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人口老龄化统计学分析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人口老龄化统计学分析范文1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老龄化地理；西方国家
中图分类号：K901.2 文献标志码：A
0 引言
自19世纪后期法国最早出现人口老龄化开始，西方许多国家相继进入老龄化社会，在全球面临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背景下，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老年人健康、养老服务、社会福利等问题及其政策应对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广泛关注。早期的老龄化和老年人研究以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医学和生物学等领域为主，20世纪40年代伴随人口老龄化发展起来的老年学和其它交叉学科开始借鉴地理学方法研究老年人口地理方面（如分布、移动、环境等），20世纪70年代，以Rowles、Warnes和Golant等为代表的北美和英国地理学家进行了老龄化地理领域的开拓性研究。
西方老龄化地理（geographies of ageing）研究涉及人文地理学的人口地理学、医学地理学、健康地理学、文化地理学和社会地理学，以及社会老年学的文化老年学、环境老年学等分支学科[1]，是一个跨学科（主要为老年学和地理学的交叉融合）的研究领域，也被称为“地理老年学（geographical gerontology）”[2]。老龄化地理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对相互作用的老年人、空间和地方之间关系的研究[3]。西方国家老龄化地理研究的发展历程与人文地理学研究转向和思潮有密切关系。20世纪60年代“计量革命”引发的西方地理学界实证主义研究，70年代以来人文主义思潮下人文地理学从宏中观尺度描述向微观个体行为空间研究的转变，90年代以后在后现代主义、新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等思潮下人文地理学出现的“文化转向”，均对地理学的老龄化研究产生深刻影响，据此将西方国家老龄化地理研究历程划分为3个阶段：
（1） 20 世纪80 年代及以前。老龄化地理领域的研究以70年代北美和英国地理学家的开拓性工作为始，初期的研究为包括老年人地理集中、老年移民、老年人-环境相互作用调查、服务提供的政策导向等主题的描述性分析[4]，此时期更多的是人口学、老年学、医学等学科领域借鉴地理学方法作为一种工具来研究老龄化。直到20世纪80 年代末，老龄化地理研究才被看作为社会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其关于老龄化和老年人研究的主要方向，集中于运用经验主义或实证主义方法研究老年人的空间分布及其随时间的变化和为老服务提供等两大主题[5]。
（2） 20 世纪90 年代。地理学家在反思持续占主导地位的经验主义和实证空间科学方法的不足基础上，对老龄化和老年人研究的传统主题和方式逐渐深入并日益成熟，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人口老龄化空间趋势和老年人口行为、各种老龄化设施和环境的考察、保健和护理等方面。同时，受人文主义思潮影响，地理学与老年学产生了更多的融合，老龄化地理研究的视角除了关注健康、医疗保健、照护等传统主题外，还开始关注特定地方老年人生活的日常经验，老龄化的研究范畴已不仅限于社会地理学，而逐步形成了人文地理学的一个分支[2]。
（3） 21 世纪以来。在地理学研究“文化转向”的总体趋势下，老龄化地理学从人文地理的文化转向中学习理论和方法论，与学科的理论发展尤其是社会批判理论、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相联系[6，7]，老龄化的地理关注范围进一步扩大，超越了人文地理和社会老年学关于老年人流动性、居住、福利、护理和日常生活方面的传统经验领域，尤其是在社会和文化地理学延伸更广泛，促进了老龄化地理研究理论和方法论的多元化发展[2，8]，如并行发展的人文地理学和社会老年学分别以各种方式批判性地与人文科学重新结合后，日益转向参与老年人个体日常现实经验的微观层面的研究，对包括传记、自传、口述历史、民族志等一系列质性研究方法的探索，以及现代人文地理的关系性（relationality）和非表征（non-representational）理论取向探索的兴趣与日俱增[1]。
西方国家老龄化地理研究以上阶段的中心议题，主要集中于关注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布和老年人口迁移、老年健康与生活环境、老年服务供给的政策评估、老年个人日常经验等4个方面研究内容。下文将从这4个方面对西方国家老龄化地理研究进展进行评述，并结合中国老龄化地理学研究现状提出国内相关研究的可借鉴之处。
1 对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布和老年人口迁移的研究
长期以来，人口老龄化的空间方面议题一直是人文地理学者和社会老年学者等对老龄化地理的研究焦点，包括老年人口空间分布、老龄化地区成因和老年人口迁移等核心内容。
1.1 人口老龄化和老年人口空间分布
老龄化空间格局作为地方、国家和全球人口特征扩散的例证，被广泛应用于各种经、环境、财政、卫生和社会问题的研究。典型的如联合国每几年出版一次的《世界人口老龄化》系列报告，提供了对全球人口老龄化趋势和老龄化的社会-经济和健康特征的的描述[9]；Kinsella 和 Phillips在其《全球老龄化：成功的挑战》一文中分析了人口老龄化的全局和局部因素和众多的社会、经济和政策影响的基础[10]；Mccracken 等学者通过分析世界老年人口数量分布变化，运用汇集人口、流行病学和老龄化转变的模型描绘全球人口老龄化发展演变的地理-历史进程[11]。亚太地区集中了全球一半以上的老年人口，引起了官方机构和学者对这些区域老龄化空间分布、人口老龄化与健康、家庭与社会服务等方面的重点关注[12，13]。老龄化空间研究通常还包括对隐含老龄化负面含义的死亡率和发病率（例如癌症和心脏疾病）绘制地理范围图[14]，对突出人口和地方空间环境更具有脆弱性而不是恢复能力特征的分析[15]，纵向研究和建模方法的发展促进对人口老龄化研究中多尺度分析因素的认识[16]，基于地理信息系统（GIS）和空间数据的多层次模型绘制人口趋势地图[17]等方面。
学界关于老年人口空间分布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从国家和区域层面展开实证描述老年人口空间集中和分布的分析较多。学者对欧美国家层面的研究发现，老年人口分布普遍存在较大差异，如，早期对美国巴尔的摩、费城和匹兹堡三大城市的研究发现，老年人口较多的城市老年人空间分布呈分散趋势，反之则呈集中趋势[18]，有研究表明1990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佛罗里达和东北部等9个州集中分布了全国52.2%的老年人口[19]，20世纪90年代南部和西部州及其中的小型和中等都市区及郊区吸引了较多老年人[20]，对俄罗斯联邦和整个加拿大城市系统老年人口空间集聚模式和趋势的审视[21，22]也说明老年人口主要集中分布于都市区、特定区域（如类似州、城市之间）等。在城市层面，对美国俄亥俄州托莱多市的研究显示内城老龄人口密度较高而郊区和新建城区较低[23]；美国城市老年人口分布明显集中于都会区的核心区，从而可能形成典型的“退休中心”（Retirement Centers）[24]；Golant认为，老年人大多青睐大都市区，其中一半的人首选居住之地是中心城区[25]；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城市地区人口空间分布研究结论[26]说明，老年人大多集中分布于都会区的中心地带和偏远的乡村区域，城市中心城区人口老龄化程度保持较高水平而郊区老龄化程度逐渐上升。
1.2 城市人口老龄化地区成因
对于城市内部老年人口多为集中分布于旧城和城郊而形成老龄化地区的研究结论，学者们进一步探索其成因，分析涉及了各种社会经济因素，如城市扩张引起的年轻人口和老年人口不同外迁率、城市核心区不同社会阶层的死亡率、不同的城市化阶段等对城市老龄化地区形成区域的影响[16]，但考虑政治和文化因素对人口老龄化影响的研究较少，如公共政策是如何对人口老龄化空间不均衡起普遍影响作用的[27]。Golant指出，复杂的老年人口空间分布模式说明，不同城市老年人集聚区的形成原因各有其不同，甚至在同一城市的不同发展阶段也都具有不尽相同的老年人口分布模式[28]。例如，研究澳大利亚快速发展的新兴城市的人口分布后发现，老年人口在住房建设年代越久远的地区数量越多，这是由于城市居住区向郊区扩张带来大量年轻人口从老城搬出，而老年人留居老城中心而导致的[29]。在美国的研究则发现，20世纪60～70年代，美国老年人口增长较快地区为非都市区，但70～80年代末出现了老年人口逆向迁移，从非都市区或乡村转向城市地区，90年代以后老年人口又转向郊区化迁移趋势。由此说明，老年人口分布状况随时因不同的城市化阶段影响而出现即时的变动，城市老年人集聚区也随之发生变化。
有学者进一步探讨老龄化地区的形成原因，提出其研究核心是要了解某个老龄化地区的发展过程是老年和非老年人口迁移还是当地人口自然老化（aging in place）的结果。Bean曾指出，相比于各地区不同出生率、死亡率的影响，不同地区人口迁移率是对老年人口集聚差异影响更重要的原因[19]；也有学者的分析表明，本地新老年人的产生和从外迁移来的人口都对区域老年人口集聚程度产生重要的影响[30]。对此，比较具有说服力和影响力的解释是美国学者McCarthy的“老年人口空间集聚学说”，他在对美国20世纪50～70年代老年人口空间分布格局变化的研究中，通过分析人口的动态迁移归纳出3种老龄化地区类型：①美国在50年代经历了城市化快速发展下非老年人迁出和老年人残留的非都市区老龄化的“残留集聚（accumulation）”过程；②60年代经历了郊区化趋势下退休老年人迁入郊区和非老年人向大都市迁移的郊区老龄化“替代集聚（recomposition）”过程；③70年代经历了老年人和非老年人同时迁入但老年人迁入比例相对较高的郊区老龄化“汇合集聚（congregation）” 过程。可见，各地区老龄化的过程和结果会因其不同年龄人口的迁移率而完全不同[31]。
1.3 老年人口迁移
老年人的空间分布和集聚的主要动力之一是老年人的迁移，因此，对老龄化空间模式的研究也刺激了地理学者对老龄化和移民长期关系研究的兴趣[32]，20世纪70～80年代，欧美国家对此进行的大量实证研究从国家、区域和城市内部等不同的空间尺度展开。
对一国范围内老年人口迁移的研究多为利用普查数据，探讨退休老年人在生命周期改变，如退休、丧偶、再婚、重病伤残等发生时，在不同地域间的迁移行为。如对美国的研究显示，20世纪60年代老年人口移动的数量和比例增加，多数是由北部各州迁向南部和西部的佛罗里达、加利福尼亚等阳光地带（the Sunbelt）[33]，而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西部老年人迁入数量逐渐减少直至变为净迁出区域，原来为净迁出的东北部和中西部老年人迁出数量出现下降趋势[34]。在这些老年移民中，年轻时因为工作离开故乡而退休后选择回乡养老的迁移称为回归迁移，同样较多的回归迁移是趋向阳光地带或者退休者地带[35]；也有部分老年人因身体机能下降或失偶而回迁，还可能因为更进一步的老年衰弱而再次向养老机构迁移，这样一个迁移周期体现了老年人生命晚期不同阶段的迁移模式[36]。同时国家尺度的研究出现了少量的关于老年人季节性迁移和跨国迁移的文献，研究学者们通过问卷调查获取数据后分析认为，季节性迁移的经常发生可能预示着老年人会发生居住地的迁移[37]，如果老年人经常进行季节性迁移且滞留迁移目的地时间较长，超过在原居住地的居留时间时，其真正的常住地就有必要重新定义[38]。
基于都市区与非都市区和城市内部空间尺度的老年人口迁移的研究显示，这一尺度的迁移是老年人口迁移的重要部分。如美国20世纪70年代老年人与其他年龄人群一样从农村向大都市迁移，此后又从同一个都市区内部大规模稳定地迁出到非都市区[39]，同时迁入都市区、尤其是中心市区的老年人数量逐渐减少，都市区成为老年人外向净迁出的区域[40]，整体呈现老年人口从都市区向非都市区扩散迁移的趋势。同样的对美国城市内部的老年人迁移的研究发现，老年人从城市中心CBD到郊^的离心迁移大于从郊区到CBD的向心迁移[41]。
关于老年人迁移动因的研究主要关注于老年个人属性特征、家庭特征和迁入地特征3个方面的影响因素。Walters探讨美国退休老年人群迁移影响因素并划分3种迁移类型：第一类老年迁移者具备较好的经济、身体状况，为了追求更高品质的生活而迁往具有宜人气候和居住环境舒适的地区，属于享乐型移民（amenity migrants）；第二类老年迁移者往往是失偶的经济和身体条件较差者，由于经济和居住的依赖性通常往生活成本较低的地区迁移或是寻求成年子女照顾而选择和孩子居住，属于救助型移民（assistance migrants）；第三类老年迁移者通常是不与配偶同住的严重伤病者，因为缺乏生活自理能力需要专业的陪护和护理，因此会迁向医疗设施较好的地区，这类老年移民属于严重伤病型移民（severely disabled migrants not living with a spouse）[42]。由此可见，不同的老年人健康、经济、家庭特征和社会环境特征等导致老年人发生迁移行为的原因不同。
2 对老年健康与生活环境的研究
2.1老年人健康与照护
地理学者从人文主义、女权主义以及其他理论视角持续而深入关注老龄化领域的研究聚焦于医疗、保健、照护和空间的关系上[43]。早期的老年人口健康地理学主要集中于在较小的单位区域对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进行调查分析并集合成诸如社会健康图集的文献[44]，或是绘制具有老龄化负面含义如死亡率和发病率（例如癌症和心脏疾病）、剥夺和死亡率之间关系的范围图[14]，以及大量关于老人护理的研究文献如关注于发展良好的社区护理实践模式和在这些模型后面的理论框架、正式和非正式护理之间的关系和随之而来的政策影响、增长的社区护理对家庭的影响等主题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地理学者一直致力于关注健康地理的演变和扩展合作，专注于把地方（place）当做一个健康老龄化决定因素的研究任务，即空间和地方影响老年人口幸福感的途径[45]。大量的研究工作基于地理老年学家 Rowles、Harper 等的前期研究成果，从局部或微观尺度分析老年人和地方之间的关系入手，揭示在此语境下照护和支持所起的作用，研究内容涉及理解老年人与家及周边环境契合的状况及体验，这些空间情景的社会、情感和物理特征，以及这些空间、距离如何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身心健康及由家庭提供给老年人的照护[43]，由此理解日常生活中地方（特别是家）是如何和为什么对老年人口照护和支持起重要作用的[46]。
2.2 老年人生活环境
地理学家持续关注人类经验中环境的重要性，研究了老年人生活和护理的地点、空间和时间的重要性并形成了关于地点是不确定的、复杂的和有争议的重要观点[47]。随后对环境和设施的深入关注使地理学家进一步理解了社区、城镇、城市以及特定的建筑环境如家庭方面[48]、居住护理环境和医院[49]等支持或挑战老龄弱势群体[50]的方式。生活在农村环境中的老年人面对的挑战继续吸引少数地理学者的特别关注[51]。
地理学者从社会老年学角度长期关注老龄化和空间、地点之间联系及扩展[52]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是老年人居住环境，包括老年人住房及其对住宅设施设计的影响、老龄社会空间隔离等，这些研究为应对以现行政策和规划为导向的 “健康老龄化”和“老年友好型社区”主题做出了贡献[53]。学者们关于老年人住房的研究受益于社会结构分析的变换，晚年住房选择形式不断地受到结构约束，老年人面临的多种住房选择依赖于他们的时间、空间和社会地位[54]，老年人早年生活的经济地位和社会不平等持久影响晚年住房机会的分化，且通过政府住房政策被进一步限制，从而也影响老龄化社区空间格局的形成[55]。在老年人住房和生活环境影响的研究方面，对某些特定环境如住宅[56]、封闭的退休社区[57]的研究可以揭示老年人和他们生活其中变化的社会和物理环境之间的关系。
对老龄社会空间隔离的研究出现了批判性地评估社会和空间结构之间的关系的倾向，揭示种族、性别和阶层的空间绑定定义[58]，探索老年人的空间和社会分异，更重要的是理解年龄的社会和空间隔离背后的现实[59]，Laws的研究通过追踪年龄关系的城市历史来反映代际关系与城市建设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60]，Rogerson运用GIS空间技术比较了美国15个最大城市地区老年人群体的社会隔离状况[61]。
3 对老年服务供给的政策评估
由于老龄化社会的需求，西方国家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用于老年服务设施和老年社区建设以改善老年人生活环境，老年人更多地在公共养老机构接受照护服务。但随着越来越增加的老年人养老保障和服务需求，20世纪80年代许多国家遭遇了“福利危机”，政府为了减轻沉重的养老负担，实施了以私营化占相当重要地位的各项社会福利改革方案，与官方和民间达成的将家庭及社区当作最佳养老地点的共识――“就地养老”相关的照护政策得以推行，如美国的“基于家庭和社区的服务”和欧盟的“长期照护制度”方案等。对此，许多西方地理学者对老年服务供给模式和政府福利政策实施的效果进行分析后一致认为，社会经济、政治和制度的变化造成了卫生服务重组，导致了服务设施区位变迁，从而影响了老年人获取、使用卫生保健服务的方式[62，63]。
学者对加拿大安大略省长期护理服务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一个服务接受者和提供者看待长期护理服务改革的观点，结果显示在特殊的政治结构和制度框架背景下，政策改革后服务供给模式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对老年人使用服务和服务提供者导致更大的潜在的脆弱性[64]。长期护理服务改革的影响也波及到更广泛的空间：Joseph和Chalmers在新西兰的研究揭示，长期护理提供的私营部门转向已经导致在农村地区相对于城市地区较少的服务，尽管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住在农村社区[65]；Fortney 等对美国社区服务方案的研究表明，农村老人因为居于地理可达性较差的地方，因此很少获得家庭/精神健康服务，他们可能面临在医院或养老院接受照护的困境[66]。针对越来越多的老年人生活在社区服务缺乏的农村地区的状况，很多学者强调需要为此考虑解决的策略。所有这些地理学者探讨的焦点是，要想保证服务供给分配的相对公平，该如何规划布局服务设施的区位和寻找适宜的服务提供方式。
4 对老年个人日常经验的研究
欧美国家的地理学者认为，老龄化地理研究不可或缺的人文主义传统提供了许多了解老龄化和老年人与空间、地方关系的新视角，从人的层面尤其是老年人的日常生活体验出发，研究一定环境条件下其对空间和地方在身份、意义、满意度和依恋感方面的体验质量，有助于深入理解地方与老年人的生活和经验之间塑造和被塑造并且不断交织发展的多层次、动态过程，从而完整理解老龄化的演化过程及其社会效应。这方面研究的独特视角是关于地方（场所）的研究，以美国地理学家Rowles在1978年描述社区变化中老年人的地理体验[52]为始，持续在微观尺度上关注老年人对各种地方（如家庭、社区、村庄、城镇、养老院等）的主观体验，多运用传记、口述历史、民族志、回忆录等参与性、质性研究方法探索老年人的家及其周边生活环境对其地方依赖、身份认同及身心照护等的影响[67]。
对老年人经验的研究较大部分是关于一般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和环境的体验。Rowles持续对阿巴拉契亚农村老年人日常生活世界进行探索，使用充满地方感和农村环境生活感觉的定义和概念评论老龄化和地方[68]。Rollinson在他详细研究芝加哥入住单人间酒店的老年人的日常经验时，采用民族志传统，揭示居民每日生存斗争的细节，并发现他们的“街道危险故事”加剧了穷人、老年城市居民的地理和社会隔离[69]。Harper利用符号相互作用理论和民族志材料来探索老年人与他们生活周边环境的关系以及他们与亲属发展的相互关系[70]。Elder的研究明确指出老年个人生活中历史（时间）和地理（地方）的重要作用，给予了地理学者以生命历程线索重要性的启迪[71]。近来老年人地理的更多主题是与家的意义相结合的研究。随着老年人能力下降，居家时间增加，老年家庭逐渐变成保健和社会照护的一个站点，家居空间日益呈现复杂性质[72]。地理学家主要研究家居空间影响生活和经历的复杂方式，和就地方、身份、意义和依恋感方面的体验质量[48]。此外，家居空间被看作是这样一个地点――一方面，它使人产生舒适性、私密性和安全感；另一方面，是突出恐惧和失落或提供脱离接触和撤离的地点[73]。
对老年人经验的研究中，少量研究集中在老年时有影响力的“精英”式历史人物的传记研究。比如，Cameron和Forrester对生态学的先驱Arthur Tansley（1871-1955）的研究，探讨了其晚年的工作是如何富有成效的[74]。近期对Uvedale Price（1747-1829）――一个英国风景画作者的研究通过考察其生活史，深度评论年老和疾病对他的影响，他对于老龄化的看法和他如何能够保持体力和智力活动，以及人们如何看待他的年龄增长的[75]。Said 关于“晚期风格”的工作认为伟大的艺术家和作曲家晚年创造的音乐并不总是与他们的生活和事业相协调而以平静和鼓舞人心的方式结束，相反，它可能是深刻断裂和充满矛盾的，并且可以演奏得比以往更辉煌和富有影响力[76]。
5 对中国老龄化地理研究的启示
西方国家老龄化地理研究以老龄化和老年人与空间、地方之间相互关系为核心，从区域空间、社会经济和文化、地理学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的3个基本视角[8，77]，对人口老龄化的空间模式（老年人口空间分布和迁移）、老年健康与生活环境、老年服务供给和政策评估、老年人日常生活体验等方面展开研究，成果较为丰富。近期的研究受人文主义思潮和文化转向的影响，由之前宏观层面研究探讨老龄化社会演化的自然规律转向对老龄化的演化过程及其社会心理和文化方面的意义进行理解和诠释，研究方向越来越趋向于从中观和微观尺度研究老年人生活环境和个体生命体验，研究方法逐步由初期的描述性和数理统计定量分析方法转向传记、口述历史、民族志等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参与性的方法，质性分析和个性化案例研究越来越受重视。西方老龄化地理研究分阶段的主要思潮、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等如图1所示。
中国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1999 年60 岁以上人口超过10%，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作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中国社会发展面临人口的快速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和挑稹20世纪80年代国内学者开始对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进行研究，从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老年学、医学、建筑规划学等学科交叉融合发展的研究视角，重点关注人口老龄化演变趋势预测及生育政策调整、老龄化社会经济影响尤其养老保障和养老保险、积极老龄化应对策略等领域。中国地理学界对老龄化的研究起步较晚，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研究成果逐步丰富，研究内容涉及人口老龄化时空特征和区域差异[78-80]、老年人日常活动和流动迁移行为[81，82]、老年公共服务需求和老年社区建设[83，84]、老年人健康和生活环境[85，86]、养老服务空间组织和规划[87-89]等，多为运用定性描述分析、统计分析和地域空间分析、空间统计学等实证研究方法来刻画宏观的老龄化空间格局，以及对老年生活满意度或幸福感的模型分析等。
总体来看，中国老龄化地理研究在较短时间内取得了比较丰富的成果，研究角度涉及老龄化较多方面，研究体系初步形成，但在理论、方法和一些重要研究议题方面还较为薄弱，老龄化地理学需要进一步完善充实。借鉴西方国家老龄化地理学的研究，中国老龄化地理学研究需要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1） 拓展研究视角。与国外的研究相比较，国内老龄化地理学研究偏重于区域空间视角的老龄化区域空间差异和老龄化设施规划等少数方向，较多与人口学、公共健康、环境心理、城市规划等学科交叉融合而较少与社会文化和经济、管理等相关学科融合，因此地理学在面对老龄化影响地域空间的实际问题时缺乏多维度多空间尺度的综合应对。今后老龄化地理学应注重拓展社会、经济和文化视角的研究，加强与社会、经济、文化、管理、技术等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从中汲取多样化的理论和方法以促进学科持续发展。
（2） 扩展和深化研究内容。虽然中国地理学已经从多角度对老龄化问题进行了探索，但对比国外老龄化地理学围绕老龄化与空间、地方相互关系核心问题的各方面进行的深入研究，尤其越来越趋向于注重中微观的地方与老龄化关系的研究，中国老龄化地理学研究则更多偏重宏观和中观尺度的空间研究。实际上，对地方的研究更具有现实意义，比如社区和家庭照护的现实需求就十分突出，因此，对老年社区建设的研究应该成为中国老龄化地理学在地方和老龄化关系方面进一步扩展和深化的重点研究内容之一；同时加强对老年人日常生活体验及心理情感等微观因素的研究，更深入分析围绕老年人养老照护的相关利益者的需求以适应老龄化社会的规划理念等。
（3） S富研究方法。对比国外老龄化地理学研究方法逐步由定量、数理统计分析方法转向运用民族志、口述历史、传记等具有创新性的、参与性的质性研究方法，中国地理学研究老龄化问题仍多采用地域空间分析、空间统计学等传统的实证研究方法。为了在描述社会空间格局演变和机制的同时深入细致探究现象背后的本质，未来中国老龄化地理学研究应该对质性研究、关系方法和非表征方法等新方法加以重视，拓展多元化研究方法，促进学科领域内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研究并行发展。
参考文献：
[1] Skinner M W， Cloutier D， Andrews G J. Geographies of ageing： Progress and possibilities after two decades of change[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2015，39（6）：776-799.
[2] Andrews G J， Cutchin M， Mccracken K， et al. Geographical gerontology： The constitution of a discipline[J].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2007，65（1）：151-168.
[3] Cutchin M P. The Geography of Aging： Preparing Communities for the Surge in Seniors[J]. Gerontologist， 2009，49（3）：440-444.
[4] Rowles G. The geography of ageing and aged： Towards an integrated perspective[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1986，10（4）：511-539.
[5] Harper S， Laws G. Rethinking the geography of ageing[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1995（19）：199-221.
[6] Hardill I. Introduction： Geographies of aging[J]. Professional Geographer，2009，61（1）：1-3.
[7] Schwanen T， Hardill I， Lucas S. Spatialities of ageing： The co-construction and co-evolution of old age and space[J]. Geoforum，2012，43（6）：1291-1295.
[8] Andrews G J， et al. Geographical gerontology： Mapping a disciplinary intersection[J]. Geography
Compass，2009，3（5）：1641-1659.
[9] United Nations. World population ageing 2015[R]. New York： United Nations，2015.
[10] Kinsella K， Phillips D R. Global aging： The challenge of success[J]. Population Bulletin，2005，60（1）：1-40.
[11] Mccracken K， Phillips D R. International demographic transitions[A]. in Andrews G J， Phillips D R. Ageing and place： perspectives， policy， practice[M]. New York： Routledge，2005：36-60.
[12] United Nations E A S C， Escap T P. Economic and Social Survey of Asia and the Pacific 2005[R]. 2005.
[13] Phillips D R. Ageing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M]. London： Routledge，2000.
[14] Warnes A M. UK and western European late-age mortality： Trends in cause-specific death rates， 1960
-1990[J]. Health & Place，1999（5）：111-118.
[15] Andrews G J， Phillips D R. Geographical studies in ageing： Progress and connections to social gerontology[A]. in Andrews G J， Phillips D R. Ageing and Place： Perspectives， Policy， Practice[M]. New York： Routledge，2005：7-12.
[16] Davies A， James A. Geographies of Ageing： Social Processes and the Spatial Unevenness of Population Ageing[M]. Aldershot： Ashgate，2011.
[17] Bailey A. Population geographies and climate change[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11（35）： 686-695.
[18] Goodman A C. Using Lorenz curves to characterize urban elderly population[J]. Urban Studies， 1987（24）：77-80.
[19] Bean F D， et al. Geographic concentration， migration， and population redistribution among the elderly[M].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Press，1994：319-355.
[20] Rogers C C. Changes in the older population and implications for rural areas[R]. Washington DC，1999.
[21] Heleniak T. Geographic aspects of population ageing in Russian Federation[J].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2003，44（5）：325-347.
[22] Moore E G， Pacey M A. Geographic dimensions of aging in Canada[J]. Canadian Journal on Aging，2004：5-21.
[23] Hiltner J， Smith B W. Intraurban residential location of the elderly[J]. Journal of Geography， 1974（73）：23-33.
[24] Flynn C B. General versus aged interstate immigration，1970-1986[J]. Research on Aging，1980（2）：141-154.
[25] Golant S M. Housing America's Elderly： Many Possibilities/Few Choices[M]. Newbury Park： Sage Publications，1992：368.
[26] Hugo G. South Australia's Ageing Population and its Increasingly Multicultural Nature[J]. Austra-
lasian Journal on Ageing，2000，19（1）：23-32.
[27] Hanlon N. Geographies of ageing： social processes and the spatial unevenness of population ageing[J].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2013，19（5）：645-646.
[28] Golant S M. The residential moves， housing locations， and travel behavior of older people： inquiries by geographers[J]. Urban Geography，1989，10（1）：100-108.
[29] Scott P. Urban population structure： An Australian case study[J]. The Geographer，1971（18）：1-16.
[30] Frey W H. Elderly Demographic Profiles of U.S. States： Impacts of “New Elderly Births，” Migration， and Immigration[J]. The Gerontologist，1995，35（6）：761-770.
[31] Mccarthy K F. The elderly populations changing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s of change since 1960[M]. S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 1983.
[32] Mchugh K E， Mings R C. The circle of migration： Attachment to place in aging[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1996，86（3）：530-550.
[33] Lee E S. Migration of the aged[J]. Research on Aging，1980（2）：131-135.
[34] Golant S M. Post_1980 regional migration patterns of the USA elderly population[J]. Journal of Gerontology，1990，45（4）：135-140.
[35] Serow W J. Return migration of the elderly in the USA：1955～ 1960 and 1965～ 1970[J]. Journal of Gerontology，1978（33）：288-295.
[36] Litwark E， Logino C F. Migration patterns among the elderly： a development perspective[J]. The Gerontologist，1987，25（3）：266-272.
[37] Krout J A. Seasonal migration of the elderly[J]. The Gerontologist，1983，23（3）：295-299.
[38] Rush C H. A survey of winter Texans in the lower Rio Grande Valley， 1982～1983[R]. Edinbury： TX： Pan
American University，1983.
[39] Longino C F. Changing aged non-metropolitan migration patternes，1955～1965 and 1965～1970[J]. Journal of Gerontology，1982，37（2）：228-234.
[40] Longino C F. Migration winners and losers[J]. American Demographics，1984（6）：27-29.
[41] Wiseman R F， Virden M. Spatial and social dimensions of intra-urban elderly migration[J]. Economic Geography，1977（55）：324-337.
[42] Walters W H. Types and patterns of later-life migration[J]. Geografiska Annaler： Series B， Human Geography，2000，82（3）：129-147.
[43] Milligan C. Bearing the burden： Towards a restructured geography of caring[J]. Area，2000（32）：49-58.
[44] Glover J， Harris K， Tennant S. A social health atlas of Australia[M]. Adelaide： Public Health Information Development Unit， University of Adelaide， 1999.
[45] Cutchin M P. Spaces for inquiry into the role of place for older people's care[J]. Journal of Clinical Nursing，2005，14：121-129.
[46] Wiles J. Conceptualising place in the care of older people： The contributions of geographical gerontolog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linical Nursing，2005（14）：121-129.
[47] Rowles G. Place in occupational science： A life course perspective on the role of environmental context in the quest for meaning[J].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Science，2008（15）：127-135.
[48] Brickell K. ‘Mapping’ and ‘doing’ critical geographies of home[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12，36：225-244.
[49] Andrews G， Phillips D. Changing local geographies of private residential care for older people 1983-1999： Lessons for social policy in England and Wales[J].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2002，55：63-78.
[50] Mazzei F， Gillan R， Cloutier D. Exploring the influence of environment on the spatial behavior of older adults in a purpose-built acute care dementia unit[J]. American Journal of Alzheimer Disease and Other Dementias，2014，29：311-319.
[51] Joseph A， Cloutier-Fisher D. Ageing in rural communities： Vulnerable people in vulnerable places[A]. in Andrews G J， Phillips D R. Ageing and Place： Perspectives， Policy and Practice[M]. New York： Routledge，2005：133-146.
[52] Rowles G D. Prisoners of Space？ Exploring the Geographic Experience of Older People[M]. Boulder： Westview Press，1978.
[53] Golant S. Age-friendly Communities： Are We Expecting Too Much？[M]. Montreal：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Public Policy，2014.
[54] Holdsworth D， Laws G. Landscapes of old age in coastal British Columbia[J]. Canadian Geographer， 1994（38）：162-169.
[55] Robison J T， Moen P. A life-course perspective on housing expectations and shifts in late midlife[J]. Research on Ageing，2000，22（5）：499-539.
[56] Phillips D R， et al. The impacts of dwelling conditions on older persons'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in Hong Kong： the mediating role of residential satisfaction[J].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005，60（12）：2785-2797.
[57] Michael Y L， Green M K， Farquhar S A. Neighborhood design and active aging[J]. Health & Place，2006，12（4）：734-740.
[58] Jackson P， Penrose J. Construction of race， place， and nation[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
nesota Press，1993.
[59] Laws G. Understanding Ageism： Lessons From Feminism and Postmodernism[J]. The Gerontologist，1995，
35（1）：112-118.
[60] Laws G. “The Land of Old Age”： Society's changing attitudes toward urban built environments for elderly people[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1993，83（4）：672-693.
[61] Rogerson P A. The geography of elderly minority popul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cience，1998，12（7）：687-698.
[62] Cartier C. From home to hospital and back again： Economic restructuring， end of life， and the gendered problems of place-switching health services[J].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2003，56：2289-
2301.
[63] Wiles J， Rosenberg M W. Paradoxes and contradictions in Canada’s home care provision： Informal privatisation and private informalisa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anadian Studies： Special Issue， Health and Well-Being in Canada，2003，28：63-89.
[64] Cloutier-Fisher D， Joseph A. Long-term care restructuring in rural Ontario： Retrieving community service user and provider narratives[J].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2000，50：1037-1045.
[65] Joseph A E， Chalmers L. Restructuring long-term care and the geography of aging： A view from rural New Zealand[J].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1996，42：887-896.
[66] Fortney J， Chumbler N， Cody M， et al. Geographic access and service use in a community-based sample of cognitively impaired elders[J]. Journal of Applied Gerontology，2003，21：352-367.
[67] Peace S， Holland C K L. Environment and Identity in Later Life[M]. New York： McGraw-Hill International，2005.
[68] Rowles G. What’s rural about rural aging？ An appalachian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1988，4：115-124.
[69] Rollinson P. The story of Edward： the everyday geography of elderly single room occupancy （SRO） hotel tenants[J].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1990，19：188-206.
[70] Harper S. The kinship network of the rural aged： A comparison of the indigenous elderly and the retired immigrant[J]. Ageing and Society，1987，7：303-328.
[71] Elder G. Time， human agency and social change： Perspectives on the life course[J].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1994，57：4-15.
[72] Milligan C. There’s No Place Like Home： People， Place and Care in an Ageing Society[M]. Aldershot： Ashgate，2009.
[73] Meijering L， Lager D. Home-making of older Antillean migrants in the Netherlands[J]. Ageing and Society，2014，34：859-875.
[74] Cameron L， Forrester J. A nice type of the English scientist： Tansley and Freud[J].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1999，48：64-100.
[75] Watkins C， Cowell B. ‘Mr. Price the picturesque’：Critic， connoisseur and landscape enthusiast[J]. Walpole Society，2006，68：1-77.
[76] Said E. On Late Style： Music and Literature against the Grain[M]. New York： Random House Digital，2006.
[77] 高月罚吴丹贤，许泽宁，等. 中国老龄化地理学综述和研究框架构建[J]. 地理科学进展，2015，34（12）：1480-1494.
[78] 李日邦，王五一，谭见安，等. 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的阶段、趋势和区域差异[J]. 地理研究，1999，18（2）：113-121.
[79] 袁俊，吴殿廷，吴铮争. 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空间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人口科学，2007（3）：41-47.
[80] 陈明华，郝国彩. 中国人口老龄化地区差异分解及影响因素研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4）：136-141.
[81] 柴彦威，等. 中国城市老年人的活动空间[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82] 孟向京，姜向群，宋健，等. 北京市流动老年人口特征及成因分析[J]. 人口研究，2004（6）：53-59.
[83] 高晓路. 城市居民对养老机构的偏好特征及社区差异[J]. 中国软科学，2013（1）：103-114.
[84] 于涛方，王瑾. 面向人口老龄化的城市规划应对[J]. 规划师， 2012（09）：75-79.
[85] 杨林生，王五一，谭见安，等.环境地理与人类健康研究成果与展望[J]. 地理研究，2010，29（9）：1571-1583.
[86] 戴俊骋，周尚意，赵宝华，等.中国老年人宜居城市评价指标体系探讨[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1，31（20）：4008-4013.
[87] 杨建军，汤婧婕，汤燕. 基于“持续照顾”理念的养老模式和养老设施规划[J]. 城市规划，2012，36（5）：20-26.
[88] 詹运洲，吴芳芳. 老龄化背景下特大城市养老设施规划策略探索-以上海市为例[J]. 城市规划学刊，2014（6）：38-45.
[89] 陶卓霖，程杨，戴特奇. 北京市养老设施空间可达性评价[J]. 地理科学进展，2014（05）：616-624.
Progress on geographies of ageing in western countrie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studies in China
ZHOU Chun-shan， TONG Xin-mei， HU Jin-can
（Geography and Planning School，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dong Key Laboratory for Urbanization and Geo-simulation， Guangzhou 510275， China）
人口老龄化统计学分析范文2
关键词：老年人；中青年；消化性溃疡；内镜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lderly peptic ulcer endoscopy and clinical features. Methods Our hospital in December 2014～December 2015， 106 patients with peptic ulcer trea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it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control group is 46 cases treated peptic ulcer of middle-aged and young patient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60 cases anti peptic ulcer treated elderly patients at the same time， the two groups of endoscopic and clinical features were analyzed. Results The patients with upper abdominal pain， gastrointestinal bleeding， canceration， perforation， obstruction， and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such 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comparing the two groups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P
Key words：The elderly；Young and middle-aged；Peptic ulcer；Endoscopy
消化性溃疡属于内科临床上一种常见的疾病，诱发此病的原因为：患者体内胃酸分泌过多或者是幽门螺杆菌感染，导致胃粘膜防御能力降低，从而引发此病[1]。目前，由于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较快，导致此病在老年群体的发生率逐渐上升，影响了老年人的身体健康以及生活质量。本文针对老年人消化性溃疡内镜及临床特点进行了分析，现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2014年12月～2015年12月收治的消化性溃疡106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将其分为两组：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46例患者（中青年组），男性25例，女性21例，年龄20～57岁，平均年龄（34.5±0.3）岁；实验组60例患者（老年人组），男性46例，女性14例，年龄60～78岁，平均年龄（68.3±0.5）岁，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所有患者入院后需要进行常规检查，实施内镜检查、幽门螺杆菌的检测和病理活检等。针对两组患者的临床表现、内镜特点以及并发症发生率进行对比，并根据内镜检查，对患者的溃疡程度以及面积进行统计分析[2]。
1.3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17.0 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运用（x±s）表示，采用t检验， 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以P
2结果
2.1两组患者临床病症对比分析 实验组患者出现上腹疼痛、消化道出血、癌变、穿孔、梗阻以及并发症等的发生率明显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具有显著性差异（P
2.2两组患者内镜观察情况对比分析 观察组巨大溃疡发生率（33.3%）明显高于对照组（17.4%）；其小溃疡发生率（13.3）明显低于对照组（32.6）；两组比较具有显著性差异（P
3结论
消化性溃疡是一种常见的内科疾病之一，主要是由于患者体内胃酸分泌过多或者是幽门螺杆菌感染，导致胃粘膜防御能力降低，从而引发此病。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加快，此病在老年人群体中发病率较高，同时由于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各个功能出现衰退，其临床表现不具有典型性，病情恢复速度较慢，所以老年人消化性溃疡的临床特点具有以下几个方面：
3.1临床症状方面 同中青年患者相比，由于老年人身体机能出现退化现象，所以临床表现不具有典型性，通常表现是患者出现腹胀、体重减轻和贫血，而腹痛症状多无规律性，直到出现穿孔或者是出血之后才来就诊，导致错过了治疗的最佳时期，给治疗增加了难度[3]。所以，针对老年人存在消化性溃疡疾病的风险时，应在患者身体条件允许的时候，对患者实施内镜检查，及早发现病情，并实施针对性治疗。
3.2内镜观察方面 本研究结果表明：观察组巨大溃疡发生率（33.3%）明显高于对照组（17.4%）；其小溃疡发生率（13.3%）明显低于对照组（32.6%）；两组比较具有显著性差异（P
3.3并发症发生率方面 本研究结果表明：实验组患者出现上腹疼痛、消化道出血、癌变、穿孔、梗阻以及并发症等的发生率明显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具有显著性差异（P
综上所述，老年人消化性溃疡的临床表现不典型，同时发生并发症的几率较高，对病情的控制难度较大，应该加强内镜检查，以便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
参考文献：
[1]陈锐，朱尤庆.老年消化性溃疡230例临床与内镜特点探讨[J].心血管病防治知识（学术版），2011（6）：5-52，54.
[2]曹绍岐，孟小芹，甘爱华，等.老年消化性溃疡129 例临床与胃镜特点分析[J].临床医学工程，2012，19（2）：237-238.
[3]张丽娜，孟磊，杨力，等.老年消化性溃疡并出血256 例临床特点分析[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2，32（9）：1936-1937.
人口老龄化统计学分析范文3
【中图分类号】R6354【文献标识码】D【文章编号】1005-0515(2010)010-0110-02
居民死亡原因统计能直接反映居民的健康状况和本地社会卫生水平、经济文化教育、卫生服务等对居民健康的影响。也是制定慢病工作计划,评作卫生服务效果的重要依据。为了解泉州市丰泽区居民健康状况和各类疾病的危害程度,促进各级医疗机构死因监测工作的深入开展,为制定疾病预防与控制策略提供科学依据,笔者对2008年该区居民死亡数据进行分析。
1 数据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人口数据来源于当地公安部门人口统计数据,人口死亡数据来源于丰泽区死亡监测系统,由各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按照“居民死亡医学登记”的内容。上报到丰泽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2方法:依据国际疾病分类ICU~10进行死因分类,以根本死因进行归类。标化死因亡率接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
1.3统计学分析:采用卫生部死亡医学登记系统(DeathReg 2005)软件、进行录入统计分析,率的比较用u检验。
2 结果
2.1 总死亡情况:2008年丰泽区死亡总人数为906人。死亡率为447.95/10万标化死亡率为187.72/10万,其中,男性死亡人数506人,死亡率250.18/10万,标化死亡率106.68/10 万,女性死亡人数为400人,死亡率197.77/10 万,标化死亡率 81.65/10万。男性死亡率高于女性,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
全年共出生2313人,出生率1.14%,自然增长率为0.69%。另外,新生儿死亡12例,死亡率1.32%。婴儿死亡16例,死亡率为1.77%,新生儿死亡人数占婴儿死亡人数的74.58%。
2.2年龄别死亡率婴儿死亡率为1766.00/10万,40岁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死亡率迅速上升,65岁以上人群死亡率为6456.95/10万。死亡年龄构成比为0岁组1.77%,1岁的组1.32%,20岁的组6.18%,40岁的组19.98%,60岁的组38.63%,80岁的以上为31.12%。
各年龄段主要死亡的特点分别为:0岁组主要死因为新生儿产伤和窒息,占该年龄组全死因的50%;1岁的和34岁的组以损伤和中毒列首位,占54.76 %;35岁的和64岁的组恶性肿瘤居第1位,占51.33 %。循环系统疾病次之,占20.15% ;65岁以上年龄组的循环系统疾病的危害最大占该年龄全死因的50.09%。
2.3 死因构成比及死亡率见表1。2008年前10位死因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97.89 % 。循环系统疾病是第1位死因,脑血管疾病死亡最多,占循环系统疾病的55.30%。其次是心脏病的急性心肌梗死占最多。从表1可见,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损伤和中毒、传染病和寄生虫死亡率男性高于女性,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
2.4 恶性肿瘤前10位死亡顺位、构成比,见表2。 丰泽区2007年全死因肿瘤居第2位,恶性肿瘤占98.08%,死亡率128.55/10万。
3 讨论
丰泽区2008年主要死因与国内其它地区调查结果基本一致[1~2],居民死亡具有以下特点:①循环系统疾病在全死因中居第1位;①丰泽区监测的4种慢性非传染病疾病导致居民死亡的人数占全部死亡人数的64.02%。
可见,丰泽区居民死亡的主要原因是慢性病,而慢性病与人口老龄化、不良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及城市日渐严重的空气污染、生活节奏快、压力大等有关,同时大多数慢性病病程长,依从性较差,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低,并发症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高。因此,必须加强慢性病的防治工作,进行健康教育宣传,提高慢性病的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降低死亡率,减少疾病所带来的各项损失。
参考文献
[1] 王宏宇,杨建文.镇江市2006年居民死因与恶性肿瘤监测结果分析[J].江苏预防医学,2007,18(4):62~64
人口老龄化统计学分析范文4
关键词：乳腺癌；发病率；死亡率；趋势 中图分类号：R 181.8 文献标志码：A
乳腺癌是全世界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2009年世界乳腺癌发病率为42.33/10万。2012年上海市女性乳腺癌标化发病率为36.60/10万，崇明县作为上海唯一以农村人口为主地区，其特殊的岛屿环境，恶性肿瘤的相关危险因素等相对上海其他地区有其特殊性。为了解崇明县乳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的长期变化趋势，我们对1998-2013年上海市崇明县乳腺癌发病和死亡资料进行分析，为崇明地区乳腺癌防治和政府决策部门提供科学依据。
1资料与方法
1.1资料来源
所有肿瘤病例资料来源于上海市崇明县户籍人口肿瘤登记报告系统，肿瘤登记均按国际疾病分类进行编码，其中1998-2001年采用ICD-9分类编码手工纸面登记，2002年起采用ICD-10分类编码电子信息系统登记。对1998年1月1日-2013年12月31日期间登记的新发乳腺癌和因乳腺癌死亡病例进行统计分析。人口资料来源于崇明县公安部门提供的人口数和人口构成。
1.2质量控制
为保证肿瘤登记资料完整性，定期与全死因登记报告系统核对，部分无报告卡的肿瘤死亡病例经核实后补充发病资料。
1.3统计学分析
采用Access和Excel进行数据汇总统计，计算乳腺癌粗发病率、粗死亡率、年龄别发病率和年龄别死亡率等指标，采用1966年世界标准人口构成计算标化发病率和标化死亡率。年度变化百分率（APC）由率或比的时间变化趋势分析得出，反映相对变化程度。应用Joinpoint Regression Program
3.4.3软件计算1998-2013年发病率、死亡率、年龄别发病率和年龄别死亡率的APC在长期趋势中判断变化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检验水准α=0.05。
2结果
2.1女性乳腺癌发病和死亡情况
2.1.1发病情况 1998-2013年共报告乳腺癌发病2007例，占所有女性恶性肿瘤发病的12.31%，位居女性恶性肿瘤发病首位，年平均粗发病率为36.11/10万、标化发病率为20.69/10万。其中1998-2001年、2002-2005年、2006-2009年、2010-2013年分别确诊乳腺癌316例、458例、560例、673例。4个时期的粗发病率从23.34/10万，上升至48.15/10万，同比上升106.35%，标化发病率从15.46/10万，上升至25.18/10万，同比上升62.88%（表1）。
2.1.2死亡情况 1998-2013年共报告乳腺癌死亡648例，占所有女性恶性肿瘤死亡的6.14%，年平均粗死亡率为11.66/10万、标化死亡率为5.77/10万。4个时期因乳腺癌死亡病例依次是108例、169例、197例、174例，粗死亡率从7.98/10万，上升至12.45/10万，同比上升56.10%，标化死亡率在中间2个时期有过上升，但之后又降至初期水平。在女性恶性肿瘤死因中乳腺癌在前3个时期位居第5位，第4时期降至第6位。
2.2发病率和死亡率的长期趋势
2.2.1发病率趋势 1998-2013年崇明县女性乳腺癌粗发病率（Z=11.69，P=0.00）和标化发病率（Z=6.02，P=0.00）的上升趋势均有统计学意义，Joinpoint回归分析显示：粗发病率每年以6.14%的平均速度上升，标化发病率的APC为3.90%，粗发病率比标化发病率的增幅大，未发现转折点（图1，表2）。
2.2.2死亡率趋势 Joinpoiny回归分析显示，1998-2013年崇明县乳腺癌粗死亡率和标化死亡率均在2003年出现转折点，1998-2003年粗死亡率以每年16.86%的平均速度上升，上升趋势有统计学意义（P=0.01），2003年之后粗死亡率不再上升。标化死亡率在2003年之前APC以14.42%的幅度上升，上升趋势有统计学意义（P=0.04）；2003开始标化死亡率每年以4.51%的平均速度下降，下降趋势有统计学意义（P=0.04）。见表2、图2。
2.3发病和死亡的年龄分布
1998-2013年崇明县乳腺癌病例中，小于45岁组病例占18.44%，45～54岁病例占31.69%，55岁～组病例占49.88%。因乳腺癌死亡病例中，小于45岁组病例占9.10%，45～54q病例占22.69%，55岁及以上年龄病例占68.21%（表3）。各年龄组女性乳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均随年龄增长而有增高趋势（图3），25～44岁发病迅速攀升，45～54岁的增幅略缓，发病在55～59岁组达第1个高峰，65～70岁组出现第2个高峰，80～84岁组呈现第3个小高峰；死亡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与发病率高峰一样，在55～59岁组开始形成一个小高峰，60～65岁组略有回落，之后加速上升，至85～岁组与该年龄组发病率形式一个交叉，达顶峰。
从16年间标化发病率的变化趋势来看，小于45岁组（年轻组）APC以9.25%的幅度增长（P=0.01）；45～54岁（围绝经期组）每年以6.62%速度增长（P=0.01）；而55q～组（绝经后）每年以5.81%的速度增长（P=0.00）。早期（1998-2002年）增幅最大，达19.70%（P=0.01），2002年之后APC仅为2.80%（P>0.C15），增幅变化无统计学意义。从标化死亡率的变化趋势来看，年轻组和围绝经期组16年间标化死亡率年度变化无统计学意义，绝经后组每年以5.13%的速度增长（P=0.04），该组人群早期（1998-2003年）每年以30.41%的速度增长，增速变化有统计学意义，2003年之后死亡率不再上升。
3讨论
近年来，全球女性乳腺癌的发病率都有不同程度的上升。与2014年全球癌症报告一致，乳腺癌位居崇明县女性恶性肿瘤发病的首位，发病率呈明显上升趋势。2010-2013年标化发病率与2002-2006年上海郊区水平（标化发病率25.41/10万）、2010年全国其他农村地区水平（标化发病率25.28/10万）相当，低于全国32.43/10万的水平，远低于2008年上海杨浦区（标化发病率44.54/10万）的水平。本研究结果表明，在过去的16年中，由于人口老龄化，崇明县女性乳腺癌粗发病率上升幅度明显高于标化发病率。2003年前死亡率明显上升，但近10年，粗死亡率基本稳定，而标化死亡率呈明显下降趋势，这与早年崇明县农村医疗保险覆盖面低、社会对乳腺癌的认识不足，致使乳腺癌患者未能得到及时诊治有关。
人口老龄化统计学分析范文5
资料与方法
2006年1月～2011年1月行MHD治疗＞2个月且每周透析时间至少＞12小时的60岁以上老年患者(2个月内死亡或因各种原因退出或转出本血液净化中心的患者除外)120例，男78例，女42例；平均年龄68.7±9.6岁。慢性肾小球肾炎29例、糖尿病肾病22例、高血压肾病19例、梗阻性肾病14例、慢性间质性肾炎7例、痛风性肾病6例、恶性肿瘤5例、多囊肾3例、其他原因15例。低危组死于心血管并发症6例、严重感染2例、消化道出血2例、其他原因3例；中危组死于心血管并发症9例、严重感染4例、脑血管意外3例、全身衰竭各2例、消化道出血2例、其他原因3例；高危组死于心血管并发症5例、严重感染3例、全身衰竭各2例、其他原因5例。各组死亡原因均以心血管并发症为首(39.2%)。
研究方法：根据透析前合并症并发症状况及年龄段将患者分3组。①低危组：＜60～70岁无合并症并发症患者；②中危组：70～80岁或＜70岁且有下列合并症并发症之一，如：慢性心脏疾病、感染、慢性肺脏疾病、慢性肝脏疾病、高血压、高血糖、脑血管意外；③高危组：年龄＞80岁，伴有＞2个其他脏器功能不全或原发病为恶性肿瘤患者。
统计学处理：数据以(X±S)表示，用SPSS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各组之间2年存活率比较采用X2检验。
结 果
根据上述研究方法，将120例患者分3组：低危组55例、中危组42例、高危组23例。所有病例2年存活率57.5%，各组之间2年存活率有明显差异，其中低危组76.4%、中危组45.2%、高危组34.8%。各组之间2年存活率比较。
讨 论
随着社会进步和医疗条件的不断改善，老龄化问题日益明显，老年血液透析患者逐年增多。由于生理功能上的变化，对血液透析治疗的耐受性较差，而且往往有各种合并症并发症的存在，老年人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生存率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本文观察显示，维持性血液透析治疗＞2个月且每周透析时间至少＞12小时的60岁以上维持性血液透析老年患者2年存活率57.5%，各危险组2年存活率分别为76.4%、45.2%、34.8%，统计学分析：X2=15.5，P＜0.005，各组之间2年存活率差异性非常显著，提示合并症、并发症对于维持性血液透析老年患者的生存率有着重要影响。
本组死于心血管并发症39.2%，居各种死亡原因之首。心血管并发症仍是老年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最主要死亡原因［1～3］。心血管并发症常与高血压、贫血、动静脉内瘘、水钠潴留、透析不充分等因素有关［4，5］。而对于原有冠心病、糖尿病患者，在首次透析前即有明显心血管并发症，包括心衰、左心室肥大、心肌缺血、心律失常等，这类老年患者对血液透析耐受性明显降低，即使行血液透析治疗也无法全面改善心脏功能而严重威胁着老年患者的生活质量以及生存时间，因而积极防治心血管并发症对提高生存率非常重要。
感染是维持性血液透析老年患者死亡的重要原因，其中肺部感染为最常见，究其原因，考虑与老年多合并有慢性肺部疾病，肺功能和顺应性下降，加上免疫功能低下、营养不良等有关。一旦发生感染，常不易控制，且容易合并真菌感染［6］，容易发生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充分透析、合理使用抗生素、避免二重感染等是防治感染的必要措施。同时，营养管理也是维持性血液透析病人治疗过程中重要环节［7］。
本组资料中消化道出血、脑血管意外和肿瘤原因致全身衰竭也是影响维持性血液透析老年患者生存率的重要因素。对于肝硬化肝肾综合征导致的肾功能不全而行血液透析治疗者，在纠正酸中毒、高钾血症、氮质血症的治疗中有一定疗效，但并不能增加此类患者的存活率。透析疗法主要适应于肝功能有可能恢复的肝肾综合征患者，对于肝功能恢复无望者尚不能提高存活率［8］。
基于以上资料分析，我们认为透析前合并症并发症状况对维持性血液透析老年患者的生存率有着重要影响。年龄越大、合并症并发症越多生存率就越低。积极治疗原发病及合并症并发症、个体化选择合理的透析方案、充分透析等，将有助于提高老年透析患者的生存率。
参考文献
1 何永平,单爱琴,冯为盛.75岁以上老年尿毒症患者血液透析19例临床分析［J］.实用老年医学,2006,20(3):215.
2 郭玲.老年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死亡原因分析［J］.中华临床新医学,2007,7(6):499-450.
3 杨雪莲,虞志斌,李列平.老年维持性血液透析的特点和分析［J］.临床和实验医学杂志,2007,6(1):44-45.
4 吴华.维持性透析患者心血管并发症的防治策略［J］.中华肾脏病杂志,2006,22(3):140-142.
5 高燕.老年维持性血液透析心血管并发症原因分析［J］.临床和实验医学杂志,2007,6(9):80.
6 杜红卫,马大庆,吴红华.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并发真菌感染临床分析［J］.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2008,18(7):949-951.
人口老龄化统计学分析范文6
1资料与方法
1．1观察指标对两组临床疗效、生存时间和不良反应进行观察。其中疗效的判断严格按照1987年全国白血病化疗研讨会研究的标准，以完全缓解（CR）、部分缓解（PR）和未缓解（NR）表示。其中，未完成诱导缓解治疗的患者为早期死亡，生存时间是指从确诊到死亡的时间。
1．2统计学分析以SPSS17．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用χ2检验。以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两组患者治疗效果比较通过治疗，A、B两组患者完全缓解（CR）率分别为22．5％和45．0％，总有效率分别为57．5％和8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两组生存时间的比较两组平均生存时间分别为（175．6±20．3）d和（203．9±29．4）d，平均骨髓抑制持续时间分别为（22．4±6．3）d和（12．5±4．6）d，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2．3两组患者不良反应情况A组患者发生不良反应23例（92.0％），B组患者发生不良反应22例（88.0％），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3结论
3．1老年急性白血病的临床特点随着社会人口老龄化，老年急性白血病的发病率连年增加。对于老年白血病的年龄界限尚未获得一致的结论，但多数认为60岁或60岁以上的白血病患者即为老年白血病。老年急性白血病起病较缓慢且临床多具有隐匿性的特点，临床症状并不典型。其发病属亚急性过程，临床表现为无力、头晕及低热等症状，此外患者多出现无原因性贫血，且疾病发展数月后才能被确诊，因此临床早期诊断易出现误诊和漏诊。老年人群在出现上述临床症状后，一定要进行血象和骨髓象的定期检查，以便及时作出准确的判断。
3．2老年急性白血病的治疗由于机体的老化，老年白血病患者无法进行干细胞移植，其治疗仍是医学界的难点［3］。当前，规范化化疗对老年急性白血病效果比较显著，对于60岁以下患者，治疗的完全缓解率在50％～75％之间，而5年的生存率为40％；对于60～69岁患者，完全缓解率为52％；对于70～79岁患者完全缓解率为39％，而且化疗早期的死亡率达到了30％，3年生存率仅为10％。很多学者致力于新疗法的开发，包括亚标准剂量方案、加用细胞因子以提高外周血细胞参数的预激方案、加用白细胞介素等，旨在延迟患者的生存时间同时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但是结果仍不尽如人意，治疗死亡率高达30％［4］。最近临床研究表明，个性化治疗方案对于该病的治疗具有一定的疗效，例如，亚标准剂量方案、加用白细胞介素、加用细胞因子以及预激方案等。当前，多数研究认为老年急性白血病化疗以提升该病的治疗效果有两种途径：①根据患者实际情况选择个体化的化疗方法；②提高患者的耐受性并降低对药物的耐受性。但是第二种方法的具体方案还处于临床试验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