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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实证分析范文1
目前，行政管理专业硕士论文选题还比较粗疏，影响论文质量提升。一些学者对硕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展开了研究。徐金平（2006）对当前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一些硕士论文选题盲目求“大”、求“新”、求“异”，或者论文选题过于平淡，体现不出应有的开拓性。[1]周毅（2009）分析了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的原则，即根据研究目的、实力、条件、兴趣和独到见地，结合地方特色、社会实际、学术价值和科学发展趋势选题，“小题大做”、扬长避短原则。[2]雷伟伟、袁占良（2008）探析了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与创新能力培养的关系。[3]吴赞敏、梁旭巍（1997）分析了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与论文质量的关系[4]。孙国强（2007）[5]，李志义、刁玉玮（1995）[6]对研究生学位论文的选题来源、方法和技巧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学位论文选题是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环节，在选题时，研究生既要从不同来源确定选题，又要掌握正确的选题方法，同时还要掌握一定的选题技巧。以往研究主要是把学位论文选题作为一个抽象的一般概念进行研究，即不根据专业特征对一般学位论文共性进行分析，对某一专业学位论文选题深入分析较少。随着公共领域面临问题的复杂性、多样性程度的加深，行政管理硕士有更多“文章”可做，这些“文章”选题质量值得研究。本文运用内容分析法对“CNKI-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中截至2014年10月30日显示被引用过的2011至2013年行政管理硕士（学术型，下同）学位论文样本的选题质量进行实证研究。
1研究框架及假设
20世纪90年代，行政管理专业归属发生变化，即从政治学下的二级学科中脱离，成为独立的学科，行政管理专业由原先的理论型向实务型转变[7]。斯托克斯不赞同“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二分法，他提出了四象限体系分别是，高基础、低应用的波尔象限、高应用、低基础的爱迪生象限、双高的巴斯德象限，以及双低的以训练为目的的象限。[8]
行政管理专业学生选题可能表现出显著的解决问题导向，与此同时，社会对硕士研究生的理论水平有较高期望。解决问题导向的研究需要进行大量的经验主义方法收集资料。按照行政学常用的收集资料的方法，将收集资料的方法分为非经验主义方法和经验主义方法，经验主义方法包括问卷调查、实地访谈、参与观察、受控田野调查或实验法。[9]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运用经验主义方法会受到客观条件限制，他们可能会转而借助于非经验主义方法，最常见的就是文献法。虽然采取文献法能够低成本、便捷地收集资料，但不利于硕士研究生创新，知网、万方等数据库可能成为一些人“加工论文”的工具。论文相互借鉴、模仿，大量选题重复。本文提出假设：行政管理硕士学位论文选题位于“高应用、低基础”的爱迪生象限和“低应用、低基础”的学生实验象限。
2类目及样本选取
根据研究目的，同时，在参考相关学者的研究基础之上，设计分析类目，包括研究主题、研究层次。研究主题划分为行政理论、城市治理、行政体制、公共财政、绩效管理、人力资源、公共服务、政社关系、公共危机、网络舆情、政府规制、公共政策、电子政府、服务型政府、行政伦理、政府职能等子类。研究层次借用W·理查德·斯科特（W.RichardScott）提出的研究组织的三个分析层面，即社会心理层面、组织体层面和生态群层面[9]。其中，社会心理层面关注个体行为；组织体层面关注组织结构和过程；生态群层面关注环境中的组织群。本文的分析单元是文献题名、年份、出版者等。在进行样本分类时，不可避免的参杂了主观判断因素，为提高分析的信度，在导师、同学中背对背进行相同数据分类。减少主观判断成分。
本文在“CNKI-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当中，分年度筛选出一级学科代码为“120401”（即行政管理专业）的硕士论文，按照被引用次数进行排序。对其中被引用过的论文进行分析。其中，2012年、2013年被引用过的论文共495篇，全部抽样。由于时间越长，被引用次数也随之增加，如2011年当年知网平台收录的论文，当年被引用1次，在随后的两年可能再次被引用，因此，2009年至2011年被引用论文总体规模大，为方便研究，采取系统抽样方法，选取458个样本。样本容量为953个。
3结果与分析
3.1硕士研究生选题偏好分析
如图1所示，行政管理硕士学位论文选题偏好比较明显，主要集中在公共危机与网络舆情、政社关系、公共服务领域，其他领域的选题则比较分散，每一主题的样本占比都不足10%，7.56%的选题难以归类。
①研究政府与社会关系问题。具体表现为研究政府和非政府公共部门、社区等公民自组织之间的角色关系，以及公共服务外包、公民参与等问题。其中，研究社会组织的占35.03%，涉及政府对社会组织的管理和培育，如《云南省社会组织培育机制研究》、《我国基金会的资金管理研究》、《我国非营利组织税收政策现状及问题研究》等；社会组织作为多元主体参与治理过程，如《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互动关系研究》、《我国公共危机管理中的非营利组织参与研究》、《民间组织参与农村公共服务研究》等；以及准政府社会组织，如工会、妇联等职能，如《社会管理创新视角下的工会职能定位研究》等。研究社区治理的占24.08%，研究社区治理的样本中51.52%对某个案例或多案例进行实证研究，如《我国城郊撤村建居社区治理研究——以青岛市黄岛区为例》、《北京建设世界城市背景下社区文化建设研究——以麦子店社区为例》。此外，这一类的研究还包括研究事业单位改革，如高校去行政化、医院“管办分离”；村民自治、公民参与等问题。
②研究公共危机以及网络舆情。涉及的范围包括公共危机的诱发机制，政府同其他主体对公共危机、网络舆情的治理，其中，公共危机的研究以群体性事件为主。如《我国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制研究》、《征地拆迁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及其对策研究》、《政府在公共突发事件中的微博舆情应对》、《网络舆论危机中的政府应对策略研究》。
③研究政府提供文化、公共交通等公共产品、公共服务职能，以及区域、城乡之间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以下简称为“公共服务”）。专门研究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样本21个，占这公共服务样本总数92个的22.83%。研究公共服务的样本呈现出地域化、本土化色彩，针对西部地区，或是针对某一特定地区进行研究，如《西部地区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研究》、《鄂尔多斯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研究》、《泰安市农村公共文化事业投入问题研究》。有2个样本介绍国外经验，分别是英国公共服务改革、新加坡住房制度。此外，养老问题的研究较多，其次是就业和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
从研究层次上看，近五年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偏好生态群层面的研究。研究生态群层面的样本数405个，占总数的42.50%；研究组织体层面的样本数366个，占总数的38.41%；研究社会心理层面的样本数126个，占总数的38.41%；其他样本数56个，占总数的5.88%。由此可见，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偏好将政府置于外部环境当中，与外部环境、其他主题互动的外部视角。研究政府自身的内部视角占了较小份额。
不难看出，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偏好的研究主题与研究层次与近五年热点问题存在相关性。社会矛盾凸显、社会群体利益诉求上升，公共部门对公平性、回应性赋予更高的价值，需要理清政府权力边界，给社会更多的发展空间，但仍然强调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责任，尤其是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行政管理领域的研究者一般将“治理”理解为一种角色关系，将好的治理理解为多元主题的共同治理，这一领域的研究增加。研究这类角色关系的论文占总体的比重由2009年的12.03%上升到2013年的65.42%。
行政理论研究数量很少，只有三篇论文，分别是对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和战略管理理论进行描述。行政管理硕士学位论文一般会对相关理论进行表面化的引用，如研究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论文，堆砌引用治理理论、政府失灵理论等，而文章主体部分脱离理论展开，理论游离于文章之外，“两张皮”现象较多。行政管理专业更多体现为一种“工具”，而不是一门“科学”。
3.2硕士研究生选题重复现象分析
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选题较为集中。前已述及，选题偏好集中在三个研究主题，而其他研究主题样本数量较少。以“公共财政”为例，每年“公共财政”的选题样本数占当年样本总数的比重都不超过5%。研究的具体内容也较为单一，缺乏非税收入管理、国库集中收付制度等内容，对公共预算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研究公共预算的透明性，如《公共预算透明保障机制构建研究》、《预算民主视角下我国公众参与政府预算的研究》等。选题呈现出两极化趋势。此外，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选题重复现象也比较突出。如表1所示，同一选题下存在多个样本。
对行政管理硕士学位论文选题偏好、选题的集中重复情况的分析验证了假设，即行政管理硕士学位论文位于“高应用、低基础”的爱迪生象限和“低应用、低基础”的学生实验象限。
4选题质量提升对策
行政管理硕士学位论文的选题紧趋政治热点、社会问题，基础性研究较弱，理论应用堆砌、表面化；集中、重复的选题较多，选题结构失衡，多数停留在“低应用、低基础”的“学生实验”阶段，研究价值不高。究其原因，首先，硕士研究生原著阅读量有限。硕士研究生对原著缺乏兴趣，仅仅针对热点问题提出研究问题，利用二手资料对理论进行零散化的理解，由于缺乏理论积淀，难以上升到一定层面。因而对理论的应用呈现堆砌化、表面化。
其次，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实证研究“短板”。习惯于采用非经验主义研究方法收集二手资料，在知网、万方等平台收集期刊、论文资料后，进行整理、修改。通过非经验主义方式进行资料搜集，相比实证研究更加简单便捷，但过多的依赖二手数据写作论文，难免造成研究的重复，而且许多论文都仅仅是对前人研究的成果稍作修改，并非对现有成果的发展和创新。可以预见如果研究生没有从意识上消除对二手数据的依赖，在研究中不愿意实践和创新，行政管理专业未来的论文质量将大打折扣。
以上分析可知，提升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选题质量可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强化硕士研究生经典阅读意识。目前的激励机制，易导致研究生过分关注、参加课题、学术会议数量，潜心钻研原著的时间和兴趣减少。可以考虑适当改进目前的评价机制和方法。二是倡导研究生实证和创新精神。消除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对二手资料的过度依赖，为硕士研究生创造多途径开展问卷、访谈等经验研究，增加用于课堂外的时间，让他们真正了解现实问题，同时，优化研究生课程设计，增加计量经济、统计分析方法等课程，提升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数据挖掘、深入分析能力。
参考文献：
[1]徐金平，韩延伦.当前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存在的问题及建议[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6，01：42-45.
[2]周毅.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原则及方法[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9，10：34-41.
[3]雷伟伟，袁占良.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与创新能力培养[J].中国电力教育，2008，15：56-57.
[4]吴赞敏，梁旭巍.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方法与论文质量的研究[J].天津纺织工学院学报，1997，03：29-32.
[5]孙国强.研究生学位论文的选题来源、方法与技巧[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高等教育版），2007，03：21-23+27.
[6]李志义，刁玉玮.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浅议[J].高等教育研究，1995，04：15-16.
[7]何艳玲.我们在做什么样的研究：中国行政学研究评述[J].公共管理研究，2007，00：21-42.
[8][9]（美）W.理查德·斯格特（W.RichardScott），杰拉尔德·F·戴维斯著.组织理论：理性、自然和开放系统[M].高俊山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9-20.
基金项目：
本文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14年研究生教育教学理论研究课题“行政管理硕士学位论文选题质量分析及提升对策研究”（项目号：2004JY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统计学实证分析范文2
[关键词] 高血压；妊娠期；葡萄糖耐量受损；空腹血糖
[中图分类号] R714.2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674-4721（2011）02（c）-186-02
众所周知，糖代谢改变是孕期重要的生理变化之一，妊娠合并糖尿病是指在原有糖尿病的基础上合并妊娠者或妊娠前为隐性糖尿病，妊娠后发展为糖尿病，属高危妊娠，对母儿均有较大危害，自胰岛素应用于临床，糖尿病孕产妇及其围生儿死亡率均显著下降，孕产妇糖尿病的临床过程较复杂，至今母婴死亡率仍较高，必须引起重视。而糖耐量降低对妊娠期高血压的影响报道较少，且存在争议。本文通过将在本院产科住院分娩的孕妇中随机抽取患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的48例患者根据年龄分成3组，同时选择正常孕妇16例作为对照，分析其糖耐量结果，探讨糖耐量异常对妊娠期高血压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文研究对象为2007年7月~2010年2月在本院产科住院分娩的单胎孕妇，年龄19~38岁，平均（24.2±3.0）岁。最后选择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患者48例作病例组，将其随机分为3组，19~25岁为A组，25~30岁为B组，30~38岁为C组。同时随机抽取与病例组匹配的正常孕妇16例作为对照组。4组一般资料情况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检测方法
对所有健康孕妇于24~28周行口服50 g葡萄糖筛查，将50 g葡萄糖溶于200 ml温水中，孕妇于晨间空腹5 min内饮完，从开始服糖水时计时间，1 h抽肘静脉血测血糖，若血糖>17.8 mmol／L为糖筛查阳性；则进一步做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孕妇于晚餐后禁食。次日晨做试验。抽空腹血后，将75 g葡萄糖溶于200 ml温水中，于5 min内饮完，服糖1、2、3 h分别抽肘静脉血测血糖。
1.3 统计学处理
本文组间率的比较采用t检验。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病例组餐后2 h血糖（2 hPG）水平均高于对照组，而且随着年龄增长2 hPG水平逐渐升高，其中B组与A组、C组与B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妊娠高血压疾病是很常见的，又因常合并产科出血、感染抽搐等，是孕产妇及围生儿死亡的主要原因。目前按国际有关分类，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包括：妊娠期高血压、先兆子痫、子痫、原发高血压并妊娠及因肾病、肾上腺疾病等继发高血压并妊娠等[1]。平均发病率为9.2%，其中的轻度、中度、先兆子痫、子痫发病率分别为4.7%、2.6%、1.7%、0.2%，病因至今不明[2]。
糖耐量说就是人体对葡萄糖的耐受能力，如果糖耐量试验服糖后2 h血糖介于7.8~11.1 mmol/L，表明机体糖耐量能力减低，也就是说身体对糖的吸收和利用比正常人差了。 糖耐量减低无明显不适感但一定不可掉以轻心[3]。资料显示，糖耐量异常发生妊娠高血压疾病的发生率为10%~30%。糖耐量异常导致妊娠高血压疾病可能与以下因素有关：妊娠期胎盘分泌抗血糖的各类激素，如孕酮、胎盘泌乳素、催乳素及雌激素等，导致周围组织对血糖反应敏感性下降[4]。同时妊娠期肾糖原异生作用增加，肌肉和脂肪摄入葡萄糖降低以及肝脏分解糖原与糖异生作用受到抑制，血糖水平升高，促进肾脏钠的重吸收增加，血容量增加[5]。遗传因素也是妊娠高血压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包括引致胰岛素抵抗和胰岛素分泌缺陷的基因，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则发生糖耐量受损[6]。
本文对妊娠高血压疾病孕妇空腹血糖（FPG）正常者48例在晚期妊娠时的葡萄糖耐受能力以及在不同年龄组的差别进行了对比观察。发现病例组2 hPG水平均高于对照组，而且随着年龄增长2 hPG水平逐渐升高。病例组各小组2 hPG升高率均高于对照组，随着年龄增长2 hPG升高率也逐渐增加。
总之，妊娠高血压疾病孕妇与糖代谢异常发病率之间有一定联系，与复杂的高危因素无关，所以对不同年龄孕妇进行糖耐量试验可作为预测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的一种有效方法之一，而且易操作，经济有效，值得临床推广。
[参考文献]
[1]谭华云,董素芹,朱玉春,等．妊娠高血压疾病与胰岛素抵抗及脂代谢异常的关系[J]．淮坊医学院学报，2008，30(5)：416-418．
[2]张丽华,赵艳丽,妊娠高血压疾病患者胰岛素抵抗及其与脂联素的关系[J],中外医疗,2008,26:41-42．
[3]Mc Mahou MJ,Ananth CV,Liston RM.Gestational disabems mellitus．Risk factors，obstetric complications and infant outcomes[J].J repord Med,1998,43(4):372．
[4]Berkowity KM.Insulin resistance and preeclampsia[J].Clin Perimtol,1998,25(4):873．
[5]乐杰.妇产科学[M].6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4:160．
统计学实证分析范文3
【摘要】 目的 分析食道、贲门癌患者术前肺通气功能及血气分析状况对术后肺部并发症的影响。方法 242例食道、贲门癌患者术前均行肺通气功能测定及血气分析。设肺功能正常者(152例)为A组;肺功能异常者(90例)为B组;肺功能及血气均正常者(145例)C组;肺功能及血气均异常者(31例)D组，分别比较其术后肺部并发症情况;同时分析肺功能、血气相关指标与肺部并发症的关系。结果 B组肺部并发症率高于A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关键词】 食道肿瘤; 贲门肿瘤; 肺通气功能; 血气分析; 并发症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value of preoperative respiratory ventilation function and indexes of aterial bloodgas in predicting postoperative pulmonary complications of the esophagus and cardia carcinoma.Methods Respiratory ventilation function and indexes of aterial bloodgas were performed on 242 patients with esophaguscardiac carcinoma.Preoperative pulmonary function of 152 cases(group A) was normal;the other 90 cases accompanying pulmonary disfunction were included into group B.145 cases(group C) showed normal pulmonary function and indexes of aterial bloodgas while 31 cases(group D)indicated abnormal pulmonary function and indexes of aterial bloodgas.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ulmonary function，the indexes of aterial bloodgas and postoperative pulmonary complications was analyzed.Results The incidence of pulmonary complications in group B was higher than in group A，which showed variance statistically(P
【Key words】 Esophageal neoplasm; Cardiac neoplasm; Respiratory ventilation function; Bloodgas analysis; Complication
近年来，随着吻合技术的不断提高和围手术期处理的重视，食道、贲门癌术后吻合口瘘的发生率明显减少，肺部并发症成为更具危险的因素[1]。我院2007年1月～2008年8月共开展食道、贲门癌手术242例，术前患者均行肺通气功能及血气分析测定，现对术前肺通气功能及血气分析对食道、贲门癌术后肺部并发症的影响分析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 本资料242例，其中男203例，女39例，年龄44～81岁，平均年龄(59.2±10.3)岁。有吸烟史126例，占52%。均伴高血压、冠心病26例，糖尿病20例。手术行左胸第七肋间后外侧切口或胸腹联合切口，主动脉弓下食道-胃端侧吻合186例;左胸切口，主动脉弓上食管-胃吻合38例;右胸、上腹、左颈“三切口”，食管-胃颈部吻合18例。
1.2 方法 (1)术前肺通气功能测定：应用全自动肺功能测量仪测定患者最大通气量(FVC)、第1秒最大呼气量(FEV1)、FEV1/FVC、每分钟最大通气量(MMV)、用力肺活量为25%、75%时的气流量(FEE25、FEE75)指标。术有肺通气功能测量值中实测值低于预测值的70%为肺通气功能异常[2]。本资料肺功能正常152例，设为A组;肺功能异常90例，设为B组。其中阻塞性通气功能障碍36例，限制性通气障碍17例，混合性通气障碍8例，肺弥散功能异常14例，肺通气功能障碍合并弥散功能异常15例。(2)术前血气分析测定：应用血气分析仪测定本组所有患者术前非吸氧安静状态下动脉血气情况，主要观察指标为SaO2和PaCO2以SaO245 mm Hg为异常。全组患者血气分析异常者38例，占15.7%。肺 功能测定和血气分析均正常145例，占[6] 许钟毓，谢龙发.高眼压状态下青光眼手术治疗临床观察[J].齐齐哈尔医学院学报，2007，28(9):10471049.
[7] 黄 胜.持续性高眼压青光眼小梁切除术的临床疗效评价[J].眼外伤职业眼病杂志，2008，30(8):638640.(收稿日期：20100305)59.9%，设为C组;肺功能测定和血气分析均异常者31例，占12.8%，设为D组。A、B、C、D四组患者年龄、性别、手术方式方面无差异，具有可比性。
2 结果
2.1 患者肺功能测定及血气分析结果 见表1。表1 242例患者术前肺功能测定及血气分析结果
2.2 术后并发症情况 术后肺部并发症以肺部感染、肺不张及呼吸衰竭最多见。术后早期死亡2例，均为严重肺部感染合并呼吸衰竭。2例死亡病例术前肺功能、血气参数平均为FVC 58%、FEV1 47%、MVV 39%、SaO2 89%、PaCO2 46 mm Hg。见表2。表2 242例患者术后并发症情况
2.3 术后肺部并发症情况 B组术后肺部并发症率高于A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7.16，P
2.4 导致肺部并发症发生的肺功能、血气危险指标 当术前FVC、FEV1、MMV、FEE75低于70%预估值，或SaO245 mm Hg时，其术后肺部并发症均明显增高(P
3 讨论
手术是食道、贲门癌首选的治疗方式。食道、贲门癌患者多数为老年人，常合并慢性阻塞性肺病，食管切除及消化道重建手术创伤大，手术时间较长，术侧肺和肺门常受到挫伤和挤压，因而肺部并发症较易发生，占术后并发症的首位。有报告其术后发生率为10.3%～16.2%[3]。我们的资料显示食道、贲门癌术后肺部并发症为14.1%，明显高于其他系统并发症，其中又以肺部感染、肺不张多见。本组2例死亡病例直接死因均为呼吸系统并发症，可见呼吸系统并发症已成为食道、贲门癌术后早期死亡的主要因素之一。
本资料显示，肺通气功能测定异常者术后肺部并发症发生率较正常者高(P
本组资料提示，术前肺通气功能指标FVC、MMV、FEV1、FEE75(%)，血气分析指标SaO2、PaCO2在预测食道、贲门癌患者术后肺部并发症方面更有价值，是良好的筛查指标。目前MMV、FEV1已被假定为预测术后肺部并发症的重要指标[5]，可反映气道阻塞程度及患者的呼吸储备，呼吸肌肉强度和动力水平，其预测值下降提示术后更易发生肺部并发症。本资料还显示预测小气道功能的指标FEE75(%)45 mm Hg时则可能提示肺泡通气不足，2者可作为术前粗筛，但其敏感性及特异性较差，单一测定值不能否认手术。
目前，虽然食管、贲门癌患者肺功能检查对术后肺部并发症的推测方面暂无一确定的标准，但本资料提示FVC、MMV、FEV1、FEE75(%)可作为较好的判断指标，再结合动脉血气分析指标，对于食管癌、贲门癌患者的术后肺部并发症推测方面有参考价值。对于术前MMV、FEV1达不到70%、且血气分析又提示有通气功能不全，特别是有明确的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的老年患者，在手术适应证的选择上需持谨慎的态度。
参考文献
[1] Sabanathan S，Shah R，Mearms AJ，et al.Results of surgical treatment of esophageal cancer[J].J Royal College of Srug Edimburgh，1996，41(6):295.
[2] Roukema JA，Carol EJ.Prins JG.The prevention of pulmonary complications after upper abdominal surgery in patients with noncompromised pulmonary status[J].Arch Surg，1988，123(1):3034.
[3] 王国祥，张孝轩，张中明.[J].徐州医学院学报，1998，18(4):307308.
统计学实证分析范文4
[关键词] 肺肠同治法；宣白承气汤；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肺热腑实证；炎症指标；肺功能
[中图分类号] R5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6）05（a）-0081-05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the method of treating lung and intestine simultaneously for the inflammatory indicators and lung function of patients with acute exacerbation of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s （AECOPD） with syndrome of excessive fu-viscera caused by lung-heat. Methods Eighty cases of patients with AECOPD with syndrome of excessive fu-viscera caused by lung-heat hospitalized in Department of Respiratory Medicine， Nankai Hospital of Tianjin City from January 2014 to July 2015 were chosen， an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reatment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by random number table， with 40 cases in each group. Both groups were given conventional therapy，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added with representative prescription of treating lung and intestine simultaneously： Xuanbai Chengqi Decoction， orally， 7 d was as a course. The temperature， white blood cell （WBC）， percentage of neutrophils （N%）， C reactive protein （CRP） before treatment and after treatment for 2， 5， 7 days in the two groups were detected， the length of stay， clinical effect， lung function and blood gas analysi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i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reatment group was 92.5%， which of control group was 82.5%，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The temperature， WBC， N%， CRP of the two groups after treatment were all bett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 the differences were all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and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ose of control group （P < 0.05）. The length of stay in the treatment group [（11.12±1.78） d] was short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 [（13.76±1.31） 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The forced expiratory volume in first second （FEV1）， percentage of FEV1 accounted for predicated value， FEV1/forced vital capacity （FVC）， FVC of the two groups after treatment were all bett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 the differences were all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the FEV1 and percentage of FEV1 accounted for predicated value after treatment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of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The pH value， arterial partial pressure of oxygen， arterial partial pressure of carbon dioxide of the two groups after treatment were all bett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 the differences were all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ll P < 0.05）， and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ose of control group （P < 0.05 or P < 0.01）. Conclusion The method of treating lung and intestine simultaneously can reduce the inflammatory reactions of patients with AECOPD with syndrome of excessive fu-viscera caused by lung-heat， improve clinical symptoms， lessen hospital stay， enhance lung function， the clinical effect is better.
[Key words] Method of treating lung and intestine simultaneously； Xuanbai Chengqi Decoction； Acute exacerbation of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s； Syndrome of excessive fu-viscera caused by lung-heat； Inflammatory indicators； Lung function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为临床常见的慢性进行性疾病，其突出特征为不完全可逆气流受限[1]。肺脏主要受累，肺外组织器官也常有不良反应[2-5]。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AECOPD）常常在COPD基础上因细菌、病毒等因素致使COPD患者病情进一步发展[6-10]。本研究通过观察肺肠同治法治疗AECOPD肺热腑实证患者炎症指标、肺功能的变化，对比两组临床疗效，为肺肠同治法治疗AECOPD肺热腑实证提供临床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4年1月～2015年7月于天津市南开医院（以下简称“我院”）呼吸内科住院的AECOPD肺热腑实证患者80例作为研究对象。80例患者均符合AECOPD诊断标准（目前AECOPD的诊断完全依赖于临床表现，即患者主诉症状的突然变化，如呼吸困难、咳嗽、咳痰情况超过日常变异范围），并符合中医肺热腑实证诊断标准，主症：咳逆喘息气粗，胸满，咳痰黄或白，黏稠难咳。兼次症：身热，烦躁，目睛胀突，漫黄，便干，口渴欲饮；或发热微恶寒，咽痒疼痛，身体酸楚，出汗。舌象：舌质红或边尖红，舌苔黄或黄腻。脉象：滑数或浮滑数。腑实者：腹满、便秘、大便不爽。同时排除存在以下情况者：①合并肝病、肾病、代谢性疾病及其他严重疾病如肺结核、肺癌等；②精神病患者；③不同意参加本试验者；④经检验证实为结核、肿瘤或过敏等因素引发长期咳喘患者。
将80例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40例）和对照组（40例）。治疗组男19例，女21例；平均年龄（68.71±15.83）岁；平均病程（21.31±8.20）年。对照组男22例，女18例；平均年龄（67.92±13.71）岁；平均病程（20.97±7.69）年。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病程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两组患者均给予常规治疗：①氧疗：低流量吸氧（1～3 L/min）。②盐水加α-糜蛋白酶雾化促进痰，qd。③应用茶碱类药物：多索茶碱（宁波市天衡制药有限公司，规格100 mg/支，生产批号20120304）0.2 g静脉点滴，qd。④抗生素控制感染：留痰作培养后暂予莫西沙星（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规格0.4 g/瓶，批准文号：国药准字J20090132）0.4 g，静脉滴注，qd，然后根据药敏试验结果选用敏感抗生素。治疗组在上述治疗的基础上给予宣白承气汤（生石膏、瓜蒌皮各20 g，生大黄9 g，苦杏仁15 g），水煎，温服，每日1次。分别取上述药材洗净并浸泡30 min，用水煎煮提取2次，先用武火迅速煮沸，改用文火维持15 min，合并滤液，浓缩到适量，真空包装。该方由我院药房提供并统一代煎。疗程7 d。
1.3 标本采集及指标测定
分别采集两组患者治疗前和治疗后第2、5、7天空腹肘静脉血，送检验科查血常规、C反应蛋白（CRP）。同时测量两组患者治疗前以及治疗后第2、5、7天的体温。监测肺功能：分别记录治疗前后第1秒用力呼气量（FEV1）、FEV1占预计值的百分比、FEV1/用力肺活量（FVC）、FVC。监测动脉血气分析：采用德国拜耳全自动化血气分析仪Bayer（型号Rapidlab855）于治疗前后取外周动脉血1 mL（肝素抗凝）行血气分析，观察pH值、动脉血氧分压（PaO2）、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PaCO2）。
1.4 疗效判定标准
疗效判定标准参照文献[11]。显效：咳嗽、咳痰和呼吸困难等临床症状明显减少或消失，发绀、肺部音等临床体征明显减少或消失；有效：咳嗽、咳痰、呼吸困难等临床症状减轻，发绀、肺部音等临床体征减轻；无效：咳嗽、咳痰、呼吸困难等临床症状无改善或病情恶化，发绀、肺部音等临床体征无改善或病情恶化。总有效率=（显效+有效）/总例数×100%。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7.0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疗效比较
治疗组显效23例，有效14例，无效3例，总有效率为92.5%；对照组显效20例，有效13例，无效7例，总有效率为82.5%。治疗组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2.2 两组住院天数比较
治疗组住院天数为（11.12±1.78）d，对照组为（13.76±1.31）d，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2.3 两组治疗前后体温及炎症指标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体温、白细胞计数（WBC）、中性粒细胞百分比（N%）、CRP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治疗后两组患者体温、WBC、N%、CRP均较治疗前明显好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且治疗组治疗后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1。
2.4 两组治疗前后肺功能指标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FEV1、FEV1占预计值的百分比、FEV1/FVC、FVC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治疗后两组患者FEV1、FEV1占预计值的百分比、FEV1/FVC、FVC均较治疗前明显好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治疗后，两组FEV1、FEV1占预计值的百分比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而两组FEV1/FVC、FVC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2。
2.5 两组治疗前后动脉血气分析比较
治疗前两组动脉血气分析pH值、PaO2、PaCO2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治疗后两组pH值、PaO2、PaCO2均较治疗前明显好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且治疗组治疗后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或P < 0.01）。见表3。
3 讨论
COPD的特点为不完全可逆性气流受限，常因感染诱导发病[12]，AECOPD患者临床表现为短期内咳嗽、咳痰、气促、呼吸困难等症状加重，常有发热症状。目前临床上治疗手段往往以抗感染、扩张支气管、吸氧等西医方法为主，效果并不显著，并且疗程长，疗效差[13]。我们力求从中医上能找到更好的方法[14]。中医《华佗神方》中孙思邈论述：“肺与大肠相表里，肺疾则大肠之力不足，故便不畅，或便后失力，上无感，下不应也。若大肠过疾，则肺之鼓动力受阻，故气常不舒，或增咳嗽。干不强，枝亦弱也。先生治咳嗽，而用吐剂，知其化脓毒，侵于腠理耳。视若甚奇，实则无奇也。”“肺与大肠相表里”这一理论在中医理论体系中有其特殊意义，很多学者在“肺与大肠相表里”理论指导下，广泛开展了肺与大肠的理论实验研究[15]、临床疗效观察研究[16]，不断地从各个领域、各个层次探讨“肺与大肠相表里”理论的科学内涵和应用意义。现代药理研究肺肠同治主要有5个方面的作用：①通腑可使胃肠蠕动加强，促进排便或排气，使腹压降低，胸肌运动幅度加大，直接改善患者的呼吸功能。②通腑还可使滞留于肠道的病原体及其毒素和各种肠源性有害物质、机体代谢产物排出体外，促进机体的新陈代谢，改善微循环，从而保护了机体重要脏器（心、肺、肝、肾、脑）的生理功能。③通腑不仅可增加肺的通气，还可以改善肺的换气功能。④生大黄具有抗感染、活血化瘀的作用，可以使气道痉挛缓解，痰量减少而易咳出。⑤肺泡巨噬细胞有强大的吞噬和细胞内杀伤作用，因而对机体有重要的防御保护功能，同时在免疫反应中也有重要作用，而通腑调肺法可刺激肺泡巨噬细胞分泌增多，从而提高肺部免疫功能。临床治疗中，根据“肺与大肠相表里”的理论制订相应的治法，在临证多种疾病中较之单纯的脏病治脏法和腑病治腑法，疗效显著提高。“肺热腑实证”是AECOPD的主要证型[17]。《温病条辨》中宣白承气汤是肺肠同治的代表方剂法，为治疗“下之不通”的方法，治疗“肺与大肠”同病证的患者[18]。方中生杏仁、石膏、瓜蒌皮清肺化痰，生大黄通腑泻热[19]，有研究显示，宣白承气汤可使抑炎因子与促炎因子维持一定平衡状态[20-25]，抑制炎性反应。四药合用，肺肠同治，抗菌抑酸。肺热腑实证型在AECOPD中是很常见的证型。而临床上，出现肺炎肺肠同病时，医生往往采用清热、化痰的方药，治疗AECOPD的常用方剂中并无肺肠同治法的方剂。而肺肠同治法的代表方剂宣白承气汤可以宣通肺气，通条肠腑；现代药理研究提示，宣白承气汤可以抗炎，提高机体免疫力，促进肠蠕动，调节体温中枢，减少肠毒素的吸收，无论从方剂组成还是现代医学研究，都可以很好地改善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症状[26-27]。
本研究结果提示，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应用宣白承气汤治疗AECOPD，有利于呼吸道感染的控制，进而改善肺功能及血气分析，提高治疗效果，具有一定的临床价值，值得进一步推广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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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实证分析范文5
关键词：R&D投入及产出;所得税优惠;流转税优惠
研究与试验发展简称为R&D，是技术创新的核心部分，是企业形成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源，企业R&D投入大小反映了企业的技术创新规模，是企业科技实力的重要指标。企业R&D的产出主要表现为企业专利技术的形成，以及转化为最终新产品的投产。早在1999年国家就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以鼓励企业技术创新，特别是2008年开始实施的新《企业所得税法》以及一系列以特定产业为对象的优惠政策，通过有条件的税额减免，调动了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带动了R&D的投入。根据《茂名统计年鉴》和《广东省科技年鉴》数据披露茂名市社会R&D支出从2001年的12000万元增长到2012年的89234.9万元，增长幅度为643.6%，在此期间专利申请个数由2001年的75件增长至2013年的2530件，增长幅度为3273.3%，高新产品总值从由2001年的17.27亿增长至2012年的70.42亿，增长幅度为307.8%.激励技术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分为所得税优惠激励和流转税优惠激励，然而两者是否都对R&D的投入产出的所有指标产生激励效应？本文拟以茂名市2001至2013年的社会R&D投入产出指标为样本，对以上问题进行实证分析。
一、文献回顾
在税收激励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研究方面，吴秀波（2003）先详细介绍国外对于税收激励研发效果的评价方法，在此基础上采用实证分析了我国R&D支出税收激励效应，结果显示我国当前税收激励对于R&D支出影响十分有限。[1]方重、杨昌辉、梅玉华（2010）以2007年全国9000家企业为样本，根据相关数据，构建了企业自主创新与税收优惠政策相关性的B-index模型，测算出我国企业自主创新研发投入的成本弹性约为0.4%-0.7%，即税收优惠政策每降低企业自主创新研发成本1%，终会促使企业自主创新投入增加0.4%-0.7%。即政府每减免企业一元钱并不能换来企业增加一元钱研发支出的结果，由此得出我国现行激励企业自主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的低效性。[2]李嘉明、乔天宝（2010）通过建立税收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短期和中长期效应模型，通过实证分析不同税种的优惠对高新技术产业现时和未来发展的影响，所得结论认为所得税优惠和增值税优惠都能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现时的发展，但对于高新技术产业未来的发展，所得税优惠则能更好地发挥其效应。[3]周阿立（2010）以2007、2008、2009三年上市公司年报为对象，通过建立多元线性回国模型分析了新《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变化对上市公司R&D投入的影响，其结果显示所得税税负与R&D投入强度呈显著负相关，即降低所得税税负对R&D投入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4]。本文将沿用上述学者研究方法，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茂名市2001至2013年所得税优惠政策与流转税优惠政策对社会R&D投入产出指标的影响效应。
二、样本选取和研究假设
（一）样本选取
本研究样本对象为2001-2013年茂名企业所得税优惠与流转税优惠对社会R&D投入产出指标影响，其中社会R&D投入指标为茂名当年R&D支出总额、产出指标分别为当年专利申请个数及当年高新技术产品产值。数据来源于《茂名统计年鉴》、《广东科技统计年鉴》、《广东省财政年鉴》以及广东科技厅网站，并进行了相关的整理。
（二）研究假设
R&D是技术创新的核心，其投入大小反映了企业的技术创新规模。R&D投入的产出成果表现为企业专利技术的形成，而专利技术的产品化和市场化是企业R&D活动的最终目的，即R&D投入产出链条传递为：R&D投入――形成核心技术――新产品市场化。
首先，社会R&D投入尤其是企业R&D投入过程中，高风险与高成本相互并存。降低研发成本意味着降低研发风险，研发成本来自于企业投入研发的各种资金成本、人力资源成本、运营成本等，它们恰好是企业所得税的核算，如果政府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将企业所得税的部分收益渡让给企业，如直接进行税基扣除，则有利于企业降低研发成本，R&D投入的意愿便会加强。现行所得税优惠政策中如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资产加速折旧、创投企业投资抵减、特定企业低税率优惠等，都为企业降低研发成本和风险提供了机会。由此提出第一个假设：
H1：相较于流转税优惠，所得税优惠更能激励企业R&D投入。
其次，R&D投入最终成果具体表现为专利技术的形成。但促使专利技术形成的不但包括企业自身研发费用的支出，还包括许多市场需求的拉动，如单位或个人的技术转让、咨询，科技服务企业的培育等，这些由市场需求拉动的交易更多的涉及流转税中营业税的征收。如果政府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将营业税的部分收益渡让给技术项目的买卖双方，则有利于降低专利技术的开发与交易成本，会促进更多的专利项目形成。由此提出第二个假设：
H2：相较于所得税优惠，流转税优惠更能促使专利技术的形成。
最后，专利技术需要转化为产品并通过市场化才能实现其核心技术价值。这一阶段，新产品将面临来自市场的各种产品竞争，其市场份额的大小、流通渠道的畅顺将直接影响其销售及产值。增值税作为流通环节最大的税种，税收优惠力度将直接影响着产品的流通。如果政府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将增值税的部分收益渡让给新产品的流通，则新产品能凭借价格优势迅速市场化并提升总产值。由此提出第三个假设：
H3：相较于所得税优惠，流转税优惠更能促进专利技术产品市场化。
三、变量选择及模型设计
税收优惠政策激励科技创新，不仅仅是促进企业R&D投入，而是要对完整的R&D投入产出链条予以扶持，才能达到科技带动经济的最终目标。本项目正是以R&D投入产出链条相关指标作为因变量，分别考察流转税优惠政策和所得税优惠政策对链条指标的影响程度。 对于因变量，考察R&D投入的指标采用R&D投入强度（RDP）表示、考察专利技术形成的指标采用专利申请数量（PA）表示、考察高新技术产品市场化的指标采用高新技术产品产值比例（HTPV）表示。对于自变量，用于所得税优惠影响的指标采用所得税税负（ITR）表示、用于流转税优惠影响的指标采用流转税税负（TTB）表示。具体变量定义如下：
R&D投入强度（RDP）：R&D费用/GDP
专利申请数量（PA）：专利申请总数
高新技术产品产值比例（HTPVP）：高新技术产品总产值/GDP
所得税税负（ITR）：市级所得税收入/GDP
流转税税负（TTB）：市级流转税收入/GDP
在模型构建方面，针对以上三组假设对应建立三组多元回归线性模型（1）（2）（3）：
RDPi=a0+a1ITRi+a2TTRi+?i（1）
PAi=β0+β1ITRi+β2TTRi+θi（2）
HTPVPi=γ0+γ1ITRi+γ2TTRi+μi（3）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统计描述
（详见表1）
统计描述显示所得税税负（ITR）、流转税税负（TTB）的均值分别为.00572909和.0003891，R&D投入强度（RDP）、专利申请数量（PA）、高新技术产品产值比例（HTPV）的均值分别为.0025357、.0521327和612.0769。
（二）实证结果和分析
根据筛选后的数据样本，通过spss20软件对实证模型（1）（2）（3）进行方差分析及系数估计，估计结果为表3C表7所示。
表2中的回归方程P值为0.030小于0.05，说明模型（1）用于回归分析具有统计学意义。表3中流转税税负（TTR）P值为0.304大于0.05，即用TTR来预测因变量研发费用强度（RDP）无统计学意义，所得税税负（ITR）P值为0.16小于0.05，说明有统计学意义，且系数为-18.572，ITR与RDP成反向关系，即ITR降低1个单位，RDP会增加18.572个单位，支持H1假设。
表4中的回归方程P值为0.010小于0.05，说明模型（二）用于回归分析具有统计学意义。表5中流转税税负（TTR）P值为0.08小于0.05，具有统计学意义，且系数为-646043.399，与因变量专利申请数量（PA）成反向关系，即TTR降低1个单位，PA会增加646043.399个单位;此外，所得税税负（ITR）P值为0.025同样小于0.05，具有统计学意义，且系数为-7174846，与PA成反向关系，即ITR降低1个单位，PA会增加7174846.079个单位，但表中标准化系数的结果正好相反，TTR和ITR标准化后的系数分别为-0.720和-0.566，由于标准化系数是在统一了自变量量纲后得到的系数，更具有比较意义，因而按照标准系数结果对比，TTR对PA的影响要大于ITR，从而支持H2假设。
表6中的回归方程P值为0.701大于0.05，说明模型（3）用于回归分析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同时，表7中流转税税负（TTR）和所得税税负（ITR）P值分别为0.742和0.420均大于0.05，无统计学意义，即TTR与ITR的变动与因变量高新技术产品产值比例（HTPVP）无相关性，从而拒绝H3假设。
四、结论
通过上述对茂名市相关指标2001C2013年数据的实证分析可得，两种税收优惠政策均能促进茂名技术创新。其中，在激励R&D投入方面，现行所得税优惠的激励作用明显，但流转税难以发挥其激励作用;在激励专利技术形成方面，所得税和流转税优惠都能起到激励作用，其中流转税的激励作用较大;在促进技术产品市场化方面，所得税和流转税优惠都未能对本市的高新技术产品产值产生相关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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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实证分析范文6
关键词：统计学 经济学 产生与发展
原始社会的结绳记事就是一种明显的统计行为。可以说人类的经济活动与统计活动在拥有相同的历史，而这也充分说明了，统计与经济历史悠久。但是统计理论与经济理论诞生同一时期，而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必然的关系。根据历史发展的趋势可以看出，经济学与统计学在发展中互相促进，两者在未来的发展中存在着巨大的进步空间与交叉可能。
一、统计学与经济产生与发展
统计学与经济学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作为独立学科，两者发展已经历经了几百年，根据两学科的发展，也都经历了萌芽阶段、形成阶段与发展阶段。古典时期的统计学共跨越两个世纪，存在于100年的时间里，而这时刻就是处于萌芽状态。古典统计学主要包括政治算术、赌博数学与国势论。这三时期的发展都与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关系。概括而言，在萌芽阶段的统计学时期已经产生了将统计活动作为一种理论来总结统计学，而这并不是偶然。而这首先就是因为欧洲各种实践活动经验积累已经达到了理论的程度。古典统计学与古典经济学在共同的环境下不断完善，同时也不断的进步。从细致方面来说，古典统计学与古典经济学存在着这几个相同之处，首先，产生背景相同，统计学与经济学的产生都是在早期阶段的资本主义国家争夺的财富，在争夺海外殖民的时候也被作为争夺的财富。其次，目的相同，即都是为能够富强国家财富，提升国家综合实力而产生的。在这样一个时期，古典经济学的目的就是追求国家财富。最后，研究的主体相同[1]。在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过程中，从萌芽发展来看，发展速度非常快。在市场经济持续增长的过程中，市场经济矛盾与社会经济合计。而在此过程经济矛盾与社会矛盾共同发展。就统计学与经济学不同。
在研究统计学与经济学产生的过程中，两者可以称得上是共同生存又共同发展。唯有经过他人的整理，就会觉得有实在感。无论是对于学生都参与的发展的变革过程中，为双方面的发展存在较大差距。总体上而言，统计学与经济学相互结合在一起。
二、统计学对经济发展的运作
从实施的教学来说，如果没有数字与统计分析，进行经济分析后就包含了分析与量的发生。可以说，经济离不开统计学的支持。对于任何经济学家而言，擅长运用统计资料与方法。
（一）经济学属于实证学科
从最初牛顿提出来实验科学方法，随后他人在此基础上开始深入的研究。经济学已经开始从中世纪的神经教义演绎推理的桎梏脱离出来。经过观察、经验、数据与统计方法，经济学发展的过程中，如果没有大量的数据进行统计处理、分析，那么经济学的发展就没有基础，也就没有过程，因而也就难以形成科学的经济学理论来对相关的经济学行为进行概括。如果缺乏统计学与统计学实证理念，那么经济学就很难获得长远的发展，也就难以获得统计学相关理论的支持。
（二）经济学属于政策科学
从发展的最初阶段，经济学就是为国家社会经济政策而服务的。因此，政府政策是经学研究必须面对的。《国富论》的出现标志着经济学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从各方面可以看出，经济学属于一门政策性的科学。在设计政策的时候需要将量作为分析的根据。财政政策、金融政策、公共政策的设计与决策以及现代化阶段的发展，都需要建立在量的分析基础上。而这些都是经济学发展的基础。在统计学逐步发展的过程中，经济学的这一项特点，促使统计学极大地促进了统计学的发展，并且统计学为后期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经济学属于道德学科
任何学科的发展必须建立在道德评价的基础上，也就是价值评价与伦理评价。这对于统计学和经济学来说更是如此。如果没有量的分析就直接进行价值判断和伦理判断，就会使得这种判断显得非常苍白。这种判断是经济学发展不可缺少的部分[2]。而研究统计学可以为这种研究和判断引入量的维度。量的维度是建立在研究和判断的基础上的。这样可以有效促进经济学发展的有根据。注重积雪对社会结构发展的影响。但是这这过程还需要进行统计分析，对社会分层方法也有单纯质的分析，可以透视社会的结构功能。
（四）经济学属于资源配置科学
研究经济学的本质就是要将社会资源配置更科学，而这就肯定会涉及到资源配置的方式。与此同时，还会对资源的计量和配置数量进行分析。而这些都需从统计学的角度来分析，来理解，这样才可以保证经济配置资源达到最佳的科学化与合理化，同时可以保证各种资源能够达到最佳的配置状态。而这些都需要经过统计学分析。
三、结束语
总而言之，统计学与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具有一定互动性。而这些互动性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两学科的独立发展，但是又相互的联系。在了解相关原理与理论的基础上，才能够更好地理解这其中发展的规律。
参考文献：
