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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的影响力范文1
[DOI]1013939/jcnkizgsc201707117
1 引 言
日趋成熟的互联网技术促进了社交媒体的蓬勃发展,人们足不出户就能够跟其他人进行沟通交流。各种各样的社交媒体涌现而出,这些社交媒体既包括用于通信联系的QQ、微信,还包括广播式的社交网络平台如微博、博客,第三方网络社区如豆瓣,企业网络社区如小米社区等。这些社交媒体为顾客提供了便利,不仅让顾客通过社交平台搜索、获取信息,还便于顾客随时随地地分享信息或想法。文章将重点关注顾客在社交媒体上的分享行为。
顾客在社交媒体的分享行为能够为产品/服务/品牌带来热度,让其能够即时被其他顾客关注。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洛可可的55度杯、YSL圣罗兰口红等这些都是近年来突然火起来的热词,它们通过人们在社交平台的分享及扩散,在某段时间频繁地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使得人们无形中将之烙在自己的脑海当中。社交媒体情境下的顾客分享行为具有重要的营销价值。因此,我们有必要探寻在社交媒体情境下顾客分享行为的动因,并以此为基础凝练相应的营销管理对策,为企业管理社交平台和促进顾客分享提供建议。
2 社交媒体情境下顾客分享行为的动因
社交媒体的出现,为顾客与企业之间、顾客与顾客之间传播知识和信息、交流消费经历和使用感想提供了平台。文章将从认同、利己、利他及集体这四个角度分析驱动顾客在社交媒体中分享信息的因素。
21 认同角度
(1)兴趣认同。爱因斯坦曾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人们对某项事物的兴趣能够驱动他们主动地去探索、了解该事物。在互联网普及的今天,人们常常通过社交平台去了解自己感兴趣的内容,这些内容有一部分是通过用户自发分享而产生的。例如,豆瓣电影上很多点击率高的影评,由电影爱好者在观看完电影后自发地分享到豆瓣电影评论区中。兴趣不仅能够激发一个人的主动性,还能够让人们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志同道合的氛围又反过来进一步激发他们后续的分享行为。
(2)品牌认同。品牌认同源于社会认同理论,当人们在心理上认为自己的某些特征与品牌是匹配的时候,他们会肯定或承认该品牌。参考Tajfel(1971)的观点,当个体对品牌产生认同感时,这种认同感会引起个体产生“我们是一体”的想法,进而促使个体对其作出评价。在社交媒体情景下,这种评价行为即楣丝头窒硇形。米柚社区中的米粉就是对开发米柚系统的小米公司有品牌认同的顾客,他们在米柚社区上的分享行为能够说明品牌认同能够驱动顾客的分享行为。
22 利己角度
(1)利益需求。利益需求不仅指物质层面上的利益需求,还指精神层面上的利益需求。首先是物质利益需求。在某些企业社交平台上,企业为了增加自身社交平台的活跃度,对平台的活跃顾客提供奖励,这些奖励包括现金、礼品或平台积分等,而物质奖励能够激发顾客分享行为(Ryu & Feick,2007)。譬如,大众点评网鼓励顾客通过分享自己的消费体验来赚取积分,这些积分能够在商城兑换礼品或者在消费时抵现金。顾客也因此积极地在点评网上留下自己的评论。其次是精神利益需求,精神利益是无形的心理收益。顾客的分享行为能够使他们的情感得到一定的宣泄,而情感的宣泄能够使他们感到快乐,此处提到的快乐感就是无形的心理收益之一。由此可见,不论是作为外部驱动因素的物质利益,还是作为内部驱动因素的精神利益,都是顾客分享行为的动因。
(2)自我肯定。自我肯定理论指出,人们有自我防御机制,他们需要保持自我形象的完整性。如果顾客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自己意见,那么该顾客不仅能够被认为是好人,还能够表达个人主张(自我肯定)。自我肯定能够激发顾客参与到社会过程(Alexandrov et al,2013),显然,顾客的分享行为是顾客参与社会过程的行为之一。在现实例子中,网络问答社区如知乎、技术交流社区如小米社区、学术交流社区如人大经济论坛等,用户的个人表达欲皆比较浓,他们通过分享行为来进行自我肯定,这种自我肯定能够驱动他们在相关网络社区中分享自己的观点。
23 利他角度
助人的愉悦感。从利他角度来看,利他主义的顾客会因为其他顾客的需要,大方地分享自己的购物经历或产品体验。而助人的愉悦感作为一个重要的利他因素,能够诠释个体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知识或者观点的意愿(Cheung & Lee,2012)。在社交情境下,利他主义的顾客为了帮助其他顾客,会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知道的消息,因为这样做能够为自己带来助人的愉悦感。蚂蜂窝是中国领先的自由行服务网络社交平台,平台成员在蚂蜂窝上分享自己的游记会使之感到快乐,因为这能够帮助其他游者设计更优的个性化旅游路线。
24 集体角度
(1)互惠。互惠源于行为经济学,分为积极互惠和消极互惠。本文提到的互惠指的是积极互惠,即当个体感到对方对自己是友善时,该个体会对其表示报答。社交媒体的普及,让用户能够随时随地分享自己的消费体验。若一个社区平台的用户分享行为频繁,那么其他用户就能在该平台上更容易地搜到自己想要了解的信息,随之感到社区用户的善意,那么这些用户会以参与社区互动来报答。Wasko和Faraj(2000)的研究也说明了这点,在网络社区中分享信息的人看重互惠原则,这种互惠的信念同时驱使他们在社区中分享信息。
(2)组织归属感。组织归属感是指从属于组织或集体的一种感觉。当个体认为自己是社区的一分子,并根据社区目标调整个人目标时,他们愿意为了保持与社区的长期关系而放弃个人的短期利益,他们会像对待自己的亲人般对待其他成员,会愿意做一些对他人有益的事(Hars & Ou,2002)。顾客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的想法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该社区的成员,他们愿意帮助社区中被自己看作亲友的伙伴。
3 营销管理对策
基于社交媒体情境下顾客分享行为的动因,为企业或社交平台管理者提出以下的营销管理对策。
31 识别并管理对平台有兴趣或对品牌有认同感的顾客
信息化时代的来临使得人们能够通过网络、计算机、云储存大量的数据,并且通过数据挖掘,从海量数据中提炼出有用的信息。用户或顾客在社交平台留下的足迹是海量数据的组成,企业可以利用社交平台的这些数据,通过大数据挖掘并识别出对平台有兴趣、对品牌有认同感的顾客,及时对其进行管理,并鼓励他们的分享行为。
32 完善社交平台的激励机制
合理的激励机制能够最大化顾客的分享行为,以较低的成本为企业、品牌、产品等作宣传。虽然很多企业意识到激励机制对顾客分享行为有积极作用,但采取的激励机制尚不够科学,并不能够达到理想的激励效果。造成这个的原因是企业所设置的激励机制在顾客的角度来看并没有“大益处”,企业应该意识到激励机制的重要性,通过调研来捕捉顾客的利益需求,并据此来完善社交平台的激励机制。
33 增社交平台的助人认证及互惠机制
社交平台应该设计一个助人认证机制及互惠机制。当平台中的成员向其他成员分享自己的知识、消费体验等信息时,系统认证并通知分享者他们帮助了别人,以此增加用户助人的愉悦感。此外,通过人对人的消息/聊天功能连接分享者与信息获取者,提示信息获取者可以为他们收到的评论表示赞赏。若双方有分享与被分享的互动之后,系统给予双方另外的互动积分,该积分最后能够纳入到激励机制的兑换规则当中,让顾客知道分享行为及回应分享行为是一个互惠过程,双方能够因此获得奖励。
34 建立良好的互动模式
为了提高顾客对社交平台的归属感,企业、平台的版主可建立良好的互动模式,促进平台各成员频繁互动。此外,平台还可以定时推出一些有趣的线上活动甚至是线下活动,来增加互动模式的趣味性,吸引平台顾客的关注。频繁的互动能够增强顾客对社区的归属感,对社区有了归属感的顾客,他们更愿意主动地在该社区中分享信息。
参考文献:
[1]Tajfel H,Billig M G,Bundy R P,et alSocial Categorization and Intergroup Behaviour[J].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1971,1(2):149-178
[2]Ryu G,Feick LA Penny for Your Thoughts:Referral Reward Programs and Referral Likelihood[J].Journal of Marketing,2007,71(1):84-94
[3]Alexandrov A,Lilly B,Babakus EThe Effects of Social-and Self-motives on the Intentions to Share Positive and Negative Word of Mouth[J].Journal of the Academy of Marketing Science,2013,41(5):531-546
社交媒体的影响力范文2
【关键词】新媒体平台;生活律动;转换成本;网络效应;用户孵化器
一、遵循用户生活律动:把握信息推送时间和频率
在新媒体格局下,没有什么信息产品是不可替代的,也没有什么信息产品是用户非用不可的。唯一不变的就是用户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新媒体时代为网络用户提供了接收海量信息的可能,但没有办法将用户的时间和精力无限制的扩大。在有限的24小时中,网络用户的时间被无限地分割,更加破碎化。新媒体平台运营者,只有遵循用户的生活律动,掌握信息推送的时间和频率,融入到用户的生活方式之中,才能实现信息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一)顺应用户时间安排:减少无效推送
从r间维度来说,信息产品的推送需要把握好时间点,在用户可以接受信息的时间发送信息。否则,该信息产品很容易被淹没在信息的海洋里,失去它的阅读意义,其传播力和影响力也会受到影响。媒体信息产品推送的时间点和推送形式的选择,需要信息产品运营者根据目标用户的大致情况来决定,也可以由用户主动选择何时以何种方式来获取信息。
以罗辑思维公众号为例,在每天早上六点半推送语音信息产品,约耗费用户60秒的时间,随后用户可以根据关键字提示获得相应的推文。罗辑思维经过多少用户研究后决定这样的推送不得而知,但这种对时间的把握绝非任意为之。如果罗辑思维的信息推送情况与其核心用户生活律动不同,就很难与用户对接。如果其用户在相应的时间段不选择点开其内容,公众号推送的信息很有可能被其他信息所淹没;或在一定时间翻阅多条信息,其信息产品品牌的影响力就会削弱,多条信息同时冲击用户的感官,会使用户信息接收渠道受阻,难以达到信息传播效果。这种情况属于无效推送或低效推送,很难培养用户的忠诚度。
(二)把握信息推送的频率:增强累积效应
新媒体用户的不同活动之间会有一定的时间间隔,而且分布在每个活动上的时间都有一定的区间。如何利用用户的活动时间间隔和分布在媒体平台上的时间,将用户吸引到信息产品和媒体平台上,是新媒体信息产品运营者所需要关注的问题。媒体信息产品到达用户受众的时间间隔越长,就越会减弱媒体信息产品的影响力。用户接触媒体信息产品的时间间隔,就是用户遗忘该产品信息,选择其他媒体信息产品的时段。提高信息产品和媒体平台的用户忠诚度,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减少用户接触其他信息产品和平台的可能性。适当地提高信息更新频率,提高用户接收该媒体信息产品的机率,可以加深用户对其产品的认知度。
但媒体信息更新的频率需要有一定的限制,不能达到媒体用户的信息承载上限。过高频率的信息推送,会使信息产品成为冗余信息。一方面,信息过量会超出用户承载力,引起用户的反感情绪;另一方面,信息更新过快会增加媒体生产信息的成本,影响信息质量,会消耗媒体的传播资源,增加运营负担。新媒体信息产品的推送量,需要得到合理的把控,否则会影响到新媒体平台信息产品的传播效果,其影响力也会大打折扣。最理想的效果是,用户在不同的时间都可以接收到媒体的信息,但信息量又不能达到用户接收信息兴趣的饱和点。保持适当的信息推送量,既可以对用户起到“适度侵扰”的作用,也可以不断地激发用户对平台信息的兴趣。
二、媒体互联共享资源:整合媒体运营资源和传播力
(一)整合媒体资源:最大限度让利用户
核心竞争力,在稻盛和夫看来,就是全方位的“利他”,[1]做到利益让渡才能获得用户的支持。在新媒体运营中,要做到真正地让利用户,就必须让自身具有足够的可整合性资源,实现媒体运营结构化和信息产品微创新化。新媒体运营,应具有一种极致思维,将产品和服务做到极致,并不断地实现微创新,最大限度地让利用户。
但单个新媒体平台和信息产品品牌的影响范围较小,所拥有的媒体产品、用户的资源局限性较大。媒体平合,实现媒体间的资源自由流通,将有利于形成规模效应。一方面,优势互补、强强联合,有利于避免单独运营过程中的不可抗拒性风险。媒体联合可以促使媒体间的资源重新整合,扩大运营资本、市场份额,扩展业务链,降低运营成本,实现规模效应。另一方面,各媒体间的人力资源相互流通,可以为用户提供更加高质量和多元化的信息产品。媒体业务的创新性也会随之增强,但媒体联合如何实现结构性运营,是其面临的难题。
媒体联合会使各个媒体间的业务结构和人力、物力、财力相互融合,以达到组拳出击的效果。但媒体联合的结果并不完全是有效联合,如果其中结构不合理,会给各个媒体带来巨大的负担。媒体联合的不合理结构组成,会影响整个媒体联合价值链的运行。庞大的联合体,不仅不利于共同进步,而且会相互掣肘,制约原本良好的单个媒体运营机制。因此,媒体联合运营,只有使相互间的配合结构化,才能更好地服务用户,做出用户满意的信息产品,降低成本并更多地让利用户。新媒体运营过程中,只有做到真正地让利用户,才能得到用户的认同。
(二)扩大媒体辐射范围:建设新媒体用户孵化器[2]
不同媒体平台有其各自的用户辐射范围,但媒体间的用户群具有相互交织性,同时符合多种运营媒体的用户定位。风格不同但用户群具有一定重叠性的媒体平台,可以为其伙伴培养新的用户群。对于全媒体运营格局的运营者来说,其传统媒体平台和新媒体平台之间,可以相互为彼此培养潜在用户,实现用户的流转和共享。而且在新媒体平台运营过程中,其用户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可以共享的资源。在某种媒体关系链的建构条件下,媒体用户资源的共享,有利于扩大单一媒体的传播力和影响力。而且媒体之间及其用户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可以使媒体与用户之间的关系更具稳定性。
具有利益共享关系的媒体平台,既可以分属不同的运营者,也可以是同一运营者运营的媒体平台矩阵。针对不同运营者的媒体平台,建立在合作关系下的用户资源的共享,可以使各自的用户享用更多的个性化信息产品,提高用户感知价值。[3]针对同一运营者来说,不同媒体平台可以形成一个媒体矩阵,这些媒体不仅包括新媒体平台,也包括传统媒体平台。媒体矩阵中的媒体平台,可以为其他媒体平台培养用户,成为媒体用户的孵化器。矩阵媒体之间,可以为其他平台培养用户,作为媒体孵化器,既可以是完全盈利的媒体平台,也可以依靠价值交叉补贴[4]来维持自身运转,从盈利总额中获得利润的平衡。在矩阵平台中,不同的媒体平台处于整个运营环节的不同位置,为整个运营价值链的流动付出各自的努力。媒体矩阵中的不盈利媒体平台,不是真的不盈利,而是以不同的形式获取价值,其经济价值会在媒体运营总体的经济价值中得到补偿。
总之,媒体联合实现资源之间的自由流通,在整个媒体运营的关系网中,可以更多地让利用户。德鲁克提倡为用户提供有价值的东西,才是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所在。[5]因此,媒体联合资源共享、结构化运营,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更好的服务用户,为用户提供更多的创造性信息产品。媒体用户从媒体平台上获得更多的利益,也成为提高媒体用户黏性的关键点。
三、挖掘用户社交价值:提高用户“转换成本”
(一)利用虚拟关系网络:实现裂变式传播
社交媒体平台具有很强的聚合作用,自发聚合的网民具有很强的分享性。社交媒体平台上,用户的分享特性,可以有效现250定律[6]的价值。将媒体的运营与用户的社交关系结合起来,将信息产品的价值附加于用户社交需求之中,利用网络效应[7]来实现新媒体平台和信息产品的无限增值。社交媒体中自发聚合的网民,具有很强的归属感和信任感。同时,为了这份归属感和信任感,网民也会有些许的从众行为。因此,将新媒体信息产品的价值和用户社交关系网络结合,更能发挥新媒体信息产品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
利用网民的社交关系网络,塑造新媒体平台品牌形象,扩大新媒体信息产品的传播范围,提高新媒体产品实现经济价值的可能性。但未来主义者保罗・萨弗[8]指出社交网络达到一定规模时,就会出现与梅特卡夫定律[9]完全相反的结果,即社会网络的价值会随着成员的增加而减小。 社交网络作用的大小,不完全在于其人数的多少,而在于其内部的稳定性。邓巴数字150[10]指出,人的大脑新皮层大小有限,提供的认知能力所能保持稳定人际关系范围有限。社交媒体时代,邓巴数字已经超出了150定律,150N时代[11]已经到来。但网民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社交媒体算扩大了用户的社交范围,其社交网络还是有一定的限制。社交分层的具体人员构成或许会发生变化,但分层本身保持不变。[12]因此,社交关系链中存在一定的僵尸数字,即有一部分人际关系处于冻结状态或阶段性冻结状态。
社交网络系统有效信息趋于一个特定的值,[13]只有保持社交网络的稳定性,才能发挥网络用户的网络效应。但盲目的贪图社交网络的规模和流量,并不能有效发挥社交网络的价值。新媒体平台不能为了流量而引流,过多地引流反而会降低流量转化率。因此,在适当地控制做用户新媒体平台的聚合作用,保持新媒体用户虚拟社交网络的规模,增强社交网络的稳定性,有利于更好地提高用户的黏性。
(二)利用社交情感诉求:提高用户黏性
新媒体运营者,可以通过提高用户“转换成本”,来提高用户黏性。“转换成本”,指新媒体用户离开平台或放弃信息产品时,用户所需要承担的损失。[14]网络用户使用新媒体平台和信息产品,会付出相应的时间、精力、习惯和社交等方面的成本。对于新媒体用户来说,舍弃这些新媒体平台和信息产品,也决定用户将抛弃其以往的付出,并且舍弃付出可能带来的收获。在这些“转换成本”影响因素中,最具影响力的是用户付出的社交成本和培养的习惯。因此,要提高新媒体用户的“转换成本”,增强用户粘性,就必须注重培养用户的消费习惯甚至是生活方式,并且让用户与其他用户之间建立起深厚的关系。
互联网时代,虚拟社交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承载了现实社会人际关系的角色,甚至更能满足网民的社交需求。网络社交关系有较强的自主选择性,其社群的文化相似性、归属感、信任感更强。在社交媒体聚合过程中,用户付出了或多或少的情感。因此,针对新媒体运营者而言,提高用户黏性,可以更加侧重于感性因素。新媒体运营过程中,信息产品和平台运营赋予社交价值,就能更有效地构建媒体产品与用户之间的情感关系,赋予信息产品更多的社会价值,从而增强用户粘性。
结语
随着互联网与新媒体的发展,媒体用户承载了接收海量信息的负担。媒体信息产品同质化严重,且新媒体用户流失也很严重,用户的稳定性较差。新媒体运营过程中,很难维持用户长期的忠诚度。新媒体引流量屡创新高,但流量转化率相对较低,未能实现其经济价值。新媒体运营,需要更多地将用户吸引在自己的信息产品上,使用户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新媒体账号矩阵和媒体之间的联动,可以有效地提高其空间辐射范围,将各自的用户群体交叉影响,无限放大其影响范围;努力塑造新媒体用户孵化器,培养新媒体用户的信息产品消费习惯,加强用户对新媒体品牌的各方面认知。
新媒体用户不仅是新媒体运营者所要服务的对象,也是新媒体运营者可以利用的传播资源。利用虚拟人际关系网络,将新媒体用户变为自己的传播渠道,把媒体产品分享给社交网络中的人。当用户社交网络中的资源都在使用某一新媒体产品时,新媒体用户要放弃这一媒体的使用,就会承担巨大的转换成本。新媒体运营主体之间,具有可相互整合的资源。新媒体相互联动共享资源,有利于为用户提供更高质量的产品服务,提高用户感知价值。在新媒体运营的过程中,如何提高新媒体用户的平台“转换成本”,是提高新媒体传播力和影响力和经济价值所必须考虑的问题。
注释:
[1][5]孙正源.当德鲁克遇见稻盛和夫[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3:9-11.
[2]曹雪琴.浅谈新媒体与传统报刊媒体的融合[J].新闻研究导刊,2016(22):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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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克里斯・安德森.免费:商业的未来[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20-29.
[6]李原.墨菲定律[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杜,2013:239-240.
[7][14]陈威如,余卓轩.平台战略:正在席卷全球的商业模式革命[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20-22、35-37、128-130.
[8][9]汤姆・海斯,迈克尔・马隆.湿营销:最具颠覆性的营销革命[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25-26.
[10]定国.朋友圈里神秘的邓巴数字[N].深圳特区报,2015-10-20.
[11]杜修平.150N时代探析[J].技术与创新管理,2011(4):435-438.
[12]安贾娜・阿胡贾,曹.朋友圈真能无限大? [J].国际公关,2016(4):18.
[13]王洪伟,任豪.社交网络的有效信息量研究:基于节点强度的分析[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2015(5):693-701.
社交媒体的影响力范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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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截至2010年8月底,美国开通Twitter账户的报纸有387家,最早开通Twitter账号的《纽约时报》现在拥有的Twitter读者数量已经超过其纸质发行量[5]。西方报纸抓住Twitter的特点与优势,活跃在其中,利用Twitter搭建起报纸与用户的桥梁。
一、利用Twitter覆盖面,吸引网民浏览报纸网站
1.关注者是一个巨大资源
西方老牌报纸在新媒体的冲击下,地位和影响力远不如从前,但是报纸长期以来在受众心中树立的品牌却是新媒体暂时无法超越的。如英国的《泰晤士报》、《卫报》,美国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这些大报长期坚持的办报方针和新闻原则在读者心中不会被轻易撼动,也不会在新媒体浪潮中不堪一击。提出“报纸消亡论”的菲利普・迈耶教授阐释了“社会责任”和“报业未来”的关系:社会责任产生品牌影响力,品牌影响力带来效益。因此即便纸质的报纸真的会像他预测的走向消亡,那么由某一报纸创立的品牌影响力将会转移到该报的其他媒介形式。比如网络报纸,手机报等[6]。所以说这些大报的权威性在互联网中是显著的,报纸的品牌影响巨大。当这些大报在Twitter注册时,会有大量的关注者。这些报纸没有浅尝辄止或是满足现状,通过不断推文,并且关注和提及其他有影响力的用户,不断吸引新的关注者。在Twitter上,关注者的增长速度是惊人的,每个已有关注者背后也有一定的关注量,再加上源源不断外界关注者,这是巨大的资源。
笔者在2014年3月24日下午记录的《泰晤士报》关注者是17.9万,《卫报》关注者是204万,而在3月28日晚,《泰晤士报》和《卫报》关注者分别是18万和206万,增长量都是以万为单位的。而美国的《纽约时报》关注量更是达到了1140万。
用户进入报纸Twitter页面而不进入报纸网站是一件难事,因为每家报纸Twitter页面处处设有“关卡”,一触碰就直接进入报纸网站了。以《泰晤士报》为例,进入《泰晤士报》twitter“The Times of London”,在主页最上面显眼位置是两行简短英文,第一行英文“News,comment and features from the Newspaper of the Year.”概括Twitter与报纸的关系,紧跟着就是“become a member at http://thetim.es/subscribe”,这个链接就是泰晤士报网站的“join us”板块,鼓励网民订购该报电子版(因为《泰晤士报》采取了在线收费阅读的模式)。页面的主体部分即的推文每条都链接着本报网站。左边的照片和视频部分点击之后也是本报网站的链接。笔者进入了多个报纸Twitter,每个Twitter页面上都大量链接着本报网站(https:///thetimes)。大量关注者就意味着网站收获巨大的点击量。
2.充分发挥推文的导读作用
西方报纸在Twitter上推文的频率非常高,每小时甚至每隔几分钟会多条。如《卫报》在2014年3月24日推文是5.46万,3月26日是5.5万,28号是5.53万。《泰晤士报》在3月24日推文是9.56万,到28号达到9.6万。如此高频率的推文既能保持自身的生命力,不断增加关注者,更能引导读者进入自己的报纸网站。
当然,西方报纸的推文多是来自自家的报纸,聪明的报纸经营者恰如其分地寻找到了报纸和Twitter的结合点。Twitter的显著特点是每条推文限制在140字符内,这么简短的推文有及时、迅速与简练的优点,但是对新闻事件来说,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在这个层面上,推文的角色就像新闻的导语,利用其短小精悍的特点带领读者深入阅读。通过缩略地址引导读者进入报纸网站[7]。推文的字数限制,决定了读者只能是“浅阅读”,在信息索取和思维形式上是一种“碎片化”的存在,而报纸则是“深阅读”和全面化的集成[8]。推文充分发挥导读的作用,读者读到自己感兴趣的部分,会通过推文的链接进入报纸网站继续阅读。
二、通过Twitter平台与受众建立连接,提高报纸的互动性
1.开通多个子账号来精准定位
分析西方报纸在Twitter上的账号,可以看出每家报纸都不是孤独作战,他们下面的兄弟姐妹众多,相互声援。如《卫报》,在Twitter不仅存在“The Guardian”一个认证账号,还有无数个子账号,如“Guardian Us”、“Guardian Africa”、“Guardian Sports”、“Guardian Photos”等等细分下来的账号,这是《卫报》根据不同的新闻板块开通的。不仅仅是《卫报》,《纽约时报》Twitter账号有二十几个,《华盛顿邮报》有十三个账号。开设多个账号免去了用户在众多新闻中搜索的过程,可以直接定位到自己感兴趣的主题[9]。《泰晤士报》主编罗伯特・汤姆森曾说“我们所面临的最大敌人是人们时间的缺乏”,网络时代最不缺乏的就是信息,人们被大量信息淹没,阅读也变得碎片化和无目的性。开设多个不同领域的账号,既帮助受众节省时间,对报纸来说,是投受众所好,实现了受众细分,对市场进行了精准定位。微博新闻具有定制化的特征,受众关注自己感兴趣的用户,实际上“定制”了一份自己感兴趣的报纸[10]。通过用户的新闻评论和转发,报纸媒体能更有效地分析出用户对新闻种类的偏好、交际圈、新闻观点等,进而准确把握目标用户,这直接决定了报纸产品质量[11]。报纸建立了与受众的一种连接,而且报纸掌握了大量的受众数据。
不仅是开通子账号,很多报纸还通过在Twitter上推荐自己的专栏作家拉近与受众的距离。如《泰晤士报》Twitter主页,在“The Times of London”名字下面有两个链接,一个是链接到《泰晤士报》网站(上文已经提到),另一个就链接到“Twitter directory”页面,这里有不同专栏作家的Twitter账号,而且按不同领域将这些专栏作家分类,读者根据自己喜欢的领域来关注相应的专栏作家。报纸Twitter关注的是整张报纸,而专栏作家的个人Twitter则是具体稿件、具体版面。专栏作家与读者在Twitter上交流,拥有人际传播的亲和力,受众在无形中也建立与报纸的联系,更接受了报纸塑造的形象。
2.充分利用Twitter互动特性,加强联系
《卫报》原主编彼得・普雷斯顿在接受采访时说“我想一份报纸如果不知道读者想要什么,不会对读者的呼声做出反应,它将很难成为一份成功的报纸。这好像你正在努力把报纸卖给一个敌人而不是朋友。”[12]西方报纸充分认识到与读者的交流、互动是一件有重大意义的事情。由于纸媒与生俱来的特点,其在出版时效性和发型覆盖面上很难和新兴媒体相媲美,而借助微博平台,纸媒的互动性得到有效提升[13]。打开任意一个报纸网站,每篇文章周边的显著位置,都会链接有多个与网民互动的工具按钮。报纸网站鼓励读者对新闻进行评论并转发到自己的圈子,报纸与受众互动的及时性、便利性大大增强。西方报纸还经常在Twitter上别出心裁的开展一些话题讨论。如《卫报》在Twitter上号召粉丝把最想在Vogue杂志封面看到的明星夫妇展现出来,利用ps技术贴上照片,增加娱乐效果。这不仅在Twitter上反应热烈,还成了当天卫报网站的一个亮点,因为有人把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俄罗斯总统普京PS到一张结婚照中(https:///guardian/status/448514390
833528833/photo/1)。
三、舆论引导与有关员工社交媒体使用守则问题
西方报纸在充分享用社交媒体的丰硕果实的同时,也肩负着一定的责任。社会化媒体人人有发声筒,网民言论中也包含着一些虚假新闻和非理性表达。Twitter中不可避免各种声音鱼龙混杂,而且真假难辨。美国专栏作家约翰・德沃夏直言不讳地评价说:“微博很容易纵,目前已有操纵微博客虚假新闻的事例出现。”一些投机分子或是别有用心者会在社交媒体上混淆视听甚至引发骚乱。正如迈耶教授所说,在一个民主的社会里,社会责任论引导长期效益。西方报纸在社交媒体依然需要承担起责任。及时消息,消除网民的不确定性;传递客观、科学的信息,保持报纸的原则。
越来越多的记者在社交媒体日渐活跃也引发了一些问题。大多数记者使用社交媒体不仅是作为工作的一部分,还当做个人意见表达的平台。如今,推特、脸谱、Youtube、微博等社会化媒体全面渗透新闻生产的各个环节,频频引发管理问题。这种无奈与焦虑,成为国内外众多新闻机构的共同心态[14]。报纸内部员工是否可以随时随意一切消息?记者的推文是否代表其媒体的意见?西方报纸逐渐完善员工社交媒体使用守则。美国学者斯图尔特在2010年秋对美国11家新闻媒体的员工社交媒体规定进行了调研,发现这些规定主要涵盖了个人与工作言论平衡、如何加好友、保密性等方面。具体分为四方面的规定,一是对社交媒体账户建立的规定。二是针对记者在社交媒体上的身份识别与言论的具体管理,这是新媒体伦理的重心。三是对社交功能的管理。四是对信息保密、公开透明、信息验证与知识产权等新闻实务方面的规定[15]。
世界报业共同面临的新媒体挑战和西方报纸间更加激烈的竞争,正在使传统报业竞争格局发生深刻变化。西方报纸纷纷选择转型与不断尝试新的方向。对社交媒体的运用方面,在充分发挥社交媒体带来的优势同时,也应不断寻求解决社交媒体弊端的策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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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新华网.国外新闻机构规范员工使用社会化媒体[EB/OL].(2012-02-16).http://.cn.
社交媒体的影响力范文4
“你好,我的Klout评分是62,你的是多少?”
“什么?你不知道什么是Klout评分?那你还敢混好莱坞?”
是一个新兴社交媒体营销效果的评价网站,通过1-100的打分评测每个人在社交媒体上的影响力。评估最早基于推特(Twitter)数据,现在又整合了Fgeniusfind及Linkedin等一些大型社交网站的数据。
简单说,假设有个女演员和你竞争同一个角色,对方拥有超过六位数的Twitter关注人数、Klout评分又在70分以上,而你甚至连怎么建立账户还不知道……借用一句网络俚语:你还是洗洗睡吧。
Klout为何如此重要?想想看好莱坞如今铺天盖地的数字营销。为最大限度推广他们的影视项目,制片公司一定会倾向于寻找拥有相当媒体社交基础的成员,演员在这方面尤为如此,在确定编剧、导演和制作人时也会做相应考量——网络人气并不能主导选角,但它所占据的比重正随着社交网络的兴起逐渐增加。
25名美国数字营销专家最近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一个积极的网络影响力分数或早或迟都将对演员选角产生影响。不但能够证明演员是否具有鲜活的群众基础,而且将成为未来市场推广的切入点。
制片公司对此态度一致。而对于预算紧张、无法承担大量电视广告的独立制片人来说,社交媒体的重要性更为凸显。但另一方面,对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原创剧本来说,如果没有知名度高的演员阵容,仅有网络宣传手段也是不够的。
这就是前文所说,演员的关注人数和Klout评分的重要性。
从喜剧演员到编剧再到导演,麦克·波比格利亚(Mike Birbiglia)拥有超过17.5万Twitter关注,Klout 得分高达83分,最近交出了他自编自导自演的处女作《伴我梦游》(Sleepwalk With Me),讲述自己的成名经历。除了在自己Twitter上不遗余力地宣传,他还联手著名编剧乔斯·威登(Joss Whedon)为影片精心打造了原创预告片,在网络上大面积传播。双管齐下的努力成效卓著:这部低成本影片上映以来已经获得了162万美元票房收入(包括网络视频点播)。
出演《吸血鬼日记》(Vampire Diaries)的男星丹尼尔·吉里斯(Daniel Gillies)也不遗余力地在自己的主页上推广他担任编剧、导演兼主演的电影作品《破碎的王国》(Broken Kingdom)。
厌倦了独立电影传统的发行模式,坐拥19万关注人数,Klout得分81的吉里斯希望凭借自己的网络影响力,和妻子及片中搭档瑞切尔·蕾·库克(Rachel Leigh Cook)一起为影片的5美元网络点播/下载助威。与那些使尽浑身解数挤入电影节的独立电影人比起来,吉里斯似乎并不奢求成为电影节上的黑马,而是更看重社交媒体对于网络点播的推动力。
做法看似激进,但和吉里斯有同样想法的独立电影人不少——没有Klout评分,也许他们什么希望都没有。
不仅是独立制作人,美国发行商IFC也开始拥抱这一新的营销模式。至于好莱坞那些知名制片公司,他们开始网络营销的时间或许比你知道得要早得多。
如果问起哪家制片公司的网络营销做得最好,业内人士恐怕会毫无意外地给出一致答案:狮门影业。尽管已经充分见识到《饥饿游戏》(The Hunger Games)铺天盖地的数字营销,如先后在和iTunes网站的片花,Twitter上的拼图大赛,Youtube上用户制作的视频,Facebook上的新游戏,以及与微软公司一同组织在线到美国国会巡游——但在新媒体时代,狮门影业能够获得的众口一词的肯定,还是令人惊诧。
来听听业内人士对这家独立电影制片公司的点评:“勇于冒险”,“任何事都敢尝试”,“规模越小,策略越灵活,自由度越高”,“公司规模决定他们能够时刻调整自己的定位”,当然,还有最关键的一句大实话:“他们的电影都很适合数字营销”。
在大多数人还没注册第一个电子邮件账户的时候,索尼影业的全球数字营销总裁杜怀特·凯恩斯(Dwight Caines)已经开始关注网上用户体验。在他的带领下,索尼影业成为几大制片公司中数字营销最系统最专业的一个,而且十分关注营销后期的用户反馈。
社交媒体的影响力范文5
一位过去十多年都致力于对抗极端贫困的年轻人,他的团队不以募集捐款为己任,而是利用社交媒体的影响力,成功帮助了地球上处于极端贫穷线下的12亿人。他的名字是Hugh Evans。
当慈善遇到社交网络
中国有句老话是“长贫难顾”,这个道理运用在慈善上也是一样。GPP的理念是,要让生活在世界最底层的极端贫困人口脱贫(extreme proverty),仅仅是授之以鱼,起到的作用有限。
GPP更多会向贫穷国家或地区提供教育上而非单纯经济上的援助。促进与落后国家之间的贸易,帮助他们加强改善健康和卫生条件,并在饮用水的健康问题上展开合作,从而加强落后国家在民生问题上的观念。Evans认为,授之以渔,让他们学懂如何以自己的方式摆脱贫困,才是解决问题的基本。
Evans认为单纯的集资,是过时的慈善。影响力和互动,是现代慈善的根本。社交网络,无疑是提升影响力和互动的最佳途径。
2005年社交媒体的兴起,让GPP整个公益事业方向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之前GPP只能用电子邮件的形式跟成员进行沟通,但现在人们能通过社交媒体来实时地了解GPP最新的发展情况,因此形成了双方面的互动交流,使GPP近年成员数量出现了急剧增长。
2007年Evans通过GPP强大影响力,向澳大利亚政府施加压力,要求他增加对国际发展的援助,因为这方面的工作,四年来澳大利亚在国际对外援助方面增加了43亿澳元的拨款。另外,GPP网站对捐款的会员实行积分奖励,比如用积分换取演唱会门票,或者获得荣誉奖章。
科技并非解决贫困根本
Evans则引用比尔・盖茨的一番讲话,讲话中他对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提出的“人人享有互联网”有不同的看法:互联网并不能解决贫困的问题,如果发生了疟疾,单靠互联网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技术只可以让你有更好的疫苗、有更好的诊断工具。
但他承认,最终的解决不是靠技术而是靠政治意愿。如果一个政府或团体只掌握科技,而没有对抗贫困的意愿,就会导致掌握科技的富人变得越富,穷人变得越穷。对于慈善团体来说,有责任督促和培养政府对抗贫困的意愿。
消除贫困,我们不能只看到穷人
很多时候人们在扶贫的问题上,注意力会集中在如何帮助穷人这个部分身上,但往往会忽略了其实富人的一些行为,才是导致世界贫困的主因。
例如我们曾在“科技为何无法解决饥饿”中探讨过,其实得益于科技进步,粮食的生产已经远远超出了人类的基本需求了,但是食物浪费、分配不公,才是饥饿的根源。其他很多的领域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如碳排放等,这个应该怎么解决?
Evans表示他们也注意到这个问题,因此目前GPP每年明份都会组织一个名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lire under the line)”的活动,在这个长达5天的活动中,参与者分配到的食物花费要低于国际制定的贫困线,即每天不能超过1美兀。
这样能够让普通人亲身体会到处于极端贫穷线下生活的艰苦,但同时带来了一个附加的效应,即让他们了解了自己日常生活其实过得非常奢费,参加活动让他们会更加珍惜食物。
大家说>>>
CCTV大型纪录片《互联网时代》总导演石强:
Hugh Evans的经历告诉我们,社交网络在一群年轻人手上释放出激动人心的“正能量”。在消除贫困的问题上,政府不可避免地存在成本过高、流程冗长等问题,Hugh Evans的“全球消除贫困计划”,利用社交网络,以极低的成本连结志同道合的人,汇聚散落的资源,并最终形成一股改变世界的力量。如何激励用户参与?仅凭伟大的目标和崇高的口号显然是不行的。现在的用户习惯于碎片化的信息和实时的反馈,换言之,他们需要马上知道自己行为的结果,这如同游戏的即时奖励机制。
Hugh的团队建立了类似网络游戏的互动平台,让每一个用户因参与感而愿意不断贡献自己的力量,这些汇聚的力量影响了政府和联合国,并促使他们作出改变。这就是互联网时代自下而上的变革方式。社交网络的力量有其自身的规律,如何利用这种规律,充分发挥互联网集腋成裘的能力,让唤醒的力量帮助世界向更好的方向发展,这是需要我们密切关注的。
Hugh Evans谈到社交媒体怎样建立“世界公民”运动,来帮助彻底消除极度贫困。对于媒体而言,搞好新闻报道和舆论监督,就是它立足行业所能做出的最大的社会公益。同时,我们不是主张泛泛而论地去做“好人好事”,没有一个媒体能解决所有社会问题,媒体必须解决和主营业务有关系的社会问题,创造出既有益于社会,也有利于媒体自身的共享价值。至于技术和社交媒体对公益的影响,Hugh Evans没有充分地讲。我尝试列出在这两种因素影响下,如何制定、实施公益的数字化策略:以数据为基础,以关系为核心,以互动为过程,以信任为本质,以价值观为纽带,围绕相关人群,建立起与相关元素的强关联,构建基于“关系”内涵的线上线下社群,影响有影响力的人。
译言网、东西网创始人赵嘉敏:
社交媒体的影响力范文6
新浪微博淘宝版向淘宝店家开放了私信接口,最让人担心的就是淘宝店主有可能大量的向用户发送相关的产品的推送信息,而造成对于用户的骚扰。
新浪微博电商化之后的直接后果就是其媒体属性被稀释。目前普通人每天花费在新浪微博上的时间变得越来越短,其更新频率也在降低
社交网络首先是人与人的网络,影响力和信任度是需要积累的,不可分割,相辅相成。
而网络结构上,也并非扁平化,而是垂直化,即分成无数个互相关联的闭环,在这些垂直关系中,依据影响力和信任度搭建其自主的结构体系,也遵循其特定的传播规律。
在社交网络上,贴片式的banner广告形式是效率最低的方式,因为对人群没有任何区分,且造成视觉干扰,效率最低。
比如,商家要在新浪微博上推广春季新品,目前的做法就是,在微博页面投放广告,麻雀战骚扰;而其实更好的方式可以是,找到在该风格女装领域有影响力的“代言人”,通过非广告形式,而是多样化的口碑形式来展现,利用其影响力和粉丝信任度,形成有意见的扩散和再传播。
比如找100个“代言人”,就会在微博上形成无数个小漩涡,波纹交织,造成定点的信息覆盖。
显然,如此的效果要比单纯的广告投放要好得多,。
微博上活跃着各个领域的达人、专家、明星,他们通过长期经营,其自媒体已经有了很强的影响力和信任度这些专业达人的聚合,在某相应垂直领域的营销价值一旦被挖掘,其想象空间值得期待。
如果从产品角度,将各个垂直领域的代言人激发出来,让他们与商家需求发生匹配,在不影响用户体验的情况下,给用户以匹配性的信息?强行插入式的信息展现方式降低了平台体验。精准把握用户志趣,市场导向,从而有的放矢,即使是广告也是有价值的、有用的广告,而不是骚扰信息。
即使广告推送,更聪明的作法应该是,根据用户在淘宝上的浏览和购买经历,标定购买力、品牌倾向、消费习惯等,通过用户在新浪微博的数据挖掘,标定动态需求、品牌倾向等,预测出其消费倾向,进行推送。
如果能更进一步,推送方式上,通过关系数据挖掘,锁定其信任的几个代言人,以口碑方式来影响,更可兼顾体验与效果。将需求与平台与用户无缝对接,便可以实现特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