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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农耕文化范文1
本文作者：余永红工作单位：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美术系
乞巧风俗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且流传广泛，这与中华民族悠久、发达的农耕文化有关。和目前国内其它地区零星流传的乞巧风俗相比，陇南北部的乞巧风俗规模更盛大，议程更完整，文化内涵更丰富，也更具有乞巧文化的原生态性，这也与陇南北部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及历史文化相关。中华民族是历史悠久的农耕民族，而陇南北部地区也是古代农耕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之一，从陇南北部西汉水上游一带丰富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可知，这一带很早就进入周秦文化融合后发达的农耕文明。农耕文化发达的标志就是“牛耕”和“女织”的发明与兴起，从陇南当地目前流传的“乞巧歌”内容可知，乞巧风俗与“牛郎织女”传说密切相关，乞巧风俗中敬拜的唯一神灵“巧娘娘”就是织女，而“牛郎织女”故事也正是男耕女织型农耕文化的索引，所以乞巧文化也是农耕文化高度发达的产物。赵逵夫先生指出，“牛郎织女”传说中的主人公“织女”源自秦人始祖“女修”，“牛郎”则来源于周先民中发明了牛耕的“叔均”，而天汉(银河)、牵牛星、织女星正是当地先民们仰观俯察，以汉水之名称银河系为“天汉”，以牵牛、织女命名其两侧星座的结果，［2］这也是“牛郎织女”故事的起点。织布技术和牛耕技术的发明与完善对人类社会的生存具有重大意义，尤其牛耕的发明对农耕社会生产生活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因而产生了古代西汉水上游先民对叔均和女修的纪念与崇拜，随以“牵牛”、“织女”来命名天汉两边的星座，上古时期以人名命名星座皆为部族始祖或杰出人物。［3］对女织和农耕的崇拜，显然是随着农耕文化的进一步发展而产生的，因此，叔均和女修作为“男耕女织”型农耕文化的始祖，不仅成为上古时代西汉水上游先民们崇拜的偶像，也为以后“牛郎织女”传说的形成奠定了文化基础。由此可知，最初的天汉、牵牛星、织女星具有原始的祖先崇拜、自然崇拜的痕迹，之后随着农耕型封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男耕女织”型农耕经济和文化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模式，也是维系社会和谐的主体文化，并且伴随着男女社会地位的不平等现象，才衍生为以向往自由爱情为主题的“牛郎织女”故事传说。乞巧顾名思义就是“乞讨灵巧”，但从其发生、发展、传承现状综合考察，其中包含了具有原始宗教意义的祖先崇拜、生殖崇拜，和以农耕文化为内核的女织崇拜等综合文化含义。一种民间风俗，在其成熟之前，一定存在相应的早期形态，乞巧风俗的早期形态可能与秦先民对其始祖女修的崇拜有关，从女修作为秦先民母性始祖来考察，早期崇拜的内在含义也可能包含祖先崇拜、生殖崇拜等原始文化因素。这种崇拜因素在后来的乞巧活动中依然流传，有学者认为，早期的乞巧活动也与生殖崇拜相关，乞巧活动中的“巧果”就是“多子”的象征。［4］陇南当地乞巧风俗中的崇拜对象称为“巧娘娘”，而不直称“织女”，“娘娘”是当地对母性神灵的习惯称呼，例如“王母娘娘”、“送生娘娘”等，至于乞巧歌中的“牛郎织女”内容以及将巧娘娘与织女融而为一的现象，应是后来“牛郎织女”传说形成并广泛流传以后，对乞巧风俗的丰富和发展。所以正如“牛郎织女”故事的形成与发展一样，乞巧风俗也经历了原始祖先崇拜与“牛郎织女”神话传说逐渐融合的过程。因此，祖先崇拜与生殖崇拜，应是乞巧风俗的初始阶段，具有更为深远的原始宗教文化含义。随着封建社会生产模式的进一步发展完善，男女社会地位与劳动分工逐渐明确，以儒家伦理文化为核心的封建统治对人性进行了必要的规范，向往婚姻自由随成为整个封建社会妇女的心声，所以，“牛郎织女”传说的产生，也是男耕女织、男尊女卑型封建社会文化的必然产物，天汉及其两边的牵牛星、织女星在外在形式和意象方面，与受封建制度阻隔的男女形成一种相对应的异质同构模式，进一步促成了“牛郎织女”传说的形成与完善。同时妇女作为这一结构中的弱势群体，受人尊重的德行除了美貌、温柔善良以外，还有心灵手巧、能织善绣，所以，中国古代妇女所接受的教育主要是以织绣为主要内容的“女红”文化，女人的聪明才智主要体现在织绣技巧方面，如何才能让自己变得聪明灵巧，就是女人一生的主要追求和愿望，因此通过向母性神灵“巧娘娘”祈求，让自己灵巧的乞巧活动便得以长期流传。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乞巧活动中远古时代祖先崇拜的痕迹逐渐淡化，生殖崇拜的文化因素更为隐晦，“女织”随成为乞巧风俗的主要文化含义。从陇南当地乞巧文化的内涵与乞巧仪式综合考察，虽然也不排除包含生殖崇拜在内的男女爱情因素，但“女红”文化才是主体内容，乞巧歌的每一唱段后面，都要唱“巧娘娘、下凡来，给我教针教线来”。中国封建社会的妇女没有向男子直接表达爱情的文化环境，她们更多地通过精湛的织绣技艺和精美的织绣品，间接地表达对心上人深厚真挚的感情，所以乞巧风俗中的爱情因素虽然隐晦，但确是客观存在的。综上所述，与“牛郎织女”传说密切关联的乞巧风俗其实是伴随男耕女织型农耕社会的产生而产生，并随着农耕型封建社会文化的发展而发展的，也折射出乞巧文化由原始宗教文化向农耕文化的过渡，并最终以封建农耕文化定格的发展轨迹。中国古代以农耕经济为主要形式的封建社会文化形成了乞巧风俗的文化基础，也构筑了乞巧风俗的文化生态，这种文化生态又一直维系着乞巧风俗的世代传承。
文化生态的形成，与一定时代的经济基础具有内在的本质联系，是文化系统内部以及自然环境、经济基础之间相互作用、构筑起来的有机整体。所以中国古代历史悠久的农耕文明，是延续和传承乞巧民俗文化的前提和基础。中国古代社会虽然也存在城乡之间的差别，但农村和城市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维系其生产生活的基础都是农耕经济，历代统治者都把“农桑”和“耕织”定为“本业”，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5］每年都要举行隆重的祭祀、耕作仪式，男耕女织型农耕文化也是中国古代城市文化的主体，宫廷以及上层社会妇女接受的教育与从事的劳动也主要是“女红”文化与织绣活动，所以城市与农村的文化在本质上是一体的。乞巧风俗作为中国传统民俗文化，过去无论在官方还是民间都十分流行，汉魏时期的宫廷妇女就流行乞巧风俗，但较为古朴，到唐宋时期已发展为盛极一时的节日，吴自牧《梦梁录》卷四《七夕》云:“其日晚晡时，侵城儿童女子，不论贫富，皆着新衣。富贵之家，于高楼危榭安排筵会，以尚节序。”在东京，富贵人家也是在自己的庭院内搭起华丽奢靡的“乞巧楼”，“铺陈磨喝乐、花果、酒炙、笔砚、针线，或儿童裁诗，女郎呈巧，焚香列拜，谓之乞巧。”民间则搭“乞巧棚”，以五色彩纸装饰，称为“仙楼”，上刻牛郎、织女及王母等仙人像以祭拜乞巧。［6］(P642)明清以后直至近代，乞巧风俗主要流传于民间，但清代宫廷妇女仍有乞巧风俗。概括起来，古代乞巧风俗的内容主要有穿七孔针、供巧果、丢巧针以及其它祭祀活动等，都紧紧围绕乞巧的主题。中国是农业大国，上世纪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社会现代化工业发展速度相对缓慢，农业依然是经济的主体，尤其在广大农村地区，农业不但是经济主体，而且生产方式与古代相比没有本质的变化，这种经济模式使得一些古朴的民俗文化长期流传。另外城市与乡村、东部沿海与西部山区之间存在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前者深受西方文化和现代科技文明的影响，后者则更多保留了一些原始古老的民俗文化。陇南作为西部贫困地区之一，现代化发展速度更为缓慢，工业发展滞后，农业依然是当地经济的绝对主体，直至上世纪80年代以前，陇南的广大地区基本延续着传统的耕作方式，这种传统农耕社会的文化生态仍然得以维系。所以，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陇南乞巧风俗依然延续了古朴的传统形式，活动的时间为农历六月晦日晚至七月七日晚，活动的内容包括设置神坛供奉巧娘娘纸偶像、迎巧娘娘、编唱乞巧歌、生巧芽、交神、迎水神、会餐、丢巧芽照花瓣、送巧娘娘等，表演的主要形式是姑娘们手拉手并前后摆动着唱乞巧歌，还有包含一定迷信色彩的“跳麻姐姐”(跳神)以及其它祭祀活动等，传递出乞巧民俗文化的原生态性。另外当时的一些乞巧歌也传达出一种传统、淳朴的地域文化特色。改革开放以后，农民从紧张的生产运动、政治运动中解脱出来，生活相对富裕，为乞巧民俗规模的扩大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虽然乞巧民俗活动的基本内容没有太多变化，但随着生活的相对富足以及物质的相对丰富，乞巧活动的节前准备比以前充分，视觉元素比以前丰富多彩，场面比以前盛大，真正成为民间少女的盛大节日。另外一些经典的戏剧电影在农村广泛流传，这些经典戏剧电影将古老的民间传说搬上银幕，使这些传统民间文化成为新的经典，并深深影响了陇南民间乞巧风俗的表演节目，例如《天仙配》、《牛郎织女》、《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等戏剧电影中的精彩唱段，也成为乞巧风俗中的表演节目;服饰方面也更为讲究，模仿古装戏剧装饰。过去乞巧中的交神活动祭祀的因素突出，村与村之间进行相互敬拜巧娘娘的活动，形式相对单纯;80年代以来的交神活动，像当地民间社火一样，已发展为村与村之间的民间乞巧文艺互演。每年农历七月一日至七日间，陇南北部地区的农村、街道，到处洋溢着七夕的节日气息。90年代以后，随着通讯媒介的发展，一些现代流行歌曲和舞蹈也进入乞巧活动中，体现出较强的时代感，但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乞巧风俗的传统文化意蕴。进入90年代末期以后，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陇南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城市文化和科技文明不断进入农村，人们的观念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对乞巧文化生态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和影响。具体表现在:女孩子所接受的教育已完全脱离了“女红”文化，以接受正规的现代学校教育为主，平时的主要精力都用于文化课程学习，无暇顾及具有民俗文化意味的乞巧活动;另一部分农村女孩子则大量进入大城市打工，以改善家庭经济状况为主，因此乞巧风俗也逐渐趋于衰落。尽管如此，作为目前全国唯一流传完整的七夕节民间风俗，陇南的乞巧节已经引起了国家和政府文化部门的高度重视，2006年3月，西和县被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命名为“中国乞巧文化之乡”，同时“西和县乞巧节”已被确定为甘肃省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07年以来，西和县已举办了三届“乞巧民俗文化节”，产生了极其广泛的影响，对传播乞巧民俗和乞巧文化产生了积极的意义。但从保护和传承乞巧民俗文化的角度来看，还缺乏必要的内在因素，尤其是缺乏文化生态保护的整体意识。
乞巧文化生态的保护与构建，应建立整体文化生态保护观念，不能单纯地以保护乞巧民俗文化为方式。文化生态既包括民俗文化与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之间的关系，也包括民俗文化之间相互关联、有机融合的整体关系。［7］农耕文化是由众多广谱性文化诸要素构成，其中不仅有组成这种文化必不可少的工具文化、畜牧文化等主要文化元素，而且有陶文化、居住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精神文化等一系列与之相关的派生性文化，［8］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文化网络，也形成了一种生生不息的文化循环链条，乞巧民俗文化是这个系统中的精神文化部分，所以在保护和传承方面应从宏观的、整体的大文化观念入手。而陇南当地的文化部门对乞巧民俗文化的保护，除了每年举办具有商业气息的“乞巧民俗文化节”以外，主要从传承人的发掘与培养方面开展了一些工作，但效果不理想。因此，保护乞巧民俗文化，应将有关与农耕文化相关的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结合起来进行。例如在新农村建设中，应注重农村生活条件的改善与传统民居的保护，建筑与村落本身就是农村自然生态的有机组成部分，村落布局、民居风格中包含着深厚的农耕民俗文化含义，以传统民俗文化及其观念构建的民居建筑群落所形成的自然村落，体现了传统文化中的一种和谐观，是一种有机整体，有其科学合理的生态价值。同时，这种自然优美的村落生态，又是生成和维系包括乞巧民俗文化在内的传统民俗事象的自然基础。现代一些地区新农村建设中的新村落，片面追求整齐划一，一律为样式单调的钢筋水泥平顶房，不仅丧失了建筑中的民族文化传统，并且以浪费大片的良田耕地面积为代价，也给农村的自然生态形成破坏，从而也对传统民俗文化生态形成巨大冲击。此外，还应充分挖掘其它传统民间艺术和文化，进行系统的搜集、整理、研究、宣传，尤其应注重传统的“女红”文化的挖掘与保护，乞巧的主题是“女红”文化，所以与其相关的织绣技术与作品就成为保护乞巧民俗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其中包含的服饰文化、婚姻文化、美术文化等是乞巧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因素。由于时代的发展，传统的织绣技术在农村已衰微，不仅一些富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织绣作品在农村基本消失，过去一些精美的传统刺绣品，如出脱帽、裹肚子、缠腰子、枕头顶、绣花鞋、荷包、袜底等不仅是人们生活的必须品，也是重要的民间艺术品，造型和色彩中包含着丰富的民俗文化。而且传统织绣技艺面临断代，目前陇南地域内只有极少数农村中老年妇女能从事传统刺绣活动，而传统的织布技艺早已退出历史舞台，织布机、纺线车等相关的设备已经成为地方民俗文化博物观的展品。在目前的乞巧活动中，传统“女织”文化意蕴淡薄，一些当代流行歌舞成为表演的主体，除了节日仍然称为“乞巧节”以外，其主题文化正在丧失。我们不是要求当地人们要回到过去纯粹的农耕时代，而是指出在文化生态保护方面要建立整体和全局意识，要将乞巧文化保护与充分认识和挖掘当地的其它民间文化艺术有机结合起来，尤其是传统的织绣文化。笔者在考察研究陇南民间美术的过程中，发现地方文化部门对传统民间艺术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一些具有民俗文化博物馆性质的地方“文化大院”，在收集种类的全面性、陈列布置的科学性方面还有很大差距，整体构思方面更缺乏文化意识，因而使其沦为地方文化部门工作政绩的标志和行政官员观光的场所之一。陇南北部的乞巧民俗虽然是目前国内唯一流传完整的乞巧民俗文化，但在经济和文化全球化、工业文明快速发展的大环境下，其内在的核心文化含义已逐渐流失，作为国家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对其进行有效、科学的保护也刻不容缓。目前国家十分重视传统民族文化保护，提出富有文化战略意义的“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新农村建设”等一系列重要思想，这对包括乞巧民俗文化在内的各种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和艺术的有效保护，是一个良好的契机。所以，正确理解“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新农村建设”的基本精神和科学实质，是地方各级政府和文化部门有效保护地方民族、民俗文化艺术的前提和基础，也是陇南乞巧民俗文化传承与保护的关键所在，尤其在保护意识方面，更要建立全面的、整体的生态文化观，才能从本质上达到有效保护的目的。
传统的农耕文化范文2
农耕文化是中国文化之根，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主干部分，是构建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念的重要精神文化资源，是连接农村传统生活与都市现代生活的纽带。农耕文化源远流长，形成了遵从自然、勤奋耕耘、土地肥料的循环利用、勤俭至上等有兼职的传统文化，对建设“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生态农业”、“三农”、“小康社会”都有很好的指导作用；对现代农业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价值主体意义等一系列的作用；甚至起到“龙头效应”。随着社会的进步，旅游业发展日趋火热，人们的精神追求也逐渐扩大，形成了“旅游热”，由于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农耕文化旅游也日益受到重视，而庆阳先周农耕文化形成早，影响深远，具有很高的文化旅游价值。本文立足潮流，对庆阳先周农耕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提出几点拙见，为庆阳先周农耕文化旅游在今后形成有特色、有吸引力、有感染力、稳定性好的产业抛砖引玉，使之成为庆阳经济新的增长点，加快资源优势转变的步伐，提升庆阳经济的自我发展能力，推动和谐社会建设、可持续发展发挥重要的作用。
一、先周农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一）庆阳先周农耕文化形成
由不到古公父的数百年间周人先祖在泾水流域的农耕文化积淀十分浓厚，农耕文化可分为农耕实物文化和农耕意识文化两种，所谓农耕实物文化是指以实物形式保留及流传下来的因素，所谓农耕意识文化是指建立在农耕生产方式基础上产生的各种意识形态的文化因素。庆阳先周农耕文化也可适用，庆阳先周农耕实物文化具体的形式是农作物、农耕器具、耕作方式、农耕装饰、农用建筑物等。周先祖率族人“自窜于戎狄之间”来到庆阳与生活与本地的游牧羌族人生活，将畜养和耕作集合起来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庆阳地区属黄土高原的腹中，坡高塬广的特殊地质条件，大塬上生长着茂盛的牧草，山坡沟渠里森林茂密。对于周族长期在邺地从事农业生产，而来到北豳（今庆阳）的第一件事便是教民稼穑，发展农业生产。《甘肃通志》记载，庆阳府“好稼穑务农业，有先王遗风，陶复陶穴以为居于貂于裘以御寒”。“陶复陶穴”就是挖窑洞，改地穴为窑洞，改善居住条件，实行定居。窑洞是周先祖的一大发明、一大进步，窑洞修建方便，而且牢固，冬暖夏凉防暑避寒，成为当时人民经济和文化生活发生了由落后向繁荣的转型。《诗经・豳风・七月》篇中“六月食郁及，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农夫。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诗中不仅描写了农作物和食物种类繁多而且描绘了周人辛勤耕作收获果实的繁荣景象，当然，仍今任然还有许多的作物都在食用，为庆阳的农业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先周时期青铜业也较发达，所以为农业生产提供了主要的生产工具，《豳风・七月》中有“蚕月条桑，取彼斧帧R苑ピ堆铮猗彼女桑”其中斧主要用于砍伐树木。“三之日于耜”中“耜”即为手犁，近代出土的多半为耜头，在当时用于起土翻耕土地。《尔雅》云“`耨一口，或云金旦，或云锄属”“`”、“耨”为同一种农具，是柄长一尺，头宽六寸的小锄头。主要用于翻种土地，除去杂草，想着轮番精耕发展，说明当时农业的地位已非常重要，周人在农业方面的众多创举对当时的社会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周族的劳作方式与劳作级数现在都有遗存。在农耕实物文化发展的同时，农耕意识文化也伴随而生。农耕意识文化主要表现为周人的自然的崇拜、风俗习惯、价值观念、农事节日、神话谚语等来满足对精神方面的寄托与追求。庆阳的“狼”是狼哺乳周先祖的地方；华池县的“尖子坳”传说是公刘游猎之处；周先王筑城的“手拍墙”；庆城龙泉坡上的“天子冢”；宁县的“公刘邑”以及兴盛千年仍然具有规模的“老公庙会”：周穆王祭祖的“憩栖台”等。岁时节令中春节的“祭祀”，清朝的“寻根”，四月初八的“祭虫”，端午节的“闹香包”“剪五毒”，冬至的“亡灵祭”。寄寓着周礼的文化成分其形式十分丰富，而且遗留下来一直影响后人的生产生活。
（二）先周农耕文化的发展
传统农耕文化是在长期农业生产活动中形成的风俗文化，以农业服务与耕作者满足自身的物质需要位中心内容，传统农耕文化是华夏民族渊源流长的根本，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石，对社会发展有重要的影响。甘肃庆阳的周族农耕文化就是我国传统农耕文化最为典型的表现形式之一，它从生产、生活方式以及思想观念意识等方面对庆阳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国语・周语》记载“及夏之衰也，弃稷不务，我先王不。用失其官，而自窜戎狄之间。”当时夏后氏德衰政乱，国家的农业等生产活动荒废，不率周人被迫“自窜于戎狄之间”，不凭借先世积累的农业技术和经验，拓荒垦种，作务农本，教民稼穑。在庆阳一带站稳脚跟，建立城邑。不的孙子公刘在豳地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修而保归焉，因道之兴自此始，故诗人歌乐思其德。公刘考察地势辨别土性，治理洼地，因地制宜。出行的人有物资，在家的人有囤积，人民欢庆鼓舞，远处的百姓也纷纷前来投靠，从此周的兴盛便开始了。公刘由北豳迁于豳是为了发展农业生产，为周族的发展奠定牢固的基础。由于北豳山高沟深，所以公刘迁于豳，关于豳具体在什么地方存在不同的说法。班固《汉书・地理志》右扶风找叵叵拢自注言：有豳乡，《诗》豳国，公刘都。而《汉书・地理志》上所言之“豳乡”在班固的父亲班彪的《北征赋》（简称赋）中可以得出，《赋》中明确说道公刘之豳的方位是在甘泉宫的北边义渠城的东南方，而且先要翻越一个“陵岗”才能到达豳乡。所谓“陵岗”即为旬邑县与正宁县交界的子午岭秦直道。班彪沿直道向北前进，再翻越子午岭，转向西，到达公刘所居豳国遗址，可以得出的结论就是西汉的豳乡即为汉代找叵鼐衬诘淖游缌氡北呷缃竦母仕嗄县正宁县境。北豳附载了浓厚的农耕文化，任何地方都不能与之媲美。《诗经・大雅・绵》（简称绵）全诗共九章，第一章则为引出后世的古公父一直在做引子，追述了公刘及其子孙众多，物产丰富。二至七章则交代了古公父“邡迁岐周”，兴不、公刘之术，建都邑。八至九章则描绘了文王扩大周的土地，实施仁政，古公父是一个很有远见的政治谋略人才。其“后稷之孙，实维太王，居收之阳，实始翦商”为以后周替代商做了铺垫。
二、庆阳先周农耕文化旅游资源的旅游价值
随着经济与科技的突飞猛进，旅游业作为一项新兴产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带来了当地经济的可观效益，不仅增加了经济效益，也为当地提供了就业机会。带动相关部门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得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提高，但精神追求并未得到满足。反而是社会生活的各种压力蜂拥而至，使人们的精神世界枯燥、压抑。旅游不仅是一个物质享受更重要的是精神满足的追求。庆阳先周农耕文化是基于庆阳先周农耕文化旅游资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具有较高的旅游价值和丰富的旅游资源，农耕文化旅游资源是指对旅游者具有吸引力的农耕文化因素，这部分文化因素能够为旅游业所利用产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庆阳先周农耕文化源远流长，而且形式多样，特色鲜明，具有原真性，对于游客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旅游业在国民经济发展总彰显的作用日益明显，农耕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日益受到重视，也逐渐成为我国旅游业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农耕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对于传承传统农耕文化，构建文化强国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先进文化价值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庆阳在以前对先周农耕文化的基础上加大投资力度，举办中国（庆阳）农耕文化节，建设周族农耕文化体验园和西峰民俗文化产业园等众多项目，还收集了大量的有关先周农耕文化的文献资料和神话传说、历史文物。目前，庆阳已获得中国民俗学会的“中国香包刺绣之乡”、“徒手秧歌之乡”、“民间剪纸之乡”、“窑洞居民之乡”、“环县道情皮影之乡”、“华夏公刘第一庙”、五幅皮鼓――庆阳一绝。每年的农历3月18日为公刘庙的庙会，农历6月6日的周祖陵节庆，端午节的香包盛会等，节庆活动种类繁多。据《庆阳地区文物概况》一文指出，甘肃东部地区地下发掘的周文化遗址多达67处，最为重要的是乳状三足夹砂绳纹陶鬲、灰陶方折肩罐等先周器物。这些遗址与文物都有被保护和修复，游客通过参观与体验园实践来了解和感受周族当时的农业生产活动与生活方式。农本、崇德、重礼、风俗四个方面考察，挖掘、升华北豳周族农耕文化的内涵、理性品质、地域特色和作用影响。也是周留给后人的精神文化品质，影响了世世代代的陇东人。正是由于周族农耕文化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长与时俱进，弃其糟粕，扬起精华，形成独特的龙洞传统文化。庆阳先周农耕文化即传承这种传统文化精神，又发扬了传统文化精神，正是基于庆阳先周农耕文化形成早，影响远，所以具有很高的文化旅游价值。
三、庆阳先周农耕文化旅游存在的问题
（一）农耕文化旅游资源过于零碎
庆阳先周农耕文化旅游资源虽十分丰富，但“北豳”地区范围太大，也就是今庆阳七县一区以及周边的地区，其遗址与遗迹的分布也不集中，所以在开发保护的过程中都以县为单位展开。农耕文化旅游资源便呈点状分布于“北豳”之地。农耕文化旅游资源的存在形式虽表现为农耕实物文化与农耕意识文化，但其也随着地域因素被地区相关部门保存和融入了当地的某些文化之中，可谓是“样多而不齐”。
（二）开发不够彻底和基础设施薄弱
庆阳市的旅游还正处于普遍开发阶段，对于先周农耕文化的遗迹与遗址的开发与保护还不够，而且旅游设施与相关配套项目的投入很薄弱，庆阳市近几年虽加大了对旅游业的投资力度，但先周农耕文化旅游资源过于零碎，开发难度与保护措施在资金的需求上供不需求。先周农耕文化旅游的开发缺乏很好的规划，忽视了保护区的接待能力与资金使用的方向过多，阻碍先周农耕农耕文化旅游的发展。
（三）缺少完善的管理体制
旅游业是一个综合性的产业，涉及很多的行业，而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主管部门，每个主管部门都有自己本身的职能。旅游局不可能包揽其他部门的管理职能，在调节、规范、指导、服务为主要职能的旅游业来说，难免会形成“死角”。庆阳先周农耕文化存在已久，不能在相关的管理体制上还运用陈旧和照搬的体制来发展庆阳先周农耕文化旅游。
（四）宣传手段不够丰富和品牌意识淡薄
在现存的农耕文化旅游开发中，宣传的手段比较单一，主要依靠旅游部门的整体宣传。旅游部门的宣传力度有限而且其传统的，固有的宣传方式缺少吸引力，特色也不鲜明，创新意识不高。市场经济发展使得旅游业之间的竞争更多的表现为品牌竞争，所以在宣传庆阳先周农耕文化的同时，注重打造形象鲜明的品牌，发挥市场经济的品牌效应。
四、庆阳先周农耕文化开发策略
（一）加大旅游资源整合与投资力度
旅游资源整合就是把某特定区域内与之相关的以其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进行综合开发利用，使之成为一个整体，先周族人在“北豳”（今庆阳）活动十分活跃，而且遗留下的遗迹分布零碎，在参观过程中就存在差强人意。需要在庆阳先周农耕文化的开发过程中加大旅游资源整合结合庆阳先周农耕文化独特的旅游资源，“211”国道是贯穿于庆阳的交通要到与周边各省份人员往来频繁，具有优势的地理位置，加上黄土高原独特的风土人情，在开发先周农耕文化旅游资源的过程中应该加快旅游资源的整合以及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
（二）注重保护原则与文化因素融合
庆阳农耕文化旅游的开发要注重保护，这是实现庆阳农耕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任何形式的旅游开发都应坚持保护第一的原则。庆阳农耕文化有着几千年丰厚的文化积淀，是我国的宝贵财富，年代越久其文化价值越高，而庆阳先周农耕文化是不同于现代的农业化也异于现代化，对着两方面的建设也有很好的知道意义，也是庆阳旅游文化的决定因素，成熟的游客不再留恋于形式，而是注重旅游的文化内涵体验，在庆阳先周农耕文化旅游的开发中，要注重把中国几千年的农耕文化积累很好的融入到旅游中去，使游客感同身受。
（三）开发体验式的农耕文化旅游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家各级旅游行政部门以及社会力量的推动下，北京郊区农民充分利用区位，生态以及民俗文化资源优势，适应城市居民观光的休闲的消费需求，大力发展突出乡土气息和民俗文化为主的民俗旅游，形成了以“吃农家饭，住农家屋，赏农家景，干农家活，享民俗风。”为主要内容的特色乡村旅游。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城市弊病日益彰显，人们就渴望陶渊明的“田园风光”，先周农耕文化旅游被生产力因素制约，其彰显着简单、质朴、轻松的生活方式。在开发过程中应紧紧围绕这一特征色，重点开发那些参与性强的旅游项目，这种体验式的旅游项目对城市旅游者既新鲜又有趣，可以极大满足游客渴望宁静恬然的田园生活要求。
（四）丰富宣传手段和加强品牌意识
文化是历史的沉淀，文化旅游资源是不会说话的文化古迹，看着枯燥实则是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因此，要借助文化载体来展现丰富深厚的文化内涵，利用新型的媒体资源。如电脑、手机网络平台、影视营销、文化纪录片、宣传单等，在宣传的过程中要树立品牌。市场经济的推动下，旅游竞争也相当激烈，树立品牌，塑造庆阳先周农耕文化形象。相关部门和开发主体在宣传过程中结合地方实际，加入创意，强化营销力度，走品牌化的道路。
（五）提高从业人员素质和当地群众意识
第三产业的比重越来越大，旅游业以服务为主，要求从业人员要有强烈的服务意识、专业技能、职业道德、文化素养满足游客的期望值。提高从业人员对旅游的认识水平，培养良好的旅游服务形象。改变当地群众对旅游业存在认识上的偏差和当地限制性的消费政策和一系列歧视。调整产业结构，抓住目前全国性旅游业发展的良好机遇，激发庆阳农耕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潜力。
五、结论
传统的农耕文化范文3
关键词：胶州秧歌；秧歌文化；舞蹈
一、胶州秧歌的历史
胶州秧歌的发展历史至今已有三百多年，其主要流行的地区是山东的高密、胶南、黄岛、即墨等地区。胶州秧歌原先的名字有很多种，例如三道弯、跑秧歌、扭断腰、地秧歌等，胶州秧歌发展到建国时期，为了能和其他地区的秧歌进行划分区别，将盛行在胶州市郊地区的秧歌统称为胶州秧歌。胶州秧歌完整的组成是小调秧歌与小戏秧歌。小调秧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其是民歌与舞蹈的合成，小戏秧歌的出现让小调秧歌由原先的主导地位转变成为从属地位。小调秧歌是小戏秧歌的开场戏，是小戏开演前的垫戏，大致的形式是小戏之前舞者唱支小民哥，跑跑场，作为前期的稳定观者的情绪。常见的舞蹈动作有小正反三步扭、翠花扭三步、撇扇子等，常用队形有正反挖心、绳子头、西门斗大摆队等。以及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传入是胶州秧歌变革的主要原因，这就是胶州秧歌在清朝同治年间的状态。时代的发展决定的胶州秧歌由小调秧歌时代向小戏秧歌时代转变。小调秧歌在著名的秧歌艺人段红琴、纪名河、刘彩等人的创作改进下，由原先的自娱自乐的艺术形式向具有营业性质的小戏秧歌转化。小戏秧歌不同于小调秧歌，在演出的形式上更为复杂多变，传统的小调秧歌演出的形式比较单一，演出时间也相对较短。小调秧歌的演出常有一个特定的组织名称，被称为安锅。胶州秧歌在安锅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将秧歌的规模、专业化等方面都进行了大的改变，这样胶州秧歌就更具有艺术性与专业性。建国后，国内外学者专家对胶州秧歌进行了更深层次的研究与创造，胶州秧歌的安锅形式也不复存在，胶州秧歌独特的风格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至此胶州秧歌成为了全国各大高校艺术类舞蹈专业的必修课程，成为了艺术院校的舞蹈教才。
二、胶州秧歌的基本构成
相对于其他地区的秧歌，胶州秧歌有着自己所具备的独特构成，从演员的挑选、训练直至演出都有着一套完整的方式，同时胶州秧歌也更具特色且更加系统化。胶州秧歌不仅仅是一种舞蹈与歌曲的单一模式，而是具备剧本、演员、道具和曲牌的歌舞剧。首先从胶州秧歌的角色和表演来谈其构成，胶州秧歌的演员配置基本编制是二十四人，根据舞台需求人数的增加方面呈现的是双人递增模式。在秧歌队伍中有一个到两个的领导者，是全管秧歌队伍的所有事务被称为是秧歌爷。胶州秧歌中最具代表的五个角色分别是小、翠花、扇女、鼓子、棒槌。棒槌的表演特色是干净利落代表的是年轻男性，小的表演特点是含羞柔韧、俏丽活泼，代表的是少女形象，鼓子是中年男性的代表，表演特征是豪放粗犷、诙谐幽默，扇女是青年女性的形象代表，表演形式是俏丽温柔、多姿细腻。胶州秧歌的音乐是与浓郁的乡间气息相一致的，与舞蹈的动作配合紧密。多变的音调、优美的旋律这些都与其他地区的秧歌风格不同。例如女性表演中的伴奏乐曲与表演者含蓄的内在相互一致，形成风格特异的、细腻感极强的舞台味道。在胶州秧歌中，男性的表演动吸收了许多武术的翻腾技巧与架子舞，在舞蹈中的特点并不是很突出。
除此之外，胶州秧歌中的服饰与道具也是其构成的重要部分。扇女的装扮是以头戴簪子花，下身着粉红色裤子。头戴圆帽兜并伴以红裤红衣则是小的装扮特色。棒槌是绿裤子红色上衣，头上戴的是有辫子的瓜皮帽子，两手拿着棒槌。这些演员所运用的道具与服饰能更为形象直观的表现出胶州秧歌男性角色的阳刚之气与女性角色的柔美细腻。
作为一种歌舞剧，胶州秧歌的组成中剧目与曲牌也占据重要的地位。伴奏曲牌与唱腔曲牌是胶州秧歌曲牌的主要构成，例如戏腔、扣腔、东坡、叠桥戏等12中风格各异的曲牌，这些曲牌在特定环境下对舞者所代表的人物的心理状态都可以进行很好的刻画。扣腔曲目在旋律上比较流畅，韵律起伏自然且朗朗上口。这些曲目在特点上都有大致相同的地方，在秧歌中比较常见。
三、胶州秧歌的文化特征
1.农耕文化特征
谈起胶州秧歌的文化特征，首先要提及的就是农耕文化。它是胶州秧歌文化艺术审美性与秧歌自身文化艺术性的产生环境。胶州秧歌是民间农耕文化传统下的歌舞艺术，人文地域的特殊性与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造就了胶州秧歌，而这些都带有浓厚的农耕文化色彩。杂实性与稳定性是农耕文化下的运用节奏的主要特征，在舞蹈的节奏上都是以律动性为主要特点，很少涉及到三拍子节奏。农耕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文艺作品。例如小调秧歌的节奏中出现的唢呐牌子与打击乐，以唢呐牌子的得胜令与锣鼓牌子的水浪音为例，音调多变、节奏明快同时旋律优美，且大都是2/4节拍，通过疏密轻重的稳定节奏来衬托出不同的场面氛围，同时伴以抑扬顿挫的音色变化来操控不同的情绪。在小戏秧歌的题材中大多是以农业经济为主。小戏秧歌与跑场秧歌是传统秧歌的一种综合艺术形式，其中小戏秧歌是最为重要的。在剧本的题材、唱词的内容上许多都是把农业经济作为背景，描绘的都是农民生活的点滴，农民情感的喜怒哀乐。这些都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与此同时，胶州秧歌矫健稳定的舞蹈步伐是带有农耕文化特点的，在秧歌的队形上变化多种多样，其中有四门斗、反挖心、正挖心、大摆队、十字梅等等，多样的队形正式农村生活的体现。除了队形之外，舞步动作也是很独特的，舞步追求的原则是重、稳，主要是给人以踏实的感觉。舞者在表演时常常穿着软底布鞋，舞步轻盈落脚稳健，这也是表现出农民在耕种时候一步一个脚印的农作习惯。上面介绍的总总大多都与农耕生活有关，这是自然朴实劳动生活之美的体现。
2.女性文化特征
相比于其他的北方秧歌，胶州秧歌的女性角色的特点相对比较突出，秧歌中的五大角色，扇女、小、鼓子、翠花、棒槌等，其中女性角色就占据了三个，而这种情况在北方的秧歌中是极为少见的。胶州秧歌中的女性角色将我国传统女性生命中的三个阶段的最美表现的极为到位。产生于三百年前的胶州秧歌其舞蹈的动作与韵律中可以看出很多传统文化审美的痕迹。胶州秧歌中的扇女、小和翠花三个女性角色有着共同的动作特点，即头部微微含羞，身体作挺直状，两臂在身体的两侧微微夹住并呈现出三道弯的动作状态。舞者在这些动作形成的过程中，需要在腰膝颈三个上进行适时的变换，同时胸部、胯部、手、膝盖、脚等几个部位沿着不同的方向进行持续的圆弧运动。另一方面，根据三个角色所处的年龄阶段的不同，她们所具有的角色又有不同的特点。小作为农村小姑娘的角色动作方面更加的俏丽活泼，就好像是彩蝶飞舞一般，且动作方面更多的是扭捏欢快的特点。扇女作为农村小媳妇的形象代表，相对比小在动作上就更显得成熟，尚且存在着一定的青春，温柔贤惠是其动作的主要特点，舒缓中带着朝气，给观者一种亭亭玉立的感觉。翠花是农村中老年妇女的形象代表，放得开，幅度大是其主要的动作特点，呈现出这个阶段妇女大方、泼辣、爽朗的性格特色。小扭三步、撇扇、翠花扭三步是这三个角色的代表性动作。另外，在舞蹈过程中使用的一些道具、服饰等也能表现出许多的女性文化特点，这些从直观的角度上表现了女性的行为特征。
角色动作、角色服饰道具等都是从视觉的角度来彰显秧歌舞蹈的魅力，相对这些直接的感官体验，音乐则是从听觉的角度来展现胶州秧歌的魅力。秧歌中的曲牌、唱词和唱调中所蕴含的女性角色魅力让女性文化更具内涵。形如常见的民间小调绣花灯、挑媳妇、画扇面等将女性日常生活的场景体现的淋漓尽致。唱词中生动形象的语言在运用柔美的音乐感的同时将女性的生活情感表达的更加到位。这些音乐不仅给人一种朗朗上口的节奏感，同时还富含了丰富的情感思想。
3.礼仪文化特征
我国被称为礼仪之邦，这些礼仪文化的内涵深深的刻画在秧歌文化之中。在胶州秧歌中到处可见的就是礼仪与民俗民生的共生，在传统的胶州秧歌表演中，跑场前的拜神，象征着老百姓对神灵的祈福，衬托着百姓对五谷丰收的期盼。在秧歌的一些题材中可以常见到许多介绍历史文化名人，具有丰富的礼俗文化内涵，例如绣花灯中就有关于武松、李存孝、薛礼、吕奉先等文化名人，不仅涉及到的人物很多，对人物的性格、典故等也多有提及，精炼的介绍对文化的传播与发展都大有裨益。还有出名的剧目有裹脚布、大观园、送闺女等都与当地民俗息息相关。上述所提及的大都是一些传统的剧目，如今的胶州秧歌在现代文艺工作者的创作下，许多剧目都反映了当代新形势下的风貌特点。例如老两口看胶州剧目中，描绘了一对六旬老人从农村赶往城市看见了近些年城市新风新貌的变化，尤其是在看到胶州秧歌的那种喜悦欢快之情。胶州秧歌中蕴含的丰富的礼仪文化特征对新世纪人民生产生活都有着较为深远的影响，这也是我国尚礼精神的重要体现。
我们在看待舞蹈欣赏舞蹈的同时不能忽略了舞蹈所处的文化背景，这也是能从更为全面的角度来展现胶州秧歌舞蹈魅力的重要前提，从胶州秧歌的文化特征来看，其表现内容的过程中可以说是直接展现了当地传统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解析其中所蕴含的文化特征能够从侧面展示出农村的民俗文化与多彩的风土人情。它是当地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结语：
胶州秧歌是胶州本土的乡间小戏，至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在零六年被国家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它生于乡间，活跃于民间，属于民间广场自娱自乐性质的一种舞蹈，是当地人民生活的真实体现，深受人民喜爱。本文中笔者着重从胶州秧歌的文化特征与基本构成的角度对胶州秧歌中的舞蹈部分进行浅析，结合近今年对舞蹈的学习和体会，我深刻的意识到在舞蹈艺术的道路上前行要学会向许多优秀的民间艺人学习。胶州秧歌是家乡本地的歌舞剧，通过对其学习与研究可以感受到的是胶州秧歌带来的浓郁的文化韵味。希望通过本文可以让胶州秧歌的发展与传承进一步得到提高，同时也希望能够为胶州秧歌文化的推广尽一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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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张曼姝.胶州秧歌的传统与现在[D].山东师范大学，2010
[3] 杨春雪.胶州秧歌“女性角色”类型研究[D].山东艺术学院，2011
[4] 孟中华.胶州秧歌在小学的传承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13
传统的农耕文化范文4
当前，石油高耗能，能源即将枯竭的危险时期。生态环境恶 化，土地资源紧张，粮食供不应求，已成为时代主题。传统的农耕大量使用农药、化肥、杀虫剂，不仅消耗石油资源，而且严重危害了人类健康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解决这些问题唯一的道路就是走生态农业的道路。生态农业不仅需要我们广大农民朋友耕作方式和思路上的改革，更需要作为直接受益人群的城区消费者的支持与认同。然而现在大部分消费者对生态农业，有机食品认识较少，缺乏食品安全自我保护意识。大多数人随波逐流，对食品安全、健康消费缺乏主动性。我们通过各种渠道了解生态农业的理念和方法后，在校园建起一个有机农耕，生态农业实验样板。逐渐向周边社区推广这种理念和方式，从而达到推广生态农业，食品安全．健康消费的目的．
二、项目实施方案
1、活动地点：男生宿舍楼下一块废弃的草坪，被改造为“翱翔农庄”。
2、活动方式：
1）在校园开展农耕种植活动
2）进行果皮、树叶、厨余堆肥
3）将部分农作物制成书签等标本，用于展示。
3、现阶段活动概况：
1) 项目组同学根据劳动需要分为策划组、管理组、技术组、美工组、宣传组四小组
2）管理组同学安排社内成员及志愿者每日进行农耕值班劳作。
3）进行豆渣堆肥实验，将食堂做豆浆后的豆渣运到农庄进行堆肥实验肥田。
4）暑期将前往河北枣强县探访安金磊进行学习，并在当地进行生态农耕相关问题调研和环保知识宣传。
4、近期计划（时间：今年7月至明年2 月）
7月-8月：
翻修添置损坏的农具，加置必要工具。
做一块木制宣传板，介绍“翱翔有机农耕实验田”，让来往的人群更加了解生态农业，健康农耕的理念。
前往安金磊处学习考察，拍摄dv纪录，在北京周边调研考察，整理资料并总结。
8月-9月：
留校同学进行农庄护理，种植秋季作物。
9月-10月:
翱翔农庄后的文化墙绘制，使菜园更具吸引力。、
整理校园农耕资料，编辑校园农耕有机种植小册子。
10月-11月：
给土地加盖塑料膜，防止沙土飞扬。进入冬季休耕期。
去后海，西二旗等一些社区探访调研，与居委会商议，尝试将小区部分草坪改为都市农耕用地。
11月-明年2月：
购买必要农耕书籍。
规划明年校园农耕。
三、预期目标
长期预期目标：
1）种植管理好校园农耕实验田。更多学校的同学能够参与农耕实践，学习生态农耕知识。
2）在北京申请社区农耕地，人们能够进行有机耕作、堆制机肥，能买到当地农友的有机农产品。
3）更多从事生态耕作的农友的农产品能被销售出去，“生态收入”的调研结果反馈给当地鼓励他们参与有机种植。
4）在项目的宣传中使更多的人意识到生态农业的重要性，从自身做起，养成生态、节能的生活习惯
短期预期目标：
1）校园农耕具有较完备的硬件设施，项目组进一步优化完善。
2）绘制文化墙，制做宣传板，制做dv短篇宣传，增强社内外成员对校园农耕及生态农业认识。
3）制做今年的校园农耕手册，使今年进行的农耕知识、经验总结。
四、经费预算（近期7月-明年2月）
翻修添置损坏的农具 150元
翻新水管，加购一个高压喷头 300元
走访安金磊处，用于dv纪录录像带购买 300元
用于除虫的烟叶草等 50元
秋耕需添置种子 50元
做一块木制宣传板，介绍“翱翔有机农耕实验田” 300元
整理校园农耕积累资料，编辑校园农耕有机耕种小册子。 350元
农耕书籍的购买 200元
dv短篇制做 300元 合计XX元
传统的农耕文化范文5
什么是农业遗产?这是近年来很多人都在热议的一个话题。有人认为，农业遗产可分为广义农业遗产与狭义农业遗产这样两个概念。广义农业遗产，是指祖先留给我们的、与传统农业息息相关的各种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如各种农业工程类遗产、农业工具类遗产、农业物种类遗产、农业景观类遗产，农业技术类遗产、农业民俗类遗产，以及农业文献类遗产、农业品牌类遗产等。④也有人认为上述遗址类、文物类农业遗产等已经“作古”，并已经受到文物部门的精心保护，农业文献类遗产已经成为文物，同样受到图书馆等有关部门的精心保护，所以，我们今天启动的“农业遗产保护工程”所要保护的“农业遗产”，既不应包括已经成为“文物”或“遗址地”的文物遗址类农业遗产，也不应包括图书文献类农业遗产。所以，我们所说的农业遗产，是指那些人类在历史上创造，并以活态形式原汁原味传承至今的各种优秀的农业生产知识和农业生产技能。从该定义不难看出，我们对农业遗产的界定，至少包括了以下几方面内容：一、从传承时限上看，我们所说的农业遗产一定是历史上产生的。时间不足百年者，不能申报为农业遗产。二、从传承状态上看，我们所说的农业遗产是指那些存活在当下的，以活态形式传承至今的农业生产知识与农业生产技能。包括农业遗址、农业典籍在内的已经作古了的“文物”，由于已经有专业部门保护，故不在农业遗产保护工程的保护范围之列。三、从传承的原生程度上看，我们所说的农业遗产，必须是原汁原昧传承至今的。那些已经受到现代农业严重冲击(如因过度使用农药、化肥，致使土地严重板结，有毒物质严重超标)，或是已经受到现代化大工业的严重冲击，从而导致土壤、水系、空气严重污染的地区是没有资格申报农业遗产的。四、从品质上看，作为农业遗产的准入门槛至少应包括以下六大要素：1．应保留有丰富、独特而有效的传统农业生产知识与经验；2．应保留有使用传统农业生产工具，特别是使用以风能、水能为基本能源之传统农业生产工具的人文传统；3．应保留有传统的农业生产制度，如传统的沟渠用水制度(为维护浇水秩序，避免水利纠纷，各地都会制定出严格的用水分配原则，如有抢浇、偷浇，都会受到严厉制裁)、卜种制度(很多地区的播种时间都是由寺庙的喇嘛占卜决定的)、护苗制度(播种后如有人畜踏苗，将会受到严厉制裁)等，且这些传统农耕制度迄今仍发挥重要作用；4．应保留有传统农耕仪式以及与之相关的传统表演艺术等，这些传统在协调人际关系以及人与自然之关系的过程中，仍然发挥重要作用；5．应保留有一定数量的传统农作物品种，并被当地视为传统农作物品种的基因库；6．仍保留有一份山清水秀、没有或少有污染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考虑到日后保护工作的可操作性，申报时尽管我们也会强调该项目的独特性与不可取代性，但作为项目，它的所指已经不再是某种独特的农耕技术或农业品种，也不是某种独特的农耕制度或农耕信仰，而是指那些各种传统农耕技术、农耕经验、农耕制度、农耕信仰、农作物品种等均比较健全、比较完备，且这些传统又非常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传统农耕文明发祥地或是传统农耕文明集散地。如已经列入全球重要农业遗产的贵州从江县“侗乡稻鱼鸭系统”、浙田“稻鱼共生系统”、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统”和江西万年“稻作文化系统”，基本上都是这样一些以地域为申报单位的农业遗产项目。可以说，理论探索中的农业遗产保护工程在保护理念与申报方式上，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小有区别，但与文化部现在正在进行的“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却有着惊人的相同。
二、为什么保护农业遗产
在农耕文明已经进入机械化大生产的时代，为什么以保障各国人民温饱与生活水准、提高所有粮农品种生产效率与分配效率、改善农村人口生活状况、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并最终消除饥饿与贫困为宗旨的联合国粮农组织，会在成立66年之后提出农业遗产保护问题?保护农业遗产对于全人类来说，究竟具有着怎样的意义?
1．保护农业遗产是人类认识自身农耕文明的需要
从传承时段看，我们所说的农业遗产，尽管仍以活态形式传承至今，但就其本质而言，都是历史的产物，富含有丰富的历史信息，是研究、认识本国农业文明的一条重要途径。无论中国，还是世界，人类对于自身农耕文明的认识，都是从农业典籍开始的。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农耕文明历史悠久，农业典籍相对丰富的农业大国来说，通过典籍研究本国农耕文明显然有它的优势。这些典籍记载了大量农耕文明的智慧，是我们了解远古农耕文明的一个重要窗口。如《齐民要术》谈及晒秋粮时所谓“必须日曝令干，及热埋之”(太阳曝晒之后趁热收藏)之法，种瓜时“有蚁者，以牛羊骨带髓者，置瓜科左右，待蚁附，将弃之”的除蚁之法等，无不闪烁着民间智慧的光芒。近年来一些地方通过采用上述“趁热收藏法”以及“骨髓吸蚁法”等方法，基本上解决了小麦保管中的虫害问题和令瓜农烦恼不已的瓜地蚁害，同时也避免了化学除虫给粮菜蔬果带来的二次污染。但农业典籍在记载农耕经验的过程中也有它的问题。例如由于记载简单，有时对某些农业生产知识很难做到精准复原。如《齐民要术》在谈及种柘法时，只讲到柘可为扶老杖、马鞭、胡床、锥、刀把、犊车、鞍桥、快弓等，但为什么用它来做上述器物，制作这些器物又需要哪些独特工序，且效果如何，典籍均语焉不详。进入20世纪7O年代后，随着考古学的发展，特别是随着浙江余姚河姆渡、河北武安磁山、湖南醴县彭头山、湖南道县玉蟾岩、江西万年仙人洞等农业文明遗址的成功发掘，文物考古又为中国农史学家研究中国远古农耕文明，开启了一扇非常重要的窗口，从而为我们认识本国农耕文明开启了第二条途径。与典籍相比，考古资料在帮助人们认识农耕文明的过程中，有着典籍无法比拟的优势，它更具体、也更直观。一个地方历史上出产什么农业品种，使用什么生产工具，且各时代都有过怎样的演变更替，我们几乎都可以通过现场的发掘而一目了然。当然，作为认识本国农耕文明的一条重要途径，考古学同样存在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很难通过考古发掘的形式，将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传统农耕技术、传统节日、传统仪式以及祭神娱神表演艺术等，惟妙惟肖地呈现出来。这对于我们全面了解、继承中华民族的远古农耕文明，显然是件非常遗憾的事。近年来，随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又发现了人类认识自身农耕文明的第三条途径，这便是通过保存至今的活态农业遗产，来了解人类历史上创造出来的远古农耕文明。通过保存至今的农业遗产来认识本民族的农耕历史，不但可以使我们通过农业遗产地保留下来的物质遗存，去了解那些历史上创造出来的以物质形态出现的人类农耕文明——如历史上使用的传统农业生产工具、历史上开垦出来的梯田山地以及历史上打造出来的农田水利系统等，同时，通过传承至今的活态农业遗产，还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包括远古农耕祭祀，传统节Et，传统仪式，传统表演艺术，以及与传统农耕文明息息相关的各种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形式出现的传统农耕文明。而这一切是农业典籍、农业考古很难提供给我们的。可以说，这第三条路径的开通，可以使我们对本国农业遗产的了解更加深刻、更加全面，也更加深入。但这必须以该遗产地农业遗产以原汁原味的形式保存或传承至今为前提。如果已经发生大的改变——无论是在农耕技术上已经采用了现代化大机械生产，还是在农业品种上已经改种了基因稻，则该地区都会因“不再具有历史认识价值”而被排斥在农业遗产之外。
2．保护农业遗产是确保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个不断持续的过程。而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以与自然和谐共处——不破坏原有的生态环境为前提。中国是个具有近万年农业史的文明古国。在这近万年的发展过程中，由于我们使用了轮种套种技术、保墒防旱技术、稻田养鱼技术、生物灭虫技术、架田代田技术等传统农耕技术，使我们的农田即使使用了近万年，迄今仍能实现有效利用。但是，随着近代工业文明的闯入，特别是随着化肥、农药、除草剂等西方工业文明的闯入，我们的土地仅在这短短的50多年中，就已经出现了土地板结、硬化、地力下降、酸碱度失衡、有毒物质超标等一系列问题。在号称产菜大县的东部某地，甚至已经出现了到外地买土种田的尴尬局面。我们并非排斥工业文明的介入，但现实告诉我们，我们真的有必要对现代工业文明给当代农业带来的上述后果给以必要的反思。否则，当下的中国农业很可能就会像一个吸食了的瘾君子，表面看上去精神抖擞，但实际上已经病人膏肓，已经失去了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今天我们之所以要保护、发掘农业遗产，目的就是想通过这样一个工程来重新审视、发掘、弘扬、传承我们的传统农业文明，并为今后人类农业文明的可持续发展找到更多的借鉴。
3．保护农业遗产是保护物种多样性、粮食品种多样性以及人类文化多样性的需要
以转基因、杂交稻为标志的现代农业，确实为解决人类的粮食危机带来巨大转机，同时我们也相信在确保食品安全的前提下，这种现代农业技术的发展还会有更大的提升空间。但是，这种现代农业所能解决的至多只能是让全国人民“吃饱饭”这样一个最低档次的需求。因为它所能解决的只能是产量的问题，但它永远解决不了品种单一、口味单一的问题，解决不了随着人类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对粮食品种、食品口味的多样性需求。如果我们仅仅为解决眼前的温饱而忘却了对传统农业品种的保护，忘却了对农业品种品质上的需求，我们很可能就会因小失大，葬送了未来中国农业的发展之本。其实，这种因目光短浅而丧失长远利益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许多非常美昧的农作物品种的失传，几乎都与产量有关。特别是在中国社会尚未完全解决温饱而高产技术又日新月异的今天，人们很容易在短期利益的驱使下，将那些品质非常不错但产量并不算高的农作物品种淘汰殆尽。为了避免类似情况的发生，近年来世界各国都在以各种各样的手段保护本土农作物品种资源。通常，一般国家对粮食品种的保护多半是从良种基因库的建设开始的。但这种保护模式有它的问题。首先，基因库的搜集量毕竟是有限的，它不可能将全国各地的农作物品种统统搜集上来。其次，它所能搜集的只是农作物品种，但与之相关的种植技术并没有系统而全面地搜集上来。所以，这种方法说到底只是对农作物品种的固态保存，而不是对农作物品种以及与之相关的农业生产技术的活态传承。相关农业生产技术一旦失传，基因库中的农作物品种，就会变成只会“发芽”的文物，这与我们所要求的活态传承，显然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这就要求我们想出更好的办法，以确保农作物品种与农耕文化的活态传承。而通过对农业遗产的保护，将各地非常有特色的农作物品种以“种植”这种最传统的方式，一代接一代地传承下去，很可能就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保护手段。因为这种活态保护模式不但保护了农作物品种，同时也保护了与之相关的农业生产技术，从而实现了人类社会对农业遗产的有效保护。通过对农作物良种的保护，农业遗产保护工程不仅保护了物种的多样性、粮食品种的多样性，同时也保护人类农耕文化的多样性。因为许多独具特色的农作物品种一旦消失，与之相关的传统耕作技艺，农耕节日、农耕仪式等，如稻田养鱼技术，桑基鱼塘技术，以及与农业生产息息相关的苦扎扎节、开秧门仪式、鞭春牛仪式、薅草锣鼓等，都会随之消失。
4．保护农业遗产是确保人类社会粮食安全、食品安全的需要
在农业遗产中，农作物品种占有重要一席。作为优秀农作物品种的地方物种，多半都是通过数代、数十代甚至数百代人的不懈努力培养出来的，是人类千百年来农业生产的智慧的结晶，是农业文明的重要载体。人类社会的农业文明能否代代相传，能否保留下丰富的农作物品种是问题的关键。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随着转基因技术以及杂交技术的普及，农作物品种已呈现出明显的单一化倾向。从好的方面来说，转基因技术以及杂交技术的普及，客观上确实提高了农作物的单产，有效地解决了让全世界人民“吃得好”的问题。但从不好的方面看，这些现代农业技术也给人类的农业生产甚至农业产品带来许多新的问题。如农作物品种的单一化，很容易为病虫害传播创造条件。随着农产品商品化的到来，出于管理与销售方便的需要，农业种植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化、工厂化和农作物品种的单一化倾向，而耕地复种指数的增加，特别是种植业“保护地”的增加，也加速了直接导致病菌致病性的变异和农作物品种抗病能力的丧失。与当地自留种子的传统做法相比，由特定种子商提供农作物种源的供种模式，也很容易因种子基地的绝收，而导致更大范围的绝种绝收。这种将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的做法，显然潜藏着很大的隐患，也严重引发了人们对于粮食安全的担忧。除粮食安全外，对食品安全的担忧也无时无刻不搅动着人们敏感的神经。而影响食品安全的第一个祸首，就是因农药、化肥无度使用而造成的土壤有毒物质的严重超标。有关统计表明，目前我国已经有3亿多人没法喝上干净的水，1．5亿亩耕地遭到严重污染。这些污染已经开始危及农民的生存权，并且引发一些疾病。许多地方因为污染问题已经极大降低了农民的收入，甚至让许多农民无法生活。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出了“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目标，但是，如果不重视农村的环境问题，这一目标的实现很难得到保证。出于人类的长远利益，我们应该尽早觉醒，通过对农业遗产的保护，从保护土壤、水源、空气的品质人手来确保我们的食品安全。
5．保护农业遗产是确保人类社会高品质生活的需要
在人类尚未彻底解决温饱问题的今天，先解决“吃得饱”的问题是很容易理解的。从这个层面上说，我们并非不理解那些投身于基因米、杂交稻的专家学者。没有他们的努力，就不可能有人类社会的温饱，更不会有人类社会的安定。但是，作为一名学者，社会需要我们具有更加长远的眼光，在解决“吃得饱”的同时，也要为解决人类社会“吃得好”，做好资源与物种上的准备。否则，我们就很容易为解决“吃得饱”的这样一个短期利益，而失去“吃得好”的这样一个更加长远的利益。而正在酝酿中的中国农业遗产保护工程所要达成的目标，一是通过这样一个工程，将祖先在历史上历经千百年培育出来的各种各样、各具特色的农作物品种最大限度地保护起来，为人类未来的高品质生活，保留下更多的物种资源。二是通过对农业遗产的认证，将那些尚未受到化肥农药侵染过的、尚保留有诸多传统农作物品种的农业遗产地保护起来，通过各种饱含有非常优秀之传统农耕经验的恢复，来打造当代绿色可持续发展农业，为人类高品质生活的提升，做出自己的贡献。
三、怎样保护农业遗产
农业遗产学是一门学以致用的学问。保护农业遗产的方法，可以分为“形而上”与“形而下”这样两个层面。所谓“形而上”，就是指农业遗产的保护理念、保护原则，而所谓“形而下”，就是指保护农业遗产的具体手段与方法。因篇幅有限，在本文中我们将着重探讨一下农业遗产的保护理念与保护原则。我们之所以如此看重观念、如此看重原则，是因为如果我们的保护理念、保护原则出错，农业遗产就会因保护而破坏，保护工作就会重蹈“大保护大破坏”的覆辙。农业遗产保护理念与保护原则可以很多，但以下几项基本原则尤为重要。
1．就地保护原则
就地保护原则最初出现在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196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第十五届会议通过的《关于保护受到公共或私人工程危害的文化财产的建议案》就指出：“为保持历史的连续性和延续性，各成员国应对受到公共及私人工程危害的文化遗产实行‘就地保护’原则，并给予优先考虑”。1990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全体大会通过的《考古遗产保护与管理》也强调了就地保护原则的重要性，认为在现有技术条件下，就地保护对文物可能更有好处。《》认为：“考古遗产管理的总体目标应该是古迹与遗址的就地保护，包括对一切相关记录与藏品的长期保管。将遗产的任何组成部分转移至新的地点的行为，都有悖就地保护原则”。“在某些情况下，把保护和管理古迹与遗址的责任委托给当地人民也许更为合适”。近年来，广为传播的生态博物馆理论所秉持的也是就地保护原则。它告诉我们，将文物搬进博物馆进行标本式展示固然可以沿用，但对传统民俗采取就地保护的方法更值得借鉴。目前中国政府所进行的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所体现的也正是这样一条全新思路。在农业遗产保护方面，闵庆文首次提到对农业遗产实施就地保护的重要性，认为“农业遗产地不能在空问上发生大的迁移，农业遗产系统不能脱离其形成的原生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从某种角度来说，农业遗产是具有农业属性的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综合性遗存。作为物质文化遗产，与农业遗产相关的稻田、粮仓、打谷场以及各种农具等等应该实施就地保护，而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农耕信仰与仪式、民间文学与表演艺术、传统农业生产知识与技术——如开秧门仪式、祭山神仪式、薅草锣鼓、稻田养鱼技术、葑田建造技术、桑基鱼塘技术等，也由于已经与这些物质文化遗产，特别是周边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发生了无法割舍的联系，也无法脱离开其原有的生态环境而被人为地迁往他处，或是被人为地“吊起来”。而要想对这些农业遗产实施有效保护，最简单的办法显然是对上述农业遗产实施就地保护。因为我们所说的“农业遗产”，已经不再是某一单一的农业生产技术，而是某个各种传统农业生产技术保持得都非常之好的特定“区域”。如已经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了的秘鲁安第斯山脉高原农业系统、智利智鲁群岛岛屿农业系统、中国浙江省丽水市青田县方山乡龙现村传统稻作农业生产技术系统、中国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哈尼稻作梯田的农业生产技术、中国江西省上饶市万年县的贡稻生产技术、菲律宾伊富高稻作梯田农业生产技术、阿尔及利亚、突尼斯马格里布绿洲农业生产技术、肯尼亚、坦桑尼亚草原游牧及高地农业生产技术等全球重要农业遗产项目，它们的所指都已经不再是某一具体的农业生产技术(为说明其独特贡献，可能会重点强调其独特性)，而是指上述农业遗产保护区内所有农业生产经验与技术的总和。其实，作为一项优秀的农业生产技术，它们的流传也许已经非常广远，甚至并非只有该遗产地所独有(如青田县龙现村的稻田养鱼技术，实际上在江南地区已普遍存在)。但要想对类似项目实施国家保护，最简单的办法只能是选取其中的一个或数个典型地区，对其实施封闭性保护。正因如此，我们在主持申报工作时，通常都会要求申报单位必须将作为农业遗产申报项目的某项农业生产技术与该项目的具体传承地挂钩，以强调我们所选择的农业遗产项目的唯一性。如将稻田养鱼技术与青田县龙现村挂钩的意思就是，尽管稻田养鱼技术在长江以南地区普遍存在，但我们认为青田县龙现村的稻田养鱼技术更加典型，保持得也是最好的。传承地的选定通常包含以下几方面条件：(1)农业遗产地应具有独特而有效的传统农业生产技术，且该技术必须蕴含有低碳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理念；(2)农业遗产地应保留有诸多传统农作物品种；(3)农业遗产地应该具有严密而高效的传统农业管理制度，并在当代农业发展过程中有效运行；(4)农业遗产地艺应保留有传统农耕信仰以及与之相关的传统仪式、节日、民间文学与表演艺术，且上述传统仍能有效地支配当地民众的生产与生活。我们强调农业遗产的就地保护，并不意味着这里的农耕技术与农业生产经验不能推广至其他地区。相反，我们保护农业遗产的最终目的，就是让更多的人从这里的农业遗产中，获取更多的知识与经验、技能与技巧。但仅就农业遗产而言，坚持就地保护，显然更适合于农业遗产的传承规律与保护规律。事实将会证明，任何一种将农业遗产与其生存环境相隔离，或是将遗产的某些部分转移至新的地点的想法和做法，都有悖就地保存原则。就地保护的另一层含义，是将保护与传承农业遗产的责任交给当地农民，农民才是农业遗产的真正主人。要想对农业遗产实施活态保护，明确各介入方的职责非常重要。这其中，作为农业遗产传承主体的庄稼把式，他们的任务是尽自己所能，将他们所知道的一切农业生产知识与经验，技术与技能，尽可能原汁原味地保存或传承下来。而当地的各级政府，则是从政策、制度以及资金等层面，为农业遗产的活态传承创造出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制度环境与金融环境。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将活态传承着的农业遗产比作池中之鱼，那么，各级政府的工作就是为“鱼JL4J''''l”营造出一个更加适合于它们生长的客观环境，而不是指手划脚、随心所欲地改造它们，或是改造那些他们本已十分熟悉的原生环境。作为农业遗产保护的先知先觉者，学术界的工作就是将农业遗产传承人所传承的农业生产知识与经验，如实地记录下来，同时从理论的高度将其中的精华梳理出来。此外，在可能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还应与学术界一道，对当地的农业遗产进行一次比较深入而全面的普查，使每个地方官员对自身的家底做到心中有数。
2．活态保护原则
所谓“活态保护原则”，就是指让农民继续采用当地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将传统农业生产技术与技能，知识与经验原汁原味传承下来，而不是将农民迁走，对农业遗产地实施博物馆式的空地保护。没有农民，没有了传统的农业生产，这些农业遗产无论如何都是无法传承下来的。农业遗产传承的最基本模式，就是通过农业生产代代相传。将这些遗产如实地记录下来，像徐光启、贾思勰、王祯那样，将他们所知道的农业生产经验记录下来，或是将其中的某些部分做成标本放进博物馆进行长期展示固然重要，它们在认识以及传承农业文明的过程中也确实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将这种固态保护作为保护农业遗产的法宝，并用于全部农业遗产的保护实践，显然会带来很大问题。如我们仅将农产品种子的形态记录下来，或是将它们放进博物馆，尽管这些做法都有助于我们认识这些传统品种，但不可能通过这种方式将历史上培育出来的优秀品种保留下来，更不能造福当代。其实，不仅仅是农业品种，传统农耕技术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此外，过分强调文本记录，过分强调固态保护，或是用文本记录、固态保护等方式取代活态保护，这种做法不仅会影响农业遗产的有效传承、农业遗产的可持续共享，同时也会影响到人们在继承这份遗产后的技术创新。可见，将“活遗产”变成“死遗产”不应成为农业遗产保护工作的主要模式。作为农业遗产项目的农业遗产保护区，虽然具有重要的历史认识价值，但它本身并不是一座僵死不变的“博物馆”，而是以活态的形式，通过传统农耕技术、农耕制度的传承，传统农具的使用，传统良种的沿用，为人类延续古老的农耕文明。从而为后人了解、借鉴本民族的农耕文明，保留下更多的物种资源与文化资源。
3．整体保护原则
所谓“整体保护原则”，就是指在农业遗产保护过程中，要对农业遗产实施整体保护。它大致包括两方面含义：一是对农业遗产本身实施整体保护，二是对与农业遗产相关的整个周边环境实施整体保护。对农业遗产的保护，包括多方面内容。其中既包括对传统农耕技术与经验的系统保护，也包括对传统农业生产工具的系统保护；既包括对传统农业生产制度的系统保护，也包括对传统农耕仪式与节日的系统保护；既包括对相关民间文学、表演艺术的系统保护，也包括对当地特有农作物品种的系统保护。也就是说，对于农业遗产的保护是个系统工程，我们要保护与传承的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和文化系统，而不只是某个片段。
(1)对传统农耕技术、农耕经验实施有效保护
农业生产经验是广大农民，特别是那些老庄稼把式们在其漫长的生产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传统农业生产知识与农业生产经验。这些知识与经验大致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广义的农业生产知识与经验包括春耕、播种、灌溉、抗旱、排涝、病虫害防治、收割、储藏等各种与农业生产相关的农业生产知识与经验，狭义的农业生产知识与经验则特指那些非常具有地域特色，非常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非常具有普世价值的，非常优秀的传统农业生产知识与经验。如桑基鱼塘、稻田养鱼、坎儿井旱地灌溉技术以及历史上广泛流行于两广、江东、淮东的葑田技术等，都可作为一地农业遗产的精华予以保护。此外，在民间广为流传的农谚、气象谚、节气歌等凝聚了人们千百年来积累起来的农业生产知识与农业生产经验，我们也要注意普查和收集，使之代代相传。应该说，这些农业生产经验既是我们发展21世纪新农业的重要参考，也是我们根治现代农业痼疾的良方。
(2)对传统农业生产工具实施有效保护
传统农具是一个时代或是一个地域农业生产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保护好传统农业生产工具，对于保护农业遗产而言，常常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在工业文明到来之前，我们的祖先在传统农业生产工具的制作与应用方面已经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进行过很多成功的尝试。其中，成绩最为显著者，便是对风能与水利资源这两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之天然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如以风能、水能为基本能源而研发出来的风车、水排、水车、水碾、水碓、水磨、水砻、水打罗、槽碓、筒车技术，便在我国传统农业生产的过程中，发挥过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些传统农耕技术所使用的基本动力多来自自然，几乎可以做到“无本经营”。在满足农村加工业、灌溉业能量需求的同时，也有效避免了现代工业文明给传统农业带来的各种工业污染和巨大的能源消耗。这些巧借自然伟力的传统农耕技术，应该成为我们发展现代新农业的重要参考。
(3)对传统农业生产制度实施有效保护
传统农业生产制度是为限制农业行为主体利益及效用最大化而设置的各种民间制度。其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制定公平的社会分配方式，以保障社会财富与收入的合理分配；其二，制定各种有效的保护体制，以避免在资源匮乏的情况下出现无序竞争；其三，建立各种具有约束力的制度框架，以减少不必要的交易费用。在农业生产中，农业生产制度的建立为人类维护农业生产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譬如，在干旱少雨的西北地区，人工水渠在旱作农业生产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这里，人们不但学会了如何修渠、造渠、而且还制定出了一套十分完善的保渠、用水制度。这些传统的用水制度不但使水利分配得到科学而合理的解决，而且还使那些在黄土高原很容易淤积的渠道可以使用上千年而不废弃，使既定的渠水流量发挥出最大效益。谁用水，什么时候用水，用多少水，都会根据各家田亩面积的大小，种植作物品种的不同，修渠时投入劳力、物力的差异而制定出严格的限定。一旦有人破坏规矩而偷水盗水，就会受到民间的严厉制裁。再加之这里历史上即已形成的良好的种树护渠传统，完善的保渠护水民间组织以及相关的乡规民约，从而在制度层面上确保了水利资源的合理运用。人类上千年的农业经营文明史已经表明，只有农业技术，而缺乏一套完善而有效的农业生产制度，农业生产就不可能顺利进行。
(4)对传统农耕仪式以及与之相关的传统表演艺术等实施综合保护
农业信仰是农耕民族的心理支柱，与之相关的口头文学、表演艺术亦是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忽视了这一点，也就忽视了传统农业文明与现代农业文明的差异，忽视了传统农业的特点。这不但不利于我们对传统农业文明的了解，同时也不利于我们对传统农业遗产的继承与保护。传统农耕信仰是传统农耕文化的必然产物。因为在人类无法协调人与人之关系，或是无法协调人与自然之关系时，总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创造出各种各样的神灵。譬如人类要保护山林而又无力保护山林时，便会塑造出山神；为保护水源而又无力保护水源时，便塑造出水神。这些看似迷信的信仰，在维系传统农耕社会秩序和传统道德秩序，在保护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过程中，都曾发挥过十分重要的作用。历史上，神山、神林、庙田、水源地等各种农业资源的保护，几乎都与农业信仰息息相关。在新的文明秩序尚未建立之前就急于消灭这些传统信仰，对农耕社会之社会秩序的建立，对于自然环境的保护，都将有百害而无一利。因此，在继承、保护农业遗产的过程中，我们要将“俗信”与“迷信”严格区分开来，只要利大于弊，我们都应予以尊重与宽容。中国自古便有娱神传统，因此，无论是传统仪式，如“鞭打春牛”、“开秧门节”，还是传统节日，如“尝新节”、“苦扎扎节”等等，只要与神有关，都免不了娱神节目的表演。翻开一部中国演剧史我们就会看到，无论是祈雨用的雨戏，还是酬神用的神戏，几乎都与传统节日、传统仪式有关。作为农业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表演艺术理应受到遗产级的保护。如果我们仅仅因为这些表演艺术“根不红、苗不正”而拒绝继承，我们的农业遗产不但会因此而变得支离破碎、无法解读，无法传承，充满人文精神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传统农业遗产也会因此而变得索然无味。
(5)对当地特有农作物品种实施有效保护
优秀的农作物品种是人类历经千万年农业生产实践而培育出来的农业核心技术，是人类农业文明的重要载体。一个民族的农业文明能否代代相传，优良品种的传承是问题的关键。但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随着新培育作物品种的普及，众多具有地域特色的传统农作物品种正面临迅速灭绝的危机。正如信息技术带来的全球文化的趋同一样，杂交技术、转基因技术的普及也造成了作物品种上的趋同和单一化。高科技研发的作物品种客观上确实提高了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但从另一方面看，农作物品种的单一化，也在无时无刻地破坏着物种的多样性和文化的多样性，潜藏着巨大的物种危机和文化危机。事实告诉我们，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人们很容易被眼前利益所诱惑，为了眼前的甚至是短期的增产增收，而造成许多优良农作物品种及家畜品种的灭绝和农畜产品品质的下降，实际上降低了人们生活的品质。这种只顾眼前利益而忽略人类长远利益的做法不值得提倡。为避免类似情况发生，一方面可考虑通过建立国家物种基因库的方式保留各种珍惜物种，一方面也可让民间社会有意识地保留下更多的地方农作物品种，以便为日后农作物品种的更新，保留下更多的种源。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强调对本土农作物品种的保护，并不是盲目拒绝外来文明，也不是盲目拒绝杂交技术和转基因技术。一部中国农业文明史已经证明，外来农业文明，特别是外来农作物品种的引进，已经为中国的农业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一点不但应该充分肯定，同时还应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但作为确保农业安全、食品安全的一国政府必须清楚地意识到，包括杂交技术、转基因技术、农药化肥的所谓现代化农业所能解决的只能是让全国人民“吃得饱”的问题，但它们却无法解决让全国人民“吃得好”的问题。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加强对于本国传统优良品种的保护，就必须向传统农业学习，从传统农业中汲取营养，而我们所推动的农业遗产保护工程所要达成的正是这样一个目标。
传统的农耕文化范文6
关键词：传统农耕存留区；全域旅游；农旅融合；发展路径
中图分类号 F59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731（2016）24-0124-04
The Path of Rural Tourism Integration in Traditional Farming Area
――A Case Study of Maoshi Town，Huichuan District，Zunyi City
Zhou Jie et al.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Tourism，Guizhou Normal College，Guiyang 550018，China ）
Abstract：This paper takes Maoshi Town，Huichuan District，Zunyi City as an exampl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main tourist market of Maoshi Town，the paper analyzes the proper concept of the integration of rural tourism and the basic principle of the integration of rural tourism，ansystematically conceives the path of the rural tourism integration on the basis of comprehensive tourism service supply innovation and the microscopic innovation of the tourism product supply system.
Key words：Traditional farming area；Comprehensive tourism；Rural tourism integration；Development path
毛石镇地处黔北，隶属遵义市汇川区。多年来，由于交通落后，经济发展一直滞后，无意中造就了传统农耕文明的全域存留。作为典型的黔北山地乡镇，毛石镇的传统农耕文明具备表现形式活态化、传承内容完整化、传承载体规模化及景象展现典型化四大特征，其中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毛石镇所传承的农耕文明属于“具有山区梯田特色的丘陵稻作农耕型[1]”，具有典型的黔北山地农耕特色。大面积存留的传统农耕文明使毛石镇具备了农旅融合的先天优势，也为其试点全域旅游奠定了坚实的资源基础。全域旅游是现阶段我国旅游业正在经历的一场大变革。发展全域旅游需要强化开放的“旅游+”融合发展方式，加大旅游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力度，发挥“旅游+”功能，使旅游与其他相关产业深度融合[2]。时下，毛石镇的旅游业还处于起步阶段，但发展前景看好。结合当前流行的全域旅游发展理念，本文将以毛石镇为例，通过毛石镇主要客源市场需求分析，基于农旅融合范畴分析该地农旅融合发展的应有理念以及反映该理念的农旅融合基本原则，再依据农旅融合应有理念和基本原则，分别从宏观的全域旅游服务供给创新及微观的旅游产品供给创新两个层面，系统构想该地的农旅融合路径。
1 传统农耕存留区的旅游客源市场分析
1.1 毛石镇客源市场分类 根据旅客到访方式，毛石镇的客源市场分为自驾游市场、公共交通游市场（乘坐乡村公交或乘坐日后出现的旅游专线公交）、山地自行车爱好者群体以及徒步游市场。而根据旅游目的，毛石镇的客源市场又可分为两大部分，一是以观光、科考或体验等为目的外乡客人，二是为重拾乡愁而回原居住地旅游的外迁居民。前者奔着本不熟悉的传统山地农耕文明而来，而后者是为重温旧时的农村生活而来。不论依据什么分类，有一点十分明确―他们内心都向往毛石镇的活态传统农耕文明。
1.2 毛石镇主要客源市场界定 根据前期的毛石镇实地调研以及其他地区的旅游发展实践，自驾前往是现在最常见的游客到访形式，这部分群体或许有一个明确的最终目的地，但行车途中会随时调整行车速度甚至随时停车驻足，至于他们因何慢行慢游，则全然仰仗传统农耕文明在区域内的全景式呈现。在此我们不对市场来源加以界定，在大交通格局不断完备的今天，自驾游到毛石镇的既可以是附近城镇的居民，也可能是稍远一点的省内游客，也可以是较远的省外游客，关键看营销力度。总之，根据出行方式，毛石镇的主要客源市场就是对山地传统农耕文明较为偏好的自驾游群体。
1.3 毛石镇主要客源市场的需求分析 权威的全域旅游概念强调的是作为供给方的旅游目的地该做什么，这样的解释更富于战略意味，抽象性十足。其实，基于游客行为视角来诠释全域旅游要更形象一点。如果在某个区域，哪里都可能有游客临时停下来开展不同形式、不同时长的旅游活动，那么这个区域就具备了发展全域旅游的资源基础；若是这些游客是自驾旅游，那就侧面说明这个区域的交通基础条件能支撑全域旅游发展；若是这些游客的临时性旅游需求能在不同时限内得到不同程度的满足，那就说明这个区域已经构建起比较成熟的全域旅游服务供给体系。只有3个条件都满足，毛石镇的主要客源市场即自驾游市场的需求才能得到满足。很显然，目前的毛石镇具备发展全域旅游的资源基础，但后2项还不完备。
2 农旅融合发展理念及原则
2.1 农旅融合发展理念 毛石镇的农旅融合发展理念应含3个“不可”：一是全域旅游根基不可触改，二是全员参与机制不可不建，三是农旅融合进程不可停歇。
2.1.1 全域旅游的根基不可触改 因为毛石镇发展全域旅游的基础就是它所具备的稀缺资源―覆盖全镇、活态呈现的浓郁的传统农耕文明气息，这就是毛石镇发展全域旅游的根基。为发展全域旅游，不可触改当地资源本质，也即是说，村还是村，寨还是寨，田园还是田园。猪圈牛栏、鸡舍鸭棚，该有的一样都不可或缺，否则毛石镇独特的资源品貌将很快消逝，从而失去持续发展的推动力。
2.1.2 全员参与机制不可不建 因为原住民才是构建区域旅游核心竞争力的基石[3]。作为一种区域旅游发展模式，全域旅游是一种政府主导模式，但不可因为是政府主导而忽略民众参与的价值。尤其像毛石镇所拥有的稀缺的、活态的山地传统农耕文明，更是离不开原住民的传承与发展。所以，仅就资源保护而言，以原住民参与为基础的全员参与机制必须构建起来，否则毛石镇的全域旅游推进工作将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2.1.3 农旅融合的进程不可停歇 这是实现当地旅游业持续发展的需要。全域旅游是一种旅游发展战略，也是一种旅游发展模式，目前都还处于积极探索阶段，每个发展全域旅游的地区，都应该与时俱进，随着市场的变化积极调整，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从而保持持续发展的动力。农旅融合是实现当地资源优势向综合效益转化的最佳途径，同时可最大程度促进传统农耕文明的保护与传承。
2.2 农旅融合的基本原则 当地居民及基层干部要形成正确的农旅融合发展理念，须做到3个坚持：一是坚持农业基础地位，二是坚持官民共同治理，三是坚持全域旅游视角。
2.2.1 坚持农业基础地位 因为农业是农旅融合的资源基础。失去这个基础，无论是“旅游+”抑或“+旅游”，都缺乏一个融合的对象。毛石镇发展全域旅游的优势就在于它活态的传统农耕文明，这在表面上是一种资源优势，本质上却是一种平台优势。没有传统农业的留存，也不会有今天的毛石镇，更不会有低成本的农旅融合天然平台。有了农业这个基础平台，相应的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及农村生态都将得以自然呈现，而失去这个基础，就等于失去旅游发展的后续动力。
2.2.2 坚持官民共同治理 因为这是农旅融合发展的理念基础。它实质上是合作理念在基层官民行为机制层面的具体体现，它既提倡当地居民要尽快在角色层面实现从参与管理向共同治理转变，也要求基层官员充分认识到当地居民才是传统农耕文明的传承者，当地居民才是农旅融合最有资格的发言人。
2.2.3 坚持全域旅游视角 因为全域旅游是农旅融合发展的政策基础。如果国家层面没有站在战略高度大力提倡全域旅游，旅游的核心地位就无法形成，农旅融合就缺乏政策支持。全域旅游本身就体现合作理念，它的实践层面也是对合作理念的多层次多角度的全景式呈现。
3 农旅融合路径构想
农旅融合，基础在农，动力在旅。农因旅生财，旅因农出彩。因此，农旅融合的基本思路应该是以农促旅，以旅强农。传统农耕存留区发展旅游业的重要目标是实现当地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同时促进传统农耕文明的保护与传承。
3.1 全域旅游服务供给路径创新
3.1.1 非景区旅游发展的内涵 全域旅游发展并不是要把整个区域都建成景区，而是让整个区域都具备景区服务功能，让区域内所有居民都参与到旅游服务中来，同时也让区域内所有居民都能通过不同形式的旅游服务获益，从这个角度来看，全域旅游其实就是非景区旅游理念在战略层面的体现。基于此，所谓的非景区旅游发展就是通过提升整个区域旅游服务能力促进全域旅游发展。这里隐含3个要点：一是该区域须具备全域打造的资本，也即全区域都存在有形及无形的旅游吸引物；二是不刻意去打造一个甚至一些景点景区；三是该区域所有居民全员参与旅游服务。
3.1.2 传统农耕文明对非景区旅游发展的支撑机理 对照非景区旅游发展的3个要点，毛石镇所具备的活态传统农耕文明正好可以支撑全镇的非景区旅游发展。首先，毛石镇全镇范围内都充满山地传统农耕文明气息，无论是抽象层面的农耕理念还是可视层面的农业生产、农村生活及农村生态，都在毛石镇全域展现的淋漓尽致且韵味十足，即毛石镇具备全域打造的资本。其次，正是因为拥有这一稀缺资源，所以全域都充满资源禀赋极高的旅游吸引物，无需刻意打造景点景区。至于交通问题，即使不发展旅游，基本交通也需要政府投入建设，何况现在毛石镇已划归汇川区，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工作已在紧锣密鼓的开展。再次，既然倡导全域旅游，自然要求全域都具备旅游服务能力，所不同的，无非是有的区域旅游服务能力应该强一点，有的区域旅游服务能力可以弱一点，但哪里都可能有游客的身影，所以原则上要求哪里都需要有一定的游客服务能力。在农旅融合平台上，毛石镇的所有当地居民既有义务传承与发扬传统农耕文明，以便保持全区域的旅游吸引力，又要为需要服务的游客提供不同形式的旅游服务，也即全员参与旅游服务，以便充分践行全域旅游服务理念。
毛石镇的传统农耕文明能支撑该区域的非景区旅游发展，关键在于毛石镇传统农耕文明的活态化、完整化、规模化及典型化，拥有如此的稀缺旅游资源就能持续吸引城镇居民深入毛石镇的每个角落，既体验传统农业生产，又感受农村生活，且感悟农村生态。
3.2 农旅融合发展的产品供给路径创新 产品供给路径创新是指在全域旅游宏观背景下的微观创新。一般的旅游产品供给体系包含供给主体、供给平台、供给方式及产品形态等构成要素，但对须借助农旅融合推进全域旅游的毛石镇而言，显然需要有所创新。在农旅融合的平台上，需在3个方面有所突破。
3.2.1 变静态展示为活态营造 这一点体现了“坚持农业基础地位”的农旅融合基本原则。静态展示好比室内博物馆的陈列展示，很难形成主客体之间的互动，而活态营造不仅是为了增强旅游的趣味性，也是为了全方位凸显浓郁的传统农耕文明氛围。可以设想一下，如果贵州省每年出省或出国开展旅游营销时只是利用静态的图片展示，而没有利用多彩贵州风大型歌舞诗晚会，现在的贵州旅游会是一幅什么样的景象。贵阳的香纸沟在过去的很多年一直没炒热，根本原因就在于其核心吸引物――古法造纸没有形成一种具有视觉冲击力和可参与体验的活态呈现。毛石镇的山地传统农业文明虽然在全域内呈活态存在，但这是单就农业而言的，站在旅游者的视角，并不是所有他感兴趣的事物都能在他停留时活态展现，所以要注重基于农旅融合平台的传统农耕文明活态营造。
3.2.2 变产品思维为产业思维 这一点体现的是反映农业基础地位的“官民共同治理”原则。相比较而言，产品思维就好比将一个物体一刀子切开，只看它的一个横截面，而产业思维就好比对这个物体作立体透视。放在旅游行业，就类似于景点旅游思维与全域旅游思维的区别。在全域旅游背景下，依托农旅融合，激活农业生产、农村生活的各个节点，盘活农作物种植、成长、采收的前后各个环节，形成以某一农作物为运作主体的相应产业链，从而形成一个产品系列。例如油菜，在育秧和种植环节可开发农事体验旅游产品，在生长阶段开发有关油菜生长护理体验的旅游产品，在油菜开花季节自然是组织文化创意类活动。如油菜花节，油菜采收时节又组织作物采收体验项目，油菜秸秆的处理环节开发成农村生态类体验项目，菜油生产环节又是一个体验项目，菜油成品变成生态旅游商品，依托生态菜油开发主题生态餐饮等等。这样全时空的旅游开发，才有资格称之为全域旅游发展，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旅融合。
3.2.3 变被动的定点展示为主动的全时空展示 这一点体现“坚持全域旅游视角”的农旅融合原则。承接上一个话题，传统农耕文明的活态呈现至关重要，如果你没有形成农旅融合思维，还是纯粹的农业运作，那只能是在什么地点、什么时节种什么或收什么，那就好比将珍贵的旅游资源作被动的定点展示，如果没有游客，那农业生产过程也仅仅是农业生产过程，无法提升农业效益。须根据营销思维变被动的定点展示为主动的全时空展示，通过不同的信息渠道与信息方式，让市场知晓在什么时节有什么样的农耕活动，在什么时节的什么村寨有什么样的农耕民俗活动等等，主动吸引游客，全天候全方位活态展示传统农耕文明。
3.3 农旅融合路径的具体形成机制
3.3.1 农业基础地位的保证机制构建 坚持农业基础地位，并非还是如从前一样只靠农业生产吃饭，而是要求基本的农村生态景观保持不变。要求传统的农村生活依旧活态呈现，要求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还有充分的传承空间。体现当地比较优势的稀缺资源不能消逝，否则农旅融合也后继乏力，最后将在资源禀赋上演变成和其它地区毫无差别的局面。总之，对于毛石镇当地居民而言，要坚持传承山地传统农耕文明，对于基层干部而言，则须加强正确引导，共同为活态传承山地传统农耕文明夯实传统农业的基础地位。当然，在农旅融合框架内，坚持传统农业的基础地位与发展现代农业并不矛盾，只要保住传统农业的基础地位，传统农耕文明就能继续传承，独特的旅游资源也将永续存留，唯有如此，现代农业的发展与毛石旅游发展才能相得益彰。
3.3.2 官民共同治理机制培养 需要当地居民积极主动反馈农旅融合最新进展，而基层干部则须在动态调研基础上及时形成政策建议。这两者之间存在相辅相成的关系。协商治理的基本理念是在充分认同当地居民重要价值的基础上加强官民合作，并不是基层干部只作为传声筒，只要求当地居民根据政府意见干这干那。具体操作层面，是要求当地居民在继续传承传统农耕文明的同时积极主动向基层官员反馈各家或各组在农旅融合过程中的点点滴滴，基层官员根据这些基本信息及时形成政策建议，以供镇政府参考。
3.3.3 全域旅游发展理念的动态形成 一方面要求当地居民全方位参与农旅融合发展，另一方面要求基层干部多时空调研农旅融合进展。毛石镇的魅力在于其无处不在的活态传统农耕文明，而农耕文明的传承人即为世代生存繁衍于此的当地居民，正是当地居民创造了毛石镇的高禀赋旅游资源。虽然在自然资源方面，毛石镇的资源禀赋也值得一提，但欠缺比较优势，唯有活态传承的山地传统农耕文明才能构筑当地的核心竞争力，但这个竞争力的基石是当地居民。已有研究表明原住民才是培育村寨核心竞争力的基石[3]，所以当地居民理应全方位参与农旅融合发展。其参与形式多种多样，最有价值的参与形式，莫过于如往常一般坚持传统农业生产、坚持传统农村生活、保持传统农村生态。如果说当地居民是农旅融合发展的基石，那么基层干部就是农旅融合大桥的桥头堡。这个群体须扎根乡村，在不同时间不同空间充分调研农旅融合的最新进展，并及时上报，为毛石镇政府提供更接地气的农旅融合建议。
4 结语
本文以遵义市汇川区毛石镇为例，论述如何在全域旅游视角走农旅融合发展道路，形成了山地传统农业向高效农业转化的区域发展新思路。类似于毛石镇这样的山地传统农耕存留区域，应通过发展全域旅游，实现当地传统农耕文明的自觉传承，并在农旅融合进程中通过山地传统农耕文明的主客共享实现其现代旅游价值，逐步形成区域旅游核心竞争力。
参考文献
[1]吴嵘.试论贵州农耕文化可持续发展问题[J].贵州民族研究，2006，26（4）：105-1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