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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学概念解释范文1
在科学研究中只有那些专业共同体和整个人类的知识积累都尚未解决或无法回答的疑问才算是研究问题。问题可以定义为：“某个给定过程的当前状态与智能主体（人或机器）所要求的目标状态之间存在的差距。”问题是一个反映了主客观矛盾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概念。科学研究从何开始？一直是哲学和方法论研究的一个关键主题。波普尔在《猜想和反驳》一书中总结道：“科学和知识的增长永远始于问题，终于问题———愈来愈深化的问题，愈来愈能启发新问题的问题。”在公共管理研究中，几乎每个公共管理理论的提出和发展，都是从特定的公共管理问题开始的。问题作为一个认识论的概念，反映了主观与客观之间的认知矛盾。虽然诸多科学家和不同流派的哲学家持有不同的方法论，但是科学史和哲学史的发展历史表明，他们都会不约而同地从方法论层面上开展对“问题”的研究，探究什么是问题、问题的重要意义、问题的结构、问题的类型。“问题”成了不同流派科学哲学家交锋对话的聚焦点，他们对问题认识的深入，逐渐形成了以问题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哲学分支领域“问题学”。目前“以问题为导向”进行研究已经成为公共管理学界的共识：解决问题是公共管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核心；问题为公共管理研究定向；问题是制定公共管理研究计划的依据；问题指导公共管理研究的观察和资料的收集等等。但是公共管理问题包括哪些类型？每种类型公共管理问题对应的研究方法是什么？
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尚无一个完美的答案。类型学（typology），或称作分类学（taxonomy），指研究者结合两个或两个以上单一维度的简单概念，然后由简单概念的交叉形成新的概念。本文从问题的定义———“某个给定过程的当前状态与智能主体（人或机器）所要求的目标状态之间存在的差距”———出发，根据“差距”的本质特征对问题进行类型化的划分。按照近代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Hume）揭示的事实和价值二分的原则，我们可以将问题中所含的“差距”分为“事实性差距”和“价值性差距”两个维度。可以用如下的坐标图定位公共管理问题的各种类型。（1）纵坐标所示的纯粹涉及价值差距的问题属于诠释类问题，对诠释类问题的解答，往往使用诠释主义的方法，形成诠释类知识。诠释类知识通过挖掘、阐发、建立和确证一种价值，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沟通。（2）横坐标所示的那些纯粹涉及事实差距的问题是科学发现类问题，科学发现类问题往往使用实证主义的方法，探索经验世界的状态、发展、变化，寻找经验世界中存在的联系。（3）横坐标和纵坐标构成的平面中的问题既含有价值因素又含有事实因素，可将这些问题分为技术设计类问题、批判类问题和评估类问题。
1.科学发现类问题。科学发现类问题是人类主观认知与经验事实之间的矛盾，以及由此引发的主观认知之间、客观事实之间的矛盾而引发的疑问。对科学发现类问题的回答，往往使用实证主义的方法论框架，最终将产生对客观世界描述、解释和预测的知识。提出科学发现类问题的途径包括：寻求经验事实之间的联系和一致的解释，证实假说和现象的可靠性、寻求理论体系内部的不一致性，解答多个理论和假设的不一致性，学科理论方法的移植等。
2.技术设计类问题。“实现特定目标的最优化方案、手段和措施是什么？”属于技术设计类问题。技术设计类问题包含事实前提和价值前提两个基本因素。技术设计类研究的目的是在既有事实前提下，确定合理的价值前提；或者在既定的价值前提下，寻求实现特定价值的优化方案。在公共管理研究中，往往需要在时间（时间段、历史、现状等等）和空间（国别、地区、部门等等）中进行目标比较、约束条件比较、环境参数比较、手段比较找出当前问题的特殊性，并“有的放矢”地提出战略与政策、体制与机制、措施与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
3.评估类问题。该类问题与科学发现类问题的相似之处在于两者都是对事实、行为和态度的描述和解释。但不同的是，评估研究在对事实、行为和态度进行描述时，是建立在与特定标准进行比较基础上的描述和解释，比较的标准可以是客观的标准也可以是主观的标准。评估至少包括三个要素，即标准（criteria）、证据（evidence）和判断（judgment），评估类问题的本质是根据经验证据，寻求特定标准和经验证据之间的关系，并对这种关系进行评判。
4.诠释类问题。诠释类问题是阐发、确立和建构社会现象背后的价值和意义的问题。诠释研究尝试回答文化、价值和精神领域的“应该怎么样”的价值问题，与人的目的、自由和人际之间的共识和规则紧密相关。公共管理领域，人们一般通过公共管理的历史诠释、文本诠释、话语诠释和行动诠释来获取诠释类问题的答案。
5.批判类问题。在批判研究者看来，现实社会并不是实证主义所谓的纯粹的经验的堆积，而是主体被“异化”的世界，需要改变客观世界，将主体从“异化”中解放出来。批评研究以矛盾的观点和辩证的观点看待和分析现实，其目的是改变世界。批判问题的提出本身具有很强的社会行动取向，批判研究本身就是改变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公共管理问题类型的划分，是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体系的基础和公约数。
二、以公共管理问题类型学为基础的研究方法
1.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体系的维度。可以借鉴亚瑟·霍尔（ArthurD.Hall）提出的系统工程三维结构（时间维度、逻辑维度和知识维度）对研究的方法体系进行刻画。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体系的时间维度即公共管理研究依次进行的过程，包括选题、文献综述、研究设计、研究实施和研究成果发表等环节。公共管理研究的逻辑维包括方法论、研究方式和研究工具三个层面。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体系的知识维度是提出和解决公共管理问题的思维背景、认知背景和实践背景。凡是对公共管理问题解决有启发的知识都可以纳入这一维度，而不论该知识的学科界限。
2.问题是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体系的公约数。从问题学的角度来看，在研究方法体系中，问题是连接研究逻辑维度、时间维度和知识维度的共通点。首先，不同的方法论流派对问题的性质、问题的地位、问题结构看法不同，就会形成研究过程的差异。比如：诠释主义将问题看做是意义呈现的过程，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交互作用贯穿在研究过程的始终；实证主义将问题看做是归纳和证实的过程，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中立观察是研究的起点，对结论的证实或证伪成为研究的终点；批判理性主义将问题看作是主观和客观的不一致，研究过程是始于问题，提出探索性答案，然后验证，再提出新问题的过程。其次，不同的问题类型对应不同的方法论框架。（1）对于科学发现类的公共管理问题，通常使用实证主义作为主导的研究方法论框架。（2）对于技术设计类的公共管理问题，通常运用技术设计所特有的最优化方法的逻辑，这种逻辑是“一种特别的命令逻辑。”“首先，考察满足外部环境限制的所有可能状态，然后，从此集合中找出满足目标的其它约束条件、又使效用函数最大化的特定状态。”这相当于把目标约束条件及最大化看作新的“自然法则”并把它加到其它自然法则上进行逻辑运演，运演结果中的值被看成“应当”取的值。（3）评估类公共管理问题会同时涉及价值因素和事实因素，在实际评估中，对事实和价值因素的处理方式不同会导致评估研究中实证主义、诠释主义和批判主义的分歧。（4）诠释学、现象学、建构主义、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非实证主义方法论是解决诠释类问题的常用方法论。（5）批判类问题则主要使用批判主义、批判实在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方法论。最后，研究知识通过研究问题与研究逻辑紧密相关。研究知识只有与特定的研究问题相联系，才有可能纳入特定的研究活动。（1）背景知识驱动问题的产生，各学科知识为问题解决提供可能的答案，并促进新知识的产生。（2）既有的理论引导研究的进行。既有的理论在研究中不仅仅对问题的产生和问题的解答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还以理论框架、研究途径、研究范式等形式引导资料的收集、资料分析、假设检验、分析性归纳等过程。
3.以问题类型为基础的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体系的总体特色。以公共管理问题类型为基础，将问题作为沟通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体系的公约数，这种新的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体系具有以下特色。第一，公共管理问题形态差异决定了公共管理研究表现形态的多样性。公共管理学术、实务和咨询从本质上讲它们都是一种解答问题的活动，只是三者所解答问题的类型、问题的难度、问题的指向等方面存在差异。从难度上来讲，公共管理实务活动中的问题可以使用已有的常识，或者对已有的知识进行简单地综合就能加以解决。如果问题的难度超出了常识和已有知识简单综合的范围，那么就需要诉诸公共管理咨询或公共管理学术活动加以解决。公共管理咨询提供一个或多个可供选择的较为固定的答案，公共管理学术研究则对问题进行探索性的回答，提供阶段性的答案。从问题类型来看，公共管理学术研究活动侧重解决科学发现类问题；公共管理实务工作者侧重解决技术设计类问题；公共管理咨询则重点阐明将公共管理一般原理转换为具体操作政策条文的基本原则。
公共管理学概念解释范文2
[关键词]公共管理；定性研究；研究方法；方法论；公共行政
[中图分类号]C9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863（2013）11-0100-05
一、导言
科学研究离不开有效的方法，科学进步也是随着方法的进步而进步[1]，这在注重解决实际问题的公共管理研究中亦是如此。定性研究方法作为社会科学的“经典”方法，在公共管理领域有着广泛应用。[2]张梦中和马克﹒霍哲（Marc Hozer）通过对两家美国较有影响的公共管理杂志（《公共管理学季刊》和《公共管理学研究与理论》）所发表的一百多篇论文的统计分析发现，用定性方法的论文远超过用定量方法的论文，用两者组合方法的论文也远超过“纯粹”定量的论文。[3]公共管理学历史上的经典著作很多使用的也都是定性方法。然而，在我国公共管理领域，定性方法远未获得其应有地位，学界在对其认识及使用上存在很大的误区。不少学者简单地把不能对所收集资料作量化分析，只能以文本形式进行描述的研究都看作是“定性研究”，或把其等同于“规范研究”。国内相当多声称采用定性方法的论文并没有严格遵循其规范要求，与其基本标准具有相当大的距离。[4]因此，在我国公共管理领域，加强对定性方法的讨论和应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希望通过介绍定性研究及其操作规程，构建定性研究的基本路径，供研究者学习参考，以推动我国公共管理定性研究的规范化和科学化。
二、方法、数据与理论框架
在搜集重要中英文论文和书籍材料的基础上，本文主要采用了简单文献荟萃整理的方法进行研究。中英文论文首先通过中国知网和web of science分别以“公共管理+定性研究”、“定性研究”、“公共管理研究方法”及“扎根理论”、“案例研究”等具体方法的关键词进行搜索，共得187篇，然后通过分析标题、摘要、来源期刊和全文，对重复和主题不相关的进行了剔除，最后得46篇。中外文书籍首先通过国家图书馆搜索系统分别以“公共管理+定性研究”、“定性研究”及“扎根理论”、“案例研究”等具体方法的关键词进行搜索，共得130本，然后根据书名、作者、出版社等将非学术性及主题不相关的进行了剔除，最后得24本。论文和书籍总共70篇。然后按照主题对其进行了细分（表1）。
在文献比较与整合的基础上，本文首先界定了定性研究的定义及特征。接着，通过回答定性研究的应用条件、研究设计、方法类型等六个重要问题，构建了定性研究的基本路径（图1）。其基本逻辑是：首先考虑定性研究的应用条件；在确定条件符合后，需要根据定性研究特点，进行研究设计；之后就应该考虑有哪些定性方法可供选择，它们各自的研究重点和擅长领域是什么；在选定了具体的方法之后，就要考虑如何具体实施，即定性研究的操作步骤；定性研究做得怎么样，如何提高其科学性，这就涉及到其质量评价问题；由于定性研究的研究对象往往是人和生物等，还必须考虑研究的伦理问题；质量问题和伦理问题贯穿于整个定性研究过程。文章最后讨论了基本路径使用应注意的问题。
三、定性研究的定义及特征
定性研究的英文名为“qualitative research”，在我国台湾、香港地区及新加坡被译成“质的研究”，大陆地区也有部分学者将其译成“质性研究”或“质的研究”；但在社会科学领域，尤其是公共行政领域，“定性研究”的说法更为普遍。定性研究是指研究者在自然情境下，通过观察、访谈、实物收集等方法对研究对象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定性研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强调在自然情境下而非人工控制环境中对研究对象进行研究。（2）重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关系。定性研究认为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是一种“主体间性”的关系，研究过程是双方彼此互动、共同理解的过程，研究者对研究问题的认识，存在于与研究对象的互动之中。（3）强调从当事人（研究对象）的视角去理解其行为的意义和其对事物的看法，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理论。[5]（4）强调使用多元的方法，如观察、访谈、实物收集等，以获得对研究问题的全面深入认识。（5）注重用语言文字对研究现象进行“深描”，很少采用复杂的统计方法（如回归分析、路径分析）来报告他们的发现。（6）定性研究是一个不断演化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研究的抽样、资料收集的方向、资料分析的重点、结论的建构方式等都会发生变化。
四、定性研究的基本路径
参照定性研究的基本流程，围绕着定性研究需要考虑的六个重要问题，将定性研究基本路径具体描述如下：
（一）定性研究的应用条件
研究者在什么条件下使用定性研究方法？主要有以下几个考虑因素。一是问题类型，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定量研究擅长对变量问题的探究，而定性研究擅长过程问题。变量问题涉及的是差异与相关，如“是否”、“有多少”、“在多大程度上”以及“…… 的关系是否存在”之类的问题。[6]过程问题涉及的是事件与行为如何发生与演变，而不是它和其他变量存在何种关系以及多大程度上被其他变量所解释。适合定性研究的过程问题有：事件的发生对相关人群所具有的意义；自然和社会情境对这类事件的影响；这类事件发展和结果产生的问题等。[7]二是研究目的。研究者是想通过对个别事物或现象进行细致、动态的考察来获取丰富的描述？还是想通过对事物进行大规模的调查来证实普遍情况？前者适合定性研究，后者适合定量研究。三是数据特征。研究者已有的数据主要是描述性的文字材料（如实地笔记、访谈记录等）？还是结构化的量化资料（如统计数据）？前者适合定性研究，后者适合定量研究。四是实施条件。为获取对事物的深入理解，定性研究需要对研究对象进行系统的访谈和长期的观察，如果研究者可以轻易地找到访谈与观察对象，那就比较适合定性研究。
（二）定性研究设计
研究设计是研究者对研究过程的初步设想与规划。在定性研究领域，对研究设计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后实证主义者主张对研究设计做完整系统的规划；非实证主义者认为定性研究是一个不断发现的过程，过早、过多或过于僵硬的设计会妨碍研究者即兴创造。[8]对定性研究新手而言，事先进行严谨的设计是很有必要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研究设计就会一成不变，它会随着研究的进程进行调整。所以，研究设计仍应保持一定的弹性。
定性研究设计的基本逻辑跟定量研究是类似的[9]，即通过对研究过程的合理规划，以确保研究的效度，保证结论的科学性（确保自变量、中介变量、调节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当然，这些变量关系并不像定量研究中那样明显）（图3）。其基本任务是：提出研究问题、建立概念框架、制定抽样方案、选择研究方法、讨论研究效度。研究问题是指你想通过该研究回答和了解什么。研究问题至关重要，直接决定着概念框架、抽样方案和研究方法。概念框架是有关研究事物的一个解释框架——包含关键因素、概念或变量以及之间的关系，通常用图形表示。抽样方案是指对研究场所、人物、事件或过程的选择。定性研究通常都采用立意抽样，而且抽样并不是一次完成，需要在研究过程中对研究对象不断地聚焦以及再抽样。研究方法包括研究拟采用的主要方法、资料收集与分析的方式、研究结果的成文形式等。研究效度（有效性）是指研究结论的描述或解释的正确性与可靠性，[10]对定性研究而言，主要包括构念有效性、内部有效性、外部有效性三种（纯粹定性研究一般不考虑统计有效性；但如果是定性与定量结合的则需要）。有效性是研究设计的关键问题，研究者应详细讨论研究中可能面临的各种有效性威胁及其消除办法，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结论的科学性（有关三种有效性及各自所面临的威胁，请参考沙迪什（Shadish）、库克（Cook）与坎贝尔（Campbell）[11]的相关研究）。除了以上几个基本任务外，研究设计还应考虑研究的目标、意义、资源规划、伦理问题等影响因素。
（三）定性研究的方法类型、数据收集及其选择应用
定性研究包含哪些方法？学界在此问题上，分歧很大，如迈尔斯（Miles）与休伯曼（Huberman）认为有十几种[12]；沃尔科特（Wolcott）认为有二十几种[13]；雅各布（Jacob）提出了六种 [14]；阿特金森（Atkinson）、德拉蒙特（Delamont）和哈默斯利（Hammersley）提出了七种 [15]；邓津（Denzin）和林肯（Lincoln）则将其分为八种。[16]分歧大的原因在于，定性研究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了众多学科（如人类学、社会学、哲学、心理学等）和众多范式与理论（如实证主义、建构主义、批判理论等）的影响，基于不同的视角，就会得出不同的分类结果。本文不拘泥于单一的视角，在整合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将定性研究所包含的方法都列举出来，并分析其特征及选择应用，以供研究者参考（表2）。
定性研究的众多方法之中，有一些已经得到了公共管理学者的重视。柯肯哈特（Kirkhart）在1971年将现象学方法引入公共管理研究。[17]贝利（Bailey）认为案例方法适合探讨大量公共管理的研究问题。[18]赫梅尔（Hummel）认为叙事方法有助于产生和积累公共管理知识。[19]然而，刘晓峰、刘祖云在对2006—2008年发表在《中国行政管理》等七家期刊上的652篇公共管理学文章进行分析之后发现，仅有60篇采用了规范的定性研究，而且这60篇中有59篇用的都是案例方法。[20]不难看出，在我国公共管理领域，采用规范定性研究的论文不仅数量极少，而且在方法的选择上也极为单一（主要是案例方法），这极大的限制了我国公共管理定性研究的发展。
（四）定性研究的操作步骤
定性研究过程包含哪些步骤？基于文献荟萃发现，不同学者在表述上存在较大差异。如大卫·希尔弗曼（D.Silverman）将之分为开始研究、分析资料、保持联系、写作、发表五部分。[21]陈向明认为其包括：确定研究现象、陈述研究目的、提出研究问题、了解研究背景、构建概念框架、抽样、收集材料、分析材料、作出结论、建立理论、检验效度、讨论推广度和道德问题、撰写研究报告等。[22]本文认为，不同类型的定性研究在具体操作步骤上会有所不同，不必强求完全一致，但以下几个基本步骤是不可缺少的，它们是研究设计、资料搜集、资料分析和撰写报告，故这里主要分析这四个基本步骤的主要内容（图3）。
首先是研究设计。研究设计要完成的主要任务是：确定研究问题、建立概念框架、制定抽样方案、选择研究方法、讨论研究效度等几个方面。
完成研究设计之后，就得着手进入实地，开始资料的搜集。定性研究的资料搜集方式有访谈、观察以及实物收集等。访谈适合搜集有关人的观念、态度与生活经历类资料；观察适合搜集有关人的行为及其规律的资料；实物则包括相关的文字、图片、音像、物品等。定性资料搜集通常都会产生回溯力，使研究者回头反思研究设计的内容。
资料搜集上来后，需要对其进行整理分析，如形成暂时性分析与摘要，撰写暂时报告、发展编码系统等。其中，编码是最重要的一种方式。“编码意味着对数据片段用一个简短的名称进行归类，同时也对每部分数据进行概括和说明。”[23]定性编码通常包含以下几个步骤：首先是进行初始编码（又叫开放式编码），对原始材料中所包含的基本范畴（概念）进行概括。[24]然后是轴心编码，对在初始编码中形成的范畴加以精炼和区分，从中选出值得进一步分析的范畴（主轴范畴）。最后是选择式编码，在更高的抽象水平之上继续进行轴心编码，其目的在于找出核心范畴。[25]例如在一项关于劳工阶级生活的研究中，研究者发现婚姻这个词在许多对话中出现，于是他首先将一大堆田野笔记都编进婚姻这一范畴之下（初始编码）。后来，随着对资料的进一步分析，他将婚姻分成几个一般性的范畴，如订婚、结婚、离婚等（轴心编码）。最后，经过进一步分析，研究者决定以性别作为核心范畴，找出男人与女人在谈论订婚、结婚、离婚时的差异（选择式编码）。[26]在一项关于行政人员升迁意愿及其应对策略的研究中，专家们可能会提出一份编码清单（表3），这些清单可以用来定义代码或用作寻找新代码的参考。编好码以后，就可以进行资料展示了，展示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建立描述性图表，从中引出描述性结论；一种是建立解释性图表，从中引出解释性结论。两种结论，都应该通过研究对象的反馈予以确证或修改。
最后是撰写报告。报告应依据研究对象的反馈进行修改。如果研究的是多个个案，需要完成每一个个案的分析，再引出跨个案的结论，所有的结论（跨个案的、个案内的）都应放入期末报告。期末报告中应讨论结论对理论、政策与行动的意义。最后，还应依据读者需求与研究意图，将研究发现推广运用。
（五）定性研究的质量评价
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主张将定量研究中的“信度”、“效度”直接用于定性研究，或者根据定性研究特点对它们做出重新表述；一种主张发展与定性研究特点相符合的新标准，如坚定性、可靠性、可转移性等；一种主张超越标准之外去寻找可以保证定性研究质量的方法。本文认为，为了保证定性研究的质量，确立一定的标准是有必要的，定性研究质量评价标准可以将 “信度”、“效度”等传统标准与新标准进行融合（表4）。
（六）定性研究中的伦理问题
伦理问题是社会研究无法回避的问题，对于定性研究，尤其如此。定性研究的每一个阶段都会遇到伦理问题，都应遵循基本的伦理准则。在综合现有文献的基础上，一个定性研究的伦理准则的基本框架如表5所示。
五、基本路径使用应注意的问题
基本路径，为研究者提供了一种了解和使用定性研究的简便途径，可以使其对定性研究的应用条件、研究设计、方法类型等问题有一个基本认识。但该路径作为一个全景式的简化描述，也存在不少不足之处，研究者使用时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基本路径只是关于定性研究及其使用的简化模型，并未涵盖其所有方面，特别是对各种具体方法（如民族志、扎根理论等）的讨论不多。研究者若想对各种具体方法有深入理解，需阅读其它资料。
（2）基本路径讨论的主要是定性研究中各种方法的共性，并未过多地讨论其差异性。研究者在进行具体研究时应将共性与差异性结合考虑。
（3）基本路径的各组成部分有较强的互依性，研究者应该重视这种互依关系，以一种整体而非割裂的方式来看待和灵活使用。这也符合定性研究循环反复、不断演化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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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立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环境治理与可持续性科学研究所所长；何元增，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江西农业大学人文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北京100191）
A Concise Roadmap to Public Administration Qualitative Research
Yang LihuaHe Yuanzeng
[Abstract]Qualitative research is an important method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 studies. Based on a simple meta-analysis on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the article briefly summarizes the definition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application conditions， research design processes， major types of concrete methods， operative steps， quality evaluation， and research ethics， and then constructs a concise roadmap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 qualitative research， as a reference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es and student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standardization， validity， and quality of Chinese studies 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management. Finally， the study discusses several issues for using the concise roadmap.
公共管理学概念解释范文3
钟摆原本是物理学的一个现象，后被运用到心理学的研究，以描述某些政治现象。然而，在公共管理理论中，同样存在“效率”与“公平”钟摆效应。公共行政理论、新公共行政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及新公共服务理论等，从理论上实现了“效率—公平—效率—公平”的转换。
【关键词】
公共管理；钟摆效应；公平；效率
公共管理，译自英文“PublicAdministration”，因而，有的学者也将其译为公共行政、行政管理等。自1887年美国学者威尔逊发表文章《行政管理学之研究》一文，主张政治与行政分离以来，公共行政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获得了快速而长远的发展。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的一个分支学科。1991年在美国举行的公共管理学术研讨会是其产生的标志。自此之后，公共管理学、公共行政、公共政策分析其同组成了公共部门管理研究的三大方向。王乐夫等人认为：公共管理学是研究以政府行政组织为核心的各种公共组织管理公共事务的活动及其规律的学问。在某种程度和范围内，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可以互相替代，但公共管理并不能替代公共行政的全部[1]。公共管理学研究的核心关系主要有三对：公平与效率、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其中，公平与效率是政府处理自身与市场、社会关系的前提，是三对关系的核心。
一、相关概念
（一）钟摆效应钟摆，原指时钟机械的一个部分，通过左右摇摆产生动力以转动齿轮，进而使指针匀速转动以指示时间。后来，学者将这种现象运用到政治学研究领域，用以解释某一阵营在一次选举中获胜后，会因为选民不想一党独大的心理，而使得该阵营在下次选举中容易失败的政治现象，即钟摆效应（PendulumEffect）。在公共管理学中，同样存在以“公平”与“效率”为两端的钟摆效应，“公平至上”还是“效率至上”的问题总会在一定的时间内被反复讨论，并各占上风。
（二）公平与效率对于公平，较一致的观点是将其视为一种价值判断和行为规范，在这种价值判断及行为规范下，公民基本上能够实现权利、义务、经济、机会等各方面的一个相对均衡。因此，公平不是绝对的平均、平等，而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某些方面公平还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心理感知，很难被量化。效率，属经济学范畴，是指资源的有效使用与有效配置。效率可从宏观及微观两个方面去理解。宏观的效率是指整个社会的资源是否得到了合理配置、有效利用，社会财富是否因此而得到增加；微观的效率则是指生产要素的投入与产出比例。在很大程度上，效率是可以被量化的。公平与效率，二者相辅相承，既对立又统一。公平需要效率来保障，而效率则需要公平来体现。但同时，公平与效率又难以共存在。就公共管理而言，没有绝对的公平，也没有绝对的效率。因而，公共管理的目标总是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徘徊。也因此，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也成为公共管理学所要研究的核心关系。
二、公共管理理论发展过程中公平与效率的钟摆效应
自1887年美国学者威尔逊发表文章《行政管理学之研究》一文，标志着公共行政或公共管理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开始发展以来，公共管理理论对于公平或效率至上的讨论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传统公共行政理论阶段。这个阶段主张政府工作的科学管理，提倡效率；第二个阶段为新公共行政理论阶段。这一阶段主张政府的职能在于社会职能，强调公平；第三个阶段为新公共管理理论阶段。这一阶段主张发挥市场的作用及政府优化，强调效率；第四个阶段则是新公共服务理论阶段。这一阶段的主张再次回到公平。由此可见，公共管理理论关于公平与效率的讨论大致经历了“效率—公平—效率—公平”的过程，并将公平这一主张延续至今。
（一）传统公共行政理论传统公共行政理论强调行政的独立性，追求行政的有效性。其代表人物为威尔逊、韦伯和泰勒。威尔逊提出了政治—行政二分的观点。他将政治与行政割裂开来，认为政治的重点在决策，而行政则是执行，行政可以独立于政治之外。这一主张为公共行政学的建立提供了必要性。韦伯的学说为公共行政学的创立提供了理论框架。他认为，任何一种组织都是以某种形式的权威作为基础的，且其组织成员之间存在着下级服从上级的合法性。因而，官僚制是实施统治是合理的形式。科学管理之父泰勒提出的科学管理理论，则为公共行政科学化、技术化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三人的理论学说共同推动着公共行政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发展，并使得公共行政开始着力于专业化、普遍化的管理原则和管理方法的研究，且将研究重点放在了管理的标准化、程序化及权力的合法化。这些研究或主张最终都使得公共行政往效率的目标前进。传统公共行政理论虽然在推动管理科学化、权力合法化方面作出了较多的贡献，但在老问题还未解决新问题又不断出现的社会局面下，则显得无能为力。在民众对政府的质疑声中，新公共行政理论提出了政府应承担社会责任，政府进行公共管理的目标应是公平。
（二）新公共行政理论新公共行政理论的代表人物以美国行政学家沃多克、弗雷德里克森等人为主。1968年9月，在锡拉丘兹大学明诺布鲁克会议中心举行的以寻求公共行政发展方向为主题的研讨会，标志着新公共行政理论的开端。弗雷德里克森的《走向一种新的公共行政学》一文及其著作《新公共行政学》，以及新公共行政理论代表著作《公共行政的精神》等，集中体现了新公共行政理论的观点。新公共行政理论认为传统公共行政理论过多地强调权威与效率，没有承担起社会责任，也没有对公民需求加以考虑，于是造成了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对立。鉴于此，新公共行政理论强调公平与民主，认为政府在追求效率的同时，应对公众负责，应考虑公民的需要，并以承担社会责任、实现公平为最终目标。基于此，新公共行政理论主张行政机构应进行相应的变革，建立一种有回应性、参与性的民主行政机构。与传统公共行政理论最大的区别在于，新公共行政理论更注重“公共”二字，其对社会公平、政府社会责任、民主行政等价值的追求，使得公共行政学研究的范围扩大、内容增多，极大地推动了公共行政学的发展。遗憾的是，新公共行政学并没有在公共行政学研究的进程中成为主导范式。一是由于其自身缺乏概念和理论上的连贯性；二是由于其倡导的社会公平、社会责任等，过于理想化。但在后续的研究中，其对“公平”的追求仍为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等提供了可借鉴之处。
（三）新公共管理理论以管理至上的“新公共管理”学说是近现代以来指导欧、美地区政府改革的重要思想。新公共管理理论以奥斯本、盖布勒等人为代表，在其著作《改革政府———企业家精神如何改革着公共部门》一书中，详细的阐述了新公共管理理论的观点与主张。新公共管理理论，常与“企业化政府”“、后官僚体制模式”“、以市场为导向的公共行政”等词、句紧密相联，可见其主张、学说与市场紧密相联。但与公共选择理论关注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主张以减少政府干预、发挥市场作用来解决问题的观点不同的是，新公共管理理论关注的重点仍是政府公共部门的内部。该理论主张通过市场机制来完善公共组织部门的管理。管理的自由化和市场化是新公共管理蕴涵的两大基本理念。管理的自由化要求公共组织减少烦琐、不必要的规定、约束和制约，让管理者来管理；管理的市场化要求公共组织引进竞争机制以提高工作效率，并借鉴市场化的管理手段优化公共组织的管理。新公共管理理论的主张，具体表现在十个方面：第一，起催化作用的政府：掌舵而不是划桨；第二，社会拥有的政府：授权而不是服务；第三，竞争性政府：把竞争机制注入到提供服务中去；第四，有使命感的政府：改变照章办事的组织；第五，讲究效果的政府：按效果而不是按投入拨款；第六，受顾客驱使的政府：满足顾客的需要，不是官僚政治的需要；第七，有事业心的政府：有收益而不是浪费；第八，有预见的政府：预防而不是治疗；第九，分权的政府：从等级制到参与和协作；第十，以市场为导向的政府：通过市场力量进行改革。新公共管理理论是学者们根据欧、美等地进行政府改革的实践，总结其经验而形成的思想。它将政府从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角色中解放出来，转而担任公共服务促进者、购买者、参与者或监督者等多种角色，在大大提高了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的同时，对缓解政府财政危机也起到了很大作用。因而，新公共管理理论对欧、美等地的政府改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甚至延续至今。但新公共管理理论仍遭到较多的争议，尤其是其引入竞争机制的观念使得较多的学者认为这会对社会公平、正义等带来损伤。而在众多的批评声中，主张在以公民为中心的治理系统中重新定义政府角色的新公共服务理论开始占据有利地位。
（四）新公共服务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是在对新公共管理理论反思的基础上形成的，其代表人物以罗伯特•登哈特夫妇等人为主。新公共服务理论认为，公共管理者在进行公共事务管理及执行公共政策的过程中，所应承担的职责既非划桨也非掌舵，而是建立一些具有整合力、回应力的机构，以向公民提供服务及放权为主要工作职责。其主要观点集中在七个方面：第一，政府的职能是服务而不是掌舵；第二，公共利益是目标而非副产品；第三，在思想上要具有战略性，在行动上要具有民主性；第四，为公民服务，而不是为顾客服务；第五，责任并不简单；第六，重视人，而不只是重视生产率；第七，公民权和公共服务比企业家精神更重要。新公共服务理论是建立在对新公共管理理论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上，它虽然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内容进行了批评，但同时也保留了其优秀的部分。新公共服务理论承认新公共管理理论在政府改革方面所存在的重要意义，但同时，它又对新公共管理理论所存在的不足进行了补充、修正。新公共服务将公民参与、公共利益等纳入公共管理的范围，并对政府的角色给予了重新的定义，将政府定位于战略管理的地位，从而拓宽了公共管理的深度和广度，并将政府从细琐的事务中解放出来，对公共管理进行宏观规划，使公共服务的提供更具合理性、有效性，更贴近公民的需求，更接近“公平”这一最终目标。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新公共服务理论在考虑公平的同时，对于效率同样给予的重视。
三、结论
公共管理学概念解释范文4
一、社会网络分析概述
截至目前，“社会网络分析”这一概念的定义被归纳为“社会行动者及其彼此关系的集合”，也就是分析社会关系结构及其拥有的属性，在其间尤其要注意的是社会行为所受的社会网络影响的“模式”。如今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四个维度：第一是将之看作一种研究视角，也就是研究切入点定位为其本身和相应的行动者间的关系和与之相挂钩的网络运行机制。第二是将之看作西方当代主流社会学的分支之一，由此可见其理论来源内容可以包括网络思想、社会网络本源理论、引入理论之类。第三是将之看作一种网络数据的收集和分析技术方法，从而将图表数据和定量定性资料相互整合，描述网络社会化过程，并由此形成调整网络结构的研究基础。第四是将之看作一种具有专门的测量工具与概念体系的研究范式，将之看作一种用网络关系对社会现象加以观察和理解的分析框架。其分析程序共有四步，即“分析层次和其网络关系界定网络数据收集关系矩阵构建和测量数据分析并获得结论”。
二、国内外研究比较
从社会网络分析的相应研究成果“分布特征”中不难看出：社会网络分析已经作为一种方法和领域中颇为重要者，并由此应发广泛关注。借助于公共管理领域曾买你的一系列研究成果的分析可见：就整体而言，国外研究远领先于国内，其应用范围更加广泛，理论方法更加成熟，研究主体和内容范围更加庞大。就结果而言，从2000年至今，国内外公共管理领域中社会网络分析的应用越来越多，其研究成果也处于上升过程中。尤其是2009年之后速度更快。就研究热点而言，社会网络分析的重点在于social security、social capital、health services、government policy、social groups之类。国内的研究侧重点则在于地缘政治、政府管理、虚拟学习社区、突发事件、公共治理等方面。国内外“交叉点”研究主题数量众多。尤其是近段时间“大数据议题”兴起以来，结合大数据的社会网络分析也开始出现。而可以预见，其在未来的公共管理领域将会成为新的研究热点之一。就数据来源方面来说，三种研究中常用的数据获取方法在于间接资料、访谈记录、问卷调查。然而实际上，亲自搜集到的资料往往是国内学者更倾向使用者，国外学者则更偏好间接资料。就研究结果而言，国外研究多侧重理论实际的结合，以实际问题为切入点，从而获得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研究成果。国内则缺乏理论与实际问题的结合，其结果往往不能服务于实践。
和国外相比，国内研究不足之处主要包括：
首先，理论建构创新性不足且基础研究薄弱。因为社会资本、社会网络分析、社会网络理论三者互相交叉和包含，造成了缺少权威依据且难以交叉梳理。如今，不少研究者仅仅将社会网络分析当作一种分析工具而不是理论体系。而很多学者往往在定量研究中根据自己的需求选取指标或参数，并由此造成测量指标与理论不对应、测量不全面、未进行测量工具效度评估等问题，以至于相同的数据测量结果出现差异很大的解释，无法获取一致研究结论。故而，不管是社会学还公共管理学，既要在本领域的实践问题解决过程中应用国外理论与相应的方法，又要努力研究基础理论，从而使之理论根基与脉络进一步清晰完整化。如今的本土化研究中，很多创新性不足的文献一直在致力于已有研究成果的重复论证，而真正有关中国状况的社会网络命题与假设实际上还有待于探索。
其次，数据测量分析方面深层次结构分析不足、数据获取较难等问题明显。一般而言关系数据是社会网络分析的最主要分析对象，但实际情况则是：制度化政治参与网络、政策网络等很多网络关系数据往往很难获取。这一问题造成了其应用范围大打折扣，也造成了研究领域过分集中。如今的各种分析应用往往多仅限于网络结构密度、规模之类的浅层指标，而其中构建和检验关系模型、结构中参数估计、无标度特性、小世界现象却极少在研究中涉及。同时，尽管单模网络研究已经形成体系，但是很多层次网络研究却因为各种原因造成转换成单模网络时研究深度大大弱化。此外，过分关注模型有造成了理论分析基础缺乏。图表符号、数理模型、数学技术滥用造成了网络分析缺乏深入思考和分析内容的情况。
第三，难以明确归类的问题。主要包括数据库共享程度低、数据质量不高、基础统计数据不完善、研究主体间缺乏合作;各种研究工具与技术缺乏应有的创新、研究成果缺乏动态分析研究、缺乏跨网络间关系研究、缺少好的学术平台、高水平交叉成果不足、学科间交流过少等。
三、总结与讨论
截至如今，公共管理学科研究中社会网络分析的应用愈发众多，局部整体统一、宏微观结合的分析思路在于对管理、社会、经济、公共安全、政策等复杂行为的规律揭示，控制机制及本质等方面有着很大优势，从而给中国公共管理学科建设活动带来契机。就研究基础而言，社会网络分析自身就涵盖了“网络”与“社会”两种思想。和后者契合的理念主要是社会网络和信任、互惠规范。整个网络结构都会受到每个网络节点中社会资本的作用、位置的影响，并以此来对社会管理绩效、公共组织绩效产生影响。和前者契合的主要是协同治理实践在web3.0时代所受到的公共管理回应。所谓“协同治理”，实际上就宣告了政府管理模式的主体逐步“多元化”。以社会网络为基础进行主体互动，协调各层面之间的关系，有效促成“新型公共事务治理模式”。就研究方法而言，公共管理领域这一范围内，主要采取回归分析、方差分析之类办法相互结合进行实证研究。既可以对数据检验方面不足加以弥补，又能有尽可能地从社会网络视角对其结果加以分析和解释。同时，引入复杂性科学方法同样会对公共管理研究中所需的理论和方法加以提供。借助于对各个研究对象间的演化机理和复杂关系，提供新的思路给公共管理效率的提升。就研究内容而言，公共管理和各兄弟学科间的“交叉”同样有利于紧密联结人类社会协调、经济、技术与社会、科学等众多方面，从而对公共管理问题加以专业的分析和解决。就研究视角而言，“综合性研究”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如社会网络对社会、政府绩效提升影响的挖掘探索，考察公共资源能力属性，对公共组织的治理结构、关系特征加以提炼并测度等。就公共管理这一角度分析社会网络优劣势等层面获得了众多的新进展，如小集团效应、政治家合谋等研究，更复杂视角包括社会网络演化趋势、动态发展研究也获得了颇大的进展。
总而言之，公共管理领域的社会网络分析如今已经走上“高速通路”，虽然其间亟需解决的问题众多，但关注其研究领域者数量的增加，公共管理和社会网络分析结合这一层面的研究必然会有新突破。尤其需要对以互联网为背景的各种“大数据时代虚拟社区”的构成模式、社会网络特征以及相应的人际社会网络的互动，形成与参与虚拟团体以及社会组织的机制，资源交换、网上互动的模式，现实和网络社会资本的异同等问题加以关注。将来这一领域的研究将朝着方法科学化、内容系统化、对象综合化、主体多元化的发展方向不断完善，并由此对公共管理学科这一层面的理论基础研究乃至于管理实践发展加以有效促进。
公共管理学概念解释范文5
[关键词]新公共管理理论;中国化;效率;人力资源
20世纪70 年代末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政府改革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重塑政府运动”、“企业型政府”、 “政府”、“国家市场化”、“国家中空化”等只是对这场改革的不同称谓。这场改革运动始于英国, 然后席卷全球。从美国的“重塑政府( Osborne and Gaebler 1992) ”运动到英国的“ 运动( Hood,1991) ”;从新西兰的“全面改革”到德国的“苗条国家”改革以及其它西方国家普遍实行的以市场导向的行政改革措施, 都在不同程度上运用了新公共管理理论, 体现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各种特征。
一、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核心观念
(一)重新定位政府职能及其与社会的关系
根据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构想,政府不是高高在上、“自我服务”的官僚机构,政府公务人员应该是负有责任的“企业经理和管理人员”。奥斯本提出的“企业家政府”理论特征之一就是要求政府具备顾客意识。这一观点指出,政府是受顾客驱使的,其宗旨是满足顾客的需要,提供回应性的服务。新公共管理主张政府在公共行政管理中应该只是制定政策而不是执行政策,即政府应该把管理和具体操作分开,政府只起掌舵的作用而不是划桨的作用。
(二)强调对效率的追求
新公共管理以现代经济学和私营企业管理理论和方法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新公共管理理论根据交易成本理论,认为政府应重视管理活动的产出和结果,应关心公共部门直接提供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在对财力和物力的控制上强调采用根据效果而不是根据投入来拨款的预算制度,即按使命作预算、按产出作预算、按效果作预算和按顾客需求作预算。可以说,效率贯穿了整个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始终。
(三)追求管理的自由化
传统公共行政强调遵循既定法律法规,通过严格的行政规制来管控。新公共管理理论要解决的问题是“在过度规范化,法制化和过多控制的情形下”如何提升政府的管理能力和改善政府的管理绩效。因此它提出实行严明的绩效目标控制,即确定组织、个人的具体目标,并根据绩效指标对目标完成情况进行测量和评估。
(四)引进市场,在公共领域实现竞争
市场化实际上是在政府公共服务处于困境的时候,利用社会力量和民间资源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有益尝试。虽然“竞争不能解决我们的一切问题。但是在解开使许多政府机构陷入瘫痪的死结方面,它也许比本书中的其他任何概念更加关键”。
根据新公共管理理论中有关政府的概念,私人部门所强调的一些价值观念――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价值观念是效率――在公共部门中应该更加受重视;不仅如此,而且向私人部门管理者的思维方式的转变,对于促进公共部门真正为公共利益服务来说也是绝对必要的。
二、实现新公共管理理论中国化的可能性
近几年来,如何全面、正确地认识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和实践, 特别是如何借鉴和吸收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和实践成果为我所用, 成为我国学者普遍关注的课题。而为何能够实现新公共管理论的中国化,可以从以下方面来稍加解释。
(一)从当前面临的国际背景来看,我国正处于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的大趋势以及世界性的政府改革大潮之中。向别国学习,无疑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主要方面(这甚至是一条捷径),特别是通过借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在公共管理及政府改革方面的成功经验,我们可以发挥“后发优势”。
(二)从我国目前的国内环境看,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 社会结构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使政府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的政府管理模式已不能适应当前政府生态环境的巨大变化变化,逐步暴露了种种制度上的缺陷,严重影响了政府的行政效能的发挥。以市场化为导向的西方国家公共行政管理改革的理论与实践, 显然可以为我国的公共行政管理改革提供一定的经验, 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三)理论上讲,新公共管理作为一种政府管理领域的新范式,对于我国行政学以及公共管理学研究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自80年代以来,我国恢复了公共行政学的教学与研究,经过这二十多年的发展,我国的行政学学术研究、教学等都获得了显着的发展。但总的来看,中国行政学仍停留在引进、介绍国外学术成果的阶段,并且对西方行政学的引进和介绍缺乏系统性和深刻的分析。诚然,西方行政学理论体系一定程度上能为我国公共行政管理活动提供指导;但中国毕竟有自己的国情,中国行政学需要尽快完成从引进、借鉴到发展、创新的飞跃。
三、新公共管理理论中国化的原则
(一) 因地制宜,忌照搬照抄
要实现新公共管理理论的中国化,获得对现在行政管理体制的创新,要求我们能够因地制宜,不能总认为外国的月亮比较圆。新公共管理改革并不总是成功的, 有的改革措施成效不明显, 有的则带来了更多的问题。英国政府内部改革的重要举措“下一步行动方案”, 动摇了传统的文官制度和传统的行政责任机制, 这对公民来说并不是福音, 因为它会导致责任关系模糊和权力滥用。因此在使其中国化的过程中,首要的就是因地制宜。
(二)认清自己,忌妄自尊大
不可否认,新公共管理作为指导西方国家行政改革的主导理论, 不可避免地会对我国行政改革的理论和实践产生重大影响。近年来, 我国研究新公共管理的文献呈现出爆炸性增长便是明证。但在实践过程中,仍有大量的公务人员和学者以发扬传统
文化的视角,全面批判新公共管理理论,并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官僚制的特殊性,在理论与实践之中,都无视新公共管理理论的适用意义。 (三)分析经验,去粗取精
从经济发展来看,新公共管理理论是对传统大政府的福利国家的经济困境与财政危机的一种纠正与挽救;从文化角度来看,新公共管理理论建立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和个人主义的基础上,对中国这个具有不同文化土壤的国家来说,若不切实际地过分夸大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效用,实施西方所追崇的模式,就可能会遇到挫折;从意识形态来看,新公共管理理论虽然主要是一种公共管理理论,但却具有较强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色彩,这就要求我们在借鉴新公共管理理论时,必须有所选择,“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四、新公共管理理论在我国的实现路径
我国国内对新公共管理的研究,正如陈庆云所说“ 我国国内学者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研究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多数文章还是以介绍国外研究的现状为主”。从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传统公共行政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理论有自身的价值,中国政府所面临的自身行为非规范化,低法治化和管理能力,管理绩效的不理想状况将成为我们批判地吸收传统公共行政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基本立足点。
(一)转变政府定位,强化政府责任意识
政府定位实际上指的就是政府行政的边界问题,即政府介入市场、社会的程度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就在不断转变政府职能,但这个转变的过程是个渐进、缓慢的进程。对此,要界定政府的角色和职能,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个人之间的关系。
新公共管理理论从管理学的角度批判,推崇私营机构的管理技术,认为分权、放松规制、委托是医治公共管理机制江华痼疾的组织原则。我国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致使权力过分集中,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好、也管不了的事,职责不清、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因此,我国转变政府职能的关键环节是: 还权于企业、社会和公民,实行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不以公共权力主体的身份介入私人关系领域。
(二)夯实新公共管理理论中国化的基础,增强社会自治能力
新公共管理实践是建立在社会具有很强的自治能力的基础上的,这就需要归因于新公共管理理论产生于西方国家。西方国家的公民社会发展较早,自治能力也在多年的发展中获得了极大进步。根据新公共管理的理论设计, 政府虽然还是专门的公共管理机构, 但却不是唯一的机构, 在政府之外,也应当有一些准自治的、半自治的和自治的机构去承担公共管理的职能。政府可以部分地甚至完全地从日常公共管理中解脱出来, 专心致力于公共政策的制定及监督执行。
作为对比,我国长期处于一种“强政府,弱社会”的状态,政府涉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社会自治能力较差;同时,传统官僚文化以“在其位,谋其政,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使得公民的参与度非常低。近些年来, 陆续出现了一大批非政府组织或其它非营利组织,但是它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并没有真正履行自身的应然职能――自治职能,而成为政府的附庸,带有强烈的官方色彩,呈现“官民二重性”的特点。
在增强社会自治能力上,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显得较为迫切,新公共管理理论主张对某些公营部门的私有化,让更多的私营部门参与公共服务的供给,政府要扮演好扶持者的角色,通过拓宽资金渠道、提供政策支持、完善监管体制来促进非政府组织的壮大,并由此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此外,还需要非政府组织自身做出努力,提高自省责任感,两者相结合,真正奠定新公共管理理论中国化的基础。
(三)更新人才观,强调人力资源管理
公共管理学概念解释范文6
公共管理(Public Management)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在整合社会各种力量的基础上，广泛运用政治、经济、管理、法律等手段，强化政府的治理能力，提高政府管理效能和公共服务品质，有效增加并公平分配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产品的管理活动。它由20世纪70--80年代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所引发和推动，并伴随着波及全球的政府改革运动而稳步推进，以其对传统公共行政批判性继承、拓展、接替和超越的态势，在理论与实践上塑造、规制和导引着现代公共事务的管理方向和运作方式。
公共管理运动表现出探求“去官僚制”的社会治理模式的整体特点和共同努力，其深刻内涵和重要理念在于利益取向的公共性、公平性、管理的公共参与性、管理本质的服务性、管理结果的绩效性，以及政府与社会的合作共治性，反映了由权威型政府向治理型政府转变的深刻变化。对于20世纪80年代初兴起于新西兰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作为政府的改革实践，在短短20余年的时间里得到了英、美、墨西哥、香港、拉丁美洲等国家和地区的广泛响应，形成了“不同版本”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作为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替代物，‘新公共管理’实践模式是公共部门管理特别是政府管理中出现的一次重大突破或一次深刻的变化。用澳大利亚学者约翰・哈里森的话来说，它体现了公共管理方式的根本性、方向性的调整。”①因而被视为“公共行政实践活动的最新范式”。国外学者梅戈特把公共管理看作是公共行政管理传统(Public Administration Tradition)、公共事务传统(Public Af fair Tradition)和政策分析传统(Pohcy Analysis Tradition)之后的第四次浪潮。我国行政学者陈振明则将之视为继传统的公共行政和政策分析之后的“第三种”途径或范式。
“公共管理是否高效运作一直是判断一个公共管理体系是否优良的标准，也是判断政府是否负责任的一个尺度。”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各项事业的进步，学习和借鉴公共管理改革的经验，从理念、体制到方式等进行深刻的改革，成为我国行政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众多学者关注的课题和理论取向，显示出强大的理论活力。近年来也逐渐波及档案学领域。
二、公共管理的特定对象与公共管理的践行者：档案管理在公共管理中的双重角色
1 作为公共管理特定对象的档案管理――公共信息
信息是人类社会存续和发展的重要战略性资源。公共管理活动中，管理主体必然依赖并利用信息来开展活动。公共信息是公共主体行为选择和相互交往的前提，是政府和公民进行公共事务处理和实现公共利益的基本条件。“公共信息是一种资源，公共主体只有在对公共信息享有和利用的基础上才能够有效实施和参与公共管理，实现自身利益和公共利益。”在信息时代，公共管理对公共信息的依赖性明显增强，“公共信息力成为一个国家综合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公共管理主体为了更好地利用公共信息资源，必须重视公共信息资源的管理。公共信息资源管理既是政府公共管理的基础工作，也是公共管理的重要内容和特定对象。在当代公共管理研究的专著和教材中，许多学者都已将公共信息管理作为公共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加以描述和探讨。
档案是重要的信息资源，“是构成国家信息资源的基本要素和组成部分”。在公共管理体系中，凡属公共活动主体(包括政府、社会组织和企业)在公共管理活动中收集、传递、整理和的各种信息都是公共信息。由此而论，除私人拥有和管理的档案信息外，档案信息资源具有明显的公共性，是公共管理不可忽略的管理对象或者说管理客体。国外学者卡尔森和欧佛门在论及公共信息管理时，明确地将档案管理纳入其中。
2 作为公共管理践行者的档案管理――提供公共信息服务
公共信息资源是社会公共生活得以有效运行，公共生活质量得以不断改善的战略性资源。作为一种社会公共资源，它具有公共性、服务性和共享性的特征，是公共产品的组成部分。对公共信息资源的生产、传播、供给是各类公共管理主体，特别是政府管理的主要职能之一。
政府是国家信息资源的最大拥有者，也是最大的生产者、使用者和者。“政府信息资源约占社会信息资源总量的80％”。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的总目标是“对所有政府信息资源进行科学管理和合理开发，实现政府信息资源的有效利用，以推动政府的正常运转、经济的良性运行和社会的健康发展。”作为社会利益的调节者、资源的有效配置者和公平分配者，政府部门能否公平、公正、有效地提供信息产品和服务给公众，以及信息产品和服务提供的范围和程度，直接关涉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目标的实现，更关涉公共管理目标的实现。有学者提出公共信息服务“乃是当今信息社会政府应该提供的最为重要的一项公共服务”。“在信息社会，公共信息资源的生产和供给作为政府管理的主要职能，在政府职能体系里处于更为重要的地位。”
档案信息资源管理既是公共管理的特定对象，也是践行公共管理的特定领域，是主体与客体的统一。档案管理部门承担着公共信息资源的管理和提供信息服务的职责，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和各类档案实体管理部门(档案馆、档案室)都是公共管理体系内的管理主体，有责任和义务参与公共管理活动，分担履行公共管理职能，在新的社会舞台和环境中开展自己的活动。
三、国家模式向社会模式的转变：档案管理融入公共管理的社会基础
档案与文字的产生未必是国家、阶级出现的产物，但档案的有意识保存与管理和国家、阶级有着必然的联系。档案既是管理国家事务，表达统治意志的工具，同时更是统治者统治地位的武器和位置权力的象征，是国家的“胸甲和灵魂”，是“君主的心脏、安慰和珍宝”。档案的产生、保管和使用都与国家权力的维系与行使相联系。1794年世界上第一部专门的档案法一法兰西穑月七日档案法，确立了档案向公民开放的原则。“它改变了档案馆的性质，使档案馆从旧制度下的机密机构，变成了社会全体公民的利益和权力服务的公开机构，开创了档案利用的崭新时代”，因而被誉为“档案的人权宣言”。但无论在资产阶级统治者、档案管理者，还是在普通民众心目中，档案是“法国资产阶级国家的公共财富”的思维方式和国家统治工具的价值观念并未彻底改变。正如T，库克在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的报告中所指出的：“从荷兰学者所处时代到詹金逊、卢萨诺瓦时代，直到美国注重政府文件管理的时代，档案视野在传统上是由一个国家建立的，为这个国家服务，作为该国统治结构和机构
文件的组成部分。档案理论因此在国家理论、模式和概念中建立了合法地位”。20世纪后期，公众对档案的认识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普通公民看来，档案不仅要涉及政府的职责和保护公民的个人权利，而且更多地还应为他们提供根源感、身份感、地方感和集体记忆。社会的诸多变化推动了档案管理从传统的“国家范例”向更新的“社会范例”转变，“上述国家(指美国、德国和加拿大)中不同的‘社会观’已导致人们开始探讨档案理论与方法的新概念，这表明档案理论的思想基础发生了另一个根本变化――从一个国家的理论发展到全社会的理论”。加拿大档案学者另一学者安・威尔逊也认为档案更应注重“管理文件”而不是“政府文件”。
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推进、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和普遍运用、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一体化、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公共领域的发展等多种社会因素的推动下，我国社会步入全面的、整体性社会转型期。转变政府职能，形成“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治理格局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导趋势之一。在此社会宏观背景下，作为国家事业组成部分的档案事业也在逐步向社会拓宽，档案管理的社会观念得到增强。冯惠玲教授在《论档案馆的“亲民”战略》一文中不仅指出档案馆要从“国家档案观”转变为“社会档案观”，而且进一步指出“社会档案观”将公共档案馆带人一个更为广阔的、丰富多彩的社会活动天地，要求兼顾社会、国家、家庭、个人四个层次，这对中国档案工作者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观念拓展。
档案管理由国家模式向社会模式的转变，为档案管理融入公共管理提供了社会基础和发展方向选择。库克在另一文章中也间接地表达了这一看法：“(档案管理)在过去的那个世纪发生了一次集体性转移，即从以国家为基础的司法――行政档案话语转向以更广的公共政策和公共利用为基础的社会――文化档案话语”。
四、理论与实践的互动：档案界向公共管理迈进的思考
“档案理论是根据一个时代、地域或个性的职能发生变化，这种职能一旦被认识，就会成为专业发展的动力。”社会转型的深化、治理型政府的推进、和谐社会建设与关注民生政策的导引，都在推动着新时期档案管理职能的转变，需要我们做出积极的回应。
1 在档案研究中引进和强化公共管理概念
科学的发展一方面源于学术共同体认识的提高和深化，另一方面也源于理论视野的转变。“科学中的观察是‘理论负载的’”。人们对于客体的认识不是对客体的直接反射，而是经过主体依据自身既有的认识尺度和认识图式(如概念、理论、例证、储存的心象和可参考的图形等)对客体进行判定的过程，从已有知识出发去探究未知的事物或事物未知的方面。“观察主体的理论抽象取决于主体的理论结构。在现代科学中要把握观察客体的本质规律，就必须在观察中始终发挥主动性。”在科学研究中能不断开阔研究视野，既从自身的角度出发，又能旁及其他，就能更深入地推进对相关对象的理解，发现和揭示那些仅仅从单一的学科角度出发所无法发现的东西，同时通过学科视域的转换和扩展，我们还能够获得更多的研究资源，这是在当今科学研究中倡导跨学科研究或多学科融合的意义所在。
20世纪80年代以来，档案研究发生了一次质的跃迁，即由传统的史学学科向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转变。它提高了我们对文件和档案作为国家信息资源的基本要素和重要成分的认识，从“资源”而不是“资料”的角度来看待档案、档案管理现象。但信息资源管理体现的是一种“内向管理”，其核心是强调运用技术方法和手段确保国家或社会组织的信息资源处于可用的有序状态，以及信息系统的构建。信息资源也注重提供信息为社会服务，但其强调的重心在于如何“开发”的问题上，而不是强调以一个什么样姿态去服务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与信息资源管理相比，公共管理更体现出一种“外向管理”的性格，强调“公共性”，以实现由公共行政的内部取向向外部取向的转变，从而达到政府与社会对公共事务管理的合作与“善治”。公共管理理念(论)对档案研究的启发主要在于以积极参与的精神，将档案管理融入到社会管理之中，密合与社会的互动。以此来观照档案研究，我们是否能解释一些更为深刻的档案现象，提出一些新的观点。比如，在理论上回应和揭示档案管理“社会模式”的建立“是通过基于利用模式的方法来证明的，还是通过直接研究社会和其机构来证明的，或通过某些其他手段来确定的”；或者我们能否突破档案工作是一项“服务性工作”的传统认识，确立其“基础性的社会管理工作”的性质等等，有待我们共同去思考。
2 实施积极的档案政策
公共管理既是一个理论学派，有自身的理论取向和价值关怀；同时也是一种实践活动，有自身的行动特点和行动要求。与公共管理有着双重关系的档案工作领域和部门，在管理行动中必然要与公共管理协调互动，体现出公共管理的核心管理理念和管理风格。如管理利益取向的公共性、公平性，把国家、组织、个人都包容在管理和公共服务之内；管理主体的公共参与性，打破政府独家提供公共信息服务的单一格局，政府之外的公共组织、私人组织以及公民共同参与管理，分担责任；管理本质的服务性，为公民、为国家、为社会服务，并把效率、效益、有效“3Es”作为衡量自身服务水平的内在评价尺度，为实现公共利益的目标和履行公民赋予的使命创造条件；管理结果的绩效性，引入目标管理、绩效评估、成本核算等企业管理方法，注重结果和产出；政府与社会的合作共治性，通过参与式民主的方式将政府服务与管理社会的权限下放给家庭、志愿者、民间组织等社会的基本单元，实现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达到政府与公民社会的有效合作。
群体的行动需要政策或制度来引导和推动，对于信息资源管理而言，“作为一种普遍的人类活动，主要是在三个层面上展开的：在社会组织的微观层面，信息资源管理活动主要体现为一种过程管理；在社会组织体系的中观层面，信息资源管理活动主要体现为一种网络管理；在国家政府的宏观层面，信息资源管理活动主要体现为一种政策法规引导的调控管理。”围绕公共管理的核心理念，档案领域要从宏观层次采取积极的档案政策，进一步转变档案机构的职能与角色，拓展档案工作领域，创新服务机制，加强档案信息资源的组织体系和公共资源建设，深化档案部门的“社会关怀”，是档案部门的明智选择和实现与公共管理接轨的具体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