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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归因分析范文1
【中图分类号】 R 179 R 395.6
【文章编号】 1000-9817(2007)10-0931-03
【关键词】 生活变动事件；适应，心理学；对比研究；学生；少数民族
应对(coping)是个体为了处理被自己视为超出自身能力资源范围的特定内外环境要求， 而作出的不断变化的认知和行为的努力［1］。已有研究表明，应对方式或策略的发 展既存在年龄或年级的差异，也有性别之间的差异［2-8］。另外，应对的应用研究 及其与其他变量的相关研究也得到了广泛的关注［9-11］。参照Lazarus的认知 评估的过程理论［12］，假定在特定情境或生活事件中，作为个体人格认知单元的归 因倾向会影响其应对方式的选择，笔者对哈尼族、傣族中学生应对方式的特点进行研究，考 察了生活事件、归因特点、应对方式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现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分层整群选取云南省某州哈尼族、傣族中学生771名，其中哈尼 族706名（男生421名，女生285名），傣族65人（男生32名，女生33名）。
1.2 测量工具
1.2.1 应对方式修订量表［13］ Vitaliano等于1985年修订而成，分为情感 中心应对和问 题中心应对2个分量表，共41个题目，5个纬度。其中前者包括自责、积极想法、回避3个维 度，后 者包括问题解决和寻求社会支持2个维度。采用“0（非常不符合）～4（非常符合）”5级评 分，2个分量表的α系数均为0.91，此次调查的情感中心应对分量表的Alpha值为0.75，问 题中心应对分量表的Alpha值为0.83。
1.2.2 归因量表［14］ 参照华中师范大学2000级硕士论文，从能力 、努力、运气 和任务难度4个纬度进行考察，共8个题目，采用“1（完全不符合）～7（非常符合）”7级 评分，其中3，5，7题项为反向记分，努力、运气、任务难度归因因子的α值分别为0.65 ，0.76，0.82。此次调查中的能力、努力、运气和任务难度Alpha值分别是0.48，0.41，0 .42， 0.48。
1.2.3 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15］ 由刘贤臣教授等编订，分为人际 关系、学习压力、受惩罚、丧 失、健康适应、其他6个因子或维度，共27个题目。记分方式为：未发生的事件计为0分；对 发生过的事件，根据经历该事件时的心理感受“无影响(1)、轻度(2)、中度(3)、重度(4) 和极重度(5)”进行5级评定。累积各事件分值为总应激强度，累积构成事件的分值为各因子 应激强度。此次调查中各因子分值与总分（总应激强度）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依次为0.7 9，0.55，0.82，0.65，0.77，0.72，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全量表的Spearman-Brown 校正分半信度系数为0.82。
1.3 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利用学生自习时间，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团 体测查。共发放问卷900份，回收有效问卷771份，有效回收率为85.7％。采用SPSS 11.5统 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管理和分析。
2 结果
2.1 生活事件发生的频度和应激强度 调查显示，哈尼族、傣族学生生活事 件发生的频度较高，其范围在49.5％～96.6％之间，其中学习负担重发生频率最高。发生频 度90％以上的事件有被人误会、考试失败、好友纠纷、生活习惯变化、学习负担重、失窃、 家庭经济困难。在讨厌上学 、恋爱问题、远离家人、本人急重病、亲友急重病、失窃、当众丢面子、批评处分、转学/ 休学、违纪/违法、升学压力、争执打斗、遭父母打骂、意外事故、其他等事件上，男生发 生的频度显著高于女生；在恋爱问题和家庭矛盾上，哈尼族学生发生的频度均显著高于傣族 学生；其余事件发生频度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哈尼族与傣族中学生生 活事件各因子得分比较见表1。
表1显示，哈尼族、傣族学生各因子分值之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 哈尼 族男生各因子应激强度（除学习压力外）均显著高于哈尼族女生（P＜0.05或P＜0. 01），而傣族男生只在丧失因子上显著高于傣族女生（P＜0.05）。从应激强度的绝对 值看，较为突出的因子依次是学习压力、人际关系和受惩罚。
2.2 归因特点 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哈尼族和傣族学生之间归因的各维度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且民族内的性别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为考察生活事件的总应激量对归 因的影响，以总应激量为分类变量，运用快速聚类法将学生分为强型、中型、弱型3类。表2 显示，3类学生的归因倾向（除能力外）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应激强度高的学生倾向于 对 事件作努力、运气和任务难度的综合归因，应激强度中等者以努力和运气归因为主，应激强 度小的学生归因倾向不突出。另外，进行民族内3类学生的方差分析表明，应激强度不同的 哈尼族学生在努力（F＝5.34，P＜0.01）、运气（F＝3.46，P＜0.05 ）和任务难度（F＝12.07，P＜0.01）维度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傣族学生 在各个维度上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
2.3 应对方式 独立样本t检验显示，2个民族学生的应对方式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且更倾向于选择积极想法、问题解决、寻求社会支持的方式，以问题中心为主的 应对策略。哈尼族学生在问题中心、问题解决、回避上存在性别差异（F＝4.81，P ＜0.05；F＝4.68，P＜0.05；F=14.17，P＜0.01），傣族学生在应对 方式上性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假设个体归因倾向会影响其应对方式，采用快速聚类法将学生的归因倾向划归为4类，命名 为“任务难度型”、“努力型”、“中间型”、“综合型”。表3显示，不同归因倾向 学生的自责、积极想法、回避、寻求社会支持、情感中心等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进一步以 应对方式各维度为因变量，进行性别（2）×民族（2）×归因倾向（4）多元方差分析显示 ， 性别、民族的主效应不显著，交互作用也不显著；归因倾向的主效应显著，表明归因倾向 主要影响学生的自责（F=3.25，P＜0.05）、积极想法（F=6.46，P＜ 0.01）和回避（F=2.57，P＜0.05）。
2.4 生活事件、归因和应对方式的相互关系 生活事件与归因的相关分析表 明，生活事件各维度与能力归因无显著相关，而人际关系、其他因子、应激总量与努力、运 气和任务难度归因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另外，努力归因还与学习压力、受惩罚、健康与 适应因子呈正相关，运气归因与受惩罚、丧失、健康与适应因子呈正相关。表4显示，自责 与努力、任务难度、生活事件各个维度之间呈正相关，积极想法、回避、情感中心与努力、 任务难度和应激总量之间呈正相关，问题中心应对策略与努力、运气归因和应激总量呈负相 关。
3 讨论
3.1 哈尼族与傣族学生生活事件的频度及其应激强度 哈尼族、傣族是云南 特有的且人口在100万以上的世居民族，大多数生活在边远山区，由于 受历史、社会、经济、地缘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整体受教育水平低。随着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和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各民族之间沟通和联系的时空距离被大大地缩短了 ，进而产生了民族文化的对峙与吸纳问题。又因为传统、语言、观念等因素的制约，阻碍了 民族之间的深层交流和文化理解，所以同处于青少年期的中学生在面对学校教育的价值导 向和宗族或家族教养观念的取舍问题时，往往不知所措。因此，生活和学习中的正常适应问 题也就可能对他们构成潜在的应激事件。另外，重男轻女的思想在民族地区表现 突出，导致他们以不同的教养方式对待男性和女性，且对男性的要求更高，也寄 予更高期望。因此，男生在生活和学习中可能会遇到更多的适应问题。哈尼族学生的恋 爱、家庭矛盾问题预示着哈尼人婚姻和家庭观念的某种变迁，这有待进一步的深入研究。而 两者在事件的应激强度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则表明人类心理发展存在某些共性。
3.2 哈尼族、傣族学生归因倾向对其应对方式的影响 虽然哈尼族与傣族学 生的归因倾向无显著民族差异，但从总体来看，他们所感受到的应激强度却对其归 因倾向产生显著影响。这一现象在哈尼族学生内存在，而傣族学生无此特点。另外，归因维 度还与生活事件各维度存在不同程度的正相关关系。这表明学生的事件归因与应激事件的性 质、自身对事件的主观感受，以及民族的人格特点等因素有关。
应对方式不存在民族差异，但在哈尼族内存在性别差异，而傣族内性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另外，应对还与归因、生活事件之间存在相关关系。这些结果表明，应对作为一种行为策略 或方式，只存在选择偏向，并不具有民族或人群的特殊性。在具体的方式选择过 程中，它与行为主体的认知或归因特点以及应激事件的特点有关。就此可以推论，个体的 应对具有情境性，在方式的选择上要受其自身对应激源的主观感受或认知（归因）的影响。 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Lazarus的认知评估理论和前面的假设，但它们的作用机制、性质和 方向还有待探讨。哈尼族应对方式性别差异的原因也值得研究。
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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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归因分析范文2
方法：本次实验以我院2010年1月至2011年1月所门诊治疗的80例心理妨碍青少年康复患者为实验对象，将患者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两组，实验组患者接受归因训练结合心理护理，对照组患者仅接受心理护理，对比分析两组患者的康复训练和护理效果。
结果：经过康复护理，两组患者的心理障碍均有所缓解，其中，实验组患者的认知能力有所提高，医从性增高，促进了的康复，两组患者的实验结果对比具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P
结论：归因训练结合心理护理，有助于帮助青少年患者消除心理障碍，对患者的康复过程进行有效干预，帮助其形成对疾病的正确认识，从而促进青少年患者康复。
关键词：归因训练心理护理心理障碍青少年康复
【中图分类号】R47【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8-1879（2012）10-0148-01
归因指的是人们对于自己或他人行为结果的分析和认识，并推论其原因或者指出其性质的过程，归因是一种普遍存在于社会生活中的认知或心理现象，同时，也是人们探索导致自己成败、苦乐、得失和荣辱的一种常规的心理活动。健康的归因活动能够帮助人们找到失败的原因，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和经验；而不合理的归因活动却会逐渐把人们引入歧途，使其变得焦虑、郁闷、抑郁、精神崩溃。心理障碍时导致青少年产生急性心因性反应、惊恐障碍、癔症、强迫症、失眠症、焦虑症、抑郁症等问题的主要原因。本院对心理障碍青少年康复的患者实施了积极的归因训练和心理护理，并取得了较为满意的效果，现对临床护理效果进行如下报道。
1资料和方法
1.1临床资料。本次实验随机抽选我院2010年1月至2011年1月门诊治疗的80例病例，男性46例，女性34例，患者年龄范围在14岁至24岁不等，平均年龄为（18.5±1.1）岁，患者学龄为初一至大二不等。所有患者均符合CCMD-3临床诊断标准，其中，失眠症10例，惊恐障碍11例，急性心因性反应5例，疑病症9例，癔症7例，强迫症12例，焦虑症12例，抑郁症14例。将患者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两组，每组40人，并保证两组患者不存在显著的统计学差异（P>0.05）。
1.2归因训练。归因训练的护理人员首先要对患者的疾病形成正确的认识和评估，以关爱的态度来对待青少年患者，将归因训练与临床治疗相结合，在这一训练过程中，逐渐唤起青少年内心的正确认知和积极归因，消除其消极情绪，从而提高临床治疗的效果。归因训练的着眼点在于对于患者内部状态的维度认知、方法控制和原因探究。归因训练的方法主要是问卷调查法，护理人员通过对存在心理障碍的青少年患者的自身特点和个人经历进行充分的了解和分析，利用不同的方法，从不同的维度，列举调查项目和内容，通过分析问卷调查的结果来实施针对性的归因训练。经过归因训练，消除患者内心不可控的、稳定的、内部的错误归因方法，使其重新认识自身能力，从中了解自己，改变对于各种事件的归因方法，掌握积极的归因方法，改变其行为和情绪，将患者逐步引入良性循环，积极配合治疗和康复[1]。归因训练是指将行为、情感、认知设想成个人对于行为结果和周围事件的原因推断所进行的一种训练，这一训练方法从改变患者对于行为结果的原因分析方法入手，对病因进行可控性、稳定性和原因源维度上的分析。若患者将好事或成功归因于不稳定的、暂时的、外面的原因，而将坏事或失败归因于稳定的、持久的、内部的原因时，护理人员要以和蔼、耐心的方法，引导患者形成正确的、客观的认知。训练的形式一对一进行，训练时间每次半小时，每周2～3次，随疾病好转间隔时间延长，随访1年。
经过上述归因训练，所有80例青少年患者均能够在护理人员的帮助下，正确看待自己和疾病，对负性和正性事件以及疾病都作出正确的归因，逐步改进自身行为，获得合理的认知，并保持良好的心理和行为状态。
1.3心理护理。大部分存在心理障碍的青少年患者都会经历较长的病程，且病情易于反复发作，进而出现注意力不集中、睡眠障碍、精神萎靡、冷漠、缺乏活力、自暴自弃、悲哀等临床症状，对治疗过程缺乏足够的信心，甚至出现对治疗过程和疗效的抵触和怀疑心理。为了缓解患者的不良心理，树立其对于治疗的积极性和信心，提高治疗的依从性，因此，护理人员需要充分列举适当的经历挫折和失败后最终成功的例子，并保持足够的耐心，用不懈努力好百折不饶的精神和成功的事例来鼓励青少年患者。通过护理人员积极的心理护理和循序渐进的教导，逐渐改变患者对于疾病的归因和认知，使其形成对于自己所患疾病的正确体会和认识，排除已有的无望感与无助感给患者带来的困扰，使其认识到自身的能力，从而积极配合康复和治疗[2]。
2结果
经过康复护理，两组患者的心理障碍均有所缓解，其中，实验组患者的认知能力有所提高，医从性增高，对疾病形成了新的认识，形成了正确的归因，并能够积极应对治疗，消除了绝望和无助的心理促进了的康复，两组患者的实验结果对比具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P
3讨论
本次临床实验结果表明，归因训练能够有效缓解青少年患者抑郁、吸毒、忍受疼痛、口吃、失眠、焦虑等方面的临床症状，且治疗效果较为显著[3]。青少年由于受到心理障碍的影响，会在生活和学习中作出不准确或错误的归因，进而形成对疾病的错误认识，产生不良的行为或情绪，最终导致意志或思维逻辑方面的变化，影响自身的健康发展。归因训练通过积极的心理干预，从消极的方面入手，经过认知方法的训练，使其形成对事物和疾病的积极认识，打消其不良情绪的恶性循环，使其心理和情绪逐渐转变为良性循环，形成对事件的良性归因，引导患者逐渐走向成功。综上所述，归因训练结合心理护理有利于心理障碍青少年形成对生活和学习的正确认识，重新认识和归因自身的各种心理问题，从而以积极的心理面对治疗，提高康复速度。
参考文献
[1]许顺江.儿童和青少年糖尿病患者的心理健康与护理[J].河北医药，2009，31（23）：3289
统计学归因分析范文3
【关键词】护理本科生；临床实习；压力
临床实习是护生由学生角色向护士角色转换的过渡时期，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时期[1-4]。据报道，护理本科生由于临床实习环境的复杂化、临床护理工作的高负荷、激烈的就业竞争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而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如不能很好应对，不仅会直接影响实习质量，甚至动摇他们从事护理工作的决心[5-7]。为了有针对性的指导本科实习护生在面临压力时能正确处理从而提高实习效果，本研究对本校实习护生进行压力水平调查，现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遵义医学院2011级实习护生100例作为研究对象，均在本院实习，其中男27例，女73例；年龄20~23岁，平均（21.24±0.56）岁。所有研究对象均知情同意并自愿参与。
1.2方法
由笔者向护生说明调查目的及表格填写方法，取得护生同意与支持，要求20min内独立完成，并不记名收回问卷。问卷和表格包括：（1）自编一般资料问卷：包括性别、生源、护理角色感觉、就读归因等；（2）护生实习压力测量工具量表采用肖美莲编制的护生实习压力量表，该问卷共37个条目，分为工作性质、实习准备、工作负荷、工作支持、人际关系、学习与工作的冲突6个维度，各维度采用Likert4级评分法，从“没有压力”到“重度压力”分别予以赋值0~3分，实习压力分为3个水平，每个维度平均分在1.00以下为低水平压力，1.01~2.00表示中等水平压力，2.01~3.00表示高水平压力，得分越高表明压力越大。该量表内容效度指数为0.925，Cronhach’sα系数为0.937[8]。1.3统计学处理采用SPSS18.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x-±s）表示，比较采用t检验，根据数据资料类型分别运用描述性分析和方差分析统计方法，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护生实习压力的描述性分析
本次研究共发放问卷100份，回收100份，有效回收率100%。本次调查实习压力总分（55.38±13.45）分，每项目平均1.51分。各维度得分从高到低依次是学习与工作冲突（8.65±3.500）分，平均1.73分；人际关系（9.47±2.672）分，平均1.58分；工作负荷（9.19±2.718）分，平均1.53分；工作支持（10.49±2.414）分，平均1.50分；实习准备（8.44±2.702）分，平均1.41分；工作性质（9.14±2.437）分，平均1.31分。
2.2不同特征护生压力各维度得分情况
不同性别的护生在工作性质、工作负荷、实习准备、人际关系、工作支持、学习与工作冲突6个维度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就读归因的护生在人际关系、学习与工作冲突2个维度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角色感觉的护生在工作性质、工作负荷、实习准备、人际关系、工作支持、学习与工作冲突6个维度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3讨论
统计学归因分析范文4
采用“青少年自我价值感量表”和“成人内-外控制量表”对长江大学通信专业180名大学 新生进行调查。结果 大学生心理控制源与总体自我价值感、一般自我价 值感和特殊自我价值感分量表呈显著负相关；内、外控倾向的个体在自我价值感的各维度上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线性回归分析显示，心理控制源水平对自我价值感的3个分量表均有显 著的回归效应。结论 大学新生的心理控制源与自我价值感存在一定的关 联，心理控制源对自我价值感各维度均有良好的预测性。
【关键词】 自我评价(心理学)；精神卫生；流行病学方法；学生
【中图分类号】 R 179 R 161.5 R 39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0-9817(2007)07-0605-0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cus of Control and Self-esteem Among Freshme n/LIAO Ting-ting, CHENG Ke, DING Wei. School of Psychology, Southwest U niversity, Chongqing(400715),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dent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 cus of control and self-esteem among freshmen, and to provide evidence for esta blishing sound self-conception. Methods By using Internal-Ext ernal Locus of Control Scale and the Self-worth Scale, 180 freshmen were invest i gated. Results The locus of control had a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global self-worth, general self-worth and special self-worth. The diffe rence ha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in self-worth between internal and external locus of control. Conclusion The freshmen's locus of control is
correlated with self-worth, and locus of control can well predict every dimens ion of self-worth.
【Key words】 Self assessment(psychology);Mental health;Epidemi ologic methods;Students
心理控制源(locus of control)是指个体对强化物或后果是由自己控制还是由外部力量 所控制的一种泛化预期。自我价值感是个体对自我的概括性评价，包括总体自我价值感、一 般自我价值感和特殊自我价值感3个层次。自我价值感对思维、情绪和行为都有弥散性的影 响［1］。高校新生入校后会有个适应过程，他们对自身的评价也会发生一定的变化 ，这些变化很可能对其大学阶段的学习乃至毕业后的工作产生影响。笔者选取了长江大学一 年级新生为被试，考察其心理控制源与自我价值感的状况，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以期为大 学新生树立健康的自我观提供心理学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取长江大学信息工程学院大学一年级新生180名，剔除无效问 卷后，得到有效问卷166份。其中男生116名(69.9%)，女生50名(30.1%)；平均年龄(20.14± 1.02)岁。
1.2 工具 采用由黄希庭等编制的“青少年学生自我价值感量表”，该量表 共56个题项，由总体自我价值感、一般自我价值感和特殊自我价值感3个分量表组成。其中 一般自我价值感和特殊自我价值感分量表又分别包含社会取向自我价值感和个人取向自我价 值感2个分量表。各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在0.61～0.86之间。
“成人内-外控制量表”包括23个正式题项和6个插入题。得分范围在0(极端内控)到23(极端 外控)之间。
1.3 调查方法 采取团体测试的方法，以班级为单位集体施测，2份问卷1次 完成。采用SPSS 10.0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处理。
2 结果
2.1 大学新生心理控制源和自我价值感得分情况 见表1。其中，不同性别 大学新生总体自我价值感和心理控制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在社会和个人取向的道德自我 价值感2个分量表上，女生的得分显著高于男生。
被试在心理控制源量表上的得分与自我价值感各个维度(总体自我价值感、社会取向一 般自我价值感、个人取向一般自我价值感、社会取向特殊价值感和个人取向特殊价值感分量 表)上的得分均呈负相关，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2.3 内外控制倾向者的自我价值感水平比较 根据Parkes(1985)的心理控制 源量表的常模，将被试分为内部控制倾向组与外部控制倾向组，比较2组在自我价值感各个 分量表上的得分，结果见表3。
2.4 回归分析 运用线性回归分析发现，心理控制源水平对自我价值感的3 个分量表构成了显著的回归效应。与总体自我价值感、一般自我价值感和特殊自我价值感的β值分别为-2.74，-2.58和-2.30(P值均＜0.05)。
3 讨论
研究表明，在社会和个人取向的道德自我价值感2个分量表上，女生的得分显著高于男生。 这种差异的产生可能是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男生更注重事业上的成功，在大学生活中则 表现为更注重学业成就的获得或自身技能(运动技能等)的培养；而女生更注重人际关系的和 谐及他人评价，因此更倾向于以社会道德标准评价自己的行为，并力求其道德行为得到社会 及他人的肯定，故女生的社会取向道德价值感高于男生。
心理控制源与自我价值感及其各分量表呈显著负相关，在心理控制源上得分越倾向于内控的 被试，在自我价值感上得分越高；在心理控制源上得分越倾向于外控的被试，在自我价值感 上得分越低，且内、外控倾向者在自我价值感各纬度上的得分差异显著。相对于外控倾向者 ，具有内部控制倾向的个体认为在任务完成的过程中自己的能力、掌握的技能等是决定成败 的主要因素，而这些因素也是自己能够控制的。因此，他们对自身的能力、才智等有更清楚 的认知、评价，自我价值感也就越高；而外部控制倾向的个体则相反。进一步的回归分析表 明，心理控制源对总体自我价值感、一般自我价值感和特殊自我价值感均具有良好的预测作 用。也就是说，高内控倾向的个体在因果归因时更倾向于内部归因，能够更加正确地评价自 己，拥有更高的自我价值感。
探讨心理控制源与自我价值感之间的关系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大一新生在新环境中，周围的 同学都是来自各个地方的“尖子”，中学时的优越感不再有。这时个体对于事物的归因方式 的差别更加会影响其对自身的评价，从而造成个体自我价值感发生变化。有研究指出，可通 过归因再培训的干预方法，鼓励学生将归因方式由外部转向内部［2］。大一新生正 处于社会化未成熟的阶段，其归因方式可以通过干预而改变的。所以对于高校的学生工作来 说，应注重学生内部归因的培养，使其从学习、社会实践和人际交往中体验到自身价值，以 提高其自我价值感，使其在成败面前更倾向于分析自身的原因，从而有利于提高自身的能力 ，对今后的学习生活都是十分有帮助的。
4 参考文献
［1］ 黄希庭，杨雄.中学生自我价值感量表的编制.心理科学，1998，21(4)：289-292.
统计学归因分析范文5
1逆境应对能力的相关概念界定
逆境应对能力即逆商，AQ（逆境商数）[1]是当今世界上一种最新的智能及应用工具，保罗·史托兹博士自从1987年在美国成立PEAK学习公司，便致力推动及研究AQ理论。AQ理论是他经过20多年研究，根据数十位顶尖学者划时代研究和全球1500项调查为基础后提出的实用方法，用以全面改进人类面对逆境时的反应能力，从而增进个人和事业生涯的整体效率。逆商的核心是意志力，保罗o史托兹认为人生的成功更大程度上取决于逆境商。把AQ值的高低作为衡量某个人在社会生活中忍受逆境、战胜逆境的素质标准。AQ分为4个维度[2]：C、O、R、E，即控制感，起因和责任归属感，影响范围，持续时间，简称CORE（核心法则）。
"C"（控制感）：控制感是指人们对周围环境的信念控制能力。面对逆境或挫折时，控制感弱的人只会逆来顺受，信天由命；而控制感强的人则会凭借一己之力能动地改变所处环境，相信人定胜天。
"O&O"（起因和责任归属）：造成我们陷入逆境的起因大致可以分成2类：
①内因：因为自己的疏忽、无能、未尽全力、亦或宿命论。往往表现为过度自责，意志消沉、自怨自艾、自暴自弃；②外因：合作伙伴配合不利、时机尚未成熟、或者外界不可抗力。
"R"（影响范围）：是指逆境中的负面影响范围。高逆商者，往往能够将在某一范围内陷入逆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仅限于这一范围，并能够将其负面影响程度降至最小。
"E"（持续时间）：逆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既有影响范围问题，又有影响时间问题。对于低逆商者，他们往往会认为逆境会长时间持续，所发生的一切也正如他们所想那样。反之，高逆商者则会认为逆境很快会过去，通过努力事情会发生改变。
2逆境应对能力影响因素的研究现状
2.1在研究方面，西方学者针对不同人群的进行了较多研究，她们往往更侧重于实际研究和数据分析来揭示逆商水平和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主要从不同个体、群体之间的逆商水平及哪些客观因素影响人的逆商水平这两方面进行探讨。
2.1.1对于不同人群逆商水平的研究 Abejo通过对58.94%的来自圣约瑟书院教员进行逆商水平测试，结果表明在男女教员之间没有显著差异，但老教员逆商水平更高。Vlliaver[3]通过对105名来自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的女教师进行逆商研究，结果表明公私立学校的女老师逆商水平没有显著差异。Markman Gideon对199名专利发明人的逆商水平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创造新事物的技术发明人和只为部门工作的技术人员，他们的逆商水平有所差别。
2.1.2对于影响逆商水平客观因素的研究 Rochelle D'Souza[4]对学生在校表现和学校风气对学生逆商水平的影响，通过对3所学校600名学生进行研究，运用学生表现问卷、ARP问卷、组织氛围量表进行测量，经统计数据表明不同学校之间的学校表现与学校风气之间没有显著差异。Williams对校长在教育中对逆境的反应与他对学生获得成就影响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5]，主要通过访谈校长和老师、学生测验标准分数和APR问卷进行的，结果发现在学校具有较高成就的学生其校长也具有较高的逆商水平。
此外，还有研究归个人的归因风格和逆商之间的关系，Steinberg研究体育教师和教练如何在通过鼓励学生采用积极的归因方式来帮助他们更有效地克服逆境。那种积极的归因方式包括个人归因风格的维度，归因风格的类型，在每个归因方式中失败对个人所产生的影响。
2.2在我国，关于逆商影响因素的研究也很多，但内容相对西方比较单一 从整体的角度上看，刘卫平[6]运用逆商测量量表和耐力冲击测验，采用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对大专生进行AQ的测量，结果表明学生在逆境的心理素质明显偏低。翟怀远[7]等人则在逆境商的基础原理和某高校"校园逆境事件访谈调查"运用逆境商量表对某高校大学生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表明该校大学生群体的逆境商处于中等水平，性别和年级等都会结果产生影响。
2.2.1客观因素对于逆商的影响 戴玉琴[8]等人通过对302名本科护生发放逆境商量表和满意度量表，统计数据得出，本科护生逆境商总分处于中等水平，表明本科护生易产生挫折感，原因可能是因其年龄较小，社会经验不足，缺乏逆境的磨练，对待学习生活中的挫折缺乏心理承受能力，致使他们逆境商整体水平不高，其中归因因子得分最高，这可能与本科护生绝大多数是女生，会把逆境归因于自己，更容易产生过多的具有破坏性的自责；控制得分最低，提示本科护生应对逆境时意志不坚定，与女性情感脆弱，易情绪化，易随逆境事件规模的大小发生变化有关。周峰、李芳成[9]等人则通过随机抽取安徽省某高校大学生200人进行发放问卷，得出大学生逆境商的总体水平较好，但仍有3%的学生在控制和延伸因子上处于低水平；通过进一步的差异检验得到：不同年级的学生及独生与非独生子女在逆境商数的总体及各因子上并不存在显著差异，而男女生在控制因子上及来自城市与农村的学生在忍耐因子上存在显著差异。
2.2.2外部因素对逆商的影响 马跃、陈长香[10]等人采用随机抽样调查唐山市3所高校在校本科生431人，采用路西量表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家庭教育方式为开放式的占43.9%，且学生得分偏高，有统计学意义；经常受到表扬和人际关系融洽学生分值偏高，且有统计学意义；学生对就业乐观者比非乐观者得分偏高，有统计学意义。黄心华则认为逆商培养的难点在于教育体制中的弊端 、激烈的社会竞争 、失衡的社会结构等。
2.2.3心理因素对逆商的影响 田茜[11]等人通过对285名护理大专生进行了问卷调查，采用逆商量表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护理大专生对逆境的控制能力不高，其随逆境事件规模大小而发生变化；护理大专生不能够对逆境原因深入客观分析，且易推脱问题责任；护理大专生在自身心理脆弱或承受能力较差时，易将逆境的影响范围扩大；护理大专生虽在面对轻中度挑战时尚能保持信心，但在面对重大挫折时，自我感知到的逆境持续时间就会增长。
此外，心理干预也会对逆商产生影响，刘乾惠[12]等人对新进护士的逆商也进行了研究。采用了方便抽样的方法，抽取了150个新进护士进行研究。先通过情境教学，角色扮演，虚拟临床护理工作中可能遇到的各种挫折，体验不同的角色所面对的具体场景和心理状态，并相互协调配合，不断交流讨论，探讨如何才能以积极向上的心理状态面对困难与挫折。接下来对于AQ 低者，聘请心理学专家作定期心理干预，疏导不良心理反应。并且巩固护理专业思想教育，通过评选"星级护士"，增强其职业自豪感。帮助她们做好职业规划，设置科学合理的阶段目标，提高成就动机以增进AQ。结果表明培训前后，逆商明显发生变化，培训后明显AQ分数高于培训前。何梅[13]对某大学四年级296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工具为路西量表，具体方法为通过记日记的方法，记录每天强烈的积极体验、感恩记录和回忆美好时光，帮助他们构建快乐有意义的生活，增进积极向上的情感体验。干预前后都用路西量表进行测评，结果表明进行积极干预后，学生的逆商数明显上升。
3现有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其研究可能
①我国针对大学生逆商的关注度还不够多，研究范围狭窄，主要还是集中在体育教学上，没有创新性；②在我国针对大学生逆商的研究主要还在理论层面上，缺乏实证研究，因而对大学生逆商现状了解还不够全面；③对于逆商影响因素来说，都只是停留在一些客观或者外部的原因，很少涉及一些个人能动性或是内归因的一些原因，研究的层次和深度不够；④我国高校还没有专门针对大学生逆商教育的对策，只是零星的一些教育理念和教学尝试，不具有系统性和普及性。
4结论
逆商是对于大学生的生活和成长是至关重要的，国内外现在对此都关注度比较高，研究者从多个角度和多个层次对此展开研究。但是从发表过的文献上看，我国的相关研究多停留在现状和一些客观、外部的影响因素来研究，因此，建议把对大学生逆商的研究多转向一些内归因方面，比如个人动机，激励因素或是心理因素等；还可以通过比较多种不同的心理干预方案，以更有效地提高大学生的逆商。同时，我国高校要加强对大学生逆商的教育，将逆商教育系统化、普及化。
参考文献：
[1]保罗·史托兹.AQ逆境商数[M].姜冀松，译.天津人民出版杜，1998：8.
[2]李炳全，陈灿锐.逆境商量表在中国606名学生中的信效度检验[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8，22（8）：605-607.
[3]Villaver， E. Adversity Quotient levels of Female Grade School Teachers of a Public and a Private School[EB/OL]，2008.
[4]Rochelle D'souza， Adversity quotient of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in relation to their school performance and the school climate[EB/OL].2008-06
[5]Williams， M.W. The relationship principle to adversity and student achievement [EB/OL] ，2008，6
[6]刘卫平.535名高护生逆境智商的调查与培养研究[J].中国医学伦理，2006，19（3）：93-94.
[7]翟怀远，宋守信，张颖.基ARP大学生群体逆境商的调查及其分析[J].生产力研究，2008，19：72-74.
[8]戴玉琴，段功香，申海艳，等.本科护生逆境商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的调查分析[J]。护理管理杂志，2012，12（10）：716-718.
[9]周峰，李芳成，丁彩玲，等.当代大学生的逆境商数及培养对策研究[J].金山，2012，8：54-56.
[10]马跃，陈长香 ，张妍娜， 等.影响大学生逆商的外部因素分析[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07，15（3）：238-239.
[11]田茜，范秀珍，孟珠，等.护理大专生应对逆境的能力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中华护理杂志，2011，46（5）：502-504.
统计学归因分析范文6
关键词：大学生；归因方式；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关系
中图分类号：G647.38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大学生就业制度已从“统包统分”转向用人单位与学生之间的“双向选择”模式，自主择业已然成为大学生的重要择业方式之一。但目前，大多数大学生只重视职业知识和职业技能的学习，忽视了自身在择业过程中的心理准备，比如说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即完成职业决策过程中各项任务所需能力的自我评估或信心[1]，这是影响大学生职业探索与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另外，归因方式是指一个人所具有的独特的归因认知方式以及由此所产生的特有的归因倾向，且已有研究证明，归因方式能不同程度的影响自我效能感，二者存在密切的关系[2]。因此，笔者试图在此基础上，尝试在大学生择业领域里探讨归因方式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关系，以期为解决当代大学生职业决策困难问题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通过问卷调查分析大学生归因方式和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现状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采用随机抽样方法，抽取绍兴市某高校大学生320名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320份，回收有效问卷298份，问卷有效率93.13%。其中男生116人，女生182人；文科109人，理科189人；大一37人，大二46人，大三178人，大四37人。
（二）研究工具
1.大学生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量表[3]
采用彭永新等人（2001）基于Taylor和Betz编制的《职业决策自我效能量表（CDMSE）》修订而成的大学生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量表。量表包括获取信息、自我评价、职业规划、目标筛选及问题解决五个维度，共39道题，采用Liker五点计分，分数越高表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越高。该量表的同质性信度和重测信度分别为O.93和0.66，并具有较高的辨别效度，是诊断职业决策困难状况的一个有效工具。
2.多维度―多归因因果量表（MMCS）[4]
采用Lefcourt等人（1979）编制的多维度―多归因因果量表，包括人际关系和学业成就两部分，每一部分分别测量了四种不同的归因倾向：能力、努力、情境和运气，其中能力和努力属于内控归因，而情境和运气属于外控归因。量表共48题，采用Likert五点计分，量表总分为外控得分减去内控得分，分数越{，代表外控归因越明显，反之则反。量表的内在一致性信度、重测信度和聚敛信度分别是O.88、0.70和O.62。
四、结果与分析
（一）大学生归因方式和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在人口统计学变量上的差异分析
1.大学生归因方式和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学科差异
表1显示，理科生的归因方式总分显著低于文科生（P
2.大学生归因方式和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年级差异
表2显示，不同年级的大学生在归因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异，经事后检验发现大二、大四得分显著高于大三（P
（二）大学生归因方式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显示，大学生归因方式总分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总分及其四维度都呈负相关，但没有达到显著水平，而归因方式的各维度（能力、努力、情境和运气归因）都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总分及其各维度呈显著正相关（P值均
（三）大学生归因方式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回归分析
为进一步了解大学生归因方式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关系，以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为因变量，以归因方式四维度得分为自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努力归因进入回归方程，对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有一定的预测作用，可解释总变异的18.5%。
五、讨论
首先，结果显示，理科生相比文科生更倾向于内部归因方式，且更重视能力归因，原因可能是学科特点造就了不同的思维模式，理科生长期的逻辑推理训练使他们更加专注自身，因此在解释成败结果时，更强调内部因素，而文科生思维活跃，对外界活动敏感，因此在解释成败结果时会考虑外部因素。另外，文科生的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及其各维度得分均高于理科生，原因可能是文科生清楚自身学科在一定程度上不如理科生的就业形势和社会需求，因此提前做好技能和心理准备，在真正面临择业时，他们拥有更多的信心；另一方面，文科生情感丰富、爱社交，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职业信息和政策动态，因此能更好的进行择业活动。
其次，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大三相比其它年级学生在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及其各维度上分数都更低，原因可能是大一新生在刚步入大学时，对就业问题还没有清晰的认识，对未来充满美好憧憬，对自己的择业能力也是信心十足，因而容易产生较高的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然而，随着毕业的逼近，高年级学生开始思考自己的未来职业规划，体会到择业的困难性，同时大三学生已经开始实习，也切身感受到了职业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这些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他们的择业信心，因此，相比大一大二来说，大三学生的职业决策效能感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但大四学生在经历过择业困难后，逐渐清晰自己的职业兴趣和职业能力，也逐渐完善自己在择业过程中各项工作的准备，因此开始重拾信心，分数有所回升。
最后，大学生归因方式总分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总分及其四维度都呈负相关，也就是说，大学生越倾向于内归因方式，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越高，原因可能是个体越是将成败原因归于自身因素，比如努力、能力，就越能在职业选择和解决职业决策问题中表现得更积极，更自信。另外，回归分析发现，努力归因对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有一定的预测作用，因为努力归因属于内控归因，越趋于内控归因的学生，越能体会到高自我效能感。
参考文献：
[1]朱韩兵，丁颢.大学生归因方式对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影响[J].红河学院学报，2011（5）：94-97.
[2]朱韩兵.大学生归因方式对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影响[D].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4）：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