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医疗服务的变化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医疗服务的变化范文1
摘 要 随着《江苏省省政府关于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意见及完善医保支付方式指导意见的通知》出台，县级公立医院改革提上议事日程。由于通知要求试点医院遵循“总量控制、结构调整”的原则，取消药品加成，提高体现医疗技术和医护人员劳务价值的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因此如何提高医疗服务价格以弥补药品取消加成带来的损失并切实缓解病人医药负担，成为医院财务人员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分析了旧价格体制存在的缺陷并提出相关的改进建议，以期使医院达到新医改要求，降低病人的负担并保证医疗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 医疗服务价格 调整 改革
江苏省政府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意见的通知》出台了《关于全省县级公立医院价格综合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将15家县级公立医院作为试点，率先推行县级公立医院改革，目标是取消药品加成，建立新型医疗服务定价机制和价格管理机制，健全医疗服务补偿机制，缓解医疗服务价格结构性矛盾，有效控制医药费用，促进医院不断改善服务，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和水平，推动医药卫生事业又好又快发展。文件要求15家县级试点公立医院对医疗服务价格进行重新测算，根据成本法、目标法提出新的医疗服务价格方案。因此如何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测算，平衡好医院公益性质与医院发展之间的矛盾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一、原有价格运行体制存在的矛盾
（一）价格形成机制不合理
原体系中价格形成机制不合理，物价部门对医疗服务定价时没有考虑医务人员的技术劳动价值。如医院二级护理每日收费4.4元，而病人家属外请护工的费用一天则高达100元；又如静脉注射一次1.6元，此价格仅包含医用材料成本，没有考虑医护人员的技术价值和风险。
（二）药品价格虚高
由于医药用品由省级机构集中招标采购，对招标过程各环节的遴选、竞价情况，公众根本无从了解，药品的集中招标形成了垄断的局面，药品价格居高不下，在利益面前，部分医务人员开出大处方，加重了病人的负担。另外药品流通环节过多，药品从出厂到医院之间要经过商、配送商、分销商三个环节，层层加价，导致医院药品进价远高于药品出厂价。
（三）医疗服务价格的制定与社会经济发展变化不协调
医疗服务所需的材料和设备价格随着市场价格变动而不断变化，但医疗服务价格一经制定却多年不变，目前执行的还是江苏省2005年制定的标准，医疗服务价格不能有效地反映医疗服务价值的变化，难以引导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新技术新项目申报审批过程缓慢，导致新医疗技术和治疗手段收费定价缺少依据。
（四）政府投入严重不足
医疗服务价格扭曲，政府投入不足，制约了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在药品差价收入取消后，医院只能依靠财政补助收入与医疗服务收入生存和发展，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财政补偿的比例仅占整个医院支出的3%～5%，即维持医院正常运转的费用大部分要靠单位自筹。为维持单位的生存和职工的生活保障，医疗机构不得不向病人提供高利润的病理检查和药品。如何合理调节看病贵与医院亏损这一矛盾，既能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又能减少病人的就医负担，成为当务之急。因此，必须建立健全医疗服务价格调整机制，启动新一轮医疗体制改革。
二、存在问题的解决办法及建议
（一）提高体现技术和劳务价值的医疗服务价格
医院应逐步提高体现医务人员技术劳务价值的诊疗、手术、护理等项目价格，实行“总量控制，结构调整”的办法。首先核定医院一个年度药品加成总量，其中的10%由政府财政进行补偿，10%由医院加强内部管理自我消化，还有80%通过提高医疗服务价格来进行弥补。提高医疗服务价格同时要调整医保农保报销政策，不能加重病人负担。如，医改前北京朝阳医院普通门诊诊察费为14元，病患负担3元，医改后门诊诊察费提高为42元，但是医保报销40元，自费2元，负担比医改前有所降低。这样的价格政策给病患带来了实惠，提高了医务人员的积极性，达到了医改的目标。
（二）医院应加强成本核算
医院应厘清门诊诊次成本、住院床日成本、项目成本、单病种成本等成本核算，从而有针对性的进行精细化管理，改变目前这种医疗机构埋怨政府补偿不足，政府对公立医院基本医疗服务补贴无据可依的现状。医院应在科室成本核算的基础上，进行医疗项目本核算，透视医院收支结构及医疗项目的成本及构成。以核算结果为依据，分析医院的内部机制和运营环境，在此基础上，由政府制定出有针对性的补偿政策。
（三）改变药品集中招标采购模式
由于目前省级集中招标采购没有达到让药价降下来的目的，因此应将药品集中招标的工作交给能充分代表患者利益的高度独立和专业的社会中介机构进行。机构人员组成、运作过程要充分透明，其中必须有固定比例的患者代表、医保部门代表、医疗公益组织代表等。参与竞标的药品成本、出厂价等信息须全程对外公开，让医药厂商互相形成良性竞争，真正做到降低药价，让利于患者。
（四）改变药品领域的流通模式
医改政策规定取消医院15%的药品加成，改变了顺价加价的机制，但更重要的是要改变目前药品领域的流通模式，将商、配送商、分销商三个环节压缩为一个环节，削减中间费用，使药品生产企业能通过其商直接与医疗机构签订买卖合同，获得医疗机构的单一货源承诺并与医疗机构建立战略供应关系。
（五）建立价格弹性定价机制
医疗服务价格遵循的是政府指导价，而医疗机构的运营支出则是市场价。医疗服务价格低于实际成本，根据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成本测算中心《全国11个省医院医疗服务项目成本测算结果》分析，从省、市、县三级项目平均成本收费标准的比较来看，医疗服务价格普遍低于医疗服务项目的成本，部分项目仅占成本的1/3至1/4。在政府补偿不到位的情况下，物价部门应建立弹性价格机制和医疗服务价格调整机制，针对医疗成本因素及时调整医疗服务价格，从而维持医疗机构的收支平衡。并编制医疗服务价格指数，定期向社会公布，以便监督医疗服务市场的价格变化。
（六）完善医疗卫生投入的补偿机制
医改文件要求政府全面落实对公立医院基本建设及大型设备购置、重点学科发展、人才培养等的政府投入政策，使医疗机构真正回归公益性质，因此政府应以制度形式规范补偿行为，确保及时足额到位。目前，县级医疗机构未能列入政府财政预算范围，如果取消药品加成，一定要在制度上保证财政补助能够及时足额到位，否则医院正常营运将难以为继。
医疗服务价格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医患矛盾的焦点，关系到社会稳定和医院形象。因此应建立科学合理的医疗服务价格体制，这有利于维护患者的经济利益，同时也能使医疗机构合理合法谋求利润，促进我国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医疗服务的变化范文2
在他看来，企业不断地面对来自政策、经济、技术、市场等变革的压力，若想在不断变化的环境里生存和发展，就不能只靠一条命活着，只有不断地创新，才能找到企业延续生命的源泉。
“供给侧改革”来了，对于东软集团大健康业务板块来说似乎来得恰到好处。
“新医改路线图的核心直指医疗服务的公平性、可及性，并导向于重心下沉，关口前移。即不断强化基层医疗服务能力的提升，以及更多的关注健康管理。从全球医疗行业的发展趋势上来看，医疗健康服务正在从大医院走向社区、走向家庭。这也恰好预示着，在国家提出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医疗服务领域肯定大有可为。”东软熙康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侯宁对《中外管理》开门见山。
定位于“B2B2C”业务的东软熙康，近些年来在医疗健康服务领域大举发力。它通过健康物联网、健康云平台和优秀医疗资源的结合，纵向整合区域医疗中心和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资源，为个人和家庭提供健康方面的服务，实际上在向“C端”延伸，并且已经取得不小的成绩。
在侯宁眼里，即使没有“供给侧改革”，东软熙康也早已经在自己的业务模式上寻求创新。所谓应变，实为自身核心能力的打造，加速自身转型。
“供给侧改革”是一剂“催化剂”
综合看整个中国的医疗服务产业，虽然从投资主体上来看基本是政府和社会资本投资各占一半，但优质医疗资源仍然集中在公立大医院。随着中国政府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医疗服务领域，未来，优质医疗服务则可能变成多元投资主体共存的格局。而供给侧改革，犹如一剂催化剂，让这一变化来得更快。
为何？
侯宁解释说，现在优质的医疗资源基本集中在公立大医院。人们普遍认为医疗服务约等于医院内服务，但从全球市场来看，在医院内的诸如诊断治疗，甚至抢救治疗的工作或者服务，实际只占整个医疗健康服务领域的一小部分。而更多围绕医疗健康开展的基于大范畴的医疗服务，未来会在社区甚至家庭中实现。
这背后的原因不外乎两个因素：老龄化和慢性病。
侯宁进一步分析说，首先是在老龄化社会，疾病首当其冲，必然会产生大量的社会医疗服务的需求。而现在中国的医疗市场就是供给方不足或者资源集中在少数大城市的大医院，这使得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一直得不到改善。如此，供给侧改革便不难理解。
其次是慢性病的问题，中国目前80%的医疗卫生支出都在慢性病上，而慢性病需要一个长周期的康复过程。只有回归社区和家庭，并且实现成本的降低，也只有这样，个人和家庭才能负担得起。
所以，人群变化、疾病谱的变化，使得医疗服务一定会从大医院向社区和家庭转移，这是大趋势。从供给侧这个角度来看市场，从大医院到基层医疗机构、社区医疗机构，都需要提高服务能力，来满足未来市场的大量新需求。
B-B-C，创新性转型安全着陆
“对于供给侧改革，无论是中间制造商还是上下游企业，都需要围绕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来创新，做不到就会被淘汰。”侯宁说。
围绕着自己的核心竞争能力来构建自己的生态系统，快速响应整个市场和客户的需求变化，这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关键的一点。而东软熙康构建的“云医院”平台，正是帮助其中的利益相关者解决相关的问题，针对市场、客户的变化，提供有价值的服务，这就是东软熙康的核心竞争力。
云医院听起来有些玄虚，但实际上它离老百姓更近了。
早在2014年9月，东软熙康与宁波市卫生局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联手打造基于云计算、互联网、传感器、大数据等先进技术，中国首家O2O（线上线下相结合）医疗服务模式――宁波“云医院”平台。目前，在这个云平台上，已垂直开通了13个“云诊室”，通过云诊室和社区的医生建立起一个协同的联系，利用后台相关数据集成平台，再通过远程会诊，让大医院的医生指导基层医生对患者提供服务。
可以说，在云医院平台上，老百姓不用到大医院挂号，而是在社区，就可以享受到大医院，甚至跨地域，比如来自北京、上海等地大医院的医生所提供的医疗服务。举个例子，老百姓在社区里想看北京某著名医院的相关医生对他的诊断，只要把他的CT片子和相关的电子病历传过去，不用专程到北京就可以看病。同时，实现了家庭医生签约老百姓的服务，家庭医生对百姓进行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
除此之外，云医院里还有“公共卫生云路径”，主要是利用云医院平台，医生在网上开展公共卫生服务，包括慢性病的防治，传染病的预防，健康教育等，旨在实现公卫业务的协同化和服务的一体化。
继宁波“云医院”试点成功后，目前熙康又将此种模式复制到了沈阳浑南区和200多个基层卫生机构，建立了基层的云诊室，覆盖全区的老百姓看病需求。如今又在太原，贵阳的贵安新区，齐齐哈尔等地做了一定的推广，成效逐渐显现。
用刘积仁的话来概括：云医院就是一个平台，连接的是B端各级医疗机构，包括基层医生、专科医生、基层的医疗机构及其上级的三甲医院，而最终服务的是C端，也就是人、是患者。过去东软提供解决方案，主要是给“中端”客户提供的，而后来这个解决方案要扩展到医院的客户，就是要实现B-B-C的转变。在他看来，把对客户到客户的这种扩展当作解决方案的一种，对企业转型十分重要。因为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而商业的成功，也一定要来自于更加贴近客户。
如今看来，“云医院”的推行让东软集团B-B-C的战略转型安全着陆。
实现上下游协同，企业定位很关键
企业所做的创新性转型，终究离不开外部供应链的上下游协同，否则只是一种“自杀式突变”。
在侯宁看来，在这一过程中，企业要明确自己扮演什么角色。东软熙康将自身定位于一个健康医疗服务的平台。
访谈中，《中外管理》记者了解到，东软熙康希望构建的是一个生态系统，它囊括了医疗服务的提供者，即各级医疗机构，未来也可能纳入商业保险公司、社会保险公司、药店、养老机构等。在这个系统里面，只要他们需要，那么满足有医疗服务需求的人群的业务都可以在熙康的平台上开展。这就是“平台”的价值所在。
围绕着中国的医疗体系改革，从而提供相应的服务――东软熙康始终坚持这个方向。无论是自身定位也好，转型也罢，驱动力都是来自终端用户――老百姓的医疗健康需求。而“云医院”的率先垂范，无疑也给上述生态系统中的合作者打开一个转型的出口，并与之一道开启商业模式的创新之路。
未来，随着中国医疗产业改革的推进，面向社区医疗和家庭医疗提供一个平台，这不仅是产业链上下游的创新机会，也是终端用户所期待的――让看病更方便、更简单。
医疗服务的变化范文3
【关键词】 痛苦指数 医疗服务费用 控制措施
接受医疗服务毕竟不是一种让人愉快的过程，形成的往往是一种痛苦感知，尽管医疗服务的信息是不对称的，但不同就诊人员对诊疗方案还是会产生自己的感知和判断，当诊疗方案低于患者期望的标准时，患者便产生一种痛苦的感知。患者对诊疗方案的痛苦感知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会同时对诊疗方案的选择进行干预，进而影响到医疗费用的变化。
一、医疗服务利用痛苦指数的定义与意义分析
1、医疗服务利用痛苦的定义
现代汉语词典对痛苦的解释有五种：一是指身体或精神感到非常难受的一种心理状态；二是指使身体或精神感到非常难受的事；三是指疼痛苦楚；四是指使疼痛苦楚；五是沉痛、深刻。在医疗服务利用中，既有因期望未得到满足的精神痛苦，也有因诊疗方案可能会对身体造成疼痛和伤害的身体痛苦，因而可以将卫生服务利用痛苦定义为：患者在就诊过程中，因诊疗方案的措施未达到预期标准而使患者产生的某种心理不适，或者损伤性诊疗措施对患者造成身体的器官损伤超过期待水平造成的疼痛苦楚。从此定义可以看出，只要是诊疗方案措施使患者在精神上或肉体上产生的负面感知超过预期，就会产生痛苦现象。
2、医疗服务利用痛苦指数的定义
由于痛苦属于一种心理和生理上的感知，在诊疗服务过程中针对相同的诊疗方案，不同的人会产生不同的痛苦感知。造成对诊疗方案的痛苦感知与患者的经济压力、对诊疗方案的认同程度、文化感知、生理损害对生存质量的影响等相关。以上影响因素之间又存在相互矛盾的现象，如疗效越好的药品产生的副作用比较小，但价格也就越高，高端诊疗技术对生理损害的程度较小，但相对医疗费用支出也越大，同样对中医与西医的诊疗措施、药品的感知也在不同的人群之间形成较大的差异。
如果将影响因素之间的作用程度和影响关系综合成一个指标，反映在一次诊疗过程中患者对诊疗方案措施的痛苦感知，就是卫生服务利用痛苦指数。痛苦指数的构建，首先是要明确影响患者对诊疗方案措施感知的要素，如经济承受力、诊疗方案的认同程度、社会文化习俗的认同、预后生存质量损失、就诊过程满意度和心理期待要求等等。然后根据要素的影响作用，确定不同要素的感知方向，如医疗费用支出越高经济承受力越低，其痛苦程度越大；诊疗方案和文化习俗的认同越高，痛苦程度越低。最后利用有关的统计学指标量化方法确定影响要素的权重，并对其进行加权综合获得医疗服务利用痛苦指数。
3、医疗服务利用痛苦指数的意义
任何一位患者总期待在就诊过程中获得较理想的救治效果，尽力避免在诊疗过程中不期望事件的产生，这种就诊心理会影响到患者最终的就诊评价。从表象上看，医疗服务利用痛苦指数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影响患者就诊的满意度，如果患者不得不接受痛苦指数较高的诊疗方案，那么患者预后的满意度就会偏低，进而会导致医患纠纷的产生；二是影响患者对就诊方案的选择或者是诊疗方案的修改，对诊疗方案的选择或修改会导致两种结果，要么重新选择诊疗机构，要么对诊疗方案的措施进行调整，其最终走向是医疗服务成本的多元化走向；三是导致延伸性的医疗服务问题，如基本医疗保险对诊疗项目和药品处方过于基本化，经济条件较好的患者会增加自费项目比例，或者医患之间达成某种利益协议，对诊疗项目和药品进行分解、替换；四是因经济和社会文化习俗等因素造成的，还会导致未就诊率和自我治疗比例增加，影响患者医疗服务利用。
因而，通过分析医疗服务利用痛苦指数可以分析患者未就诊率问题、医疗纠纷的产生问题、医疗成本变化问题、患者就诊机构选择倾向问题，以及如何通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缓解患者的痛苦指数，涉及到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政策措施问题。另外，与痛苦指数对应的是幸福指数，即患者参与医疗服务利用以后的某种满足感，这对于研究改善和提高群众的健康保健水平也具有一定的价值。
二、医疗服务利用痛苦指数对医疗费用控制的影响
通过对医疗服务利用痛苦指数的定义和意义分析可以看出，由于痛苦指数可能会影响到医疗纠纷、医疗成本和就诊机构选择等问题，以上这些问题的最终结果就是对医疗费用的影响，也就是说，要改善患者痛苦指数，最终的结果是医疗费用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会推动医疗服务费用的增加。
1、痛苦指数诱导的医疗纠纷会导致医务人员服从患者意志
从医学专业性角度来看，患者往往处于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在正常的医疗服务行为假设下，医生所给予的诊疗方案具有较科学的针对性。但由于患者经常从自身的痛苦感知情况，对医生的诊疗方案进行干预，在缺乏有效的医疗纠纷化解机制的情况下，医生为了规避医患纠纷，就会根据患者的意志和要求对诊疗方案进行调整。医生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会造成医生主动控制医疗费用的难度增加，这在基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现象比较普遍，而随着社区卫生服务的发展，社会医疗保险机构期望通过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首诊制度，使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担负起首要责任，这无疑是非常不利的。
2、痛苦指数感知的群体差异性导致诊疗方案的多元化
由于医疗服务利用痛苦指数影响要素构成的复杂性，使得患者对诊疗方案的感知存在较大的差异。感知差异的多样性，使得不同患者对诊疗方案的评价也不尽相同，进而使患者最终可接受的诊疗方案呈现多元化的趋势。诊疗方案多元化为医疗费用控制增加了很大的难度，也使得单病种限价措施的实施有一定的阻力，增加了统一规范医生的诊疗行为和对医生诊疗方案合理性的评估难度。在一切从患者利益出发和一切为了患者的医疗服务宗旨的背景下，如何平衡医生与患者之间对医疗方案的可接受问题，无疑对医院的服务规范化管理战略形成了较大的挑战。
3、痛苦指数的双向调整破坏医疗服务资源利用的均等化
为了改善痛苦指数，诊疗方案往往会在医患之间进行博弈，诊疗方案的调整无非是使医疗费用向两个方向变化，对于经济承受力较低的患者，可能会要求更为保守的诊疗方案，尽管这种调整可能会增加患者的生理痛苦，甚至是预后的生存质量，这对于农村贫困人口的情况比较常见；对于经济承受力较强的患者，多数会强调疗效更好、诊疗手段更先进和对身体生理损害更小的诊疗措施，这种现象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越来越成为主流趋势，其结果就会造成医疗资源过度利用，推动医疗费用大幅度增加。医疗服务费用的两极化发展，与我国当前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改革方向是相背离的。
三、医疗服务利用痛苦指数的缓解机制与医疗费用控制措施
从医疗服务利用痛苦指数及其对医疗费用的影响可以看出，患者对痛苦指数的感知会影响到诊疗方案的正常实施，不仅影响到自身医疗服务的利用，也可能会影响实际的治疗效果，因而要减少医疗服务利用痛苦指数，就必须采取有效的缓解机制，合理控制医疗费用。
1、完善社区卫生服务建设，解决群众基本医疗需求
当前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加上近年来基尼系数不断提高，对于大部分的群众来讲，造成医疗服务利用痛苦感知的主要因素是经济因素。因而要缓解低收入群体的痛苦指数，就必须提供廉价高效的医疗服务，这就需要做好基层医疗服务机构建设。我国近年来一直在加大社区卫生服务建设，通过将医疗、预防、保健、健康教育、康复和计划生育技术指导六项功能向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集中，有效地缓解了当前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今后应该进一步加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建设，做好基本药品目录实施工作，加大政府保障力度，不仅能够有效缓解经济困难群体的医疗服务利用痛苦指数，也能够有效解决医疗费用过快增长问题。
另外，强调完善社区卫生服务建设，不仅仅是指医疗基础条件的完善，还应该随着医学技术进步和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逐步调整基本医疗服务项目、扩大基本药品目录范围，将更为舒适性的医疗服务项目纳入基本医疗支出范围，特别是社会基本医疗保险的项目要逐步扩大。完善社区卫生服务的基本医疗主要解决的是经济因素造成的痛苦感知，逐步提高社区卫生服务项目则是改善因就医不适、生理性损害造成的痛苦感知。
2、完善社会医疗保障制度，发挥医疗保险的二次分配调节机制
社会医疗保障属于二次分配范畴，完善社会医疗保障不仅能够增强群众疾病风险抵御能力，而且也通过医疗保险基金的调节平衡医疗资源的利用。当前我国社会医疗保障体系由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补充医疗保险和公务员医疗保险等多种保险制度，还有民政部门实施的医疗救助制度。尽管我国医疗保险的多样化有助于满足不同人群的医疗保险需求，但是在不同的医疗保险制度之间，保险水平还存在较大的差异。其中公务员医疗保险和附加补充医疗保险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保障水平，明显高于居民医疗保险，这对于提高医疗服务利用的均等化是不利的，今后应该进一步完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在实现城乡统筹和保险关系转移接续过程中，对保险制度之间的保障水平进行适度调整。
3、改善医疗服务质量，加强与患者的沟通协调
除经济因素以外，对诊疗方案的感知差异，特别是带有身体损伤性的诊疗方案的怀疑，也与近年来医患双方缺乏信任有关。另外，医生的服务质量和态度，以及患者在服务过程中的排队等候等问题，也是导致患者形成痛苦感知的重要因素。因而，医疗服务提供方首先要改进医疗服务的质量，使患者在一个充满信任的和谐就医环境中完成诊疗过程，在此基础上，才有助于医患之间的真诚沟通，使患者能够从内心接受医生的诊疗方案。改善医疗服务质量是前提，加强与患者的沟通是寻求理解并降低患者痛苦指数的重要手段，良好的沟通使患者即使面临有身体损伤性的诊疗方案，也不会造成医患纠纷，控制医疗费用的目标也就最终得以实现。
4、建立医疗纠纷化解机制，提高医生对诊疗方案的主控权
医生之所以不愿意与患者之间就诊疗方案产生冲突，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医疗纠纷问题，在没有医疗费用控制硬性标准，并不会对诊疗效果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时，除首诊制度进行特殊的转诊规定以外，高级别医疗机构的医生往往会采纳患者降低痛苦指数的要求，尤其是那些患者要求提高诊疗待遇的方案更容易被医生采纳，医生对诊疗方案的主控权受到一定的抑制。患者单纯追求降低医疗服务利用痛苦指数对诊疗方案的干预，往往会增加合理控制医疗费用的难度，加上医疗机构本身对经济收入的追求，医疗费用过快增长问题也就缺失了医生这一道控制阀门。建立医疗纠纷化解机制，可以缓解医生在诊疗过程中的被动性，使医生能够更好地坚持更为合理的诊疗方案，达到合理控制医疗费用的主动权。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医患纠纷的产生也是医患双方对诊疗方案的一个博弈过程，即双方各自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建立医疗纠纷化解机制，也有助于实现医患双方的博弈均衡，使双方最终受益实现相对平衡。
5、建立先进诊疗设备价格监管机制和共享机制
医疗服务利用痛苦指数的形成，也与先进诊疗设备的使用有着密切关系，除了前面提到的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推广基本药品目录，可能会使患者产生轻微的痛苦感知以外，具有微创伤和较小生理损害的先进诊疗设备，也是患者降低痛苦感知程度的一条重要途径。大部分无痛苦诊疗设备也往往是伴随着高额医疗费用的，无论是从医疗保险机构控制保险基金支出，还是国家宏观控制医疗费用过快增长的需要，都在相关文件政策中对高端先进诊疗设备的使用进行了严格的规定，避免因大检查、大处方造成医疗资源过度利用。要在患者的痛苦感知与医疗费用控制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则需要建立一种先进诊疗设备的价格监管机制，并针对基层医疗机构的需求建立设备共享机制，一方面防止医疗机构垄断性高额收费，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提高先进诊疗设备的利用率，降低其单次服务的收费额度。
总之，由于患者的个体差异，使得患者在诊疗过程中产生对痛苦程度的感知不尽相同，通过医疗服务利用痛苦指数的构建分析，可以对患者的就诊心理进行深入分析，并有针对性地采取医疗费用的控制措施。但是，痛苦指数毕竟是一个负面指数，也不能期望利用痛苦指数实现全方位的医疗费用控制，还必须同时配套其他相关的控制措施，切实解决我国当前出现的医疗费用过快增长和部分人群医疗服务可及性差的问题。
（注：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编号：20100480733；东莞市社科规划项目，项目编号：2010Y20。）
【参考文献】
[1] 刘牧、潘益兴：痛苦对于经济学的意义[J].江汉论坛，2010（7）.
[2] 王鉴岗：医疗费用世界难题最优解的博弈论分析[J].社会保障研究，2010（1）.
医疗服务的变化范文4
1．1基本医疗服务
基本医疗服务注重基础性和全面性，目的在于为大多数人提供最基本的医疗服务，努力实现人人享有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
1．2中医药与基本医疗服务
中医药特有的优势及深厚的文化内涵使其成为我国卫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医占据强势地位的现实情况下，为在医改中充分发挥中医药的特色与优势，更应当注重传统中医药的发展。但在实践中，由于中医药服务人才匮乏、中医药财政投入不足等原因，使中医药发展远远落后于西医，导致中医药在基本医疗服务中未能彰显其应有的地位。
2科斯定理概述
2．1科斯定理的内涵
科斯定理是由罗纳德•科斯（RonaldCoase）提出的一种观点，是现代产权经济学关于产权安排、交易费用与资源配置效率之间的命题，是现代产权经济学的核心内容。科斯本人对此并未给出明确的定义，有关学者根据相关内容推导出一个定理组，为科斯第一定理、科斯第二定理。科斯第一定理：在交易成本为零时，权利的初始分配无关紧要，当事人之间的谈判会使资源配置实现帕累托最优。科斯第二定理：在交易成本不为零时，不同的产权界定会带来不同的效应；在交易成本为正时，产权权利的初始界定将对资源配置效率产生影响。
2．2相关概念说明
产权指一个人在不受惩罚的情况下对物品、服务或人所行使的选择能力。但是产权并不是一成不变、不受约束的，它受到事物本身、国家政策等因素的约束。在基本医疗服务中，患者有权自由选择中医药或西医药服务，但这种选择权在现实中受到一定限制，基本医疗服务中中医药与西医药所占比重直接限制了产权的归属和行使，即中医药与西医药所占比重影响了产权的分配。在基本医疗服务中扩大中医药所占比重，有助于增加产权的选择范围。科斯定理中的交易成本是与产权相互依赖的，交易成本事实上就是为了确立和保持产权而花费的成本。本文中交易成本指为增加人民就医产权行使的可能性，而提高基本医疗服务中中医药的地位和比例所需要花费的成本或代价，即达到相应效果所提供的供给，包括金钱、设备、人员等。
3从科斯定理角度分析中医药在基本医疗服务中的定位
现实中中医药在基本医疗服务中地位低、作用发挥不明显，但从基本医疗服务需求和中医药优势角度出发，中医药在基本医疗服务中理应享有重要地位。
3．1从基本医疗服务自身需求出发
3．1．1是分层分级医疗服务目标顺利实现的需求
分层分级医疗服务格局，指大力发展以县医院为龙头、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为基础的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同时完善以社区卫生服务为基础的新型城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分层分级医疗服务重点强调基层、基础的医疗服务，医改强调要在基层医疗机构中大力推广包括民族医药在内的中医药。分层分级医疗服务目标的实现要建立健全农村和城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同时完善各级各类医院的功能、职责，尤其要不断加强中医医院发展，使中医医院作用与优势得以充分发挥。根据科斯定理，在交易成本不为零时，产权的初始分配对于最终效益的取得至关重要；同时，产权范围的大小受到事物本身、国家政策、法律等因素的限制。在分层分级医疗服务格局的形成过程中，政府通过相关政策文件强调提高中医药地位、加大中医药比例，发挥中医药作用。由此对人民就医的产权即对中医药或西医药的选择权进行了部分调整，增加了人民选择中医药的可能性，这有利于中医药作用的发挥以及分层分级医疗服务目标顺利实现。
3．1．2是满足基本医疗服务功能的需求
根据科斯第二定理，在交易成本不为零时，不同的产权界定会带来不同的效应，现实中交易成本为零的事物并不存在，中医药和西医药的交易成本均不为零。在此种情况下，在基本医疗服务中将产权归于中医药还是西医药，重点发展中医药还是西医药，所产生的效应、收益必然会有所差异。而要比较效应和收益的大小，则应当对两者的交易成本进行分析。从基本医疗服务功能效应的实现程度上看，中医药可以满足基本医疗服务功能需求。与西医相比，中医预防保健作用独特、诊疗方式灵活、费用相对低廉，以望闻问切为主要诊断方式，无需复杂仪器设备。从这个角度看，中医的交易成本要低于西医。魏建认为交易成本小会获得更好的效应，根据这一原则，中医交易成本低于西医，所取得的效应也会比较显著。
3．1．3是基本医疗服务人员队伍建设的需求
在交易成本不为零情况下，产权界定是产生更优效益的基础，对基本医疗服务中运用中医药和西医药的成本进行比较，可以分析两者产生更优效益的难易程度。人才队伍建设是达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目标的关键一环，所以医学人才的培养在发展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中占据重要地位。中医师与西医师培养的水平高低直接影响到基本医疗服务最终效果的实现。所以，应从中医药人员培养角度来分析中医药与西医药所占比例的分配以及充分发展中医药对于产生更优效益的可能性。就人才队伍建设而言，我国培养基层中医师有一定的优势。首先，我国中医药起源于民间，多数中医师服务在基层，可知基层中医师比基层西医师更容易培养；其次，与西医师相比，中医强调天人合一、望闻问切，此种诊疗思想更容易与患者沟通，中医师人才队伍的培养模式更符合医改发展基础医疗的趋势。由此可知，培养基层中医师更为容易，同时基本医疗服务的功能也需要更多的中医师。所以，在基本医疗服务体系中保证中医药的重要地位，有助于花费较少代价而产生更优效果，有助于基本医疗服务最终目标的顺利实现。
3．2从中医药自身优势出发
3．2．1中医理念推动基本医疗服务顺利开展
丰若非等认为科斯定理提出的收入效应指消费者收入或财富变化导致其消费结构变化的现象。收入效应有正负之分，收入效应正负区分的标准是对某种事物或品质需求的急迫程度。例如在生命质量与单纯延长寿命之间，若患者重视生命质量则生命质量的收入效应为正，若患者重视延长寿命则延长寿命的效应为正。中医理念对于效应的正负区分标准做了很好的诠释。中医强调天人合一、整体诊治的理念，强调将疾病与人的情绪、生活方式等联系在一起，注重人与疾病之间的因果关系；中医望闻问切的诊疗手段包含了多种沟通方式；中医提倡“治未病”理念，其内涵在于预防疾病、病后康复、防止反复，对健康教育、慢性病的防治及保健起积极作用。因此，中医强调通过整体辩证、有效沟通进行诊治，通过“治未病”来提高人民的生命质量。随着医学观的演变以及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健康理念发生变化，对于中医药养生保健服务的需求增加。以某事物或品质需求的急迫程度为标准可知，中医的多种沟通方式收入效应为正，提高生命质量的收入效应为正，单纯治疗疾病的效应为负。而若不考虑收入效应，则中西医没有明显的效益差距；若考虑收入效应，则收入效应为正者效益更高，由此可知，中医药基本理念在预防、治疗、保健和提高生命质量方面所产生的效果好、效益高，能够推动基本医疗服务顺利开展。
3．2．2中医优势保障基本医疗服务的顺利进行
科斯定理指出，制度安排所决定的产权配置导致的交易成本越小，该制度的效率越高。由于中医药与西医药交易成本不同，所以在基本医疗服务体系中中医药与西医药比例分配是否得当关系到该体系取得效益的大小、目标实现的快慢。与西医药相比，中医药“简、便、廉、效”的优势使中医药的交易成本较小，具体体现为：“简便”，中医诊疗方法简便，无需复杂的仪器设备，无需繁琐的检查程序，符合了基层医疗服务的机构设置和诊疗水平；“廉”，中医药价格的低廉符合多数人享受最基本医疗服务的目的；“效”，中医要治标治本的功能可以弥补西医治标不治本的不足。中医药的这些优势可加快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目标的实现，也使其在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中应当占据重要地位。
4结语
医疗服务的变化范文5
随着生活水平和医疗条件的提高，人的平均寿命不断增长，我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7765万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3.26%。其中：65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1883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8.87%。预计到2020年，我国的老年人口将达到2.48亿，老龄化水平将达到17%。到2050年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届时我国老年人口将达到4.37亿，约占总人口30%以上。并且，我国独生子女家庭超过一个亿，独生子女父母将有很高的空巢比例。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空巢老人的数目也会进一步增多，所以那些需要照料、需要被服务的老人的数目将会非常庞大。老年医疗服务体系的重要性日益凸显。[1]
但是，我国还依旧处于发展中国家行列，整个即将老龄化的社会必须要面对社会整体医疗资源不足的现实。在这种现实背景下，各种医疗服务产业将在市场强劲的需求下蓬勃生长。 在急速的发展过程中，会暴露许多问题。如何更好地更稳妥地解决社会老龄化所带来的医疗服务需求，是医疗服务行业从业者需要积极思考的。
二、老龄人群面对的医疗服务产业及现状
1、老年医疗保险业
我国有着非常优秀的公共医疗保障体系，但它的覆盖和保障能力有限，随着整个社会老龄化的增加，面向老年人的商业保险有着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老年人或者其所在的雇佣企业可以参加商业保险等多种形式的医疗保险，来补充其对基本医疗保险之外的需求。例如有预防老年人常见意外情况的保险――意外伤害住院（老年人防摔）险，意外骨折险等。人们都希望健康、长寿、晚年生活幸福，特别是在自己年老体弱，经济收入减少时，生活能够得到保障。各式各类面向各种特定老年群体的险种的良性发展，将对整个社会都颇有益处。
2、社区养老服务业
以社区为中心的养老医疗服务业是建设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现代家庭规模逐渐小型化和生活习惯的变化，老年人和子女的同居率也急剧下降。单纯的家庭养老已经不能满足老年人的需求。以社区-家庭为主要场所的社区医疗服务覆盖面广、方便快捷，更能满足老年人的实际医疗需求。老年人往往能到社区诊所等社区医疗设施处得到诊疗、康复、预防和保健等服务。但这之中也存在相当多的问题。
老年社区医疗服务的资源不足。除缺乏政府部门对社区医疗服务的支持之外，社区医疗服务机构也缺乏市场化的融资渠道，机构往往存在资金短缺，随之而来又会出现人力资源匮乏和人才队伍素质不高等问题，这些都会制约社区医疗服务的进一步发展。
缺乏专业的老年社区医疗团队。老年人对于医疗、保健、护理的服务需求是不同于其他社会群体的。目前的社区医疗服务并没有针对这些特点展开服务。例如，老年人特别是慢性疾病和卧床的老年人希望得到的是居家养老服务。他们需要社区医疗人员前往老年人家中，进行周期性的诊断、治疗和护理。
3、养老机构和养老产品制造业
养老服务机构通过资金来源可分为公办养老机构和民办养老机构两种。公办养老机构主要是以民政部门旗下的养老院为主。而民办养老机构主要是有偿的老年人活动中心或者老年公寓。目前，我国在机构中养老的老年人仅占老年群体的百分之一左右，大部分老年人采用居家养老的模式。很多有需求的老人因为条件所限不能入住床位有限的公立机构，而民办养老院高昂的费用又让老人承受不起。这是因为我国的养老机构服务功能结构单一，老年人的复合需求（休养、护理、医疗、交流）得不到满足;也因为养老机构自身盈利困难，难以筹措足够的资金和人员进行更多的服务和管理。
养老产品制造业有着广泛商机。大多数老年人因为身体原因，对老年生活辅助用品具有强烈的需求。在老花镜、助听器、拐杖等常见辅具之外，基于医用功能的养老辅具也越来越多。此外，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文化用品也层出不穷，例如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智能手机，有按键少、菜单结构明晰，增加实体按键等优点，方便了老年人使用互联网。养老产品制造业中占据最大份额的是保健品制造。各大保健品通常利用各地生态食品等资源，进行合理提取和精深加工，向老年人提供适销对路、有利健康、安全无害的可食用产品。但是不少产品夸大了使用疗效并使用不法手段售卖，需要政府部门加强监管。
三、人口老龄化对医疗服务产业的影响
1、人口老龄化使得人们对医疗服务行业的需求量增大
医学研究表明，老年人的患病几率要远远高于中青年人，而且随着老年人年龄的增长，其患病率也会提高。这就导致老年人对医疗服务行业的需求量不断增大。
2、用作老龄人的医疗费用不断增加，给社会带来压力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高龄人口不断增多，由于老年人患病几率较高，导致医疗保障资金迅速增加。社会各界用于老年人医疗服务的费用也在大幅度提升。
近些年来，我国离退休人员的医疗费支出也是十分可观的。中国目前离退休老年人医疗费用主要是由国家和单位负担的，致使国家和社会的承受力已经受到了人口老龄化的影响。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如果没有切实可行的措施，我国人口老龄化对医疗保障产生的压力将会更为严重，从而，将社会的健康协调与可持续发展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3、人口老龄化使得医疗服务行业的结构发生变化
传统的医疗服务行业是以治疗或预防传染性疾病和多发病为主，其保障对象主要是婴幼儿和劳动力成年人口。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传染性疾病的治愈率和意外事故的存活率都有了明显提高，人类平均生存的寿命大大提高了，一般人都可以顺利存活到老年阶段。根据一般规律，老年人口的发病率要高于其它年龄组人口，并且随着人口年龄结构向高龄化的发展，决定了社会医疗服务行业的重心必然向老年人群体方面转移。近年来，慢性病取代了急性病和传染病成为对老年人健康状况的主要威胁，老龄人口对长期保健服务和预防医疗的需求增加，必将促使医疗服务行业的结构向这方面转变。
医疗服务的变化范文6
随着我国医疗卫生服务体制改革的推进，我国的以来哦服务支出呈现快速增长趋势，但是仍然存在医疗服务支出水平偏低的问题，目前的医疗服务支出水平不能够满足我国医疗卫生服务事业均衡发展的支出需求。
1.我国的医疗服务支出规模呈逐渐扩大趋势。据相关数据统计，我国2012年的医疗服务支出总费用达到9055.48亿元，到2013年近中央财政的医疗支出预算就达到2602.53亿元，占据中央财政总支出的3.8%。并且医疗服务支出在我国财政支出中的比重也呈逐渐上升，图1所示为我国2000年至2012年我国的医疗服务支出占我国财政支出和GDP比重变化图。从图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出我国的医疗服务支出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呈逐渐上升趋势，且其比重在我国的总财政支出中也呈现上升趋势。特别是我国至2006年下半年开始酝酿新的医疗卫生服务体制改革，加大了政府的财政责任，在2009年，我国新的医疗卫生服务体制改革的实施，使得我国的医疗服务支出呈现快速症状的态势。
2.我国医疗服务支出水平较低。2012年我国的医疗卫生服务支出比重在我国财政支出中仅占据7.2%，此支出比重仍不能够按照我国政府支出的需求，且此比重与世界医疗平均水平(10.60%)相比偏低，总体来看我国的医疗卫生服务支出总费用不足。
3.我国的医疗服务支出投入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医疗服务支出主要以地方政府投入为主；第二，我国政府和社会所承受的医疗服务支出比例偏低。目前我国的居民所享有的医疗服务供给主要是依靠当地的经济水平和个人的收入。
4.我国的医疗服务支出表现出明显的城乡二元结构特征。分析我国城乡的医疗服务支出机构，从宏观层面来看表现出明显的二元结构，其中城市与农村居民的人均卫生服务支出费用相差加大，由此表现出我国医疗服务支出事业严重的“重城市轻农村”的现象，由此影响着我国医疗服务事业的整体发展水平。
二、提高我国医疗服务支出水平的对策
1.加大政府医疗服务支出规模。根据国际标准，我国的医疗服务支出较低，近年来政府虽然加大的了对医疗事业的投入但是其投入力度仍有待提高，同时医疗服务的支出缺口会提升社会和个人医疗服务费用，进而促使我国贫富差距的扩大，而加大政府对医疗服务的支出规模是解决此问题的最根本的方法，通过加大医疗服务支出规模，从而降低个人医疗服务费用，提升居民的投资意愿，增加消费系数。医疗服务支出规模的扩大可以通过加大投入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产品的投放力度来实现。
2.调整我国医疗服务支出的结构。首先，政府应充分利用我国公共医疗服务机构所拥有的公共产品，用这些公共产品来提升医疗服务的“公益性”；其次，加大对私人产品性医疗服务项目的税收力度，一次减弱商业化私人服务；再次，加强医疗服务疾病控制和健康教育方面的投入以及加大医疗服务的科研支出，依此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
3.调整我国医疗卫生服务的支出方向。我国的医疗服务支出方向应注重向公共卫生、基层公共卫生、、基本医疗保障的财政支出，逐步加大对初级卫生保健、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城乡医疗救助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卫生人才培养方面的财政资金支持。
4.科学构建医疗卫生政府支出的责任分担机制。各级政府应在明确自身医疗卫生事权的基础上，构建支出责任分担机制，责任的划分应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收入水平和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目标为依据，综合考虑人口、消费水平、物价指数等因素，确定各级政府在医疗卫生支出中的分担比例。
5.完善政府医疗服务监管职能。目前，在我国的医疗服务体制改革中仍没有明确政府医疗服务机构的监管职能，在实际的运行当中对于外部较强的公共服务的件管理力度还有待提高。因此，我国政府应尽快完成医疗服务机构的监管体制，强化其监管职能和医疗服务的审核体制，通过有效的约束机制来维护病人的权益。此外，还需要建立相应的预算外资金监管制度，以限制医疗服务机构能力的无限制扩展。
6.合理控制药材市场价格。首先，建立完善的药材储备库。目前我国面临中药材供给不足，国家药材储备不足等问题，若是遇到中的疾病灾害，便会出现药价上涨，不利于我国卫生防御和通货膨胀的抑制。为了解决此问题，应尽快建立完善的药材储备库，以保证我国医疗服务中药材的供需稳定，进而有效的控制市场药材价格。其次，规范药材市场。第一要严格禁止药品的改名换价；第二，在保证药品的质量的前提下降低药品的外包装，从而降低药品的价格；第三，严格规范药品市场的供需，以防止各商家为利益而提升市场价格；第四，政府应采取相应的措施给予药品制作厂一定的补贴，从而降低药品的生产成本，降低市场药品的价格。
三、结束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