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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危机管理特征范文1
中图分类号：C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992（2011）01-0104-01
一、社会资本的内涵
ゴ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资本理论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前沿和焦点问题，很多学科从不同角度对社会资本进行了研究，社会资本甚至被西方国家的决策圈看成是解决社会矛盾的新思路，即所谓的“第三条道路”。关于社会资本理论，许多学者都进行了研究，最早提出“社会资本”的概念的学者是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他把它界定为“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那些资源是同对某些持久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的。真正将社会资本理论引入到政治发展研究的是美国知名学者罗伯特•帕特南，他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中，他把社会资本界定为“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进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的效率。”①目前学术界认为帕特南社会资本的定义是公认的最著名和最严格的概念。本文将社会资本理解为社会组织的某些特征，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通过产生合作的行动从而增进社会的公共利益。
二、公共危机合作治理
(一)公共危机的定义
ス共危机是指“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行为规则、社会秩序等产生严重威胁并且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需要由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管理系统做出决策来加以解决的事情”，“公共性”是公共危机的首要特征。②所谓公共性，即危机指向对象是特定区域的所有公民，每个人都是危机侵害的对象。公共性危机往往威胁所有公民的人身安全，容易引发社会恐慌，加剧破坏性。因此，能否处理好公共性危机，也成为考验政府执政能力的重要指标。复杂的社会环境要求政府转变单一的治理模式，形成一个由政府和社会自治型组织合作治理的体系，公共危机的合作治理已经成为了时代的必然趋势。
(二)合作治理的内涵
ス赜诤献髦卫淼哪诤，我国知名学者张康之教授认为， 合作治理是多元治理主体的共同治理。"即建立起一个由政府和社会自治型组织合作治理的体系。在这个合作治理体系中，政府以及社会自治型组织之间在自主负责、合作分担责任的基础上共同从事公共产品的生产和供给，形成灵活的、多元的公共利益实现途径。③合作治理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合作治理是建立在治理主体高度信任的基础上的。合作与信任是互动的， 信任促进合作， 反过来合作又增强了信任； 其二， 合作治理的主体身份必须是平等自由的。其三， 合作的目的是为了追求共同利益。
(三)公共危机合作治理
ツ壳傲餍械闹卫砝砺矍康髟诠家公共事业管理上建立一种通过多方参与、协调解决的方式去维护现有社会基本秩序的管理体制。随着政治的不断发展，社会成员参与政治过程的人越来越多，新的政治成分参与政治过程的速度也变的越来越快。这种合作的社会治理模式在根本上不是控制导向的治理，它是政府和民间、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合作与互动，是治理主体平等前提下的共治。在未来公共事务日趋复杂化和治理方式多元化的背景下，公共危机所具有的公共性、危害性、易变性、突发性等特征要求政府转变传统的单一的治理模式，同不断发展壮大的社会自治力量达成共识，通过形成灵活的、多元的公共利益实现途径，共同构建基于合作、信任、平等和谋求公共利益的公共危机合作治理体系。
三、社会资本与公共危机合作治理理念的耦合
ピ诠共危机合作治理的过程中，蕴含着丰富的社会资本，公共危机合作治理与社会资本在理念上存在契合点。社会资本的充分发育是实行公共危机合作治理的基础。社会资本主要是社会组织的某些特征，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通过产生合作的行动从而增进社会的公共利益。社会资本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信任理念。人与人的信任可以促进人际关系，增强合作意识；个人对政府对组织的信任，可以增强对组织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提套主动参与的意识；政府和社会之间的信任，可以促进彼此之间的良性互动，增加彼此的了解，共同实现公共危机的合作治理。其次是规范。这些增进社会信任的规范之所以能够发展，就是因为它们降低了交易成本，促进了合作。⑤第三，参与网络。公民参与网络增加了人们在任何单独交易中进行欺骗的潜在成本，培育强大的社会规范，公民参与网络促进交往，促进了有关个人品行的信息之流通.
四、建构社会资本，促进公共危机合作治理的实现
ド缁嶙时镜牡某浞址⒂是公共危机合作治理实现的基础。提高社会资本的存量，有利于提升公共危机合作治理的水平。
1．社会资本的集聚，是再造公共危机合作治理能力的基础
ッ拦著名管理学家诺曼R奥古斯丁所说的“一次危机既包含了导致失败的根源，又蕴含着成功的种子；发育、进而收获潜在的成功机会就是危机处理的精髓；而错误地估计，并令事态进一步恶化则是不良危机处理的典型特征。”⑥公共危机必然会导致很大的损失，但它同样也是机会和转机，如果能成功的应对公共危机，一方面会将危机所造成的损害降低到最低限，另一方面会赢得公众对政府和其他社会自治力量的信任感和归属感，获得更多的支持，从而集聚更多更高层次的社会资本。
2.制定和完善公共危机合作治理的法律法规体系，是强化社会资本作用的重要保障
ネ晟乒共危机合作治理的立法，确认公民和社会组织公平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主体地位，明确其参与危机治理的权力和义务，促进危机治理中多元主体依法、高效、有序参与。在公共危机合作治理中，建立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更为重要，而法治可以起到维护社会资本的作用。
3.建立畅通的公共危机合作治理的社会网络，是培育合作治理社会资本的前提
ヅ嘤成熟的公民社会，为公民和其他社会自治力量有效参与公共危机合作治理提供基本支持，政府和社会自治力量的良性互动也依赖于公民精神的健全、社会交往网络的发达，积极培育民间组织，为公共危机合作治理提供健全的社会组织机制，社会资本的产生和更新与民间组织密切联系在一起，通过发挥社会组织在危机预防、危机处理和灾后恢复过程中的自我救助能力，促进公众参与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有序化拓展。
结束语
ト死嘣诙院推胶头⒄沟奈尴奁谂沃薪入了21世纪，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度不断提高，面对各种层出不穷的公共危机，过去那种传统的单一社会治理模式已经无法适应新时展的要求，有效的公共危机合作治理需要多元化的参与和合作，需要发挥基于信任、规范、网络、合作和公共利益的社会资本的作用。
おげ慰嘉南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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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危机管理特征范文2
一、地方政府是公共危机管理的“预防员”
公共危机管理重在“防”，这样可以花少量的钱做大量的事。预防公共危机就是要及早善于发现和查找可能引起公共危机事件的诱因、征兆和隐患，防止其蔓延扩散。地方政府要重视公共危机的预防，做好公共危机的“预防员”。
构建危机预警系统，防患于未然。2003年一场突如其来的SARS疫情充分暴露了我国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机制上的漏洞和能力的欠缺：被动式、回应式的管理，停留在亡羊补牢的层面，缺乏对危机的事前防范意识。由于公共危机具有破坏性、突发性、不确定性、扩散性等特征，因此能否及早发现与控制公共危机成为政府能否及早采取行动、消除危机的关键。处于公共危机前沿的地方政府应建立一套能够感应危机来临的预警系统，提前发出危机警报，尽可能地把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培养公民的危机意识与抗危机能力，形成全民防御的文化。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公民的危机意识与抗危机能力是危机预警和防控的基础。长期稳定的社会氛围使得人们缺乏危机意识，对能够引起公共危机事件的诱因、征兆和隐患缺乏敏感性，以致漠视星星之火可能导致燎原之灾的公共危机的发生。地方政府要做好公共危机的“预防员”，就要把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的基本知识和技能作为公民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组织社会成员模拟危机情景反复演练，通过全民的危机教育、灾难自救培训、实地演习，增强政府与全民的危机意识和抗危机能力。
制定和完善地方性法规、规章，做到有章可循。完备的法律法规和计划安排是公共危机管理的保障。地方政府应结合本地区的实际，加强地方性法规、制度的制定和完善工作，为全国构建完善的公共危机管理法律框架提供实践依据。
二、地方政府是公共危机管理的“信息员”
信息化社会中的客观信息非常重要，它是社会及其成员生存与发展的重要资源。地方政府应该建立公共危机信息管理系统，使危机信息管理贯穿于危机管理全过程。
加强公共危机信息的过程管理。公共危机爆发前，尽可能多地收集信息，加强信息处理，以用于危机预警和危机防范。公共危机一旦爆发，地方政府必须对危机现实进行全面的信息收集，掌握具体的地点、危害程度、扩散状况、所需资源等，以增强危机管理的针对性。建立具有知识库和逻辑推理能力的决策支持系统，利用计算机的模拟和分析能力对危机管理决策进行支持，并集中专家资源，制定最有效的应急方案。提供监督和评估方案的执行情况，确立调整方案的流程。为避免谣言，赢得社会公众的支持与信任，及时公共危机信息。在公共危机结束后，信息管理工作进入到善后处理阶段，加强信息跟踪反馈，收集危机破坏方面的信息，做好危机损失评估工作，得出全面而准确的损失汇总信息，以提交上级部门和向社会公布。制定灾后重建计划，完善危机治理预案，全面总结公共危机的经验与教训，加强地方危机预警工作。
与此同时，构建全面整合的公共危机信息管理系统，包括地方政府应急联动中心、地理信息系统、财政管理信息系统、资产和后勤信息管理系统、人力资源信息系统、知识系统等，为战胜公共危机管理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三、地方政府是公共危机管理的“消防员”
公共危机的突发性、破坏性以及与此相连的紧急性要求地方政府迅速履行公共危机管理的消防员角色，即一旦危机事件形成或者爆发，政府应该快捷、准确、有效地控制危机。
快速反应，展现地方政府处理公共危机的应急能力。公共危机具有突发性、破坏性，如不及时加以控制，将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所以，管理学家福斯特将快速反应作为公共危机管理的首要特征。这就要求地方政府必须在第一时间作出快速反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主要领导亲临现场进行指挥，控制局面：同时快速开展紧急救援，实施控制隔离，紧急疏散居民，评估灾难程度，进行社会动员，向公众及时报告危机状况和政府采取的应对措施，提供基本的公共设施和安全保障等，将危机造成的损失和冲击降至最低点。在此过程中要特别注意：一是坚持宁快勿慢原则，切忌拖拉敷衍，必须在第一时间内向上级机关报告，并通知同级机关，切忌因为事件对本部门或本地区不利就采取相应的隐瞒和遮掩措施；二是进行本地区全民社会动员，力戒全能政府思维和政府单打独斗，要充分发挥企业、非政府组织、公民等在处理公共危机中的作用；三是要依法进行紧急处置，避免。
四、地方政府是公共危机管理的善后处理者
危机的结束不等于危机处理的结束，当公共危机被有效控制而趋于稳定并逐渐消除后，地方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重点应该转向对公共危机的善后处理。恢复民众的生产生活秩序，使社会组织及其成员尽早地从危机状态恢复到正常状态。
第一，有步骤地恢复重建与危机后果评估并行。公共危机逐渐消除后，为了减少恢复时间，减轻人们的紧张心理，地方政府应该科学规划，合理配置资源，使危机反应和恢复行为更加切实可行，有步骤地开展恢复重建工作。从现实的角度出发，对于恐怖危机、骚乱危机及主要由于人为因素引发的灾害危机造成的损失，由于与政府的监测、预警、预防措施不到位直接相关，政府有必要为此而承担相应的责任：有关社会或商业保险理赔也应及时跟上，这样有利于维护地方稳定，提升地方政府公信力。
公共危机管理特征范文3
【关键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地方政府；应急管理体系
危机事件是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必然产物。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作为危机事件的一种，其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造成的危害是直接的、重大的，甚至是无法消除的。近年来，三鹿奶粉事件、H7N9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爆发等突发事件，均属于公共卫生事件的范畴，其造成的后果有目共睹。对于如何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仅应该成为政府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也应该成为政府治理领域的一大学术研究课题。
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理论阐释
国内学术界对于政府应机管理的相关研究大致是从2003年“非典”疫情之后才开始，虽然起步相对于国外来说比较晚，但是发展速度也比较快，十年来，在这方面也取得了相当多的理论成果，对我国政府危机管理的实践也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
美国学者罗森塔尔认为，危机是指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构架产生严重威胁，并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做出关键决策的事件。C.F.赫尔曼（Hermann，1972）基于危机所处的情境状态这一维度来下的定义，“危机是威胁决策集团优先目标的一种形势，是一种情景状态，决策改变所获得的反应时间非常有限，其形势改变也往往出乎意料”。国内学者薛兰、张强、钟开斌从危机的诸多构成要素的角度来分析，认为危机通常是在决策者的核心价值观念受到严重威胁或挑战，有关信息很不充分，事态发展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和需要迅捷决策等不利情景的汇聚。综合以上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危机事件具备内外两方面的特征：内在面是指危机的发生会破坏社会系统的正常运行秩序，导致社会运行的停滞甚至倒退；外在面是指危机的发生具有突然性、破坏性。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指突然发生的，严重损害公众健康的危机事件。我国于2003年5月公布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危机条例》，其中第二条明确规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作为危机事件中的一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也具有危机事件的一般性特征，一是时间上的突然性和偶发性；二是空间上的波及面广和破坏性大。共性之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也有某些个性特征：一是公众健康成为主要的影响对象。二是政府联动成为主要的应对方式。
二、地方政府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实证研究
之所以选择地方政府作为实证研究的对象，是因为地方政府其相较于中央政府而言与民众联系联系更加密切，且制定的决策更加具有微观上的可操作性，因此，地方政府应该成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主体。
（一）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现状分析
资料显示，20世纪以来，国际上影响范围较广、后果较严重的200多起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中，核辐射10起、食品中毒32起、药物中毒7起、化学品泄漏造成污染42起、毒气泄漏和煤矿爆炸60起、有毒生物引发的29起、利用毒物制造的恐怖事件8起、利用毒物自杀或释放毒气伤害他人的8起。建国以来，我国地方政府在危机管理体系建设上作出了很多应有的工作，虽然迄今为止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但也取得了相应的成就。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呈现高发态势，非典、猪流感、禽流感、霍乱等，一次次地威胁着社会公众的身体健康，考验着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
1.流行性疾病爆发成为主要类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按照类型来划分，可分为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中毒和职业中毒、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自然灾害导致的伤亡等等。重大传染病疫情被列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首位。根据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统计数据：2011年我国甲乙类法定报告传染病发病数及死亡数为3237558例，报告死亡病例为15246例。传染病发病数位居前五位的是病毒性肝炎、肺结核、梅毒、细菌性和阿米巴性痢疾和淋病，占总发病数的94.41%。位列死亡病例前五位的是艾滋病、肺结核、狂犬病、病毒性肝炎、流行性出血热，占总死亡病例的97.68%。
2.粗放型经济增长成为根本原因。经济的粗放型增长方式是导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频发的根本原因。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的主要经济体制后，我国进入了经济发展的快车道。但是，这种经济的增长却是以资源环境的过度消耗为代价，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是资源的过度开采和环境状况的极度恶化，工业生产排放的废水、废气和废渣等污染物，严重破坏了居民的生活环境，影响了人民的身体健康。
3.地方政府成为应对的唯一主体。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上，地方政府始终处于主体的地位。这客观上是由突发事件的紧急性所致，若是应对主体多元，会造成协调上的困难和决策上的迟缓，不利于突发事件的及时解决；但是，应对主体的单一也存在一定的弊端，如政府和群众之间的信息不完全和政府自身的自利倾向会使得政府凭借自身的公权力过滤和歪曲一些重要信息，以此来维护社会的“刚性稳定”，如事件发生的原因和实际伤亡人数。
（二）我国地方政府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取得的主要成就
1.应急管理体系基本形成。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了“一案三制”的应急管理体系。“一案”是指国家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体系，“三制”为应急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法制。应急管理体制主要指建立健全集中统一、坚强有力、政令畅通的指挥机构；运行机制主要指建立健全监测预警机制、应急信息报告机制、应急决策和协调机制；而法制建设方面，主要通过依法行政，努力使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处置逐步走上规范化、制度化和法制化轨道。
2.相关法律法规逐渐完善。我国的政府危机管理法律法规体系属于条块结合、上下统一型。中央政府与各级地方政府（省、市、县、乡）形成的纵向管理体系和中央各部、委、司、局与地方各管理局形成的横向管理纵横结合形成的法律法规网络治理体系。
3.公民应急能力明显提高。危机事件的管理向来就不是政府一方的事，政府应该成为主导，但是仍需要公众掌握相关的应急技能和知识，公众能第一时间展开自救往往比政府救援更加及时和有效。在经历了非典疫情、汶川强震等重大突发事件后，国家加大了对公众的危机事件应急教育和培训，安全教育也已经进入学校课堂和街道社区，我国公民的应急能力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
4.社会参与程度持续加深。危机管理中的社会力量不仅包括作为个体的社会大众的参与，还，需要有组织的公众参与，因为个体之间自身能力和素质存在较大差异，组织化程度也不高，盲目地参与应急救援容易出现“帮倒忙”的情况，因此，一支组织化程度高、训练有素的志愿者队伍就可以弥补个体救援的劣势，另外，民间组织也成为了危机管理的重要力量。
（三）我国地方政府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存在主要问题
一是政府内部管理不善。政府的内部管理主要是针对横向各职能部门和纵向各层级政府之间的管理，目的是使政府组织的日常运行能做到条块结合、形成合力。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主要采取的方式是成立临时的专门工作小组，协调各个职能部门的运作，这种方式有助于整合各方面资源，比较灵动，节省经费开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是政府预警能力不足。危机预警是指通过对收集到的相关情报信息、疫情监测等进行综合分析，目的是对未来短期内或中长期可能发生的危机或灾害的地域空间、程度大小、后果轻重等做出研判和预测，采取相应的预防和减灾措施，最大程度降低灾害发生对社会的影响程度。我国地方政府大多是在突发事件发生之后才进行应急预案制定的，事前并未有相关工作的开展。由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具有较强的传播性特征，若不及时预防处置，传染病病毒会随着人员的流动而发生大面积的扩散。
三是政府信息沟通不畅。顺畅的信息沟通渠道是政府应急管理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保障。政府的信息流通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政府内部的信息交流，二是政府与外界社会之间的信息沟通。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在应急信息处理上存在三个问题：首先是政府内部横向和纵向之间的条块分割的现状导致信息流通不畅；其次是应急工作缺乏专家智囊的专业信息作为指导；三是政府对外界的信息披露工作不到位。
三、构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管理体系的价值分析
在以“制度真空”和“道德失范”为主要特征的历史转型时期，构建起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管理体系，科学有效地处理好突发事件，对于我国的政府、市场和社会发展都将起到重大而深刻的作用。
首先，消弭危机影响，维持社会正常发展秩序。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具有发生时间的突然性、影响范围的广泛性和造成后果的严重性等基本特征，它的出现会给社会正常发展带来沉重的打击，同时也会造成民众情绪的极度恐慌。过渡时期，社会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工作重点。另外，从危机发生的周期上看，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有其事前、事中和事后三个阶段。因此，构建起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管理体系可以有效地从源头上降低危机事件发生的风险，危机事件发生后，又能在第一时间在最大限度上消弭其所带来的社会危害，减少民众心中的恐慌，同时也能在危机后调动一切社会资源来开展善后恢复工作。
其次，完善政府职能，推动构建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不仅要存在于常态社会下，同时，在非常态型社会――即出现突发事件导致社会发展的正常模式被打破这样一种社会状态――中也需要服务型政府。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管理体系的建构是对政府职能的进一步完善，同时也是对非常态社会下如何构建服务型政府的积极探索。
最后，减少经济损失，确保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通常会造成一系列恶性连锁反应，如禽流感发生后，有些地方政府大规模扑杀家禽，造成鸡鸭类供需失衡，同时，也会导致部分商品物价上涨，比如，由于受到年初禽流感疫情的影响，造成2013年底羽绒服价格普遍上涨。构建起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管理体系可以有效地降低危机事件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
四、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管理体系建构的现实路径探索
（一）完善政府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全过程管理系统
1.建立公共卫生突发事件预警子系统。地方政府必须要强化对危机事件的预防和警示意识。预警子系统的建立需要先进的信息技术作为支撑。一方面，地方政府要依靠先进的网络信息技术建立起预警子系统的硬件设施；另一方面，要建立一支能熟练操作和利用这一系统的人才队伍。
2.建立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决策子系统。决策是管理活动的核心环节，决策活动贯穿于整个管理工作的始终。一方面，从机构设置上看，地方政府要建立常态化的危机决策机构。横向上，该机构行政级别应高于政府各职能部门，赋予其充分的调动各个部门的行政权威；纵向上，不仅要在省一级设立该机构，市、县、乡等基层政府也要相应地设置，因为危机事件大多发生在基层，基层政府对事件的信息掌握更加充分，要赋予基层政府更大的决策自来应对危机事件。另一方面，从人员配置上看，危机决策机构的人员编制应该要扩大专家学者的比例，因为危机应对工作的专业性较强，特别是公共卫生事件，涉及到的专业知识较多。让更多的专家学者参与到危机应对的决策工作中来，可以使危机决策更加科学、合理。
3.建立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善后子系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善后工作，即在危机事件发生后，对受影响的公众进行及时救治，对未受影响的群体及时保护，同时，尽可能消弭危机带来的影响，使中断了的社会生产和生活得以继续。善后子系统是以充足的资源储备为基础的，资源包括资金、物资、技术等诸多方面，地方政府应针对该地区可能发生的各种突发事件做好相应的资源储备。
（二）建立社会组织参与子系统
1.推进医疗体制改革进程。我国医疗体制改革的一大目标，就是健全基层医疗体系。对于基层的医疗机构要予以一定的财政补贴，同时建立医生的多点执业制度，鼓励优秀的医疗人才跨区域流动，支援基层医疗机构的发展。医疗机构市场化改革的重点在城市，在农村则需要政府构建起公共卫生服务系统。只有基层的医疗体系完善了，才能增强抵御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
2.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优势。非政府组织是介于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非盈利机构，是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过程中，虽然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但是，来自社会的力量同样不容忽视。非政府组织一方面可以起到发动、号召社会大众参与到事件应对中来，另一方面，通过培养一支训练有素的志愿者队伍，可以分担政府的救援处置工作，另外，还能增强整个社会的凝聚力、向心力，在无形之中也增加了社会财富。
3.运用新媒体完善沟通渠道。以社交媒体和移动终端为主的新媒体正在迅速发展，并一点一滴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在政府危机管理工作中，新媒体的作用也不容小觑。政府要顺应新媒体的发展趋势，利用新媒体及时向社会突发事件的救援进展情况，以消除社会大众的恐慌心理，并遏制谣言的传播；另外，由于新媒体在社会中的受众面较广，地方政府可以将此作为宣传、教育大众的手段加以利用，对其宣传疾病预防、控制的相关知识，提升民众的自救能力。
（三）建立公民公共卫生知识普及教育子系统
社会大众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最终受益者，是这一体系建设的根本之所在。因此，要想打牢这一防线，最重要的是依靠群众的力量。第一是地方政府要加大对群众宣传相关法律法规的力度，如《突发事件应对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条例》等；二是卫生部门、疾控部门、医院等要加强对公众健康方面的教育，让他们掌握基本的急救常识，因为发生突发事件后，如果掌握了一定的急救技能，第一时间展开救援是最快速、最有效的办法；三是发挥公众的监督作用，对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日常工作，或是在突发事件发生后的应对工作展开全面而深入的监督，督促政府更好地完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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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危机管理特征范文4
关键词 网络公共危机事件 网民参与心理 公共管理应对
〔中图分类号〕D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2)04-000-0
网络公共危机事件指特定的社会问题事件，在经由互联网络平台的传播过程中，引起网民广泛的否定性评价，从而形成一种具有公共性和危机特征的公共危机事件。在社会信息化程度日益深化的背景下，网络公共危机事件越来越成为公共政策活动、公共治理活动乃至国家立法活动必须应对的公共问题。因此，考察网络公共危机事件的形成及网民参与心理动机趋向，乃是进行公共政策应对、公共管理应对乃至国家法治化建设应对的重要环节。
一、网络传播的公共化效应
这里把网络公共危机事件看作是具有公共性的社会问题事件。从操作性角度理解，公共性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广泛的人际影响范围和广阔的地域影响空间，影响的路径不仅有直接的利益关联，还包括基于特定价值观念或价值信仰所产生的心理影响。社会问题事件，则是指某些社会事件中所显示出来的过程信息或结果信息，有悖于社会中大多数人的价值认同取向，使他们形成相应的否定性评价，常常伴有批评、批判乃至改变事件进程的内在心理需求和外在行为表现。
特定的社会问题事件，经过互联网络的广泛传播以后，就会呈现出明显的公共化效应，无论是其人际影响范围，还是地域影响空间，都有着迅速且近乎无限制的扩展趋向。这种公共化效应，主要来自于网络传播所固有的几个特征：
1即时性
通过各大门户网站的讨论版、论坛网站等网络信息平台，在信息的者和获取者之间，存在着一种近似的“零距离”或“零时滞”特征，这使他们基本上处于面对面的共同在场式的对话关系状态，这种对话关系状态促成了网络信息传播的即时性特征。通常情况下，网络信息一经，所有登陆到相关网站或论坛的网民，便立刻接收到该信息。虽然有些网站或论坛实行信息审查制度，然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以“关键词”或“忌讳词”为主要技术依托的信息审查对于信息的即时性，并没有多大的影响。对于信息传播而言，即时性又意味着信息传播的迅速和快捷。
2开放性
网络信息平台的信息具有公开展示特征，网民只要进入相关网络平台，就都能够获取相关信息内容。虽然有些网站要求“注册会员”的准入方式（尤其是对于那些需要传播或信息的网民），但是，绝大多数的网站对于注册资格都没有严格的限制性条件，所以，通过互联网络平台，无论是对信息的分布者，还是信息的接受者，信息传播都具有一种指向广泛人际范围和地域空间的开放性特征。
3几何扩展性
通过互联网络平台的信息分布，信息传递和信息获取都不是单路径的，而是有着多重和多选的传播路径。信息者和信息传递者可以通过简单的复制、粘贴方法向多个网络平台相同的信息内容，信息获取者也可以借助于强大的网络搜索引擎，从互联网络上获取几乎所有包括相关信息内容的网络信息平台。这种多重、多选式的信息传播过程，将导致相关网络信息传播覆盖对象上的一个巨大的滚雪球效应，从而形成信息传播趋向上的几何扩展性特征。
4客观明确性
这里的客观明确性不是指信息的具体内容，而是指信息借以传播的符号载体。不同于其他的社会舆论、社会流言或“小道消息”，网络传播信息一般都有着明确、可视以及可复制占有、原件传递的客观性特征，通常都依附于文字、图像（照片）以及视频、音频等传播载体形式，通过这些具有客观性特征的传播符号载体，不仅使该信息的传播变得更加快捷、方便，而且更容易使相关的信息接收者或信息获取者确信相关的信息内容，为信息影响范围的扩大和影响程度的加深，提供了一个具有实质性意义的信息传播要件。
即时性、开放性、几何扩展性以及客观明确性分别从信息传播的动态形式、结构特征、过程趋向以及符号载体等四个方面，促成了网络信息传播的公共化效应，使得相关社会问题事件具有了特定的公共性内涵。公共性是该事件进入公共政策议程，成为公共治理对象的一个基本条件。然而，最终能否真正进入公共政策议程，推动公共权力机关动用公共资源加以应对，还取决于事件的“问题”性质，即在该事件经由网络传播形成广泛的人员影响范围以后，相关的信息接收主体，是否对该事件所展示出来的信息内容，表达具有否定性意向的评价回应信息。只有在广泛的信息受众那里出现较为普遍的否定性评价信息的条件下，我们才有理由认为，经由网络传播，该事件已经成为一个公共权力机关必须面对的网络公共危机事件。
二、网民参与行为方式分析
在事件发生的意义上，内在的行为动机或行为取向需要外在的行为方式体现出来，在网络公共危机事件中，诱导网民广泛参与的共鸣取向、发泄取向、归属取向或关怀取向，也需要通过特定的网络参与行为方式介入到相关事件的演变进程，这里主要讨论点击——围观式参与、发帖（包括回帖式发帖）——表达式参与，以及转载——传播式参与这三种最具普遍性质的网络参与行为方式。
公共危机管理特征范文5
摘要：学界对公共危机问题的研究主要着眼于政府内部多层次公共危机管理系统的建立，忽视了地方政府在危机管理中的主导作用和社会力量的参与。从地方政府在公共危机中进行协作性管理的原因出发，分析协作性公共管理的四大主体，即非政府组织、营利组织、媒体和公众，在协作性管理中的具体协作方式、协作现状和协作困境，力求在公共危机管理中找到地方治理的新途径。
关键词：地方政府；协作管理；公共危机
1政府危机管理的概念界定
随着社会问题的日益增多，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行使主体，时刻都要面对不同程度的危机，而政府处理的危机是属于公共范畴的，被称为公共危机。所谓的公共危机是指“由于内部和外部的高度不确定的变化因素，对社会公共利益和安全生产严重威胁的一种危险情况和紧急状态，那么能够引起这种危机情况的紧急状态的事件就是公共危机事件”。学界通常对“政府危机管理”和“公共危机管理”作为等同的概念，不做严格的区分。但是以张小明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政府危机管理具有双重意义。政府作为一般的社会组织和其他的组织一样也会面临自身体系内外的一些危机状况，比如财政危机、生存危机或人力资源危机等，关于应对这些危机的管理活动是政府危机管理的第一层含义。政府作为社会的管理者这个身份行使社会管理职能时，政府应对的危机是属于公共范围的，是对公共危机的管理，这属于政府危机管理的第二层含义。文中使用的“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与“政府危机管理”不做区分，且是从政府危机管理的第二个层面出发研究政府的公共危机管理。由于公共危机普遍是由地方开始引发和蔓延的，地方政府在预防、遏制公共危机中处于主导地位，本文强调从地方政府的角度分析协作式公共管理在政府危机管理中的存在状况。
2地方政府协作式管理普遍存在的原因分析
协作性公共管理“描述了在多组织安排中的促进和运行过程，以解决单个组织不能解决或不易解决的问题”。协作性公共管理从方向上可以分为纵向协作和横向协作。纵向协作强调政府组织内部层级间的协作活动，政府部门直接，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合作；横向合作强调政府和非政府直接的联络和合作，通过伙伴关系、网络、契约关系、结盟、委员会、联盟、公会和理事会，公共机构和私人机构的管理者代表其组织共同制定战略，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本文侧重于研究地方政府的横向协作管理。
奥图尔早在1997年就提出了为何跨越组织(例如组织间网络的管理)，普遍存在且有可能增加的五个重要原因。协作性公共管理普遍存在于地方政府的管理之中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公众的需求多样化和政府失灵的矛盾以及协作主体的成长造成的。
处理艰巨或者复杂问题的政策可能需要这样的结构来执行。政府面临的公共危机和问题越来越复杂。问题的环境更加恶劣，单个部门已经不可能独立解决这些复杂的问题，更不用说严重的公共危机，协作成为了政府管理的必然选择。
基于政府直接干预范围上的局限性鼓励而不是抑制了基于网络的解决方法。随着社会和市场的发展，公众偏好政府提供更多的服务和产品而同时要求政府减少干预。此外。政府失灵一个重要的体现就在于不能为公众提供个性话的公共产品，为了满足公众的这些需求，政府只有与非政府组织和公民协作才能做到。
政治驱动力诱导出需超越因政策目标而可能必要的联网；行政管理者经常必须平衡清晰集中的项目权威的技术需要与要求包容和更宽广影响的政治要求。
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公民参与社会事务管理意识的增强和途径的增多，为政府横向协作管理提供了可能性；组织网络的建立和信息技术的现代化为政府间纵向协作提供了平台。
3政府公共危机管理协作主体分析
3.1非政府组织
非政府组织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广义的非政府组织是指除了政府和企业之外的所有社会组织；狭义的非政府组织是指地方、国家或国际级别上组织起来的非营利性的、自愿公民组织。文中采用的是狭义的非政府组织的概念。非政府组织从产生开始就与政府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由于非政府组织非营利性的特征，在我国政府成为非营利组织获得经费的来源之一。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协作形式主要是采取合作和赋权的方式，关键是利用非政府组织在专业技术方面的优势，取得在危机管理中的更好效果。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危机发生时起到了很好的社会整合作用，由于非政府组织提供的是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以公共利益为所有活动的最后依归，能够得到公众的信任，以最快的速度和号召力整合社会闲置资源为地方政府解决危机提供协助。此外，非政府组织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在社区中的活动频繁，为地方政府解决公共危机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国家诚信机制的缺陷和公民志愿精神的缺失成为非政府组织走不出的困境。公共危机的管理中，政府仍然处于主导和支配地位，对公共危机管理的参与主体起监督和指导作用。然而政府在危机管理中甚至不能避免组织内部的寻租行为，更不用说能很好地监督和避免非政府组织在危机管理中谋取私利。
3.2营利性组织
营利组织主要是指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组织，在地方治理理论中，企业作为政府协作的对象，主要以外包和委托的形式纳入地方政府管理的领域。营利性组织活动的最终目的是利润最大化，提供的是多样化的私人物品。营利组织的高效性和对环境变化的高度适应性是区别于政府低效、反应迟钝的特点。现代政府面临的是更多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不仅要对公共危机事件作出快速的反应还要解决手段陈旧的问题。营利组织在这方面的优势弥补了政府的不足。公共危机管理是有一个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在危机发生前和发生中更多的是依靠政府和社会的力量，但在危机发生后的重建阶段，政府需要营利组织通过契约和合同的形式将政府的部分工作外包给企业去完成。政府将危机管理的部分职能转移给企业，并不意味着放弃所有的监督管理权。与政府的协作关系并不能改变营利组织追求私利的特性，为避免营利组织的外部不经济行为，政府应该建立起完善的协作模式，以达到社会利益最大化的目标。我国政府在管理中往往重结果不重投入，就会出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不对等的结果。
3.3公民
政府与公民的协作关系主要体现在公民和政府协调合作共同创造社会安全文化和在应对危机意识和能力上的提高。群众的危机意识、危机预防能力和应对危机的能力是影响地方政府危机管理的重要因素。公民是公共危机的直接受害者，社会安全文化是需要在政府的管理下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在公民的广泛和积极参与下形成的，反映了一种社会的伦理和文化。在预防公共危机的管理中建设安全文化有三层次的要求：一是观念意识，主要是社会管理者和民众一起培养起来的安全意识和安全理念，只有在观念上形成了预防公共危机的意识才能最大限度地预防公共危机的发生，很多危机都是在不经意间发生的；二是行为文化方面，行为文化是观念的反映，同时又作用于观念，“公民社会”的发展使公民增强参与政府管理的积极性和增加了参与社会管理的渠道，公民行为文化的发展为公共危机管理中快速动员社会提供了基础保障；三是制度文化方面，政府在长期的安全文化的培养和管理中形成有效地管理制度，为创造良好的社会安全环境提供制度的保证，为社会的安全创造良好的环境，出现社会、政府与公民的良性互动协作关系。
4地方政府协作管理的困境
4.1公共危机协作管理的责任问题
责任是一个控制问题，明确责任是协作管理的难题。在官僚制体制内，组织的层级结构极其严密，严格规定了不同层级和职位的职责。而在协作性管理中纳入的主体本身是处于体制外的组织。这些政府组织外的组织要承担政府在处理公共危机中的部分职能的时候必然存在责任的分配问题。政府不管与那个协作主体合作都要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而其他主体是否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要的话责任的大小如何分配，这是协作管理中需要探讨的重要课题。
多组织条件下的责任丧失出现在合同关系中，现在已经大量存在。最让人担忧的是合同组织的雇员会追求与政府不一致的目标，实际上也存在这种不一致的现象。凯特尔描述了合同关系中的这种不一致的情况，他认为合同外包的哲学假定是，政府与承包人的基本关系是委托关系，受委托的主体是在政府的有效监督下进行管理的。现在存在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委托关系的双方达成一个不受政府约束和监督的内在的隐性的关系，致使行政监督和委托关系发生断裂。在法律和制度健全的发达国家会出现这种情况，中国同样也会出现这样的困境。由于体制上的漏洞，为政府管理者的寻租行为找到了机会。政府重结果轻投入的导向性为协作的破裂制造了更大的可能性。
公共危机管理特征范文6
〔关键词〕框架效应；危机决策质量；网络公共危机信息；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 C93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1）06－0042－0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网络群体行为规律与政府治理研究”（10GBL083）；四川省软科学计划项目“网络危机信息对四川省政府应急决策影响及应对的实证研究”（2010ZR0169）
〔作者简介〕汤志伟，电子科技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
彭志华，电子科技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张会平，电子科技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博士，四川 成都 610054。
在我国经济建设加速前进、社会改革日趋深化的时代背景下，各种类型的公共危机事件频繁发生，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都给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生产秩序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面对具有严重破坏性的公共危机事件，政府作为危机决策的主体，其决策行为往往会对危机事件的发展起到转折作用。即科学、合理的决策会引导公共危机事态向好的方向发展，相应地会减少危机带来的各种损失；而错误、无效的决策则会导致危机事件的恶化。
传统的危机应对理论主要基于理性假设的个体应该如何运用有限的信息资源在短时间内进行决策。但是在危机情境中人们都会有不同程度上的非理表现，并且有些非理是危机条件下的本能反应。近年来蓬勃兴起的行为决策科学，特别是前景理论，在经济管理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公共危机决策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途径。行为决策理论是建立在心理学对人们实际决策行为的研究成果上，基于有限理性的假设，着重探讨现实世界的人们在面对危机时决策的实际行为和心理依据，并在此基础上对危机中的社会现象进行解释，进而提出相应的危机应对策略。本文立足于行为决策理论，以框架效应为切入点，探讨危机情境中政府如何通过有效的决策来获得相对最佳的救援效果、尽力避免和减少各方面的损失。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在行为决策理论中，有许多出色的研究成果，其中集大成者应属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Kahneman。他和搭档Tversky认为个体是根据每次的损益计算效用来决定投资策略的，由此提出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1)前景理论将风险决策过程分为编辑和评价两个过程，在编辑阶段，个体凭借框架（frame）、参照点（reference point）等采集和处理信息；在评价阶段根据价值函数（value function）和主观概率的权重函数（weighting function）对信息予以判断。其中价值函数是经验型的，它具有三个特征：一是大多数人在面临受益时倾向于风险规避；二是大多数人在面临损失时则偏爱于选择冒险；三是人们对损失比对受益的感知更为敏感。
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是前景理论中十分重要的概念，它在人们身边普遍存在，长期以来备受学界关注。框架效应认为对于一个不确定事件，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进行描述，不同的描述方式会导致不同的偏好选择。根据标准化决策的不变性原则，对相同信息的不同表征不应该影响判断的结果。但事实表明，表述形式的不同可以影响决策结果，使个体产生决策偏差。框架效应是通过影响人们对风险的认知而间接发挥作用的，根据前景理论，个体总是按照获益和损失两个方面对选项进行编码，当人们以获益表征选项时，倾向于风险规避；当以损失表征选项时，倾向于风险寻求。(2)目前大量研究证明了框架效应的存在，最经典的范例就是Kahneman和Tversky关于亚洲疾病的研究(3)，另外，Davis和Bobko发现某就业机构相对成功或失败的不同呈现方式影响了人们对该机构绩效的评估。(4)由此可以看出，信息框架直接影响选择偏好，最终导致不同的决策结果。
公共危机决策是指政府在有限时间、信息、资源等条件的限制下制定应对危机的具体策略。其关键在于，一旦爆发公共危机事件，并危害到公共利益时，政府部门为了不错失良机，通过非常规的方式，省去决策中某些繁文缛节，以最快的速度做出应急决策。(5)与常规行政决策相对应，公共危机决策是一种非常规性的决策，在约束条件、决策目标、资源调动、决策程序和决策效果等方面体现了特殊的性质和要求。一方面公共危机决策的目标是缓解或消除公共危机产生的危害，维护公共利益，因此其决策结果必须有利于决策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政府在做出公共危机决策的过程中会受到诸多条件的限制，尤其是时间紧迫，信息复杂多样，这要求政府在短时间内高效地对信息进行加工处理，并做出决断。
影响公共危机决策质量的因素有很多，如决策主体的综合素质、决策客体的难易程度、决策环境的复杂程度、决策过程的信息整合效率和决策结果的实现程度等。杨继平和郑建君在其研究中将“危机决策质量”的操作性定义表述为：个体在危机情境下就突发性公共事件做出决策所用的时间、整合信息的效率及决策主体自身对决策的自信程度与对决策结果的满意程度(6)。借鉴其研究成果，本文根据研究目标和数据可获性将政府危机决策质量划分为以下几个维度来进行测量：（1）决策效率，即决策者在较短时间内对信息的有效整合能力与效率，用“产生新方案的数量/备选方案的数量”表示；（2）决策过程，即决策者对决策过程的满意程度，用自我评价的方式来评价决策者决策思考过程的有效性；（3）决策效果，即决策者对决策结果的自信程度，用自我评价的方式来衡量决策目标的实现程度。
在当前信息时代，每次公共危机事件爆发时，互联网上都会出现林林总总的危机信息。网络公共危机信息具有纷繁复杂的特点，传播瞬息完成，且不受时空限制。其不同的表达方式可能会导致不同的决策质量，由此本文提出：
H1：不同框架类别的网络公共危机信息对政府应急决策质量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性。
不同性别、职位和文化背景的政府决策者可能具有不同的思维方式、认知能力、决策模式和风险偏好。(7)一些学者通过研究发现，男性在风险问题中会表现出理智，女性则更容易冲动。(8)处于不同职位级别的政府决策者，其在决策经验和决策能力上也可能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差异。
H2：不同性别决策者在面对网络公共危机信息进行决策时，其决策质量存在显著差异性。
H3：不同职位级别决策者在面对网络公共危机信息进行决策时，其决策质量存在显著差异性。
二、问卷设计与研究方法
为了更好地构造一个公共危机情境，并获取真实可靠的调查数据，本研究模拟了一起公共卫生事件，并虚构了一则网络公共危机信息，决策内容分别用正面框架和负面框架的语言描述。要求政府决策者在限定的时间内做出应急决策，并对其危机决策过程满意度和结果自信度进行自评。实验材料经过多次团队集体讨论和专家访谈初步形成，并在小范围内进行测试，根据反馈结果修订而成。
正面框架：“如果您所选方案得当，则会有15%的可能性使540人免受感染，40%的可能性使420人免受感染，50%的可能性使200人免受感染。”
负面框架：“如果您所选方案得当，则会有15%的可能性使200人受到感染，40%的可能性使420人受到感染，50%的可能性使540人受到感染。”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主要是公务员，为保证调研数据的科学性和可信性，我们挑选并培训了13位来自全国各地不同省份，且认真负责的大学生志愿者于2010年7月带回所在地，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通过现场集中发放和入户调查两种方式，共发放问卷400份，回收373份，回收率9325%。排除不完整问卷和不符合使用要求的问卷，其中有效问卷366份，有效率为9150%。
本研究主要采用SPSS150对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一方面，对样本的描述性统计主要采用频次、均值、标准差等特征值来加以衡量。另一方面，对假设检验主要运用方差统计的方法。同时，本研究将性别及职位类型两个变量纳入到方差分析中，以期考察不同性别、不同职位类型的被试在不同框架类型网络公共危机信息条件下做出的危机决策质量的差异性，数据统计将采用多因素方差分析法，在探讨信息类别、性别、职位类型三大变量对政府危机决策质量的主效应后，再探讨不同变量条件下的交互作用，若交互效应显著再进行简单效应检验。
三、数据统计与实证分析
（一）样本描述
经过统计，样本主要来自四川、河南、江苏等省，其中四川省与河南省的样本居多，共占总数的5082%。从整体的分布情况上看，样本囊括了我国东、中、西部一些主要省份，其中来自于东部省份（山东和江苏）的被试占1639%，来自于中部省份（河南、河北、湖南和江西）的被试占4008%，来自于西部省份（宁夏和四川）的被试占3853%，具体见表1。
从地域分配来说，调查数据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在被调查的公务员中，有1421%属于领导职务，8579%属于非领导职务，男女比率为5738/4262，大致符合我国公务员的结构特征。
（二）不同框架网络公共危机信息对政府危机决策的影响分析
本研究重点探讨的问题是不同框架类型网络公共危机信息对政府应急决策质量影响的差异性，根据实验设计，就不同框架类型网络公共危机信息对决策质量的三个维度分别进行多因素方差分析。
第一，不同框架类型信息对危机决策质量之信息整合效率的影响
就不同框架类型、性别、职位类型对政府危机决策质量的效率维度进行统计分析和多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见表2和表3。数据显示：框架类别变量、性别变量和职位类型变量主效应均不显著，各变量间的交互作用也不显著。从均值上比较，就性别变量而言，男性被试（0662±0231）在进行危机决策时的信息整合效率要高于女性被试（0657±0259）；职位类型变量方面，领导职位类型（0661±0222）被试进行危机决策时的信息整合效率要高于非领导职位类型被试（0646±0245）；就框架类型变量来说，被试在正面框架信息（0673±0239）下进行危机决策时，其信息整合效率要高于负面框架信息（0646±0247）。
第二，不同框架类型信息对危机决策质量过程满意度的影响
注：* p＜005，** p＜001，下文同理
第三，不同框架类型信息对危机决策质量之结果自信度的影响
就自变量（框架类型、性别、职位类型）对被试公共危机决策质量的结果校标――决策结果自信度进行统计分析，进而进行完全随机的方差分析，所得结果如表6、表7所示。分析结果显示，除框架类型变量主效应表现显著外，F（2,354）=6524，p＜005，其他变量主效应均不显著，变量间的交互作用也不存在显著效应。对比发现，被试参照正面框架信息（3790±0652）进行危机决策，其对自身决策结果的自信度感知要显著高于面对负面框架信息（3402±0540）所做出的决策。从均值来看，男性被试（3543±0628）的危机决策结果自信度要高于女性被试（3433±0571）；领导职位类型被试（3513±0540）进行危机决策时，对其自身的危机决策结果自信度感知要高于非领导职位类型被试（3408±0616）。
四、讨论与启示
（一）结果讨论
通过以上数据分析发现，不同框架信息对被试危机决策过程和结果存在显著效应，其中被试在面对正面框架信息时，其决策过程满意度和决策结果自信度均要显著高于负面框架信息，因此H1部分通过假设检验。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框架效应存在于危机决策中。面对危机事件，人们的决策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对风险的感知而进行判断，但判断又会受到问题描述方式的影响。同样一个问题，如果从正面去强调它的所得，会使人产生风险规避心理和行为，而如果从反面去强调它的所失，则会使人产生风险爱好心理和行为。由于人们对得失的感知是不对称的，所以，问题不同的描述方式会带来不同的决策选择和心理感知。在本研究的测试中，当被试面临正面框架信息时，其注意力在于危机决策的所得，因此决策者是带着正面、积极的情绪去进行决策的。而当被试面对负面框架时，决策主体的注意力则在于因决策可能产生的损失，这样就会让决策主体更为小心、谨慎，最终可能导致对其决策的不自信。
性别变量对危机决策质量的影响不存在显著差异，因此，H2未能通过假设检验。从均值上看，男性被试的决策质量要高于女性被试。Holden在其认知神经研究成果中也指出，女性相比于男性而言，对危机产生的负性情绪的感知更为明显和深刻，通常会表现出较高的恐慌和焦虑等负面的情绪状态，且负性情绪对女性的认知影响也显著高于男性。(9)当被试面对公共危机等应急事件时，男女采取不同的应对方式进而导致了不同的信息加工能力和认知水平。(10)两性之间的差异除了生理方面之外，还主要表现在社会角色方面(11)，因此，也可以从性别的自我刻板化视角对其予以解释。有关性别刻板印象研究发现，男性被认为具有大胆、勇敢、自信、敢于承担风险，在危机中能够保持沉稳、镇定等性别特征。(12)因此，男性被试会在危机情境中对这种性格特征予以强化，在应急决策时更能冷静思考，并表现出较好的决策水平，而女性则更容易受到危机情境中负性情绪的影响。
职位级别变量对危机决策质量的影响不存在显著差异，因此，H3未能通过假设检验。然而从均值上看仍然存在一些差异，即领导职位级别被试的决策质量要高于非领导职位级别被试。一般而言，决策质量的好坏受决策者个人认知水平的影响，在公共危机中，决策者由于受到所处复杂、混乱的危机情境的影响而没有足够多的时间去冷静思考，因而更多地使用已有的信息来代替全部信息解决问题、做出决策。当面对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时，决策者对于信息的理解能力和综合能力是相对稳定的，不会发生任何临时性的改变。一方面，我国已经建立了系统化的公务员人才招聘和培养机制，对于公务员这一类群体，其素质、价值观和决策模式等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共性。另一方面，危机决策的制定过程也受到决策者个人特征如年龄、性别、职位层级和心理特征如价值观、个性、态度等的影响。不少危机管理专家认为，很多危机决策来源于危机预案，这些决策方案的制定离不开相关成员的决策经验以及对相似案例的学习和探讨。(13)领导职位的决策者作为政府组织的上层，是危机预案的主要制定者，也是危机管理的领导者，这些决策经验知识的积累有助于其在公共危机事件中快速、有效进行决策。
（二）研究启示
第一，受框架效应的影响，人们会对同样一个问题的不同描述产生不同的看法，进而产生完全不同的行为。首先，政府决策者要深刻认识框架效应，避免框架效应的不良影响，要以如何有效应对危机事件为宗旨来做出决策，而不是局限于对信息表达方式的思考。其次，公共危机管理者应通过媒体宣传诱导公众产生与决策者一致的立场和态度。如此，政府和媒体在传播公共危机信息时要讲究语言描述的艺术性。如何准确地向公众告知信息，而又不引起过激的行为反应，是危机沟通的重要技巧。政府在危机信息时要讲究信息描述的艺术性，在保证信息客观性的同时，也要考虑到稳定社会情绪。
第二,在本次研究中发现，危机决策质量存在一定的性别差异，即男性决策效果要好于女性。但这并非要杜绝女性参加危机决策。在危机决策过程中，由于女性的特殊经历和感受，女决策者能够意识到被男性决策者忽略的某些问题，作为女性利益的代言人来提出女性的需求和利益，并且在决策论证阶段抵制对女性不利的政策方案出台。据“汶川地震应急救援和恢复重建中的社会性别问题”和“灾区领导干部社会性别意识”的研究报告，调查表明，总体上，女性尤其农村女性在灾害中所受到的伤害远大于男性。女性精神压力大过男性，女性比男性更需要心理帮助，更注意眼前困难；女性的自救互救方式倾向情感方面的交流和支持，而男性多注重提供体力方面的援助；妇女就业培训倾向自身素质提升，而男性注重实用技术；妇女参与社区事务的热情和防灾意识比男性要低。(14)这些灾后重建政策的制定需要男性决策者具备社会性别意识，同时也需要女性决策者的参与，设身处地帮助女性走出危机阴影。因此，一方面要从数量上增加女性决策者的比重，从质量上提升女性决策者在决策核心层的地位及其决策能力。另一方面要强化男性决策者的社会性别意识，在危机决策中具有性别视角和性别敏感度，密切关注危机决策对女性可能带来的影响，并采取配套措施。
第三，领导职位级别被试的危机决策质量要好于非领导职位级别被试。政府对于公共危机事件的应急管理享有主体地位，在危机情况下，政府是应对公共危机事件的责任主体，而各级政府相关决策者是这个责任主体的核心。当危机事件发生时，政府决策者对危机的形势判断和应急决策，以及对待危机的心理承受能力和精神素质都对危机处理的成败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面对公共危机事件，政府决策者应当迅速反应、大胆决策，充分体现出其领导才能和魄力，只有这样，社会公众才会获得心理支持并备受鼓舞，积极同政府一道共同应对危机。因此，提升政府决策者的综合素质，强化政府决策者的危机决策能力是政府危机管理成功的重要前提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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