二元”农村经济起飞阶段,竞争分散型银行结构体系可能反而不利于资源配置的实施,从而阻碍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增长。正如我们以上分析的结果表明,针对农村金融市场中地方性中小银行的有效贷款方式来说,基于“软”信息的关系型借贷可以缓解中小银行和中小企业间信息不对称的状况,从而缓解相对大企业的中小企业“信贷配给”现象。一方面,处于垄断地位的银行可以通过主动选择利率水平和抵押担保要求组合,通过和借款者的长期交易关系,达到对不同类型借款者进行有效的甄别和筛选,降低了信贷市场中的机会主义行为风险;另一方面,适度垄断的银行结构能有效地减少银行业的过度竞争,有利于成长阶段中小银行的生存、发展,减少金融不稳定风险。更为重要的是,在农村经济的起飞阶段,只有当农村经济中出现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工业企业后,适应现代商业性质的金融资源基础和金融生态才能形成,现代商业性质的银行或金融机构才能健康的生存、发展,也就是说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金融发展水平。单纯的小农性质的金融需求是不能孕育出现代商业性质的金融体系。Carlin和Mayer[13]的研究对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选择和建构具有特别的启发意义,他们发现,在OCED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银行集中度越高的国家经济发展就越快,当这些国家进入技术创新发展阶段后,银行集中度却和经济增长转变为负相关关系:银行集中度越低的国家R&D支出份额越高,依赖外部融资的高技术、高创新部门增长的也越快。这就给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建构提供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启发:对于经济处于工业化起飞阶段的农村区域经济体应该实施垄断性银行结构体系;而对于那些处于工业化初级完成阶段、转向为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创新型阶段的农村区域经济体应实施适度竞争性银行结构体系;在农村经济完成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后,非正式金融逐步被正式金融所替代,现代多元化的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体系就应该成为主导力量。农村金融体系与经济发展的相关特性见表1。
四、微观层面金融结构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匹配性:来自江苏农村地区的案例调查
为了验证我国现实农村地区中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产业结构差异、不同特易主体的金融需求(以中小企业为主体)对金融结构和金融生态体系变迁和演进的内在动力机制,我们采用微观层面的具体案例调查分析方法来进行对比研究,从作为供给者的金融机构和作为需求者中小企业双方的微观需求特征两方面入手来剖析金融结构和农村经济发展相匹配的内在机理。
考虑案例研究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且具有“解剖麻雀”之功效,我们选择两个自然禀赋相同、初始发展条件相似、地理位置较接近,但是近年来各方面发展状况具有显著差异的乡镇来作为本文研究样本。采用问卷调查、实地访谈形式来获取第一手实证材料。
(一)对两地区金融生态体系的比较分析
从实践来看,戴南地区和戴窑地区金融结构体系已经出现相当显著差异,这种差异正如我们理论分析所述,主要来自于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的内生推动。具体情形见表2、表3。
2005年工业产值达180亿元,占全国不锈钢产品销量1/6的戴南不锈钢制品产业集群的形成,归功于根植关系型社会资本网络的专业化销售商网络和销售市场的核心作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某个个人“偶然”发现了不锈钢产品的市场贸易机会,通过“亲帮亲、邻带邻”的社会关系网络形成了散布全国各地的专营不锈钢产品的专业销售商。资本积累、销售渠道的掌控和先入利润的存在激发了贸易资本向生产资本的转移,由产业集群初以低级原材料、简单技术产品为主,发展到如今40多个产品系列,1万多产品, 2000多家企业,产业链延伸充分,专业化分工细化,大企业为核心,小企业紧密协作,具有初步自我技术创新能力和产业升级能力全国第一的不锈钢制品生产网络体系。正是以小企业和专业销售商为主工商业体系的兴起,一方面为竞争性多层次银行体系的生存、发展提供了多层次、多样化的金融需求和金融资源;另一方面产业集群内部不同行业、不同规模、处于不同发展生命周期的企业具有不同的成长特性,不但其盈利能力、发展能力和战略目标函数存在差异,相应的,经营管理能力、财务平衡状况、风险特征、资本结构选择行为、创新技术研发投入和产业结构调整能力也存在较大差异。由此,所决定的差异化风险和收益特征也就内在决定了直接和间接金融分化、大规模多元化银行和地方性专业化中小银行分化、正式金融和非正式金融分化。与戴南地区不同的是, 50公里之隔戴窑农村地区的金融生态体系却呈现完全不同情形。正式金融体系处于以农村信用合作社为主的单一垄断性银行结构,农业银行和邮政储蓄很大程度上是农村金融资源的“抽水机”,非正式金融体系多发生基于互质的友情借贷和民间高利贷形式,而且在出现几起携款逃债事件后,民间信用体系受到根本性地打击,非正式金融出现萎缩和担保抵押要求倾向。仅从这一点可看出,非正式金融有着信用实施和监管的天然弱质性,经济发展的必然内在要求正式金融是农村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戴窑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农业生产、水产养殖业和农产品加工业(苏北最大的米加工产业集群)三分天下的格局, 2005年工
业产值1. 9亿。但总体上来看,与农业相关的生产经营风险特征决定了该地区交易主体的金融需求内在风险特征,由此决定了该地区的金融生态环境相对于工业发达的戴南地区的金融生态有着根本上的不同,进而决定了该地区的金融结构体系根本不同于戴南地区的金融结构体系。
(二)为了更深入从农村金融市场中交易主体微观层面来寻求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和金融多样化、多层次化需求对农村金融体系的关键性影响,在江苏发改委和当地行业协会协助下,我们设计且发放了针对企业的问卷调查,其中戴南镇发放了100份,戴窑镇发放50份,收回率100%。基本结果见表4。
综合WTO对微观金融服务的界定,在主要考虑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的现实具体情形,我们从产品、质量、数量、期限、价格等五个方面的主要要素上来作为考察信贷市场交易主体―――中小企业体系的需求动机及需求结构差异,转而剖析出农村金融机构对金融市场交易主体的现实金融需求所提供金融服务的匹配性和有效性,进而揭示出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处于不同产业升级特性不同规模交易主体的金融需求,不同产业结构差异对农村区域金融结构和金融生态体系变迁和演进的内在机理。一般来说,需求要素敏感度越高,越有可能成为不同区域企业体系的核心影响因素,一旦某些需求要素形成区域企业体系的需求核心,它并决定了区域整体交易主体金融需求的基本特征,同时就成为农村不同区域金融结构体系制度安排、机制设计、演化路径的内在决定因素。
从我们问卷调查的结果来看,戴窑地区现阶段对银行机构最敏感、最受到重视的四个问题依次是可担保、抵押要求(100% ),手续繁杂、周期长(94% ),数量和期限限制(92% ),社会关系(90% );戴南地区企业体系现阶段对银行机构最敏感、最受到重视的四个问题依次是数量和期限限制(96% ),手续繁杂、周期长(94% ),资信要求(资信评估等级、经审计的财务报表)(92% ),可担保抵押要求(92% )。从这两个经济发展水平截然不同、产业升级需求、企业技术创新要求完全处于不同阶段农村地区金融需求主体核心需求要素对比来看,既存在相似点,也存在差异点。(1)贷款数量和期限限制,手续繁杂、周期长,可担保、抵押要求是两地区共同最敏感、最不满意的三个要素。这深刻反映了国有银行为主的农村银行机构内部组织结构、治理结构、信息处理机制与激励机制等方面存在重大缺陷。而且,这三个要素在两个地区的重要性排序有所差异,又反映了这些要素对于两地区的阻碍效应存在显著差别。戴窑地区处于垄断地位的农村信用社规定所有企业、个人借款都必须至少两个以上的担保人,而且除了具有商业性质店面房外的其他任何资产不可作为抵押物,因此可担保抵押要求是该地区最不满意的金融要素。过分强调金融机构贷款可抵押担保要求表面上来看是强调农村金融机构贷款的安全性,实质上一方面反映了我国社会征信体系与信用制度缺失以及金融抑制政策对小企业融资需求的扭曲效应,更深层次地反映出大多数农村基层金融机构中根本不重视通过建立与小企业的长期交易关系来获取小企业经营状况的“软信息”,以此来缓解小企业信贷配给产生的根源―――信息严重不对称问题,相反却过分依赖于严格的可担保、抵押要求来逃避其收集信息、处理信息和监管信息的自身职责。由上述分析可知,对于起飞阶段的经济体中垄断性质的银行体系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发展,然而,金融中介体系中的强制性担保抵押要求却会降低金融市场的配置效率。正负效应相抵,可见,在戴窑这种处于经济起飞阶段农村区域所实施的严格可抵押担保要求,事实上是破坏农村金融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低交易成本的信息获取通道是现代银行组织结构设置、治理机制设计和激励、监管手段配置的核心目的,根据小企业信息特征,贴近市场、机构设置简单、委托链条短、而且擅长于利用“软”信息来降低交易成本的专业化地方性中小银行、社区银行及各种中介机构(如动产质押中介公司),是解决小企业融资难的根本取向。僵化的农村银行机构内部组织结构、管理和监管制度外在体现在繁杂的贷款审批手续、过长的审批周期以及严格的数量限制和期限要求,与农村地区金融需求主体的需求特征和要求严重背离,是形成我国农村地区农户、个体工商户、中小企业信贷约束的根本原因。
从戴南地区的情形来看,由于经济发展的内生推动,可担保、抵押要求出现了多样化、多形式、灵活化趋势。这种趋势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推动可担保抵押品要求转向小企业的动产、应收账款、各种票据的抵押质押,甚至企业主个人财产。而且,银行机构不能再仅仅依赖与小企业的长期合作关系所产生的“软信息”来作为甄别、筛选信息的有效通道,开始重视企业所提供的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和资信评估报告所内涵的“硬信息”,通过对企业“硬信息”的掌控和各种技术分析手段来作为放贷的依据。此时,现代纯粹商业性质金融体系的运作就有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客户群落,多层化、适度竞争的金融体系就有了生存、发展的产业基础,而且为金融中介主导的金融体系向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并存的金融生态群落的过度提供了内在动力机制。戴南地区现阶段的产业集群正处于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初始阶段,预计2008年产值达650元,其中技术创新、研发投入据测算累计就达150亿元,一大批高技术含量、高风险、持续高投入的项目急需上马。从银行体系本身的风险识别与处理功能来看,高风险的投资项目与银行机构的内在能力并不匹配,这就为私募基金、风险基金、天使基金等多样化金融组织的出现提供了生存空间和发展机会。这就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以银行中介机构为主的单一金融体系并不再完全适应此阶段该地区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内在要求,建构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适度分工、多样化多层次金融组织并存的农村金融体系就成为金融制度安排和设计的现实取向。
(2)相对于现代商业金融而言,根植于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农村社会既没有为现代商业金融提供必要的信用基础,也缺乏相应的工业和产业基础。小农经济所蕴含的简单循环再生产和农业生产天然的高度不确定性无法覆盖现代商业银行体系的风险匹配,因此,以平滑生产波动,连接分散的资金剩余者和集中的资本需求者,有效地参与剩余分配为基本内涵的现代意义上的商业性金融,显然就难以适应萌生与这种以小农经济为内核的金融需求服务(张杰[14])。这种根植于“圈层”社会结构和有限金融资源的金融服务需求,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嵌入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关系型信任和声誉机制所形成的熟人担保机制,这种依附于社会关系网络的熟人担保机制就成为小农经济社会中金融体系的最有效的担保抵押机制。这就是对依然小农经济和农业相关产业为主戴窑地区的调查报告中,社会关系要素成为最敏感、最受重视的区域金融生态要素之一的内在原因。
(3)从这两地区的调查结果来看,民间金融与
农村经济发展阶段的相互关系并不是简单的互补或相互替代关系。民间金融包含无组织、基于友情互质借贷和有组织、带有商业性质借贷两种基本形式。这两种基本形式在农村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在不同交易主体的不同金融需求要素特征下,有着不同的作用范围和规制渠道。在农村经济发展初期,小农经济特有的“圈层结构”所形成的路径依赖状态还没有解体,这种特殊的社会信任结构阻碍了普遍意义上的信任体系建立,因而中国农村社会既有着小范围内高度的信任和秩序,又有着大范围内的极端不信任和无序,形成了强烈反差的二元信用体系(张杰)[15]。这种金融生态环境实质上就决定了农村正式金融与非正式金融体系的“二元分割”状态,同时也深深影响了起飞阶段农村正式金融体系的内在机制和可能的治理、组织和制度设计安排。一方面,按照熟人社会所能最大的辐射地理圈层范围―――乡镇为单元,潜意识地以“一乡一信用社”模式来设置正式金融机构;另一方面,依赖于熟人社会中社会关系网络所提供的担保机制来作为控制对金融交易主体―――农户、个体工商户、小微型企业借款风险的有效手段。但是,在农村经济的工业化起飞冲击下,这种“圈层结构”所蕴含的关系型信任机制极易受到了挑战。某个利用熟人社会“圈层结构”融资的商人或企业家破产偶然事件(而在经济起飞阶段的小农社会中,这是必然事件),会严重损坏嵌入在关系型信任网络中的融资通道。我们对戴窑地区的实地调查证实了这一点。正是2003年发生的两起借款人携款逃跑事件,极大削弱了民间金融体系的运作,民间借贷数量严重收缩,迫使民间借贷也倾向于担保和抵押要求。由此可见,非正式金融作用机制天然的脆弱性和局限性限制了其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机制,正式金融对非正式金融体系的替代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相比而言,工业发达戴南地区的民间金融却呈现组织化、公司化、层次化、规制化的良性发展局面。戴南地区组织化民间金融的兴起,一方面是其经济发展工业化趋势及其金融交易需求主体的内在特性所决定的,另一方面与当地所实施的潜在宽松金融自由化政策不无关系。由此可见,非正式金融在农村的兴起并不是简单的金融压抑就可以控制,其存在和发展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内在必然要求。
五、结 论
金融生态是金融制度、金融结构、金融体系转化和演进的决定因素。金融机构在生存、发展过程中与其生存的外部环境、内在管理、监督、执行机制及金融资源分布之间存在着密切地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并且通过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形成了一种动态螺旋上升的内在平衡。金融生态的发展是由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生态结构以及经济体中交易主体的金融需求特性和风险特征所最终所决定的,这些因素同时也就内在地决定了金融体系的结构特征、演进路径和制度安排。
无论是从理论研究,还是从我们对江苏两个典型农村地区的实地调查和“解剖麻雀”式的案例比较分析,证实了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动态发展是由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阶段,由农村金融市场中各交易主体的内在特性所决定的。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的深入,农村金融市场的交易主体由传统小农经济的“理性小农”向现代工业的企业家“理性经济人”转变,由此引致了农村金融市场结构与制度的发展,非正式金融逐步由正式金融所替代。发达国家的金融发展已体现了这一趋势。然而,我国农村金融的生态环境不同于一般发达国家经验,呈现典型的微观地区和发展阶段差异化特征,由此决定了我国现阶段农村金融制度、组织机构设计和安排的出发点必然是差异化和灵活性并存。政府在金融体系的制度安排和供给中,必须从我国农村的这个发展现实状况出发。
参考文献:
[1] SchreinerM. InformalFinance and theDesign ofMicrofi-nance [J]. An EarlierVersion of a Paper thatAppearedin Development in Practice, 2002, 11(5).
[2] Allen F, Gale D. FinancialMarkets, Intermediaries andIntertemporalSmoothing [J]. Journal of PoliticalEcono-my, 1997, 105: 523-546
[3] 林毅夫,姜烨.经济结构、银行业结构与经济发展[J].金融研究, 2006(1): 7-22. [4]. GuzmanM G.. TheEconomic Impact of Bank Structure:A Review ofRecentLiterature[J]. Economic and FinancialReveiew, SevondQuarter, 2000.
[4] Stiglitz J E, W iess A. CreditRationing inMarkets withImperfectInformation[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1, 71(3): 393-410..
[5] BesterA N, UdellG F. Some Evidence on the EmpiricalSignificance ofCreditRationing[J]. The Jourmal of Po-liticalEconomy, 1992, 100: 1047-1077.
[7] BesterH. Screening vs Rationing in CreditMarketswithImperfect Information[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5, 57: 85-855.
[8] Besanko D, ThakorA V. Collateral and COmpetitive E-quilibrium inMonopolistic and CompetitiveMarkers[J].IntermationalEconomic Reviw, 1987,Vo.l 28: 671-689.
[9] 林毅夫.经济发展中的最优金融结构初探[J].北京大学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工作论文, 2005.
[10] BergerA N, UdellG F. Small Business CreditAvaila-bility and Relationship Lending: The Imortance of Bank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J]. The Economic Journa,l2002, 112: 32-53.
[11] DewatripontM, Maskin E. CreditEfficiency in Central-ized and Decentralized Economies[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95, 62: 541-555.
[12] CetorelliN, GamberaM. Banking Structure, FinancialDependence and Growth: Internationanl Evidence fromIndustryData[J]. Journal ofFinance, 2001, 56: 617-648.
[13] Carlin, Mayer. Finance, investment and Growth[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3, 69(1): 191-226.
[14] 张杰,高晓红.注资博弈与中国农信设改革[J].金融研究, 2006(3): 48-56.
[15] 张杰,尚长风.我国农村正式与非正式金融的分离和融合:金融管制视野下的一个解释[ J].经济体制改革, 2006(4): 76-81.
农村经济发展案例范文5
关键词:债务链;村委会;“十二五”规划
2009年徐州农村有1292个村委会,如果每个村平均有3-4名村官,全市至少有4000多名村官。2009年徐州农村村委会的债务超过12亿元人民币。平均每个村委会的旧债约为100万元左右,平均每名村官涉及到的旧债约为20万元人民币左右。到“十一五”计划结束时,徐州所有的农村旧债暂时无法解决,可能要过渡到“十二五”规划期间偿还一部分。然而2010年的徐州农村又继续有新的债务形成,到“十二五”期间中,大量的新旧债务的阴影仍然留在村委会、村官们心中。村委会以如此多的负债的方式经营各种农村的经济项目很容易产生村民的不稳定。现在很多具大专以上学历的村官进入到村委会工作,全部是每月每人千元以上的工资制并纳入到公务员系列中。他们既是农村债务知情者又是债权者,普遍希望工作到一定年份后转到别的岗位上,债务要留在村委会,如果有了政绩,债多并不影响他们的转岗。
目前村委会在无农业税的情况下为何总还不清过去的债务呢?我们研究后认为问题是村委会不受债务沉淀的影响和村官们有了政绩就能流动起来。来来往往的农村管理者都企盼债务终会由乡镇行政部门会有一天一风吹掉。“十一五”可能造成负债多的村委会经济成果变小,导致农民的非和谐的问题不断。案例证明:经济发展好的行政村新债务少或负债率小于10%,农民外出打工人数小于20%。例如,江阴华西大队村委会年负债率仅为8%,农村经济发展速率达到18%,农民外出打工人数为3%。经济发展弱的行政村新债务多或负债率大于20%,农民外出打工人数大于20%。例如,徐州铜山县铜山镇的村委会平均年负债率为16%,农村经济发展平均速率仅为4%左右,农民外出打工人数达到23%。
到“十二五”期间,徐州农村经济好转的工作方向之一:必须使村委会尽可能减少旧债的沉淀,新债仍不能超过8%。从2011年起徐州就要进入“十二五”规划,但实际上每个村委会都是在新旧债务大包袱下发展经济的,农村经济发展所受到的阻力特别大。把握住2011年债务率小于8%,这样的村委会才能以最快的速度发展当地经济。按照现代经济的要求,超过平均年负债率16%的负债经营会减少自己10%左右的经济发展动力。
进入“十二五”规划期徐州平均年负债率超过16%的农村环境是:农村乡企经济开发的合作基金会没有定型;乡村多数地区没有联办的企业联合体;没有或引进很少的绿色经济项目;由政府或社会招商引资的项目不平衡或不合理;农村公共设施扩建项目大量减少;非农业的新税种增加很多。
近几年我国乡村债务规模变大了,包括徐州农村经济环境中的上述六种具体环境就都出现了。特别是负债的小气候也逐渐进入到“十二五”规划的农村经济中。党的“十七大”关于农村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基层组织在改革中要年年锁定住债务总量,坚决遏制新债的扩大。根据新农村建设的要求,徐州农村村委会2010年必须对新添债务进行平抑,通过乡、镇行政部门及时消解旧债务的一部分。否则“十二五”的第一年中若干的村委会、村官们又要人财物的调整了,无论如何要缩小旧债,同时要堵住新债的发生。因为“十二五”第一年只有减债的成功才能给后几年的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创造条件。减债成功,就是对农村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乃至整个国家的长治久安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从江苏统计资料我们分析得出,徐州在整个“十二五”期间村委会的新债还会增加。其原因是今年徐州的村委会债的权责至今尚未得到有效调整和落实。村委会已成为农村社会治理结构中的半行政体仍然带有若干执法的随意性。我们看到,2010年徐州农村的经济改革中还存在着超前的“创作”:例如,村官们正在实现工资的三个级别化就是一种有争议的创新。部分村委会还干了连发达国家农村也很少干的事:每月有债务股票的分红。与徐州相邻的地级市如宿迁市,截至2009年底,全市115个乡镇(街道办)都有不同程度的债务负担,负债总额达43.36亿元,乡、镇平均负债超过2000万元。乡镇(街道办)下的部分村委会也有定期债务股票的分红事情发生。
虽然我国早在2005年就有法律促使农村村委会要保证村民自治自管,但2009年的徐州农村经济改革中的“创新”状态还不能完全保证村民的自治自管。例如,部分村委会根据乡、镇的需要已将部分债权平移到全体村民来分担。实际上这种创新是一种经济上的压制。现在乡村债务不断积累仍是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过程有的一个社会问题。我国农村村委会的形成不足70年,村委会和村官系统及工作机制,就是进入到“十二五”时仍然在试验中,规则年年变,导致不小的浪费和贪污。虽然我们努力使村委会成为农村的经济细胞单位,但这种试验要取得成果还要走很长的路。根据2009年徐州农村村委会改革的资料看,乡、镇级的行政部门权力大小、强弱各不同,所以村委会、村官们的权责强弱、试验项目也都不同。如果要使经济项目能够实现,村委会大都要靠借农民的债来推动发展,负债是村官们的工作内容之一。目前乡、镇行政部门经常运作村委会,例如,要将乡镇的公共任务分解到自然村,同时还要承担一些新债指标。乡、镇行政部门的引领工作有:对农民的公共教育;对生态不良环境的治理;预备县、市升级必备的公共产品的新创等等。引领工作的经费基本上先是村委会自筹或安排给村民分摊的借债上。农民的税款还不能归集到村委会(必须要交到县的部门去),所以税钱是不能借给村委会的。现在新上任的村官们特别难受的事还是对旧债的真实退还的安排上。从一些农村基层的案例来看:徐州2009年的村委会正在硬着头皮干的事有:先欠教师的钱,再欠学校的钱,最后借村民的钱或从银行贷(从银行借钱很难),一条新债务链就这样形成了。构成新债务链最大的借口常常是重点形象工程或正在修建任务,而且工程到了关键阶段必须要村民们集中投入村委会才行。目前的债情有:大多数村委会都以政绩和招商引资的意义进行负债,债的利息较大。例如,村委会从农民手中借民间钱,一般是以高出银行利率(多为超过年9%利率)积债,这为以后偿还债务带来困难。因为村委会在上一层的GDP指标任务下,拿工资的村官们必须和兑现债务的经济发展的指标捆绑在一起。乡村债务积累最终导致集体经济中的公共资产流失,每年的新债还影响着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和村庄内部的公益事业发展,一旦处于这种循环状态的村委会根本控制不了本村的经济的正常发展,而再从村民中筹资更加难(不用说偿债更难)了。一年后80%的村官们特别盼望的事是什么呢?这些事是:怎么用最少的新债干成最多的政绩?怎么向上升迁?怎样负债指标最少?等等。如果村官们知道自己无法升迁了,他们以后的事情就是怎样多多欠债引起公愤后另外谋生?这段时间工作特别能干、不害怕是他们的特点之一。如果不顾及积债的纠纷,那么村委会次年的借款主要靠正确舆论的导向紧紧“洗住”村民的头脑,如此才能完成乡、镇招商引资目标分解的“紧急任务”。“十二五”规划前的债务链仍然很长很大。村委会至少30%的农业专业人员到外地打工,村里大多数年青壮劳动力也到外地打工躲债十分明显。“十一五”时期的乡村债务已经成为加重农民负担的隐患之一,“十二五”时期的乡村债务可能腐蚀掉农村税费改革的成果。首先村委会或村官们受到经济成功为主的末位淘汰制考核压力也是造成债务大的原因之一。其次村官们年年的“被流动”也是部分欠债的推动力之一。从徐州农村经济形势看,农村“十二五”期间快速发展经济的任务特别重,所以村委会自行减债的指标大上半会失败。债务链是一列停不下来的火车,而且债多还能获利多。等待市、县撤消其债务链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十二五”规划的第一年,努力督促村委会或村官们做好下列的三项工作特别重要:
第一,制定还债的个人负责制。即形成村委会或村官们能还债的个人责任制。村官借债任务和解债的指标要同个人的收入挂钩,必须使他们有债量降低指标的压力。当我们用看山看水的方式招商引资时,同时还要承担职内的还债指标实现的工作。如果村委会或村官们因招待工作量大举债就多,那么组织部门还不如尽快实行与还债相关的个人责任制更有利于农村的经济发展。
第二,尽快落实农村的公共产品供给与“一事一议”相关的制度。即农村的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公共产品不可以超前,针对当地需要的公共产品首先由农民自己提出,“一事一议”的村委会应该是负责的组织者。目前农民害怕的是“多事一议”杂务会。保护农民利益为先,杜绝摊派挂靠公共产品项目的“同车”借贷任务。
第三,虚化村委会的全能作用。即目前村委会不能看作是人类的全能组织。村委会仍然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政治经济相结合的试验过程中的人为组织。不到70年历史的村委会几乎每件农村经济工作都比乡、镇的行政部门处理项目更随便一些,更难以约法三章。所以在“十二五”规划期间徐州每年要有市、县科学发展部门能对村委会、村官们有一个“负资”(或债)的评价。虚化村委会的第一项工作是:绝对不能搞谁债多就先调走,谁债少谁就在当地长期工作(得不到提拔)。虚化村委会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尽量组织村民对村委会的债务进行积极评价。实际上村委会的债权透明化有利于农村的经济发展,有利于还债的个人负责制的进行。实化村委会就是将债务在村委会列为保密资料之一。
徐州农村可以从江阴华西大队“消债式”的发展农村经济得到启示。江阴华西大队30年前将每个行政村变为一个市场型的自治单位。这样的自治单位非村非镇,也无行管理层次的级别。无混乱债务的村委会实现经济目标最快,农民内部和谐程度高。徐州乡、镇组织财力不足而且负债如此多正是农村不稳定的因素之一。如果能同江阴华西大队“消债式”的发展农村经济一样,或在清偿能力弱的情况下,徐州农村中其债务依存度应限制在15%,偿债率应限制在8%,债务负担率以低于30%为宜,农民人均偿债率以2%为最高限,农民个人债务负担率以低于10%为宜的指标值。
总之,徐州2010年的村委会实在是债务缠身的一种实体组织,而债务缠身在市场经济中工作效果总是具有浪费倾向。债多不是村委会工作的有效依据之一。债多必事多,必影响农村中有效经济的发展。2009年徐州市农村的每位村官平均负债大(20万元)仍是压抑村民自治程度的一个直接的不好的因素。就是每位村官们债务少的村委会仍在考虑继续在“十二五”期间企望用增加债来推动农村经济。如果还是一届比一届增债,那么村民情绪不能稳定而且积累着民怨。所以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减少债务才是创造农村公共项目的最有效的工作行动力。减少债务在“十二五”期间的工作就是要尽可能地使村委会转化为市场机制下的社会管理的机构,只有这样农村的小康才能真正的实现。仅从上述研究中可以初步发现:徐州的农村乡、镇公共产品的生产活动超前,多以扩路、补修桥涵和建立大学的分校等基础性的公益项目上,并且让乡、镇财政负担了这些投资中的大部分(44%)。县及县以上的公共产品生产,更多的是涉及到经济相对薄弱的乡、镇的形象了,人们急于投资项目的成功,而不顾成效(包括债务归还的问题)。经济较好的乡、镇正是债务较轻的区域,借助公共产品的生产的投资政策有助于债的减少,缩小地区差异,促进民生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段应碧.中国乡村债务问题研究[M].中国财政出版社,2006.
2、牛竹梅.中国乡村债务问题研究[M].中国财经出版社,2007.
3、陈洁.中国村级债务调查[M].上海远东出版社,2009.
4、樊宝洪.乡镇财政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研究[M].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
5、邹农俭.税费改革:农村治理模式的跃进[M].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2007.
6、王勇.乡村债务谁来埋单[J].中国供销商情,2007(11).
7、佚名.村镇村两级债务问题调查报告[DB/OL].中国农经信息网,2010-06-25.
农村经济发展案例范文6
一、农机安全监理的含义及职能
农机安全监理顾名思义就是农业机械的安全监督和管理。农机安全监理工作主要任务是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方针、政策，对农业机械及驾驶操作人员进行安全监督管理。主要负责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的牌证核发和年度检验，以及驾驶人员的驾驶证核发及安全教育；在规定的时间和指定的地点对农机安全生产进行检查和纠正违章行；对农机安全生产进行监管，负责农机事故的统计。
二、县级农机监理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县级农机监理在农村经济发展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一是农机监理作为安全生产的执法机构，依照国家和地方农机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对农业机械及其操作使用者进行严格、科学的安全生产监督和管理，纠正违章，杜绝事故，使农机生产安全、有序进行，保证了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二是农机监理对农业机械驾驶操作人员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学习培训，使机手有了一技之长，成为村里先进科学技术推广应用的带头人和示范者，为改变农村落后面貌起到了积极作用；三是农机监理人员与机手有良好的相处关系，培养了深厚的感情。农机监理人员在机手的心目中既是执法者，又是朋友，还是农机生产者的参谋、顾问，机手有了困难愿找农机监理帮助解决，从而使他们得以发展生产，加快了致富步伐；四是农机监理在监督、管理和协调农机田间作业、运输作业、跨区作业工作中，在提高农机作业水平、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安全生产、协调供需、化解纠纷等方面，起到其他组织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农民生产发展、农村经济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三、当前县级农机监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1.农机安全监理工作任务繁重
由于乡村农机驾驶员违章载人的现象较为突出，而且广大机手文化技术水平较低，对机车使用管理不善，加之安全意识较差，不愿意积极配合，逃避管理，“黑车非驾”现象越来越多，造成农机管理难、执法难。
2.机管与路管脱节
拖拉机、农用车分布在广袤的农村，点多、面广、线长，有些地方交通条件差，安全隐患很多。目前广大农村道路上公安交警无人力管理，农机安全监理人员因没有农机执法标志，降低了农机执法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很难针对农机作业的特点进行重点防范，重大农机事故隐患将再度加重。
3.管理体制存在弊端
监理站对一线工作人员缺少约束力。监理任务难以落实。我县大部分农机监理人员工作在乡镇农机管理站，而乡镇农机站隶属县农机局。有些地方由县农机局和乡镇双重管理。形成管理肓区，因此造成对农机监理工作认识不足、重视不够、抓的不实，造成农机监管任务不能很好完成。
4.农机监理本身执法力度不够
对逃避和抗拒监管的违法违规人员缺少强制性的处罚手段。一些养机户对农机安全生产缺乏足够的认识，认为拖拉机大多从事田间作业，不愿办理登记注册，驾驶人更是不参加培训，不考取驾驶证，对农机监理人员的监管采取逃避甚至对抗的态度，而农机监理部门对此无权采取必要的处罚措施。
四、新形势下加强县级农机安全监理的对策
1.加强农机安全宣传
以有关法律、法规、事故案例、农机方面的惠农政策为内容，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或在农机人员相对集中的乡镇村社、作业场所，采取多种措施对农机人员进行全方位的宣传教育；利用各种宣传材料等方式扩大宣传范围，使全社会都了解农机安全监理的重要性。
2.严格培训考试，从源头治理隐患
为进一步加大“非驾”整顿力度，减少和预防农机事故发生，惠民县农机局每月组织一期拖拉机驾驶员培训考试。考试中，农机监理人员持证上岗，狠抓农机驾驶员的考核工作，严把拖拉机驾驶员考试关，确保考试人员学到真本领，使参考机手知道考试过程不再流于形式，让每一位拖拉机驾驶员通过实实在在的考试达到合格。对于没有通过操作考核或理论考试的学员，经过重新考核或考试，合格后方能取得拖拉机驾驶证，获得拖拉机驾驶资格。此项活动能降低农机事故的发生，保证农民生命财产安全。
3.增强服务意识
农机监理人员要真正做到优质服务，农机监理部门就应认真做到以下几点：一是要增强服务理念，真正为发展农机事业、发展农村经济服务。二是农机监理工作应该针对当前农机发展现状，研究农机发展的新趋势，及时调整农机监理工作重点，转变观念，更新手段，改进方法，不断增强工作透明度，积极开展技术服务、便民服务和承诺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